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呈现低迷态势,进入“新平庸”时代。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迈入了以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是教育与经济的结合点,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关联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经济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必须明确自身肩负的使命,重点在促进就业、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和培训农民工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助力中国经济顺利度过新常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经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长达二十余年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货膨胀率与低失业率为特征的“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时期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阶段,“就业的创造和经济包容性持续处于低水平”①。联合国于2013年12月18日发布了《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对2014年和2015年全球GDP增长预测分别为“2014年增长3.0%,2015年增长3.3%”②。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普遍处于长期低迷(Secular Stagnation)态势,全球经济进入了“新平庸”(New Mediocre)时代。
在全球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以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和发展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与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必须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制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将职业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重大使命。尤其是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正处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研究现代职业教育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肩负哪些使命,如何加快适应经济新常态,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大局顺势而为,以更好地适应和推动经济发展,满足经济新常态发展的阶段性诉求,到2020年同时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是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经济新常态的中国语义解读
经济新常态在国际上主要是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态势。新常态的概念在经济领域普遍使用源于2010年在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埃里安(Erian)用“新常态”来描述危机后的欧美发达经济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状态,其主要特征是低增长、高失业率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率将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此后,我国领导人和学者也开始使用“新常态”一词,用以阐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和新趋势。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用“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③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人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正在变化中的中国经济。
中国语境下的经济新常态有其特殊含义。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是要在全面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动力,其主题是全面改革和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新常态的“新”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特征不同以往,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三期叠加”的阶段性新特征,即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即经济新常态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因此需要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意味着告别过去高增长、高消耗、低效率和不协调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发展道路,向低消耗、高效率、可持续与和谐有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转变。经济新常态是新旧矛盾交织、原有矛盾更加突出、新矛盾逐渐浮现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显著标志是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在2011-2015年、2016-2020年、2021-2030年3个时段内,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分别为7.8%~8.7%、5.7%~6.6%和5.4%~6.3%。”④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但这符合典型经济体的一般规律。“1956-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长9.2%,之后经济增速显著回落,1974-1991年,年均仅增长3.7%;1951-1960年,联邦德国GDP年均增长8.2%,1961-1970年回落至4.4%,1971-1991年进一步回落至2.7%;1966-1995年,韩国GDP年均增长8.4%,1996-2011年回落至4.2%。”⑤
后发国家追赶周期可以分为起飞、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中低速增长、增速回归五个阶段(见下图),当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过渡时期。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后发国家并不必然自动转入中高速稳定增长阶段,并且此阶段很容易出现原有发展动力减弱、新发展动力无法接续的现象,从而出现克罗格曼所言的增长性衰退现象,即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力增速,因此需要主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正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经济新常态下,传统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等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淡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集聚。正是原有发展动力逐渐消退,新的发展动力正在形成,新旧动力切换的过程导致经济减速。因此,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只是经济新常态的表象,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经济新常态的实质。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一)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增长势头良好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标志。当前在经济发展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过程中,就业水平不降反升。“2016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14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5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69万人。四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2%,低于4.5%的年度调控目标。”⑥
从需求角度来看,这是因为服务业比例不断增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原因。服务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包容性,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比第一、第二产业更强,有利于增加就业。此外,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也是就业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三次经济普查首次对全国小微企业的调查显示,广大小微企业已经成为数量最大的市场主体,主要体现在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小微企业从业人员14730.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0.4%,工业、建筑业和批发业分别位居前3位,分别占全部小微企业的50.3%、11.4%和9.9%。”⑦从供给角度来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比重下降使就业压力有所缓解,“15~60岁的劳动人口在2012年已达到峰值,按照20~60岁的劳动人口计算,2014年全国净增劳动力仅为183.5万,2017年后将呈现负增长。”⑧
(二)中国正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型
数据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3-2017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分别为4.6%、42.6%和52.8%,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比第二产业高10.2个百分点。其中,2017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2012年提高了13.9个百分点。”⑨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开始进入服务业经济时代,这是经济新常态下一个重大而积极的变化。
相关研究表明,“2013年的未来10年,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35%下降至10年后的20%左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将保持相对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绝大多数将来自服务业,10年后接近50%的劳动力将从事服务业。”⑩发达的现代服务业是现代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由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强国的趋势正在形成,正在进入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新时代,将会逐渐形成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从而牵动经济社会全局转型。
(三)新型城镇化孕育巨大的内需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亟待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能够有效扩大内需。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曾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情是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变为2011年的51.3%,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11)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每年要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千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中国还将增加约3亿城市人口,相当于目前美国的人口总量。随之而来的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新常态下就业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激化
保罗·A.萨谬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将失业分为均衡性失业和非均衡性失业两种类型,其中非均衡性失业包括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在我国经济转型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产业结构和行业内技术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新技术发展导致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变革以及不断涌现的新兴产业,使职业岗位能级和层次结构处于上升趋势,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等方面有了新的更高要求。然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劳动者技能素质结构依然存在问题,现有人力资源并不能完全匹配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错位,造成“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素质结构失衡导致劳动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与劳动者实际供给的技能不匹配。
要实现劳动市场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需要将衰退产业的富余劳动力向新兴产业转移。衰退产业往往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偏低,新兴产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这就导致衰退产业流转出来的劳动力无法胜任新兴产业的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才流动日益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高于实际岗位也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因为用人单位很容易对具有高就业能力的劳动者产生负面归因解释和联想,用人单位会认为其在本单位的工作稳定性不高,担心其离职。在经济新常态下,以提高生产率、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主要特点的产业转型升级引发劳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将使得具有较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矛盾在短期内进一步激化,就业结构性失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从而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实现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DP便低于潜在GDP的2%。在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加剧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
(二)现代服务业低端化发展
当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由低端向高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人才短缺正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中级管理人员占比为10%,高级管理人员占比仅为2%~3%,中高级人才的年需求缺口达5万人左右。中高端人才缺口比较严重,特别是缺少能带领大型技术团队承接复杂业务订单的行业领袖、高级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国际营销人才。”(13)高端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健全,导致目前在新增就业领域出现新增劳动力流入低端现代服务业的趋势。虽然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最终将会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降低,经济增速持续走低。经济新常态下,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进而优化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推动现代服务业由低端向高端发展势在必行。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低技能水平和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问题
1.农民工技能水平低,导致农民工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接受过农业和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9%,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14)农民工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和职业能力等方面明显不足,使得他们只能从事建筑、家政服务等临时性职业,难以实现稳定就业,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由原来按户籍制度分层,转变为按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进行分层,人力资本积累状况正成为社会分层的决定性因素,但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良状态导致农民工陷入“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动淘汰率—低工资”的贫困恶性循环陷阱。他们对于企业而言,只是成本低廉的用工资源而已,并不构成企业重要的人力资本。
2.农民工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问题。“2017年末,中国大陆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15),但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距离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不仅如此,当下我国农民工“回流”现象正从“生存型”向“社会理性型”转变,经济、制度、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与影响着农村流动人口做出“决定”。“回流”现象的出现不仅凸显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艰难,更对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造成影响。随着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农民工回流现象日益显著,呈现出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的新局面,这给新型城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正确处理好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与“双向就业”问题,对国家推进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进而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策略
(一)职业教育要建立起以培养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学徒制体系
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合作教育制度,是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特征是企业本位培训与学校本位教育的结合。就业能力是指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其两个核心要素是获得岗位与职业发展。就业能力是就业之基,职业教育是就业能力之源。众多结构性失业人口亟待通过职业教育获得新的就业能力,从而消弭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的技能鸿沟。因此,职业教育要建立起以培养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学徒制,按照岗位实际所需要的技能来培养劳动者,使赋予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与岗位实际所需能力相匹配,从而增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匹配度,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一是要建立以就业能力为核心的现代学徒制。现代学徒制要以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交流能力等核心能力,新岗位、新技术和新工具的出现不断催生出的新就业能力,以及生产、服务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等综合能力为基础,设计职业标准,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二是要建立起专、本、硕、博层次相互衔接贯通的现代学徒制体系,为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上升通道。例如,英国现代学徒制主要包括中级学徒制、高级学徒制和特级学徒制,分别对应英国国家职业资格2级、3级和4级,凡是16岁以上,居住在英国且没有参加全日制学习的人均可参加。我国也应建立起专、本、硕、博一贯制的现代学徒制体系,尤其是要吸纳和借鉴国外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建设的创新经验。如英国设立的新制博士学位,在专业设置上不但强调学生知识的拓宽和加深,而且为学生提供多样性技能培养。我国应调整五级制的国家资格体系,以使专、本、硕、博一贯制的现代学徒制体系与国家资格体系相协调,使劳动者在现代学徒制体系内部获得向上进修的学习机会,满足劳动者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为劳动者就业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和保障。三是要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的要求,将现代学徒制真正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以有效培养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四是要建立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测量评价体系,不断完善与构建体系化、标准化、定量化的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测评体系。
(二)职业教育要肩负起大力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使命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着从产业低端走向高端的任务,这意味着现代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金量将越来越高。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将不断催生出技术综合化和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岗位,需要大量能够从事现代服务业的高技能人才;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储备也会支撑产业发展,以保持现代服务业的领先优势。《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强调,要根据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逐步提高面向服务业的职业教育比重,重点加强服务金融、物流、商务、医疗、健康和高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职业教育,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的新型服务人才。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素质正处于快速提升时期,中国将形成新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人的要素在劳动三要素中起决定作用,越是高层次的产业,对物质资源的依赖度就越低,高技能人才所发挥的作用就越重要。高技能人才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吸纳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的关键,是推动现代服务业高端化的重要力量,而职业教育是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的重要途径。
在经济新常态下,职业教育一是要调整专业结构,依据区域特色,重点开设现代服务业相关专业。专业是职业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专业建设是职业院校提高质量的核心内容,也是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的立足点。要扩大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自主权,有效实现专业建设紧紧围绕本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院校自身资源优势来展开;逐步编制和推广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调整现有专业结构,重点开设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和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旅游、家政和养老等市场需求大、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生活性服务业等相关专业。二是课程的设置要紧紧围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需求。课程是实现职业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是决定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在经济新常态下,为助力现代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要与产业人才质量需求对接,将顾客导向理念运用到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过程中,培养面向现代服务业的高技能人才。三是职业教育师资要不断更新知识技能,更好地满足现代服务业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职业教育师资是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关键。职业教育教师要具有追踪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意识,自身的知识更新和技术进步要紧跟现代服务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要求。四是职业教育要为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顺畅的上升通道。职业教育要以对接现代服务业为切入点,强化职业教育办学特色,优化职业教育层次结构,整体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系统确定中高职分工格局,明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各自的培养目标以及在专业内涵、课程体系、教学条件、教材建设和管理与评价等方面的延续与衔接,推进中高职协调发展,为培养现代服务业高技能人才打造绿色通道。
(三)职业教育要肩负起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使命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0号)指出,到2020年,转移农业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000万人次,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努力使未升入普通高中、普通高等院校的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都能接受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最为紧密、与人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关联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契合度最高的教育类型,必须肩负起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使命。
1.以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需求为中心,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相关研究表明,“掌握了技能的农民工比没有掌握技能的农民工就业稳定的机会比率高1.68倍”(16)。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可以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稳定就业,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新型城镇化发展。由于农民工在文化程度、学习习惯和时间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只有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开展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为农民工提供无缝衔接、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才能改变绝大多数农民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效劳动,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第一,提供多样化的职业教育入学机会,设计短学制以及时间和地点灵活的职业教育。政府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与企业免费培训相结合,开设农民工夜校和新市民培训,以及技能培训上门服务,开展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实用技术培训,按照农民工文化程度、技能等级划分,量体裁衣进行层次化教学;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采取开放、非正规的远程教育、函授教育;推行弹性学制和学分制、学分银行、职业教育培训劵等培训制度。第二,针对农民工文化水平低的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承担基础文化知识补习的任务。尤其是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补偿教育,如职业技能的补缺教育、信息素养补充教育等。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好的职业,而且有利于他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第三,加强农民工社区职业教育。社区职业教育具有全员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终身性,在塑造新市民心理素质的健全教育、文化认同的适应教育方面大有作为,能够有效促使农民工实现从“过客心理”到“市民心态”的内在转变。
2.构筑农村和城市统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教育程度和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回流决策中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在工资、福利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容易产生回流决策。职业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完善的城乡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促进农村劳动力理性、合理流动。在城乡统筹规划、集约高效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服务体系:第一,政府要明确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国家公共教育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是政府的职责,要从国家的高度系统规划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国家职业培训总体规划。第二,要做到农村职业教育与城市职业教育联动发展,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建立同时覆盖乡村和城市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和专业博士教育相互贯通与衔接的职业人才培养“立交桥”,为农民工长远发展开辟通道,促进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第三,在职业教育内部畅通的基础上,构建开放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行以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为目标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策略。因为直接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所以职业教育一直是“三教统筹”的核心内容。构筑农村和城市统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对于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转移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还会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教育与职业2018-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