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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亮点经验学习案例

提出单位:**文明宣传办

题目:怎样构建全媒体时代舆情监测机制 提升舆情引导和应对能力

资料提供时间:202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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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谣言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非官方来源”是其构成特征之一。根据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定义,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这一中性视角的界定,并不关注谣言内容的真伪,而是突出谣言来源与官方信息源之间的对立。这表明谣言具有反权力的一面,它的传播干扰了权威声音的社会传达。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谣言的功能是消极的,它可以混淆视听削弱政治信任,甚至损害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进入全媒体时代,媒介在全媒体时代与经济、政治、技术等深度融合,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形式,也拓宽了信息受众的范围,对谣言的扩散起到“放大镜”“扩音器”“加速箱”的效用,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防线。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治理网络谣言,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一、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新特质

谣言的形式、内容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当前,网络发展进入全媒体时代,对谣言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传统社会,谣言传播一般受物理条件限制,破坏力仅局限于特定范围、特定群体,但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呈现出更强大生命力,无论是其内容深度,还是传播广度,均发生了显著变化。

1.技术助推:谣言传播强效化

进入全媒体时代,技术为网络谣言的传播提供强势助攻。随着网络普及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诸类谣言随技术的创新亦快速蔓延。“网络技术对社会各方面渗透和介入有所加强,借助于网络进行的犯罪活动以及各种跨越国界的政治攻击和渗透,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特点,从而不断加剧社会稳定风险特别是国家政治安全风险。”在此背景下,技术已成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变量,“以技术与科学作为自己的灵魂和核心原则的现代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内涵、特征和起作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融合了技术与科学两大重要元素的意识形态,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作用方式上,都彰显了其独特的时代气质。技术创新不仅为公众获取信息提供了崭新方式,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网民间的互动程度更加深化;而且为网络谣言的批量生产与信息的裂变传播提供另一片沃土,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一方面,技术发展助推了网络谣言传播的空间向度。多元化的网络平台层出叠现,比如抖音、微信、微博、B站等网络媒介充斥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使谣言不再孤立和闭塞。“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5G、AI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依托新技术深度融合,推进媒体生态不断进化。”显然,新兴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信息载体形式愈加多样,信息透视力度显著加强。但是,由于目前信息审核机制不健全,网络信息鱼龙混杂,信息传播的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指出:“我们用新媒介和新技术使自己放大和延伸。这些新媒介、新技术构成了社会机体的集体大手术,它可以完全弃消毒剂于不顾。”可见,技术的更新迭代并非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发展同步进行,使用不当便会脱离社会主流价值轨道,“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造成网络社会舆情格局分化、信息失控现象频发。因此,随着大数据、物联网、AI等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生活深度融合,全媒体时代新技术的运用在提供便捷信息的同时,也对信息的传播与使用带来严重威胁,网络舆论生态格局亟需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众对谣言内容的认同度。其一,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推送呈现高频率性和强实效性。约翰·B.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指出,技术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有三种一般属性:一是固定性,二是复制性,三是参与性。全媒体时代的媒介无论是对信息的复制性还是主体的参与程度均有质的飞跃。现实生活中,社会热点事件经网络谣言包装,极易引起不同群体的关注,并迅速在多种网络舆论平台演化发酵,促使谣言的传播速度与更新频率呈倍速扩张,网络谣言借助舆论工具,以裂变式扩大传播范围。如SoroushVosoughi等调查了2006年至2017年在Twitter上发布的所有经验证的真假信息的差异传播情况,调查数据表明真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所用的时间是假信息所用时间的6倍,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深度和传播范围都要比真实信息传播得更快、更深、范围更广,而虚假政治新闻的影响比关于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科学、城市传说或金融方面的虚假新闻更为明显。从传播学层面看,依据戈培尔效应,重复作为一种强化价值理念的方式,展示了强大的认同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谣言利用技术手段在众多舆论平台层出叠现,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其二,技术对异类信息的强排他性。从经济层面看,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质属性。技术本身并没有信息传播的筛选功能,但是在追逐利益面前,技术的运用者会对部分主体发布的信息加以刻意的筛选与遏制,即所谓技术的“排他性”。其三,网络技术助推谣言信度逼真化。技术的发展助推谣言的传播模式倾向于叙事化演变,在大数据的作用下,技术虚拟出的网络谣言与公众的社会认知越来越接近,使其内容尽可能地融合公众曾经的文化记忆、思维范式和道德情感,外加图文并茂的方式极大地强化了谣言内容对公众的视觉冲击。

2.评判标准:谣言界定多元化

网络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的言说范式,是主体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为现实主体的言论自由提供了便捷场域,但同时也加大了人们对信息的辨别难度,网络谣言界定趋向多元化。

其一,网络谣言具有相对性。从历史性看,社会整体的认知程度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公众对网络谣言的评判态度始终与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相关。因此,任何时候,我们对网络谣言危害性展开批判的同时,也需重视其中的积极因素。对于这一点,恩格斯指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一般来说,在谣言发展初期,主体的感性判断会高于理性判断,且易产生直观的、片面的错误判断,久而久之,极易影响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走向。从文化上看,随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进程持续加快,网络谣言的界定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异质性特征日益显著。所谓网络谣言的“异质性”是指在迥然有别的中西文化体系范畴下,对于网络谣言的界定势必会出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标准碰撞。网络谣言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为网民对现实问题的反映,不同阶级群体代表不同的利益诉求。显然,在全媒体时代,网络社会标准体系呈现多元化,对网络谣言的界定必然是多样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非此即彼,正因如此,对于网络谣言的存在样态应以一种多维视角去综合评判。

其二,网络谣言具有绝对性。在关于网络谣言的界定方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一方面,凡是违背史实的网络言论属于网络谣言。回顾历史经验和总结社会现实问题对于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重要价值,事实上,违背史实的言论意味着解构网络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消隐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全媒体时代,违背史实的言论在网络空间频现,比如大量假借“反思红色文化”“反思英雄人物”等言论充斥各类网络平台。究其本质,这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认知体系的“反思”“解构”直至“颠覆”,力图引导网络主体重构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认知结构,其根本目的是瓦解民族原有的文化认同、道德认同、情感认同,这类言论极具煽动性。另一方面,凡是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网络言论均从属于网络谣言范畴。“合规律性”是意识形态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遵循社会历史规律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凝聚人民共识,强化人民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言论是主体对客观事物的主动创造,违背社会历史规律的网络谣言是脱离具体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臆造,其蕴含的价值体系与目标旨向同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大相径庭。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借用“科学知识”的形式颠倒是非,套用科学理论的阐释路径,利用望文生义、过分解读、移花接木等方法,以及掺杂一些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度较高的故事以强化网络谣言的信度,政府或专业机构若不及时辟谣,极易破坏网络舆论生态稳定。

3.抗争政治:谣言内容政治化

全媒体时代,关乎党的政策、政府决策、国家治理等政治类公共事件的谣言事件愈加频繁,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网络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公众监督形式。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用公式的形式论述谣言的传播,认为谣言的影响要素主要是事件的重要性与含糊性,即谣言强度=重要性×含糊性,换言之,“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为,如果二者之中有一个0,也就没有谣言了”。在公共事件中,事件的重要性和含糊性往往表现明显,这为谣言的成功孵化提供了温床。通常说来,正式的官方消息与非正式的言论鱼龙混杂,部分谣言制造者利用受众对未知的恐惧与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辟谣的时间差来刻意制造网络谣言,由此,政治领域的各种解答式“方案”就会在网络平台上陆续映现,信息的甄别变得错综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谣言的传播甚至超越了道德与法律的更新速度,极易造成“畸形言论自由”局面,这对国家治理体系造成了极大威胁,营造出公众与政府、国家的对立局面。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是由于信息的闭塞与垄断现象比较严重,为网络谣言在政治领域的扩张提供了滋生的沃土。比如个别地方政府过度强调维稳,致使底层情绪与社会矛盾长期堆积沉淀,进而导致网络舆情发展呈失控局面,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挑战。因此,政府应重视辟谣速度和辟谣专业性,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应加紧网络舆论平台公共建设,对谣言制造者及媒介传播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提高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唯有这样才能有效缓解因网络谣言失控所导致的政府权威形象受损、政府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主体对自身的信息权利边界缺乏道德考量。鉴于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法律法规与道德规范的完善速度,多元主体的信息权利边界量化难度较大。需要说明的是,在利益诱惑面前,相关监管部门如若缺乏对网民信息传播权利与义务的合理规制,网民仅为满足自身利益,就可能导致主体网络行为的道德失范。

二、网络谣言:损害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

网络谣言的新特质给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呈现的即时性、隐蔽性和多变性的特点导致网络社会的舆论极易误入歧途,给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带来严峻挑战。网络谣言的危害性具体表现为: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及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

1.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

“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起着扩大政治认同、进行政治整合、规范政治行为、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促进政治稳定的作用。”这表明主流意识形态至少蕴含三方面功能——文化传承、凝聚民族精神和政治引领。

首先,网络谣言阻碍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网络谣言失控的重灾区。“它与每个标点每个字都要像日历一样严格把关的广告宣传不同,谣言是脱缰之马:它的结果难以预料。”卡普费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谣言所隐含的多变性和易失控特征,换言之,谣言借助网络社会“全员媒体、全息媒体、全效媒体”的虚拟性与技术的创新使文化的传播变得难以控制,其中部分谣言内容偏离了主流文化,模糊了公众的文化记忆,进而淡化了公众情感上的文化认同。现实生活中,部分网络谣言常裹挟着民族虚无主义的价值倾向,“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则表现出另一种极端的文化心态,它片面认为中国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文化均一无是处,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在文化上要求换种。”此类谣言不断攻击网络社会中的中国文化进而占领网络舆论阵地,企图僭越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长此以往,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极易被质疑、分化。

其次,网络谣言冲击民族精神。凝聚民族精神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内容,“民族精神是指在长期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现实中,网络谣言日渐成为境外势力开展意识形态理论灌输的重要载体。境外势力正是借用全媒体时代公众对于所获讯息的二次加工能力,使公众被动地接受其预设的价值理念。在对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生态环境进行考察时,网络谣言“主动地”贯融普世价值、民族虚无主义等内容就是其中的例证。综上言之,由于网络谣言的信息界定多元特性及其普世价值属性阻碍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民族的分裂倾向。

最后,网络谣言扰乱政治生态。政治引领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功能,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外网络谣言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愈加显著,尤其对涉及政治领域的谣言挖掘日渐深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紧,网络谣言呈现的“泛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网民谣言“泛政治化”加速了网络功能的“异化”,影响网络社会舆论秩序的稳定,阻碍公众言论的正常表达,扰乱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如若网络谣言的“泛政治化”范围继续扩大,网络谣言中涉及经济、文化、道德等视域的言论均上升为政治现象问题,网民极易对党和国家产生敌视、怀疑甚至抗拒的非理性行为。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中消极的、负面的文化侵蚀着正能量的、和谐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功能地位的丧失。

2.网络谣言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展示理想目标的重要标识,既是国家向外展示形象的依据,也是国家对内展示形象的依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体现了全体人民共同的利益诉求,只有符合人民利益诉求的主流意识形态,公众才能从根本上对其形成价值认同。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挑战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考察:一是弱化网民的主体性。主体性是网民展开理性批判、遵循道德规范的首要前提,这要求国家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中要关注网民的主体性、重视每一位网民的个性发展。在互联网世界,网络谣言常挟裹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等内容,引导主体追求极端个人自由的精神世界,致使部分网民为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僭越法律底线,长期下去,意味着网民的善恶评判、理性批判思维能力愈发弱化,这将会严重制约网民主体性的发展。在网络社会中,网络谣言所蕴涵的价值理念通过舆论在网络空间倍速发酵,通过模糊公众认知,使公众情感懈怠,导致网民做出非理性行为,进而弱化网络行为主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二是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具体表现为两方面内容:其一,网络谣言制造者借信息霸权把控舆论话语权。现实中,资本与社会舆论始终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资本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控社会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便于为资本攫取更多利润。掌控强大资本力量的西方国家借助其跨国企业控制国际新闻媒介的话语权,向世界各国展示西方“虚假的意识形态”,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瓦解他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如学者所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网络信息垄断和网络语言霸权致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斥整个网络世界,时刻冲击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的长城。”其二,自媒体平台呈现话语表达乱象。众所周知,网络空间中自媒体的传播内容具有较强自主性,这主要是由自媒体系统自由化、平民化和匿名化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种环境下,形形色色的碎片化信息在网络上蔓延传播,其中不乏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片面偏激的政治话语,这样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影响网民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和行为选择,也离散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3.网络谣言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

从政治属性看,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谣言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与“反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用来指特殊情况下意义服务于建立并支持系统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方式——这种权力关系我称之为‘统治关系’。就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也就是说,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有利于推动国家政治演进,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治理与国家政治发展体系相悖的网络谣言和其他话语体系,为权力的有序运行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

卡普费雷指出:“谣言的本质即官方发言之外的发言。它是一种反权力。”这使得谣言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政府发布信息的滞后性和宣传平台的单一性是网络谣言盛行的主要因素,其实,这种“反权力”既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效率和信息垄断的抗议,也是公众对参与社会治理的渴望。换言之,现实中公众若以散播网络谣言作为表达或争取自身权益诉求的反抗方式,会严重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第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谣言散布者的真正目的往往是让人中谣言的毒。其手法就是宣传假象以了解真实情况,或者制造一种有利的心理气氛,以对当权者施加压力。”“反权力”式的网络谣言源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是公众面对社会问题基于内在道德认知基础上的行为外化表现,这类型网络谣言会形成一股倒逼势力,政府如若处理不慎,易于引发网络舆论动荡,动摇党领导的权威地位,甚至危及政权统治。第二,从传播行为看,网络谣言的传播形式更加自由化与多元化,传播关系更加复杂化。全媒体时代,“专家分析”“权威解读”“还原历史”成为网络谣言的新形式,形形色色的利益主体借用网络谣言操控舆论走向,形成畸形的舆论监督氛围。值得强调的是,有些网络谣言表现出热衷于叙事性、话语表达通俗性和贴近公众现实生活的特征,这也是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主要表现。第三,从传播主体看,网络谣言的传播主体一般分为两类:对事物缺乏理性认知的网络行为主体与“有着清醒意识的人刻意制造的谣言”,此处重点关注后者,这类群体通常是基于自身某种利益诉求或道德情感需要而产生反抗社会正常运作机制的非理性行为,在现实社会,他们是没有机会或没有可以依靠的心理支撑行使“权利”的,因此,通过故意散播网络谣言的方式对抗社会问题,构筑起对公共事件的“真相臆想”,放大事件的影响视域,催化网络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

三、网络谣言治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对策

全媒体时代,界定与治理网络谣言已经上升为一个战略性问题。治理网络谣言与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方面,治理网络谣言为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强有力的舆情支撑,并为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其主导作用营造适宜的舆情氛围。另一方面,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为治理网络谣言提供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为治理网络谣言设计合理的社会评判标准。

1.技术防范:创新网络谣言治理技术,加强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

信息技术创新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因此,我们要科学、合理、规范地运用信息革命成果,创新网络谣言治理技术,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发展的技术基础,加强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

一方面,创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谣言研判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预警系统。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数量庞大,形式五花八门,危害程度不同,理应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级、分层、分类治理。部分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的网络谣言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精心”设计和包装,极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必须创新网络谣言研判技术,对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谣言进行识别并及时预警,在其大规模传播之前实现“未谣防患”。其一,利用人工智能的识别和分类能力,建立高效、科学、精准的网络谣言识别体系,从文字、图片、语音与视频等众多形式的网络信息中识别出不良言论;其二,利用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建立网络谣言预测体系,对网络信息展开多维度深入学习,对网络信息中涉及危及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可能性进行精确预测;其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提炼网络谣言所引发的舆情信息,建立网络谣言下网民心理和行为活动的预测体系,以科学研判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程度,并及时做出预警。

另一方面,技术的合理运用需契合网络谣言发展的不同阶段。通常,网络谣言的演化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与消退期,技术在各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效用存在差异。萌芽期与发展期是网络谣言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运用技术手段敏锐地捕捉谣言生成的趋势,合理监控舆情动态,兼顾谣言治理与言论自由二者的平衡,以防“寒蝉效应”;成熟期需避免过度使用技术手段暴力删帖,引起社会公众的反抗情绪,降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公信力;消退期需针对网络谣言传播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及时警示教育公众,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狙击,避免谣言死灰复燃。

2.道德养成:强化网络媒介素养,厚植鉴别网络谣言的道德根基

高素质的媒介素养是网络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重要内容,媒介素养错位会威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对网络社会的虚拟化,现实中的部分网民并不能完全规范自己的言行,也就是主体网络媒介素养的错位。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而言,网络媒介素养的错位已成为危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重点应是避免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在道德层面,由于网络社会的特性,网络参与者容易超出现实世界中的道德边界。“网络空间道德与现实空间道德之间的关系就是:网络道德的生成与发展是由于现实空间道德适应网络信息技术环境而发生的技术化变异。”全媒体时代,网络已深刻地形塑网民的精神生活,部分网民肆意宣泄情绪,产生制造谣言、传播谣言等缺乏理性的言行,极易产生道德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在舆论认知层面,网络参与者过分依赖传播媒体,缺乏理性客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意识,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在高度自由的互联网空间,网民拥有了另一个隐匿的新身份,即异化的自我,出现异化现象本质是网民在网络空间丧失了主体的独立性而变成了网络杂芜信息的附拥者。要言之,在网络空间中,信息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其传播主要表现为信息内容的感性化和放大化。正因如此,许多自媒体平台为了迎合网民的情感需求,为了获得流量和点击率而片面地追求“热点新闻”,制造“反转新闻”,误导社会舆论走向。

为此,我们要重视网络道德教育,培养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民的主体性能力。一方面,我们应加强对主体的网络道德教育,以此来筑牢主体网络道德边界,抵御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一是切实强化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的同时,相关部门需监督与引导相关辟谣平台,调控与规制辟谣内容。在实际运行中,对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需与网民喜闻乐见的网络的“接地气”文化相结合、关注社会热点和民生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强化导向功能等等;二是加强对主体的道德限制,恪守网络行为的道德底线。“所谓信息主体的自我道德限制,是指信息传播主体基于其内在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自觉地按照有关道德要求正当地行使信息传播自由的权利。”道德底线,是任何行为主体在网络空间均不可僭越的基本红线。另一方面,要提高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增强网民的主体性能力。网络媒介素养是人的主体性在网络平台上的具体表现,其中包含网民对网络谣言的辨别和分析能力,主体性能力使网民能够理性客观分析谣言的生成机制和作用机理。面对复杂的网络形势,为了有效破解网络谣言对网络主体性消解的难题,主体的网络媒介素养需时刻保持与时俱进才能提升对网络谣言的鉴别能力。为此,我们必须把培育公民网络媒介素养与全媒体时代技术创新发展相适应,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领的新要求相适应。除此之外,慎独是增强网络媒介素养的必要条件,慎独要求主体在自己独处时仍能恪守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将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义务,主动规范其网络行为,最终使网民具备理性辨别、科学研判网络谣言的主体性能力。总之,提升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有利于稳固社会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利于为公共事件的发生营造相对稳定的网络舆论氛围,有利于在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过程中抵御全媒体时代形态各异的信息流瀑。

3.制度认同:增强网络谣言传播控制,还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净生态

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体现在道德方面,也存在于法律法规方面,进而决定了主体言行的“可为”与“不可为”。现实中,制度的产生会与实践生活存在差距,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么会让人们无法感受到真正精神上的正义。究其本质,这主要与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有关。“现实中的人”的社会属性不能全面自由地发展,主体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与归属感,长此以往,易找其他途径宣泄情绪,制造网络谣言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发泄途径。反过来说,当网络谣言的传播影响了网络舆论走向,进而影响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认同,这就需要采取源头管控,即制度认同的方式来缓解影响。

制定宏微并重、软硬兼施的法律法规以及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营造良好主流意识安全生态。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是网络空间规范网络行为的两种约束模式。当前,我国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还不成熟,难以保障网络社会舆论生态的健康发展。故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可以为网络空间舆论生态秩序的稳定提供翔实方案,确保谣言不会造成大规模危害。其一,近年来,国家网信办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如《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2022)强调重视国家网信办的监督检查功能,文件指出“网信部门依法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管理互联网用户注册、使用账号信息情况实施监督检查”。《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9)中强调“对违反本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服务协议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使用者依法依约采取警示整改、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网信、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报告”。《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8)提出了网络媒介平台使用坚持“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此外还有《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2017)、《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2017)等,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实时监控网络谣言主体的违法言行,且在主体网络行为道德失范的总结中健全网络社会安全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其二,加强法治观教育,牢固树立法治信仰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要求。法治是制度之治最基本、最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同样,守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法治在治理网络谣言中的积极作用亦尤为重要,而强化对网民的法治观教育更是重中之重。因为法律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是全民信仰法律,人们只有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拥护法律,才能自觉遵守法律。只有通过卓有成效的法治观教育,帮助人们牢固树立法治信仰,人们才能自觉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分析谣言的形成机理,唯有如此,网络谣言治理工作才能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开展。其三,建立健全针对网络谣言的奖惩机制。相关政府部门除开设辟谣、检举谣言窗口外,还可以对已证实是谣言的检举主体给予对应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对谣言制造者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如关闭账号、设置永久黑名单等。其四,借鉴西方谣言治理经验,推进谣言治理中国化。与西方技术发达国家网络监管环境不同,我们需要认识到我国的法律规范建设在现实社会舆论场域与网络空间的舆论场域依旧存在巨大鸿沟。西方国家相当重视法律规范对网络谣言的监管作用,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对谣言的监控系统比较健全,重视民意调查和技术监管,治谣、辟谣和止谣机制相对成熟完善,因此,借鉴别国有益的实践经验和监管措施,既有助于我国建立有效的谣言治理体系,也有助于为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守护营造稳定的舆论环境。

创新党的舆论过滤机制,锻造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生力军。制定有关党的舆论过滤机制需要考虑两方面的要求。一是“群体化”的要求:按照不同的年龄群体,使具有特定传播属性的辟谣信息重点面向特定的群体传播。所谓具有特定传播属性的辟谣信息是指那些信息只在特定的年龄群体才能发挥最大功效。不同的年龄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网络传播方式,“你在特定的时段如何进行传播,取决于你的个性和你所处的具体情境或环境”。例如,青年学生和老年群体通常属于网络谣言受众和传播的重灾区,为此,我们在制定舆论过滤制度时应重点关照这两类特殊群体的个性特征和环境因素。二是“层次化”的要求:按照谣言传播的可能危害程度,将网络空间谣言的风险系数划分为不同的层级。最低层级的谣言,可以交由网络舆论场域自证其伪,相关权威媒介机构勿须过多干涉,避免浪费社会公共资源;层级越高的谣言,要求的辟谣机构及专业知识水平越高,相关机构可以主动辟谣,防止网络谣言内容持续蔓延对网络舆论场域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在“分众化”和“分级化”的舆论过滤制度体系下,网络谣言传播的问题可以有效缓解。当然,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传播的具体过程中,现状一般会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因此,如何具体制定和实施舆论过滤机制,如何提高网络辟谣的效率和质量,如何更好地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仍然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网络思政研究2023-02-06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讲好动人中国故事 文章下载

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讲好动人中国故事

网络时代的来临,使传统媒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闻生产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说明,在新媒体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很好的跨文化交流方式,讲真话能使人信服,表达的情绪也能引起共鸣。而主流媒体要把中国的故事讲好,传播好中华美学、传播好中国声音,用智能化技术创新的传播手段,以求探究更好、更有效的叙事路径。

主流媒体肩负着时代的责任,如净化语言、传播文明,传递正能量等,引导大众的舆论主阵地不能丢。主流媒体要把中国的故事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起来,让广大观众认识到党中央的大政方针,树立起中国的信心,树立起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把中华文化推向国际舞台。

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新媒体在中国声音传播上的优势日益显现,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何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特性与优势,实现各个舆论场的联动互通,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加速媒介融合,拓展传播渠道,构建新时代传播中国故事新格局。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都在积极寻求转型与升级,因此,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已成为当今传媒发展的必然趋势。媒体在物质、操作、观念三个层面上的不断深入,使得不同媒体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因此,要想讲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贯彻媒体融合的思想。作为媒体融合的典范,《人民日报》在坚守固有阵地的基础上,开通微博、微信、抖音等多种途径传播中国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和了解中国的发展。

为了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的新格局,我们还应整合各方资源,打通线上和线下的舆论场,实现官方媒体和民间传播主体的联动,形成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强有力舆论场。要善于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新媒体等形成图片、文字、音视频多元立体传播矩阵加强对外传播;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VR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丰富中国故事的呈现形式,吸引潜在受众。

二是社会化媒体与主流媒体相结合共同助力中国故事传播。社会媒体具有互动、开放、扩散度大等特点,而主流媒体则具有真实性、客观性、权威等特点。受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智能叙述呈现出人性化、个性化的趋势。央视以《舌尖上的中国》等栏目向观众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展现了中华民族真实、客观、温暖的一面。观众可以选择和接收所传递的信息,利用社交网络进行信息共享,并在此过程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并借助自身的主动性和自身的独特价值,为新闻报道增添新的内容。

优质的内容可以带来好的信息传递,而新媒体的出现为我们的内容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运用新媒体来传达中国的声音,以其富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灵活的表现形式,使其更易于被观众所接受,从而使其与观众的关系更加紧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是从传播渠道与传播效果入手,实现场景互联,形成闭环。中国故事有很多种表现方式,可以在各种情景下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科技的加持下,传统的主流媒体能够利用场景将用户与其进行连接,使其更好地体验和促进其共享,从而形成一个传统的文化闭环。通过网民在主流媒体上“协作叙事”“交互叙事”形成循环的圈子传播,使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在新媒体平台“滚雪球”式地爆发传播,通过网民的力量,让“中国声音”在新媒体上形成“中国声浪”。例如,国内许多城市与不少App达成合作,通过平台,将城市的景观和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以粉丝运营、社区运营的社会媒介为依托,以网络为依托的中国故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中国一直在前进,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会一直利用新媒介展示中国形象,讲述中国故事,永不停下报道的脚步。当前是媒体融合的新时代,对新闻报道工作也提出了新任务,新挑战,所以中国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一定要抓住这个机遇,创新传播的方式和手段,用更好更优秀的方式报道中国故事。(作者:储钰 焦 晴 刘芷辛 梁婵 陈文军 吴春伯 王廉径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东方网2023-01-27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主流媒体下沉策略探索与实践 文章下载

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主流媒体下沉策略探索与实践

【摘要】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基层舆论主体转向多元化,现代传播舆论生态复杂性增加,“下沉”成为主流媒体在全媒体时代走好群众路线、保持舆论场主导地位的必经之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立足广东本地,从平台、内容、服务、人员四个方面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下沉策略,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的实践路径,并在内容生产、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层面作出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主流媒体 群众路线 舆论阵地建设 媒体下沉策略

当前,媒体融合向纵深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对加快融合转型步伐、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郡县治,天下安”。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塑造离不开区县、镇街一级舆论生态的现代化治理。这是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依托,也是连接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进入全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深度普及,用户规模稳步提升,位于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活跃用户形成广阔的“下沉市场”。截至2022年4月,中国互联网下沉市场月活跃用户已达6.92亿,在互联网用户中整体占比58.4%。[1]抖音、快手等互联网商业媒体平台通过渠道下沉,推动用户爆发式增长。在新形势下向区县、镇街下沉,是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取胜之道,也是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全力打造的南方+客户端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的移动端权威发布平台,是广东省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标杆性产品。2022年以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立足广东,深入实施下沉策略,推动南方+客户端全面挺进县(区)、镇(街)、村(居)和各垂直领域,在激发末梢活力、做大长尾市场方面取得实效,在实践中探索具有南方特色的下沉实践路径。

一、阵地建设:深度连接群众,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网络空间快速拓展,社交、阅读、购物、政务办理等典型的线下场景正迅速转向线上,电脑、手机等可移动信息设备深入日常生活,网络信息量呈爆发式增长。线上场景的高度开发和互联网海量信息满足了人们越来越快的信息需求,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和舆论生态带来了新的变化。社会治理层面,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舆论生态层面,下沉用户的迅速增长促使基层舆论生态复杂性增加,基层舆论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舆论主体多元化,“人人都有麦克风”,各方信息泥沙俱下、真假难辨;二是传播覆盖面广,互联网信息传播效率极高、拥有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优势,但是庞大的信息流夹杂诸多杂音噪声;三是普通群众面对鱼龙混杂的海量信息,对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产生更强烈的需求。

面对媒体融合发展不平衡性与局限性的现实困境,省级主流媒体的下沉成为构建区域舆论新格局的突破口。省级主流媒体立足自身定位,推动传播渠道建设,发挥舆论阵地作用,让主流声音传导到基层最末梢,满足人民群众对权威信息、政策动态的需求。不少省级媒体展开探索,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创设融媒共享联盟,以互联网化和平台化思维将触角向基层延伸;[2]上海报业集团则试图通过自媒体聚合平台,借助移动传播占领新的舆论场。[3]在广东,南方报业深入实施下沉策略,全力建设好南方+区县、镇街频道,进一步夯实南方+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服务基层群众的主流平台地位。从实践看,实施下沉策略是主流媒体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打通“最后一公里”、实现与基层用户全方位深度连接的必经之路,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重要一步。

二、重心下沉: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实践路径

对主流媒体而言,如何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如何更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如何持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更好地发挥舆论阵地作用?南方报业在广东省的下沉实践,为以上思考提供了可行之径。集团下属各分社、记者站身处下沉工作第一线,充分利用南方+客户端平台,积极探索频道共建、社群运营、活动承接等差异化运营模式,在采编模式、项目合作等方面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展开一系列探索实践。

(一)平台下沉,市县两级全覆盖

近年来,南方报业扎实推进各地频道共建,与各地党政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建了超过400个频道。通过频道共建等模式,南方报业各分社和记者站逐步取得区县、镇街重大新闻的首发权,在广东全省实现市、区(县)两级全覆盖。依托区县、镇街频道,南方+客户端推动平台下沉,进一步打通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更加深入参与基层舆论生态的现代化治理。佛山分社选择佛山的三水频道、大沥频道、容桂频道进行试点制度化建设,三个试点分别组建包含频道主编、内容专员、运维专员、商业专员和审核专员在内的“五人小组”,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可复制的标准化落地工作流程。平台的下沉催生了一批高品质、高流量的全媒体报道,做好区域政策解读,服务基层,受到群众的广泛认可。从流量的增长看,区镇原创流量占了佛山各频道总流量的63.9%,南方+客户端佛山频道10万+的爆款产品、报道,有72%来自区镇一级,这也看出,基层群众对于权威信息的强烈需求。如今,在南方+客户端上,一些区县频道首发稿件流量超过市级频道,带来流量的新增长点。肇庆怀集乡村振兴大擂台项目更是平台下沉的典型案例,怀集各镇委书记以视频、PPT展示乡村振兴工作成果,南方+客户端怀集频道通过直播、网络投票等方式参与其中,不仅实现超过800万的端内流量,更推动当地乡村振兴工作竞相提升,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这些平台下沉方面的大胆尝试,充分撬动县域活力,服务县域治理。

(二)内容下沉,传播体系拓增长

内容生产始终是媒体生存发展的根本。融合发展背景下,省级主流媒体在内容创新方面更注重内容生产的链条建设,以内容生产为链条核心。[4]南方+客户端在推进下沉策略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一方面,南方+依托广东全省7000多家机构入驻“南方号”发布权威信息,通过开放生产提供大量新闻资讯。另一方面,各分社、记者站下沉到区县、镇街一级,加强本地化的新闻生产,提供更多个性化、特色化新闻信息产品。以南方报业佛山分社为例,在三水区、大沥镇、容桂镇试点频道增加了超过300个长尾信源,带动各频道日均更新资讯约15条,日均更新稿数较试点前增长超60%;在前端,增加政务、便民、商业、视频长尾内容的呈现,结合各地特点增设特色按钮或栏目,使南方+端相变得更鲜活、灵动、接地气,初步形成了主流人群与普通群众资讯并茂的内容体系。凭借内容的下沉,在多次疫情、灾情资讯发布中,下沉策略带来的效应愈发凸显,南方+客户端在政策发布、资讯更新、引导舆论、稳定民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2年11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广州市番禺区采取措施加强社会面管理,南方+番禺频道以问答的形式回应民生关切,多篇稿件在村居群“刷屏”。中山市小榄镇在南方+首发权威通报,稿件实现端内流量近百万。这些案例充分说明,推动下沉使区县、镇街频道逐渐成为优质内容、爆款产品的生产车间,以优质产品抢占舆论话语权。

(三)服务下沉,活动运营亮品牌

“新闻+政务+服务”是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助于把基层百姓所需所盼与党委政府积极作为对接起来,把服务延伸到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依托南方+客户端,南方报业各分社、记者站深入推进下沉策略,不断提升下沉服务能力,打造涵盖城市展会、产业经济、基层治理、社会民生等运营场景,拓展“新闻+政务+服务”新模式、新空间。例如,南方报业佛山分社借助南方小记者以及积分商城下镇街等活动,推动南方+客户端进一步到镇、到校、到企、到店、到家。东莞分社在2022年前三季度即主办了十场城市大型会议论坛和展览、共建了十大融媒品牌,形成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产品。这些服务的下沉,在基层进一步夯实主流媒体的地位。在区域的垂直领域,下沉带来的服务效应也得以彰显,南方报业的品牌力得以增强。有的分社、记者站还承接了区县一级的产业会议的策划、执行、宣传,利用航拍、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方式服务当地企事业单位,展现省级主流媒体下沉区域后更强的服务能力,为区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四)人员下沉,实战锤炼生力军

南方报业深入实施下沉策略,其中重要的举措便是推动人员的下沉,在部分地市实现每个区县均有记者驻点,全天候做好当地新闻报道。以清远分社为例,通过与27个镇街政府紧密合作,加强驻各县市区的人员下沉,采编人员深入区镇、街道,遍布基层末梢,确保采编力量触达新闻现场,发挥党媒引领主流舆论作用,实现信息共用、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价值共鸣。一大批年轻记者通过下沉区县,成为基层故事的讲述者、基层主流舆论生态的建设者、参与者,优秀人才在下沉基层的实战锻炼中脱颖而出。一批南方名记者培育对象深入基层一线,输出更多高品质、高流量的全媒体报道。有的南方名记者培育对象还深度参与到区县用户群的建设,依托区县用户群的运营,打造出一批面向基层的融媒爆款。例如,立足深圳的社区基层,南方名记者崔璨工作室策划推出深圳垃圾分类百优社区评选,将南方+点赞类产品应用到社区层面,活动带动总流量超300万。这些实践为采编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平台,充分激发人才下沉的活力和潜力。

三、提升之道:主流媒体推进下沉的深化策略

当前,媒体深度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了从中央级媒体强势引领,省级媒体辐射区域,市级媒体承上启下,到县级融媒广泛连接的四级媒体格局,不断提高助力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5]主流媒体推动下沉从扩大内容供给、做强优越平台、强化人才储备等方面,为推动媒体融合、提升传播能力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路径和方向。

(一)生产优质内容,提升新闻产品的服务能力

媒体发展的整体趋势表明,内容优势将持续赋能媒体取得突破。[6]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想要在基层舆论空间获得足够声量、服务更多群众,必须坚持“用户导向”,以下沉市场的需求为核心,生产优质内容,让新闻产品、价值引导更加深入人心。主流媒体在下沉过程中,一是要充分发挥政治资源优势,重点掌握本地重大信息的首发权,提高新闻传播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二是突破“机构传播”的生产模式,扩大本地化优质内容的供给,强化信息服务属性,促进传播内容本土化,推动本地资讯、优质内容持续输出;三是大胆运用新技术、新形式、新方法,在内容生产、传播渠道、互动反馈等方面不断创新,提升品质,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打造新闻生产核心竞争力。

(二)做强优越平台,提升面向基层的覆盖能力

县域舆论场既有空间大、纵深广的优势,也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流媒体再造其平台权威性、公共性、专业性和组织性,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信息生态的内生性失序问题。[7]做强优越平台,打造连通省、市、县、乡镇的四级传播网络,有利于及时传递政声民情,为联系和服务群众提供媒体渠道和平台,也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央、省、市、县级媒体的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省级媒体深入县域,一是要明确自身优势,以移动端为重点,结合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展传播网络,增强信息传播功能,积极成为主流舆论在县域层面的重要传播主体;二是依托当地资源,积极与市、县等地方融媒体中心深度合作,以机构账号入驻、合作共建频道等形式,形成聚合平台优势,实现省市县协同互动,资源互享,服务互补;三是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地方政府,融入基层舆论语境,注重价值引领,凝聚思想共识,从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会信息枢纽三大功能领域建设融媒体平台,注重内容、政务与服务的三位一体。

(三)培育优秀人才,提升人民至上的创作能力

高品质的新闻内容是媒体在全媒体时代破阵突围的根本所在。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既要站位高、视野阔,又要沉下心、俯下身,深入基层一线,采写更多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能够引起用户共鸣的连天线、接地气、带露珠、冒热气、沾泥土的新闻。由此观之,主流媒体推动实施下沉策略,在更大程度上是一次践行“四力”的集中动员,推动年轻的采编力量优先下沉到各区县、镇街,深入新闻现场,获取一手素材,扎根人民,让报道更鲜活、更具泥土气息,生产出来的全媒体产品更加动人心弦,以下沉的实践促进年轻记者成长成才。推动平台、人员、服务等多方面的下沉,主流媒体有效服务更多群众,也进一步搭建起锤炼党报记者“四力”的实践平台。(参考文献略)

作者:

郑佳欣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办公室主任

黄稚蓥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战略发展部研究员

全中看传媒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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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引导发声的五种方式

回应公众关切,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政务新媒体要在舆情引导中发挥自身的优势作用,回应方式既要审时度势,又要灵活多样,以实现时度效情理法统一的最佳效果,通常有以下几种回应的方法可选择。

1、开门见山式通报

就事论事,直面疑问,采取#情况通报#、#事件说明#等方式明确针对某一事件进行回应。此种回应方式宜平铺直叙开门见山,对于舆情的来源、基本事实和调查处理情况进行说明。单一事件回应,目的就是将舆情影响尽量限定在具体事件上,不扩展不延伸,体现出主责部门对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采取的工作成效,突出回应公众关切的目的。这种回应方式最为常见,但也最容易引发争议,如同“开门见山”的语境,事实就是山,但把山描绘好要选取适当的角度,体现此山最主要的特点,毕竟每个人的观察视角不同,对看到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千差万别,官方通报要让网民一目了然,而不能云里雾里,甚至产生更多质疑。判断政务新媒体通报效果最简单的一条,就是能否画上句号,还是仍旧问号连篇。

2、以面代点式转化

将某个事件的处理转化为介绍对一类情况采取的工作措施或方法,将具体事件回应转化为体现整体工作进展的业务宣传。此种方法适用于敏感因素相对较低,情形细节相对简单且同类事件属于多发易发高频次的,简单说,就是对于常见的问题,没必要单独放大某一事件,而是要通过以事例为素材方式,体现主责部门对这类问题采取的总体工作措施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突出体现不是因为网络有热度才引发重视,而是主责部门已将此类情况纳入常态化管理,发现即处理,形成有诉必有应的良性循环。

3、互动回复式沟通

互动是政务新媒体的先天优势,将与网民的互动做为舆情引导的常规动作是可以取得很好效果的。如针对网民反映的某个问题线索,回复收到或提示请以私信方式沟通,以了解获得更多细节,都可以让网民觉得“我反映的问题,官方已经注意到了”,从而就达到展现“举报接报”的目的,同时网民能够提供的细节线索越多,越有利于根据更详细的初始信息,判断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性质程度,并提供给对应的具体业务部门更有效率的开展工作。又如网民反映的内容中,明确可以看到涉事方行为的不妥甚至是违规违法之处,也可以通过互动评论的方式“先表明态度,体现立场”,类似酒驾害人害己,高空抛物违法,儿童权益必须维护等,明确官方对网传行为的基本界定,让公众了解到主责部门的清晰立场,就能形成公众对于后续工作进展的基本预期。

互动回复方式要简单明了,体现出“收到”“正在调查中”“对涉及违规违法行为的将相应进行处罚”等信息即可,注意回复内容不要过多,毕竟回复不是发布,信息量和表达程度要有所控制,特别是前期事件事实还没完全掌握,可能存在反转可能时,更不要表态过早过满,要为后续工作留有余地。此外,互动的账号和方式也要有所注意,对方账号中的其他内容是否妥当也要有所观察判断,涉及到涉事人个人隐私信息的也不能通过互动方式来公开透露,即使是网民提供的,也应通过私信私聊方式对对方进行提醒。

4、引用转发式借力

此方法指转发事件当事方自媒体或媒体报道方式进行回应,多适用于事件本身利益侵害程度低,并以调解或自行和解为结果的,或者是属于群众遇到的难心事困难事,通过多方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政务新媒体对事主或媒体信源的转发引用,是采取互动方式告知处理结果的升级版,具体可以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邻里、路人、同事间的小纠纷小矛盾,在事主情绪缓和后,经调解消除误解矛盾言归于好,没有必要再由官方说明,反将事态升温,事主本人自述更妥帖更适度,源头解释也具有较强可信性,且可以由事主方来表达出对事件解决满意与否,对自身不当行为的歉意或对帮助处理部门的感谢等。

第二种情况是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有多个部门参与,共同努力下帮助有诉求群众解决急难愁盼,单独由某一个部门回应不便于全面反映工作,由某一层级的政府账号发布又有过度回应之嫌,也是适宜通过本地权威媒体来做为民生服务类信息报道,涉及的部门再跟进转发即可。

第三种情况是事件中有反转因素,先前网传内容出入较大,但又达不到故意传谣造谣的危害性,而是因片段信息传播或是造成的误解误读,这种既要还原基本情况又不涉及查处谣言的,可以由本地的权威媒体报道解释来完成,即通过媒体的多方采访,确认报道事实全貌,让网民知悉后觉得“原来如此”。

第四种情况是舆情事件中,主责单位本身有被质疑批评的因素,即当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引导起来有一定困难,要么需提及提格回应,要么就请第三方来协助说明。

5、权威全面式发布

当下舆情引导中,对于情形复杂,调查处理过程曲折,网络热度达到高量级的现象级舆情,会采取召开新闻发布会结合主流媒体解读解释的模式。这种新闻发布会的直接目的就是用全面详实的信息,用禁得起考验的结论来回应社会广泛关切。此类权威发布的发布人设定,发布内容选择,网上网下提问安排,前期预告和跟进解读报道等都有学问,下次单独成篇探讨。总之,底牌手段不会轻易用,但用了就要实现预期的效果。

微信公众号“政新科技”2023-02-20

 

 

构建全媒体时代舆情监测机制 提升舆情引导和应对能力 文章下载

构建全媒体时代舆情监测机制 提升舆情引导和应对能力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各类社会思潮、现实矛盾、用户情绪汇聚网络空间交互影响,网络舆论场愈加复杂多变。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妥善处理网络舆情,降低负面事件的冲击与挑战,不管是正面宣传引导,还是信息公开、热点回应,最终的目的是降低网络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在舆情应对中增强企事业单位的公信力和责任担当。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场,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提升舆情监测能力及舆论认可度和满意度,仍然是企事业单位都要面对的课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何良庆,就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中,提升企事业单位舆情监测的应对能力进行探讨。

技术赋能舆情监测 适应全媒体时代新要求

随着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互联网裂变式、立体化传播态势奔涌而来,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网络舆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何良庆指出,身处全媒体时代,企业在面对“明枪暗箭”“明争暗斗”的舆情场景时,应借助技术手段赋能舆情监测,通过对互联网海量信息的自动抓取、自动分类聚类、主题检测、专题聚焦,实现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形成简报、报告、图表等分析结果,为企业全面掌握用户思想动态,做出正确的舆论引导,提供可靠的分析依据,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强化舆论阵地意识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和信息接收终端空前平民化普及化,“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舆论点,而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大量的网络热点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较量。何良庆表示,以新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舆论阵地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负面思潮的叙事逻辑从宏观转向微观,常常聚焦企事业单位重大决策部署、民生生活等,通过利用大众的同理心触发共鸣形成舆论声讨的负面舆情现象,导致企事业单位不得不向公众解释澄清。因此,舆情监测、预警、应对不仅是舆论引导的重要手段,更是争夺舆论主导权的前沿阵地,企事业单位应正确认识网络舆情的敏感度,强化舆论阵地意识,依靠技术手段和传播手段正确引导舆论风向,及时消除负面影响,积极展现企事业单位公信力和责任担当,合理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构建舆情联动应急机制 提升舆情引导和应对能力

感性主导理性,情绪先于事实。目前,网络舆情已成为公众对现实社会情感和态度的一种常见表达方式,而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社会不良情绪的富集,负面舆情的爆发很多时候是由负面情绪点燃的,舆情最终能够平息也多是因为情绪得到宣泄和释放。何良庆表示,网络舆情对于品牌宣传存在潜在价值,面对负面舆情,前期合理分析决策,沉着泠静应对,关键问题指出解决,通过正确处理负面舆情达到品牌正面宣传的效果,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决于舆情监测前期的工作做的是否专业且具体。对于企事业单位而言,舆情监测是一项长期的、专业的、有目的的体系化工程。企事业单位应构建专业的、完整的舆情联动应急机制,包括7*24小时全天候提供最及时、相关和全面的信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网络舆情监测和新闻专题追踪等信息需求,切实提升自身舆情引导和应对能力。

网络舆情在于正向引导,舆情监测在于全面覆盖。何良庆表示,在传播技术汇聚交融、传媒介质有机聚合、媒体终端相互兼容、表现形式综合运用的当下,要顺应时代潮流,增强舆论阵地意识,在遵循舆论引导规律的基础上,真正掌握并熟练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整合传播资源,创新话语表达,更新舆论策略战法。从强化舆论引导和文化支撑的战略高度,积极探索企事业单位舆情引导工作的方法路径,多措并举优化舆论引导传播战略布局。

作者:何良庆

数字经济研究中心20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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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深化公民道德建设实践路径

□ 刘云帆

党的二十大系统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图愿景,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等文化强国战略的系列任务。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化建设文化强国的基本战略要义,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与全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战略举措。

深刻把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战略要旨。立足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是深化践行“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的必然要求。

立足举旗帜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方向,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着力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塑造功能、强基固本作用;以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道德指向,在同频共振的价值引领中,凝聚共同的道德意愿、共通的道德情感、正向的道德判断。立足聚民心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是以巩固共同思想基础为时代要求,笃定“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民族复兴愿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匡正导向功能、激浊扬清作用。立足育新人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育人指向,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在社会风尚引领、社会心态塑造、社会规范完善的协同建设过程中,引导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立足兴文化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是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趋向,深化构筑文化软实力的精神之基,为国家日益强大提供刚柔并济的文化支撑。立足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是立足文化强国的战略使命,自觉遵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趋向,塑造高扬当代中国精神的良好国家形象,增强民族信仰凝聚力,赓续提升民族文化生命力。

系统拓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的实现路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将“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列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总体要求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是要深化宏观价值实践向微观价值践行的拓展,达到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与制度保障的有机贯通。

教育引导要注重各环节的有机衔接,达到家庭的养育、学校的训育与社会的化育之间环环相扣,实现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家教家风的涵育熏陶、社会的教化浸润之间协同育人。要以更为丰富的教育内涵、更为多样的载体形式、更为生动的情境营造,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化算法、算料、算力的技术协同,推动主流媒体内容的高质量供给、全效化传播与全方位影响。

实践养成要注重环境氛围的优化营造,注重文化陶冶、导向塑造与舆论监督之间协同发力,达到优秀文化的敦风化俗、价值导向的正气弘扬与舆论监督的激浊扬清相贯通。立足公共化的道德实践养成,以增强公共意识、规则意识为导向,开展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推动公共道德行为的规范、公共道德秩序的优化、公民社会公德素养的提升。立足生活化的道德实践养成,秉持“礼尚往来”“礼之用,和为贵”传统文化精髓,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广泛开展移风易俗行动,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制度保障要注重德治与法治的协同建设,发挥刚性约束与柔性规范作用,构建法治化与公共化、规范化与治理化相结合的制度路径。立足“德治”的价值导向与道德要求,使社会规范既发挥着社会监督与约束的他律作用,又内化为自我教育、管理与服务的自律功能。立足“法治”的法律规定与规范,使法治精神、法治原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根本原则始终高度自洽,既有效实现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又构建完善惩戒失德行为的常态化机制。

日照新闻网2023-02-07

 

 

坚定不移推动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文章下载

坚定不移推动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部署要求。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直接关系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问题,关系到增强中华民族影响力凝聚力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梳理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思想发展脉络,明晰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内涵特征,摸清楚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面临的新形势,有助于更好完成新时期党对新闻事业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并对此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018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2019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2022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构建主流舆论新格局”。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再到“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从完善国家治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强调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内涵越来越清晰,路径越来越明确。

一、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内涵

主流舆论新格局是有机整体,从舆论载体看,网上网下舆论一体化发展,构筑起网上网下同心圆,将全社会各族人民紧紧拧成一股绳,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核心目标;从舆论空间看,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两手抓、协同发力,加快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根本出发点;从舆论主体看,媒介技术快速发展,媒介资源高度丰富,公众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的热情被激发,由主流媒体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建构方式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重要举措。

网上网下一体发展是大势所趋。在舆论场划分方面,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提出的“两个舆论场”的概念认可度较大。“两个舆论场”意指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其中官方舆论场是以主流媒体为代表,民间舆论场则依托于互联网存在。“两个舆论场”并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而且该说法的前置假设是两个舆论场不出现在同一媒体时空中。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媒体深度融合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级主流媒体纷纷入驻社交媒体平台,官方话语传播渠道逐渐向新媒体倾斜,逐渐形成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主流媒体传播矩阵。“两个舆论场”虽然在议题选择、媒介关注角度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维护公众利益上二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来看,“两个舆论场”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弭,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舆论场日趋明显,网上网下舆论一体化发展是必然趋势。

内宣外宣协同联动是必然选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舆论主导权的竞争愈发激烈。西方发达国家试图保持国际话语权优势,通过搭建社交媒体平台,如推特、脸书,继续将全球话语体系放置于西方叙事传播理念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任重而道远。新闻舆论工作肩负着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使命,是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让世界认识真实全面的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新时代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要求。此种情况下,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必须推进内宣外宣协同联动,努力实现国内舆论场、国际舆论场内外协同、联动发展。

媒体主导多元参与是内在要求。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参与舆论话题设置的热情,“人人参与”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舆论工作的新特点,避无可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将当前我国思想舆论领域格局划分为“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红色地带是舆论工作的主阵地,由主流媒体及网络正面舆论力量构成,黑色地带主要由社会负面言论构成,而灰色地带处于二者中间。在“三个地带”相互交织的区域,主流媒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主动性,在党性原则的指引下组建起主流媒体主导、多元力量参与的舆论主体阵营。惟有如此,方能确保在互联网时代牢牢把握住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导权。

二、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面临的形势

媒介深度融合的不断发展致使媒介生态、传播机制发生重大变革,给新闻舆论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5G、大数据、AI等新技术大范围渗入用户日常生活,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发生明显变化,媒介环境格局产生重塑性变迁,对新媒介生态下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提出新挑战。信息聚合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凭借自身移动性、即时性的优势,操控着网络信息流动。网络空间的海量信息内容庞杂良莠不齐,舆论发酵时间缩短,新闻舆论生态复杂多变,舆论引导难度增大。

媒介环境格局重塑般变迁。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改变了媒介格局,以今日头条、澎湃新闻为代表的新闻资讯聚合类应用,以微博、微信、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媒介版图中的新兴力量,从而改变了媒介传播格局,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影响力日益减弱。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重塑了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社交媒体一跃成为媒体用户最常使用的资讯获取渠道,短视频、数据新闻的技术呈现方式颇受青睐,媒介产品呈现形式的技术革新成为媒体提升传播力的关键因素。媒介技术为普通用户赋权,媒介准入门槛降低,普通用户获得平等表达的机会。同时,主流媒体“把关人”的职能被削弱,融媒体内容产品鱼龙混杂、媒介信息真假难辨,导致用户对真相与谣言、现实与虚拟之间产生混淆。社交媒体崛起、用户行为习惯重塑、媒介信息冗杂成为当代媒介环境格局重构的重要影响因子,同时也是关系到主流舆论新格局塑造能否成功的关键变量。

新闻舆论生态愈加诡谲多变。5G技术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多的人凭借具有“匿名化”和交互传播优势的网络媒介“各抒己见”。这些声音中不乏理性的建议,同时也包含有情绪化的表达,更有甚者虚假消息掺杂其中,舆论信息构成日趋复杂。在当前舆论场中,情感逐渐成为影响舆论走向的重要因素。信息的传播也更偏爱情绪化的内容,甚至大有情绪因子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因子影响力的趋势。媒介用户关注的焦点发生偏移,从基于事实本身的理性思考转向更易引起共鸣的情绪化内容,舆论观点情绪化倾向日趋明显。传统媒体掌握媒介话语权的时期,舆论事件的焦点较为集中,人们在舆情爆发期的关注点也相应更加聚焦。在社交媒体的赋权下用户获得话语权、表达权,导致人们常借助于已曝出的热点舆情事件表达自身诉求,与之相关的舆情喷薄而出。舆论场短时间内围绕某一话题或者是某一主体形成众多舆情,舆论搭车、舆论失焦现象日趋普遍。舆论信息的飞沫化、舆论观点的情绪化、舆论搭车的普遍化成为后真相时代舆情传播的明显特征,同时也是关系到能否成功构建健康向上舆论生态的关键因素。

三、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方法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新闻舆论工作的有力保障,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是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必然要求。为更加高效地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传媒行业应从自身面临的新形势出发,从加快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国际话语体系、规划多主体传播矩阵入手,为新闻舆论工作再上新台阶添砖加瓦。

加快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现实抓手,只有确保主流媒体的全媒体矩阵成为舆论阵地的主力军,方能实现以主流声音引领社会舆论。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可从内容和技术两个层面入手,以内容建设为基础,着力提升媒介产品内容品质,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着力引领全媒体传播技术革新。首先,内容建设仍是根本。当下媒体融合朝向纵深方向发展,移动端成为媒介传播的一大阵地,数字技术、跨屏传播已经成为各大媒体机构布局的先决条件,媒介内容仍然是决定新闻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的“本钱”。传统媒体自身拥有新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如专业化的从业人员队伍、深度化信息分析解读能力。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应侧重激发传统媒体的内容建设优势,推出一系列的优质化媒介内容产品,用专业和权威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其次,技术创新乃是支撑。媒介技术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传媒行业的生态环境,而且其对媒介产业结构、媒介功能的影响越发凸显。但是相较于互联网科技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巨大花费,主流媒体对媒介技术的投入有着不小的差距。与新兴媒体相对比而言,传统媒体机构更像是技术的跟随者,而非引领者。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应积极探索媒介技术新发展路径,鼓励具有资源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的头部媒体,加大媒介技术研发投入,打造智能化、服务型、数据化的全媒体传播平台,用技术创新、全效服务构建用户信得过、靠得住的新型传播体系。

构建话语体系稳固大外宣格局。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减少国际话语体系中信息“逆差”,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在国际舆论场中掌握主动权,是时代赋予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和使命。首先,以中国实践丰富传播内容,提高国际舆论引导力。当前国际传播格局总体上仍是“西强东弱”,中国国际舆论话语权优势并不明显,急需在国际议题中叫响“中国声音”。应围绕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主动设置舆论议题,以增进中西方彼此了解、消除误解,以生动的中国实践破除西方媒体所营造的偏见,从而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其次,以媒介技术丰富产品形态,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基于算法推荐的社交媒体成为大众用户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其弊端在于为用户搭建“信息茧房”,极易造成片面看法。必须正视社交媒体及算法的工具属性,以媒介新技术为手段,精准定位目标受众的媒介使用需求,打造智能化、可视化、社交化等多种样态的全媒体产品,激发海外受众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最后,以中国故事打破刻板印象,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针对当前国际舆论场中存在的几种错误论调,应主动出击澄清谬误,以有温度、有深度、有底蕴的“中国故事”,打破西方媒体塑造的“刻板印象”。要善于寻找文化IP讲好中国故事,如中国节日“奇妙游”系列节目,聚焦中华传统节日庆典民俗,以极致化表现东方审美的媒介奇观,赢得了中外网友的一众喜爱,展示了高雅、萌趣、可亲的中国形象。

稳步建设多主体协作传播矩阵。随着媒介技术及终端应用的普及,舆论生态主体逐渐走向多元化。新闻媒体、政府发言人等官方代表的组织机构或个人是塑造主流舆论生态的“首发队员”,社会化机构、普通公众则是不容忽视的“后备力量”。媒介赋权使广大用户获得表达权,立体式、多元化的媒介参与主体构成了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强大力量。应积极吸纳个人主体参与舆论生态建设,形成“以主流媒体为主”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传播矩阵,增强新时代主流舆论格局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一是要精准定位,升级媒体传播矩阵。从中央到地方的四级主流媒体都是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主体,应进一步对各级主流媒体的定位与功能进行整体配置,以确保各级媒体各司其职、高效运作。中央级媒体是主流舆论的“定海神针”和“压舱石”,省级媒体是主流舆论的“精神人物”和“中流砥柱”,地市级媒体是主流舆论场的“中场大师”承上启下,县级媒体则是主流舆论场中的“守门员”。惟有贯通四级主流媒体的角色与定位,方能夯实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媒体基础。二是要强化多点传播,打造人际传播2.0。应强化以短视频、直播平台、社交平台为介质的多点传播,培养具有思辨力、影响力的网络大V,调动更多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舆论生态建设中,形成开展思想舆论工作的力量矩阵。在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塑造中,不仅要充分利用好各类群体、个人的力量,还可以尝试运用“外援”的力量讲述中国故事。惟有借助分属不同群体的个体力量,才有可能深入群体内部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稳步建设好以主流媒体为主、多元力量参与为辅的传播矩阵模式,有助于扎稳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的力量“基本盘”。

(作者:田丹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大河网2023-02-08

 

 

重大主题报道创新路径与方法 文章下载

重大主题报道创新路径与方法

作者 吕永平 昆明广播电视台

积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开展相关主题宣传,是主流媒体的职责与使命。在媒体新生态下开展重大主题宣传,传统媒体容易出现宣传品种单一、宣传手段老套、传播力不强等现实问题。创新重大主题报道,进一步提升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摆在主流媒体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昆明广播电视台(以下简称“昆明台”)在围绕《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这一举世瞩目的大会开展相关主题宣传时,在进一步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实践。

传统媒体新媒体宣传并举,形成强大宣传声势

针对重大主题的宣传,主流电视媒体通常采用“新闻+专题片+公益广告”的方式开展相关宣传,但在如今多元化的传播环境下,这样单纯依靠电视传播的宣传方式就显得渠道单一、宣传力度明显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昆明台在此次的COP15主题宣传中,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融媒体布局,积极拓展宣传方式,形成了多兵种“作战”、有规模有声势的立体宣传态势。其中在传统媒体端,除“老三样”——新闻、专题片和公益广告之外,还根据不同时期推出了大量相关宣传片,让电视荧屏上的宣传更加多样化,有效地保障了高频次宣传、观众收视的新鲜度,进一步增强了传播有效性。

在新媒体端,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在昆明台所属网站、App、视频号、抖音号、微信、微博全面覆盖,短视频、H5、直播、新闻推送等多形式“出击”,让COP15宣传在台属的“网端微屏”上大放异彩。据不完全统计,全台共计采制播出、推送COP15相关新闻3000余条、全媒体专题直播节目8期、公益宣传片和宣传标语10万余条次,仅新媒体平台全网总阅读量(点击量)就达到1.87亿次。声势浩大的全媒体传播格局,确保了COP15相关主题报道在不同平台同步发力、立体呈现,收到了极佳的传播效果。

内宣外宣并行,有效扩大传播半径

地方媒体尤其是城市台由于覆盖的局限性,再加之缺乏“出海口”——对外宣传通道,导致一些重大主题报道的传播范围较为有限,从而影响了整个宣传效果。寻求路径和途径突破传播瓶颈,是城市台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昆明台也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与实践。

在内宣上,通过媒体融合传播,借助新媒体的力量,有效突破传输覆盖的局限。从2020年底到2021年10月大会召开,昆明台通过无线昆明App,视频号、抖音号、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策划推出了大量多种形式的COP15网上主题宣传内容,综合运用直播、文字、图表、短视频、H5等新媒体传播形式,以快速直观、碎片化、滚动方式立体呈现,让重大主题报道通过网络打破覆盖瓶颈,突破地域限制,得以广泛地传播。如无线昆明手机客户端就先后开设“精心筹备迎盛会 扮靓春城展风貌”“COP15春城之邀——《生生不息》”等专题专栏,累计发稿量870余条,总阅读量(点击量)达5000余万次。同时《生物多样性知多少》系列互动H5、《主播观察》系列、《COP15春城之邀·生生不息》系列视频、《一池清水金不换》系列短视频、《H5|“数”看昆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北移野象群专家访谈》等一系列短视频、H5和图文报道,在各新媒体矩阵平台发布后,引发全网点赞、评论、转发。《春城之邀》短视频、昆明市形象宣传片《春天在哪里·昆明告诉你》、系列短视频《大象来了》、裸眼3D宣传片《大象又“来”了》等,成为全网热传的现象级“霸屏”短视频和网红打卡点,成功突破覆盖局限,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在外宣上,城市台由于缺少直接的海外传播通道,往往只能“借船出海”,通过报送相关新闻、节目至中央级媒体传播至海外,进行对外宣传。但这样的方式稍显老套,且由于中央级媒体的新闻栏目容量和总播出时间有限,需要兼顾或报道的内容较多、较广,导致报送的相关内容、线索的采用量较有限。因此,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谋求在外宣手段和广度上的突破,同样也是摆在城市台面前的一个做好重大主题宣传上需要突破的瓶颈。在此次COP15的宣传中,昆明台在积极向中央级媒体报送相关新闻、节目,提供新闻线索,借助这些媒体的海外传播通道进行外宣的同时,还创造性地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开展了“全球海外主播打卡生态春城”活动,整合在对象国颇具影响力的总台多语种主播及知名外籍主播到昆明实地走访,以融媒体主题报道方式,多语种进行网络直播、视频图文连线,向全球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及保护工作成果、中国春城城市魅力及为迎接COP15所做的筹备工作,以符合现代传播环境、海外受众易于接受喜好的方式,多侧面、多角度地向海外受众讲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的故事,传播了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声音。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9月9日至18日期间的22场直播、159篇相关稿件,海外平台总阅览量达2047万次、视频播放量540.3万次,互动量203.5万次,有效扩大和拓展了外宣的广度与力度,有效突破了城市台对海外宣传的“天花板”。

内容形式创新并重,打造高质量传播产品

重大主题报道承载着为党和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中心工作、重大活动和社会热点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的作用,因此必须用心用情地做。昆明台在本次关于COP15的相关宣传报道中,积极通过内容和形式的同步创新,创作出了一系列高品质并为受众所喜爱的相关作品,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在宣传片的创作上,突破了常规宣传片的窠臼,别出心裁地创作出《春城之邀》,用城市灯光秀的形式,来表达COP15主办地昆明向全世界发出的热情邀请和生物多样性主题。独特的创意、流畅的节奏、精美的制作,让该视频发布仅20小时,该台官方视频号的阅读量就达到上百万次,转发近10万次。又如与云南网等联合制作的《这里是昆明》MV,整个画面紧扣COP15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多角度阐释了COP15“花”落昆明的深刻内涵。该MV得到了新华社客户端、人民日报客户端等中央和其他省级媒体的广泛转发,全网总播放量过亿次。

昆明台COP15主题宣传在形式上也进行了从传播到表达的多样化创新。如“全球海外主播打卡生态春城”活动,不仅在总台国际广播电台的多语种对外广播中播发了相关采访报道,而且通过主播们在对象国家、地区社交媒体上开展了一系列直播互动,以精准的传播方式向海外受众传递了昆明城市魅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又如《开学第一课:COP15相约美丽春城》,创新表达方式,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通过专家担任授课教师、主持人化身助教、现场授课的课堂情景互动方式,在新学期伊始,精准地向中小学生宣传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再如,短视频《大象又“来”了》,也是创新了表达方式。采用裸眼3D这一相对较新的视频制作方式来进行表达,充分利用裸眼3D制作能让画中事物既可以突出于画面之外,也可以深藏于画面之中,色彩艳丽、层次分明、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具有真实生动的表现力、强烈震撼的视觉冲击力的特点,让整个视频有了“新”“奇”“特”的特征。科技感十足、逼真的立体效果,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一经推出即惊艳春城。同时,该视频不仅在市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还受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级媒体以及生态环境部官方新媒体号的关注和点赞,登上了中国日报海外版的头版头条。

综上所述,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积极开展重大主题报道是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责。昆明台在围绕COP15这一重要会议开展相关主题宣传报道时,通过新媒体、传统媒体宣传并举,形成了强大宣传声势,增强了其传播力;通过内宣外宣并行,有效扩大了传播半径,增强了影响力,通过内容、形式创新并重,提升宣传质量,打造高质量传播格局,增强了感染力,有效突破了在重大主题报道上的一些瓶颈,为做好重大主题宣传报道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路径与方法。

云南网2023-02-20

 

 

浙江宣传 关于舆论监督的六个认识误区 文章下载

浙江宣传 | 关于舆论监督的六个认识误区

“舆论监督”这个词,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如今,随着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舆论监督推动实际工作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一些长期存在而难以破解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往往因为被舆论曝光而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最终得以解决。

然而,笔者发现,在实际工作中,不管是党员干部、普通群众或者是媒体、平台本身,对舆论监督还存在一些困惑和误解,我们梳理了以下六个认识误区。有的是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的是一家之言,欢迎留言来与我们探讨。

误区1: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对立的

有观点认为,舆论监督和新闻工作“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是对立的,正面宣传多多益善,那么就希望舆论监督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关于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其实早有定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总书记还指出,“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

所谓正面宣传为主,主要是针对宣传效果而言的,并不是要求媒体天天只报喜不报忧,对问题视而不见、退避三舍。只要舆论监督出于公心,指出问题并推动解决,这样的舆论监督本质上也属于正面宣传。相反,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如果长期缺少监督,则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小矛盾攒成大矛盾,一旦爆发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误区2:舆论监督是为了“攻击”“抹黑”

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将负面舆情的发生归咎于舆论监督,认为舆论监督是“抹黑”“添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因此,遇到舆论监督时,不首先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是找宣传网信部门打招呼,想着用“封堵删”的方式来平息舆论;更有甚者,对舆论监督抵制对抗,对记者打击报复。

比如,有记者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公园内餐馆收费偏高的监督报道,被公园管理部门移出了媒体群,“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有的监督栏目记者回乡过年,一进村子就被跟踪盯梢,还不断收到恐吓短信。

这样的案例虽然较少,但是有些本身关注度并不高的事件,却因为涉事地方采取了管控封堵的处理方式,引起新的猜测和质疑,最终导致舆情愈演愈烈。

正所谓,事实是第一性的,舆论是第二性的。引发负面舆情的根本原因不是舆论监督,而是舆论监督揭露的事情本身。只有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赢得舆论和群众的理解支持;反之,只想着灭舆论的火,缺少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则可能引发更大的次生舆情。

误区3:只有新闻媒体才能搞舆论监督

信息不发达时代,新闻媒体掌握了传播资源,因此较多地承担了代表公众进行监督的职能,长期以来导致不少人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新闻媒体的事。

事实上,舆论监督并不完全等同于媒体监督。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人都有麦克风”,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更是成为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个人也能参与到舆论监督中,“微博反腐”“网络实名举报”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而大部分时候,新闻媒体、社交平台、网友意见还会相互作用,形成监督合力。比如在2021年,某地狗咬人事件中,起初进行监督的是当地的电视台,而广大正义的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出理性声音,推动有关方面重视并解决问题。

误区4:舆论监督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一方面,部分干部和群众误以为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无限的,有的发生了矛盾,首先想到“找媒体曝光你”;有的遇到了违法犯罪事件,不是第一时间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希望通过舆论监督来“伸张正义”。把一些本该由司法部门或者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交给媒体和网络。舆论监督并不是万能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其他解决问题的渠道。

另一方面,有的媒体和平台自身对舆论监督同样存在认识不清、把握不当的问题,滥用报道权,监督“越位”的情况也有出现。

比如,有的在案件报道中,过度介入司法审判过程,制造舆论压力,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特别是一些互联网平台,由于匿名性与低成本,让所谓的监督更加随意,“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让当事人苦不堪言。

误区5:“找茬”“揭短”就是舆论监督

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还存在“为监督而监督”的不良现象。

有的聚焦“找茬”“揭短”,以点带面,刻意放大点上的不足,忽视总体面上的积极态势;有的把矛头对准那些群众有意见而我们工作中因限于目前条件、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还有的推出监督报道就不再跟进,揭露问题却没有追踪问题的解决过程,导致舆论监督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也让舆论监督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更有甚者,通过所谓的“监督”来牟取不正当利益、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比如,2013年前后发生的21世纪网新闻敲诈案。21世纪网和《理财周报》勾结公关公司,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以负面报道相要挟,迫使相关企业签订广告认刊书、服务协议。事情败露后,相关负责人和采编人员受到法律严惩。

误区6:搞舆论监督就应该迎合流量

有的舆论监督为了迎合部分人群“仇官”“仇富”的偏激心态,一边倒地“站队”监督,失去客观中立的立场。宝马撞了自行车,不分青红皂白先骂宝马;城管和小贩起了冲突,先把城管痛批一顿。还有的为了追求流量、吸引眼球,不深入采访调查,随意使用网络上的片段或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进行报道,强行制造矛盾,唯恐天下不乱。

比如,去年7月,一段“护士急救孩子时在玩手机”的视频就在网上热传,有的媒体也参与了转发和评论。后经证实,这名护士当时正在使用手机呼叫医疗援助。这样监督又反转的案例并不鲜见,暴露出了一些媒体和平台“流量至上”的错误导向。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发表的《领导干部要欢迎舆论监督》一文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还要求“新闻舆论部门的同志要遵守新闻纪律,做到反映情况客观真实,鼓劲帮忙而不添乱。特别应注意不报假新闻,不炒作可能引发各类事件的所谓热点新闻”。这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正确的认识能促进实践。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既要有气度和胸怀,坦然面对正常的批评,尊重正当的舆论监督;更要有智慧和勇气,善于借助舆论监督推动工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使舆论监督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

对于主流媒体来说,舆论监督是人民赋予的“尚方宝剑”,要将其作为树立权威、赢得人心的重要利器,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不断创新形式、提升效果;同时要秉持公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客观公正为原则,以推动工作、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性开展监督,做到帮忙不添乱。

而对于我们“吃瓜群众”而言,不妨“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不急着站队,更不要成为“网络暴力”的帮凶。

浙江宣传20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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