兰考的“后扶贫时代”:赶考乡村振兴,优势仍难复制
3月下旬,油菜花开得正旺,隔着一条柏油马路,村道边上的二层小楼就是程利光家,安装着波形铁艺大门。单从居住条件看,外人很难想象程家曾是河南省兰考县最后脱贫的三户人家之一。
2018年,时年30岁的程利光被查出患有血液病,每年仅看病一项就要支出八十多万元。其时,他的妻子正怀着二孩,没有经济来源的程利光家成了典型的贫困户。
兰考彼时已摘掉“贫困帽”一年多。为了消除最后的贫困户,兰考为程利光一家4口提供了包括医保、大病补充保险等在内的12项扶持措施,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就能达到95%。
2020年,程利光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兰考也在全县消除了绝对贫困。
早在2017年3月,兰考县就与江西省井冈山市一起,成为全国首批摘帽的两个国定贫困县之一,消除了相对贫困。
回望兰考的脱贫过程,不难发现,除了当地的内生动力,因光环加持而带来的资源倾斜,其它地方也难以复制。
中国证监会对口帮扶,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县委书记直接到北京对接相关部门,优势无可比拟,并延续到乡村振兴阶段。
2022年10月,兰考等100个县市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首批创建单位名单,100个县当中,有24个是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脱贫5年后,再次入列“首批”,再次成为“标杆”,兰考再次迎来压力。脱贫攻坚期的工作机制被延续,政治优势也在延续。
力度之大,“全县都震惊了”
开封市下辖5区4县,兰考曾是唯一的贫困县。
早在2002年,兰考就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1年又被确定为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
脱贫攻坚战役启动后,兰考从2014年开始这项工作,当年兰考县委作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承诺。
“刚开始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干,工作也不是太忙。”兰考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刘红海坦言,2014和2015年脱贫的那几批,好多都是比较容易脱贫的,家里负担不重。
为体现对扶贫工作的重视,2015年1月起,兰考在全县抽调345名干部,向115个贫困村派驻驻村帮扶工作队,所有干部住进村里,不脱贫不脱钩。工作队由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
连续考核两年为“优秀”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不愿驻村的后备干部或驻村后村貌改变不大的则会在任用、提拔时受限。
“只要没有硬伤,不论能力是否符合,只要评上标兵,就会把你培养成对应级别的干部。”刘红海介绍,为了鼓励驻村干部,自2016年起,兰考县每年都会开展“驻村标兵”评选,第一年评出20名,第二年增加至50名,所有人全部提拔,“全县都震惊了”。考核和鼓励机制下,驻村干部开始为各村制定发展思路。
为了解决识别不精准的问题,在距离承诺的脱贫时间仅剩8个多月时,2016年3月底,兰考县政府又组织了一次拉网式排查。用十多天时间逐户筛查2014年建档立卡的两万多户、77000多人,发现过去的认定标准确实存在问题。
“可能是中央和省里给的‘胆子’,兰考不怕试错。”刘红海说,2016年4月15日,兰考召开全县脱贫攻坚提升工程推进会,专门出台了《脱贫攻坚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同年又面向不同群体制定了12项精准帮扶政策。
2017年3月27日,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贫困发生率降至1.27%,满足“2%以下”脱贫要求,成为全国首批、河南省第一个实现脱贫摘帽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摘帽”后,兰考又花了三年时间,消除了绝对贫困户。
到2020年,兰考全县还剩最后3户贫困户,其中一户是住在葡萄架乡陈布口村的张二荣、赵美枝夫妇。
葡萄架乡本计划在2019年实现全部脱贫,但当年7月,年过七旬的张二荣偏瘫,丧失劳动能力,在乡党委副书记刘银花的坚持下,一家人被纳入建档立卡户,经过帮扶于2020年脱贫。
2020年10月,县内最后三户贫困户同期脱贫,兰考消除了绝对贫困。
独一无二的优势
无论是脱贫还是巩固成果阶段,扶贫工作在兰考县都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其他工作没法比。”据刘红海观察,兰考县主要领导的精力都放在扶贫工作上,脱贫后,县乡引进企业、发展产业链也是围绕扶贫工作展开的。
相比其它地区,兰考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兰考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两任“70后”的县委原书记蔡松涛、李明俊先后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蔡松涛已任信阳市委书记,李明俊已任平顶山市市长。
葡萄架乡发展蜜瓜种植业后,时任县委书记蔡松涛曾亲自宣传推广。2016年10月,蔡松涛带着葡萄架乡杜寨村村支书到北京,对接北京新发地果蔬批发市场,新发地免费提供给他们两间门面房,专门展销兰考农产品。2017年10月,在中共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中,蔡松涛还对兰考蜜瓜进行了特别推介。
蔡松涛离开后,兰考和新发地的联系延续至今。2023年3月21日,兰考到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农产品直通车开通运营。
兰考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证监会的对口帮扶功不可没。
2013年,兰考成为证监会新增的8个定点扶贫县之一,同年6月,时任证监会上市部副处长杨志海挂任兰考县副县长,分管扶贫和金融。2016年3月后,这一职务由监管部副处长杨晓东接任。2015年7月,中国证监会开始定点帮扶兰考县张庄村,并向其派驻驻村第一书记。
在证监会的推动下,兰考在全国率先提出“金融扶贫”概念,向贫困村民提供政府贴息和信用贷款,格林美、禾丰牧业、晓鸣禽业等上市(挂牌)公司也先后于兰考投资。
如果说这些扶贫政策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才能体现,上市企业注册地变更的相关规定则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2016年9月,证监会发文称,为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首发上市、新三板挂牌等实施“绿色通道”,满足条件的“即报即审、审过即发”。同年12月,兰考出台《加快推进企业上市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县有5家以上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其中也包括自非贫困地区变更注册地并上市的企业。
2017年1月,位于河南洛阳的新三板挂牌企业奥吉特生物科技公司将注册地迁至兰考东坝头镇张庄村。三个月后,本欲冲刺IPO的慧云股份宣布撤销在江苏证监局的备案辅导,将注册地由江苏常熟改至兰考县。当年7月,瑞华股份成为兰考本地首家申报IPO的企业。
东方网此前报道曾提到,瑞华股份是一家清洁可再生能源企业,建设期间曾获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5000万元的贴息贷款扶持,初创3年内,企业平均每年为兰考及周边地区农民贡献8933万元农林废弃物收入,解决近千名产业链农民就业。
“攻坚期时,给钱到户是主要的投资方式,这几年已经转向了产业扶持和产业园区建设。”刘红海坦言,同其他县市相比,兰考确实有优待,“但优待太多也是压力,难的是把钱用好。”
敲定三件事
2018年7月,河南在全省范围内确定18个县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县,这些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有一定特色。彼时已经脱贫的兰考也在其中。
“评上河南省示范县时,我们就有一个长远目标,争创全国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县。”兰考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孙玉博印象里,对于入选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县,兰考已经准备了多年。
2022年8月5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振兴局下发示范县创建通知,要求省内18个地级市各申报一个县域单位,并列出多项正面和负面条件。
其中,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等工作成效明显的,可以被推荐为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较高、乡村振兴相关问题反映突出的则会被排除在外。
“省里文件发下来时,兰考的方案都已经预先做好了。”孙玉博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的工作记录显示,通知下发前三天,兰考县农业农村局就已经在为申报做准备。
事实上,开展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工作早有迹象。
202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出台,当中最后一项工作内容即包含开展“百县千乡万村”乡村振兴示范创建。
2022年7月14日,农业农村部正式发文组织创建。中国日报网公开的会议纪要显示,文件发出10天前,时任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曾赴京与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座谈,会上刘焕鑫在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联系点建设、乡村振兴培训及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做了安排。
“整个座谈会主要敲定了三件事,分别是将兰考作为国家乡村振兴局县级联系点,在兰考开办乡村振兴培训班,以及如果要评乡村振兴示范县,兰考是第一批。”孙玉博记得,从北京回来后,县委书记“非常高兴”。
这三件事都在2022年当年得以落实。2022年8月,河南省申报评选工作开始,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按照农业农村部分配的名额,河南省最初上报了6个县,分别为3个基础性指标和3个竞争性指标,最终有5个县成功入选。
申报过程中,河南对18个地方申报县域进行排名,前六名中,排名前三的被分配到竞争性指标中,需要参加答辩,倒数的三位则被列入基础性指标,“意思很明显,希望申报的都能上,因为前三名淘汰风险较小”,当时省内排名第一的兰考被列入竞争性指标。
《兰考县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方案》中写明,其县域特征在于GDP增速、脱贫进度等都居于河南省前列。方案中还提到,兰考县的优势主要有6个方面,其中就包括“焦裕禄精神凝心铸魂”。
压力:关注度太高
原来832个“国扶”县中,像兰考这样脱贫后发生明显蜕变的并不多,仅24个入选示范县创建单位,主要集中在江西、黑龙江两省,西藏、甘肃、贵州、云南等贫困县集中的西部省份均只有1个入选。
此外,这份创建名单同2020年全国挂牌督战的52个最后摘帽县、2021年公布的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重合度也不高,仅有甘肃会宁县、重庆市酉阳县两个重点帮扶县重合。前者拥有深厚红色背景,后者曾获得过“全国文明县城”等多个称号。
前述创建通知中提到,名单公示后,农业农村部及国家乡村振兴局将适时制定认定标准,并于2-3年后组织认定。2023年1月30日,兰考印发2023年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县工作方案,正式进入创建时间。
评上示范县后,兰考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张珂也感受到了压力,“毕竟兰考的关注度太高了,一说新乡、开封,外地可能不知道有什么,但是说兰考,那就是焦裕禄,一说焦裕禄,那就是兰考。”
另一方面,压力也来自创建要求。根据文件要求,东部创建县域重在巩固基础,提升乡村振兴质量及乡村治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中部地区侧重持续推进产业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西部则要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增强发展后劲。
兰考的规划中,2023-2025年为示范县创建期,“我们将相关工作拆分成3年,逐年推进。”孙玉博介绍,接下来的创建工作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展开,但还沿用着脱贫攻坚期的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
脱贫时期的工作机制被兰考总结为“书记县长总负责、四大班子齐上阵”。多年来,每周三下午或晚上是固定的周例会时间,县委书记、县长会同22个行业部门一起,共同研判兰考县在脱贫、巩固或乡村振兴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并通报每周工作进展,每月还会组织扶贫干部召开工作推介会。
“大家都知道,脱贫攻坚期兰考一直是标杆,现在到了巩固成果阶段也不能掉链子。”刘红海透露,兰考尚有一万九千多户脱贫户,2041户监测户,享受待遇同2016年时基本一致。
2023年3月中旬,刘红海刚和各乡镇干部一同包了一家网吧,用一周时间将最新的村民收入情况录入“兰考贫困监测数据平台”中。刘红海记得,这一做法也是第一次开展精准识别“回头看”时延续下来的。
“现在村里即便是脱贫户和监测户,‘两不愁三保障’也是没有问题的。”刘红海说。
在张珂看来,兰考的扶贫工作发展至今,最难解决的还是“人”的问题。
刘红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三年兰考各年县级财政收入与支出缺口多在30亿左右,转移支付很多,招商引资成了每个乡镇、部门承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前述兰考县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方案中还提到,将会在创建期内实施重点项目22个,总投资为101.28亿元,其中财政资金占61.04%,社会投资占38.96%。
这一数据已经是修改后的结果。孙玉博透露,2022年申报答辩时,前任县委书记曾被问到,投资资金从哪来,“那时我们的方案中财政资金占比更大,后来根据答辩建议,县里增加了15亿的社会资本,最终形成这一数据。”
2023年2月中旬,兰考县组织了第一批共58位县、乡、村干部去浙江安吉学习美丽乡村建设,回来后的讨论会上,红庙镇戴庄村村支部书记在发言中说起,他们村集体收入每年是50万元,自认在县内无村能比,但和安吉县村集体一年1000多万的收入相比“瞬间有了压力”。
“我们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别的地方已经先走一步了。”孙玉博和兰考的各级干部们都不得不承认,即便有着光环和压力的双重激励,兰考的发展还要克服起跑线的差距。
网易新闻2023-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