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浪潮中 浙江基层警务工作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
“铁脚板”遇上“智治”
派出所本领越来越强
“如果你拷问数据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坦白一切。”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预言式的金句,正在化为现实。
数字时代,大数据在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服务群众、参与疫情防控等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层民警走街访巷“铁脚板”的老传统,遇上“智治”新技术,进一步提升了派出所参与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提供公共服务的精准度。
自去年浙江全面启动数字化改革以来,全省公安机关以“公安大脑”建设为抓手,以技术、机制、体制“三轮驱动”,聚力提升公安派出所打、防、管、控的综合能力,着力打造变革型组织、构建主动型警务。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现代化。
绍兴公安开展街(路)面勤务机制改革,派出所、交警、巡特警警力融合,并依托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进行指令分派,真正实现警力跟着警情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技术,正在让老城区的派出所焕发新活力。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府山派出所,位于绍兴古城中一座明清历史建筑老台门里。老台门虽上了年头,但它里面装着一个颇具未来感的“头脑”。走进派出所的综合指挥室,只见大屏幕上数据不断滚动,辖区内文保单位、历史古迹的基本情况一目了然,动态警情实时更新。
府山派出所与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打破数字壁垒,归集了多路公共视频及各类传感器的数据。辖区内文保单位最多的书圣故里社区,布置有人像、车辆、通行、井盖、水压、电弧和烟感等七大块感知系统,派出所通过数据实时研判,以确保辖区安全稳定。
一个基层派出所,也是一个为民服务的窗口。“我们通过数字化改革来当好群众的‘邻舍’,不断优化公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推广‘一窗通办’融通业务,更好地满足群众各类公安服务需求。”府山派出所负责人说。
数字变革,牵动着派出所运行机制的深层变革。现在,全省80%以上派出所已实行以“两队一室”为基本架构、社会联动力量为补充的勤务运行机制。“两队一室”指的是执法办案队、社区警务队、综合指挥室。
综合指挥室是整个派出所的运转中枢,具有视频分析、数据研判、指挥调度、合成作战等功能。比如防范电信诈骗,综合调度室通过数据研判可找到潜在受害者并发出预警。在外巡逻的执法办案民警,也能通过调度室的指挥,提前掌握现场信息,辅助决策。通过对有效警情的分析,找准目前基层的关注热点以及矛盾纠纷点,社区民警化解矛盾纠纷有了支撑。
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发生。今年,浙江数字化改革提出要打造基层治理系统。这是浙江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对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的一次重塑。基层治理系统建设,将有力助推派出所回归预防犯罪、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责主业。
过去,大量非警务类警情挤占人力物力,曾困扰派出所工作。因部门间存在制度、数据壁垒,许多非警务类警情处置不够高效。目前,通过基层治理系统建设,110接处警系统、“警综平台派出所模块2.0”与“基层治理四平台”两大数字化应用,非警务类事件和警务类事件的互相流转、闭环处置更加顺畅。
以建德市公安局新安江派出所为例,非警务类警情占日常报警量的一半以上。“通过基层治理系统建设,将非警务类警情闭环流转到相关部门、镇街处置,对派出所而言是减负增效之举。”新安江派出所副所长周威说。
民警办公桌搬进村
协同共治高效联动
从警17年,绍兴柯桥的社区民警陈云,第一次在派出所里没了“位置”。
最近,陈云所在的安昌派出所,启动了“驻村守望”行动,一个村派驻一名民警和一名辅警。“每天走村入户,可及早化解矛盾纠纷,避免民事纠纷升级。”这段时间,陈云把办公桌搬到了安昌镇西扆村基层治理中心。谁家有困难,哪家有矛盾,他掌握得一清二楚。
“群众对民警有信任感,社区民警在身边,大家心里都很有底。”西扆村的一名村干部说,村里外来人口多、情况复杂,有一些矛盾纠纷,群众愿意找民警咨询、调解。
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再先进,群众工作还需要社区民警脚踏实地去做。这也是50多年来,浙江各地公安派出所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
在浙江,社区民警正从基层治理参与者变成组织者、推动者。近年来,浙江各地公安机关在落实派出所长进乡镇(街道)党委班子的基础上,八成以上的社区民警进社区(村)“两委”班子,主动参与社区党建和基层治理事务。
基层警务工作,正从过去的社会管控、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多年来,浙江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民事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处置化解,从而升级成为刑事案件的事件发生。这仅仅依靠公安派出所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加强基层联动,提升治理效能。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城乡社区居民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
数字化改革,推动基层治理由公安派出所“单打独斗”向多部门协同共治转变。数据流集成决策流、执行流、业务流,有效解决了一批基层治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在基层村(社区),由派出所主导参与打造的联勤警务站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勤警务站通过数字化技术和手段,让各职能部门高效联动、公安警种深度融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来解决顽瘴痼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绍兴上虞区的凤山路有“宵夜一条街”,长期以来缺乏规范经营,街上噪声大、交通堵,困扰周边群众。群众向辖区的联勤警务站投诉,公安很快与市场监管、环境卫生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人员开展联合行动。不久后,“宵夜一条街”的乱象得到彻底整治。
目前,全省已在治安复杂场所建成712个联勤警务站,实现与基层站所、社会组织、群防群治力量的联勤、联动、联处。
在仙居等山区县,群众看到了派出所里的新变化。今年1月,仙居县的白塔派出所与交警白塔中队合并“所队联治”。派出所的民警,上街处理起了交通事故;而交警则下到社区,尝试做起了矛盾纠纷调解。
合并前,派出所与交警中队各管一摊,工作没有形成合力,均面临着“警力少、事务杂、压力大”等问题。仙居县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王伟杰说,实行“所队联治”后,派出所“治安管控”和交警“交通基础”工作有机融合。
原派出所民警参与交通路面执勤、重点路段巡逻、交通违法查处等工作,而原交警人员利用长期道路巡逻积累的经验,积极参与派出所“一村一警”工作、驻村工作,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两者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据悉,今年省公安厅将继续在较偏远地区,探索推广派出所和交警中队融合,形成警力互补、职能协同的基层警务协作格局。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钱江世纪城派出所的综合指挥室为警务工作提供数字支撑。图为指挥室正在指挥前方民警工作。
探长当上“老娘舅”
基层警务回归主责主业
清晨,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民警李富强跨上一辆电动滑板车,穿梭在杭州市萧山区林立的高楼之间,例行巡查走访。不远处,杭州奥体中心如莲花盛开,这里是杭州的亚运场馆之一。
身材微胖、面容和善的李富强,从警已满十年,过去是当地派出所小有名气的办案民警、金牌探长。去年,李富强主动转型成了一名社区片警。过去在“刀光剑影”中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他,如今每天处理家长里短的社区事务。
从探长到“老娘舅”,李富强的选择起初让许多人感到困惑。为了工作轻松、收入提升、还是职务晋升?
事实上,这背后不仅是李富强的个人选择,更是浙江公安基层派出所改革的大势所趋。
今年,省公安厅明确提出,要持续推动基层派出所回归预防犯罪、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主责主业,健全“有警接警、无警访民”工作模式,让“警察叔叔”的称谓走进群众心里、响彻浙江大地。保障和激励广大优秀民警扎根基层、建功立业,是浙江在新形势下做强基层治理的关键一招。
与李富强的工作岗位相比,变化更加剧烈的是他所在的这座城市。从2019年起,杭州连续3年人口流入增速在全国靠前,常住人口年均增量超过20万。
钱江世纪城派出所在的萧山区盈丰街道,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过去的农居点,一座座写字楼、高端住宅拔地而起,“天际线”一次次被刷新。目前,盈丰街道户籍人口5万,常住人口却已经超过了20万。
“这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城市的人口数量,而派出所民警只有40多人,要保持社会的安宁稳定,必须做强基础工作,等出了问题再四处‘灭火’,是不现实的。”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所长陈臻骅说。
对此,常年奋战在一线的办案民警最有体会。去年年初,李富强因为连续加班侦办案件,病倒在岗位上。“我躺在床上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案子?”李富强说,办了十年的案子,他意识到办案能帮助受害人、惩治犯罪分子,但没法从源头杜绝,“我想下沉到社区去看看,试着换一个视角,去处理源头的问题。”
从打击到主动预防,这也是基层派出所的改革导向。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各类犯罪案件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逐渐由传统接触型犯罪为主向非接触的涉网新型犯罪转变。入室盗窃、打架斗殴等过去派出所常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少,而在2021年,全省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已经占到总数的50%以上。
这些案件,比如电信网络诈骗等,往往跨区域、长链条、发散型,如果单纯靠派出所的力量来办案,力有不逮。这需要专业警种提升刑事办案能力,来更好地应对新形势、新变化。
一方面,“公安大脑”的建设将有力推进对一些苗头线索的预判感知,为派出所提前介入、精准化解风险隐患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省公安厅连续出台相关文件,加快推动基层警务的体制、机制变革,依托数字化改革,为公安派出所精准减负增效。省公安厅明确公安派出所是维护辖区稳定、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人民群众、推进基层治理的综合性战斗实体,并建立一张派出所办理刑事案件的负面清单。
“简单来说,就是派出所一般不办要出差的案子。”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说,让派出所民警有更多时间下到村(社区),做好“破民案、办民事、解民忧、帮民忙、惠民利”的“五民工程”,为群众、企业提供全天候、零距离服务。
浙江日报2022-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