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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干部下基层 构建“四级贯穿”治理体系——仓山区书写创造更高品质美好生活新篇章

党员干部持续下沉，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党群服务越来越优，基层治理越来越细……近年来，仓山区探索用组织体系建设、网格管理和党群力量发动，成功构建起区级、镇街、社区（村）、网格“四级贯穿”的治理体系，基层党组织统筹、优化、整合区域组织、力量、资源、服务，实现了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基层服务更加精准，党员、干部树牢“只要在仓山地面上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的意识，成为基层治理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基层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最大参与者和受益者，书写了创造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党员干部靠前站主动干 基层自治氛围越来越浓

3月25日，周六，仓山镇联建新苑小区里，仓山区人社局党员干部职工，放弃休息时间，对小区房前屋后、背街小巷、绿化带等重点区域进行大清理。在霞湖村，区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们忙着对跃进河一支河、二支河周边环境卫生开展集中整治。同一天，仓山区财政国资国企动员30多名干部职工组建6支志愿者队伍，深入盖山镇首山村、叶厦村等地，助力打造干净、整洁、清爽的城市环境。

在仓山区，部门干部职工聚焦落实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领跑、民生领先”行动、“促党建提升、促发展提速、促民生提质”行动，深入村、社区，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暨“护河爱水、清洁家园”专项行动的画面随处可见。推动“万名干部下基层”常态化长效化，近一年来，仓山区坚持把爱国卫生运动、“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专项行动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教育的重要抓手，通过组建党员干部先锋队、设立党员干部示范岗、划分党员干部责任区等方式，探索实践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职工在家门口参与小区治理、环境整治等工作，为群众提供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

哪里问题突出，哪里需要服务，基层党支部就活跃在哪里。在仓山镇，三高社区港务局宿舍小区党支部书记陈道辉发挥“领头雁”作用，带领小区能人们主动站出来，化身义务油漆工、木工、水泥工、水电工，为小区提升改造提速、节省费用，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构建老旧无物业小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在东升街道，东兴苑小区3名党员“红管家”牵头，亮身份、作表率，担任“近邻联络员”，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在临江街道，三盛巴厘岛小区党支部书记林颖带领“三盛有幸”志愿服务队，让闽剧小演出等公益活动办到居民家门口。在三叉街街道、下渡街道，小区党员、在职党员就近认领网格包干区，及时发现群众诉求。在仓前街道，下沉党员干部队伍认领志愿服务包。在对湖街道，黄以孟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在上渡街道银杏苑小区，一群退休老党员常态服务邻里……

党员干部靠前站主动干，广泛凝聚起干事合力。今年以来，全区23000多名省、市、区级单位在职党员干部职工常态参与“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专项行动，主动承接“居民点单—网格派单—党员领单”服务模式，落实党员报到和志愿服务有机统一，成为群众身边靓丽的“党建红”。

群众需求落实高效化 基层治理生态越来越好

走进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间温馨的甜品屋格外显眼。约20平方米的空间里，青年创业人员小陈正在忙着打理糕点产品，一些居民坐在里面享受下午茶时光。“这里原是社区的闲置场所，免费给我使用，除了产品售卖，我还会不定期为居民开设公益课堂，免费提供烘焙技能指导。”小陈说。

这是仓山区持续优化党群服务，运用清单化管理推进群众需求落实高效化的生动注脚。“下沉干部和社区干部实时收集记录居民反映的问题，形成征求问题清单，社区、小区党组织牵头，整合驻区单位、共建单位和社会组织等资源库，形成资源清单，镇（街）党（工）委指导社区党组织制定项目清单，精准服务居民。”仓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创业人员在社区找到机遇，初创组织在社区找到市场。在金洲社区，由下沉干部主动对接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社区创业实训基地，帮助创业大学生成立上古健康服务中心等6家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舞蹈培训、机器人课程等各类服务，深受欢迎。

不仅如此，市场资源在社区也能找到供需。在幸福社区，社区积极吸纳辖区药店、理发店、超市等17家商户形成“党建联盟”，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公益消费成为社区的造血功能，实现以往社区服务由政府购买兜底模式的转变。

仓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持续优化党群服务，创新需求共享、优势互补的基层治理生态，目前，全区已引进220多家社会组织入驻小区，为居民开展服务。

部门亮晒比拼争当先锋 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

走进建新镇马榕小区，一些架空层墙体和公共围墙脱落发黑的情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白色墙面。“红色楼栋长带队，党员志愿者、热心群众力量一起动手刷白公共墙体，点靓小区环境。”建新镇党委组织委员介绍。

以人居环境整治“小切口”构建基层善治“大格局”，仓山区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向关键领域、薄弱区域聚焦，通过清理和建设并举，推动基层基础配套设施更新完善。

部门亮晒比拼争当先锋，盖山镇进一步完善村垃圾收集点建设，根据居民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调整垃圾投放点位，每月对河道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检修。螺洲镇深化“古厝开门见美”行动，建设“金厝边广场”，全面整治周边卫生环境，为群众创造茶余饭后休闲座谈的好去处。城门镇胪峰社区的“萤火虫”巡逻队常态开展夜间巡逻，有效保障小区安全和谐。

仓山区还注重发挥新媒体平台等作用，主动亮行动、强宣传、晒变化，推动干部勇担先锋、党群各负其责，争当主动作为、务求实效的“实干家”，广泛发动居民及沿街商户共同参与到建设美好仓山的行动中来。

打开仓山区“南台党旗扬”“醉美仓山”微信公众号，以及区政府网站等平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动态信息不断，部门亮晒比拼争当先锋的氛围十分浓厚，更高品质美好生活的图景在美丽的南台岛徐徐展开。

仓山区委文明办2023-5-5

靠改革创新下好基层治理一盘大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强调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使命催征，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疫情防控工作中暴露出的基层治理短板，引发了自治区党委书记孙绍骋对加强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工作的深入思考，他认真撰写了题为《从疫情防控看基层治理》的调研报告，并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相关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增强阵地意识和责任意识，下大气力抓基层打基础，更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大兴调查研究，孙绍骋专门将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列为调研选题之一。4月下旬，他利用7天时间，从街道社区到苏木乡镇、嘎查村，专题调研基层治理工作，“解剖麻雀”，问需问计。

受城镇化加快推进、基层基础条件相对落后、基层干部专业技能欠缺等因素影响，基层部门权责不对等、工作效率低，基层干部不愿、不会做群众工作，农牧民主人翁意识不强等问题亟待解决。如何破题？孙绍骋提出：“要在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探索推广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他在调研中也发现，各地在基层治理中各显其能，亮点纷呈。

“数字大脑”

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

一户一码、商户创城码、流动摊位管理码、干部码、随手拍、网格员助手……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能够看到各种建立在“码”上的功能模块，横向联合、纵向赋权，让社会治理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居民幸福感显著增强。

康巴什区结合地区实际自主研发的“多多评·码上生活”社区智能综合服务平台集基层治理、城市管理、民生服务、商贸服务于一体，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助力全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让“数字大脑”成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技术密码”。

路面塌陷、垃圾随意堆放……通过线上反映问题，很快会有专人快速处理。“随手拍”功能模块让群众主动帮助党委和政府发现问题，实现了人人都成为网格员的治理新模式。

“您好，您对我的服务满意吗？请扫码评价！”通过设置干部单位码，让群众给干部打分，引导广大干部自觉接受群众评价、主动征求群众意见，激发干部“马上办”的干劲。

建立“品德+物质”的市民积分体系，居民可通过扫码监督、做好人好事、参与志愿活动等行为得到品德积分和物质积分奖励。在积分的激励带动下，广大居民践行文明新风、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高涨。

孙绍骋深入考察了“多多评”的主要功能和运行效果，看到“多多评”在优化城市管理和民生服务方面特别是促进德治、推动各方共同参与基层治理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后，叮嘱有关方面要抓紧研究推广。

“一表通”

赋能基层治理“一路通”

上报的表格多、维护的系统多是基层工作的一个痛点，不仅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还严重影响基层为群众办实事的效率。

调研中，孙绍骋得知社区需要定期维护的信息系统有50多项，许多信息需要重复录入，耗费了大量人力和宝贵时间，他当即要求把相关清单带回去，交由有关部门研究，该砍掉的坚决砍掉、能合并的尽量合并。他为基层减负开方：打造基层“根数据库”，实现一表通用、多方共享。

康巴什区的社区干部认为，推行“一表通”不仅能给基层干部“松绑”，还可以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助力康巴什区加快建设“无证明城市”。

“以前需要自己开具并携带一系列证明，现在只需携带两个就能办理，真是方便又快捷。” 近日，康巴什区居民袁莹莹办理完残疾证迁入业务后高兴地说，她正是康巴什区创建“无证明城市”的众多受益者之一。可以预见，随着“一表通”的广泛推开，今后群众办事会越来越便捷，再不用东奔西走、到处开证明了。

“三变”改革一举多得

“搁在过去，这零散土地根本不值钱，秋收时每亩最多收入600元，现在不但每亩能收入1400元，而且还有更多时间出去务工赚钱。”翁牛特旗乌敦套海镇新北村首次股东“分红”让村民张志勇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村部里，用来分红的现金整齐地摆放在桌面上，村民们对合作社的前景充满信心，对村党支部的工作更加认可。催生这一变化的正是赤峰市正在推行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

“三变”改革围绕激活农村牧区资源要素、激发农牧民内生动力，以资源整合、资产盘活和健全完善农牧民收入分配机制为重点，着力提升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化水平，为实现强村富民提供了可行路径。

孙绍骋对“三变”改革非常关注，在赤峰市翁牛特旗深入了解了相关情况。他说，这项改革很有意义，抓好了可以一举多得，既能促进农牧业规模化经营、增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力，又能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还能更好地把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吸附在产业链上，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截至目前，赤峰市12个旗县区有82个嘎查村挂牌成立五大合作社401家，吸纳带动农户3.27万户；全市共整合入社土地17.14万亩，30多个村已经通过土地流转给农民分红，115个村集体村平均增收2万元以上。

内蒙古日报2023-5-3

朱力：着力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框架基本成型，治理规范逐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主体多方参与格局基本形成。但在理论与实践上，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之间关系协调、居（村）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与行政功能的矛盾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厘清与解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朱力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对此，应以解决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为突破口，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居（村）委会的力量由行政性向自治性倾斜；推动社会协同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提升居民自治的程度。

我国社会治理的主要进展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来看社会转型，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随着社会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形成。

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框架基本成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非经济类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并影响到社会健康发展，对此，党中央适时在社会发展的战略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为了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首先需要在指导思想上树立正确科学的发展理念，这必须是一套辩证的、全面的指导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理念，需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消除一系列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问题。这就需要以法治为保障，在体制上、制度上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并提升干部的管理创新能力。达成这样的目标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公众参与进来，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社会治理。有了参与主体的创新，还需要治理工具、治理手段的创新，即科技支撑。可以说，社会治理是一个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可以说，这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顶层设计框架的基本成型，标志着执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实践创新的过程，也标志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初步成功。

社会治理规范逐步完善。通过对治理创新的不断实践探索，总结治理中的经验教训，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借助人大立法、社会政策、行政条例，纷纷出台了关于社会治理的相关规范，如加强城乡社区治理与服务、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与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居民自治的一系列行政法规，有力推动了社会治理健康发展，社会治理制度更加科学规范、体系运行更加有效。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使社会治理操作层面的规范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将社会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社会治理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由顶层设计进入操作层面，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基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正是社区治理这一社会治理基础单元的存在，使基层治理实现网格化全覆盖有了载体与队伍，基层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化解矛盾体系有了依托。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治理水平较高的省市，网格化数据通道已经贯通，联动处置效能较高。社会治理网格已逐步成为基层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成为加强服务管理的重要窗口，成为维护基层稳定的前沿阵地，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已基本打通，“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难事不出市”已基本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基层的大多数矛盾得到了有效化解。基层治理队伍年轻化、有活力，经受住了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

社会治理主体多方参与。随着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涌现出了一批基金会、慈善组织，以及一大批扶助各类特殊群体的专业性社会组织、调解社会矛盾的专门机构、疏导心理的咨询组织，并且这类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调节中的作用逐渐显现。社区草根组织在促进居民民主协商、调节社会矛盾、提供心理咨询、帮扶后续照管、开展文化娱乐、推动居民自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提供设置公益创投项目助力社会组织发展，社区购买社会服务，这些措施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保障与通道。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日益提高，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社区志愿者就近服务社区居民。社会治理的合力正在形成，社会协同与居民参与的格局初步形成。我国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目标逐步达成、社会治理模式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完善。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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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问题：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协同关系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的各个行政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的公共管理活动。政府治理的主体就是政府自身，政府治理的方式主要通过政策、行政命令来进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亦称行政治理。社会治理是指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实施，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居民等多方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政府治理主体，主要是政府的民生、综治有关的行政部门与基层政府；二是社会调节的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三是居民自治组织、居民自身。

社会治理是在新的社会时期，在政府治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而无法包打天下的情况下，在政府治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更为有效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不少基层干部对经济事务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的认识有了提高，但对社会事务要按照社会规律办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在许多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中，名为治理创新，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走的依然是行政管理的道路。从新中国成立算起，政府治理积攒了不少经验教训，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也正是因为时间长了，许多基层干部形成了思维定势与行为习惯。观念惯性主要表现为：误以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就是党政包揽一切社会事务；以自我为中心，居高临下，认为其他的主体都是管理对象，而不是治理力量；对其他治理主体不信任、不放心。由此，社会协同观念无从谈起。思维惯性主要表现为：看到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它们纳入计划，全面管控起来；什么都管，事事插手，管得越全面越细越好；发生的事情不在计划之中、控制之内，就不放心、不安心、很担心。方法惯性主要表现为：对治理中的各种事务，都是政府亲力亲为，惯用的就是行政管理手段；包打天下观念，全面计划管理的思维，用命令处理事务的方式，说明了某些基层干部对行政管理路径的深度依赖。打破惯性思维，真正理解顶层设计多元治理的观念，才能够真正做出基层社会治理的好文章。在社会治理中，党的领导与政府负责，是各级政府进行治理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功，而社会协同、居民参与则是社会转型后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与新方法。

社会协同简而言之就是协调社会治理中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自我调节的理念。社会自我调节是社会与政府、市场相应的一种治理体系，“社会和市场一样有自我循环能力，社会甚至有很强的自愈能力”（李强，2015）。社会自我调节需要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让渡出适当的权力、空间与资源，减少强硬的行政措施，采取柔性的、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社会调节的提出，为的就是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平衡政府、社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调节就是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如社区的、媒体的、法律的、慈善的、志愿的各种团体、组织与社会人士），通过利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财、物），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相互合作的处理公共事务的机制。当前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居民自治三者关系中，政府治理是主导性的、推动性的，起着把握方向、制定政策、监督规范、处理矛盾、提供资源、维护秩序、购买服务等功能；社会调节当前发挥着一种补充性的、替代性的、辅助性的功能，通过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发挥调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居民自治主要在社区层面，依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居（村）委会及社区草根组织，发挥着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相互帮助、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社会治理的三个主体分别承担着不同治理功能，扮演着不同的治理角色；从治理功能的范围覆盖面而言，政府治理涵盖的范围与领域是全方位的，居民自治则是体现在社区范围内，而社会调节则是超越社区，又在政府治理范围内的薄弱环节、空间中发挥着作用。

目前政府行政治理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其余两股力量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总体上存在社会组织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专业化程度不高、社会组织品牌不成熟等问题；政府对社会组织培育的资金投入不足、购买服务不够。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在社会治理中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也无能力承接政府重大的服务项目。加强社会协同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基层治理要在做好党的领导、政府负责这个基本功的同时，做好社会调节、公众参与这个自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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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层面：居（村）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与行政功能的矛盾

居（村）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同于政府部门的有自治性质的社会组织。学界从定义出发观察居（村）委会，发现其承担的功能大多数是各个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本身已经演化为准行政组织。与一般的社会组织相比，居（村）委会行政化的表现如下：

从资金来源上看，社会组织的资金由政府的项目购买，企业、社会、基金会、个人的捐赠，自我盈利等构成，资金来源是不稳定的。但居（村）委会的资金、房屋是由政府财政提供的，与人民团体的资金来源相似。

从组织体系上看，社会组织通常是独立的，有法人资格的。一般的社会组织是地区性的、行业性的、专业性的，是独立活动的，受惠于部分人。居（村）委会，统一接受当地党政的领导。尽管在法律上处于政府科层制体系之外，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行政科层制度最低层级。其组织结构相同，组织体系覆盖全国城乡地区和全体人民，居（村）委会成了社区这一级的“准政府”。

从功能上看，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单向的、有专业性的，居（村）委会的功能是多重的、多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了六项任务，第五项就是“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项工作”。也就是说，接受政府的行政工作是居委会的本职工作之一。

从工作量上看，居委会行政工作的内容占据的比重过大，挤压了其他的工作任务。社区干部的精力以行政工作为主，其他服务为辅。居（村）委会的“去行政化”改革，理应将行政资源下沉到基层，即下沉编制、人员、资金、设备等资源，但实际下沉的是工作责任、工作任务，造成社区力不从心。只能够增加人员以完成上级交派的越来越多的任务。社区工作人员增加，社区工作行政化，社区干部只有小部分精力，去考虑本社区居民的事情与进行服务。

从工作模式看，网格化的治理方式的产生，使行政治理在社区有了依托，使社会治理深入到了最小的社会空间，确实有许多的正功能。但网格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治理行为的延续。网格化在推进治理精细化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网格员替代了居民的话语权，挤压了居民的自主性、积极性的空间。居（村）委会的行政性压倒了居民的自治性。使社区这一级的居（村）委会政府化趋势明显，从其履行的行政功能可将其看成为事实上的“六级政府”。

居（村）委会的属性不能够用单一视角定性。如果从社会组织的视角看，它不是纯粹的群众自治组织，它的行政属性与功能过于强大，显然超越了社会组织的属性；如果从政府的视角看，它的行政组织结构不够严谨，执行效率过于松散，专业性不足，队伍的门槛较低；如果从居民自治的视角看，它既是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政府部门，也是自己的社区组织，能够直接参与活动。正是居（村）委会功能的多样性，其属性有了多重性。它是一个既有行政属性，又有社会组织属性，也有居民自治属性的一个特殊属性的组织机构。用单一标准衡量居（村）委会的属性，我们会纠结于其属性的复杂且难以界定，我们用综合性的视角看，就会对居（村）委会属性有准确的理解。在我国，社区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部，是行政治理与社会协同、居民自治的汇聚载体。社区既是行政治理体系的末梢，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居民自治的场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空间。政府的行政体系深入到社区，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融合。所以将居（村）委会定义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的操作层面有更大的弹性与灵活性。

居（村）委会身份模糊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型与现实中的实践型的矛盾。有些学者从理论上关注居（村）委会群众自治组织的法律身份，希望群众自治组织能够名正言顺。对此，有三种应对途径：一是修改法律，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村）委会组织的性质重新定义，修改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定义为政府的六级行政组织，或者是由政府领导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明确增加其承担行政功能的责任、任务。这种定义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这样其他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功能就会更加弱化。二是完全遵守法律定性，限守法律规定的功能，将过多的行政功能逐步从社区剥离或排除出去。但剥离出来的行政事务性功能必须要有其他组织机构与队伍来承接，要另组建新的组织机构与队伍会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如果一味地强调自治性而排斥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至少在当前是不切实际、违背国情的。严格意义上讲，政府各个部门在资金、人力等方面也是有所投入的。三是保持现有路径依赖，逐步过渡。这不是一种停留在理想化的做法，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居（村）委会的群众性自治功能的强化，需要社区社会组织的真正强大，居民自治作用的充分发挥。居委会干部需要有能力自我调整，不能够只是以完成上级交给的行政任务为满足，要在关注社区居民需要、解决社区问题、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上下功夫，将精力更多地放在动员居民的社区治理参与、自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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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我国社区类型复杂，社区自治水平差异较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区很重要，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工作都要靠社区去完成。我们要把工作沉到基层，一定要接地气，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国社区类型复杂，有新建商品房住宅区、老旧小区、拆迁安置社区、农村社区等，其中居民属性不同，需求也有所不同。社区的网格化治理是一种统一的工作模式，需要因地制宜的、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可喜的是，基层在治理的实践中正在不断地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社区居民自治模式。如有些社区构建社会组织互助中心，以居民爱好为出发点成立不同类型的俱乐部，打破商品房住宅区居民的陌生关系。有的建立社区议事会组织，调动居民自身力量进行社区自治。有的调动村庄乡贤力量，成立村庄爱心基金会支持扶助老人、残疾人等。有的建立村规民约、普及志愿者队伍。有的搭建网络平台，通过社区微信群、公众号帮助居民线上讨论沟通本社区事务等。通过发挥社区各自所长，打造出丰富的“一区一特色”的治理样态。当前，根据居民动员程度不同，我国社区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高动员度社区。居民自治的自主性强、参与度高，已经达到居民组织法中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要求。在社区中通常有较完善的业主委员会，有自发的、有号召力的非正式领袖，有一批关心社区的骨干与积极分子，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居民在15%以上，特别是有中青年在职“白领”居民参加。居民的自治团体与居委会、社区工作站、物业等沟通良好。多数居民关心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对重大事项积极参与讨论，注重议事的民主程序与规则，对社区的事务进行民主协商，社区居民中的信息沟通流畅充分。在社区活动时能够通过人际关系争取到企业赞助的资金、物资等。而居委会则退居二线，起着推动、支持、化解矛盾的功能，这类社区属于理想类型，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中等城市以中产阶层居民为主的社区中。

第二种是较高动员度社区。主要是在社区治理中有某个方面的特色。在各个地区几乎每个街道（乡镇）都有一个或几个社区治理的先进典型。在党建引领、民主协商、处理矛盾、法治教育、民族文化、扶助残疾、帮助老人、儿童友好、群众娱乐、美化环境等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出色，但推动者是居（村）委会和社区工作者，主要依赖的是部分积极分子和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相对稳定，有社区的草根组织，也会引进一些专业性的社会组织。社区有民主议事活动，社区活动的参与者约占小区居民的10%左右。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以退休者为主。活动资金由社区提供，活动场所的设施较完备。

第三种是普通动员度社区。居（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忙于应对行政事务，对居民需求关注不够，只专注于必需的服务。社区有业主委员会，但不活跃，也有一些草根组织，活动以文化娱乐为主，没有引进的社会组织。有民主议事制度，但不健全、活动少。社区居民与居委会沟通不畅通。社区工作者队伍不健全，社区缺乏骨干与积极分子。参加社区活动的人数约在3%以下，居民处于自由状态，居民对社区的公共事务关心停留口头议论上，而不是参与上。这是当前大多数社区的状态。

第四种是低动员度社区。有名义上的网格化组织，但没有实质性的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内容。除了社区的主要领导外，大多数是兼职的社区工作者。社区的治理停留在会议中、上传下达中。没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没有草根的社会组织，缺少社区的积极分子，社区对居民村民没有凝聚力。当地政府对社区治理的投入（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等）极少，这类社区主要存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的小城市、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这是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薄弱地区。

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

居（村）委会的力量将由行政性向自治性倾斜。随着法治意识的加强，行政部门将谨慎下放事务性工作到社区，地方政府将规范事务性工作进入社区，行政性的事务会规范化、流程化，并逐步减少，基层干部的压力会逐步减轻。同时，基层干部对社会治理的内涵理解会加深，治理眼界会扩大，治理水平会提高，工作精力、财力会调整，在社会工作队伍与网格员队伍的建设上会加大投入，对居民自治的动员程度会加大，对社区群众的服务会精细化。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财力会加大投入，因地制宜将成为普遍的策略，特色小区会大量产生。落后地区的基层治理的短板会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的薄弱带会减少。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会进入社区工作。

社会协同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基层政府会更多地信任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让它们有更多的自主性，让渡出更大的社会空间。社会组织需要友好的、支持的环境，才能够健康地生存与发展。这种生存环境（政策的、资源的、人才的）需要政府来创造。基层政府将改变包打天下、全能政府的思维模式，对社会协同会更加重视。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措施会增多，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会增加。社区内生的服务型、互助型的草根组织会有更大的发展，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组织、心理咨询辅导组织、服务组织会进入社区。社会协同程度会有较大的提升，社会调节作用会明显增强，社会组织将成为就业的新领域，更多的青年人会进入专业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工作。

居民自治的程度会有较大的提升。在各种治理的力量中，只有居民的自治力量，才是原生态的、内源性的、持久性的社会治理力量。居民自治提升主要体现在：从参与社区活动上由少数居民参与到多数居民参与；从活动内容上由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向互助性的服务转变；从关心议题上由就事论事的权益性议题向关系社区长久发展的议题转变；从议事方式上由临时讨论向有规范、有程序的民主协商转变。这些变化意味着将形成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活动机制。社区志愿者会大量增加，尤其是中青年志愿者会增多。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客观上是一种倒逼机制，会促使基层干部治理能力的提升、服务意识加强。

人民智库2023-5-22

推进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

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作用得到强化和巩固。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是推进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

基层群众自治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真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积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积极召开社区基层群众会议，由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充分行使管理和决定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为基层消除包揽事务过多的一项有力举措。要想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建立健全基层自治制度，特别是在基层各项公共事务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聚焦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和重要事项，定期开展民主协商。基层要完善党务、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权力事项，接受群众监督。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居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与辖区内的公共资源形成互通，在基层下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加强妇女和儿童工作，也可增设环境和物业管理等委员会，并做好相关工作，使社区形成涵盖居民医、食、住、行的生活圈。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需要着重发挥城乡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多方合力推进社区建设工作，提高社区工作者待遇，为社区工作减负增效，通过推进和夯实这一基层管理创新模式，建立社会和谐、服务百姓、助力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网易号2023-5-10

太和街道：把准“四个维度”为基层社会治理“开良方”

近年来，太和街道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新任务、新要求，持续深化“一核多维，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模式，聚焦强基赋能，着眼责任落实，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奏响强化组织保障、培育多元参与主体、深化服务机制、细化治理维度，以基层“小治理”筑牢社会稳定“大格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一）建强党建“主轴”，推动基层治理距离由“远”及”近”。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通过党组织“一子落”，实现基层治理“满盘活”。一是横向上追求广度，持续扩大党建“朋友圈”。进一步推进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常态化运行，整合辖区各领域各行业资源，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讨论决策重大事项，实现各领域党建互联互动、优势互补、融合共进。二是纵向上追求深度，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夯实“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治理体系架构，统筹整合城管、应急管理、司法、市场监管、治安维稳、民政救助等工作力量下沉网格，持续推进网格化、扁平化治理模式。三是激活社会治理“内生力”，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成立居民小区党支部，选优配强支部班子成员，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让党建力量“沉下去”，让基层治理“强起来”，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群众“家门口”，着力推进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

太和信息第35期——太和街道：把准“四个维度”为基层社会治理“开良方575

（二）培育多元参与主体，助力基层治理队伍从“强”到“优”。把加强社会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层治理的迫切需要和重中之重，破解“社会活力不足”难题。一是针对社区“两委”人员空缺严重、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及时进行补选、招录，不断充实社区工作力量。建立社区“后备干部库”，打造正向激励平台，激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二是以街道社工站为平台，开展社区干部赋能提升行动，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累计开展培训35期，累计培训400余人次。三是鼓励社区干部参加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考试，目前，太和街道持证社工共37人，另有72名社区干部已报名参加社工考试，对持证社工按照初级200月每月、中级400元和高级6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激发社区干部进取精神。四是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依托“名书记工作室”“小巷总理工作室”等平台，以省级“百名好支书”段成钢等为示范，深化社区“领头雁”培养工程，加大后备力量和全科社工培养力度，确保社区“两委”力量源源不断。五是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进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带动群团组织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吸纳快递员、外卖员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担任流动网格员，成为社区网格管理的有力补充；持续推动在职党员常态化回社区报到，督促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增强基层力量。共培育社区社会组织68家，引导44个驻区单位党组织、1700余名在职党员、800余名社区志愿者、456名网格员与社区组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

（三）深化为民服务机制，实现民生服务从“僵”到“活”。探索社区、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及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治理模式，持续深化城市基层治理，推动实现服务资源多路链接、服务力量多方协同、服务品质专业精细，有效激活基层治理。一是延伸服务触角，精准识别居民需求。依托街道社工站，引入专业社会组织与各社区党委、社区“大党委”单位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同时，通过居民议事厅、院坝会、百姓会客厅等载体，广泛收集居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共收集、整理意见建议300余条。二是梳理“三张清单”，聚焦社工专业服务。针对居民群众需求，街道、社区梳理需求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三张清单”，聚焦“一老一小”、困难群众等群体，根据清单在服务项目、方式、内容等方面推陈出新，以实施公益活动类项目为载体，解决群众“关键小事”2000余件次，将“五社联动”工作实效延伸至“一老一小”身边。三是硬件提质与服务增效两手抓，多方满足居民需求。完成街道便民服务中心、3个社区亲民化改造。动员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等社会力量参与改造老旧小区提升改造，惠及6个社区、61个院落、179栋房屋的5923户1.66万群众，累计改造面积41.02万平方米，引进物业12家，改造后的物资局大院被住建部列入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国推广典型案例。动员社区“规划师”与各方治理力量共同参与创建市级基层治理百佳小区1个、第二批省级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试点社区1个、成功申报云南省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打造“最美街巷”2个、“最美庭院”3个、“最美楼道”5个、“最美阳台”30个、完成城乡美化试点社区2个。四是拓展“春城党建新力量”品牌内容，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法律服务点、休息区等，针对性提供有声读物、义诊服务等“点单式”服务，打造新业态就业群体党建品牌，创建6个“暖新驿站”。五是实施惠民便民类项目，写好为民服务文章。成立社区社工室8个，打造“一室一特色”，实现社区社工室从无到有，从“0”到“1”，探索延时服务，提供“一窗通办”、爱心义剪、适老化改造、心理支持、居家照料、亲情陪伴、就业培训等亲民服务，使基层党建、民生服务与专业社工服务融合发展。孵化街道社工站情满太和·按下基层困难群众“幸福生活键”筑梦计划、明通路社区“13333”社会治理新模式、和平路社区“三会”+物业齐参与构建楼院治理新篇章、和平路社区从“自治共同体”走向“融合自治”社会治理创新等特色服务品牌，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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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乘基层治理“东风”，解锁“幸福密码”由“泛”到“精”。一是“七彩治理 和润太和”治理品牌，激发基层治理新活力。依托中石化·官渡区北京路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工站，实现“站心融合”，整合“春城党建新力量”“书记领航”“社区营造”“民生小实事”等项目资源，梳理出党员、儿童青少年、老人、妇女、职工（工薪阶层）、志愿者群体、特殊关爱人士等七大类群体的需求清单，赋予“红橙黄绿青蓝紫”七个色标，对应党建引领、温情疏导、居家服务、公益发展、成长支持、依法发展、社会关爱等方面，形成“七彩治理 和润太和”治理品牌，截至目前，以党群服务中心“派单”形式，开展“书记讲坛”、发现“和”文化等特色活动200余场，覆盖街道各办公室（中心）、8个社区，受益人群上万人。二是分类服务添精细，“和润春风”沁心脾。针对党员开展“书记讲坛”“联企业、转作风、办实事、解难题”“链式”主题党日等活动；针对儿童青少年，开展四期“太和院”暑期班特色培训；针对辖区妇女，开展“百千万巾帼大宣讲”“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巡讲，解决50余名妇女的就业困难问题；针对职工群体，开展普法活动12期次，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00余人次；针对特殊关爱人士，开展困境人群“圆梦暖心支持计划”，累计服务2300余人次。三是“点亮微光”，困难群众圆梦“微心愿”。链接“EGO”公益组织—初星咖啡屋入驻北京路党群服务中心，设置“星星义卖角”，点亮“特殊孩子”就业实践“微心愿”。成功帮助39名自闭症特殊孩子顺利走入社会，其中6人成为初星咖啡屋的“老”员工，形成了街道、社区搭台、社会工作介入特殊人群及其家庭实践新样板。依托街道司法所、辖区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资源，每周定期安排一名律师到党群中心开展轮值活动，免费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实现困难群众司法救助“微心愿”。以打造多元救助体系为核心，以“慈善+社工+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救助小分队为主体，打造困境儿童、特困人员社工服务品牌，链接慈善资源，实现“一老一小”社会帮扶微心愿。为辖区40多名困境儿童、650名城市低保户，1300多名残障人士、200多个失独家庭、40多名特困人群等提供精准服务，链接总计超过30余万元的救助物品。依托党群中心设置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助餐配送点，优化用餐服务，实现高龄老人幸福“食”光微心愿。

下一步，太和街道将继续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持续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合拳”，以“实”为要，在找准“群众性”中谋划创新，以“延”为基，在聚焦“整体性”中谋划创新，以“干”为先，在锚定“实效性”中谋划创新，有效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质效，做到虚中有实、虚实结合、提质增效，让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2023-5-7

山东济南市中区启动“经纬雁阵”计划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今年，济南市市中区结合工作实际，在全区组织实施“经纬雁阵”计划，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者能力素质。其中，“外出践学”就是一项重要举措。

为拓宽基层治理思路，市中区积极开展“外出践学”系列行动，以思想破冰推动破题起势，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蓄势赋能。为加强外出调研的针对性，落实观摩学习的有效性，区委组织部积极动员17个街道党工委，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群服务阵地一体化建设、“红色物业”、楼宇园区党建以及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等工作，对全国范围内优秀示范社区、楼宇、园区等进行推荐征集。

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信息资源优势，积极对接省内外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两新组织党组织示范点，策划制定区级各领域年度调研观摩系列方案，形成“外出践学”党建地图，为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质效提供了全面指引。

在参观学习前，各街道以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突破项目和“一街一品”为攻坚重点，认真思考本街道社区的总体定位与发展方向，深入开展摸底自查，从“为什么学”“自身特点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学”等三个方面，列明制约基层党建质量的瓶颈难题，拟定《外出践学交流问题清单》，真正带着问题走。

4月13日至14日，区委组织部组织开展“走出去——研学之路”第一期活动，组织科相关负责同志和17个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赴淄博张店区马尚街道世纪花园社区，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玉景社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东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宏社区和山东幸福家园社区学院等5个工作现场，实地观摩公益市集、一米菜园、“1+3+65+N”的全域阵地体系，近距离、沉浸式学习365e服务管家、“社区提案”等项目运作情况。

每到一个观摩学习点，观摩团一行就结合各自社区特点，聚焦怎么建强基层组织、凝聚服务好群众、统筹利用好资源等问题，与各先进社区、项目党组织负责人进行研讨畅谈，通过座谈交流、专题研讨等方式，切实找准解决问题的良策、改进提升的方法。

4月25日，市中区组织召开2023年全区基层党建“一街一品”推进会，各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紧紧围绕“研学之路”的所学所感，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双十”行动与街道质效评估，从抓班子带队伍、优服务强治理、重创新求突破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等紧密融合，着力解决传统领域突出问题、补齐新兴领域工作短板，实现一起抓、联动抓、整体抓。

各街道党工委以此次“研学之路”为突破点，坚持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谋篇定位找差距，厘清思路定举措，认真研究先进社区在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制度建设、活动开展等方面的方法路径，逐个社区调研、逐个社区分析，明确了1至2个2023年度重点改造提升社区，让社区基层治理骨干力量学理念、学方法、学思路，真正化外来经验为自身内力，叠加好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社区实际发展的新路子，更好地建设家门口的红色幸福家园。

人民网2023-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