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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3个月调节纠纷100余起，警方这款小程序让矛盾化解在线上

“再解决不了，我就报警了！”

“这种法律问题，怕是找律师比较好哟？”

“找律师咨询费好贵哦，钱你来出吗？”

……

日前，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心巢御苑小区，一起物业纠纷争执不下。社区“老杨群工”工作人员默默打开手机微信，调出一个叫“易联调”的小程序：“要不，你们试试这个？”

果然，经“易联调”调解，这起物业纠纷得到了有效化解。

这是今年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九龙派出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解决基层矛盾模式、协调专业律师团队打造的一款在线调解小程序，尽管才推出不久，但已经解决了不少大难题。

▲纠纷双份在线上调解室接受调解

新技术

解决老旧社区新问题

有人把九龙派出所辖区形容为重庆主城这个繁华大都市中的一块“飞地”，虽坐落在城市核心区，却有着大量城中村，6万多实有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农转非”人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房产租赁、新型犯罪等各类矛盾、新问题涌现了出来。

需要调解的纠纷多，那就真抓实干去化解，可民警们面对的问题，有些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老旧社区历史遗留问题多，其中难免掺杂着复杂的法律问题。“如果涉及案件，那我们在行，可要具体到法条，就不是每个民警都能如数家珍的了，即便你有理有据，群众可能也不信服。”九龙派出所水碾警区负责人李龙俊无奈地说，调解矛盾无非是说理说情说法，如何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成了民警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派出所有驻所律师，每周到所半天，接受群众法律咨询，协助民警进行相关调解，民警在工作中明显感受到，有律师在场的确效率更高，但局限性也很明显——需要调解的矛盾多，半天时间远远不够；矛盾双方的时间不容易协调，要跟驻所律师的“档期”对上并不容易；律师驻所是公益行为，让其常驻派出所也不现实。

“现在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吃饭、坐车都可以在手机上解决，难道调解不可以？”九龙派出所所长魏敏思考着。

2020年9月，“线上调解室”的构想萌发，并一步步走向实践——从去年底与九龙街道相关人士协商，到今年过年前后研究设计，清明前后形成最初模板，调试一个月后，6月份正式上线。如今，九龙派出所辖区已有超过8000名居民注册了“易联调”小程序。

▲“易联调”集合了6大功能模块

“易”使用，重“联”动，在线“调”

一键关联微信号即可使用

为什么叫“易联调”？魏敏说：“‘易’是指操作简便、上手容易。‘联’是民警、律师联动。‘调’自然就是调解。”

据介绍，微信上搜索“易联调”即可进入该小程序，一键关联微信号就能使用相关功能。界面简洁清晰，第一次使用也能很快上手。以最核心的“我要调”为例，矛盾双方输入个人信息，选择纠纷类型，24小时值守的民警、律师便会在后台开放一间“线上调解室”，请各方“就座”。

打字、发语音、用图片举证，一切都和线下调解无异。在民警和律师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一致后，小程序可以自动生成《调解协议书》，双方进行电子签名并存档——一次线上调解就圆满完成了。

线上调解是“易联调”的核心功能，当事人如果不愿意在线上解决，也可以在线预约律师进行线下调解。

而在“我要调”功能之前，还有一个“我要问”功能，日常的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易联调”的合作律师会第一时间免费给予专业解答。“这一步事实上也能分流许多警情，通过咨询，避免了矛盾升级。”“易联调”项目负责人、九龙派出所副所长冯牧介绍道。

此外，“易联调”还具备重要警情实时通报、社情民意收集、法律文书模板免费下载、法律条文在线搜索等功能，是个名副其实的多功能“联调”平台。

▲调解完在线成生成协议书并由双方签名

动动手指消弭矛盾

小程序有大作用

记者了解到，“易联调”投用不到3个月，已经累计线上线下调解纠纷100余起，经民警梳理，接受群众的500余次法律咨询中，至少有100次因律师的精准解答避免了矛盾升级。

▲通过“易联调”解决问题的群众送来锦旗点赞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答，当事人选择报警，我们肯定也要介入处理。”九龙派出所教导员何茂对比了之前的情况，“把双方请到派出所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经常一个下午就耽误了，还不一定有个好结果。”

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一次系列调解，最能体现“易联调”高效、无接触的优势。

7月下旬，重庆江津双福农贸市场因疫情关闭，导致大量前往双福的货车必须分流到其他地方装卸货物，九龙派出所辖区的花枝农贸批发市场就承担了承接转运货物的大部分任务。

农副产品放不得，大量货车同时汇聚在花枝市场门口，一时间交通和治安压力剧增，各种因装卸货物和交通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接踵而至。

好在九龙派出所收到了市场管理方和批发商通过“易联调”中“社情民意”模块上报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了准备。早已能够熟练使用“易联调”的商户们也主动开启线上调解，申请对矛盾纠纷进行线上处置。值守在小程序上的专业律师们将一个个“线上调解室”打开，将矛盾双方请进“调解室”，展开线上法律咨询和纠纷化解工作。商户们将存在的分歧和意见通过网络轻松便捷且安全地反应给律师，律师针对相关问题给出专业回答，在法律指引下，矛盾双方很快找到解决分歧的支点，达成一致意见。

小小“易联调”不但快速为商户们解决了矛盾纠纷，还为疫情期间的货物分流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重庆长安2021-9-2

青岛：构建“185”城乡治理体系 打造“1151”多元解纷协同平台

保留原始风貌的“仙居崂山”网红主题民宿游客盈门，留住“乡愁”的村史馆令人抚今追昔，“185”新型城乡治理体系建设让辖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满……

崂山区是山东省青岛市主城区之一，2020年，全区生产总值达到886.4亿元，年均增长7.9%，提前3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治理密不可分，而基层实践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源头活水。近年来，崂山区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185’城乡治理体系，打造‘1151’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同平台，建强城乡一体化专职网格员队伍，探索具有崂山特色的海陆一体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崂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春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激活神经末梢

“为应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近年来，崂山区持续深入推进网格化治理，把社会治理列入全区‘七大突破行动’高位推进。”崂山区政法委副书记马作祥介绍说。

据了解，“185”城乡治理体系是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小公约、小民主、小服务、小调解、小平安、小乡贤、小名人、小家训等“八小工程”为支撑，部门、街道、管区、社区和网格等五级联动的社会治理推进机制。

而“1151”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同平台，引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社会资源、人民群众高效协同，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以全面提升社会风险预警预测预防能力。

崂山区组建的1名街道包社区干部任网格长，1名社区两委成员、1名民警或协警、1名居民小组长、1名专职网格员和网格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志愿者等组成的“5+X”专业力量，实现服务资源在网格聚集整合，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

如今，崂山区686个网格的735名专职网格员，活跃在安全隐患排查、纠纷调处、疫情防控、扶贫助困、代办服务等各项工作中，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崂山格格”。

擦亮特色品牌

崂山区依山傍海，旅游资源优越。民宿产业在为旅游经济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因管理不规范引发矛盾纠纷。

“我们探索实行‘党建+’工作模式，促进民宿产业‘党建+产业+经济+治理’一体化全面发展。”王哥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王崇顺说。

像王哥庄一样，沙子口街道东麦窑社区着力发展特色民宿产业，还建起村史馆，成为社区的“文化地标”。

沙子口街道综治中心主任王彩君、社区党支部委员李群告诉记者，社区建立起商家信用、食品卫生等台账，针对旅游旺季存在停车难、住宿餐饮纠纷等问题，社区网格员主动服务、化解纠纷，让游客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擦亮了“仙居崂山”“幸福麦窑”品牌。

崂山区中韩街道张村河沿岸地处城乡接合部，区位特殊，近年来治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安全生产交通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问题时有显现。

围绕张村河沿岸治安，崂山区委有关领导主动认领项目，推动建立平安中韩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开展重点区域联防、黑恶犯罪联打以及劳务市场、群租房、消防安全、涉民生焦点问题整治。今年第三季度，在全区社会治安满意度调查中，中韩街道居民安全感和治安满意度均达到100%。

探索崂山模式

渔船出海作业，船员中有党员的渔船在主桅上悬挂党旗，亮明党员身份，彰显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崂山区打造“海上党旗红”党建品牌，探索海陆一体治理模式的举措之一。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海上治理是重要一环。崂山区以街道为着力点，以社区为落脚点，将基层治理网格在崂山区103.7公里海岸线、3700平方公里海域上建立、延伸。

海岸线总长29.5公里的沙子口街道，按码头和停泊点划分，建成5个大网格，海岸警察和水产协会、社区干部等力量充实到各网格中，集安全管理、治安防范、抢险救助、矛盾调解、心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海上网格”应运而生。

“建立‘海上网格’以来，海上案事件由原来每年数百起降至百起左右。”青岛海岸警察支队沙子口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

以沙子口街道为突破，崂山区推动“海上网格”全域落地，陆海统筹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新鲜出炉”。

推动崂山之治

渔船进出港自动识别，船只海上运动轨迹动态掌握，禁渔期违规偷捕实时报警……天、港、岸、船一体化、全方位监控的崂山区“海上网格+智慧渔港”综合管理平台，令记者大开眼界。

近年来，崂山区社会治理中心瞄准“打防管控服”精准化目标，汇集公安、人社等多部门数据资源，部门业务与网格化治理机制深度融合，使网格治理智能化成为现实。

“依靠区级网格化治理平台开发的‘i网格’手机App，可实时掌握辖区内社会治理要素信息，极大提高了网格化治理效能。”崂山区政法委综治科科长邵晓艳说。

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崂山区社会治理、平安建设成果喜人。

金家岭街道是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所在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聚刚告诉记者，今年以来，街道全力构建党建“一核统领”、网格化“一网统筹”、服务“一格通办”基层治理格局，公平公正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使金家岭作为青岛财富管理核心区、金融科技先行区和金融安全示范区的构想正由蓝图变为现实。

今年7月，崂山区民政局、区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联合社会爱心力量成立“崂善行公益基金”，围绕特殊人群帮扶深化社区治理。

崂山区公安分局聚焦“共建、共治、共享”目标，拓展升级警务工作站职能，多警协同联动，多方整合资源，多元汇聚民力，实行区域社会治理服务新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的丰富实践为“崂山之治”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法治日报2021-12-6

矛盾化解率98.6%，多种特色多元化解品牌在四川落地生根

近年来，四川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方面探索出不少有效路径，多种特色多元化解品牌在四川落地生根。党的十九大以来，全省各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组织共计排查受理矛盾纠纷302.9万件，成功化解298.7万件，成功率达98.6%。近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资阳、成都、眉山等地，实地探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首端联动”解道交纠纷

2021年1月24日13时许，王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在付某的指导下驾驶未注册登记的电动四轮车，在资阳市安岳县龙台镇长湾街转盘处练习发生操作不当，与行人王某某发生碰撞，王某某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故发生后，王某、付某就责任及民事赔偿方面产生分歧，一直未能与死者王某某家属达成协议。

办案民警立即将该情况向“安岳县‘首端联动’领导小组”报告。领导小组根据“首端联动”机制的规定，由龙台镇政府、安岳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及安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引导当事人经过5次协商，最终达成赔偿协议。

事故的快速有效处理，得益于安岳县创新设立的道路交通事故“首端联动”处置机制。长期以来，安岳县交通事故频发，由此滋生的“四难三闹三访二炒作”让县委县政府十分“头疼”。

2012年，安岳县探索创立了道路交通事故“首端联动”处置机制。即成立由县主要领导挂帅的县道路交通事故“首端联动”处置机制工作领导小组，19家相关部门共同参与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化解工作，并在44个乡镇、两个街道办事处设交通事故纠纷化解室，553个村（社区）设交通事故纠纷化解点。交通事故处理由原来的公安交警“孤军奋战”转变为党政牵头、公安主抓、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大格局。

目前，该机制现已形成由受理、现场处理、救治伤员、事故认定、赔偿调解和纠纷化解5个环节组成的标准化流程，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效率大幅提高。“首端联动”机制推行以来，成功化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两万余件，成功化解道路交通事故信访涉稳积案40余件，未新增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信访涉稳案事件。

“协调中心”化解10年纠纷

2020年8月6日，成都市彭州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收到魏某来信，要求解决其因原单位破产改制造成的一系列待遇问题。魏某系原丽春机械厂职工，因原单位破产改制后人事档案和工资档案丢失，退休待遇问题及投入股资问题未得到解决，导致其多年来持续上访。主管部门、镇（街道）虽多次介入，但因各部门间信息不通，此案一直悬而未决。

因原丽春机械厂破产且距今已10多年，魏某的档案遗失时间太久难以寻找，且社保政策也有所改变，这给协调中心制定调解方案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时，魏某因多次信访无果，对于调解工作人员并不信任。

协调中心梳理案件后，从调解专家库挑选罗先华与彭州市信访局、人社局、丽春镇政府工作人员组成“魏某信访案调解小组”。几经周折，调解小组找到魏某在丽春机械厂的同事，获知了更详细的案件信息。

有了足够的案情信息和当年社保政策文件，11月17日，罗先华向魏某详细解释相关政策、规定，成功与当事人达成息诉息访承诺书。12月21日，魏某与丽春镇政府代表面对面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并表示此后不再就此事向丽春镇政府主张任何权利。

此案的成功化解，得益于协调中心实体化运行以来创新的“15N”矛盾纠纷化解彭州模式，以及纠纷隐患四色预警机制、组建调解专家队伍的处理方式，实现了各类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有效发挥了人民调解“春风化雨”的作用。

诉源治理进乡村解民忧

“法官，真的很感谢你们，还要你们专程跑一趟，真是辛苦你们了。”

“不用客气，解决矛盾纠纷是我们的工作。”

2020年12月，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走进彭山区黄丰镇合力村，联合当地司法所和综治中心调解员，调解一起村民和村合作社关于土地与房屋的侵权纠纷，成功将该起案件化解在诉前。

被告王某芳与其哥哥王某成（因病死亡）均是原告所在村三社的社员。王某成生前，其父母、妻子、儿子均已因病死亡，政府为其修建了3间房屋用于居住，其还在集体承包了田1.92亩、地2.7亩。

王某成于2017年生病后，生活起居一直由王某芳照料。王某成去世后，王某芳擅自将王某成的土地、房屋占为己有，并将部分田地出租给他人，侵害了合力村三社的集体权益。村社及律师多次协商无果，合力村三社一纸诉状将王某芳起诉至法院。

收到此案的诉讼材料后，彭山法院立案庭庭长邓艳多次与原告通话了解案情，主动联系合力村三社的社民代表，倾听双方对涉案纠纷的意见。在知悉纠纷基本情况后，为推动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妥善处理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邓艳和立案庭法官李彬走出法庭，邀请黄丰镇司法所调解员黄奕鑫以及村治保主任一同前往村社进行联合调解。

两名法官将涉案的土地权属问题及房屋继承问题逐一向社代表及王某芳耐心讲解并疏导。调解人员以村社和谐以及邻里互助友爱为出发点，为双方分析纠纷继续下去的后果以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益处，最终这起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眉山法院扎实推进诉源治理，健全多元解纷工作机制，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外、化解在诉前。今年1月至4月，眉山两级法院共对9016起案件进行了诉讼辅导，诉前分流到调解3610件，调解成功1643件，调解成功率达45.51%。全市法院受理申请司法确认案件423件，确认422件，确认率达99.76%。

法治日报2021-6-9

井陉县“微治理”释放“大能量”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抓治理末梢，从日常入手、从“微”小事抓起，在细节上突破，使基层治理的效果更加精准细致。

摸排“微”问题， 基层治理全覆盖

年初，南陉乡康庄村张大爷说起村口那片废旧库房，满脸无奈。“你看村口那间废弃库房，影响村容村貌，如果把那片地方腾出来建个小广场，乡亲们闲下来的时候也有个休闲娱乐的地儿，既锻炼了身体，又联络了感情，多好。”

仇大爷说起老旧小区，颇有感慨，“停车难、环境差、治安乱，管理不到位，成了大伙儿共同的心病。就拿停车来说，车辆多、车位少，车都停到了绿化带、人行道、消防通道上，由此引发的矛盾纠纷，影响了邻里和谐，造成了安全隐患。”

这是县委政法委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这些事琐碎细微，却与村（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为摸清底数，他们发动网格员、乡镇政法委员、村治保民调员，“进村入户、见人走心”，让身子沉下去，民意浮上来，共摸排涉及基础设施不完善、老旧小区环境差、停车难等各类“微”问题34个，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吴家窑乡金柱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稳居“井陉第一村”20余年。近年来，由于市场变化、环保重压等多种因素叠加，“第一村”黯然失色。县委政法委的同志们曾多次走访调研，与乡、村干部就如何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治理进行积极探索。引导村党支部从抓党建着手，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每位党员家门口醒目位置悬挂“我家有党员，乡亲向我看”党员身份牌，亮明身份，引领基层治理。

金柱村党员身份牌

党员梁贝贝说：“虽然只是一块小小的牌子，却让我感受到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无比光荣。挂牌就是承诺，亮身份就是亮责任，时刻提醒自己要约束言行举止，当好先锋模范、服务百姓生活，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金柱村休闲广场新貌

解决“微”小事，基层治理更精准

“微小事”里有“大民生”。县委政法委积极协调公安、司法、住建、环保、城建、农业、交通等部门，构建“全县治理一张网”的新模式，高效、便捷地解决基层治理的“微”问题。

县住建局工作人员说：“今年以来，先后对六个片区的82栋住宅楼2697户进行改造，完成屋顶防水、楼道粉刷、沥青路面修复、院落绿化整理、楼道及院面照明更换提档；安装了门禁卡、起落杆等，实现人车分流；设置安装休闲座椅及健身器材，特别是依小区条件新建的特色‘口袋’公园，成为小区一道亮丽风景。”

看到整治后的社区环境，府南街小区居民高先生激动地说：“现在电动车进车棚了，小区出入口实现人车分流了，幸福就在家门口提档升级了。”

小区出入口人车分流

如今的南陉乡康庄村，新建的休闲广场上，凉亭、绿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村党支部书记说：“别看广场不大，却是大家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乡亲们开心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

改造后的康庄村休闲娱乐广场

重视“微”治理，邻里和谐满庭芳

10月29日，曾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的——秀林镇南秀林村又传来喜讯，被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命名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南秀林村注重从“微”治理入手，坚持把乡村治理融入乡村振兴。每一任村“两委”班子都把抓好乡村治理工作作为第一要务，由村支部书记亲自进行“传、帮、带”。老书记卸任后，再从乡村治理工作表现突出的委员中推选新一届村支部书记，形成了村干部全心全意为群众调处矛盾纠纷、群众有事首先找村干部的良性循环。2000年以来，村里先后有5名乡村治理能手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创造了连续21年无重大刑事、治安案件，无信访案（事）件发生，实现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如今，井陉县共建成智慧小区167个，法治公园、法治一条街171个，休闲娱乐广场202个，基层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井陉的父老乡亲们有了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长安评论公众号2021-11-19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100%！这个“全国一级派出所”是如何做到的？

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基石，也是距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一个派出所，一片责任田。巡逻防控、走访群众、调解小纠纷、化解小矛盾......，他们孜孜不倦地做着平凡小事，默默耕耘着自己的“责任田”，守护着辖区的平安，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贵州省毕节市公安局七星关分局三板桥派出所1994年成立，位于毕节市七星关区西南城郊结合部，辖区总面积30.25平方公里，有5个社区，流动人口7000余人，这个现有民警6名，辅警9名，警务助理5名的派出所是个名副其实的“三不”派出所，哪“三不”？就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呗，其实这个“三不”派出所还具有“烟火气”，这两大法宝铸就了三板桥派出所成为“全国一级派出所”，一起来看看。

近年来，随着毕节示范区改革发展的步伐加快，三板桥派出所辖区涉及征地拆迁、城市扩容等方面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日益增多，治安形势严峻复杂。

这个派出所，工作有章法！

“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时代留下的财——“枫桥经验”在今天的三板桥派出所焕发出新的生机。

2020年9月，三板桥办事处官大村吴某与彭某两家因坟山葬坟一事发生纠纷，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极可能发生聚众械斗从而引发暴力刑事案件，三板桥派出所所长、官大村副支书刘玉获悉后，立即组织调解律师、社区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在社区调解室进行了调解，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化解，吴某、彭某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双方握手言和，达成了一致意见，成功化解了矛盾纠纷。

矛盾不上交

全面排查，将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充分依托“警务两会+十户联防”机制，利用入户调查、召开线上线下警民议事会等方式，第一时间摸排出存在的矛盾纠纷、安全隐患等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及时了解群众的民意民愿，做到对辖区各项情况底数清、情况明、动向实。

整合资源，推进调解员队伍能力建设。建立由民（辅）警、律师、老党员、警务助理、老教师、退休人员、在职人员、乡贤能人、治安积极分子等组成的“调解人员库”，不断壮大调解力量，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了多次调解员的培训和法律法规知识讲座培训，有效助推了辖区的调解工作，提高了调解工作的质量。

分类调处，打造矛盾纠纷调解新特色。在派出所设立专门的调解室，大力推行进门入户调、会诊专业调、重点攻坚调的“三级调解”机制，即小矛盾小纠纷及走访摸排掌握的矛盾纠纷由老党员、老教师、老退伍军人等开展调解；对涉企、征地拆迁等较为复杂的纠纷，由民警、专业律师进行会诊专业调解；未调解成功的，列为重点攻坚调，由派出所、司法所、法庭、综治中心及办事处领导进行重点攻坚调解。

2019年以来，三板桥派出所共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800余起，调处成功率100%，无矛盾激化、无民转刑案件、无群性事件发生。

平安不出事

2021年1月28日，辖区群众彭某为三板桥派出所送来“人民警察为人民、追回资金暖人心”的锦旗，感谢派出所及时为自己追回钱财挽回损失。

2021年3月12日，辖区群众郭某为派出所送来一面“破案神速、热心为民”的锦旗，感谢民警快速为自己找回手机，避免手机里大量重要客户信息丢失。

2021年3月14日，辖区群众唐某为派出所送来了一面印着“公正执法、执法为民”几个大字的锦旗，感谢民警为自己追回2600余元的货款，并激动地说：“没想到你们办事这么迅速，真的很感谢你们。”……

近年来，三板桥派出所把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多发性侵财犯罪作为派出所的主要工作来抓，重点打击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两抢一盗一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坚持以打开路、防控先行、多措并举，严打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针对电信诈骗案件高发的趋势，预防电信诈骗“金钟罩”APP注册率达到辖区户籍人口的90%。

三年来，辖区治安状况持续平稳，未发生过命案和其他重特大案件，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达99%和98%。

服务不缺位

新时代，新警察，心故事。有警察，有群众，他们之间的好故事便会不断地诞生与延续。

2021年3月28日中午，辖区居民王某在“三板桥派出所警民联系”群中，向户籍民警咨询小孩办理身份证一事，经了解王某小孩目前在读初三，中考需要持有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孩子就读的学校是封闭式学校，上课时间禁止出校，放假时间又与户籍窗口休息时间重合，所以一直未能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了解这一情况后，户籍民警放弃周末休息时间，为孩子办理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三板桥派出所结合工作实际，因地制宜，创新推行“提早上班”、“午间值班”、“延时下班”、“周末加班”弹性工作模式，解决群众非工作时间不能办理户籍业务的问题，确保群众随来随办，不让群众跑空路、走冤枉路，最大限度服务群众，把便民举措送达人民群众，不断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派出所的爱民、为民形象在辖区群众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2019年以来，三板桥派出所共办理证件4464人次，主动上门服务100余次。

褪去一身疲劳，这个派出所也有温暖“烟火气”

最抚凡人心，人间烟火气，褪去一身疲劳，这个派出所也有温暖“烟火气”，派出所民警、辅警平均一年在所时间超过300天、5000小时。

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他们都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有的是在询问嫌疑人的严肃、有的是耐心调解群众纠纷的温和、有的是彻夜巡逻后的疲惫。喧嚣过后，派出所于他们而言，是单位，更是家。

近年来，三板桥派出所坚持“文化育警、文化强警”的理念，狠抓文化育警工作，建设了“书香吧”“健身室”“荣誉陈列室”“减压室”“心理咨询室”“备勤室”等，通过文化熏陶，让大家在这里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馨，有效提高队伍文化素养和精气神，全面促进派出所各项工作稳步攀升。2019年、2020年，派出所执法质量考评均位居七星关区全局第一，成功创建“全国公安一级派出所”“毕节市公安机关文明示范窗口”。

从三板桥派出所的荣誉陈列室走出来，忽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回首悠悠来时路，是每一位三板桥派出所民警、辅警的峥嵘岁月，更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只有从派出所、从基层走出来的人，才会深谙“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无论是警，还是民，都是千千万万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

生而平凡，各自有光、背靠烟火，邻里守望，那是关于警察的守护，那是属于您的温良。

忠诚警魂融入血脉，奋斗精神开启征程。无论是在打击犯罪的最前沿，还是在平安建设的第一线，三板桥派出所始终信念如磐，意志如铁。

新的时代催生新的使命，新的使命呼唤新的担当。三板桥派出所一路向前，奔跑追梦。

毕节长安网2021-11-16

严惩犯罪、智能预警、协同治理 各地加强窨井盖管理维护

井盖虽小，民生事大。大街小巷的窨井盖，关乎群众“脚底下的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年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第四号检察建议，推动相关部门共同解决窨井盖的安全隐患。一年多过去，各地相关部门精准打击、预防涉窨井盖犯罪，做好窨井盖管理维护，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

多方联动，助推高效监管

“本月窨井盖案情线索：无。”

7月16日傍晚，王晓拿起手机，在窨井盖安全管理工作群里通报情况。很快，她便收到三条确认窨井盖无问题的信息，这才放心地下班回家。

王晓是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工作人员，从去年开始，潜江市检察院与公安局、经信局、城管局等部门探索窨井盖安全管理协同治理机制。王晓被确定为潜江市检察院窨井盖管理工作的联络人，公安局、经信局、城管局也各有一名联络人。“作为联络人，我们4个人定时通报窨井盖线索，如果有突发事件，每位联络人要及时互相通报，并向各自部门汇报。”王晓说。

“井盖虽小，可它的权属、管理、监督往往分散在城管、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权责交织、十分复杂。”潜江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何娅茜说。他们刚开始调研时，经常会找错门。经过几个月的摸索，何娅茜终于捋清了各部门的权责。随后，潜江市检察院协同4个部门，专门建立了情况通报机制。

“在线上，各部门互相通报线索，对破坏窨井盖的违法行为和个体建立共享的备案记录。”何娅茜说，“在线下，各执法和监督部门把问题汇总成统一的清单，互通有无，形成内部书面报告机制。”

虽然潜江市7000多个窨井有了统一管理机制，但要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仍需社会多方面的参与。“我们每年都会宣传普及窨井盖的相关安全知识和法律政策，让市民积极提供破坏窨井盖的线索，形成全民共治的氛围。”何娅茜说。据统计，湖北省各级检察机关与相关职能部门已全面开展工作对接和磋商，推动窨井盖治理1.8万多处。

督促整改，开展自查自纠

在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和反馈后，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走出办公室，在全区大街小巷深入排查窨井盖的安全隐患。

“有的是长期被重车碾压造成损坏，有的是建设不达标，与马路有较大高差，有的是丢失后一直未及时补装。”铜梁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涛说。掌握情况后，检察院立即联系了3个负有管理责任的部门，召开了一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公开审查听证，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代表等旁听。

对窨井盖的缺失、损坏、凸起、下陷等问题，3个部门都认了“账”，也做出解释，并当场表态：散会后马上整改。为确保整改到位，铜梁区检察院就窨井盖问题治理立案并发出检察建议。

不到两个月，3个部门陆续发回检察建议回复，均表示对排查出问题的窨井盖进行了维修更换，同时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共整治问题窨井盖250多个。

“这次‘回头看’发现，前期排查出的窨井盖已全部整改到位，安全隐患基本消除。”张涛说。

准确定性，形成有力震慑

“太气愤了！这种行为完全不顾大家的生命安全！”去年一天清晨，陕西省咸阳市毕塬路的一名超市经营者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该路段的十几个窨井盖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他赶忙报了警。后来，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民警抓获了作案人马某兴。原来，马某兴假扮成清扫路面的环卫工人，驾驶三轮摩托车陆续盗窃窨井盖83个。

近年来，因窨井盖被盗、破损、管理维护不当，给过往行人带来安全隐患。去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共同出台《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范此类案件的办理流程。

“此案是盗窃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为确保案件定性准确，我们根据《指导意见》多次讨论案件适用情形。被告人马某兴盗窃窨井盖的地点多是咸阳主城区，人流来往密集，涉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秦都区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李健说，最终，秦都区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马某兴有期徒刑五年。

“各地检察机关针对较为严重的涉窨井盖犯罪案件，将罪名由盗窃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变更为危害公共安全罪，这对盗窃、破坏窨井盖违法犯罪形成有力震慑。”最高检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说，“检察机关将加大办案力度，强化法律监督，推动形成惩治涉窨井盖犯罪工作合力。”

智能预警，发现安全隐患

走在福建省福州市街头，细心的市民会发现，不少窨井盖旁的路沿上，多了一个杯盖大的“小窗”。

“别看不起眼，预警全靠它！”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职工陈德杨将满满一盆水倒下，路面瞬时水位达到10厘米，手机端的APP“智慧排水”立即报警。“位置精确到米，时间精确到分钟，大大压缩了中心人员排查涝点的时间。”陈德杨介绍，在福州，像这样的路面积水监测器有750个。

“井盖下面还有一些巧妙的设计。”陈德杨翻开旁边的窨井盖，只见井盖背面安有报警器、井壁上装着液位仪，还有一些传输数据的管线。这样的报警器在城区有350多个，可追踪每一个井盖的去向，也可以对地下水位情况进行监控，并自动汇报信息。

“在井盖设备中嵌入一个芯片，各种仪器测出的数据就能通过这个芯片实现自动、远距离传输，显示在我们的终端设备上。”生产智能井盖的福建某公司董事长张木成介绍，在手机APP上，其界面是一张地图，显示有“附近井盖”“开盖报警”“液位编号”等内容，不仅能查找附近所有井盖，还能监测井盖是否遭盗窃或损毁。

“降雨集中的时候，我们就依靠这套系统，准确、快速地判断出了城市内涝的位置。”陈德杨回忆。此前，福州出现强降雨，陈德杨通过系统预警，及时发现了路面内涝，对就近的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在半小时内完成了疏通排水，减少了内涝可能造成的安全隐患，“这比以前市民打电话报警，早了20多分钟。”

（本报记者田豆豆、吴君、蒋云龙、张璁、原韬雄、刘晓宇）

人民日报2021-7-19

淄博淄川区：“调解+速裁”无缝对接实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淄博市淄川区以多元化解为支撑、以特色调解为平台、以繁简分流为依托、以公正高效为目标，积极推动立案、调解、速裁深度融合，实行“多元调解+速裁”模式，推动建立“立案前多元化，立案后分调裁”的审判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经验做法在全国法院基层社会治理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和推介;案件繁简分流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被省委政法委确定为山东省司法责任制改革创新点。

搭建平台，构建诉调对接纵深格局

高标准搭建“诉非衔接”诉调对接平台，将调解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横向整合部门力量，纵向健全区镇村三级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成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一体化格局，建立全域覆盖的矛盾纠纷解决网络体系，实现“有地方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从优秀网格管理员、退休干部、律师、法律工作者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选任1810名专兼职调解员入驻镇村调解中心办公，并将13名调解员派驻法院和人民法庭，实行法官与驻庭调解员联动、调解与裁判联用、社会资源与司法功能联合，最大限度修复社会关系。目前，全区各级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1.98万件，调解成功率95%以上。创立“热心大妈”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刘伟调解室、家事调解室、交通事故速赔调解室、少年儿童维权调解室及心理咨询室、诉讼辅导工作室、司法确认室等特色调解室，全面推行热心大妈刘伟的“六心调解法”，积极开展“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诉前保全+诉前调解、证据交换+审前调解”等多种调解模式，逐层消化民事纠纷。近年来，淄川法院诉前调解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0%。

繁简分流，加强速裁机制建设

制定出台《案件分配及运行管理办法》，设立程序分流员，专门组建立案审判暨诉讼服务团队，制定分案轮空规则，坚持“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优先、分案限制、分案补充、指定分案以及案件繁简分配、主动申领及内部公示”等原则，保障案件准确进入繁简分流程序。加强快裁快执流程建设，实行民事、刑事、执行各条线的全面分层。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2个简案速裁团队，针对偏远镇较多等情况，在5处法庭各确定1名速裁法官;同时，设立5个普案快审团队和3个繁案精审团队，组建1个快速执行团队，全力提升案件审理执行效率。全院45%的刑事案件7日内审结，当庭宣判率达97.5%，服判息诉率达99%;院机关第一民事速裁团队办理案件数约占机关民商事案件的28%，平均审理周期7.75天。积极推行类案快办，探索推行“简捷送达、联动调解、模板审判”工作方式，引导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研发“智慧送达平台”，全面开启全流程无纸化网上办案新模式。积极推进要素式智慧审判系统适用试点等工作，促进各类矛盾纠纷快速审理、快速结案。近年来，全院简易程序适用率在85%左右，一审案件服判息诉率达90%。

延伸服务，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不断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着力优化诉讼服务，积极打造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的司法服务。为确保机制运转顺畅，制定了《诉调对接工作细则》等系列配套制度，建立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机制、刑事和解工作机制、执行案件联动化解机制等，实现诉讼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的“三个无缝对接”，打造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立调解员长效培训机制，不断提高“精准解纷”能力。着力打造“一体化、多元化、智能化”便民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当事人到法院有人接待、诉讼活动有人引导、提交材料有人接收、找法官有人联系。率先建立诉讼与公证协同服务机制，实行法院与公证机构跨界合作，使司法公信力与公证公信力产生良好的叠加效应，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并被省法院确定为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事务试点法院。大力宣传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工作，真正形成“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解纷机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山东网2021-7-26

“服务员+院长+警长”，西安这个地方的治理模式赢得一致好评

作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服装中转站和集散地，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街道拥有20多个大型批发市场、1000余家企业和11000余个商户，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治安状况复杂、矛盾纠纷频发。为了破解治理难题，深化“民呼我行”，街道党工委创新“长乐365”社会治理模式，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路径，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政法直通车”让涉法纠纷迎刃而解

“物业和业主的分歧向来都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政法直通车的介入，帮助社区和群众解决了大问题。”这是长乐西路街道永乐社区党委书记张瑞的心里话。

永乐社区管辖的丽苑168小区，由于未达到规定要求致使业委会多次成立无果，部分业主产生不满情绪。张瑞带领社区人员多次调解，但始终效果不佳，于是向街道政法直通车进行了反馈。

对此，街道平安办、社会事务办等业务科室联合辖区派出所、学进律师事务所组成工作组，经实地走访、集体研判，制定了“现场稳控+政策辅导”的解决方案，在稳定业主情绪的同时，从专业角度解读业委会成立的政策及要求，并指派专人对接指导，最终业委会组建成功，并在后续与物业顺利协作。如今的丽苑168小区环境整洁、邻里和谐，群众对此交口称赞。

长乐西路街道综网中心主任徐咏梅介绍说“政法直通车的优势，就在于整合了公检法司、律所等多方资源，遇到问题可以迅速召集力量组成服务团队，开展专业化的调解处置。”

今年7月份，西安市新城区法院首家社区特邀调解工作室在长乐西路街道半截巷社区成立，将矛盾产生的“前端”与纠纷解决的“后端”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互联互通，实现了“政法直通车”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强强联手、深度融合。

除此之外，“政法直通车”依托街道、社区两级综网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长乐路中小企业商会矛盾调解中心、学进律师事务所工作站等阵地，已基本形成了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网络，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公共法律服务机制得到不断完善，能够全天候提供矛盾调解、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司法援助“一站式”服务，运行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各类活动36场，化解了长乐大厦开发商与业主矛盾、康复路交易广场商户合同纠纷等各类问题430余个，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为地区安宁稳定、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服务员+院长+警长”让群众温暖到心尖

王连山是长乐西路街道电建社区的一名抗战英雄，4月的一天深夜，他因肠胃出血，疼痛难忍，被家人连夜送往西京医院急诊，虽然经过抢救后情况逐渐稳定，可面对消化科一床难求的现状，及时住院开展后续治疗成了大难题。社区院长刘胜宝在民情走访中得知这件事后，第一时间上报至街道，街道党工委立即指派退役军人服务站组成临时专班赶赴西京医院政治工作处进行协调，两个小时后成功解决住院问题。如今，每当回想起那段经历，王连山总是久久难以平静，“年轻时我曾保卫祖国，现在上了年纪，被他们这么贴心地守护着，真的很温暖。”

王连山口中的“他们”，就是街道的服务员、院长和警长们。今年年初，长乐西路街道作为全区试点单位，率先在辖区44个楼栋院落实行“服务员+院长+警长”制。其中服务员由机关党员干部担任，院长由楼门长和社区工作人员担任，警长则由交警、民警、消防等力量担任，搭建起了群众反映诉求、解决问题的高效通道，将精准治理的触角延伸至小区院落、居民家中。

走进长乐社区丹尼尔世纪广场小区，通道敞亮干净、绿植生机勃勃、围墙平整、门禁智能，整洁有序的环境让人很难想到，去年的这里，还是垃圾随意堆放、墙面脏污破损、门禁形同虚设，黑旅馆丛生、投诉不断的脏乱差小区。而这一巨大转变，是服务员、院长和警长进驻小区后，与物业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从打击黑旅馆非法经营、成立业委会、到修缮道路、装修门厅、安装智能设备，作为服务员的长乐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廖宁与民警汪新宏，还有作为院长的物业经理王存功，不知道开了多少板凳会、反复奔走多少回，这才一步步让小区旧貌焕新颜。

旧貌换新颜

如今，每周去院子转转看看，与居民唠唠家常里短，帮助解决各种疑难，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环境更靓了，治安更好了，群众的笑容更多了，“一员两长”的微治理格局筑起了长乐西路地区社区治理的坚实堡垒。

“服务员+院长+警长”制运行以来，累计化解矛盾纠纷230余起、排查安全隐患410余处、办理民生实事350余件，真正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小区安全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得到显著提升，赢得了一致好评。

“长乐365”模式有力破解社会治理顽瘴痼疾

在市域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中，长乐西路街道党工委坚持“破难题、优服务、炼队伍”的总体思路，从党建引领、机制优化、平台融合3条治理路径入手，开展经济发展、安全稳定、城市管理、阵地建设、政务服务、民生保障6个方面短板问题“去库存”专项行动，着力实现社情民意全掌握、矛盾纠纷全化解、商圈市场全联动、平安建设全覆盖、民生服务全到位的5全发展目标，推动“长乐365”模式融入街道工作的方方面面，尤其在当前大西安追赶超越的重要时期和服务保障“十四运”的关键节点发挥了显著作用。

充分发挥网格员“移动探头”作用，将道路坑洼破损、城市家具维护、商户占道经营、居民私搭乱建等各类问题纳入网格事件范畴，及时整改453处城市管理问题，让“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以最优环境树立最佳形象。疫情防控中落实“严精细实”要求，发动网格员扎实开展信息核查、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各项工作，筑起了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下一步，长乐西路街道将纵深推进“长乐365”社会治理模式，在做实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用好“政法直通车”和“服务员+院长+警长”制工作载体，以优异的治理成果服务保障“十四运”，为大西安增光添彩！

西安政法2021-8-24

强化监督、深化创新 浙江助推未保省域治理现代化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春

□通讯员史隽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姚·蓝”工作室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的16名四年级学生。第八检察部的检察官小姐姐带领同学们参观“姚·蓝”工作室，普及法律知识，讲解相关案例。同学们还收到了检察官小姐姐精心准备的小礼物——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宣传手册，手册以问答形式生动易懂地介绍了未保法修订亮点。

今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施行。

去年以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狠抓契机、转变理念、强化监督、深化创新，着力护航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助推未成年人事务省域治理现代化。

教育救助两不误

4岁的小暖（化名）自出生就没见过父亲，母亲又因贩卖毒品入监服刑，小暖成为事实孤儿。2020年7月，舟山市两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官们经多方走访调查，对孩子展开司法救助。经过一个多月爱心接力，检察官终于赶在开学之前，帮孩子办理好了入幼儿园急需的户籍证明并送去4万元司法救助金。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孔璋介绍，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涉未刑事案件6099件8424人，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496件5283人，办案情况平稳有序，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和保护救助也在稳步前行。

浙江省检察院第一时间组织各级检察院摸排665名仍在考察期的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在疫情防控期间接受帮教情况，引导采取线上线下一体化方式，依法规范做好涉案未成年人跟踪帮教工作，确保疫情期间帮教不掉线。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快捕快诉疫情期间黄某某以测量体温为由入室性侵8岁女童案、浦江县检察院从严从快办理杜某某等人利用学生上网课实施诈骗案，均获评最高检涉疫未检典型案例。部署开展法治网课创作，如杭州市检察院联合阿里巴巴开设了支付宝平台“未来说法”法治教育栏目，对预防性侵、诈骗等犯罪进行网络普法。

与此同时，浙江省检察机关积极创新体系机制，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随着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首创的强制报告制度和宁波市检察机关的入职查询制度被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发展，省检察院联合教育、公安、卫健等8部门出台浙江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细化操作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强制报告与入职查询制度。持续探索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通过加大早期预防、监管约束，着力破解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违法犯罪多发问题。联合省妇联、省妇儿工委办出台推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合作机制建设的十项举措；会同团省委，做好杭州萧山、温岭等全国未检社会支持体系试点工作，加快推动未检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精细办案扛责任

在宁波市鄞州区的鄞州二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这里面积约为60平方米，由监控室、询问室、身体检查室和休息等候区4个功能区块组成，并拥有独立进出的隐私电梯和大门，私密性极高。这是未成年人被性侵后的“一站式”办案特殊询问场所，可以对未成年被害人在同一场所、一次性开展案件询问、身体检查、证据提取等工作，具有及时优先性、隐私保护性和全面科学性等优点。

自2016年以来，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作为全省试行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的试点单位，在全国首创了“检警一体、检医合作”的“一站式”办案机制，实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询问、取证、检查一次性到位。截至2020年底，全省已建有“一站式”办案场所48个，先后对579名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一站式”询问取证工作。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秉持涉未案件无小案理念，狠抓精细化办案，审慎处理每一起涉未案件，着力扛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主导责任。”孔璋说。

据介绍，全省检察机关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不纵容姑息，坚决做到“零容忍”。2020年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603件3141人，批准逮捕1227人，提起公诉1553人，其中，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63人，无期徒刑以上17人。

对未成年人犯罪中主观恶性大、犯罪情节恶劣的，浙江坚持“宽容不纵容”，做到依法应当逮捕的逮捕、应当起诉的起诉。2020年全省共批准逮捕涉罪未成年人558人，提起公诉1165人。对涉嫌轻微犯罪、悔罪态度较好的未成年人，浙江坚持“少捕慎诉少监禁”。2020年全省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不诉率分别为60%和59%，同比分别上升13和14.3个百分点。

多措并举重监督

2020年10月20日，随着庄严的法槌落下，浙江首例网络销售伪劣儿童口罩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全部公益诉讼请求。

庭审结束后，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和浙江省妇儿基金会签订协议，约定赔偿金由省妇儿基金会代管，用于未成年人疫情防护等公益性支出。该案的办理，开启了融线上线下一体的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监督模式，在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中具有积极意义。

“精细化办案是基础，社会化治理是根本。司法实践中，我们不仅注重办案质效，还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有力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浙江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余晓敏说，浙江统筹、灵活运用各项检察监督手段，努力将检察环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做到极致。

浙江检察机关加大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有案不立、重罪轻判，对未成年人错误立案、轻罪重判等问题的监督。一年来，全省共立案监督315件503人，同比增长1倍，纠正漏捕、漏诉116人，同比增长43.2%，提起二审和再审抗诉38件。

对于性侵、遗弃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侵害或缺失行为，浙江加大监护干预力度，共办理相关案件92件95人，其中支持变更监护权、追索抚养费等起诉68人，督促民政等部门变更、指定监护人27人。

聚焦未成年人食品产品、校园周边、公共服务、个人信息等安全领域，浙江加快探索涉未公益诉讼。一年来，全省共办理涉未公益诉讼案件181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75件，民事公益诉讼6件。同时，浙江力争“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深入挖掘案件的背后问题成因，以检察建议、专题报告、机制创建等方式，及时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推动校园安全和受教育权领域治理、涉未成年人公共服务领域治理、未成年人文身和不良读物领域治理，以及涉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领域治理等。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守未检初心，强化政治锤炼，勇担职责使命，为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亿万家庭幸福安康，作出不懈努力。”孔璋表示。

法治日报2021-7-11

合肥庐阳将各类矛盾纠纷控制在初始化解在基层

“三所一庭”联调机制作用显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范天娇

“申请人张某与申请人安徽某商业管理公司经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

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亳州路派出所的“三所一庭”联调中心，民警、人民调解员与庐阳区人民法院“网络连线”，上传了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相关调解材料，没多久就收到法院发来的“电子版”司法确认书，意味着这起纠纷不仅顺利调解，还具备了法律效力。

虽然当事双方现在已经握手言和，但起初可是闹得不可开交。起因是，张某在这家商业管理公司旗下超市消费时，踩到地上的一滩水渍滑倒摔伤。张某家人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出警处理并进行调解，但双方因责任划分问题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步。

不过，在“三所一庭”联调中心介入下，僵局很快被打破。联调中心组织民警、人民调解员和律师组成“联调团”，综合运用调解方法，从法理情的角度，一边向张某分析作为成年人应有安全防范意识，一边向涉事公司指出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之处，最终双方就责任划分达成一致，形成调解协议书并进行了司法确认。

“‘三所一庭’联调中心受理的就是这种群体性、突发性、重大疑难、久拖不决的矛盾纠纷。”参与调解的亳州路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王恩冉告诉记者，中心“人多力量大”，像这样的纠纷已经联合化解多起。

记者了解到，亳州路街道位于庐阳区政治、金融和文化核心区域，辖区楼宇经济体集中，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房产和金融业矛盾纠纷突出。一些突发、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单靠司法所、派出所等单个部门解决，资源力量有限，加上群众对单个部门解决问题的不信任、不认同，导致难度很大。

“特别是去年夏天，合肥市5家房屋租赁中介‘跑路’，引发辖区近百户居民房屋租赁纠纷50余起，由于派出所警力有限，于是联合人民调解员和律师一起调解，效果很好，形成了联合调解的‘雏形’。”亳州路派出所所长张大林介绍。

在此成功经验基础上，去年8月，亳州路街道、亳州路派出所、庐阳区法院司法确认庭积极整合资源，推动基层司法所、派出所、律师事务所、庐阳区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庭建立“三所一庭”联合调解机制，成立了全省首个“三所一庭”联调中心。“三所”指的是亳州路派出所、亳州路街道司法所、5家律师事务所，负责联和调处矛盾纠纷；“一庭”指的是庐阳区法院司法确认庭，负责监督审核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具体实践中，亳州路街道建立人民调解分片协作联动制度，以7个社居委为基点，把7个社区划分为7个片区，组长由派出所社区民警担任，每个片区都有律师事务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挂钩。对派出所与街道各调委会排查出的疑难隐患纠纷的信息，民警控制使其不再扩大，引导到联合调解中心。接着，司法所主持调解工作，找出化解纠纷突破口，派出所维护调解秩序，志愿律师在调解过程中给予当事人法律建议，使纠纷当事人解除疑惑，从法律角度认识问题，引导其作出合理合法的决定，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书签订后，再通过网上联结，由庐阳区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庭进行司法确认，不需要当事人多次往返派出所、法院之间，省时、省力，也省心。

辖区居民储大爷对此很有发言权。他曾在一家民营牙科医院花费两万元植牙，但后来觉得不太舒服，去其他医院一检查，发现牙钉位置疑似有误。储大爷找牙科医院理论许久未果，于今年年初矛盾升级，双方闹到了派出所。次日，“三所一庭”联合调解中心受理了这起纠纷，将调解切入点从医疗过错纠纷转变为消费维权纠纷，院方表示愿意退费。当天就将矛盾化解，感动得储大爷连声道谢。

“快速集合调解资源投入一线，做到优势互补、联动联调、环节畅通，是‘三所一庭’联合调解机制的优势。”庐阳区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科长田园说，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节约了社会成本，提高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亳州路派出所副所长刘玉也发现，联调工作让民警从海量的纠纷警情中解脱出来，尤其是针对婚恋、借贷、租赁等纠纷化解立竿见影。

据统计，自该联调机制启动以来，中心共调解矛盾纠纷52起，调解成功46起，调解成功率约为88%，特别是一些久拖不决的矛盾纠纷得到妥善解决，实现了矛盾纠纷重复报警量、民警调解工作量双下降，将各类矛盾纠纷有效控制在初始、化解在基层。

法治日报2021-4-6

广州：信访“四办”机制跑出矛盾化解“加速度”

“真没想到我反映的土地问题，政府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日前，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信访人陈某在区信访局和镇政府工作人员送来的调解承诺书上愉快地签了字，并在信访网站上作出了“满意”的评价。

这是自去年广州市创新建立“急事急办、简事快办、繁事精办、难事认真办”信访“四办”工作机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在法治轨道内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一个缩影。

《法治日报》记者了解到，信访“四办”机制旨在打造广州信访“生态链”：通过对信访事项准确界定急事、简事、繁事、难事的基本范围，分门别类确定群众信访诉求处理方式，在确保办理质量的前提下，充分压实责任单位和基层属地双方责任，广泛调动多元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通过法治手段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和实际困难，推进信访工作融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格局。

让群众充分感知信访工作的“温度”

“如果仅按照信访条例规定的60天期限办理，虽不会出现违规现象，但与信访群众又好又快解决问题的期盼有差距。”广州市信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广州市委市政府及时研究提出信访“四办”机制，列入《2021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把解决群众信访诉求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内容。

实践中，广州市信访局根据具体案情区分不同办理方式：“急事急办”是指若不即时处理有可能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信访事项坚持“不过夜”原则，第一时间介入处理并解决到位；“简事快办”要求对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争议不大的信访事项，快速受理、快速办结；“繁事精办”是对涉及面较广、成因复杂、处理程序繁琐的复杂信访事项，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制定对策、协调化解，面对面向群众做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释、思想疏导、困难帮扶等工作；“难事认真办”则要求对责任难以界定、难以寻求法规政策支持、化解难度较大的信访问题，信访部门和责任单位深入分析原因脉络，切实找准问题症结，尽心尽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和现实困难。

今年，信访“四办”机制为解决群众涉疫信访诉求发挥了重要作用。

6月7日，信访人蓝某到广州市人民来访接待厅上访，反映其朋友陈某因疫情被隔离在荔湾区东沙街道，无法回老家潮阳参加其母亲葬礼，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其回家。市信访局将该件纳入“四办”机制转交后，荔湾区信访局根据“急事急办”的要求，紧急协调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东沙街道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立即安排陈某离穗返乡按时参加了母亲葬礼。

“推行‘四办’工作机制致力于打造广州信访‘生态链’，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群众的诉求和困难，充分感知信访工作的‘温度’。”该负责人表示。

精心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今年以来，广州信访系统通过信访“四办”机制结合法治手段，精心精准解决一桩又一桩事涉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

“真心感谢你们，帮我解决了大问题！”近日，年逾九旬的黄老伯拿着信访工作人员送上门来的不动产权证，激动地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连声道谢。

黄老伯是某大厦回迁户，由于回迁房编号与大厦某整套连号房交叉重叠，开发商后将房产整体出售第三人，后因债务纠纷法院又将大厦整体拍卖给第三方公司，一系列变更导致黄老伯一直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为此，黄老伯曾提起诉讼，但因弄错了标的房号和购房人，且房屋存在抵押、查封等原因，法院驳回其诉求。没有精力再提起诉讼的黄老伯，遂通过信访提出诉求。

广州信访局通过分析该信访的法律关系后发现，该案难在回迁房屋与预售房屋存在部分位置重叠，办证前需通过法律途径对预售、按揭、查封等问题作出处理，但因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循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受阻。

该局遂遵循“繁事精办”原则，指导责任部门实行提级办理，协调相关部门联合办公、难题会诊，最终确认黄老伯可参照历史遗留办证政策办理房屋产权证，一举祛除了困扰老人多年的“心病”。

据介绍，为有效运用“四办”工作机制精准破解信访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以来，广州精选区、街（镇）、村（居）和市直部门等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单位进行试点，围绕信访事项的精准分类、精准办理、精准施策，研究制定操作指引，形成规范化运行模式，找到了破解信访“疑难杂症”的良方。

融合多方力量“深度”化解矛盾纠纷

不久前，南沙区万顷沙镇信访人陈某通过国家信访局网站反映其父母土地被侵占。广州市信访局将此件列入“难事认真办”工作机制，及时交办给区信访局，指导属地相关单位依法及时就地化解。

经核实，该信访事项为农村集体土地调整纠纷，属村民自治范畴。对此，广州信访部门按照“四办”机制，针对涉土问题成因较复杂、化解难度大的特点，成立专案工作组并落实区、镇两级领导包案，多次主动约访下访陈某，向其详细解读该事项涉及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引导其在法律途径内解决问题。同时，专案组还发动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一起出动，疏导涉事双方的思想，最终成功调解，仅用了10余天就妥善解决这一信访事项。

记者注意到，为进一步强化信访工作合力，广州将信访工作纳入党建引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通过行政安排、组织动员、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发动镇（街）干部、“两代表一委员”、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楼栋长及有威望的老党员、老干部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信访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目前，全市共有近百万“广州街坊”、网格员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信访工作，有效发挥基层属地对信访矛盾纠纷的吸附化解作用。

目前，该市对涉及群众合法权益的“急事”，均在第一时间作出处理，一般在收到群众诉求的当日或隔日就能办结；对易于解决的“简事”，多在3至5个工作日内办结，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办结；对处理程序繁琐的“繁事”以及历时较长的“难事”，均比信访条例规定的办理期限大幅缩短。

统计显示，今年1月至8月，广州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达100%，按期答复率达99.79%，群众对信访部门的满意率和对信访办理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依法信访的秩序进一步好转。实践证明，“四办”机制已经成为广州信访的一张亮丽名片，信访工作为广州推进“四个出新出彩”、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充分发挥了服务保障作用。

法制网2021-9-24

福州市连江：祥和小区和谐治理的“家”法

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敖江镇温泉社区祥和小区作为连江县公租房廉租房入住人数最多的小区，聚集了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来连务工人员。近年来，祥和小区坚持大家庭理念，以“家引领、家服务、家共享”为主线，探索创新小区“1＋100”网格化管理模式，即1支网格员队伍对接服务100户家庭，落实一图纸、一表格、一门牌、一探头、一名片“五个一”建设，构建小而全、小而活、小而精的红色网格，切实做到管理服务两手抓，让外来居民更有“家”的归属感，有效实现了管理同心、发展齐心、幸福贴心、邻里暖心的小区治理目标。

突出“家”引领

坚持“家”理念、“家”情怀，建立健全小区“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小区工作中的政治功能和引领作用。一是健全“家”体系。充分摸排小区内各行各业党员共39人，成立小区党支部，积极对接联系敖江镇党委和温泉社区党支部，形成“镇—社区—小区”三级上下承接、协调联动的“家”治理体系。二是强化“家”领航。建立红色祥和议商制度、矛盾纠纷调解制度和多方联动协作机制，每月召开一次平安建设工作例会，及时了解小区存在的问题，推动小区工作健康发展。三是完善“家”服务。优化小区家庭服务，组建便民利民、扶贫帮困、环境保护、法律咨询等9支专业型“家服务”志愿团队，定期组织平安志愿者上门为外来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证件办理、矛盾协调等服务，切实帮助小区内的外来居民解决“务工难、相处难、就学难”等实际问题，营造理解、尊重、友爱的良好“家”氛围，增强外来居民对小区、对连江的归属感。

优化“家”治理

优化小区管理服务模式，依托智能管理、人文治理，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网格与小区家庭治理的融合互动。一是实现智慧管理。依托公安机关的“智慧门牌”和“福建治安便民”微信平台，逐步实现“人来登记，人走注销”的新型动态管理模式。在“雪亮工程”基础上，充分运用技防手段，聚焦重点区域管控，加装“鹰眼”高清探头，并接入县、镇两级视频监控联网平台，做到监控资源“多网统筹，多格联动”。创新“1+100党员家庭管家”网格化管理办法，公推楼长、信息员组建小区“家庭管家服务队”，对接服务100户家庭，构建小而全、小而活、小而精的红色网格，切实做到管理服务两手抓。二是突出人文治理。定期邀请综治、司法、公安、市监、计生、工会等只能部门，深入小区、住户家庭开展法律政策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建成“红祥和交流室”和“红祥和活动广场”，添置图书报纸、棋牌、运动器械等，搭建集休闲娱乐、科技普及、思想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共享共治服务场所和管理平台，让外来居民休闲、学习、交流有去处。定期组织新老村民共同参与丰富多样的社会活动，通过经常接触、思想沟通、感情培养、文化交流，减少新老居民之间误会和摩擦，增进感情和理解。如今，“有事大家帮、无事常联系、邻里一家亲”已逐渐成为祥和小区居民们的共识。

祥和小区疫情防控突发事件演练

强化“家”共享

注重资源整合，打造协同发展的小区工作机制，让小区内群众在“家”中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一是红色阵地共享。整合小区内党群、教育、文化等阵地资源，规范各场所开放时间和平安志愿者轮值安排，推动小区资源共享共享。二是诉求平台共享。联合镇、社区及公安部门在小区内开展外来人口专项信访接待日活动，听取外来居民的心声、释疑解惑、解决问题、调解纠纷、平息矛盾，引导流动人口理性合法表达诉求，解决矛盾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安定的局面。在工作中做到“四个一”，即解决纠纷与常住人口一个样，调处纠纷与常住人口一个样，求助服务与常住人口一个样，解决现实困难与常住人口一个样。

平安连江2021-11-22

湖北荆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这些案件由公安局长“包案”！

破案、打击环比分别上升25.46%、1.83%，发案、损失分别下降12.38%、19.35%。这是今年5月湖北荆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工作成效。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多发及破案难、追赃难、挽损难，荆州警方围绕“打、防、管、控、治、宣”精准施策，集最强资源、全链条打击、全要素管控，扭转了电诈案件“高发低破”局面。

打防开路

“付某！”“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某市场内，民警抓获一名中年菜贩。

4月10日，湖北省公安厅统一指挥荆州、石首两级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以付某为首、共开办银行卡17438张的特大贩卖银行卡犯罪团伙。

该案的成功侦破，得益于荆州警方全力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体系。去年11月，荆州市公安局组建“1部7组”打击治理电诈犯罪集中攻坚行动指挥部，构建“1(市局攻坚队)+12（县市区攻坚队）+N（派出所攻坚队）”打诈体系，完善“研、交、办、督、结”工作闭环，推动形成“快速打、追着打、深挖打、全链条打”的集群效应。

针对重大案件，荆州公安实行提级侦办、领导包案、挂牌督办机制，对涉案金额100万元、50-100万元、20-50万元案件分别由局长、分管局长和刑侦支（大）队长包案攻坚。今年以来，荆州市50万元以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24起破14起，5起百万元以上案件全破。

与此同时，荆州警方把防范工作也做到前头。

5月12日，荆州市沙市区一公司财务员徐某接“经理”QQ指令转账275万元。正犹豫不决时，徐某接到荆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预警短信和劝阻电话，及时避免重大财产损失。荆州警方透露，从徐某加入QQ群到接到民警劝阻电话，未超过3分钟。

6月9日，荆州市江陵县一男子被人以冒充领导的方式诈骗28万元。接警后，荆州、江陵两级公安机关5分钟完成止付冻结程序。

这两起电诈案件的及时挽损，离不开荆州公安建立的快速止付挽损机制。荆州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均组建反诈中心，加强“96110”系统建设，引进“东风反诈”“止付通”“天迹”“反诈智能机器人”等系统，及时拦截诈骗电话、网站，做到预警更快、止付更快、反制更快。

荆州警方还依托银行、运营商入驻反诈中心联合办公模式，压实反诈中心、派出所、街道、社区、网格员劝阻责任，落实高危指令上门劝阻、中危指令电话人工劝阻、低危指令短信联合劝阻机制，争分夺秒开展止付、冻结等工作。

截至目前，荆州共止付嫌疑账户1.32万个、资金5.1亿元；冻结嫌疑账户854个、资金4949万元。

治乱清源

5月26日，荆州市、公安县两级公安机关赴江西宜春端掉一黑灰产业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缴获养卡猫池GOIP设备22台、电话卡3200余张，循线抓获该市某运营公司3名行业“内鬼”，并依法刑事拘留。

荆州充分发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优势，压紧压实各行业主管部门责任，严格银行卡、电话卡“两卡”管理，落实惩戒措施，约谈电信、移动、联通公司负责人，停业整顿涉案“两卡”营业网点，坚决查处行业“内鬼”，全力斩断非法买卖“两卡”黑灰产链条。

中国银行荆州某县支行营业部今年一季度开办涉案银行卡27张。荆州市“联席办”迅速启动倒查程序，督导中国银行荆州分行暂停该支行新开借记卡业务、智慧柜员机自助办卡业务，公开警示约谈营业部负责人，全市通报批评2名经办人。

截至目前，荆州共排查银行账户1362万户，管控可疑账户7438个，关停电话卡2.9万张。

荆州警方还深入开展缅北涉诈重点人员“断流”行动。对滞留缅北窝点的重点人员，荆州公安组织户籍地乡镇、村居开展核查甄别、宣传教育、逼投劝返工作，落实“一人一策”，已劝返107人。

荆州建立完善涉诈重点人管控机制，全面核查采集涉诈重点人信息，逐一纳入管控视线，层层压实包保管控、指令管控、跟踪管控等措施，最大限度防止外流犯罪及出境作案。

对湖北省公安厅推送的各类重点人员，荆州警方逐一分解至乡镇、村居，逐一核查，逐人落实“五包一”管控措施，严防“重操旧业、重蹈覆辙”。

荆州公安还集中打击治理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抓“金主”、打“蛇头”。荆州警方近日成功侦破“3·15”组织偷越国边境案，接返偷渡人员12名，依法逮捕福建籍“金主”朱某等9名组织者及骨干成员。

强化宣传

“反诈宣传一定要入户入脑入心，社区一旦发案，社区书记、网格员、民警要被全区点名通报。”5月22日，正在入户走访开展反诈宣传的荆州市荆州区四机社区书记赵荣说。

荆州常态化开展涉诈警情分析研判、通报警示，每月对发案排名前3的县市区、前10的乡镇街道、前20的村居进行全市通报，实行两次通报黄牌警告、三次通报红牌警告并挂牌整治。凡被挂牌整治，问题不解决、不出列，党政领导不提拔、不重用。

荆州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层层压实属地、主体、主管“三个责任”，提请市委将打击治理电诈犯罪纳入市县两级平安建设（综治）考评范畴，作为地方党委政府履职尽责考核内容和选人用人参考依据，根据发案、防范、打击、管控、治理等情况，视情采取警示、通报、约谈、挂牌整治等措施，严肃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为深入推进反诈宣传，荆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市下沉社区党员民警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包保楼栋、包保户开展反诈宣传，力争户户走到、人人见面，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足不出户就能攻破骗子花招，这是国家反诈中心App，我来帮您下载。”5月12日，在荆州区敦煌苑小区3号楼，荆州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民警陈妍帮刘女士下载安装反诈App。

荆州公安采取“线上+线下、传统+新媒、漫灌+滴灌”方式，深入开展反诈宣传“扫楼”“聚力”“创无”“劝阻”“警示”“亮眼”“织网”七大行动，全力推进无诈小区、村组、社区、乡镇、单位、企业、学校系列创建活动。

荆州警方还商请市直机关工委安排下沉党员干部开展入户宣传，组织全警下沉社区开展反诈宣传、发动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协调电信运营商推送反诈短信，动员商铺在商品外包装张贴反诈宣传贴画，利用新媒体每日通报被骗典型案例，全力筑牢全民“防骗网”“安全网”。

今年1至5月，荆州电诈发案万人占比同上年相比下降1.16%，继续保持全省最低水平。

法制日报2021-7-18

各地创新推动“微治理”有声有色

瞄准小单元汇聚大平安

各地创新推动“微治理”有声有色

□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凡超 鲍静

“过去咱们这儿污水遍地，电线私搭乱接，做饭取暖烧煤污染大、隐患多；如今道路整洁了，电线入地了，天然气、暖气都通进家了，生活环境跟以前比有了天壤之别。”山西省朔州市西街村村民徐明喜滋滋地说着社区的新变化。

面对群众改善居住环境、治安环境的期盼与呼声，朔州市近年来瞄准老旧小区治理痛点和堵点，在老旧小区改造提质基础上，引导居民组建“微组织”、开展“微服务”、实行“微管理”，全面开展街道、社区、行业、单位等“微治理”活动，聚“微治”成“大治”，积“小安”成“大安”。今年以来，共排查整治治安问题237件。

老社区焕发新活力，“微治理”撬动乡风村貌大变样。

自2019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全面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瞄准小单元，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行动坐标，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服务下置，不断提高城乡社区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管理能力。

立足微观凝聚平安合力

夫妻之间经常吵闹扣6分，邻里见难不帮扣2分……这是安徽省宣城市“法治家庭示范户”评分细则，从遵纪守法、家庭和睦、依法维权等八个方面制定“扣分项”，根据“六无”标准实行一票否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基层依法治理最基础和最有效的载体。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需要从家庭抓起。”宣城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说，宣城市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为牵引，打造“法治家庭”培育工程品牌，有效提高了法治社会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想要成为“法治家庭”并不容易，也非一劳永逸。据介绍，宣城市按照属地原则，每两年由各县市区组织一次复核，对于年度内居民家庭成员因发生违法犯罪，被依法处理的以及经群众评议不符合“法治家庭”标准的，取消其“法治家庭”资格。

“按照激励机制，法治家庭可以建立法治家庭授信档案，享受金农法治家庭贷。部分试点村建立‘普法微积分’，与子女教育、个人医疗、交通出行等福利挂钩，让诚信守法带来实实在在的法治红利。”宣城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宣城市将法治家庭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鼓励法治家庭成员充实到“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队伍中，协助开展村居法治宣传教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目前全市刑事案件发案、公共安全事故数逐年下降，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率逐年提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进实践中，各地各部门纷纷立足微观，凝聚平安合力，在引导居民参与身边微小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以“微治理”谱写出服务民生的大文章。

黑龙江省大庆市在全市网格化管理基础上，推动“七彩志愿服务型”等特色社区品牌建设，创新组建“七彩志愿服务队”——赤、橙、黄、绿、青、蓝、紫七支巡逻队，吸纳辖区退休居民进行治安巡防，检查广场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的安全情况，排查路面道路的损坏情况，监控重点精神疾病人员等特殊人群，累计排查和反馈问题80多个。

江苏、湖南、江西等地从房前屋后实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实施社区微更新、景观微改造、微议题讨论等，发挥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浙江、山东、河南等地聚焦小、急、难民生项目，瞄准社区居民生活的堵点、痛点问题，努力消除政府部门管理的死角、盲区。

问需于民用足“绣花功夫”

“说事”158835件，“解题”155055件，部门响应率100%、解决率97.6%、满意率97.8%。

这是河北省廊坊市委政法委自2020年4月启动“群众说事、干部解题”工作机制建设以来取得的一份亮眼成绩单。

这项机制依托综治中心工作平台，将“问需于民”做实做细，广泛收集居民群众“微心愿”，通过平台交办督办、解决问题、结果反馈、群众评价，形成完整工作闭环，做到群众诉求一扇门受理、一条龙解决。

在“说事”上，线上线下结合。线上开通微信小程序、手机App、热线电话，线下设立121个乡（镇、街道）说事站、3420个村（社区）说事点、6300个说事箱，由乡镇、村街干部、网格员随时随地接受群众诉求，既开好“网店”又开好“实体店”。

在“解题”上，横向纵向联动。向上牵动县级部门，对事权不属乡级的，县级部门响应解决；向下延伸到村（社区），发挥近6000名网格员、4万余名网格辅助力量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运用村规民约，把大量小纠纷、小问题解决在家门口。

平台上线以来，全市关注人数达到110万，成为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心桥”。2020年，全市信访量同比下降80%以上、诉讼量同比下降10%以上。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委政法委推进“综治中心+信息化+网格化”建设，引入推广“微连心”小程序作为服务群众、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小平台，设置村社介绍、村（社区）事务公开、居民议事、平安问卷等版块，使群众方便将本人及身边发生的矛盾纠纷、治安隐患等烦心事忧心事揪心事上报至“微连心”，寻求网格员、村（社区）居委会及政府部门帮助。

浙江省嘉兴市委政法委则通过“微嘉园”平台建设，打造社情民意“传感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截至目前，共及时回应解决群众问题68万多个，其中90%以上在村（社区）和网格层面有效解决。今年以来，244名村（社区）居民围绕社区垃圾分类、文体活动、小区建设等议题开展多次讨论，向社区提供意见建议373条，形成以基层民主为核心的社区公共事务协商机制，实现以“商”带“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政府“配菜”到百姓“点菜”，问需于民的“微治理”方式不仅高效解决民生大小事，也日渐成为拓宽群众参事议事渠道的主要载体。

延伸推广撬动共治“密码”

与其他现代化城市一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90%、拥有374个城市社区的福建省厦门市，也曾面临邻里关系陌生化的“城市病”——部分居民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组织力量到了社区却沉不下去，物业、业委会、居民之间积累大量矛盾。

为化解这一难题，近年来，厦门市秉持远亲不如近邻理念，从强化组织建设入手，按照“一小区一支部”原则组建小区党支部，在小区设立楼道党小组，延伸设立党员楼长、党员中心户，形成“小区党支部—楼道党小组—党员楼长（中心）户”的小区党建格局。目前，全市共建立小区党支部1400多个，实现组织覆盖90%、工作覆盖100%。

福建省委政法委在充分总结提炼厦门经验的基础上，在全省推广“近邻”模式，建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2900多个、新建或提升小区党群服务室（站）3600多个。派出34.5万名在职党员到居民社区小区报到，参与服务37.13万人次；对派出党员实行所在单位和社区小区党组织双向沟通、考核、激励、评价，在职党员的报到服务情况作为评先评优、提拔使用、晋级晋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让在职党员做到不仅“身入”而且“心入”，完成了冷漠“陌邻”向温暖“睦邻”的转身。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荆楚大地，湖北武汉紧急对本地社区治理网格化系统“武汉·微邻里”提档升级，为群众提供“肺炎自查上报”“预约心理辅导”等服务，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效助力。

武汉市委政法委以平台为依托，整合民警、医生、律师、党员、两代表一委员、物业和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共治力量进社区，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健全群众反映矛盾、基层解决矛盾的便捷渠道。部门间优势互补、资源盘活正在辐射延伸，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治“同心圆”逐步形成。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惠民生。

当前，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创新推动“微治理”，打通市域“微循环”，努力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社区治理手段精细化、社区治理智慧化，努力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法治日报2021-8-5

暗访”断案被称赞！法官李成菊：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解铃人”

“小区大门门禁开着，谁都能进来”“监控画面部分不显示，形同虚设”……8月4日上午9点，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非诉调解团队法官李成菊与法官助理、特邀调解员等，来到辖区一高档小区进行“暗访”，发现了很多物业管理问题。不少居民认出他们，当面要“告”物业公司的状。

这次“暗访”是因为不久前有大量关于该小区的物业费纠纷案件涌入法院，李成菊想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便组团走访了解，果然有了新发现。李成菊暂停调解案件，要求物业公司对这些问题先进行整改。后期还将进行回访，根据实际情况再对物业纠纷案件进行调解。

“法官实地走访才能了解到我们不交物业费的原因，要求物业公司把问题整改了，大家也就不会再拖欠应该缴纳的物业费了。”业主吴女士对法官“暗访”断案的方式大为称赞。

图为李成菊通过在线视频调解案件。赵梦晴沈梅梅摄

在审判一线工作多年，李成菊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老百姓，帮助他们化解矛盾纠纷，对李成菊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工作。如何让矛盾化解快速有效，做到“药到病除”，是她一直下功夫琢磨的地方。

针对法院案多人少的情况，李成菊主动向院党组提出组建非诉解纷团队，选聘热心公益、乐于奉献的特邀调解员调解诉前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讼前端。2020年9月1日，非诉解纷团队正式组建，由一名员额法官、一名法官助理、3名书记员和88名特邀调解员组成，主要将民间借贷、金融、类金融案件、物业、道路交通事故、合同类及其他适用小额诉讼的案件分流出来，进行诉讼前调解。

李成菊将自己丰富的调解经验分享给团队里的年轻调解员，并制定每月业务培训、信息化平台培训计划，带领调解员们巡回走访和实地考察，给案件的调解“加把火”“把把关”。在她的影响下，调解员们热情高涨，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位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今年7月，庐阳法院分调裁中心非诉解纷团队受理了50余件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为精准发挥特邀调解员专业性，在李成菊的带领下，非诉解纷团队成立“物业解纷小分队”。李成菊将同批次同小区的物业案件分配给“物业解纷小分队”后，几位特邀调解员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汇总问题所在，与李成菊一起研究双方争议的焦点，讨论攻坚克难的办法。

在调解过程中，部分案件双方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就调解结案。遇到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一时无法达成调解时，李成菊指导调解员需“情理法”三管齐下，要向业主释明不按合同约定缴纳物业管理费属于违规行为，并告知物业公司应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尽心尽责解决业主所反映的问题，提高服务意识。特邀调解员则因地制宜，通过耐心开导劝解，站在双方当事人的角度上分析利弊，最终让双方握手言和。仅用十余天，该批案件已调解40余件。

案件结案后，非诉解纷团队通过定期到物业公司回访，或通知物业负责人到法院阐述服务情况等方式，结合类似物业纠纷案例的普法宣传，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8月11日，物业公司送来两面锦旗，夸赞非诉调解“为群众排忧解难，促社会和谐发展”。

为了避免了当事人长途奔波，李成菊还将在线视频调解引入到工作中。在疫情防控期间，合肥市某担保公司准备起诉的三件追偿权纠纷案件中，有一方当事人身处加拿大无法回国，经征求当事人意见，双方均同意接受在线视频调解。李成菊通过视频耐心细致地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协议，并通过视频签字确认，有效地节约了成本，提高了调解效率。

在同事眼中，李成菊是个“拼命三娘”，每年办理的案件数量保持在全院前列。去年冬天，她不慎被开水烫伤了脚，大家都劝她在家里养伤。但因为放心不下非诉解纷团队的工作，她坚持每天一跛一跛地来上班。

2020年9月至今年6月，非诉解纷团队委派调解3184件案件，调撤成功率达81.2%。通过诉前调解的案件，当事人主动履行率达99%。由李成菊承办的司法确认案件，自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底已确认的180起案件，通过严把质量关，敦促履行，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达100%。

法治日报2021-9-5

安徽法院主动加强诉源治理：矛盾调处法院如何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安徽法院坚持把加强诉源治理作为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推动构建“社会调解在先、法院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多元解纷模式，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助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在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前，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主要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专业优势，配合和协助地方各类诉源治理主体，大力支持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对于进入法院尚未立案的纠纷，安徽法院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优势，可以委派调解的方式派给法院以外的社会调解组织，或常驻法院以内的调解组织以及人员进行调解，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调解不成依法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强化立审执监访关口把控，通过委托调解以及依法裁判的方式，尽可能促进案结事了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光明范天娇

上午接到杨公法庭指派的吴某诉汤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下午就组织原告、被告到村委会调解，6个小时后出具调解协议书——对于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杨岗村“老支书调解队”来说，这样的调解效率并不鲜见。

“退休‘老支书’在村里辈分大、有威望，讲的话村民愿意听，也听得进去。”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院长李旭东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不同的乡镇多发矛盾类型有所不同，院里还在继续发掘民间调解力量，组建“老班长”“老嫂子”调解队，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别看如今“调解队”活跃，刚开始试水时，李旭东也没少“纠结”：法院在矛盾纠纷的什么阶段介入合适？与这些调解队该怎么“协作配合”？调解队要统一模式，还是“花开各枝”？这样的“纠结”，各地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中或多或少都要面对。

通过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安徽法院如今已经找到了“角色定位”。“我们坚持把加强诉源治理作为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推动构建‘社会调解在先、法院诉讼断后’的分层递进多元解纷模式，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助力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开军在部署诉源治理专题调研时强调。

主动加强诉源治理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诉源治理，简言之是对诉讼源头进行治理。实践中，许多形成诉讼的案件往往由一些小矛盾引起，多是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处理，以致对簿公堂，甚至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如果大大小小的事都打官司，法院必然不堪重负。

“诉讼虽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终局性的法律保障，但具有周期长、程序复杂、成本高、对抗性强等特点，通过加强诉源治理，将大量‘家长里短’、简易普通的纠纷通过协商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快速解决，能够及时修复破损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安徽高院副院长徐致平说。

诉源治理，简单的四个字，背后的工作并不简单。不少法院在开展工作之初就犯了难。

“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本来就突出，如果法官还要负责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会不会没给诉讼‘减负’，反而还影响到主责主业的完成。”

“很多纠纷没有经过社会调解层面过滤就涌入法院，要是进入诉讼程序再化解，可能矛盾越滚越大，调解起来难度也大。”

……

这些基层院的困惑，安徽高院立案一庭庭长汪晖没少听说，甚至外界还有观点认为：减少诉讼增量是法院的事，所以诉源治理也完全是法院的事。

在诉源治理工作中，法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能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成为摆在安徽高院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结合党中央部署要求以及人民法院工作实践，我们认为诉源治理中的‘诉’是指法院的诉讼案件，‘源’是指纠纷产生的根源、来源。”汪晖说，诉源治理是通过多种治理方式预防潜在的纠纷，化解已有矛盾纠纷，减少进入诉讼环节的案件数量，通过分流诉讼中的案件，定分止争，有效防止案结事不了。

因此，安徽高院对诉源治理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化解过程进行阶段性区分：第一阶段是矛盾纠纷萌芽之前，主要进行源头预防；第二阶段是矛盾纠纷萌芽之后至未形成诉讼案件之前，发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前端；第三阶段是前端非诉过滤失效后矛盾纠纷以诉讼的方式进入法院，通过诉前调解或者法院作出裁决从而得以化解。

“其中第一、第二阶段处在前端，治的是‘未病’，第三阶段处于末端，治的是‘已病’。”安徽高院研究室主任李鹏程说，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处于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关口，在矛盾纠纷化解前端和末端上，角色定位应有所不同。

法官深入社区释法

协助调处矛盾纠纷

“他家阳台雨水管漏水，洒的我家地上都是。”

“你家装修施工个不停，吵得人不能休息怎么不说。”

见到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网格法官”宋玮，家住大杨镇吴郢社区的两位老邻居互相“告起了状”。

“别急别急，我们坐下来好好说。”在社区居委会的会议室里，宋玮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宋玮释法，社区工作者讲情，很快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楼上保证修好雨水管不再漏水，楼下承诺装修完毕不再改造墙体，解决了两家人的烦心事。

“法官进网格”已经成为合肥法院的一项常态化工作。根据社区需要，法官会定期深入到包联网格，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调处纠纷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与法官“面对面”，让矛盾纠纷在家门口就能化解。

“矛盾纠纷是在社会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到立案之前，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这一阶段，法院的角色定位应是诉源治理的‘参与者’。”安徽高院法官助理徐步明说，在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前，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主要是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专业优势，配合和协助地方各类诉源治理主体，大力支持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因此，安徽各地法院也一直在行动，采取法官进网格、在基层建立法官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等多种形式，积极融入党委领导的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同时注重运用司法建议、风险评估等方式，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预防预警。

针对历史遗留的“烂尾楼”项目纠纷多、易成讼问题，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推动马鞍山市委出台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工作机制文件，统筹解决“僵尸企业”甄别、证照补办、破产财产处置、职工安置等问题。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金融监管、招投标、市场监管等领域社会治理存在的短板问题，发出司法建议50份，持续跟进整改。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出台规范司法建议工作办法，运用“一案一建议一治理”制度，引导社区基层组织发挥好预防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通过树好诉源治理“风向标”，推动矛盾纠纷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

整合资源诉调对接

有效减少案件增量

在行政村（社区）划分为若干“片”，在片内设立若干“村（居）民小组”，在组内以居住临近的5户至15户村（居）民划分为“一邻”……自去年7月起，亳州探索建立了邻长制基层组织体系，选配邻长负责矛盾隐患报告、社情民意收集等工作。

“这些邻长还有一个身份，是亳州法院的特邀调解员。”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周腊梅说，他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大街小巷，帮助群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邻长袁佩芹前不久刚化解了一起独居老人起诉儿子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案件。案子判起来很简单，但是会伤了亲情，所以袁佩芹接受法院委派后立刻找到母子俩，多次与他们在老屋回忆往事，帮助他们冰释前嫌，既让老人可以安享晚年，也修复了母子感情。

“法院不是把案子‘一派了事’，会经常给我们作法律知识培训和调解技能指导，当调解遇到问题时，也会随时提供帮助。”淮南谢家集区的“老支书调解队”队员汤本修告诉记者。

随着队伍的壮大，“老支书调解队”已经突破“年龄圈”，开始吸纳中青年村民加入进来。在法院指导下，“老班长调解队”“老嫂子调解队”也纷纷建立起来，在村里解决村里事，今年前5个月，“三老”调解队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049起。

不仅善于挖掘运用社会力量，安徽法院还将资源灵活整合，努力让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在蜀山区委政法委牵头部署、蜀山区人民法院积极推动下成立的蜀山区矛调中心，已经与安徽省商会调解中心、合肥市律协、市医调委、市造价协会、市建筑协会等13家行业组织、调解机构及单位合作共建，下设道交事故、造价工程、医疗纠纷等12个专业调解工作室，将多元调解力量引进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调处起矛盾纠纷事半功倍。

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后，法院就成为诉源治理的主体。这些纠纷奔着诉权的实现而来，社会上其他单位和机构已经没有主动介入处理的现实冲动和法律依据。按照制度规定，对于进入法院尚未立案的纠纷，安徽法院发挥一站式多元解纷优势，可以委派调解的方式派给法院以外的社会调解组织，或常驻法院以内的调解组织以及人员进行调解，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调解不成依法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强化立审执监访关口把控，通过委托调解以及依法裁判的方式，尽可能促进案结事了。

截至今年4月30日，全省法院建有126个诉调对接中心，入驻1292个特邀组织、2813名特邀调解员。2020年，全省法院诉前调解案件超36万件，同比增长87.2%，诉前调解案件占一审民商事案件的54.9%。全省民商事案件“万人成讼率”同比下降4.9个百分点，45家法院新收案件同比下降，工作成效直观可见。

推动完善法治保障

形成多元解纷格局

诉源治理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作，涵盖了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的全过程，诉讼案件的处理仅是其中一环，仅凭法院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加强诉源治理，各级党委加强领导是诉源治理工作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机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有关社会组织都是加强诉源治理的重要力量。”安徽高院法官助理戴李强说。

早在2018年11月，安徽高院就积极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沟通联络，抽调业务骨干参加立法调研，参与起草和修改完善工作，推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多方参与、司法推动、法治保障”的分层递进多元解纷模式，明确全省各地、各部门矛盾纠纷化解主体责任，为推动多元解纷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也凝聚了合力。去年，安徽高院参加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条例》执法检查，通过专门立法和全覆盖式执法检查，推动更多的社会矛盾纠纷在基层一线得到化解。

《条例》大力支持多元化解纠纷工作的信息化发展，要求加强信息化建设，推进大数据运用，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在线咨询、协商、调解、监督等功能。在法治护航下，作为6个全国在线调解试点省之一，全省法院自2020年初全面应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汇聚线上特邀调解组织、调解员，为当事人提供全时空、跨地域、全流程的网上解纷服务。2021年以来，新增在线调解13.8万余件，结案12.5万余件，调解成功7.3万余件，调解成功率58.71%。

与此同时，安徽高院还主动加强与党委政府社会治理工作衔接，推动安徽省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将“万人成讼率”和“无讼村（社区）创建”纳入全省平安建设考评指标，形成诉源治理考核倒逼机制。今年初，受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委派，对全省16个市进行考核，进一步促进纠纷化解从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单向治理向多元治理的转变。

为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推进措施，今年该院组织开展诉源治理专项调研，形成安徽法院诉源治理工作调研分析报告。徐致平介绍说，以调研成果为基础，安徽高院在全国法院率先出台《关于全省法院参与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工作意见》，从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三个层面细化25项具体措施。

全面推进诉讼服务站点建设、全面推动调解平台进基层、探索7类案件调解前置程序、建立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这些意见要求正在转变为行动措施，推动法治力量向引导端和疏导端用力，将诉源治理重心下沉到前端和基层，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当地。

法制网2021-9-28

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无缝对接，“四单一图”警务模式是个啥？

初夏的关中平原，太阳普照。

5月23日9时许，正在社区走访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经二路派出所新建社区民警仇群接到辖区王阿姨的电话：“我女儿今天出院，向你汇报。”他立即回复：“好的。如有异常，马上联系。”随后马上就用移动警务终端将此信息录入上传。王阿姨39岁的女儿患间歇性精神疾病且有暴力倾向，因此王阿姨主动将女儿医治出院的信息向社区民警报告。

这是宝鸡市公安局运用“四单一图”社区警务模式，对特殊群体采取警民“双向管控”的安全防范措施。

近年来，宝鸡市公安局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创新推出“四单一图”社区警务模式，建立一核多元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机制，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20年7月，陕西省公安厅在全省推广了他们“四单一图”社区警务的做法。

让“最小单元”施展“最大能量”

宝鸡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贺东介绍，2017年以来宝鸡市公安局按照实际、实用、实效原则，创新推行“四单一图”社区警务模式，对社区民警“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量化明晰，让“最小实战单元”施展“最大警务能量”。

“四单一图”，即社区民警职责任务清单、执法清单、权力清单、奖励问责清单和工作流程图，明确社区民警6项职责、23项任务、2大执法范围，规定社区民警7种权力、3种立功受奖情形和11种问责情形，将社区警务浓缩为5大类“16个1”，一目了然。

“过去办居住证、开证明要到派出所，现在社区民警上网核实快速办取，太方便了。”租住在金台区的王女士来到陈仓园警务室，3分钟就办好了居住证。

“局里通过精简机关、警力下沉、新警下派等方式，增加警务室警力，不断壮大社区民警队伍。”宝鸡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刘宝力对记者说。目前，宝鸡全市社区实现警务室全覆盖。

以“筑巢引凤”引发“蝴蝶效应”

在宝鸡市委政法委和市公安局共同推动下，宝鸡建立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无缝对接机制，全市167名社区民警全部兼任社区副书记或副主任，“筑巢引凤”引发社区警务“蝴蝶效应”，打造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安防联治、清查联动、矛盾联调、平安联创。

“姜谭路派出所开展‘四单一图’以来，我们社区密切协作配合治理，实现1+1>2的效应。”渭滨区姜谭路西社区书记陈勤莉说。

聚焦平安创建，整合数据资源。宝鸡市公安局以移动警务终端、情指战督平台、智慧安防小区建设应用为重点，以“四单一图”社区警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按照社区民警基础信息全采集、社区巡逻全覆盖、服务群众全方位、社区警务全考核的要求，宝鸡市公安局配套建立风险预警、多元化解、四零服务、激励奖惩等机制……通过联防联控、联调联解、联采联管，形成派出所控面、警务室防片、警务站守格、巡特警巡线防控格局。

今年以来，宝鸡市建成智慧安防小区53个，研发“四单一图”App，采集基础数据120余万条。

宝鸡市广大社区民警以“服务受理零推托、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错、服务目标零投诉”满足群众需求，提升警民熟悉率、见警率和管事率。

据统计，2020年宝鸡市63个社区、626个行政村实现“零发案”。

由“单打独斗”催生“多元共治”

宝鸡市公安局把“四单一图”社区警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构建“派出所+社区中心警务室+社区（网格）警务室+治安辅助力量”四级大联动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实现“从无序到规范、从粗放到精准、从单一到共享、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四单一图”好在哪里？凤翔县城关镇社区居民刘庆霞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家属院谁家里有了大事小事，只要打一个电话，社区民警都会及时上门帮助解决。我退休后也参加了小区的义务巡逻队，为社区平安尽一份力量。”

像刘庆霞这样的义警，遍布宝鸡城乡社区。截至目前，宝鸡市共划分社区警务网格1022个，组建义警队17支，建立群防队伍1695支，全市义警协助民警化解邻里矛盾纠纷、巡逻走访2万余人次。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宝鸡市公安局大力加强社区警务“六化”建设，将警力配置、经费划拨、业务指导的警种部门纳入“吹哨报到”体系，解决社区警务难点、堵点、盲点、痛点问题17项，实现“警种部门助力社区警务，社区警务反哺公安实战”互补双赢。

落实专职化警力，实行网格化管理；推进标准化认证，促进规范化运行；拓展社会化外延，打造智能化警务……宝鸡市公安局防在“点子上”，撑起“平安伞”，把社区民警“软任务”变成考核“硬指标”。2020年全市有20名社区民警荣立三等功，27人受到嘉奖。

在智慧小区建设中，宝鸡市公安局确定“政府+企业+业委会+物业公司+公安”共建共享的小区技防建设思路，研发社区警务“E助手”，提升打防质效。

新建路社区8条老旧街巷无技防设施，疫情防控期间曾一度电信诈骗频发。社区民警仇群利用每个小区“小喇叭”循环播放防诈骗知识。播放一个月后，此类报案销声匿迹。

据统计，2020年宝鸡市刑事发案同比下降2.4%，破案率同比上升1.1%；可防性案件、侵财类案件同比分别下降5.12%、3.18%；群众满意率达98.53%。

中国警察网202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