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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慈善 右手生意 互联网公益深陷信任危机

　　近日，水滴筹“扫楼筹款”事件再次令大病众筹平台陷入公众信任危机。根据相关视频，水滴筹在很多城市招募“筹款顾问”。他们中很多人以医院为驻地，“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却不审核筹款涉及的疾病及治疗费用、筹款人经济状况等信息。患者完成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按单获得提成。一项本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救命稻草的公益事业，却变成了部分人中饱私囊的“提款机”。但如果不创造商业价值，大病众筹平台又如何运营下去？左手慈善、右手生意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该何去何从？

　　现象

　　大病众筹平台方兴未艾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15年底，我国因病致贫返贫户达到726.9万户。在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下，遭受疾病打击的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爱心人士的关心与帮助。

　　2014年，已经40岁的杨胤加入自己曾经投资的轻松筹，并首创“大病众筹”模式，致力于为众多大病家庭解决医疗资金等难题。两年之后，生于1987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沈鹏从美团全国业务负责人的岗位离职，创建了水滴筹。这些大病众筹平台主要以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介为渠道，通过熟人进行信息传播。依靠这样的传播方式，转发者在一定程度上为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了“背书”，众筹平台的知名度也随之打开。

　　在风险资本的加持下，多家众筹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相继涉足大病众筹，巅峰时期达到十七八家。经过行业洗牌，如今头部平台数量减少到两三家，但用户规模和筹款金额相当可观。公开数据显示，轻松筹注册用户已突破5.5亿，筹款总额突破255亿。

　　变味

　　靠求助数量提成

　　平台地推人员靠求助发起数量提成是最受大众诟病的问题之一。一位经常与公益组织打交道的血液病医生回忆，2017年前后，各大众筹平台涌入医院，争相宣传自家平台。“当时各种‘筹’都跑到医院来，甚至到病房来贴纸条、贴传单。有段时间，平台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甚至进入要求无菌的白血病病房。我们要求他们发传单不要到病房发，要发就到住院部外面的公共区域发。”

　　在某招聘网站上，某筹款平台招募的薪酬介绍上，赫然写着“个人发起数量提成”、“奖金根据当月的求助数量计算”。

　　水滴筹“扫楼筹款”视频揭露，筹款顾问都是有绩效指标的，每个月少于35单就直接走人，每单最高提成150元。业绩好的筹款顾问，一个月底薪加上提成，能有14000元。

　　困境

　　真实性如何审核

　　如果说“扫楼筹款”属于平台管理问题，尚且可以通过暂停线下团队来解决。那么筹款信息的真实性审核问题则是互联网公益平台当前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水滴筹事件中，面对舆论对财产信息审核、目标金额设置、款项使用监督等问题的质疑，平台方委屈地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限于目前个人家庭资产情况普遍缺乏合法有效的权威核实途径，平台采取覆盖筹款发起、传播、提现等环节的全流程动态审核，借助社交网络传播验证、第三方数据验证、大数据、舆情监控等技术和手段对筹款项目进行层层验证。”

　　水滴筹表示，目标金额及款项用途方面，对于目标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筹款，平台会强制要求发起人提交预期医疗花费的权威证明，对于无法提供的，限制其发起目标金额过高的筹款。重大疾病的医疗花费常常会由于病情改变、治疗方式调整等原因动态变化，平台会持续监控筹款进展，并正在积极尝试打款到医院或分批打款等方式，确保款项用途。同时，平台在打款后也会持续要求发起人更新患者治疗进展和钱款用途，面向赠与人的举报通道仍保持开通。

　　至于水滴筹承诺的这些措施能否达到效果还有待观察。自公益众筹诞生以来，“诈捐”、“虚假信息”始终是互联网公益平台挥之不去的阴影。

　　今年5月7日，德云社相声演员吴帅（艺名吴鹤臣）突发脑出血而住院救治，其家人为其在众筹平台“水滴筹”上发起金额为100万元的众筹。然而网友发现，吴家经济状况较好，在北京有两套房产、一辆车，却在众筹时还勾选了“贫困户”标签。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病众筹平台的筹款上限均为50万元，但对于材料审核把关都比较宽松，只需简单填写姓名、疾病名称、医院、费用等内容就可以发起筹款。平台客服人员表示，因为每期筹款期限只有30天，可以一边筹款一边补充其他相关材料。

　　早在2016年8月，民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第十条规定：个人为解决自己或家庭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当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

　　破局

　　互联网公益如何定位

　　“互联网公益本身就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纯粹的公益众筹根本不可能盈利。”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目前大型公益众筹平台的母公司旗下都有保险经纪业务。众筹和互助的主要作用是为母公司获得流量，母公司挟流量与各家保险公司谈判，在销售保险的过程中获得佣金收入反哺众筹平台。

　　众筹或互助联姻保险的布局愿景虽被看好，但在行业前行的过程中，合规问题也成为隐忧。此前，原保监会严格划清了互助计划与保险产品的界限，防范消费误导；2019年，银保监会“净化”互联网保险市场，针对具体个案采取监管动作，4月12日银保监会就相互保事件对信美人寿作出处罚决定。

事实上，无论哪种公益模式，都需要经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吸纳和简化、冲突和选择，才能找好自己的定位，找到矛盾中的平衡点。（记者 张品秋）

北京晚报2019-12-04

疫情下湖北省红十字会陷信任危机 区块链如何在公益慈善领域“显灵”

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战面前，湖北省红十字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引发公众关注。

目前，针对湖北省红十字会在疫情防控期间所存在的失职失责问题，处理结果也已经陆续发布。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研究并报省委批准，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问责；本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赴武汉工作组要求湖北省红十字会进行彻底整改。

对此，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会长郑定向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近年的一些信息资料来看，一些公益慈善领域存在着信息不够公开、所捐赠的物资款项去向不够透明等情况，这种情况对公益慈善组织机构的公信力造成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则表示：“传统慈善捐赠容易出现欺诈和腐败行为，也容易出现违反捐赠者意愿的行为，且不容易被追溯，尤其是小额捐赠很难监督捐赠物资是不是真的流向指定的受捐赠对象，另外，传统慈善捐赠在效率上也无法保证。”

如何让捐赠者信任、建立公信力，一直是公益慈善行业的一大难题。而当前区块链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其可溯源、不可篡改、去中心化的特点似乎为公益慈善领域的透明化提供了一种可能。

技术上完全可行多家机构已跟进

区块链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开放性、独立性、安全性、匿名性等特征，同时储存在链上的信息可以做到不可篡改并且人人可查。

“从纯技术角度上看，区块链去中心化、透明可追溯的特性特别适合于公益慈善领域，公益慈善领域目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可以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郑定向告诉记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捐赠人和受赠方无法有效达成共识、捐赠物品无法及时送达至受赠方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得到解决。不仅如此，由于在链上的每个捐赠者都是节点，一旦更改数据必须要有一半以上的节点同意才可，这可以有效地预防有心人士恶意篡改信息。

技术上不存在问题，疫情又催生了区块链技术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应用需求，记者注意到，目前已有不少机构跟进上线了相关平台，通过联盟区块链网络，邀请各大捐赠机构、基金会将数据上链，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公信力，追溯和管理各企业团队的捐赠物资、捐赠资金用途，优化物资分配过程。

2月7日，支付宝上线防疫物资信息服务平台，区别于其他物资信息平台，该平台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将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进行审核并上链存证。

2月10日，由趣链科技开发和技术支持、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公司负责业务运营的慈善捐赠溯源平台“善踪”正式上线。该平台利用联盟区块链网络，为本次疫情中慈善捐赠提供全链路可信、高效的解决方案。

而深圳作为国内区块链企业高度集中的城市，在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慈善方面同样流露出强烈的意愿。

“这次疫情爆发后，区块链被呼吁应当在这次危难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种被需要、被接纳的情形在区块链历史上是从来就没有过的，因此行业内表现得非常积极。”郑定向说。

郑定向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透露，“这次疫情爆发后，深圳市信息服务业区块链协会一方面是组织会员企业捐款捐物，力所能及为疫情防控出力；另一方面是组织、指导会员企业在各自领域用区块链专业技术为阻击疫情贡献力量。”

落地推广阻力仍存关键看慈善机构自身意愿

总体上看，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区块链在公益慈善领域的应用成效尚不明显。

郑定向认为：“一是区块链被大家所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二是社会上对区块链的接纳程度确实是说不上高。这两点决定了区块链在事实上应用到传统领域的程度并不高。”

同时，突发重大疫情期间出现的短暂混乱无序，也为信息的上链增加了难度。

有业内人士表示，从相关平台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疫情时期每个节点上链不仅提高了门槛，也增加了复杂性，无论是供给方、运输方还是需求方，都无法轻易完成“上链”这件事。事先如何保证上链的数据都是真实无误的？平台运营方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核实。

记者同样注意到，其实此前在传统公益慈善领域便已有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先例，不过效果并不理想。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7年4月，广州数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便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数链科技区块链实验室”，主要就是为了探索并落地互联网慈善公益项目的账目、求助过程、执行过程的区块链公开公示方法。

而双方的合作此后便没有了下文。针对这一实验室目前所取得的成果，记者向广州数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发去了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实现公益慈善项目物资资金公开透明可溯源，技术上不是问题，但你得用，而使用技术的决定权在公益慈善机构手中。例如，2017年，蚂蚁金服就在‘照亮星星的孩子’公益慈善项目中加入了区块链技术，但最后，使用方并没有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信息录入。当时的解释是，区块链技术还在试水阶段，基金会或慈善机构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郑定向介绍道。

“传统的公益慈善组织是否真的愿意做到透明合理，如果他们真的愿意，即便是区块链技术在应用层面的成熟度还有待完善，但未来可期。”金氪资本“区块链公益组织”发起人Maggie Wu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样表示。

华夏时报2020-02-14

未来互联网公益慈善道路：注意被遗忘者的需求

当前，互联网公益慈善领域处于探索和发展的阶段，价值初步显现。未来，它又该怎么走？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10月21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所主办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公益慈善论坛，未回避关于当前互联网公益慈善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对于其未来发展方向，不同领导与嘉宾谈及对互联网公益慈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索。他们主要认为，要关注更为弱势的群体，完善互联网公益慈善的政策支持。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黄树贤提到，互联网公益慈善已经成为现代公益慈善最重要的形式和最鲜明的特征。新技术使得公益行为参与的门槛低、形式多元化。一对一捐、企业配捐等新颖的捐款形式方兴未艾。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的场景层出不穷。仅2019年上半年，中国就有52.6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公益慈善。

但是，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的互联网公益慈善，还存在着管理制度尚有待完善的情况。黄树贤说：“比如对互联网公益慈善的政策支持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公益慈善的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互联网公益慈善组织的平台能力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行动规范和伦理规则有待进一步建立，公众的参与习惯还有待进一步引导和培养等。”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谈到，在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迫切需要制定工具以及政策来支持数字合作。

记者注意到，罗世礼同时谈到，高级别小组的报告所建议的妇女和传统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全面数字包容和数字平等，也适用于互联网慈善事业的发展。

“我们需要注意那些被遗忘者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更创新、更有创造力，并且能够提出更创新性的发展解决方案。”罗世礼如是说。

联合国教科文驻华总代表欧敏行也发言，谈及了互联网不能够落下弱势人群。

她表示，目前还没有关于残疾人上网或者使用情况的全球可对比数据，目前他们的访问率低于一般人群，原因之一是残疾人的就业率和平均收入较低，这使互联网的电子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昂贵，残疾人也不太愿意接受全面的教育，因此素养水平比较低。即使有数字教育、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他们通常也无法访问。但是，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还是可以成为残疾人特别强大的工具，为工作、学习和休闲提供更多的机会。欧敏行提到一个数据，到2018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29亿人，普及率59.6%。淘宝平台上销售的1000万家中小企业中，有16万家为残障人士开设。很多研究也表明，通信技术可以用于改善残疾学生的学与教以及识字率。

欧敏行倡议，第一，促进对残疾人的了解和对于他们的需求了解，来确保他们的需求。包括对互联网无障碍使用的需求，把它作为国家的优先事项来做。第二，提高人们对信息通信技术无障碍获取的认识和支持，特别是让政府的决策者、教育者、统计学家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进来。第三，直接让残疾人参与以及正确理解ICT可以满足各种需求和能力所在，尤其是让这些无障碍信通技术领域掌握专门知识的需求和能力。

全球联合之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则希望互联网公益慈善，能够使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受益更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井顿泉在公益慈善事业如何传播方面提供了观点。

井顿泉谈到，公益慈善事业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其中一点是，积极打造创新融合开放的多方参与平台。

据井顿泉介绍，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人民日报共同设立媒体公益基金，携手爱心企业突出公益、交流与传播的优势，在全媒体时代做好公益慈善项目的供给侧改革，实现社会需求与公益项目的有效对接、鲜活内容与传播方式的有机结合、交流载体与传播渠道的充分融合，共同创造传播更有时代温度的好故事。

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文序谈到政府在这方面如何发力。王文序表示，浙江省将着力搭建互联网的慈善平台，并表示要支持大中小型平台共同发展。“在持续支持淘宝公益、蚂蚁金服公益等全国性网络募捐平台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推动善元网、轻松筹、乐善365等中小型平台差别化发展，确保运行稳定、筹款规范、各具特色。”同时，未来将着力推动传统慈善模式触网转型，并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把全国首个互联网公益大脑云上公益大脑建设好、运行好，实现对公益慈善行为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和协同指挥，发挥好浙江省互联网公益慈善基地的作用，更好地调配各类慈善资源服务高水平发展。

中国经营网2019-10-21

真金不怕火炼：疫情淬炼下 对中国的慈善信托再思考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以及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冲击。在经济生活方面，疫情对经济环境中资金、资本和实业这3个紧密关联的生存体系造成侵袭。在这个特殊时期以疫情为主题的慈善信托产品应运而生，多家信托公司都推出了以防疫为主题的慈善信托，2月4日，我们迈科集团携手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用于本次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及患者。

　　疫情淬炼下，

　　对中国的慈善信托再思考

　　如何做好天量捐赠物资的管理调配，引起社会关注，作为金融机构的信托公司，这次也成为抗“疫”重要一员。 中国信托业协会关于成立“专项慈善信托”的倡议发布后，信托业迅速行动。今年1月26日至1月28日短短3天时间内，就募集资金3080万元，目前已联系筛选确定4个投放项目优先执行。61家信托公司参与其中，遍布全国各地，分别出资20到100万元不等。

　　除却“专项慈善信托”，行业另有多只相关慈善信托迅速成立，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股东优势，直接捐赠大批物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0日，信托行业捐款捐物规模已经接近1亿元，其中通过直接捐赠方式向慈善组织捐赠的资金及医用物资价值总计至少5311万元。在万众一心抗击疫情的道路上，信托人在行动！

　　2月4日，由迈科集团和陕国投发起，携手陕西慈善协会共同成立的“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是疫情发生以来西北第1个由单一主体发起设立的“抗疫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此前称为“公益信托”，于2016年9月1日被写入《慈善法》。和 “财大气粗”的基金会相比，慈善信托以其独特的优势，与基金会相辅相成，共同承担起社会责任，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不小的差别。

　　慈善信托，和基金会有何区别？　　

　　中国人常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众所周知，信托的英文是Trust，和“信任”是同一个单词。从设计上来说，受托人对捐出的财产并没有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委托人将保留监督的权利，同时还可以做更自由的安排。

　　而近年频频亮相的基金会，对捐赠者而言，财产一旦捐献给基金会，就与个人脱钩，即便可以作为被捐赠对象的管理者出现，但其体现的也仅仅是管理权，至于这些财产后续究竟如何使用，捐赠者并无多少话语权。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慈善信托和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有所区别，因而也有一些独到的优势：

　　1．制度基础更为扎实，运行机制更为灵活

　　首先慈善信托设立、审批的程序简单，门槛较低。理论上1元钱就可以设立慈善信托。在此次“专项慈善信托”中，各方出资基本集中在50万元-60万元，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第二，慈善信托在年度支出比例要求、运行成本和机制设计方面更加灵活，更加适合永续运作。与此同时，委托人管委会的设计，也将形成对受托人的监督和制衡，可以对慈善信托财产进行更透明、更规范和更高效的管理，避免出现“灯下黑”的情况。

　　例如在这次抗击疫情中，信托业设立的“专项慈善信托”由61家委托人表决产生的委托人管委会作为内部监督机构，受托人为湖北企业国通信托，湖北当地企业能够最快掌握受灾最严重疫区的真实情况及迫切需求，并实时与委托人管委会沟通交流，使得“最后一公里”能够得以顺利实现。

　　第三，基金会在慈善资产管理、保值增值、 资产留存和运用的灵活度上受到较大限制， 自身较难实现慈善资产的良性循环与自我造血。而慈善信托正相反， 长于慈善资产管理和保值增值， 资产的存留和运用上也有很大的灵活性。

　　第四，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当受托人破产时，其捐赠财产不会被列入破产财产。基金会是法人，适用法人财产权规则，无法就单笔捐赠财产实现隔离。

　　此外，万向区块链应用事业部副总监陶颖对于慈善信托的优势也有进一步的分析：

　　慈善信托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信托产品，例如，可以设计本金返还的慈善信托产品，而基金会显然做不到；同时，对于慈善信托的管理，委托人可以提很多自己想法，可以请朋友、家人、专业机构一起管理慈善信托。

　　另外，慈善信托因为是信托产品，因此兼具了投资和资助的功能：信托是持牌金融机构，在资金管理，保障信托资产增值方面比基金会优势大很多，基金会的专业更多在执行公益慈善事务上。

　　根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基金会等慈善组织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实现慈善财产保值增值是普遍做法。随着我国慈善组织投资意识的提高，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慈善财产投资也将是未来趋势，其中信托行业大有可为。

　　2．享受的税收优惠更为灵活

　　良好的政策，是慈善事业运行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和慈善基金相比，抵税难一直是慈善信托一大“憾事”。

　　早在2016年，就有报告指出“对慈善信托制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迫在眉睫，需着重解决慈善信托委托人的纳税抵扣问题，明确有关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

　　但据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慈善信托不能抵税，国家对慈善信托没有专门的税法解释。”由此可见，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问题非常有必要予以明确，以促进慈善信托取得新发展。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这一点就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财政部、税务总局于今年2月6日发布的《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中，就明确了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

　　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通过认购慈善信托份额进行的捐赠也包含在内（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

　　这样的“尚方宝剑”，无疑是对慈善信托发起人和参与者最好的鼓励——希望这样的鼓励，未来能成为常态，彻底解决慈善信托的抵税难题。

　　下面的这张表格，就从十个方面简明总结了慈善基金和慈善信托的联系与区别：

　　由于慈善信托具有一系列独到的优势，近年来，海内外富豪纷纷将其作为慈善事业的选项之一。以比尔盖茨夫妇为例，两人同巴菲特携手，同时运用基金会和信托两种模式，走上了一条合理投资—高额回报—部分收益用于慈善的良性发展之路。

　　从公益信托，到慈善信托：

　　国内慈善信托的发展

　　上文一直在介绍的慈善信托，其实是更广泛公益信托的一个分支，两者的设立目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适用法律受托人有区别。从某种程度来说，慈善信托是公益信托的子集。

　　但和公益信托比起来，慈善信托后来居上：从2016-2018年慈善信托设立数量对比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千万元级和亿元级慈善信托的数量在2018年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慈善信托依据运作方式的不同，有实物类、资金类和诺贝尔式三种设立形式。1月底“火线成立”的4单疫情防控类慈善信托囊括了这三种形式（包括本文一开头提到的中国信托业专项慈善信托）。

　　慈善中国官网显示，截至2月24日，全国已备案的慈善信托为290单，财产总规模32.48亿元。但是，慈善信托在全国的分布并不均匀。

　　据此前发布的《2019慈善信托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显示，2019年新增慈善信托分布在我国2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吉林、新疆和云南2019年首次备案慈善信托，甘肃、浙江和天津备案数量分别以20单、17单、12单位列前三。在财产规模方面，甘肃、河南和江苏分别以5.6亿、1亿和0.73亿元位居前三。

　　从经济区域分布看，2019年有65单慈善信托备案单位集中在东部地区，占比55%，其次为西部地区，备案40单，占比34%，中部和东北地区共备案14单。

　　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外：东部地区长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引领地位，具有较高的慈善信托资金获取能力。同时信托公司作为慈善信托的主要受托人，有60%的注册地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大额慈善信托更是有八成在东部备案（截至2019年10月）。

　　《报告》还显示，2019年慈善信托期限仍以短期为主。全年短期（5年及以下）慈善信托共计59单，占比50%，较上年增加了21单，同比增长55%。

　　但大额慈善信托与全部慈善信托的备案期限分布情况不完全一致。截至2019年10月，72.7%的大额信托周期在5年以上（不包括无固定期限的慈善信托），该比例在全部慈善信托中为44.4%。54.5%的大额慈善信托为永续型信托，体现了设立人的信心。

　　这一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信托的表现可谓硬核！信托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一金融精英群体承担起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以“陕国投·陕西慈善协会-迈科集团-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慈善信托”为例，迈科集团与陕国投通力协作，以最快速度积极推进慈善信托筹备、成立、备案等各项相关工作，并得到西安市民政局、陕西省银保监局、陕西省慈善协会以及信托保管行中国光大银行(3.630, 0.01, 0.28%)西安新城支行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相关部门专门开通绿色通道，在确保流程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全部按照抗“疫”特殊时期给予优先保障，仅仅用了 1 天时间完成监管备案，见证了慈善信托的“中国速度”。

　　这一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信托的表现可谓硬核！信托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一金融精英群体承担起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依然以前文提到的华恩10号信托为例，信托得到各方高度重视和支持，大家加班加点在春节期间开通绿色通道，仅48小时，该慈善信托即获批成立，和本文开头提到的，迈科集团和陕国投发起的信托一起，见证了慈善信托的“中国速度”。

　　以上的例子，只是中国信托行业抗击疫情的缩影：作为慈善信托，他们在不收取任何信托报酬的前提下，用实际行动，体现出信托人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意识到，和国外百年以上的发展史相比，目前国内的慈善信托还处于初级阶段，诸多方面还有成长空间。慈善信托如何发展，才能最大程度担起托付人的信任，已经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

　　抗疫有功的慈善信托，

　　未来如何蝶变？

　　“众人拾柴火焰高”，信托的发展，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正如中国慈善联合会慈善信托委员会主任委员蔡概所言：

　　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类大型突发事件，任何基金会或慈善信托的受托人，作为单个组织的力量是有限的。建议我国引入公共受托人制度，由政府建立或指定，建立一个以公司为组织形式的独立信托机构，代表国家从事信托业务，遇到灾情时，社会可通过慈善组织或慈善信托方式捐赠，集中到公共受托机构进行统一分配。

　　此外，慈善领域是一个天然多方参与，需要增加信任的领域。信托更是承担着托付人的重任。当我们向慈善机构捐款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善款可以帮助到特定的困难对象或者集体，以实现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慈善机构日益增多，善款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需要面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多项优势的区块链技术，或许能解决传统模式下信任度不高和信息不流通的问题，如能将其应用在慈善信托中，必将发挥其强大的力量，使得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使得每一笔捐款和用款的去向都可以明确追踪！

　　具体说来，区块链在慈善信托中的应用，希望能够在下面三个方向发力：

　　1．慈善财产的运营、监管和追踪；

　　2．对捐赠人的后续服务，且保证数据是可信的；

　　3．发展新的更加严格的慈善运作模式。

　　第三点需求很重要，就是去促进新型慈善模式发展。要跟踪每分钱最终去哪儿了，中间损耗多少，甚至慈善的钱，要在流转过程封闭管理，只有用到最终受益人时，才成为可以支出的状态。

　　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理事长郭宇航，也表达了类似的愿景：

　　是否可以开发出基于区块链的慈善信息平台，每笔善款、物资都将被录入，每个人都可查询自己的善款去向。医院、机构、个人可在这个平台发布需求，点对点撮合，信息上链，不可篡改。平台向社会公开，事后可以审计和监管。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进步，上面的目标正在一个一个实现。

　　链上流转的高透明性，可以使慈善每个环节的运营效率、受益人的真实性这些问题透明可见，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可以将慈善捐赠协议中的条款编程实现，实现链上链下通信，使得资金和物资实现自动划拨，减少人为干预，增加慈善效率。

　　例如，某著名信托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设计了这样一个“双层账户”的慈善信托运行体系：

　　资金流向和事务管理过程的存证仅是区块链在慈善信托领域最基础的场景应用，有些公益场景略复杂，实际参与方不仅限于委托人（捐赠人）、受托人、受益人（受捐人），信托公司还可能与慈善公益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资金托管银行等实体机构合作，同时还需受到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媒体的监管。

　　如果将上述多个参与方都纳入同一个联盟链中，同时将慈善信托的相关数据存入该联盟链平台，则可以实现数据在多个参与方之间的共享、授权访问以及法律依据追溯，并将操作中的相关环节智能化，标准化，提高产品设计的效率，节约不必要的沟通成本，加强实时监督效果。据某信托公司研究，投票筛选慈善信托项目的环节，完全可以在区块链上完成。

　　而万向区块链的陶颖对此有进一步的观点：

　　应用区块链技术将关键指令、，关键文件、，资金流向等进行链上存证，能有效保证慈善资产存证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以及节点验证等特性，更可以应用区块链使得网络参与方之间能够互证等特点，使得从而让慈善信托的慈善活动更透明更可信。

　　在这场“战疫”中，万向运用了区块链技术的万向慈善信托账户管理平台，就发挥了自己区块链的技术优势。目前此前，已有多位客户通过该平台以商品物资形式向新冠肺炎武汉定点医院定向捐赠，用于为一线医务人员免费提供和配送餐食。由于区块链不可篡改以及可追溯的特性，使得捐赠活动具有很较好的公信力。

　　总而言之，依托区块链技术的慈善信托平台，通常由以下几个主体构成：慈善机构、捐赠者（单位）、资金承兑方、被捐赠者（单位），扮演不同的角色。

　　慈善机构：可以在平台中发起项目，公示计划、方案

　　捐赠者：可以在平台中进行捐赠

　　被捐赠者：接受捐赠的人或集体

　　资金承兑方：拥有公信力和资金实力的单位，可以是政府、银行、大企业等。

　　平台上的中间流转，使用的是区块链里的Token机制，流转的是公益资产的凭证，它背后在慈善信托账户里是有一一对应的资产的，直到最终受益人为止。

　　万向信托慈善信托部总经理李元龙，举了一个应用实例：

　　比如拨付给扶助老人的公益项目，最终由社区志愿者去买米买油给孤寡老人送过去。这个公益凭证最终通过好几层，流转到志愿者账户上，志愿者有权提现，当然必须提供物资送完的证明。大家注意资金流动是没有中间商的。中间可以有差价，也就是过程中的行政成本管理费，是在公益凭证中以一定比例扣掉的。资金还是从信托账户到最终受益支出者点对点支付。

　　归结起来，就是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让捐助人看到自己捐赠的善款和物资的全部流转数据，这些数据是不可篡改、经过多方认证的，可信度很高。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还可以有效保证捐助人的信息不被泄露。最终，不但提高了项目的运营效率，同时，也让整个流程变得公开透明，获得了捐赠人和被捐赠人的信任。

　　区块链在慈善信托的新应用，不仅仅是抗疫：据报道，近年来投入应用的“区块链+DNA生物技术”，甚至可以为慈善信托领域“失孤”家庭寻亲提供鉴定辅助。

　　未来信托与区块链的结合，还可以延伸至清结算、信托会计等功能，自动对账、自动结算，穿透底层资产，运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共享信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具体说来，信托在区块链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层：

　　区块链层：为底层技术支撑，用于数据上链、资产管理、信息溯源等。

　　平台层：负责业务逻辑的实现、与区块链的对接、业务数据的存储、与其他硬件的对接、开放接口服务（提供给网页和手机端应用）。

　　应用层：提供各个终端直接的应用，提供给机构、承兑方和个人用户使用。

　　在新技术层面的应用之外，国内信托体系的变革也值得关注。陶颖表示，当前多数国内的信托公司，账户体系是缺失的，信托的管理更多基于信托项目来开展。

　　慈善信托账户体系建立以后，其应用程序界面（API）与基金会等慈善公益机构，以及金融机构进行对接，帮助基金会进行科技与金融赋能，更好服务于捐赠人。例如，目前万向信托正在使用 API 接入部分慈善基金会的捐赠人，向他们提供慈善信托账户服务。此外，中航信托也有类似的业务。

疫情，可以看做是对包括慈善信托在内各行各业的一场大考。经历过这场疫情后，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再加上行业的内在动力，慈善信托行业一定能够迎来新的变革！

新浪财经2020-04-08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创新募捐方式

上海是一座具有公益慈善文化底蕴的友善之城。徐汇区淮海中路1253号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窗口，也是申城慈善地标，更被许多爱心市民亲昵地称作“爱心窗口”。在这里，爱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爱心暖流每日都在涌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口照常对公众开放，接待广大市民的现场咨询和善款捐赠。与平时略有不同的是长假期间沪上曲艺界的艺术家茅善玉、方亚芬、舒悦分别来到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口担任志愿者，和市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现场接待爱心人士的上门捐赠。

10月3日是国庆节第三个休息日，一大早，就有两位爱心市民前来淮海中路1253号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口，他们是来自浦东新区高桥镇志愿者协会的张先生和张女士。原来，他们得知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当天要来爱心窗口做志愿者，接待在国庆期间前来捐款的爱心市民，早上7点半就出发了，换乘三部地铁前来捐款。张先生受到“每天存一元，每年捐365元”的吴国芬老人的启发，每天存3元，每年来基金会捐1200元，资助一名贫困中学生。

茅善玉表达了参与志愿活动的感受，她认为，参与慈善基金会公益慈善活动非常有意义。慈善是一种奉献，不管捐赠数额有多少，都是一种爱心，希望这份爱心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

10月4日上午不到九点半，著名越剧演员方亚芬已经来到了“爱心窗口”，成了第一位捐赠者。除此之外，她也是当天的爱心志愿者，全程接待前来捐款的爱心市民。

在服务期间，方亚芬还现场将做志愿者的经历发到朋友圈，呼吁更多的朋友的一起加入进来。果不其然，发出朋友圈没多久，她的手机“叮叮叮”响个不停。许多朋友都纷纷拜托她帮忙捐款，以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据了解，方亚芬经常把比赛获奖奖金的一部分捐出来，用以帮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在她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那些孩子写给她的信，孩子们把她当作自己妈妈一样。谈到此次做志愿者的经历，方亚芬表示，虽然以前有过做公益的经历，但她觉得“爱心窗口”的形式特别方便，其中的凡人善举质朴却异常感人。作为公众人物，她会坚持公益之路，更加承担起社会责任，更注重自身的正面示范效应，影响更多人加入爱心事业中。“毕竟众人拾柴火焰高。”她微笑着说。

10月6日国庆长假临近尾声，早上9点，上海著名笑星、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人志愿者”舒悦成为当天第一个爱心捐赠人，他来到“爱心窗口”捐款助学，并身体力行成为窗口的志愿者，亲自接待来窗口献爱心的热心市民。

市民王宜婷起个大早从嘉定新城赶到“爱心窗口”，终于见到了她的偶像舒悦，并将这个月捐赠的1500元助学款交到舒悦手中。王宜婷是“爱心窗口”的常客，她生活节俭，已坚持两年多每个月都从微薄的工资中平均拿出1000元用于手牵手结对助学。王宜婷是舒悦主持的沪语节目的忠实粉丝，闲聊中舒悦了解到王宜婷曾因在医院工作目睹一些困难群众因无力负担医药费感到非常难过，从此决定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困难群体，从捐助大重病困难患者到结对助学。不仅如此，王宜婷还救助着小区里的4只流浪猫，今早也是给猫咪们准备好食物后才匆匆出门赶来的。平时社区有人有困难，她也总是及时伸出援手。王宜婷的“凡人善举”深深打动了舒悦，称赞她“功德无量”，并充分满足王宜婷的合影愿望。

舒悦开心并感动地完成了“爱心窗口”志愿者的工作，他动情地说：“‘凡人善举’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如果没有过来体验的话，我的感受不会这么强烈。什么是初心？这些爱心人士的善举就体现了他们的初心。”舒悦表示来做“凡人善举”爱心窗口志愿者，收获很多，感触良深。他也在思考如何让受助者更好地懂得感恩，这个手拉手，不仅仅是一只手去拉另一只手，而是让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大家群策群力，争取把“凡人善举”做得更好。同时，舒悦表示将在他的节目中制作“凡人善举”专题，把捐助者和受助者请到现场，让爱的雪球越滚越大!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华表示，基金会第一次尝试在爱心窗口开展名人带动效应的活动，在国庆气氛中让名人参与到爱的潮流中。志愿活动能让名人在此获得更多感动，并将感动带回到工作中，更好地贡献社会，同时带动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本次活动以后将发展更多社会各界名人参与到爱的事业中来，给社会带来更多正能量。(记者 安迪)

人民网2019-10-09

一时还是一世：慈善捐赠如何长期规范发展？

据报道，2018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超900亿，尤其是 “互联网+”助力慈善事业迅速发展，各大高校杰出校友捐赠额度屡创新高的新闻也屡见不鲜，相比较而言，据民政部披露，截至到今年5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400万人，支出低保资金627.7亿元。应该说捐赠额度不断增加对社会而言是一个好现象。尤其是近年来慈善组织社会贡献度不断提高，正在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积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为特征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大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全社会的慈善意识普遍增强，慈善行为日益兴盛，慈善工作稳步推进，慈善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在国际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慈善成为一支重要的提升社会福利的力量和生力军。

总体而言，中国的慈善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企业仍然是中国慈善捐赠的主力。

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7年度中国境内接收国内外款物捐赠共计1499.86亿元，较2016年增长7.68%。捐赠总额占同年全国GDP的0.18%，人均捐赠额107.90元。其中，来自企业的捐赠共计963.34亿元。企业捐赠之中，民营企业仍然是慈善捐赠的中坚力量，全年捐赠达482.83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的50.12%；国有企业保持第二位，捐赠总额为314.82亿元；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捐赠金额分别为115.70亿元、49.99亿元，同比均有两成以上的增幅。

第二，个人捐赠比重在增加。

随着网络的发展，捐赠便捷度的提高，全民参与式的小额捐款逐渐盛行。2007年，个人捐赠总额占总捐赠额的比重只有10.36%，2016年我国个人捐赠发展迅速，捐赠额达到了创纪录的293.77亿元，比上年增加124.47亿元，占到捐赠总额的21.09%，同比增长73.52%。《2017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7年个人捐赠数额为536.52亿元，比2016年增加了242.75亿元，捐赠额度和2016年相比较几乎翻倍。

第三，捐赠网络化开始盛行。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网络募捐成为公益慈善新模式，“互联网+慈善”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因其开放性、便捷性和低成本，动员了网民的广泛参与，传播了社会正能量，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2016年，民政部指定了首批13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其中，腾讯公益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淘宝公益平台3家平台全年筹款达12.89亿元，比2015年增加37.79%。

第四，捐赠具有大众化、年轻化、小额化趋势。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从捐赠人年龄段看，80后捐赠金额位居第一，占到捐赠总额的45%以上。其次是90后和70后，前者捐赠人次更多，后者捐赠金额更高。捐赠额度多在几元到几十元之间。

虽然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得到了较大的进步，但是客观来看，如果跟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较的话，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还存在较大差距。换而言之，我国的慈善捐赠事业与国外相比仍然有较大提升潜力。

第一，我国慈善捐赠额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

数据来源：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和美国Giving USA 年度报告。（美元计算汇率为2019年1月21日汇率）

根据

图1

，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中国的捐赠额度从2015年到2017年稳步增加，但是捐赠额度和美国相比仍然有巨大差距。

第二，我国慈善捐赠事业排名仍然比较靠后。

根据2018年“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年度报告统计显示，前三名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排名第四，非洲的肯尼亚排名第八位。中国排在142位，这和我国的经济地位不相称。因此我国捐赠排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第三，个人捐赠额度占比仍然较小。

据Giving in the USA 年度报告显示，美国个人捐赠2016年捐赠额度中72%来源于个人。相比较而言我国捐赠额度大部分还是来源于企业，个人捐赠额度占比仍然较小，因此个体在捐赠中的潜力仍然发掘的巨大空间。

究其原因，从机制上看，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一些限制和不足。

第一，个人主动捐赠意识仍然较低，政府动员仍是重要的劝募手段。

目前我国个人主动慈善捐赠意识较低，一方面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造成的，另一方面，慈善捐赠一直都是政府为主导进行劝募，造成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二，捐赠主体慈善组织的信任认同度仍然有待提高。

近年来慈善事业的负面事件接二连三，有人打着公益的旗号，谋取不当利益，侵吞爱心人士钱款，挫伤了公众的捐款热情，伤害了人们的仁爱之心，更降低了公众对慈善的信任。这造成了严重后果，例如“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当年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月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如此巨大的降幅也反映出负面事件对慈善事业的巨大伤害，而且重建信任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缓慢的过程。

第三，捐赠仍然具有较明显的应急性特征。

目前，慈善捐赠的应急性特征仍然较为明显。这种临时性、突发性、偶然性、应急性的特征，不利于慈善捐赠事业的稳健发展。

那么，

应该如何促进我国慈善捐赠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制定和简化相关优惠（税收）政策，进一步强化个人参与激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该比例不妨进一步提高，同时要配套相关措施，尤其是简化申报和获得捐赠证明的程序，使民众进一步提高参与公益的热情。

第二，进一步强化监督，提高透明度，杜绝丑闻再次发生。

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已经成为慈善捐赠事业健康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因此，要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研究创新相关监督和惩罚机制，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让慈善捐赠不再成为某些机构和个人的“唐僧肉”。

第三，加大捐赠宣传力度，从娃娃抓起，培养公民捐赠意识。

要进行科学宣传，特别是有针对性的宣传，让慈善观念深入人心，树立慈善随手可做、处处可做的观念。有关机构要想方设法提高捐赠者的荣誉感和受益者的获得感，慈善宣传也要从娃娃抓起，为慈善事业的长期健康发展积蓄力量。

第四，积极鼓励专家学者参与慈善捐赠事业的研究，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建议。

目前学界对慈善科学研究严重不足，难以支撑慈善捐赠事业的快速发展。具体表现为：研究范式相对落后，专业人才严重不足，实务界和学术界缺乏沟通协作，缺乏相关机制研究和绩效评估研究。建议：鼓励行为科学方法推广应用，加强对相关研究项目立项支持力度，加大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和使用，鼓励实业界和学术界加强合作，推动数据共享和相关政策效果评估。

（作者代志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澎湃新闻2019-11-22

通过捐赠圈发展慈善事业——集体捐赠与慈善逻辑

【导言】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引来各界人士的争先关注。伴随着慈善法以及慈善信托的出台，慈善事业发展势头蓬勃，已然成为热议的焦点。

在全球，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年迈，许多学者以及业界相关者开始关注财富传承，慈善教育与资产分配的话题。长期以来，私人慈善家通过发展慈善事业为公益事业提供资金。随着政府公共支出逐渐增多，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也日益剧增,因此，政府对于扩充慈善收入十分重视，希望能够通过慈善捐赠以支持公益项目从而解决更多社会问题。

研究发现，在多方发展慈善事业的努力下，近年来，伴随着“新慈善”领域的出现，人们尝试着用新的捐赠方法替换传统的慈善捐赠来进行更有效率的慈善募捐及分配支出。捐赠圈（Giving Circles）作为一种新兴的捐赠方式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过去的一些研究中显示，捐赠圈的兴起归根于其与传统捐赠不同的机制。这一发现迅速引起了学者Angela M. Eikenberry 及Beth Breeze的关注。

最近，作为长期关注慈善事业及第三部门发展的这两位英美学者运用了访谈法对英国及爱尔兰地区的捐赠圈进行了深入研究。她们好奇，捐赠圈的机制对增强慈善事业究竟有何影响。作者们关注并深入了解英国及爱尔兰的情况，探索捐赠圈能否助力于增强慈善事业发展、改变传统慈善理念与满足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捐赠圈的发展背景及研究问题

据载，在有组织的社会行政出现之前，慈善事业及慈善资助的公益事业例如教育、医疗及社会福利早已存在。然而，许多学者担忧，在那些以税收资助公共福利的国家中，往往慈善事业的发展面临着民众自愿参与与积极性不足的挑战。慈善事业的自愿性与强制征税相反，这也使得政府干预与鼓励捐赠的政策及行为产生挑战。

传统意义上的捐赠被视为一种私人的自发和道义性行为，有学者认为，政府与慈善机构的逻辑略有不同：政府提供的系统性供给是基于目的论及其义务，是为了满足群众基本需求而存在的。而慈善则不同于传统西方政府行为，是一种基于非目的论，自发性的极特殊行为。而政府在制定政策、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时并没有将这两种不同的逻辑进行很好的理解与比较，其后果是政府不能及时为慈善无法满足的需求或是为慈善发展较弱的地区提供资助、填补空缺，造成后方补给失利。

尽管政府补给与慈善捐赠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但公共部门依然希望鼓励慈善事业发展以促进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在公共政策领域，有关第三部门发展的话题重回聚光灯下，他们认为第三部门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自千禧年来，英国不同时期的执政党对鼓励慈善事业的政策都十分热心：包括在2000年提出的延长慈善税收减免政策，资助“捐赠活动”政策，在2009年任命慈善大使，在2011年发表了白皮书确定巩固慈善事业发展以促进社会包容来“修复破碎的社会”等。2016年，英国总理特蕾莎梅将民间社会办公室从内阁转移到文化部，并强调文化资助及体育发展。不同的政策不仅折射出英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中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视，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执政党对于慈善事业抱有不同的监管逻辑。

爱尔兰近年来在慈善领域的政策也映射出与英国类似的慈善事业发展趋势。即使政党间对慈善事业发展抱有不同的看法，跨党间承诺将增加慈善募捐的总数额并增强爱尔兰的慈善事业发展。

研究发现在英国和爱尔兰，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许多人们自发性的慷慨倾囊，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成立捐赠圈。

捐赠圈为人们提供了社交、慈善参与慈善教育的机会，能够将捐赠人与他们的社区紧密相连。亦有文献形容捐赠圈是一种强调“自发性”的慈善事业，它能够吸引一般不爱参与慈善工作的人们来共同发展公益事业。这使得捐赠圈迅速增长，逐渐成为潮流，替换掉一些相较不接地气及形式主义严重的慈善机构。

而英国和爱尔兰的许多基金会（尤其是社区基金会）及其他慈善机构也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资来启动及推广捐赠圈。本文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访谈法深入了解英国及爱尔兰捐赠圈究竟是否有助于实现“日益增长的慈善事业”的目标。

英国及爱尔兰捐赠圈现状

捐赠圈是由多个成员自发性的组织，合作成为小团体，并对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慈善捐赠。过往的捐赠圈为内部成员提供慈善参与、慈善教育以及社交的机会，将所有成员与他们所在的社区紧密相连。

目前，在英国及爱尔兰地区，学者们发现了至少八十个捐赠圈或捐赠网（Giving Network）。在这些捐赠圈中，绝大部分是在2010年后成立的。捐赠圈发展快速，新的捐赠圈还在源源不断的被成立。作者在研究中鉴别出了六种形态各异的捐赠圈：

•独立型捐赠圈（Independent）

•指导型捐赠圈(Mentored)

•特定资助型捐赠圈(Live Crowd Funding)

•托管型捐赠圈（Hosted）

•经纪人型捐赠圈(Broker)

•混合型捐赠圈(Hybrid)

其中最为普及的是独立型捐赠圈，由一群朋友或伙伴们发起，通过每年一定次数的会面，每人捐赠一定的数额，在积累了一定资金后统一捐赠出去。例如贝尔法斯特的Give Inc.，其成员每天提供1英镑（或每年365英镑）并且每年会面四次以决定资金的用途。

研究发现英国和爱尔兰的捐赠圈是出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有的人是希望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慈善事业”，有的人是受他人鼓励或影响加入，也有人是出于道义及做好事的目的而加入。

研究发现，人们加入捐赠圈后普遍认为自我奉献变得更加有意义及个性化，能做出更有利于慈善公益服务的决策，同时也巩固了个人社交网络。这与此前作者们在对美国捐赠圈研究时的发现不谋而合。

美国捐赠圈的研究表明，参与捐赠圈对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愿意捐助更多资产并通过策略性及效率的方式帮助解决社会需求。捐赠圈也使成员们对慈善事业、非营利组织和公益机构有了全面性的了解，成员间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更加和谐融洽，同时也为弱势群体（如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赋权方式。

研究方法

作者在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访谈法，对特定选定样本进行了访谈。该样本包含了6种形态的捐赠圈。在撰写本文时，作者们在英国及爱尔兰发现了约80个捐赠圈，最终样本中的受访者来自于其中51个捐赠圈，样本中的捐赠圈来自不同地区和单位。决策机制，成员数量，所在地区的人口特征是作者在选择样本时的主要考量因素。

在2013年4月至9月间，作者对38位受访人进行了29场访谈。每场访谈平均耗时55分钟。在38位受访人中，21名是捐赠圈的志愿者，17名为捐赠圈工作及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中9名受访人在多个捐赠圈中任职，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为女性。受访人中有两名退休的专业人士，两名全职慈善家，一名教授和一位研究生。除了三次电话访谈外，其余的所有访谈都由两位作者在方便受访者访谈的地点进行。访谈问题包括：何时开始运营该捐赠圈，运营机制，该捐赠圈的优势及挑战以及对当下社会、经济、慈善生态大环境的看法。

作者采用了MAX QDA质性数据分析软件对所有访谈数据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录入及分析。分析流程包括：解读记录及其他文件对整体数据产生全面了解，二次阅读，将片段归纳录入，二次录入，并将数据分组集群，将结果与发现写入本文中。

研究发现

作者们期望通过本研究能够求证捐赠圈是巩固慈善事业的一种良好机制。作者们认为，捐赠圈能否加速慈善事业发展取决于三个他们重点关注的维度：对募捐质量与数量的影响，捐赠圈成员及公众利益以及捐赠圈的组织结构。

维度一：募捐数量及质量

研究发现，受访者们认为捐赠圈能够扩大募捐总额与质量。除了资产捐赠外，捐赠圈通过慈善教育与提高慈善参与，也为慈善事业输出了大量的新志愿者与人力资源，同时捐赠为现有的慈善从业人员们提供了大量新的支持。此外，数据显示，捐赠圈提高了全民慈善参与，同时能够转变成员们的传统捐赠思维，使人们对捐赠变得更加有想法。作者们认为，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得益于他们通过参与捐赠圈收获的学习与实践经验，让成员们更加清晰该如何做好慈善，区别于从前的“瞬间有感而发性”的捐赠。

维度二：成员及公众利益

数据显示，捐赠圈为公益事业贡献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渠道进行财富捐赠。在这个捐赠的过程中，不仅受赠人受益，捐赠人也能够通过捐赠扩大社交圈，传播自己的好名声，增加名望。此外，作者发现，捐赠圈能够在成员及受赠人间架构起友谊的桥梁，缩短他们的距离。受访人同时也表明，通过捐赠圈，他们能发现许多弱势群体的权益得以巩固（如女性）。

维度三：组织结构

研究表明，大部分的捐赠圈都是志愿性发起。但这对捐赠圈的管理产生难度，因为成员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时间与能力将捐赠圈完善管理。通过访谈分析，即使成员们雇佣人员来管理捐赠圈，这些管理人员往往身兼多职，不一定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进行全面的照顾。在受托机构及捐赠圈之间就管理问题也产生过大小不等的摩擦。本文认为，捐赠圈的结构与管理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研究讨论与结论

在英国及爱尔兰地区的研究结果表明，捐赠圈的增长可以为加速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而这也是两国政府努力支持实现的方向。具体来说，捐赠圈能够同时为圈内成员、受赠者以及社会公众的联系带来好处，通过提高参与度及慈善教育让成员们能够更积极的进行策略性捐赠，从而实现慈善目的，解决社会问题。许多捐赠圈关注社会变革，通过支持社会创新来扩大慈善事业的范围和最终影响力。另一方面，研究发现，通过捐赠圈能够增强对弱势群体的赋权提供渠道。英国和爱尔兰的许多捐赠圈已经逐渐成为官方的一种慈善机构，捐赠圈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形态来促进日常生活中的慈善公益参与。

捐赠圈通过揭开慈善捐赠过程的神秘面纱，使得捐赠者们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过程之中，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慈善事业，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其自身的吸引力与实践性。

然而，这可能会对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带来挑战，尤其是近年来备受法律约束的私人基金会。对于政府而言，相信慈善是一个简单而独特的概念，在公共财政紧缺的地方，慈善毫无疑问的能够为公共利益所服务。但实际上，慈善事业是复杂的、主观且特殊的，不一定能与许多其他政策结合。原作者认为，即使近年来政府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投入到促进慈善发展中，政府目标与人们所期望的慈善始终有所差距，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如何连接政府政策中的慈善公益需求与民间的慈善公益意愿值得进一步做更深入的探索。

公益慈善学园2019-7-10

湖北首个推进民政领域 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出台

■ 本报记者 王勇

11月29日，湖北省民政厅印发了《省民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民政领域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第一个推进民政领域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

《意见》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大机构建设力度、加大业务融合力度三方面对推进民政领域慈善和社会工作事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意见》从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资金保障、加大资源整合力度、着力加强宣传工作五个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意见》提出，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第一，鼓励和支持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鼓励和支持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分管和从事慈善社工工作的干部应带头参加考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各地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对获得初级、中级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的在岗社区工作人员，每月分别给予不低于100元、200元的职业津贴。

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通过民主程序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城市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的比例力争达到15%。

第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将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业务培训、人才培养纳入民政部门业务培训、人才培养计划，统筹安排，协调实施。对全省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和乡镇(街道)、城乡社区有关工作人员开展分层次、分类别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培训。

第三，加强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贯彻落实《湖北省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实施意见》精神，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激励保障制度，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岗位开发设置。

鼓励老年人福利机构、残疾人福利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婚姻登记机关、殡葬管理服务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民政服务机构设立社会工作科室或岗位，引入社会工作服务，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城乡社区按照“一室多用”原则，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场所，设立社会工作室。

加大机构建设力度

《意见》提出，要加大机构建设力度。

第一，发展慈善组织。加强基层慈善组织建设，积极支持慈善组织发展，2020年底前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家慈善组织。及时开展慈善组织认定，支持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第二，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管理、服务、监督措施，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2020年底前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家本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建设，提升专业服务水平，促进机构规范管理，打造品牌服务项目。

第三，促进志愿服务组织发展。支持志愿服务组织主要以社会服务机构的形式在县级依法登记，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督管理。鼓励志愿服务组织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培育、项目资助等方式，建设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力强的示范性志愿服务组织，2020年底前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家志愿服务组织。支持各级民政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建立志愿服务队，开展经常性志愿服务活动。

加大业务融合力度

《意见》提出，要加大业务融合力度。统筹推进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与民政各项业务工作协同融合发展，加大改革创新力度，重点领域如下：

第一，社会救助领域。引导基层慈善组织积极参与特殊困难群众精准帮扶活动，支持省慈善总会实施“慈善医疗众筹”、“童享阳光”等项目。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对象排查、家计调查、特困人员自理能力评估等工作，助力基层社会救助经办能力提升。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救助，关爱救助对象及其家庭，服务兜底民生保障。

第二，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区在志愿服务中的平台作用，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立志愿服务站点，搭建志愿者、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对接平台。量身定制社区项目，打造接收捐赠、链接资源、开展居民互助的平台。大力发展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广泛开展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纠纷调解、平安创建、扶老助残等志愿服务活动。发挥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作用，广泛开展社区志愿服务积分兑换试点，强化正向激励，鼓励居民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中来。

第三，社会事务领域。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针对残疾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等对象开展关爱服务。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聘请社会工作者为有需求的当事人提供婚前教育、法律咨询、情感疏导等服务。发挥社会工作者专长，为站内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为逝者亲属提供心理慰藉和悲伤辅导，为社会事务领域工作人员提供情绪疏导和心理支持等个性化、专业化服务。积极开展助残服务，通过开展残疾人康复、技能培训、家庭增能和社会融入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促进残疾人适应社会生活，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第四，养老服务领域。鼓励慈善组织支持养老服务，开展面向老年人的慈善募捐、慈善信托等慈善公益活动。积极扶持发展各类为老服务志愿组织，大力开展志愿互助服务活动，探索建立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通过政府购买等方式聘请社会工作者为特困供养机构老人和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留守老年人开展定期探访、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等服务，为病危老年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到2022年，每百张养老机构床位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每千名老年人配备1名社会工作者。支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引入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才，设立志愿服务站点，积极培育养老志愿者队伍。

第五，儿童福利领域。引导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围绕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照料、康复等需求捐赠资金物资，实施慈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支持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针对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不同特点提供家庭随访、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家庭教育指导、权益维护、成长陪伴、危机干预、问题预防等服务，形成“儿童福利主任+社会工作者+志愿者”服务模式。

公益时报2019-12-10

红会众筹扶贫 潺水助力慈善 宿州红十字会“牵手”潺水献爱心

5月9日，省社会组织联合会、省红十字基金会在潺水生产基地安庆太湖县联合举办的启动会议。活动启动至今，全省各地市红十字会通过互联网众筹，让爱心汇流成河，成果颇丰。其中，宿州红十字会高度重视，积极筹备，更是交出了一份令群众满意，让社会认可的答卷。

“来红十字会已经快7年了，像这样具有创新理念的大赛还是非常难得的。” 宿州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杨玉洁介绍，这次活动承捐价值1亿元的花亭潺水，建立潺水公益基金，得到宿州红十字的高度重视。

多措并举 爱心汇流成河

启动会后，宿州红十字会召开专题会议。会议传达省里的启动会议精神、解读大赛规则，让全体工作人员了解大赛举办的缘由和重要意义，以及“众筹扶贫、助力慈善”的大赛主题。会上，宿州红十字会积极研究部署启动培训会参会单位人员、会议规模、会议时间地点和内容等相关细节。

此外，会主要领导负责和各相关部门沟通、分管领导牵头、赈济救护部落实具体事宜、办公室做好会务后勤保障、全体人员共同参与。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运作，宿州市红十字会、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召开安徽省红十字潺水公益基金众筹扶贫大赛宿州市培训动员会的通知》正式发出。

安徽省红十字潺水公益基金众筹扶贫大赛宿州市培训动员会

5月底，培训动员会召开。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市工商联、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的分管领导，各县区红十字会、各行业协会和公益合作单位、市内各社区相关负责人等17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规模和效果都达到了预期目标。

谈及开展活动中的困难，杨玉洁坦言，困难也是有的。“比如有的大客户购买的话，我们要教他们如何操作购买，如何将收货地址、收货人及联系方式留下并上传至发起人，大额客户还要告诉他们汇款账户和账号，发票如何取得，是要商业的还是要捐赠的等等，他们感觉好繁琐，我们也感到工作量大。”

杨玉洁介绍，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宿州红十字会在探索中总结经验，将所有问题打包，已微信公众号形式进行推送，相关人员不仅一目了然，而且可直接通过链接进行购买。

在《潺水扶贫，助力慈善——喝水也可以做公益》的推文中，对活动背景、潺水介绍。以及购买规格等进行详细说明。文中不仅附带宿州专场——潺水众筹助力扶贫的微信群，还有购买链接。

除了利用“两微一端”发布信息外，宿州红十字会还广泛动员各类资源，倡导“喝水既做公益”理念，组织协调各社会团体、公益合作单位等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本次大赛。

线上，市红会本级发起“一起捐”，全体人员将链接分别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线下，领导班子亲自挂帅，列清单打电话，利用自已的人脉资源、朋友圈宣传推介。

针对宿州市正值禁烧，用水量极大的契机。宿州红十字会抓住时机，主动和县（区）直部门、乡镇联系，宣传推介潺水，效果非常显著。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产品质量，宿州红十字会还提前准备了一批潺水，分送别到市直部门、工业园区等，让他们现场品饮体验、先试喝再决定是否购买。

在开展志愿服务和户外活动中，宿州红十字会提出，只要是组织志愿服务和户外的活动，就通过发放潺水，扩大宣传，有意愿的大众可现场扫码购买。

八仙过海 县区“搭桥”下基层

泗县红十字会成立了泗县红十字会潺水公益基金众筹扶贫大赛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落实具体实施办法。5月29日组织召开众筹扶贫大赛动员会，安排6家单位专人负责人该项目具体实施，并组建微信群便于更好的开展工作与交流。

埇桥区红十字会发布潺水公益基金众筹的二维码，并在微信群里进行宣传，同时向各个乡镇街道、单位发出通知，在工作群发倡议书，号召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宣传和引导。

砀山县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直播等媒体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并在街区、商场大型电子屏制作安徽省潺水公益基金众筹扶贫宣传图版,每5分钟循环播放,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萧县积极主动上门和一些机关、企业对接，让他们参与、支持众筹项目，同时联系一些大型超市，让潺水进驻销售，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支持潺水众筹。

50家公益组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宿马园区东部新城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利用属地优势到园区企业内广泛宣传，一单下来就是1.8万元。

据介绍，安徽青山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得知该活动后，订购3000箱潺水，带动了不少人参与购买。

安徽青山澜岛项目总经理刘江涛告诉记者，公司成立多年来，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此次通过社会了解到，这既是一个公益项目，既能够助力慈善事业，又能将赠送的潺水转送给其他人，一举两得。

“感谢红十字，也感谢潺水，给了我们这个献爱心的机会。”刘江涛表示，接下来，公司打算通过定向捐赠，将这批水赠送给交警、环卫工人，以及社区工作者等一线人员。

据了解，“潺水公益基金众筹扶贫大赛” 由省红十字会主办，省社会组织联合会与省红十字基金会共同承办。安徽花亭潺水文化园有限责任公司承捐价值1亿元的花亭潺水，建立潺水公益基金，以众筹的形式推广花亭潺水，助力产业扶贫，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新浪网2020-6-19

关于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这些你需要了解......

为加强慈善组织（含未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红十字会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规范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慈善捐赠管理工作，确保慈善捐赠款物依法依规使用，近日，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加强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全市慈善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有关事项进行规范管理。

规范慈善捐赠款物接受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公开募捐或定向募捐应当坚持自愿原则，不得摊派或变相摊派。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捐赠，要及时对捐赠人捐赠意愿进行了解，确保捐赠款物接受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范围和本组织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且捐赠人不得指定与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人。捐赠人要求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应当与捐赠人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同时，做好慈善捐赠物资计价工作，捐赠方已提供凭据的，应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作为入账价值；捐赠方提供凭据上标明的金额与捐赠物资公允价值相差较大，或捐赠方不能提供凭据的，捐赠物资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捐赠物资的同类商品，无法确定其公允价值时，可采用第三方机构评估方式确定其入账价值。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捐赠人匿名或者放弃接受捐赠票据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应做好相关记录，并统一开具票据。开具票据金额应与接受捐赠款物价值一致。

规范慈善捐赠款物管理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切实规范慈善捐赠款物管理，将慈善捐赠款物全部纳入本单位财务集中管理、统一核算，做到手续完备、专项管理、账实相符、账目清楚。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结合捐赠人意愿或自行开展慈善活动（慈善项目）的，要合理设计慈善活动（慈善项目），建立健全管理办法，优化捐赠款物管理、使用、评估流程，并落实专人负责项目运行。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应捐赠人要求或自行在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内部设立专项基金的，要严格按照《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民发〔2015〕241号）要求，规范专项基金名称和设立、终止流程，建立健全专项基金管理制度，严格专项基金使用管理。同时，专项基金不得以独立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

严格慈善捐赠款物使用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根据捐赠人意愿或捐赠协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慈善捐赠款物使用。要建立健全捐赠资金拨付、物资发放工作流程，完善相应手续，降低运行成本，提高捐赠款物使用效益。在慈善项目（专项基金）实施中，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明确的使用范围使用捐赠款物，科学控制项目执行费用。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和管理费用支出要严格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通知》规定执行。拟申请或已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其慈善活动和管理费用支出要严格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规定执行。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严肃款物拨付纪律，严禁截留、挪用捐赠款物。要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和灾害应急预警机制，建立快速拨付、移交通道，提高捐赠款物拨付效率，确保款物“快进快出、物走账清”。

加强慈善捐赠款物使用监督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切实做好捐赠款物使用情况跟踪管理。要建立捐赠款物使用信息反馈机制，加强与受赠对象（或项目执行机构）回访，及时跟进捐赠款物使用情况。要建立慈善项目（专项基金）实施过程监督机制，在慈善项目（专项基金）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人员按一定比例对受益人以电话询问、现场走访等形式，了解慈善项目（专项基金）实施情况及效果，客观做出评价，并做好书面纪录。一旦发现项目存在较大问题的，应立即暂停慈善项目（专项基金），并尽快采取补救措施予以整改，确保“善款善用”。同时，为切实加强慈善项目和专项基金管理，鼓励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慈善项目和专项资金评估或审计。

强化慈善捐赠信息公开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应当严格按照《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民政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红十字会开展公开募捐有关问题的通知》《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公开募捐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在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上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开展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在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三个月内，要在“慈善中国”上公开募得款物情况、款物使用情况及尚未使用款物的使用计划等。对公开募捐周期超过六个月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至少每三个月在“慈善中国”公开一次募得款物情况和已经使用的募得款物的用途。慈善项目终止后三个月内，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在“慈善中国”向社会全面公开慈善项目实施情况，全面接受社会监督。在做好“慈善中国”信息公开基础上，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也可在自有门户网站等网络平台公开慈善捐赠信息，及时更新项目进展情况，并留下捐赠信息查询方式，方便捐赠人查询、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加强慈善捐赠档案管理

慈善组织、红十字会要加强慈善捐赠档案管理，对日常捐赠相关材料要及时建档归档。对慈善项目、专项基金等要建立专档，将慈善项目开展、专项基金运行相关材料，包括捐赠协议书（捐赠确认书）、救助申请、受助对象信息、拨款申请、划款凭据、项目进展情况统计表、捐赠款物使用（或项目执行）书面反馈情况等相关文字资料和音像资料进行归档。要落实专人负责项目资料的搜集、保存和建档管理，做到及时、完整、统一、规范，随时备查。

加大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查处力度

各区县民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加强对登记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捐赠款物接受、管理、使用、信息公开等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要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加大对捐赠款物接受和管理使用中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进一步提升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社会公信力。

搜狐网 2021-7-15

“十三五”期间重庆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慈善捐赠75.81亿元

记者6日从重庆市民政局获悉，“十三五”期间，重庆市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接受慈善捐赠75.81亿元，用于脱贫攻坚34.19亿元，慈善救助超过800万人次。

其中，2020年重庆市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累计接受慈善捐赠款物24.19亿元，支出22.36亿元，其中用于脱贫攻坚支出12.91亿元。重庆市慈善总会因助力脱贫攻坚成绩突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2020年，聚焦疫情防控，重庆积极动员、指导监督当地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法有序参与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累计接受捐赠款物9.2亿元。在此过程中，重庆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动员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参与；第一时间设立公开监督电话；第一时间出台规范管理制度，下发一系列文件，规范疫情防控公开募捐、款物管理使用、使用监管、信息公开、数据统计、对口支援等。

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市累计登记慈善组织126个，依法认定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40家。“十三五”期间，重庆设立了“重庆慈善奖”，并连续五年开展“中华慈善日”大型主题活动。其中，在2020年“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中，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现场举牌捐赠，捐赠金额达5.2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重庆的互联网慈善取得显著成效。以2020年“99公益日”为例，重庆市慈善组织积极参与互联网募捐活动，近1200万人次参与捐赠，累计募集资金3.53亿元。其中，重庆市慈善总会募集资金3.35亿元，募捐总额和捐赠人次均居全国首位。重庆还设立了“互联网+慈善”发展研究基地，这是业内先行的“互联网+慈善”研究基地。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积极推动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融合发展。2020年，重庆市慈善组织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社区帮抚类慈善项目169个，支出款物3.91亿元。“社区阳光基金”“春和计划”等社区慈善项目已成为慈善品牌。

记者 钟旖

中国新闻网2021-09-06

打造“志愿者之城” 佛山慈善之花开遍城市每个角落

2016年，佛山传统慈善领域继续砥砺奋进，收获累累硕果。各个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覆盖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几乎所有传统慈善领域，慈善之花开遍城市每个角落，温暖逆境中的人们。同时，佛山提出打造“志愿者之城”，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传递社会正能量，这也为传统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传统慈善之风

吹遍城市每个角落

去年，佛山各个慈善组织开展的活动覆盖传统慈善领域各方面，一个个“叫得响”的品牌项目深入市内外各个角落，传播佛山正能量。“领头雁”农村青年人才助力精准脱贫计划便是其中一个。去年11月中旬，团市委、市志愿者联合会、爱心企业家等组成的35人联合活动队，驱车四小时奔赴云浮市郁南县通门镇，进行为期两天的“领头雁”农村青年人才精准培训，带动更多青年投入精准脱贫队列，成为农村经济致富新主力。

“领头雁”农村青年人才助力精准脱贫计划联合活动队，只是传统慈善领域推动城市文明风尚、传递乐善之风的一支力量。2016年3月26日，市慈善会参与主办的2016“美丽佛山，一路向前”50公里徒步活动在佛山五区同时启动。市慈善会创新市民参与方式，发动市民通过设立微基金形式参与报名。在活动中，100支慈善队伍成立了冠名微基金，并在慈善徒步中设置义卖摊点和宣传摊位传播慈善，筹集善款。截至当天晚上21时，共募集善款逾33.6万元，帮助我市患病儿童。

此外，2016创益合伙人计划出资逾123.8万元，定向捐赠了12个项目，服务地覆盖禅城、南海、顺德、高明、三水五区，自闭症儿童、残障青年和异地务工人员子女是该项目关注的主要人群。

传统慈善领域，践行公益激情有增无减。佛山日报社品牌活动“关爱大学生公益行动”前身是2003年开始的“金秋爱心助学”，2010年起，佛山日报社在“爱心助学”的基础上，先后加入了“调研佛山”“青春梦想营”，形成了现在的“1+1+1”的综合性公益项目。14年来，佛山日报社以城市主流媒体情怀，让越来越多贫困家庭准大学生受益，为大学生提供更具实战性的暑期社会实践平台。

打造“志愿者之城”

展现乐善文明佛山

在传统慈善事业开展过程中，志愿者提供了大力支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2016年，《佛山市建设“志愿者之城”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出炉，明确要求提升志愿服务制度化水平，力争到2018年底，佛山志愿服务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目前，佛山注册志愿者已突破74万人，活跃在扶残助弱、社区服务、关爱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应急救援、文化与网络文明传播等众多领域，不断传递社会正能量，树立文明榜样，为传统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为推动佛山志愿服务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去年7月9日，佛山首个志愿者学院在佛山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揭牌。未来三年，学院将依托高校和党校的师资、阵地平台，探索制度化、标准化的志愿者培训提升机制。两个月后，志愿者学院的首个专业分支学院——医疗保健学院在市中医院揭牌成立。半年来，市志愿者学院已培训近万人次。

过去一年，在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上，市慈善会也积极作出探索。市慈善会在延续品牌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新“慈善+”模式，在开展慈善活动中自觉融入“慈善+民俗”“慈善+运动”“慈善+商业”和“慈善+艺术”等形式，在潮流中传播慈善文化，引导佛山慈善精神。先后主办了慈善行通济、家博城义拍义卖、珠姐公益学堂等慈善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快乐慈善热潮。

市慈善会副秘长曾雄表示，在新颁布的《慈善法》指导下，我市慈善氛围逐渐浓厚。同时，市慈善会携手佛山传媒集团开展各类慈善文化推广活动，并创新合作形式，通过对佛山日报社爱心基金、小强热线爱心基金、“一升油，一声爱”慈善基金等众多媒体发起的冠名基金的运营及管理，将实施慈善项目和弘扬慈善文化结合起来，让慈善的种子根植于每位市民心中，共同建设乐善之城。此外，市慈善会还一直探索募用分离制度，通过善款筹募与使用的适度分离和不同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提高慈善款物使用效率，创新慈善救助形式。

各界携手共奋进

慈善事业结硕果

在各级政府部门、志愿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过去一年佛山市传统慈善领域成绩斐然。例如，去年市慈善会总收入1907.95万元，总支出2116.56万元，帮扶困难群众505人次；定向捐赠19个公益慈善项目，主要包括扶老、救孤、贫困救济、扶助残疾人、防灾减灾救灾，促进老年社会公益事业、残疾人事业发展，为老年人、残疾人、失独、孤寡和单亲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等困难人群提供生活和权益保障，或其他的公益慈善项目。救助范围覆盖佛山市五区困难人群，帮扶佛山市对口扶贫地区困难家庭数百户，影响群众数千万人。

去年，佛山市志愿服务也收获颇丰。在2016年“益苗计划”——广东志愿服务组织成长扶持行动暨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第三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2016年志愿服务交流会中，佛山11个项目脱颖而出，获省“益苗计划”项目大赛扶持。其中，南海区“志愿淘”志愿服务供需对接平台项目更代表佛山冲击全国赛，最终斩获银奖。

此外，去年团市委承接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文莱项目（第二期），以及一系列大型赛事活动的志愿服务工作，如第二届中国（广东）国际“互联网+”博览会、2016年“一带一路”佛山国际龙舟邀请赛、2016年欧洲高尔夫球挑战站巡回赛佛山公开赛、2016年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泰拳邀请赛暨“终极传奇”世界泰拳系列赛等，在各类高端平台很好地展示了佛山志愿者的风采，诠释了佛山乐善之城的真谛。

佛山日报2017-2-9

“互联网+慈善”中国样本：腾讯的科技向善实践路

互联网渗透率已经超过57%，网民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这是中国互联网应用和科技创新实力的最直观体现，而在把这种能力应用到社会发展多个层面，中国已经探索出了各种优秀的样本。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慈善事业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已经构建形成了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慈善样本。

当中国互联网应用样本与中国慈善样本碰撞在一起，正在实践一场“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弯道超车”战。

官方数据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我国网络慈善的参与人数达到35.7亿人次，一些慈善组织的网络募捐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网络慈善的重要推动力量。

网络募捐仅仅是“互联网+慈善”的一个维度，事实上以腾讯等为代表的科技公司在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开创性探索过程中，已经将自身产品能力渗透到了慈善的方方面面，比如精准扶贫、平台链接、生态圈层等等，要观察“互联网+慈善”的中国样本，从腾讯这些互联网的领头羊切入，无疑是最佳的观察视角。

(腾讯公益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在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发表演讲)

精准扶贫：技术与生态

2019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各方戮力同心，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在5月9日召开的雄安新区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的“互联网+社会扶贫”推进会上，腾讯公益等互联网企业就参与会议，探索推动“互联网+社会扶贫”模式创新。

这并不是腾讯第一次出现在精准扶贫项目上，事实上，精准扶贫领域一直是腾讯公益最关注、也是投入力量最大的领域。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最早期的公司捐赠行为，到发挥平台作用，可以视为前两个阶段。在后者方面，截至2018年6月，腾讯基金会扶贫领域的公益慈善活动，占总体捐赠项目的 94%，捐赠金额达15 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正在探索中的第三阶段，即腾讯“互联网+”扶贫新模式，依托腾讯本身的研发团队与生态环境，推动互联网先进技术与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机结合，实现挖掘扶志扶智内生动力。

比如腾讯与贵州合作的“全国互联网+产业扶贫云”项目，正是一个“扶智”的样本。借助腾讯的云服务与大数据可视化展示能力，释放了贫困地区市场潜力;腾讯觅影团队利用图像识别、大数据处理、深度学习等AI领先技术，破解了因病致贫的“灰犀牛”;依托微信等流量红利平台，贫困地区的群众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沟通、获取资讯、学习娱乐等，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为村”平台则是腾讯精准扶贫3.0时代的“扶志”样本，从功能上来说，为村是一个面向乡村的综合服务平台，里面涵盖了互联网社会治理、政务、党建、扶贫等功能;从形式上来说，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乡村微信公众号集群。通过“为村”让村庄拥有一个连接地方政府、优质企业、社会资源的平台，助力乡村获取更多综合发展机会，为乡村“扶志”从而“连接财富”。

从扶智到扶志，将科技与生态同行，腾讯的精准脱贫攻坚精准化、智慧化发展正在落地更多的样本，数据显示。腾讯目前服务精准扶贫项目数、基层慈善组织数占比均超过80%。

网络公益：传承与创新

“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借助互联网平台、公众参与、互联互通的优势，通过互联网企业平台及地方之间的跨界合作、深入融合，打造了脱贫攻坚精准化、智慧化发展样本。而网络公益则将互联网的效应发挥得更大，使得中国公益样本整整步入“全民参与”时代，实现了公益的常态化、年轻化、草根化。

最近更新愿景为“科技向善”的腾讯，在这个变化中的感受或许更深。作为中国第一家发起公益基金会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很早就上线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腾讯公益，标志着互联网企业开始以专业化的方式深入公益领域，也带动了整个互联网行业开始更积极地加入公益事业。

一个例子或许让很多人依然影响深刻，2017年8月，一个名为“小朋友画廊”的公益项目引爆微信朋友圈，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有大约500万人参与到项目的募捐中，捐款总额达到150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公益项目参与度在传统公益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这背后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用户间“涟漪性传递”，腾讯的“熟人社交+公益”平台生态使得公益项目能够迅速触达更大群体，移动支付工具的快速普及也使得用户在发现感兴趣的公益项目时，可以在几秒钟内迅速完成转账，推动了小额捐赠的流行，降低了参与募捐的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正在为这种“社交+公益”的深度融合赋予更多元化的场景，包括行走捐、阅读捐、积分捐、消费捐、企业配捐、虚拟游戏捐等创新方式不断迭代，使得80后、90后成为互联网募捐的主流，00后开始参与互联网公益。

传承与创新，或是腾讯为代表的“社交+公益”样本，赋予这项事业的最大意义。

(通过玩公益游戏 可以为山区路灯捐赠)

样本意义：中国方案与科技向善

2019年4月28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扶贫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2019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部署了7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引导网信企业持续参与网络扶贫，增强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性;充分释放数字红利，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力。

可以发现，由上而下，推动互联网慈善的中国道路已经明确，从机制体制，到监管环境，再到社会参与，各方面的条件皆已成熟，但要如何在这条道路上切实打下一个个中国样本的路标，还需要各个主体的努力创新探索。对于最重要主体之一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只有创新探索的方向与自身愿景使命优势合一时，才能真正走深走实。

对于腾讯而言，发挥“工具箱+连接器+生态圈”的定位，是完成这种合一的关键。如前所述，工具箱是以为村精准扶贫、微信为盲胞读书、腾讯优图人脸识别寻人等项目为代表的各种产品能力，连接器则是以99公益日、企业一起捐为代表的平台能力链接公众、商业与公益，那么生态圈则是更加庞大的愿景——将腾讯生态系公司都驱动起来，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与业务特点。

在腾讯生态系公司中，京东、美团、轻松筹与水滴互助已经加入到互联网公益团队中。比如京东作为互联网电商龙头企业，依托于电商交易属性和强大的京东物流支持，于2017年推出京东公益平台，创造了“一键捐赠、物资直送”的全新模式。网友通过京东APP即可访问京东公益模块，浏览了解公益项目，以爱心价点选购买所捐赠项目所需物资，一键即可完成捐赠。

美团则是依托“猫眼电影”、“美团酒店”、“美团门票”等丰富商品线和商家连接力，针对“留守儿童”、“孤独症家庭”等进行线上线下公益活动，号召平台用户参与公益中来。可以发现，腾讯的公益生态圈，都拥有的特点是围绕着自身的平台特点与优势，切实探索自身的中国样本。

中国日报网2019-5-21

慈善组织参与疫情应急治理的对策建议

■ 邵培樟 梁美英

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以来，影响全国，牵动人心。此次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发生的突然性、演变的不确定性、处置的紧迫性和后果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征，极大地挑战了我国的应急治理能力。应急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和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疫情的有效防控亟须高效的应急治理体系和配合有序的应急治理共同体，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导，也需要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

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能有效弥补政府力量，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率。疫情纷繁复杂，单靠政府力量难以达到有序、高效的治理效果。慈善组织作为社会公益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民间性、志愿性、公共性、专业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在物资筹集、社工专业服务、心理辅导等方面有优势，其参与应急治理有助于构建多元共治的应急治理体系，缓解政府压力。

对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挑战

慈善组织作为以慈善为志业的组织体，参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治理，乃其宗旨所在、使命使然，也是其价值体现。但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对慈善组织的应急能力提出了挑战。

首先，疫情对慈善组织的专业性提出挑战。我国慈善组织多次参与抗灾救灾，积累了不少应急处理经验，但参与如此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尚属首次。“与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不同的是，疫情防控中，病毒是无形的存在，且具有强传染性，仅仅依靠情怀和人海战术注定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助力疫情防控，不仅需要热情与善心，更需要理性和专业。

其次，疫情对慈善组织的公开性提出更高要求。在当下这样的热点公共事件中，公众对慈善资源的募集和使用情况关注度极高，且对慈善领域的错误容忍度极低，这就要求慈善组织更加及时、准确地向公众传达和反馈慈善信息，接受监督。

最后，疫情对慈善组织的执行力提出挑战。疫情防控具有紧迫性，物资的筹集发放必须体现一个快字，否则就会导致公众对慈善组织的执行力质疑。

完善慈善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对策

提升自治性，增强参与应急治理的主体意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社会治理主体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线性模式向合作共治的网状模式转变。首先，政府对慈善组织应由控制转为引导，从组织变为监督，给予慈善组织更多自主权，提高其参与应急治理的积极性。其次，明确政府是应急治理的主导力量，慈善组织作为重要的补充力量，应当寻找政府未能或尚未顾及的应急事项及时补位，如关注医护人员及其家属、深入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关怀困难群体关怀、疫后心理重建等。

增强透明度，完善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突发事件的公开募捐活动应当有更严格的信息公开要求。其一，救灾资金、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要定期公开，重要事项应当随时公开，建议慈善组织每天通过网络自媒体公布截至前一天的捐赠款物接收和拨付情况。其二，公开的内容应包括捐赠款物的数量、类别、去向、用途等，每一笔捐赠款物的明细都应有据可查，捐赠物资的去向更是不能含糊。其三，慈善组织应主动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及时回应相关质疑，澄清误解、击破谣言，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其四，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对慈善组织形成行政监管、社会监督、司法监督和行业监督的有效闭环。

注重协同性，构建“内合外联”的应急治理协同合作机制。面对疫情，任何部门或组织“单兵作战”，都会面临信息不畅、人员不足、专业欠缺、效率低下等困境。应当向“联防联控”模式转变，建立应急治理协同合作机制。一方面，加强慈善组织间的内部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增强协同性，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行动无序和资源利用的“旱涝不均”，实现慈善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畅通慈善组织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等外部组织的联系，在政府的整体调度下发挥各自的功能，形成一套快速反应、高效行动的应急治理完整架构和顺畅流程。

追求专业性，提高参与应急治理的专业程度。一是充分动员民间力量，利用专业人士的特长破解疫情防控的专业性障碍。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发起的“爱心驰援、共抗疫情”项目由政府、慈善组织和志愿者共同建立的筹款、物资、翻译、医疗器械鉴别、国际物流、国内物流等9个专项小组组成，分别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开展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是注重人才培养，加强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培训，使其具备参与应急治理的良好素质与较强技能，提高其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水平和救援效率。

三是加强整体部署规划，适时调整服务方向，在优势领域发挥作用。疫情防控是场人民战争，随着战斗的推进，慈善组织应适时重新评估社会需求并做出有效调整。如前一阶段主要是募集资金和发放物资，疫情整体得到控制后，疫后心理重建、疫病宣防、疫后困难群体关怀等方面更需要也更适宜慈善组织的介入。

中国社会报2020-3-31

《惠州市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大亚湾开发区、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广东省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发挥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推动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我局出台了《惠州市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惠州市民政局

2021年5月8日

惠州市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实施《广东省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发挥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推动我市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坚持党建引领

　　（一）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党对慈善事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慈善事业发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慈善组织将党建有关内容写入章程。按照应建尽建的要求，推进慈善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各县（区）从严抓好慈善组织中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设慈善组织党建课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把廉洁自律贯穿慈善工作始终，加强慈善款物依法依规使用。

　　二、培育慈善主体

　　（二）培育发展慈善组织。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大力推动全市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工作，加大培育发展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优先培育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等慈善组织。加大对慈善组织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力度，支持互联网型、联合型、行业性慈善组织承接政府委托或转移的职能。加强慈善组织能力建设，加强行业交流，促进慈善组织在资金募集、志愿者动员、项目实施等方面深度合作。

　　（三）培育其他慈善主体。各县（区）民政部门要鼓励城乡社区居（村）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建立慈善互助会或设立社区基金等，推动社区慈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在慈善组织内通过设立冠名基金、冠名项目或开展冠名活动等方式参与慈善，倡导企业设立社会责任部门，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支持社会创新，促进慈善跨界合作发展。

　　（四）兴办各类慈善实体。各县（区）要大力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实体，鼓励支持慈善组织兴办公益性医疗、教育、养老、应急救助、环保、扶残助残等社会服务机构和设施，拓展慈善组织的服务功能。建立慈善组织孵化基地，培育慈善组织。

　　三、激发慈善活力

　　（五）加大社会支持。各部门要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为慈善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并按规定给予优惠，鼓励新闻媒体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和活动宣传提供支持和优惠，鼓励公证、法律服务、评估、审计等专业机构在为慈善活动提供服务时给予优惠。引导学校、培训机构等教育部门将慈善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倡导金融机构探索金融资本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渠道，促进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人等参与惠州慈善事业。

　　（六）推动融合发展。鼓励符合条件的慈善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加强引导慈善组织设立社会工作岗位、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依法链接慈善资源，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慈善组织的资源优势、志愿服务的力量优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三社联动”服务平台（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工站）、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点等服务阵地，深化“三社联动”社会治理机制，为促进慈善、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深度融合发展作出示范。

　　（七）健全激励机制。深入探索建立“记录一生、追踪一生、回报一生”的慈善记录和激励机制。按规定对慈善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社会影响较大的个人、家庭和集体予以表扬。开展优秀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事迹、慈善家庭等巡回宣讲和展示。进一步推广对捐赠人颁发捐赠证书、荣誉徽标等做法，提高捐赠善行的社会知晓度。

　　四、拓宽参与渠道

　　（八）丰富捐赠形式。各县（区）、各部门要以社会化为导向，运用市场机制推动慈善超市建设。建立社区慈善捐赠站点，方便群众开展经常性捐赠。推动技能、知识产权、股权、有价证券、保险等新型捐赠方式的实施，探索个人遗赠接受路径，完善应急突发事件中款物接收调配机制。充分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慈善总会互联网平台的服务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互联网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在政策法规宣传、慈善组织壮大、活动能力提升等方面积极探索，高效满足捐赠人、受赠人或受益人对慈善的广泛需求。

　　（九）搭建交流平台。要支持和引导慈善组织参与省内外和国际慈善活动，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在慈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力度，可依托本地高校，持续推动慈善城市发展研究基地建设，提升慈善创新能力。

　　（十）发展慈善信托。丰富慈善信托类型，支持社会各界运用慈善信托方式推动慈善事业长远发展。制订慈善信托评估指标体系，开展慈善信托项目评估，促进慈善信托项目健康规范实施。鼓励城乡社区组织、单位在开展群众性互济活动时，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管理慈善资金。

　　（十一）提升志愿服务。各县（区）、各部门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社会化和专业化。完善志愿服务招募注册、服务记录、激励回馈、保障等政策制度。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实行志愿者注册登记，简化注册程序。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各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及文化场馆、教育、医疗等机构的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围绕服务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五、增强惠民实效

　　（十二）擦亮慈善品牌。各县（区）、各部门要从机制运作、项目实施、服务成效、宣传推广等方面不断丰富慈善品牌内涵。有条件的县（区）政府可创建“慈善之城”，创建新品牌、新亮点。通过党建指导、资源供给、荣誉激励等方式，加大对优秀慈善组织和慈善项目的支持力度，提升其服务成效和影响力。

　　（十三）助力乡村振兴。依托互联网募捐平台开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慈善捐赠专区。积极探索扶贫产品慈善定制服务，开展线上慈善义卖、义拍、义演、直播带货等，动员爱心企业、个人通过以购代捐形式购买扶贫产品。深度挖掘和宣传爱心企业和人士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先进经验、典型事迹，多途径深入传播，扩大慈善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发动面和参与面。

　　（十四）聚焦特殊群体。各县（区）、各部门要突出为民服务导向，扩大慈善介入重大疾病前置救助的领域和范围，建设好大病救助平台，扩充慈善医疗救助服务种类，将个人慈善救助与慈善项目募捐有效结合。推动困难老人、残疾人养老和助残慈善服务，链接社会资源支持居家养老、居家托残、医养结合等项目服务。实施“困境儿童、困境老人、残疾人救助服务”计划，关注困境儿童成长、困境老人陪护、残疾人康护。

　　六、强化人才建设

　　（十五）培养慈善人才队伍。各县（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制定慈善人才培养政策，建立慈善优秀人才目录。加快培养一批长期参与慈善服务、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的慈善人才队伍，着力培养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熟悉现代慈善理论、拥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慈善组织管理人才。充分利用本地高校、科研机构、慈善行业组织开设短期或长期培训课程，争取国家级慈善教育机构或项目落户惠州，形成现代慈善人才培养机制。

　　（十六）加强理论研究。会同本地高校办好慈善城市发展研究，不断加强慈善政策理论研究的专业性、引领性和实效性，建设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设立人才培育、慈善研究支持计划，支持专家学者推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十七）弘扬慈善文化。各县（区）、各部门要通过“慈善+”，举办各类公益活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积德行善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慈善文化，加强本土慈善文化传承、研究和创新。推动慈善融入生活，在全市倡导做一件慈善事，激发人人向善的社会风尚。设计慈善家庭文化标识、编辑慈善家庭案例集，宣传慈善家庭的先进事迹，将慈善家庭作为评选文明家庭、“惠州好人”的重要依据。着力推动慈善文化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探索商业街、步行街慈善行、公益慈善嘉年华等慈善文化品牌活动。

　　七、加强监督管理

　　（十八）加强政府监管。各县（区）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完善慈善捐赠、慈善信托、培育扶持、激励表彰等政策制度。建立健全民政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慈善信息沟通共享、信用信息披露机制。推广使用全省慈善信息统一管理平台，实现社会救助信息与慈善信息共享。建立健全全市慈善数据的收集统计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年度抽查比例不低于5%。严厉打击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善组织骗取财产的行为。推进慈善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纳入守信联合奖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覆盖范围。

　　（十九）加强内部治理。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募捐、保值增值投资等活动，履行信息及时公开义务，加强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引导慈善组织简化参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自然灾害慈善捐赠的程序，促进高效运转，确保捐赠款物全部及时到位。倡导募用分离，支持款物募集能力强的慈善组织和有服务专长的组织开展合作，提高款物募集和使用效益。

　　（二十）加强行业自律。培育并发挥公益慈善联合会等行业组织作用，建立行业内部协调和资源、信息共享机制。完善行业标准化体系、慈善服务标准体系，落实慈善组织等级评估全覆盖，指导慈善组织做好慈善捐赠公示、年报公开工作，强化行业自律自治。全面推动慈善组织参与透明度评价工作，慈善信息公开率达到100%。

　　（二十一）加强社会监督。各县（区）要畅通公众对不良慈善行为的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反馈或公布查处情况。建立社会第三方机构、公众参与慈善捐赠监督机制，加大对慈善组织和项目的审计和监督。要主动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探索企业社会责任年报机制。支持新闻媒体、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等对不良慈善现象以及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曝光。

　　八、健全保障机制

　　（二十二）强化组织保障。要充分认识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将发展慈善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慈善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整体规划及文明创建活动考评体系。各有关部门和各县（区）要各司其职，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协作、公众参与的工作格局。

　　（二十三）建立多方协同机制。要建立健全慈善工作组织协调机制，民政部门牵头统筹，会同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扶贫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医疗保障局、市金融工作局、总工会、妇联、残联、红十字会、工商联、市税务局，惠州银保监分局等有关部门、群团组织以及各县（区）人民政府、慈善组织、行业组织、有关企事业单位建立协同机制，实现总体规划、协调分工、分步实施、逐项落实的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商联及红十字会等群团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实现慈善发展常态化、多元化和全民化。

　　（二十四）落实优惠措施。要落实税收、慈善服务设施用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简化慈善组织办理非营利组织免税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流程。加强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实现慈善组织电子捐赠票据全覆盖，境外依法向慈善组织捐赠的慈善物资享受进口税收优惠，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慈善事业的促进作用。

（二十五）加强宣传推广。各县（区）要大力推广“中华慈善日”“中国志愿服务”“中国社会工作”“中国青年志愿者”等标志的使用。鼓励慈善从业人员、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工作着装展示身份标识。推动媒体积极开展慈善宣传、普及慈善知识、传播慈善文化。利用“全国扶贫日”“学雷锋纪念日”“中华慈善日”“国际志愿者日”“广东扶贫济困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综合利用城市地标、公共交通等载体和社区宣传栏以及全市公益广告宣传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宣传活动，营造浓厚慈善氛围。建设并发挥慈善广场、慈善社区、慈善街道、慈善乡村、慈善学校、慈善公园作用，鼓励大型商业广场、图书馆、连锁门店、游客中心等设置慈善空间，用于慈善项目宣传、慈善活动开展、慈善文化传播等。

惠州市民政局 202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