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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学诊改的省级推进策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印发以来，全国职业教育战线迅速掀起了教学诊改的热潮。中职学校作为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攻坚力量，办学条件较为薄弱，急需通过建立教学诊改制度，诊断出制约学校发展的问题并不断改进，持续提高办学质量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增强中职教育吸引力。中职学校教学诊改工作需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充分发挥统筹规划、监督协调作用，以落实改进为重点科学制定省级诊改工作规划及实施方案，组织推进区域内中职学校教学诊改工作。结合中职教学诊改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笔者对省级中职诊改工作实施提出以下推进策略，供各地中职教学诊改工作借鉴。

策略一：理念引领，提高对教学诊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质量是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中职学校加强内涵建设的必然选择。新世纪以来，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背景下，我国中职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但一些中职学校的办学基础依然薄弱，办学条件不够完善，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未能很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要求。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政策指导、培训动员、课题研究等多种形式，积极帮助中职学校牢固树立质量意识，以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任务，按照“保基本、促提高”的质量诊改理念，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更加注重保证学校的基本办学方向、基本办学条件、基本管理规范，在保证“三个基本”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较为完善的内部质量保证制度体系。

策略二：制度先行，建立常态化、周期性的教学诊改制度与运行机制。

制度化、常态化的教学诊改工作机制，是规范中职学校办学行为、持续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水平的有力保障。《通知》印发后，大部分省份已经制定了省级中职教学诊改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但一些非试点省份诊改工作只是年初有计划，却年中统筹推进不力，年末难有总结，省级层面诊改制度落实不力，并未实现诊改制度常态化。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推动中职学校建立教学诊改制度为重点，利用5年时间，建立和完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中职学校自主诊改、利益相关方有效参与、主管（办）部门协同改进的常态化周期性教学诊改制度与运行机制。当前试点省份的一些典型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将中职教学诊改工作列为今后中长期的年度常规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其顺利开展。二是设立职业教育教学诊改工作专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中职教学诊改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三是丰富完善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逐步形成基于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中职学校教育质量年报制度，为教学诊改提供数据支撑。

策略三：专家指导，充分发挥诊改专家在中职教学诊改工作中的指导作用。

诊改专家是推动中职诊改工作深入有效开展的重要智力支撑。目前，部分省份只是按照国家要求成立了省级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但对中职诊改专家库建设推进不够，尚未组建省级诊改专家培训团队及开发诊改业务培训课程，没有充分发挥省级诊改专家对于中职教学诊改工作的推动作用。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尽快建立健全动态管理的省级诊改专家库，遴选中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的专家不断补充省级诊改专家库，并经过培训深入指导市、校级诊改方案的研制与修订、信息化建设、数据分析和应用等相关业务工作。同时，根据诊改专家的研究领域及特长组成专家组入校指导，适时开展诊改调研及复核工作。

策略四：强化培训，切实提高中职教学诊改工作培训的实效性。

培训是宣传诊改理念、建设诊改队伍、指导诊改实操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大多省份重点组织了高职诊改培训，对中职诊改的培训不够，一些省份召开省级教学诊改工作培训会议的培训对象仅为高职院校和部分中职诊改试点校及示范（重点）学校，未能做到中职学校全覆盖，导致部分中职学校对于省级诊改实施方案和工作安排仍不清楚。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三项中职诊改培训工作：一是对市（县、区）分管职业教育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中职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动员培训，切实把教学诊改工作作为学校一把手工程积极推进。二是积极组织省级专家库成员参与全国诊改委的专家培训，学习国家及其他省份的中职诊改理念、推进策略和可借鉴的做法。三是分批组织本省诊改政策理念、诊改方法、信息化建设的业务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加强中职学校教学诊改与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设交流研讨，通过交流不断总结提炼成功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策略五：搭建平台，充分发挥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在教学诊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大数据是学校人才培养状态的客观呈现，数据平台建设是推进中职教学诊改的基础性工作。诊改制度已经实施近三年，一些经济条件欠发达、诊改工作启动较晚的省份仍未开发出中职诊改省级数据平台，部分试点省份的省级平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平台功能较为单一、各级管理权限分配不够等诸多问题。建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省级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平台建设，重点完善数据平台的功能，适当分配给市（地）、县（区）、中职校不同的管理权限，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市（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中职学校充分利用数据平台丰富和完善中职学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使上级管理部门和学校管理人员通过数据平台能够实时监测学校的专业建设、教育教学状态、学生管理情况和师资队伍建设状况，对数据显示异常的工作及时调整改进，充分发挥人才培养大数据在诊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指导中职学校以教学诊改工作为契机，加强学校信息化建设，保证数据源头采集、动态更新、真实有效；鼓励有条件的中职学校开发建设校本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管理系统，保证学校平台数据能够与省平台、国家平台有效链接，基于人才培养大数据及时监测分析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为行政决策、教育教学管理和开展社会服务提供依据，全面提升学校各项工作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助推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总之，教学诊改工作是促进中职学校加强内涵建设、提升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充分重视诊改工作的重要性，以持续提高中职教育质量为目标，以制度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中职教学诊改工作，使中职学校更加明确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职责，通过教学诊改清晰诊断出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不断改进，持续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作者系黑龙江省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专家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质量评价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教育报2018-6-5

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

内容提要：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具体目标主要包括：一是优化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侧所有制结构，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不同所有制性质职业院校的充分有序竞争；二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领域资本要素市场，加快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对职业院校管理层的有效治理。其实现路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市场机制；二是更好发挥政府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史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质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不断扩展和程度不断提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性进展。随后，“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概念在国家重要文件中被正式提出，并在不同文件中反复重申，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界热议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一现象蕴含着经济领域市场趋向改革思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扩张，也是职业教育界破解自身发展困境的积极思考。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文献看，研究内容大多以分析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对策建议等为主。但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一项系统性、战略性体制机制创新举措，其内涵、目标和路径等一系列重大基本问题缺乏系统思考和规范研究，影响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际推进。

现代经济学是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行为和经济现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科学，其价值取向、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契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在经济社会组织治理结构问题上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对于研究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因此，本文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研究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目标和路径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目标：发挥市场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在当前条件下，谋划实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项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触动较大的重大课题，“混合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后来凯恩斯的追随者汉森和萨缪尔逊进行了进一步系统论述，其认为，“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质是资本的社会化。在国内，对于“混合所有制”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从宏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既有公有制经济，也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公有制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资、合作经济；从微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经济组织，股份制企业是其主要的实现形式[1]。“混合所有制”这个概念引申到职业教育领域，其主要包括两重涵义：

从宏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职业院校所有制结构中，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主体举办的职业院校，也有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主体举办的职业院校，还包括公有制主体和非公有制主体合资、合作举办的职业院校[2]。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趋向改革的快速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投资准入逐步放宽、投资主体逐步多元化。目前，我国1300余所高职院校中，国家办学占80％左右，社会力量办学占20％左右，可见宏观层面上的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结构已经存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职业院校存在一定的竞争。同时，从职业教育供需情况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已经普及，高等职业教育正在走向普及化阶段，职业教育供给侧越来越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现代经济学认为，在不同所有制性质的职业院校竞争性市场结构中，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整个系统能够实现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如果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竞争还是一种信息发现机制，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缓解监管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政府实施有效管制，实现整个社会的福利改进[3]。

从微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所有制性质的投资主体共同出资组建的职业院校，也就是说在同一职业院校内部既有公有制成分又有非公有制成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已经实际存在，如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紫琅职业技术学院和苏州工业园区职业学院等，其本质是股份制。现代经济学认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内部私有产权和收益的可分性，保证出资人或举办者可以借助资本要素市场实现私有产权的有序流动，形成对职业院校管理层的外部约束，有利于强化职业院校管理层的激励。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的基本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职业教育微观主体实现形式。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具体改革目标为：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适度放宽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打破国有公办职业院校“一家独大”的局面，优化职业教育服务供给侧所有制结构，同时积极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不同所有制性质职业院校的充分有序竞争；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领域资本要素市场，借助资本要素市场实现对职业院校管理层的外部治理，同时职业院校要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战略合作伙伴，加快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对职业院校管理层的内部治理，以弥补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的不足。

三、任务：建立健全现代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市场机制

明确市场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只是明确我国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向，绝不意味着一放开市场就能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需要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现代经济学不仅关注效率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实现效率目标的市场机制。

现代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要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完全竞争市场的标准就是经典的阿罗一德布鲁模型假设的，对于任何商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自然状态下都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中，大量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与大量理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4]。该模型对完全竞争市场有几个最基本的规定：一是各种商品都要进入市场进行配置；二是市场主体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不存在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三是市场主体都是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自利不损人[5]。应该说，在现实中这种完全竞争市场是不存在的，但这种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标准是建设和完善现实中市场机制的参照系。现代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现实中的市场主要由于竞争不完全、市场体系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达不到完全竞争市场标准，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使市场更为有效地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来说，完善市场机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培育市场主体

哈耶克认为，只要市场上买卖双方竞争是充分的，市场秩序就自然而然形成。王俊豪则进一步认为，市场经济本质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活力本质上在于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有序竞争[6]。因此，大量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市场主体存在是现代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微观基础。当前，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行业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大力探索发展不同形式的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筑牢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微观基础。

具体途径有：一是适度放宽行业准入门槛，构筑多元的职业教育供给主体，同时加快建立健全现代职业院校法人治理结构。例如，积极引入行业企业等战略合作伙伴，推进国有公办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行业企业和公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性质的二级学院；组建国有资金主导的职业教育专业投资基金，注入资本支持民办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办职业院校，推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新建具有强大行业企业背景的民办职业院校或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尤其是鼓励民间资本与公办优质教育资源合资或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建设职业院校，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覆盖面；鼓励行业企业能工巧匠、优秀经营管理人员在职业院校建设股份合作制工作室。二是明确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各类主体兴办的职业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建立公开、透明、统一的职业教育准入制度，各类主体兴办的职业院校依法享受相关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健全学生助学贷款、政府购买服务和企业捐资激励等制度。三是鼓励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等市场化竞争性选择机制，推进校长聘任制改革和公开选拔试点。探索国有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积极引导培育职业院校管理运营机构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提高职业院校运营管理水平。

(二)完善市场体系

现代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任何可以进行交换的场所，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载体。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费用趋近于零，法定产权的最初分配方式同效率无关[7]。因为，不同产权所有人能够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市场体系建设不仅有利于要素的高效流动，而且也是职业院校外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是需要职业教育领域中相关各种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都进入市场体系进行配置；二是需要完善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促进各种要素自由高效流动。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现阶段现代职业教育领域中市场体系建设需要突出如下重点：一是考虑到当前市场环境下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建议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有序实施国有公办职业院校产权重组，明晰产权结构，界定产权归属。二是建立健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市场体系，重点依托现有的产权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载体，最大程度减少资源要素的行政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三是扶持支持资产评估、人才猎头等职业教育领域相关交易中介服务机构，减少市场交易费用，促进要素资源自由、高效、有序流动。

(三)规范市场秩序

现代市场经济实践表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既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导致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只依靠市场机制难以保障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克服信息不完全不对称问题。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做法：一是适度整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加快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构建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体系，建立健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二是采用政社分离、政企分离等途径积极发展一批独立的第三方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构。三是明确以适应社会需求能力为导向，加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估，改革职业教育财政经费主要以学生规模为依据的投入机制，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四是积极营造“劳动光荣、技术宝贵”的社会氛围，完善全社会工作岗位薪酬定期发布机制，引导青年学生立志成为技术技能人才。五是建立覆盖职业教育行业法人以及教师和校长等从业人员的行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信用信息记录和归集机制，加强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信息交换和共享。

四、保障：更好发挥政府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职业教育是跨越经济界与教育界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战略支点。在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中，政府应退出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充分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协调推动、制度供给、资源支持和秩序维持等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

(一)协调推动者

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项事关当前、有利长远的重大整体性制度变迁。青木昌彦认为，制度变迁是利益相关者行动决策规则的策略选择和相关的共有信念同时发生基本变化。由于利益相关者预期收益相互依赖的特点，在缺乏政府协调推动的情况下，整体性制度变迁难以实现[8]。可见，政府在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协调推动不仅必要而且重要。一是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对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的认识，切实加强宣传引导，形成有利于改革的工作氛围。二是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作用，建议其加强对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统筹协调，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职业院校具体事务的干预，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统筹协调机构，积极研究解决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难点问题。

(二)制度供给者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而“搭便车”问题同样会困扰制度创新过程。如果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会造成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迫切需要政府干预制度供给[9]。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一项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产品生产，“搭便车”问题同样也会困扰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政府干预不但必要而且重要。一是做好顶层设计，改变按产权所有制属性分类管理的思路，建议按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分类管理的思路，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等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院校产权制度。二是建议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抓紧制定出台符合地方实际的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工作细则和配套措施，切实推动改革工作落小落细落实，有效推动各项改革措施平稳有序落地。

(三)资源支持者

考虑到新常态下职业教育发展对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越来越明显的特点，同时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活力，建议政府财政资金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基础上，同时要创新扶持方式。一是将职业教育发展进一步明确为省级事权，省级政府负责制定本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安排财政资金投入，协调优惠政策标准化和规范化，统筹协调本区域内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10]。二是财政资金适度降低固定资产直接投资比例，完善购买服务的目录和办法，提高购买服务的支出比例，增加以奖代补的比例，发挥其对职业教育投资的引领作用，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效果。三是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建立以提供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类别为依据，对公办机构和民办机构严格实行“一视同仁”。

(四)秩序维护者

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具有非常显著的外部性。同时，职业教育行业规模经济特点也比较显著。因此，政府发挥行业健康发展的秩序维护者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是切实加强职业院校党组织建设，推进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决策机构、行政管理机构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健全党组织参与决策制度，充分发挥党对职业院校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二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政府管理方式，保障职业院校依法自主办学，进一步保障教职员工和举办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完善职业院校资产管理和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规范职业院校办学行为[11]。四是引导职业院校科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积极培育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和品牌。五是积极培育职业教育行业组织，支持行业组织在行业自律、交流合作、协同创新、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职业技术教育2018-6-5

为职业教育搭好“立交桥”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全国职业院校达1.23万所，开设近10万个专业点，在校生2682万人，每年平均培训上亿人次……我国基本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初步构建了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但是，从现阶段来说，这一体系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如何进一步搭好这个“立交桥”，持续为社会输送高技能人才，是继续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

那么，如何进一步搭好这个“立交桥”呢？首先，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加固桥墩”。眼下，国内职业技能教育法规制度尚不完善，在实际情况，如在技能人才的评价与激励、职称与晋升等等方面，都需要制度的保障。因此，《职业教育法》迫切需要加快修订步伐，对职业教育和培训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立法完善，从而为培养高技能人才保驾护航。

二是，衔接贯通的现代职教体系是“连接匝道”。打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习衔接渠道，为技术工人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对职业教育发展限制的顾虑。因此，要加快完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继续教育的衔接制度，改革和完善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的学分累计和互认制度等等，让职业教育更加融通，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通道越来越宽广。

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畅通桥梁”。在制度机制和政策的保障上，规范校企之间的运作模式，同时，有机整合学校和企业所提供的教学与培训资源，做到校企之间“无缝连接”，形成合作共赢的格局。

“科学家的设想，工程师的蓝图，技术人员的产品。”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科学家、工程师的想法与设计就像大脑一样，那么技术人员就是一双灵巧的手。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助推“中国制造”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的进程中，职业教育无疑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为职业教育搭好这座“立交桥”，任重而道远。

大洋网2018-6-1

提升双创教育质量的关键在机制协同

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教育部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遴选工作。2016年公布的首批99所示范校中没有一所高职院校，直到2017年第二批名单中，101所示范校中才出现24所高职院校的名字，占全部示范校的12%。与普通高校相比，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为提高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质量和水平，高职院校必须通过整合、对接和融入等协同机制打造双创教育升级版。

体系复杂、资源分散，需要机制协同

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是个复杂的组织结构，既包括由政府、企业、社区和第三方组成的校外体系，也包括由师资、课程、平台、创新创业实训基地组成的校内体系，还包括由政策、经费、机制和文化等组成的创新创业教育支撑体系。体系的复杂性决定资源的多样性和分散性。从经费来看，不仅有政府的支持，还有民间风险投资的介入和学校自身的投入；从课程资源来看，不仅有企业开发的课程，还有人社部门和学校自己开发的课程，不仅有线上课程，还有线下实践，不仅有理论学习媒介，还有实践操作的场所和设施；从师资资源来看，企业导师、培训师、教师、校友和同伴都可能成为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的师资库。

机制协同的主要目标就是让系统内部各要素、各子系统按照同一个目标相互配合，使系统稳定而有序地发展，进而实现资源共享、整体功能放大或倍增的效应。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通过组织协同、资源协同和过程协同的方式，打造大学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机制协同的很好的例子。在外部协同方面，学校以创业学院为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与政府、行业、第三方创业服务机构合作，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和实践基地。在学校内部，各部门分工明确，如学工和团委负责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产学合作处与企业对接，文化建设处分管创新创业校园文化，教务处构建专创融合的课程体系，人事处建设专兼结合的导师团队，财务处主抓创新创业专项基金的资金筹措和使用，各二级学院主抓课程建设和教学实施等。各部门围绕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实现资源共享，效应倍增。

整合资源、体系和平台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

整合好创新创业资源是高职双创工作的基础。整合的资源包括经费投入、课程、师资和团队。

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融资、开业、税收、创业培训、补贴等。为整合这些投入资源，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提供特色化的创业服务，帮助大学生申请创业资金，工商登记、税务注册、免费人事代理，并提供办公场所租赁补贴，学校还专门设立每年100万元的“护犊资金”，激发大学生创业。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导师库、课程库、项目库、资金库、学生库、基地库“六库合一”的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资源云。

在创新创业课程体系设计方面，很多高职院校都采用“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分层与逐步推进”的设计思路。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开发层次递进的课程体系，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分成五级：一级为创新创业意识激发，二级为创业知识与能力培养，三级为创业模拟运营，四级为真实项目实践，五级为创业孵化与就业，并将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同专业素质与能力教育体系、大学生素质拓展教育体系融合为一体。

在平台整合上，高职院校大都采用以校内平台为载体，建设多个分平台或孵化器，并连接外部平台的做法。例如，山东职院创建“一圈六区”综合性创业实践平台，以校内实训楼为主建设创业生态圈，辐射到各个校区和不同学习生活场所，在学生生活区建设创业街孵化区，在创业广场、体育馆和餐厅建设综合孵化区，还建有科技创新孵化区、商业服务孵化区、电子商务孵化区、创意设计孵化区。

对接实战、第二课堂和学籍管理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保障

没有亲身的体验，无法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战性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昆明学院举办“大学生创业创新实战大赛”，创业项目涉及多个领域，如立足共享经济的“共享厨房”项目、主打科技的“挖树机”项目、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扶贫公益项目等。

一些院校充分利用学校第二课堂，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第二课堂的无缝对接。邢台职业技术学院一方面积极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社团的发展，鼓励各专业组建科技创新型学生团队；另一方面举办大学生科技文化艺术节，定期开展创新创业沙龙、创新创业训练营等活动，逐渐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就业观、成才观，在校园中形成良好的创新创业精神文化和氛围，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将创新创业意识融入到专业学习实践中。

为解决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创业与学业的矛盾，高职院校采取改革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方法，保障学生在学习期间创业。无锡职业技术学院规定，获得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总学分2/3以上的学生，可申请先就业、创业，并可以通过申请免修、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等方式获得学分，以取得毕业资格。

融入专业建设、社会服务和时代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新要求

“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是《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一项重要内容。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采用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完全融合和嵌入式融合这两种模式，通过实施专业特色+创新创业品牌活动、专业实践+四个层次教学体系、专业改革+教学考核评价办法，培养“创新创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一些高职院校还将创新创业教育用于社会服务中，与企业共同研发或服务于小微企业技术革新，受到企业欢迎。烟台汽车职业学院与高科技企业合作研发新产品，提升了教师的技术服务能力和学生技术革新的创新能力。

此外，创新创业教育还要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围绕新媒体、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开展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用纳米技术设计了触控膜，并在学校的支持下创办公司。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将职业院校学生无法量产的手工艺技术技能产品，如玉雕，进行网络拍卖。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国教育报2018-6-5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几代人砥砺前行 数十年佳绩频传

江苏省南京工程高等职业学校始建于1956年，西依钟山风景区，东邻仙林大学城，占地面积350亩，全日制在校生11000余人，教职工500余名，涵盖五大专业群，有省级品牌专业7个、特色专业2个、省现代化专业群2个。有国家实训基地2个，省高水平示范性实训基地3个，现代化实训基地1个，世界技能集训基地1个，校外实训基地150多个，是江苏省五年高职教育开展较早、规模较大的公办院校之一。

风雨阳光路 奋斗不了情

翻开学校发展史，一股自强不息的奋斗气息扑面而来，学校历经建校初期的艰苦创业、改革开放之后的规模壮大，适应转型升级的内涵发展，实现了一次次华丽的转身。全校师生始终秉承“厚德 强能 求是 创新”的校训精神，紧抓机遇，锐意改革，凭着肯吃苦、甘奉献、勇争先的精神，创造了数十项“全省第一”和“全国首批”，成为业内的“领头雁”。

——办学理念大跨越，明确方向聚人心

先进的办学理念是学校发展之灵魂，治校之根本。学校始终履行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引导教师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教育学生厚德尚能、求是创新，着力构建以人为本、尊重差异、鼓励创新、积极向上的风清气正、团结和谐的校园生态。

2008年学校确立了“坚持一个中心，抓好两支队伍，强化三个规范，落实四个地位，做到五个满意”的办学指导思想，为学校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校领导班子励精图治，团结带领广大师生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以师资队伍为关键，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为保障，坚定不移地走“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之路，推进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2014年学校荣获“江苏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被国家教育部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2015年学校被省教育部门确定为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2017年学校建成江苏省首批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和第二批江苏省职业学校智慧化校园，成绩的取得见证和凝聚了全校师生的智慧和汗水。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教育系统实施“奋进之笔”的进取之年。学校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江苏省“领航”学校建设为目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努力培养高素质、高技能时代新人。

——育人质量大跨越，技能大赛结硕果

普通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有大赛。技能大赛是检验职业学校育人成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学校以技能大赛为突破口，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模式方面不断改革创新，探索专业教学与技能大赛有机融合，狠抓学生综合能力，学校办学实力、育人质量得到大幅提升，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成效显著。2009年学校实现省赛金牌零突破，2011年实现国赛金牌零突破，2014年学校在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中崭露头角，2015年以省赛13金为学校“十二五”完美收官画上句号，2016年斩获省赛13金、国赛3金，为学校“十三五”开局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学校被确定为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成功承办第44届世赛机械工程CAD项目国际技能邀请赛。学校技能大赛奖牌数呈几何级数增长，学生在世界、全国、省市技能大赛、创新大赛、创业大赛等比赛中获得奖牌数300余枚，学校获“高技能人才摇篮奖”。2018年学校再次扬帆远航，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建筑CAD赛项，全校师生正以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新姿态拥抱新时代。

——办学水平大跨越，教学成果有突破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学校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完成了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示范校、江苏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江苏省职业学校智慧化校园的创建工作。学校办学水平跃上新的更高的平台，教育教学质量跨入高水平行列。

2014年，继两项成果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后，学校在国家教学成果奖获奖数量上又有新的突破，两项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年学校再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1个、一等奖1个，2项成果代表江苏参加全国教学成果奖评选。成果的取得是广大教职工教书育人、严谨笃学的充分体现，也标识着学校从特色办学向内涵办学阔步前行。

——服务能力大跨越，校企融合谱新章

学校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始终围绕江苏“强富美高”的战略目标和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举措，形成校企深度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特色之路。自2010年起，学校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和省政府部门号召，先后开办内地西藏、青海等民族班，加强援疆工作，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近年来，学校利用专业优势，面向社会开展专业培训、教育服务及技术服务，培训学员12000多人次，远程继续教育在籍生3000余人，承接南京地铁2号线工程勘查等技术项目30多个，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校大力开展产学研合作，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订单培养等多种方式，先后与南京建工集团、江苏省地质勘察院、中国电子军工十四研究所等200余家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紧密型合作关系。实施“订单班”“现代学徒制冠名班”等模式，遵循发展集团化、专业基地化、基地产业化的思维，牵头组建江苏地质职业教育集团，发挥集团“平台”作用，形成了成员单位之间的多元合作、协同育人、良性循环、互惠共赢、共同发展的多元合作机制，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用人单位对学校毕业生的整体满意度高达98%以上。

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民魂。有好的教师，才能有好的教育。学校通过师德建设、教师培养、终身学习、梯队建设、名师建设等构建现代教师教育体系。

——搭建民主平台，使教师有归属感

教育是于生于师的一项灵魂事业。学校重视职工、困难职工和职工生日的建档工作，定期开展“进师门、知师情、解师难、暖师心”活动，提升教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构建民主法治的管理体系，不断提高教师的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确保校务公开，提升教师“主人翁”意识，让教师成为学校的“当家人”。

——形成成长梯队，使教师有发展感

“教师教育，是教育的‘工作母机’，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学校以精细化为手段、以信息化为途径、以人性化为原则、以民主化为保障，提高管理实效，着力打造一支“技能水平高、协调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学生助教队伍；一支“师德高尚、敬业爱生、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队伍；一支“规范高效、业务精湛、拼搏奉献”的骨干教师队伍；一支“德能正其身、才能称其职、言能明其志、笔能成其文”的省内一流、全国知名的名师队伍。形成“学生助教—青年教师—骨干教师—教学名师”的教师递进成长梯队。学校依托国培、启动省培、引导市培、带动校培，形成以“国培”为引领，以“校培”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的教师培训机制，逐步建立起一支“学习型、技能型、创新型、研究型”师资队伍，在教育教学岗位上，他们成为学校以及江苏职业教育的“排头兵”。

——助推名师工程，使教师有成就感

名师，是优质教育的“助推器”，是教师队伍的“领头雁”，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带头人”。学校充分发挥名师的示范、引领、指导和辐射作用，通过省、市、校三级名师工作室的建立，把名师工作室办成“高技能人才的孵化地”“学生精英的聚集地”“校企融合的助推器”。学校现有全国职业教育先进个人、全国德育先进个人、国家金牌教练、省级金牌教练、省级专业带头人、省教学能手、省“333”人才、省职教领军人才、省“青蓝工程”学术带头人、享受政府津贴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50余名，有省优秀教学团队2个、省级名师工作室2个，有南亲江、许曙青、拾祎春、余冬、李甜等一批老中青德才兼备的教学名师、技能名师和班主任名师，他们正成为打造南工品牌的“生力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工匠型教师”！

疾风知劲草 梦好起宏图

新时代“工匠精神”培育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始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责任关怀、德技并重、全面发展的原则，以职业素养教育为核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

——坚守“424”原则，对每个学生负责

学校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组建“424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体系”。打造“思想道德教育、人文素质教育、身心素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4个教育平台，完善“三育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2个机制，强化“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学生管理队伍、校外教育导师”4支队伍。着力培养校园文化品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团课、主题班会课，拓展创新创业教育、人文艺术教育、身心素质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识、人文精神和良好身心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实施“适合”平台，助力人人出彩

“让每个学生都有出彩的机会”。学校实施“适合”平台，通过体育节、艺术节、科技节等，助力人人出彩。学生在篮球、足球、乒乓球、啦啦操等各级各类体育竞技大赛中屡获佳绩，2017年学校获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称号。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每年举办琳琅满目的文化艺术节活动，培育学生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近三年学校学生作品获得江苏省“挑战杯”大赛一等奖2件、三等奖2件，2016年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称号。学校高扬科技特色教育的旗帜，先后获得江苏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五星级先进集体称号，学生先后获得全国科普影像节一等奖各2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0项，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赛成果一等奖6项，在省青少年科技竞赛系列比赛中斩获各类奖项40余人次。

——立足“国际”合作，拓展学生视野

学校坚持开放式办学理念，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进一步拓展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学校与韩国东釜山大学互派优秀学生游学，为交流活动建立了“新平台”；为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国际化人才以及为学生深造打下基础，学校还聘请韩籍、西班牙籍教师讲授纯正的口语课，为学生在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引领学生成为有创造性、有自信心、有国际化胸襟的终身学习者。

——搭载“职教体系”快车，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从“独木桥”到“立交桥”，学校搭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快车，与南京多所高校对接，通过分段培养、专转本、专接本等为不同需求的学生搭建了四通八达、终身受益的立交桥。学校还立足学生发展需要，实行“五个”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企业和岗位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圆学生的成才梦、发展梦。

一个个、一批批优秀学生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有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技能大赛舞台的黄聪聪，全国技能大赛三届冠军、江苏省大学生十大年度人物提名奖获得者汪戬，江苏省青年岗位能手、巾帼建功标兵张玉环，青奥火炬手张伊倩——他们是南工学子的缩影，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领域开拓进取、知行合一，谱写着绚丽的青春弦歌。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展；时代的华章，总是在新的奋斗中书写。投身于新一轮改革的洪流中，我们深信创新没有终点，改革永远在路上，南工人将紧抓职业教育发展机遇，坚持走产教融合的发展道路，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向着省内一流、全国知名“职教名校”的目标，朝着办“人民满意职业教育”的方向不断迈进，努力谱写好新时代职教新篇章！

中国教育报2018-6-5

聚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专业高水平人才培养之路

破解优势专业成长密码

——聚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专业高水平人才培养之路

模具素有“工业之母”之称。作为产品制造中重要的基础工艺装备，模具工业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是制造业产品优化、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一辆汽车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依靠模具成型的，所需的模具接近2000副。一台空调则需要100多套模具。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模具，就没有高水平的零件制造，更没有工业产品和消费品的多样性。模具工业对“中国制造2025”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人才培养的摇篮，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专业团队用30余年的办学积累，以机电人敢于探索的勇气、艰苦奋斗的精神，孕育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的基因，破解构建高质量教学模式密码。近十年来，模具专业师生在参加的各级竞赛中共获得国家级别一等奖9项、二等奖8项、省级一等奖24项、二等奖45项的优异成绩，模具专业先后被立项为央财支持高职学校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建设专业、“十二五”省特色专业、“十三五”省优势专业。

成绩的取得既是对专业教学办学成果的肯定，也在如何培养高水平模具专业人才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模具人自己的答案。

探索·实践·优势路径

1.标准引领，教有所依

随着模具行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模具设计手段及加工设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急需对从业人员的技术、技能进行规范培养、考核与鉴定。学校受浙江省人社部门委托，依据模具行业国家职业标准，设计开发模具职业技能鉴定体系，规范了模具行业的工作标准，完成了10个模具行业相关工种鉴定体系建设。并将鉴定体系内容融入教学，驱动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改革，以行业需求的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构建“三阶段双层次”课程体系。

“三阶段”即对照模具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体系等级开展专业基础教学、综合应用教学、实践强化教学三阶段的专业教学体系，分别满足鉴定体系中对初级、中级、高级从业人员的知识与技能要求，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阶段性逐渐提升。

“双层次”即分两个层次实施培养。选拔优秀学生组成“圆方强化班”，在模具高级人才标准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提升，针对复杂高难度模具工程项目进行训练，全方位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模具企业提供更高水平模具专业人才。

将鉴定体系融入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中，对标鉴定体系各层级的知识与技能要求，进行跨课程综合知识与技术培训，应用企业项目具体操作实训、技术培训与技能实训穿插进行，做到知识—技术—技能综合性集成的“教—学—做”一体化。自2010年以来已有1000多位毕业生被浙江娃哈哈、台州美多模具、陶氏模具、台州新立模塑等省内模具知名企业直接受聘于模具设计、制造岗位，减缓了适应期与培养期，有效地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2.竞赛驱动，学有所导

基于标准开发训练项目，标准与竞赛深度融合，构建贯穿全教学过程的“三阶段三级”竞赛训练体系。在专业基础教学阶段开展面向课程的基础性竞赛，在综合应用教学阶段开展跨课程竞赛，在实践强化教学阶段开展综合性竞赛，使竞赛融合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做到赛考结合、综合评价。通过校赛—省赛—国赛进行分级竞赛的选拔、渐进培养，实现三级竞赛联动机制，促进学生技术技能水平的提升。

开展跨课程综合实训与竞赛，对学习效果与教学质量进行双重考评，实现赛教深度融合。“边学—边练—边赛”，发现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知识与技能的“短板区”与“薄弱链”，对集中体现的问题“重点抓”，实施精准教学。形成“标准引领教学，竞赛驱动学习，鉴定检查效果，效果反馈教学”的互联互动的循环机制。解决了困扰职业教育多年的竞赛、教学“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了竞赛与教学深度融合。

3.特色培养，技能贯通

通过职业标准引领与各级技能竞赛为驱动，以制品生产流程为主线，串联知识结构，具备系统性工程化思维，实施从产品结构设计—成型工艺分析—模具设计—模具制造—装调试制—产品成型的“从产品到产品”模具工程全生命周期人才培养贯穿模具生产链全流程知识与技能，训练学生运用综合性知识解决工程实践技术问题的能力。模具工程特殊性在于其跨知识与技能点的综合贯穿应用，基于此特点，在工艺分析与结构设计等技术分析、设计层面上通过导师制教学引导，在制造加工、装调与维护中的经验、技巧、技能操作层面上采用师傅带徒弟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充分发挥导师制与学徒制各自的优势。对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进行高标准、综合性训练与培养，组建“圆方强化班”进行分层教学，以熟悉全流程、掌握核心技能、精通专项技术为目标，进行技术技能深入培养。培养的学生能够运用系统性、综合性的知识解决工程实践技术问题。

成果·运用·春华秋实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优秀的人才，模具专业教师不忘初心，牢记学生就是专业教育的“产品”这一使命。30多年来，一代代模具教师用心去教，努力发掘学生潜能，搭建学生圆梦平台。“双休日工程”扩展学生知识视野，课外时间加班加点指导学生技能提升。伴随着无数个昼夜的是学校模具实训机房“滴滴答答”的鼠标敲击声，数以百万计的加工编程、千万计的人机设备工时、以几十吨计的加工刀具和工件产品，铺设了数千学子的模具技术成才之路。从学校模具精密制造中心走出了上百位浙江省乃至华东地区模具行业的专业骨干、技术总监、行业专家、教学名师，有力地支撑了整个中国模具行业的转型升级。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几代模具教师奉献在无数学子圆梦之路上，用谆谆教诲与辛勤汗水浇灌出了丰硕成果。

1.体系创新，实现无缝对接

首创开发的模具设计师、模具制造工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将鉴定体系成果面向模具专业教学和课程改革，与课程内容进行深度融合；教学内容主动对接现代企业模具设计制造标准，课程体系紧跟产业发展方向。通过渐进式三阶段的教学与竞赛体系，使学生技术技能的培养从“认知岗位”到“熟练岗位”再到“迁移岗位”逐次提升。实现了企业需求与培养目标的无缝对接。

2.模式创新，实现双向提升

实施了标准与竞赛双驱动引领基于制品生产流程的模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标准—教学—竞赛的深度融合。训练与竞赛项目涵盖制品生产流程全过程的知识与技术技能，贯通产品全生命周期，实现了“并联设计与分析所需理论知识，串联制品生产流程所需具体技能”，学生具备扎实的工艺知识基础，以工艺实现保障为目标进行模具设计，在知识内化的基础上进行模具设计优化，进而完成模具制造、装调及产品成型试制等训练。教师从单一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生具体实践项目的指导者，使学生技能操作水平得以快速提升。

创建了鉴定体系与竞赛项目融通、竞赛项目与教学体系融通的“双融模式”。结合各阶段教学目标，实现竞赛与教学的融通。开发的训练项目与竞赛，选拔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组建“圆方强化班”实施分层教学，进行深入培养。竞赛项目始终贯穿整个教学方案全过程中，开发了一系列分层次、多项目融合的一体化集成教学课程与竞赛项目，形成了“以赛促学、赛学结合、互相促进”的机制。竞赛项目融入教学，为课程开发提供示范案例，引领信息化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结合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实施，促进了对教师教学能力、学生学习潜力的挖掘，实现教与学的双向提升。

3.示范引领，助力经济发展

实现了卓越技术技能型模具人才的培养输出。专业办学30多年来，毕业生创办的年产值亿元规模以上模具企业12个，千万产值规模以上的50多个，为浙江省乃至华东地区模具行业企业培养了300多位技术总监、总经理。30余名各级竞赛获奖毕业生直接受聘于中职学校，成为各学校模具专业的骨干教师，他们带出了200多名中职技能竞赛获奖学生，不仅提升了毕业生所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竞赛成绩，也为我校培养了更多的优质生源，实现了“人才培养—教学成绩—优质生源”的良性循环。相关实训项目和教学模式得到了各学校的高度认可，提升了学校模具专业影响力，促进了各中职学校模具专业的技术升级与教学质量的提升，使我校模具专业教学成果得以广泛推广应用。为中职、高职院校储备了大批优秀专业师资，形成优质生源的良性循环，向社会输送高水平技术技能型模具专业人才。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技术系党总支书记陶勇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械技术系“四年制”模具专业教研室主任孙佳楠)

中国教育报2018-6-6

苏职大：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探路者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走出去”，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然而与此同时，它们也遇到了诸多问题，比如既熟悉所在国情况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相对缺乏。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职业高校，苏州职业大学（以下简称“苏职大”）走出了一条符合国家需求且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即推动职业教育国际化，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

服务“一带一路”，培养应用型人才

“我们学校地处苏州，而苏州作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许多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人才缺口极大。”苏职大党委书记钮雪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鉴于此，学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专业资源优势，致力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提供人才培养支持。

从2014年起，苏职大先后招收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的32名短期留学生，并在课程安排中做到了专业技能、语言技能和吴地文化的三结合。2016年7月，该校与苏州市光电缆业商会共建苏州市光电缆行业大学，并启动“郑和国际工匠精英培养计划”，设立“郑和奖学金”，用于开展国际性学术、科技交流与合作，定向资助优秀学子出国深造、访学，定向引进国际工匠精英，组织行业国际间的互访互动交流等行业工匠精英人才服务等。

“很多‘走出去’的目的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缺乏相关行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培训，给‘走出去’的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苏职大副校长、国际学院院长张健表示，目前学校已与亨通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以合作境外办学为抓手，通过海外分校的企业订单班、企业奖学金等，在人才培养、国际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撑。

此外，2017年3月，由苏职大和巴基斯坦基尔吉特省教育厅合作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文化交流中心在该校成立；2017年10月，苏职大还招收了来自巴基斯坦、蒙古、哈萨克斯坦等6个国家的首届82名学历留学生，今年下半年，在完成汉语言和中国文化学习后，他们将进入机电一体化、模具设计与制造等社会需求度高的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

加强国际培训，夯实师资队伍基础

不过，在苏职大校长曹毓民看来，要想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人才培养支持，必然离不开一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师资队伍，而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一度是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瓶颈之一。

因此，苏职大近年来多次组织一线教师赴澳大利亚参加TAE（培训和评估课程）培训；多批次组织教师赴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职教强国研修，拓宽国际视野，提升业务素养；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学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还选派优秀的中青年语言专业教师进行国际注册汉语教师培训，充实对外汉语教学的师资队伍。

“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人才。这样一支年轻、精干的队伍，会在教学中让‘一带一路’国际学生讲好中文，学好中国文化，掌握好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知识技能，使他们在以后的就业中更具竞争力，更好地服务其国内建设的需求。”曹毓民说。

苏职大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专业负责人王怡就是参加TAE培训的教师之一。

“在培训中，我系统地学习了该项目的整体理论和实践环节，了解了国外高职教育的先进理念，同时也通过角色转换，体会了外方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思想。”王怡说。

经过培训之后，王怡尝试根据行业标准和专业对应的岗位职责设计教学内容，并按照学生的兴趣和专长设计个性化的教学任务，在开展教学前先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学生需求设计情景教学任务，取消了期末考试的传统方式，引进积分奖励和过程考核等方式。“这些在教学中的改变，对于学生能力的提升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创新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其实，说到助力“一带一路”、培养应用型人才，苏职大还有一个先天优势，那就是该校拥有悠久的中外合作办学历史。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职大就通过国家项目探索与国外职业院校之间的教育合作。目前，该校已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十几所高校在共建专业、教师交流、学分互认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这些办学经验有效地推动了学校助力‘一带一路’倡议。”钮雪林说，同时，在借鉴国外高校经验的基础上，学校还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澳大利亚TAFE模式的本土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的简称，即技术与继续教育）模式是澳大利亚独特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也是全球最成功的特色鲜明的教育体系之一。TAFE模式对于学校、教师和学生都有着贴合实际的要求，如学校必须在行业委员会的要求下每两年更新一次课程包；老师必须具备五年以上的行业经历才能走上讲台，是真正的“双师型”教学人员；学生必须注重动手能力，“沉浸式”参与实训环节。

据张健介绍，苏职大自2005年与澳大利亚开展合作办学项目开始，便借鉴其TAFE模式，目前已形成了自己的培养特色。

“首先，学校紧贴市场需求，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创办行业、企业学院，开办订单式班级，举办企业家讲座。”张健说，其次，注重师资培训工作，已有80名教师赴澳培训并取得了澳大利亚教师资格证书，同时启动骨干教师下企业项目，让教师获得第一手的生产经验；再次，通过与澳方的多轮协商，为中外合作办学会计专业的学生引入了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做到了学生毕业即可在境外就业，其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也具备了较好的外语能力和动手能力。

说到助力“一带一路”方面的计划，钮雪林表示，下一步，苏职大将继续保质保量地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加强与有“一带一路”海外布局的企业在招生、培养和就业上的合作，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海外学院和语言培训中心，加强对外交流，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科学报2018-6-5

江苏出台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26条”

当你惊叹于“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近日，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意见26条，要求今后5年，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着力发展质量高、贡献度高、社会认可度高的现代职业教育，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创建一流中职50所高职20所

新时代赋予职业教育新使命。意见建设一批领军型职业院校。实施中等职业学校领航计划，创建50所左右扎根江苏、引领全国、世界水平的一流中等职业学校。深化五年制高职办学改革，突出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优势，彰显办学特色。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卓越计划，创建2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出台专项激励政策，建设10所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制定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管理办法，实施分类评价，鼓励特色发展。

技术工人接受学历教育打开大门

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孙景南就提出，要打开产业工人接受教育的绿色通道。记者注意到，“26条”意见中提出，扩大应用型本科招生规模，新增本科招生计划主要用于应用型本科教育。鼓励职业院校招收有实践经验人员接受学历教育。依托职业院校建设区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大力开展企业在职职工、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深入开展社区教育与培训。参加非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员，可先注册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籍，在弹性学制年限内修满学历教育毕业标准学分，颁发相应学历教育证书。

在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100个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示范专业。应用型本科专业主要招收中高职毕业生，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高职毕业生比例逐步达到30%。

企业接纳职校生实习可获补助

根据意见，我省将推动颁布实施《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规模以上企业按职工总数的2%安排实习岗位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

省级每年认定“产教融合型企业”100家左右，对“产教融合型企业”予以优先支持。逐步建立学生实习工作考核与补助制度，按照实习学生每人每月200-400元的标准，补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

“大国工匠”可到院校当老师

培养高技能人才，需要有实践经验的导师。意见提出，改革职业院校教师管理体制，吸引优秀人才从事职业教育。

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引进绿色通道，对世界技能大赛前三名选手、全国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选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予的“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省政府授予的“江苏技能状元”和“江苏工匠”，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后，可由招聘院校自主考核录用入编。

建立乡土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到职业院校兼职授课制度。职业学校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苏政发〔2018〕68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迫切需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今后五年，全省职业教育要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产教融合为路径，积极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机制，着力发展质量高、贡献度高、社会认可度高的现代职业教育，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一、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1．优化职业教育和培训布局。把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摆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格局中谋划，推动职业教育和培训与人口分布相适应、与主体功能区相匹配、与产业园区相对接。以设区市为统筹，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下同）标准化建设，提升职业技术学院办学水平，促进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优化职业培训机构设置与建设。支持设区市统筹开展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推进中高职一体化办学。鼓励市县政府统筹整合本地区各类职业教育资源。建立产业园区与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协调发展机制，推进新建与改建职业院校向产业园区集中。强化职业院校与职业培训机构、社区培训机构的紧密结合，推进职业培训向基层延伸。

2．建设一批领军型职业院校。实施中等职业学校领航计划，创建50所左右扎根江苏、引领全国、世界水平的一流中等职业学校。深化五年制高职办学改革，突出中高职一体化办学优势，彰显办学特色。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卓越计划，创建2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出台专项激励政策，建设10所特色鲜明、示范引领的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制定应用型本科院校评价管理办法，实施分类评价，鼓励特色发展。

3．统筹实施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保持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规模大体相当，稳定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应用型本科招生规模，新增本科招生计划主要用于应用型本科教育。鼓励职业院校招收有实践经验人员接受学历教育。依托职业院校建设区域技术技能人才培训中心。鼓励中高等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广泛开展非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大力开展企业在职职工、退役军人、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深入开展社区教育与培训。建立完备的培训成果学分认证制度，完善学分积累、转换和激励制度。参加非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员，可先注册非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籍，在弹性学制年限内修满学历教育毕业标准学分，颁发相应学历教育证书。

4．搭建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立交桥。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对口升学考试制度。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实施技能统一考核，逐步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考试与普通高校对口招生接轨。稳步推进中职高职衔接、中职本科衔接、高职本科衔接，开展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教育分级培养和联合培养试点。规范中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行为，技工学校与其他中等职业学校统一招生政策、统一招生计划、统一招生代码、统一招生平台。加快构建对接现代产业要求、适应学生终身发展、中高职有效衔接的课程体系，在高等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100个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示范专业。提高高等院校对口招收中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比例和规模，应用型本科专业主要招收中高职毕业生，高职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应用型本科院校招收中高职毕业生比例逐步达到30%。

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5．建立产教融合基本制度。推动颁布实施《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注重行业部门和组织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的指导，在主要领域成立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支持建设若干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试点行业。推进大中型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深度合作。规模以上企业按职工总数的2%安排实习岗位接纳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建立规模以上企业把开展职业教育情况纳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6．深化校企协同育人。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校企联合开展招生、专业建设、实训实习、质量评价、毕业生就业创业、协同科研攻关等工作。推进国家、省、市三级学徒制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规模，开发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省级管理服务平台，研制推广学徒制工作规范和教学标准。创新实训基地建设方式，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建设一批职业院校校外实训基地（企业分校）和乡土人才教学实践基地。鼓励职业院校单独举办或“引企入校”合作举办以满足专业教学为主要目的的校内教学工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

7．健全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对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取得突出成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将其认定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并给予一定奖励。省级每年认定“产教融合型企业”100家左右。各级发展改革、经济和信息化、科技、财政等部门要将校企合作成效作为企业评优评先、项目资助的重要依据，对“产教融合型企业”予以优先支持。逐步建立学生实习工作考核与补助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对考核认定符合实习规范的企业，按照实习学生每人每月200－400元的标准，补助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

三、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

8．落实职业院校教师配置标准。各地要认真执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编办等部门关于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02〕113号）要求，及时补充职业院校教师，创新人员编制管理，缓解缺编矛盾。设区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据职业院校实际缺编数量和教师平均工资标准，核定兼职教师经费补助额度并足额拨付到校，用于聘请行业企业专家和能工巧匠。加强设区市职业教育教学研究队伍建设，按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配备专职教研员。

9．改革职业院校教师管理体制。构建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教师管理制度，吸引优秀人才从事职业教育。支持中等职业学校按有关规定面向行业企业公开招聘教师。建立职业院校教师引进绿色通道，对世界技能大赛前三名选手、全国一类职业技能竞赛第一名选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授予的“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省政府授予的“江苏技能状元”和“江苏工匠”，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后，可由招聘院校自主考核录用入编。建立乡土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到职业院校兼职授课制度。职业学校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10．强化教师职业发展保障。完善国家、省、市、校四级职业院校师资培训体系，实施5年一周期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注重培训实效。实施职业院校校长专业化培育工程，初任校领导一般应具备一定年限教育工作经历，组织校长专项研修培训，提高校长办学治校能力。加强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组织教师教学竞赛，提高教师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能力。实施职业院校“双师型”“一体化”教师队伍建设计划，完善“双师型”“一体化”教师认定标准和办法，对专业教师进行任教专业核心技能考核，专业教师每5年应到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半年时间，新入职专业教师前3年须赴企业集中实践锻炼半年以上。完善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力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职业院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拓宽职业院校教师海外培训渠道，发挥海外教师进修基地作用，加快提高中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教师具有海外教育培训经历的比例。

四、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

11．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加快职业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完善动态调整机制，提高职业教育供给质量和水平。发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的作用，定期发布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指导职业院校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大力发展产业急需和社会紧缺专业，促进专业交叉融合。定期公布职业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吻合度状况报告，公布扩大招生的新兴专业、限制或停止招生的专业，完善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别对照部颁标准，组织中等职业学校标准化建设和达标验收，2020年仍不达标的一律停止招生。

12．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试点。支持领军型企业和公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或二级学院（系部），经批准可设立为非营利性法人，保持现有投入渠道和支持政策，引进社会优质资本和人才，实行相对独立的人员聘任与经费核算，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支持地方政府和民办职业院校合作举办混合所制性质的学院或二级学院（系部），加大对优质民办职业教育的投入。支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在职业院校建立股份制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13．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建立现代职业院校制度，加快职业院校章程建设，到2018年底实现“一校一章程”。扩大职业院校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推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和绩效考核分配制，做到因岗聘人、按岗定薪、依绩取酬。深化二级学院（系部）管理模式创新。

五、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14．完善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制。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适合教育理念，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把产业文化、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关键能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深化体育艺术教育，学生社团参与率逐步提高到100%。注重因材施教，实施差异化教学，建立学生发展性评价机制，重视开发学生特长潜能，促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15．构建职业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按照建立基于标准化教学设施、完整教学工作状态数据、学校自我诊断自主发展、行政部门有效监管的职业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要求，完善目标明确、标准科学、导向鲜明的教学质量标准体系，建立规范有序、全程监控、自我诊改的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内外结合、多元并举、客观公正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健全以行政为主导、学校为主体、相关部门指导、第三方有效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16．加快智慧职业教育步伐。坚持以应用为驱动，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全面融合。创新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覆盖职业院校日常运行各个环节的智能终端，建立智能化管理平台，强化关键事务的全过程、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加快职业院校智慧校园建设。对接企业生产服务智能化流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建设智慧课堂、智慧车间、智慧图书馆。适应学生智能化学习需求，推行翻转课堂、行走课堂、慕课教学、虚拟仿真实训、在线学习，构建线上线下协同教育新体系。建立省、市、校三级竞赛机制，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平。

17．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加强职业院校国际交流平台建设，骨干职业院校均与国际高水平职业院校结成伙伴院校，更好地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经验。支持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鼓励引进境外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优秀教师、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支持省内高水平职业院校利用专业优势组建国际合作平台，鼓励职业院校招收留学生，输出优质职业教育服务，增强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打造江苏职业教育品牌。

六、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发展的能力

18．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对接全省“1+3”主体功能区战略，打造一批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专业集群。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智慧健康、现代服务等相关专业。引导职业院校参与乡土人才“三带”行动计划，壮大乡土人才队伍。实施沿海、江淮、淮海职业院校提升计划，组织苏南地区职业院校结对建设相对薄弱的80所左右中等职业学校、20所左右高等职业院校。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加大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力度。鼓励和支持职业院校参与科技研发与服务，依托职业院校建设区域中小企业科技服务基地。完善职业院校横向科研课题考核机制。

19．促进民生改善。坚持促进就业的方向，把就业质量作为职业院校办学水平考核的核心指标，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数据与教育数据共享，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中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公布反馈机制。服务“健康江苏”建设需要，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专业，培养健康、养老产业服务人才。主动参与精准扶贫，落实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完善学校资助补充体系，确保不让一名职业院校学生“因贫失学”。采取多种措施，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建立职业院校对接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镇村的制度，大力开展“零就业”家庭帮扶。

20．服务企业“走出去”。支持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办学，依托重点境外园区、重点“走出去”企业、重点援外项目，探索开设境外职业技术学校，对当地企业员工开展适应企业需求的学历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引导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成立“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支持职业院校配合相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办学机构、研发机构，建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支持职业院校开展境外劳务培训、技术培训，鼓励职业院校毕业生境外就业。

七、健全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1．提高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适应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标准，到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拨款经费苏南地区不低于10000元、苏中地区不低于8000元、苏北地区不低于7000元，中等职业学校生均财政公用经费达到当地普通高中的1.5倍。国有企业举办的技工院校可参照学校所在地公办中职学校标准安排生均拨款。高水平高等职业院校生均财政拨款基本定额标准，提高到与普通本科同等标准。五年制高职后两年生均经费执行当地高职院校标准。优化财政生均拨款制度，实行财政性经费与办学绩效、教育质量、本地就业率等因素挂钩的拨款方式。

22．加大对市县综合奖补的力度。各地要按标准足额保证职业教育事业经费，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和奖助学金政策，并由同级财政足额拨付到校，严禁截留、统筹、克扣职业院校学费收入，确保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省财政加大职业教育专项经费投入，奖励和补助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完善、成效突出的市县，并对经济薄弱地区予以优先和倾斜。

23．拓宽经费筹措渠道。鼓励行业企业、社会力量捐资出资举办职业教育和培训。企业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自2018年1月1日起，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职业院校进行捐赠的，其捐赠支出按照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支持职业教育。鼓励金融机构为职业院校提供相关信贷和融资支持。

八、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职业教育的氛围

24．明确政府责任。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培训，明晰部门职责分工，密切部门沟通协调，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职业教育工作。强化设区市人民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责，设区市主城区区属中等职业学校推行市区共建、以市为主的管理体制，省属高等职业院校、省重点技师学院推行省市共建共管，更好发挥设区市人民政府统筹本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的作用，促进设区市中高等职业教育资源共享、错位发展。制定督导考核标准，建立职业教育督导考核制度。

25．重视职业启蒙教育。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依托现有综合实践课程，加强以职业体验为重点的职业启蒙教育，培养中小学生职业认知和职业兴趣。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与职业学校合作开发和实施劳动技术课程、职业体验课程。推进职业院校资源面向基础教育全面开放，各设区市和有条件的县（市）要依托职业院校建设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建设职业启蒙教师队伍，提高教师职业启蒙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专业能力。

26．形成鲜明导向。引导学生和家长树立“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理念，选择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成长成才路径。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大力宣传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先进事迹与重要贡献，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推动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办好每年一次的职业教育活动周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

2018年5月14日

新华网2018-6-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变迁逻辑及未来展望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是联系教育与经济社会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因此，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国家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建构并完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制定了较为完整的规范。在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及高技能人才，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与升级。但同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职业教育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转型还不完全适应；职业教育发展体制尚未完全理顺；校企合作、产教相融机制还不健全等等。由此说明，政策供给并不必然带来职业教育实践的进步，政策文本与职教实践还存在着差距。这就需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代表性、全局性的正常的文本进行深入分析，探寻政策供给与变迁过程中的逻辑演化，并展望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走向。从这个角度看，加强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研究是规范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规范教育资源分配的基础，具有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基本历程

在过去40年的时间内，按照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职业教育政策体系整体上可以分为3个历史阶段，具体如下。

1.注重中职教育结构调整：1978—1995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主体，也是其优先发展领域。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中等教育发展极不协调，教育结构不甚合理，中等职业教育远远落后于普通高中教育。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需要大力兴办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此后，教育部按照此次会议的精神，积极推进中职教育改革试点工作。从1978—1995年，国务院、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中职教育结构调整的政策文件，如“关于中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报告”“关于加强与改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等等。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这一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整体看，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的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中等教育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是普通高中教育。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普通高中开设职业教育班，建立职业高中等方面来平衡普通中等教育与中职教育的关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到1985年，我国中职专业学校的学生人数比1978年增加了29.3%，农村职业高中的学生人数增加了10.5%，技工学校增长了大约4.6%，中职学校的学生总人数突破了420万人。到1996年的时候，中职学生招数比例占到了高中阶段招生比例的57.9%，在校学生总数占到了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56.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这个时段是我国中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第二，中职教育政策覆盖面广。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政策不仅对中职教育结构进行了积极调整，也对中职教育的经费来源、质量控制、教育管理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如在1983年的“关于加强与改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及地方各个部门应该强化自身职能，切实做好协调管理工作，积极制定农村中职教育发展规划。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改变直接按照学校划拨办学经费的做法，确立按照学生人数来划拨办学经费，并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第三，注重政策之间的连续性。政策的联系对中职教育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在这个历时较长的时段内，如果政策没有连续性，很多问题的执行可能就会出现中断或中止。如198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中职教育结构改革报告”中明确要求在高中职业班、职业高中应该加强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到1983年“关于加强与改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再次对开设职业技术课程的内容、要求及规范做出说明及补充规定，各地可以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充分体现了后续政策对前面政策的补充。

2.职教政策多样化探索：1996—2010年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各类高级技术人才有着更多的需求，以中职教育为主体的办学方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对职业教育结构与类型的需求在逐步多元，势必要求职业教育政策要对此做出回应。在职教层次上，不仅要继续发展中职教育，更需要大力推进高职教育的发展；在职教类型方面，不仅要促进公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也需要大力推进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职教发展区域上，不仅要推进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更需要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对职业教育的类型种类、办学形式、经费来源、师资保障等做了细致的规定。从1996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法、“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加强高职、高专师资建设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由此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期，不再局限于中职教育的发展。具体而言：第一，“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使得职业教育进入了依法治教的时代，为职业教育政策出台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二，中职教育尽管地位有所下降，但还是保持了上一阶段的发展势头；第三，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给予了政策倾斜，缩小了城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差距；第四，国家对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也给予了政策支持，推动了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多元化；第五，国家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开始关注教育公平，保障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正是在政策的支持下，这个时期我国各个层次的职业教育得到了有效的支持，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其中，高职院校及其招生数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到2009年，我国各类高职高专学校突破1200所，在校学生达到了870万人；农村成人职业技术学校达到了14万所，一年培训农民人数超过了4000万人次；县及其以下的职教中心、中职学校、技工学校达到了4300所，在校学生人数突破了280万。到2010年，全国各类民办职业院校、专科学校、独立学院共计698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了198万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超过2万所，占到了职业培训机构的36.9%。

3.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0年至今

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社会对职业人才的素质、技能提出了更好的要求。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我国提出了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体现3个特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适应；体现职业教育发展的体系性以及体现终身教育的开放性。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产学研高度融合、中高职无缝对接、职教与普教相互沟通且要充分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战略的提出，更明确地指明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进而要求职业教育发展必须体现出开放性、完整性、发展性及灵活性等特征。具体而言：第一，开放性。职业教育在实践发展中要体现对经济社会的适应性，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人才培养方式、结构及时作出调整。第二，完整性。职业教育作为一个体系，不仅要与普教进行沟通、融合，而且还需要其内部中职、高职相互沟通，更需要建立完整的上升通道，与本科、研究生教育相连，使得受教育者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与追求。第三，发展性。职业教育实践必须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积极建立终身职业教育体系，致力于提升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及职业转换能力，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发展。第四，灵活性。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应当积极探索学分认证、成果互换等制度成果，丰富职业教育发展的内涵。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通常而言，教育政策的演变逻辑主要是从动力、趋向、过程及话语4个方面展开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逻辑同样也是如此，4个方面的逻辑模式体现其逻辑变迁过程。

1.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管理体制调整为手段

任何政策的形成都是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显然，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是教育政策形成的基本动力。在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形成也是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动力机制体现在管理体制调整上。通过分析各类利益主体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影响方式，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基本发展规律及倾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的管理权及体制改革从最初的中央集权到后来的地方分权的演化过程。具体而言：第一，管理权高度集中阶段（1978—1991年），这个时期党和国家在职业教育政策上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权做出了明确的部署、规范，要求各级政府及各个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来执行，强化管理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尽管也提及到简政放权的思维，但是管理权下放并不明显，对各级政府及主体的职责反而有更细致的规定。第二，管理权逐渐下放的过程（1991—2002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调整，国家不仅对中央各部门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责做出具体安排，同时更多的是对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特别是县级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制定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整体上体现了管理权逐渐下移的特征。第三，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及简政放权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时期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下，以地方管理为主，建立地方分级管理与统筹模式，社会与市场积极参与的新型管理体制，国家只负责宏观政策供给，不参与微观管理，主要的是，明确了社会、市场的职责。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就是以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调整为基本手段，通过体制调整来主导政策的演变进程。

2.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政策价值为基本导向

教育政策的价值实际上突出的政策制定者与其客体在实践中形成的效用关系。显然，人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反映了制定主体的意志与倾向，同时反映了政策制定主体的价值选择。就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而言，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认知过程，体现了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预期与倾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从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发展过程。具体而言：第一，从1978年到新世纪初期，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突出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制定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注重效率与速度。从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的内容表述即可清除，时常见到这样的字眼，如“职业教育为……服务”、“职业教育推动……发展”等等。这些政策内容表述的背后，蕴含着将职业教育视为一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工具的思维，对学习者的个人兴趣与需求反映较少，体现出国家本位、工具主义的思想。第二，从新世纪初期至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更加注重学习者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开始关注职业教育的公平与以人为本，力促职业教育惠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在最近的10余年时间内，国家开始不断调整职业教育政策，逐渐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个性化、人本化与公平化，开始改变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服务的工具主义做法，注重学习者职业生涯发展需求。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指出，通过提升职业教育的覆盖面来实现教育公平，确保每个学生能够公平享有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积极提升职业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学习者的职业能力及转换技能；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学生的支持力度，逐渐缩小职业教育发展的城乡、地区差异。

3.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对人、财的规范

政策实施过程中是通过系列的细则要确保政策的实施，突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此，需要强化对政策执行及实施过程的影响因素的认知与控制。为了确保职业教育政策实施得到充分保障，国家制定了系列措施来促进政策的执行，主要包括对人、对财的规范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第一，对人的规范方面。主要是对教师与学生的规范。一方面，通过政策推动，积极建立常态化的教师培养机制，如开展教师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与学历水平；推进校企合作，鼓励企业技术人员兼任职业院校教师工作；推进职业院校人事制度改革；强化“双师型”队伍建设；提升职业院校教师科研能力。另一方面，以资格认证为着力点，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保障学生的学习权利。如完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完善国家助学制度；健全学生实习实训制度等。第二，对财的规范方面。建立多元化的办学经费筹措与保障机制。一方面，通过政策规范来明确规定职业院校的经费来源，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鼓励社会、个人捐资助学，引导社会、市场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政策监督机制，严格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使用方式，确保办学经费的透明、合理使用，不断提升办学经费的使用效率。

4.职业教育政策话语规则：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

话语规则是分析政策文本的内容、情景及功能的重要前提，是通过探析政策文本的词汇、修辞来分析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过去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话语规则主要体现的是经济学话语，但后期也在不断多元化。具体而言：第一，从1978—2005年，经济学话语规则主导时期。此时的职业教育政策话语规则主要强调是职业教育的经济效用，如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系；职业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职业教育投资及其回报率问题等等。通过政策规范来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价值以及强化这种价值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适应性。如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上，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职业教育投资方面，要求政府投资与社会、市场投资并重等，并明确了中央财政的具体职责。第二，从2005年至今，职业教育政策话语规则日渐多样化。这一时期职业教育政策话语体系不再是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而是强调社会、文化、伦理与经济学话语并重。如注重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注重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注重职业教育发展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等等。

三、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逻辑演进体现了渐进主义、精英主义思维，存在着改革力度不够、民意参与不足以及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未来的改革与发展中，应该尽力避免这些弱点，立足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价值取向、政策执行等方面的改革，提升政策规范对实践发展的支持作用。

1.职业教育政策应更加注重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就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主要包括机构设置、机构层级以及机构之间的相互指责。未来我国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应该集中于中央与地方管理权同职业院校自主权之间的调整。要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要加大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因此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应该要朝这方面转变。具体而言：第一，健全职教管理的组织体系。首先，在中央层面要设置职教管理的协调机构，除了负责制定职业教育的具体政策之外，还应该积极协调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的职责，界定各类职业学校的办学定位，减少部门之间管理权交叉，建构单一制管理模式，提升管理的效率。其次，提升职业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正确处理政府部门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扮演政策供给者、执行监督者及宏观管理者的角色，在财政、政策等方面提供支持。在招生、就业、教学等领域应当充分尊重职业院校的自主权，由各个学校自主管理，政府部门不应干预。最后，鼓励行业组织、企业、家长及教育专家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中来，就职业教育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意见，推进职业教育管理的民主化。第二，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法”，提升该法的可操作性，细化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相关规则。其次，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应该按照自身职责，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保持政策之间的连续性，减少政策之间以及政策与法律之间的抵触性。同时，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也应该根据职业教育实践情况及时调整与更新，使其更加科学，更能反映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状况。

2.职业教育政策应注重其价值取向的多元转变

价值取向反映了教育政策的基本立场，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职业教育实践不断调整。职业教育政策应该注重追求价值的多元化，注重政策的公平与以人为本，促进职业教育政策从工具主义、国家本位向理性主义、教育本位转变。具体而言：第一，突出职业教育政策的教育本位功能。职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不可避免受到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但职业教育毕竟是一项教育活动，是培养人的活动，应该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注重学习者综合素质的提升。社会本位、国家本位、教育本位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是可以共存的，在明确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学习者个体发展。第二，突出职业教育政策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取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弱势群体对教育有更多的需求，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逐渐抛弃效率优先的思维，应该强调效率与公平的并重。因此，在未来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更多考虑公平性，特别是要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的投入，保证他们的受教育全；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优惠，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第三，突出职业教育政策人本性。首先，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职业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本质，关注学习者的生存与发展，注重学习者的个性及创造力，充分发挥学生潜能，提升人才对社会的适应性。其次，明确职业教育在发展中应该注重学习者的精神需求。在政策制定中不仅要关注职业教育内容的多样性，而且还应该增加人文学科、专业的开设，提升学生文化内涵，为其实现自我价值奠定基础。

3.职业教育政策应该注重执行过程的监督与保障

职业教育在政策执行中偏离政策本意的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经费保障、教师与学生权益保障、监督机制等。因此，在未来的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应该注重监督与保障机制的建立。具体而言：第一，加大经费投入并强化监管机制建设。首先，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科学预算体系。其次，明确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投入中的职责，确保做到专款专用。最后，制定鼓励社会、市场投入职业教育的优惠政策，促进职业教育融资体系的多元化。第二，保障学生的教育权利。首先，进一步扩大职业教育的覆盖范围，对贫困学生加大资助力度。其次，建立科学的学生学习质量监控体系，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再次，规范学生就业制度，拓宽学生就业渠道，提升学生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第三，建设好“双师型”队伍。首先，要做好教师权益保障，明确教师在教学、科研、继续教育、物质保障、晋升等方面的权利，特别是在教师待遇方面，要积极提升教师工资及福利待遇，提升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其次，规范教师准入制度，提升教师队伍质量。第四，建立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制。在监督方式上，要改变过去对政策执行结果的监督方式，注重政策执行过程的持续监督，保障政策过程执行的连续性。在评估机制方面，要注重职业院校自我评价、政府评价及第三方评价的并重，保证评估过程的客观、公正，注重评估后的整改，提升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4.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及执行应注重社会参与

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应该保证社会个体在教育事务上的看法与诉求，促进社会大众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客观而言，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话语是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在制定、执行过程中较少考虑到社会大众的意见与诉求，因此在未来职业教育制定、执行过程应该注重社会大众的参与。具体而言：第一，强化职业教育政策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在信息公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多听取社会大众的意见，全方位了解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诉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要听取教育专家学者的意见，更要重视职业院校一线教师、学生的看法，及时倾听、收集他们的看法与建议，使得职业教育政策能够真正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同时，还要积极构建政策评估制度，及时了解职业教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做好与各方利益主体进行沟通，以便做到对政策及时调整与改进，进而保证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执行过程的民主化与规范化。第二，通过多种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大众的参与。首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明确规定公众的参与权，使公众参与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与参与平台，同时要规范社会大众的意见反馈的方式与渠道，使得社会大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权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次，完善公众意见反馈制度。当政府部门收集到公众意见之后，应该分门别类做好汇总、整理，再由专家学者对这些意见进行评估，并对意见做好回复，必要时应该将意见回复向社会公示。再次，建立公众参与的奖励制度。对于一些社会大众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意见，政府部门要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通过奖励制度，可以提升社会大众的参与热情，也可以促进社会大众理性表达意见。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6-5

电竞人才缺口大 职教助解行业燃眉之急

电竞热不断。《英雄联盟》《实况足球》等六个电子体育作为表演项目亮相亚运会的消息余热尚未褪去，中国战队RNG在英雄联盟季中冠军赛中夺冠又再掀起关注。自2016年9月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即“电竞专业”）正式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以来，不少院校开始探索电竞人才培养路径。近日，由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超竞教育、腾讯电竞在广州共同探索了“构建电竞专才培养体系，推进新兴行业创新跨越式发展”的实践经验。

人才缺口大 院校加快专业建设

据艾瑞咨询《2018中国电竞行业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电竞市场规模已突破650亿元。一组由腾讯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仅是腾讯旗下的电竞比赛，年度总观赛就已达到220亿人次，电竞用户人数达到2.5亿。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人才缺口问题开始凸显。据腾讯电竞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电竞产业存在着26万的人才缺口。巨大的人才缺口里，既需要俱乐部经理、赛事运营经理等职业经营管理人才，也需要大量如教练、裁判、解说、赛事导播等基础岗位的人才。

在此需求背景下，开展电竞职业教育是势在必行。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高等职业学校拟招生专业申报工作的通知》公布了13个增补专业，其中包括“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属于“教育与体育大类”。

据悉，目前电竞人才培养已在职业经管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大众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比如，腾讯电竞与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等7所高校深度合作并共建了多门课程；与超竞教育合作开展的首期电竞讲师培训班培；珠江教育集团的三所院校也在电竞选修课开设、电竞专业校企共建方面有所布局。

校企合作弥补电竞人才短板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广东省技工院校首批电竞人才培养基地授牌仪式。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会长方潮贵表示，省内职业技工院校将紧跟市场需求，率先与腾讯电竞、超竞教育联手，在电竞行业基础人才培养方向发力。方潮贵介绍，广东省职业技工教育一向以来都是全国翘楚，在校生人数占全国1/5，高技能人才年均培养量约占全国1/10。这次与腾讯电竞战略合作伙伴超竞教育共同开展电竞职业技术人才培养项目，可谓强强联手。

超竞教育邱基堂提到，此次双方所达成的电竞专才培养合作，主要从专业共建、师资培养、学生就业赋能、电竞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线上教育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布局。

信息时报2018-6-5

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现实困境及推进策略

——基于文献分析视角

内容提要：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当前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本文从概念明晰、认识深化以及模式创新三个视角呈现当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基于文献分析的视角，分析当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在办学主体层面、法律层面以及产权层面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同时为诸多现实问题的突破提供了基于政府和高职院校两大办学主体的基本策略和针对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收益以及学校产权等关键问题的针对性策略。

2014年2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首次于国家层面提出职业教育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改革思路。随后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以及2015年颁发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多次重申职业教育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要求。受国家政策的推动影响，在已有的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南通理工学院(原紫琅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实践基础上，各地开始积极开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探索，形成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典型模式。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也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本文在对现有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剖析破解现实问题的可实施策略，以期为正在推进的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高等职业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进展

1.“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渐趋明晰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作为经济用语“混合所有制”与“职业教育”相嫁接而产生的一个全新概念，起初学术界对其解读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学相关概念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者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的论述，将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界定为“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投入所举办的职业院校”。[2]还有研究者根据混合所有制经济宏观层面上强调“整个社会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和结构多元”、微观层面上强调“微观经济组织即企业的产权结构和资本构成多元”的二分法则，认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也应具有“宏观”与“微观”层面的不同内涵，并提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在“宏观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职业院校的所有制结构具有多元性；微观上则是指一所学校的产权结构具有多元性”。[3]可以说，初期学术界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概念解读基本上都借鉴于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框架，由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延伸和迁移而来。

随着各地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基于职业教育办学的特点，从全新的角度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内涵进行解读。如吴益群、范可旭、刘家枢等指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应为“吸引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以资金、知识、技术、管理、设备等要素，按照利益共赢、风险共担原则实质性参与投资办学，使高职院校产权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由国家单一所有制主体办学转变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共同投入并共同实施决策、评价、改进的新型办学主体”。[4]这一界定突破了原有概念中只关注“资本”融合，而强调了“资本”融合后高职院校在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所形成的“混合”特征，则更能反映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最为本质的内涵。

2.对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认识逐步深化

首先，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有利于创新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其一，高职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将会打破其原有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利于高职院校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方投入机制”，[5]从根本上解决高职院校投入不足的问题。其二，多种所有制资本进入高职院校后能够压缩政府过分干预高职院校办学的权力寻租空间，打破高职院校原有的权益联结网络，从根本上促使高职院校形成“投资多体、产权多元、规范自律、自主高效”的管理体制。[6]其次，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将有利于消弭校企合作的体制障碍。高职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一则能够使企业凭借其投入的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多种要素拥有学校产权，真正成为高职院校办学主体和治理主体，同时更可使高职院校“依托股份来集聚企业”，校企双方凭借“产权、股份和收益”等来建构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7]再次，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高职院校通过混合所有制办学而与企业形成的以资本关联为特征的“利益捆绑”式的校企合作关系能够真正促使行业企业实质性参与到高职院校的办学当中，推进高职院校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与产业升级、行业标准、企业需求的紧密对接，[8]从而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职业教育对产业的服务力。

3.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模式不断创新

(1)公办高职院校引入社会资本。这种模式又分为不同的形式：①公办高职院校吸纳社会资本实现多类型混合。公办高职院校吸纳国企资本、民营资本及个体资本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共建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校企合作共同体。这既有院校层面的混合办学，也有合资共建二级学院、实训基地或重大项目等。②公办高职院校改制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对于“办学活力不足”的公办高职院校借鉴国有企业的改制办法，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资产清算，将院校的部分股权让渡给院校教师、管理者、政府部门或其他投资主体，并使其享有院校的管理权和相应的收益权。[9]③公办高职院校接管民办高职院校。此种模式是指对于那些因经营管理不善或生源不足等多种因素造成出现较大办学困难的民办高职院校，可以由当地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对其资产进行清算与核查，并按照“就近、从优”原则，交托于同一辖区内办学条件较好的公办高职院校。[10]

(2)民办高职院校引入国有资本。这种模式也分为不同的形式：①国有资本以资金方式直接或间接注入民办高职院校。对所辖范围内的典型民办高职院校，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可依据“奖励先进、激励后进”的原则，通过国有资金直接注入或政府购买服务、减免利息等间接方式给予资助，[11]成为民办高职院校股东。②民办高职院校托管公办职业院校。类似于“公办高职院校接管民办高职院校”，对于那些办学活力差、办学效率低或受特定客观因素影响而难以维持有效办学的公办院校，同样可以由当地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对其进行院校资产的清算核查，按照“就近、从优”原则，托管于同一辖区内运行状态较好的民办高职院校。[12]

(3)不同资本合资新办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不同资本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可共同合资新建一所高职院校。

除以上三种主要模式以外，伴随着实践探索的不断推进和相应支持政策的渐次出台，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模式更加丰富和新颖。如实践领域已有地方政府联合当地民办高职院校通过签订项目合同的方式共建高职院校基础设施，进行具有PPP意蕴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探索。[13]再如在教育国际化大背景下，已有高职院校通过多种途径联合国外教育机构及相关行业、企业等创办具有混合所有制办学性质的教育实体，实行中外合作办学等。

二、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新的办学模式，是高等职业院校相关利益主体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的制度创业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现有的法律、制度、政策的约束，制约着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的深入发展。

1.首要问题——多元主体的“疑虑”与“抵触”

就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来说，混合所有制是对原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一次全新的变革，政府非常渴望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撬动社会资本投资高职院校，增加高等职业院校资金来源，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财政负担，但不可避免地会担忧社会资本的介入导致的高等职业院校原有国有资本的侵蚀和流失的可能，因改革而丧失对高职院校尤其是公办院校的掌控力，从而削弱高等职业教育的公益性。

高职院校是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真正主角。在目前外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公办院校一则普遍担心因“混改”丧失其在财政拨款、项目申报、教职工福利待遇以及管理和领导层行政待遇等方面的原有优势，无兴趣参与“混改”。同时，公办高职院校目前过于行政化的管理倾向也将会使其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之路难度倍增。相对于公办院校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无心”和“不易”，民办高职院校便很乐意通过“混改”的途径来引进国有资本从而改善其治学环境。但同时也担心与国资进行混合之后，易被强大的国资套牢，丧失话语权，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因此也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企业而言，如同倚靠国家政府而拥有天然优势的公办院校一样，国有企业资金雄厚、地位优越，无心投入到高职院校尤其是处于办学弱势的民办院校。而私营企业也会如同民办院校那样担心进入到长期被国有资本垄断的教育领域后，法律地位和投资收益难以确保，资金投进之后会有石沉大海之风险。[14]

2.关键问题——相关法律的“缺失”与“冲突”

目前我国现行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以及《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条文，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表述尚属空白，致使高职院校在混合所有制探索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无法得以明确。此外涉及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实施程序性方面的法律，如《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章程，[15]同样未对其进行表述和说明。除相关法律的明显缺失之外，现有一些法律条文还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要求不适应。如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目前即无法适用针对公办院校的相关法规和政策，又可能因其含有国家财政性经费的参与而不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院校的定性，从而处于“非公又非民”的尴尬地位。如何弥补法律的缺失和化解法律冲突，也是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进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3.核心问题——产权交易与保护的“不畅”与“不易”

第一，高职院校视角下的产权问题。其一，关于学校产权评估的问题。产权结构多元化实现的前提是对各种可以转化为产权的要素进行合理评估。高等院校产权本身因其复杂的产权类型和结构而不易评估，再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公办院校产权评估尚未形成规范，导致公办学校累存了许多产权不明晰的问题。[16]同时，高职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这无疑又加大了混合所有制院校资产评估的难度。其二，关于学校产权流通的问题。高职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意味着与不同所有制属性资本需进行产权层面的混合，必然涉及院校产权的流通，客观要求产权交易。然而目前我国教育市场的准入、交易以及竞争规则和退出机制等尚不完善，[17]学校产权“流通不畅、流动无序、配置低效”的现状势必影响资本进出院校的自由度，加大资本融合的难度。

第二，投资者视角下的产权问题。其一，投资者自身产权保护的问题。目前我国除在《职业教育法》中提及“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外，至于投资人的权益维护、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混合形式以及双方产权的界定方式等，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说明。[18]其二，资本的逐利天性决定了不同所有制属性资本与高职院校混合后，在主观上必然要求相应的利益回报。研究者们也认为建立针对投资人的合理回报机制实属理所当然。然而我国目前对教育“公益性”的过于强调和追求使投资者对于“利益回报”的愿望无法达成。虽然审议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院校做出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划分，规定“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19]但也尚未提及混合所有制院校投资者回报的问题。可以说，不同所有制投资主体的产权保护和产权收益均在法律层面尚未得到认可，在可预期的时间里必然是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高等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推进策略

如前所述，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高等职业教育各相关主体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内基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制度创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扰。因此，采取有效的策略破解混合所有制中核心问题成为必然的选择。

1.基本性策略

(1)改革的“掌舵者”——政府。

首先，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要遵循“清法—补法—定法”的原则健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相关法律法规。“清法”即清理或废除与混合所有制办学不相适应或与之相悖的陈规旧法，以化解法律冲突；“补法”即要对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一些基本内容如法律地位、治理机制、产权归属以及院校资产管理等内容进行法律补充；[20]“定法”即需制定或出台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相关的专项法律法规和单行配套法。如众多研究者提出要抓紧研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办学指导意见》，明确其办学的基本条件。

第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例如政府要按照“公平而有差别”的原则，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分类管理框架下，给予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在经费支持、税费优惠以及财政贷款等方面优惠政策。[21]同时赋予其在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以及校长与师资聘任、学生招录等方面充分的自主权。[22]再如，针对社会资本准入职业教育的界限不清的焦点问题，政府亦可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建立起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的“负面清单制度”等。[23]

第三，推进试点工作开展。其一，制定办学路线，做好顶层规划。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加之我国复杂的地域情况，势必要制定办学路线图，做好顶层方案的设计，循序渐进地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其二，给予率先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试点的高职院校相应政策支持。例如对于率先探索混合所有制试点的民办院校，政府可以给予其一定的财政支持或与其进行学费分担，对于公办院校则可赋予其开放学费收取的适度自由权等。[24]第四，营造舆论环境。要求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寻求多种途径向社会各界宣传“公有”与“非公有”资本间共进共退的关系，破除人们“非公即民”的传统观念，消解坊间对非公有资本介入教育领域的顾忌，在全社会营造认同、支持并参与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社会环境。

(2)改革的主体——高职院校。

作为改革主体的高职院校，首先要完善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应注重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教代会、工会等机构的作用，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产权与治权相分离的治理模式，实现院校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相互协调与制衡。就此，有研究者指出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的治理结构应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与董事会制有机结合，实行“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董事会监督”的治理模式。[25]第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应吸收现代企业制度的合理内核，遵循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产权明晰、多方参与、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和运行高效”的现代学校制度。[26]

2.针对性策略

(1)针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策略。

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产权、国有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毁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27]非公资本注入高职院校尤其是公办院校后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是高职院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此，安蓉泉指出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可通过健全国有资产审计体系、完善代理人绩效考评办法以及引入专业的第三方审计师和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等途径来提高对院校国有教育资产监管的能力。[28]除此之外，汪明认为进行办学体制改革的院校应对院校资产进行分类建账，加强对国有教育资产尤其是无形资产的登记和评估；应建立健全国有教育资产使用的补偿机制来弥补因体制改革后承办者办学所造成的国有教育资产的折旧与损耗；同时从立法的角度指出制定适应国有教育资产属性的并具有较强实用性的《国有教育资产处置管理办法》是防范国有教育资产流失的最佳手段。[29]

(2)针对投资者收益问题的策略。

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无论以何种途径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其资本逐利的天性决定了它们必然寻求自我的保值与增值，社会资本更是具有获取资本权益和收益的诉求。本研究认为目前可参考已有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内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所制定的回报制度，出台相关规定，明确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可以从办学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奖励出资人。年奖励金额以出资人累积出资额为基数，按不超过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计算”。[30]而对于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提供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支付非公有资本部分提供的教育服务。[31]此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也有研究提出可通过建立国有出资人制度、聘用专业资产管理团队以及投资方签署相关规章(如合约)等途径来规范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各投资方的投资行为及其获利形式。

(3)针对学校产权问题的策略。

学校产权既包括物的产权(土地、建筑物、仪器设备等)，又包括大量无形资产(品牌声誉、办学传统、校园文化处地等)，还包括教师的教学劳动产权。[32]前已述及，高职院校在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中面临着学校资产不易评估和产权难以交易的现实困难。针对前者，研究者指出必须完善学校产权制度，可通过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对高职院校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对外投资以及在建工程等多种有形或无形资产进行清算与评估，同时注重对院校教职工以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进行投资的产权价值评估，[33]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学校资产评估机制。针对后者，则需探索建立教育产权交易市场，为高职院校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本流转搭建公平竞争、流动有序的交易平台。在具体的操作路径上，则体现为高职院校可通过产权交易机构来引进社会资本(反向：社会资本投资高职院校)，为学校产权与社会资本间的进入与退出提供多重保障。[34]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是当前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和创新办学体制的一项开拓性举措，是中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在校企合作水平上的创新与发展，作为教育领域一项重大改革在其现实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需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实属必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既仰仗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更依赖于基层院校的大胆践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确保改革始终在“可驾驭的环境中”进行，因此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需要我们在循序渐进的实践进程中汲取改革智慧，勇毅笃行。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8-6-5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解读湖南职业教育“成绩单”

高考将至，如果你还以为“成绩不好就去读职校”，这种观念真该改改了。从近几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招生情况来看，每年都有一些高职院校录取分数线超过本科投档线；也有许多考生放弃读本科而选择读职校。而这只是湖南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获得社会认可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湖南省通过创新发展职业教育，已为“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实施和湖南“五个强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和智力支撑。今年湖南职教宣传周期间，三湘都市报记者专访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邀请他来解读近年湖南职业教育递交的“成绩单”。

产教融合

对接优势特色产业

组建34个省级职教集团

【案例】 专业对接并融入产业是产教融合的重要前提。记者从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获悉，2012年以来，该校按照“对接产业办专业，打造航空特色专业品牌”的办学思路，逐年停招、撤销与航空产业对接不紧密的专业22个，新增航空发动机维修技术等专业13个，所有专业紧密对接航空产业链。同时构建了航空机电设备维修、航空电子设备维修、航空机械制造、航空服务与管理四大特色专业群。以专业群为核心，还调整系部设置，撤销原有的7个专业系，按专业群成立4个专业二级学院。

【厅长说】

湖南高度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实施了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企校合作”、校地校企合作办学的机制，提升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广度、深度。对接全省机械装备、文化等优势特色产业，依托示范性职业院校和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湖南组建了34个省级职教集团，遴选建设了10个省级示范性职教集团，组建了湘绣、湘瓷、湘菜和湘茶学院。

调整专业布局，优化专业设置，要求每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聚焦各自的服务领域，与新兴产业、特色产业深度对接。近三年，全省高职院校共淘汰落后专业54个，新增专业30个，共构建专业群292个，专业布局与湖南新兴优势产业的对接度大幅提高，湖南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相关的专业点数、在校学生数增长了10%以上。

2011-2017年，湖南省职业院校共向社会输送合格毕业生254.2万人，目前全省职业院校校企合作订单培养的学生，已占毕业生总数的30%以上。通过校企合作育人，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持续攀升。近几年，中职毕业生当年就业率稳定在96%以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2%以上。

高职“双一流”

2020年，全省50个高职特色专业群位居全国前列

【案例】高职院校该如何提升内涵打造“一流”？产业转型升级，高职院校该如何培养一流技术人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方小斌介绍，湖南正在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地，为适应产业发展，该校的专业(群)设置目前已经覆盖轨道交通装备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同时还成立科研创新平台，推进企业技术革新，联合开发新产品16项，其中1项填补电力机车配件空白，部分产品随主机出口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该校铁道机车车辆制造与维护等3个专业成功入选全国职业院校示范专业点。

【厅长说】

今年省教育厅准备启动高职“双一流”建设，将立项建设120个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群，明确要求每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3个左右专业群。目前，全省高职共有校级以上重点建设专业群203个，重点建设专业群在校学生数占到全省高职在校学生总数的87.3%。截止到2017年，全省形成了一批全国有影响的高水平专业群，全省高职院校由教育部确认的国家示范专业点达35个，排全国第一位。

将继续实施卓越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力争到2020年，全省50个高职特色专业群进入全国高职学院同类专业群的前列，6所高职学院进入国内一流高职学院行列，打造适应湖南现代产业需要的特色专业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湖南科教强省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师资队伍

名师大师引领、骨干支撑、专兼结合

【案例】湖南省职业院校的师资队伍，可谓“大咖云集”——去年12月，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德毅签订协议，成立湖南省高职院校首个院士工作站——“李德毅院士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工作站”；今年4月，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丁荣军领衔组建的国内首家铁路高职院校院士工作站，在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去年12月，湖南科技职业学院举行陶瓷艺术大师结对收徒仪式，长沙铜官窑技艺继承人刘坤庭等40位陶瓷技艺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走进该校收徒弟……与此同时，湖南省职业院校还涌现出一大批“上得课堂下得车间”的双师型教师，他们既是会教课的老师，又是专业技术能手。

【厅长说】

针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以专业群为基本单位，整体推进专业群教学团队建设。

一是校企共建专业群领军人才队伍。一方面，推动省委省政府将高职院校急需的产业导师、技能大师纳入“芙蓉人才”计划，凡引进与专业群相关的产业导师、技能大师，省财政给予专项补贴。全省高职院校共引进了80余名产业导师、352名行业企业技术专家和技能大师。另一方面，推动高职院校实施“双专业带头人”制度，聘请292名产业导师、技能大师担任专业群带头人，基本形成了教学名师和技能大师共同主持专业群建设的格局。

二是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团队。专业群与对接的行业企业共建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实现学校专业教师与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双向交流、双向挂职。全省292个专业群与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855个，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挂职每年达到12000余人。到2017年，全省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比例达到65%。

三是加强专业群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各专业群根据《湖南省高等学校机构编制标准》中明确的高职院校可以将30%的编制总额用于聘请兼职教师规定，与合作企业共建兼职教师队伍。目前，203个重点建设专业群兼职教师承担专业教学的比例接近50%。

精准扶贫

示范校与贫困地区中职校“结亲戚”

【案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与通道侗族自治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结亲戚”后，通过选派骨干教师赴帮扶学校指导专业建设、援建生产实训基地等措施，使通道职中办学水平大幅提升，在校生规模从2015年的543人猛增到2017年的1600人。

与此同时，学校还实施从“校”到“县”的脱贫帮扶，与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发工作站，创新了“非遗保护+产业孵化”扶贫模式，并将该模式扩大到新晃、芷江等地，辐射整个大湘西地区。这种扶贫模式还有效助推了侗族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2017年，通道侗族自治县有1800户7735人贫困人口脱贫。

【厅长说】

十八大以来，根据党和国家精准扶贫战略部署，湖南逐步构建起了全省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目前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92%和31%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25%和20%以上学生。

为从根本上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能力，一是组织实施“四大计划”着力改善了为“三农”服务的基础条件。2014年起，湖南省本级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左右的专项经费，支持建设了一批卓越职业院校、示范性特色专业体系。其中2017年，湖南支持9个县市农村中职学校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1.8亿元进行产教融合项目建设；统筹专项资金1.2亿元，每校补助500万元，支持24所贫困县公办中职学校实施攻坚计划，实实在在改善了为“三农”服务的职业院校办学条件。

二是开展对口帮扶。近三年湖南多次举办了职业院校结对帮扶工作会议，通过制度化的安排，让全省19所国家和省示范性职业院校与21所贫困地区农村中职学校进行了面对面沟通，形成了稳定的结对帮扶关系。通过“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等方式，在110所职业院校资助贫困学生2万人。

三湘都市报2018-6-4

大数据背景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启示

内容提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被公认为世界最成功的职业教育之一，以有力的政府保障、全程的行业主导以及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为特色，根据经济环境和技术变化不断完善，持续优化教育质量。“互联网+”成为21世纪创新发展的主题，澳大利亚政府从2011年起结合互联网技术陆续颁布一系列职业教育质量法规，并运用大数据实施动态质量监控，更好地服务于科研，确保职业教育质量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对提高我国职业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随着21世纪网络技术的蓬勃发展，大数据和产业融合推动经济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加强监管能力及提升政府服务成为研究热点，数据挖掘、云存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教育改革提供新势能和动能。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全世界对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研究投入最大的国家之一，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革质量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借鉴。

我国对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课题研究基本为翻译英文原稿或通过二手中文资料进行比较分析，相似度较高、及时性较弱，大数据背景下职教质量保障体系的文献仍为空白。周祥瑜、吕红(2005)首次系统地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领地政府改革职业教育体系，推出行业主导的培训包制度和证书资格框架等历程，形成全国统一的质量保障体系[1]。向丽(2013)阐述进入大数据时代的澳大利亚政府，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设立学费资助项目、更新课程标准等改革举措[2]。宋贤钧、王建良(2013)指出澳大利亚监管当局对注册培训机构实施数据基础的分级风险监控，风险等级较高的实地检查，中级风险可能要进行实地检查或桌面审核[3]。

Kevin Pugh、Gigi Foster(2014)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唯一系统地研究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职教体系论文。文章指出英国教育部系统建立从公立中小学到大学的大数据库，保存每个学生入学前表现、考试成绩、各关键阶段的进步、信仰、母语、免费校餐、特殊需求等信息。政府鼓励第三方使用数据库，研究者经批准及签订保密协议即可进入。美国未建立全国性的学生数据库，但佛罗里达州、纽约市、北卡罗来纳州等已建立类似数据库。作者建议澳大利亚教育部在现有技术基础上建立个人唯一识别号(ID)，记录从出生、儿童到成年任何阶段学习、工作及生活记录，将显著提高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能力[4]。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概况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自1901年建国以来仅有一百多年历史，该国教育部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利用最新技术不断改革与完善质量管理体系。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发布一系列职教法规，为就业者提供国家统一的认证培训。1992年国家培训署成立，改变各州和领地各自为战的局面。1995年，联邦政府发布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AQF)，建立涵盖中小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一体的全国立交桥式学历资格框架。1996年，发布国家培训框架(National Training Framework，简称NTF)，国家统一组织行业协会共同参与制定分行业各层次的学历资格课程，建立统一、细化的关键职业能力(unit of competency)考核标准。有力的政府保障、全程的行业主导以及标准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世界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

1997年，在网络技术发展的早期，澳大利亚教育部充分发挥网络便捷、开放、互利、经济等优势，陆续建立一系列网站，功能涵盖：为社会提供信息查询、资源链接、征求意见、发布研究报告等服务；为学生提供职业技能测评、在线学习、人才市场需求、青年论坛等信息；组织绿色环保、卓越技能、可持续发展等专题活动和研究。

二、大数据背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一)基于“互联网+”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框架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时代，技术上使得原先基于样本和证据的质量保障体系变成涵盖所有相关方、全样本和源数据的体系，获得更真实、详细的质量保障信息库，形成一个自我调整、自我完善、高度智能化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将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澳大利亚政府从2011年起陆续颁布系统化的法规制度，将注册培训机构相关信息的公平性、透明性、及时性融入质量要求中，进入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新阶段。

2011年4月，由教育部牵头并出台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管理者法令(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gulator Act 2011)，分为简介、培训机构注册、许可课程、学历资格的颁发和取消、调查权、惩罚措施、国家职业教育管理者的权力、联邦和州的权力安排、行政复议和信息披露、年报和注册事项、战略和年度运营计划、杂项等12个部分，确立新版质量保障“基本大法”。2011年7月，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署(The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成立，作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监管部门，以风险防范为基础，调节行业及雇主、职业教育机构等利益平衡点，识别和合理反馈系统性风险和培训机构风险确保教育质量。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署在“互联网+”背景下采取控制运营主体——培训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对运营主体三条过程主线——人才培训流程及质量标准(全国统一的培训包课程)、人力及财力资源投入，运用大数据实现动态监管。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框架(The VET Quality Framework)主要由五项法规组成有机整体。

1.注册培训机构标准

注册培训机构标准是质量保障体系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注册培训机构作为体系运营主体维护国家、学生、教师等各方利益，首先保障教育及时满足社会人才需求变化，符合质量保障和证书颁发规定，确保学习者的知情权、申诉权、退款权等权益的充分保护，同时保障教师职业发展权益，对机构的财务风险管理、购买公众保险、数据上报、第三方代理等管理提出具体要求。该标准采取法规的形式，分为8个一级指标59个二级指标，规定注册培训机构必须达成的效果，未规定具体操作方法，便于其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合法运营，实现国家标准公平性、及时性和一致性，同时保留适度弹性和创新[6]。

2.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2013)是将国家质量保障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整合成统一的资格框架。该框架各层级向上发展无瓶颈，无工作经验的学生、在职人员、待业人员等都可依据自身层级和发展需求，选择相应资格课程学习深造。最新学历资格框架在原有基础上细化分成10个等级13种资格类型，并对各类型学习目的、知识、技能、应用范围和学习年限做详细的规定[7]。

3.合适和适当的人员要求

合适和适当的人员要求(Fit and Proper Person Requirements 2011)严格地以法规形式规定从业教师必须取得的证书和遵守的职业操守，除了在教学领域，在其他行业也未被指控、未发现不适当做管理者、未采用不当手段破产、未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行为等9条硬条款，甚至规定如公众可能怀疑教师的任教资格就认为其不胜任的软条款。

4.财务生存风险评估要求

财务生存风险评估要求(Financial Viability Risk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2011)是保障注册培训机构即使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配备充足的资源使学生能顺利完成学业。法规对注册培训机构的财务情况监控实现时间和内容无盲区。要求培训机构在注册前、注册审批通过后的任何时间，只要管理当局提出要求，均需提供第三方审计的财务评估报告。报告内容既涵盖揭示财务业绩和状况的流动性、偿债能力、经济独立性、盈利能力、或有事项等指标，也包括财务规划及会计假设、未来收益及支出预测、短期预算和预测、现有和计划注册学生、流动负债、法律诉讼、内部交易、资产转移及所有权变更、税收等细化信息。

5.数据提供要求

数据提供要求(Data Provision Requirements 2012)以法规形式确保了大数据时代，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署通过注册培训机构采集数据进行质量监控及研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管理信息统计标准(The Austral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tatistical Standard，缩写为AVETMISS)规范并细化注册培训机构及时、准确、完整地上报信息。机构在注册时通过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署网站申请提供公司基本信息、财务生存评估指标、合适和适当的人员要求、证书和课程名称及代码、海外招生、政府资助、学生信息管理系统、社会责任保险等23类信息。注册通过后仍须通过AVETMISS网站实时上报质量指标和财务年报。监管当局有权根据系统和非系统风险等级，对注册培训机构规定检查频率和内容，甚至实地调查。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除了加强对“工厂”——注册培训机构的数据管理，还加强对“产品”——职业教育学生的数据管理。自2015年1月1日起，根据学生识别号法案(Student Identifier Act 2014)，每个在澳大利亚学习职业教育的学生须上https://www.usi.gov.au/网站申请，系统分配一串字母和数据组成的识别号(目前长度10位)。注册培训机构校级学生管理系统可实现与监管系统的无缝衔接，完成课程前期评估、跨校学分转移和先期学习认定等，学生也可在线查找培训记录和成绩等。

(二)大数据背景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

基于互联网技术提供可信、可靠、迅速的科研服务，澳大利亚设有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它是负责国家层面统计及研究职业教育和培训数据的独立、非营利机构。研究中心数据来源全方位、多角度、各层级，例如：全国学徒中心数据库、企业与学徒签订的职业教育培训合同、注册培训机构教学和财务信息、州立负责商业体系及培训管理的官方权威机构数据等，通过大数据研究，在网站发布信息和调查成果，可免费浏览和下载，并提供VOCSTATS软件通过互动，可采集数据和个性化定制图表[8]。

1.政府资助的学生和课程

提供政府资助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学生、参与者、课程、资格证书的信息，帮助评估整体业绩，每年7月发布《政府资助的学生和课程》《自1981年开始政府资助的职业教育时间序列数据》《政府资助项目完成情况——预报》，每年8月公布《估计可能完成的政府资助项目》。

2.所有职业教育学生和课程

提供澳大利亚公立和私立教育提供者，包括学生、参与者、课程和资格证书等概括性信息，每年7月发布年度报告。

3.全国见习生和培训生信息集合

收集签署培训合同的学徒和培训者的培训活动，每年8月发布年度报告及数据。

4.全国财务信息集合

收集全国公立职业教育系统财务业绩、财务状况数据和公共基金的使用情况等财务信息，每年8月发布年度研究报告。

5.全国就读职业教育信息集合

已获得学历资格证书及在读职业教育证书课程的学生信息，每年8月发布年度报告，12月发布年龄在15-19岁青年的年度教育培训报告。

6.全国雇主对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使用和意见调查

对大约9000个雇主进行调查研究，每两年发布一次研究报告。

7.全国学生培养成果调查

全国学生培养成果进行大规模调查，有助于政府、雇主和行业政策的正确性，每年12月发布年度报告。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的启示

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保障体系应借鉴澳大利亚政府的先发优势，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文件指引下，为“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建设与优化职业教育相关网站

网站是直接与社会进行信息沟通的媒介，相对而言，我国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网站数量较少，且缺乏官方统一的职业技能网站，导致各自为战的行业信息可靠度不高且搜索不便，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牵头建设可链接的全国职业教育网站体系；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网页设计风格和语言仅适合教学科研人员，不便于学生和家长阅读，更缺乏专门为学习者职业技能开发与学习设计的网站；我国职业技能大赛网站侧重于赛事过程和结果，缺乏技术技能纵深研究，如国内外前沿技术技能开发、绿色可持续发展趋势等研究。

(二)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框架

当前，我国在从业人员要求、学历资格体系已接近或超过澳大利亚，但在信息透明化、保障师生权益、财务和数据监管方面有待改进。预计“十三五”期间，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将出现更多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所有制类型的职业院校，引入竞争机制多方筹资，在增加教育机会的同时，也面临更多金融风险。为防止各类型教育机构过于强调营利性，忽视师生权益，应将学习者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收费标准、冷静期退费、服务变更、购买公众保险等信息向社会公开；非公有制教育机构面临更多的负债、亏损、诉讼、股权变动等财务风险，建议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财务风险按国际会计准则实施动态监管；在数据报送方面，我国规定所有学校每年报送一次年报，提供学生发展、教学改革、政策保障、国际合作、面临挑战等六个部分内容和五张表详细信息，建议报送信息要更细化，且依据各校风险等级制定不同的监管频率和内容；每位学生建立全国统一的学习档案库，便于校际学分互认和长期跟踪研究。

(三)实现职业教育科研成果共享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由国家层面牵头，不以营利为目的，基础数据来源广，时间纵深长，实时性强，透明度较高，可无限次免费下载。与澳大利亚政府全方位收集的职业教育信息不同，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基础数据主要委托第三方营利机构——麦可思完成，至2017年连续发布9年的年度《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提供大学生毕业后半年内及三年跟踪报告，研究者需付费购买。此外，我国职业教育研究院等网站无法查找或下载定期公布的研究报告，也不能共享各渠道已结题的研究成果。建议通过国家层面由财政资金承担大数据收集、研究和发布的“互联网+”信息共建共享机制，在社会资源共同监督、研发的基础上，有效提升我国职业教育质量。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