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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灯博物馆观感

11月19日，来自家乡扬中的'“益起读书探索之旅”来到油灯博物馆（常州），这次活动的主题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通过参观油灯博物馆，了解《中国油灯的前世今生》。

——Mr.陈

如果没有幼时使用油灯的经历，我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有着一种对油灯眷恋的情怀。

我们早已摆脱了油灯时代黑暗笼罩的日子，如今不论是漫步在城市的街头还是匆忙走过乡村的角落，或者是蜗居在自家的庭院之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上几乎不再有黑暗的存在了。

我没有忘记70年代农村通电以前的模样，也为80年代三天两头停电只能伴着油灯苦读而刻骨铭心，那种“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情景虽已遥远但依旧时常在眼前显现。这正是此次我积极报名参加“益起读书社”组织赴常州参观陈履生油灯博物馆的原动力之一。

追逐光明是人类共同的特性，照明器具的不断进步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当初人类初次使用油灯开始，到今天我们生活中无处不见的各类电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油灯，这一在历史长河中使用时间最久远的照明器具有着她记载人类最古朴文明的韵味。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充满了对黑暗的恐惧，人类因为黑暗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大约在三万年以前的古代，不断迁徙中的人们才逐渐发现了动物和植物的油脂可以燃烧照明，群居在一起的人们为了抵御野兽夜间的侵扰，他们尝试燃起火把驱逐野兽为自己壮胆。

直至一万年以前人类在居有定所之后，在使用火把照明和驱逐野兽的基础上逐步懂得和掌握了制造油灯的技术，油灯技术的出现大大节省了燃料，效率作用让这种技术迅速得到普及。人们定居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油灯照明从当初只能用于大型的宗教祭奠之中普及到一般家庭。但是，后来的社会层次的不断分化和油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油灯从最初的实用性功能向装饰性和环境性转变。

陈履生油灯博物馆展出的数千件藏品，也从器具规格的大小和制作的精美度上说明了这一点。汉代十三头西王母陶灯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整个灯体有着十三个灯头，并有天柱、仙人、日、月、西王母、侍卫等十一个组成部分，该器具表现出当时生产能力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也可以区别出西王母不同于一般百姓的身份特色。

穷人家的油灯几乎是最为简陋的燃油方式，简单到随便用一个可以盛油的小碟小碗等器皿，加上一根灯芯就可以作为油灯；或放在桌子上，或挂在墙上。而这些油灯更能代表油灯的实用性和不断发展的进步性。由于油灯是通过燃烧油料而获得驱散黑暗的光明，动物或者植物油也就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须品，点灯就是一种消费。为了防止猫和老鼠的偷食，元代开始有了瓷质的“气死猫”这样一种封闭储油的小型油灯。这种油灯小巧精致，非常好看和实用。博物馆附上了一段很吸引大家目光的当时很流行的儿歌：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喵喵喵，猫来了，

叽里咕噜滚下来。

油灯还见证了中外交流的历史，也是世界文明成果互鉴的具体表现形式，博物馆以特别的方式在叙述着这段过往的历史。当年，漂洋过海开拓南洋的中国人将中国的油灯带到了南洋，给异国他乡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也将中华文明的成果带到了所在地区。后来，他们回到了国土，又将具有南洋风格的油灯带回了国内。油灯也成为当初海上丝绸之路的使者。

陈履生油灯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是我始料未及的，里面的藏品数量和品种之多、质量之优、文化积淀之深不去走一趟是无法表述和想象的。我悔当初油灯博物馆在扬中时并没有觉得她的存在价值，想必也有像我一样曾数次匆匆经过位于本市拥军路上的油灯博物馆而没有驻足，今天不得不驱车百里去常州才能参观的人如今也和我一样在暗自后悔。

“益起读书社”发起人周海飞先生说，“一个人如若不放下自尊去向别人学习，并且不愿意弯下腰去努力做事他永远都不会成功。”是啊，陈履生先生创建如此规模的油灯博物馆，有谁知道那一件件藏品上凝聚了他多少的心血，又有谁知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走过多少路低过多少次头最终才获得成功？恐怕这才是我们了解油灯发展历史的同时更需要知晓的东西。

还是周海飞先生说得好“读书，不单单是捧着书本读，那是死读书、读死书，我们只有在坚持家中读书的同时出去走走才能真正将知识学到家。”

人类追求光明是生活的基本天性，而追求知识才是追求光明的更高起点。

马正春

艺术新闻2017-12-2

田野考古助力甲骨文释读

——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田野考古资料与甲骨文字释读”负责人唐际根

复原多年前的山河地貌与生活方式有助于甲骨文字释读长期从事田野考古的唐际根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做的田野考古资料与甲骨文字释读子课题研究是复原多年前的环境地貌并利用考古学类型学手段整理当时人们的日常用品、生活方式、事物特征最终形成图像数据库。他们相信这将有助于今后甲骨文字的释读工作有利于对以往解读过的甲骨文字进行正确评估。

月日下午北京后海的一间茶舍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唐际根向记者介绍到利用田野考古资料助力甲骨文释读这一灵感来源于多年在殷墟考古中的发现。甲骨文中的鬲、鼎、甗、斝等字实际上是商代日常用器的象形。这其中许多古汉字就是商代造出来的。唐际根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商代的环境、动物、植物、种种人工制品还有人们的服饰、行为等都可能反映在商代创制的文字之中。

作为多年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在唐际根的眼中殷墟是一座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是一个王朝的缩影而殷墟出土的十余万片甲骨上许多文字应是多年前商王朝天文地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反映。研究甲骨文字实际上也是研究商代人的认知文字的背后是甲骨文使用的环境、背景。

唐际根说分门别类地还原甲骨文字被创造和使用时的文化背景还原人们创造甲骨文字、词的微环境最终整理出一套系统的数据可为释读甲骨文创造更重要的条件。这一思路促成了我们利用田野考古资料来进行甲骨文释读课题的立项这也是我们这一子课题的价值所在。

还原文化背景复原古地貌是最重要的一环包括对殷墟附近的地形、地貌、动物群、植物群商人常见的事物类别、生活方式、主要生活用具和物品形态按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事物类别、人工制品形态四大类系统整理出兼具文字和图像的数据库。

近期唐际根所带领的课题组通过考古钻探方式和后期处理已将一张殷墟古地貌图渐趋成形。我们对这个成果充满期待多年前的河流、山川将真实地以设色图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对商代日常用品进行类型学整理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近年来考古发掘报告发表的出土物图像多而零散国内外尚未有任何系统的商代事物图像数据库。系统地整理以殷墟为中心的商代自然环境、生活方式、事物类别、人工制品形态这在我国学术界尚属首次。当前比较大的问题是缺少人手。他准备再招几个研究生以壮大研究队伍争取早日见到研究成果。

记者王庆华

中国社会科学报

探秘丝路文化最新考古成果

——“丝路译丛”再现欧亚文明交流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路，更是欧亚文明的文化交流之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丝路文化已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之一。众多相关图书中，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敦煌研究院编的“丝路译丛”，因从考古角度来探秘新发现而引起多方关注。该译从汇集了各个国家顶尖丝绸之路考古专家的力作，不仅呈现了当今丝路文化研究的最新考古成果，更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诸文化的密切关系。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美）乐仲迪 著 毛铭 译 敦煌研究院 编 漓江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张骞探险之地》 （乌兹别克斯坦）瑞德维拉扎 著 高原 译 毛铭 校 敦煌研究院 编 漓江出版社 2017年7月出版

欧亚文明在丝路上的碰撞与交融

据“丝路译丛”出版方漓江出版社介绍，该译丛的作者都是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德国、美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研究专家。书中配有大量插图，展示考古所出的壁画、佛像和珠宝，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对于丝绸之路历史和文明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学术价值，充分展示欧亚大陆文明碰撞与交融的壮阔历史场景。

1999年到2007年之间，联合国考古队在中亚五国和印度北部“玄奘之路”上收获重大发掘成果：数百尊佛造像，两万平方米壁画，足以“再造一个敦煌”；之后，中国北方陆续出土中亚来华粟特人在北朝的墓葬文物，和“玄奘之路”海外成果遥相呼应；近年丝绸之路国际会议上，欧亚各国学者纷纷把上述两批文物糅合分析，取得里程碑式的学术突破。这些突破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促成了“丝路译丛”的出版计划，并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2016年11月，“丝路译丛”推出了前三部书《唐风吹拂撒马尔罕》《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三位书作者都是丝绸之路顶尖考古专家，其中《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的作者马尔夏克被誉为“中亚考古之父”，在2003年夏到2006年夏曾带领联合国中亚考古队分别在撒马尔罕场地和塔吉克片治肯特场地进行挖掘考察，阐释了中亚粟特古国文明的异彩纷呈以及粟特商旅在丝路历史上的重要角色。

“考古界骑士”重走张骞之路

2017年7月，“丝路译丛”又接连推出两部最新译著，分别是《张骞探险之地》和《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

《张骞探险之地》作者瑞德维拉扎被乌兹别克斯坦誉为“考古界的骑士”，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壁画学家、钱币学家，现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特别顾问。

瑞德维拉扎从1986年到2016年一直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考古队队长，主持发掘玄奘取经拜访过的铁尔梅兹古城郊外的佛寺群遗址等，有木鹿古城遗址、尼萨古城帕提亚宫殿的象牙来通等著名考古成果。代表专著有《伟大的丝路》《贵霜朝大夏佛寺考古》《丝路钱币两千年》《从粟特到高加索：考古所见的黑貂-黑海之路》。他多年的梦想是重走张骞之路：从贵霜大夏之地出发，沿着阿姆河遍访佛寺，穿越回到汉唐西域。

《张骞探险之地》一书原书名为《伟大的丝路》。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诞生绝非偶然，瑞德维拉扎院士巧妙地通过“从西方到东方”“从东方到西方”的梳理论述，在丝绸之路上沿着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佛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的文明足迹，追寻了粟特人、突厥人以及中国人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及他们之间相互沟通的千年历史，对欧亚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纵览式的论述。而正是这些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如今东西文明交互的格局。

考古界女学者揭秘丝路古国文明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的作者乐仲迪，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守护人、纽约大学的波斯学家，更是近20年来唯一以现代波斯语在西亚国家大学授课的欧美考古界女学者。她多次参加波斯波利斯、巴比伦、大夏、犍陀罗考古遗址发掘，是中亚丝路学领域的国际权威。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存有三件珍贵的波斯石刻，这些曾被误认为是赝品的珍贵文物，是因为乐仲迪的研究考证和极力挽救而免遭厄运。乐仲迪早在1993年就发文指出日本Miho馆藏北朝石棺屏风上有粟特人的葬仪场景，从此打开北朝与粟特文明交流的“新大陆”，并掀起国际丝路学界对入华粟特人石葬具的研究热潮。乐仲迪对粟特人的丝路贸易帝国以及丝路的游牧人、商队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是当今世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

《从波斯波利斯到长安西市》内涵宏富，纵跨了中亚粟特、大夏、波斯、阿富汗等地文明，囊括了壁画、摩崖、印章、金银器等各类艺术，书写了从粟特到北朝的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这部著作也让敦煌学、吐鲁番学大篇幅改写，使得波斯学、中亚学与中国的长安、洛阳文明交相辉映。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由“丝路译丛”前三部书《突厥人、粟特人与娜娜女神》《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唐风吹拂撒马尔罕》的译者毛铭翻译。毛铭是伦敦大学艺术考古学博士，现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亚艺术考古学刊》编辑、守护联合国遗址的中亚考古队队员，曾为大英博物馆讲授《被遗忘的丝路：中亚五国》课程。

据了解，“丝路译丛”还将不断推出新书，通过丝路沿线的考古发现将西方与东方贯穿起来，并从考古成果延伸向历史文化，深度解读丝路上一次次神秘而奇妙的交汇。

作者：李福莹

深圳晚报2017-12-4

那些历久弥香的岁月——湖南省博物馆建馆六十年间的故事

作者 李毅

湖南是中国较早出现博物馆的地区之一，早在1897年，就成立了湖南第一所博物馆——郴州学会博物院，这标示着湖南省博物馆事业的开端。随后的数十年，从提出“以无智识之民处生存竞争之世，危乎悲哉，不可说也”的12位湖南先贤建立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到1923年成立的湖南省教育会博物馆，在湖南这片历史文化厚重的土地上，在先贤们振聋发聩的呼声中，湖南省博物馆事业在酝酿中等待时机，在蓄势中渐渐苏醒。

湖南省博物馆新馆落成。拍摄于2017年11月开馆前夕

历史的齿轮不断前行，革新的时代终究眷顾“以智开民”的人们。1956年，筹备了5年的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建成开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南建立的第一座综合性历史博物馆，它的创立也标志着湖南博物馆事业将迎来新的春天。此后半个多世纪，循着先贤的忧国情怀，湘博人建起一座湖湘历史文化的“图腾”，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和信仰，见证着中华的文明和强盛。

2017年，经过五年锤炼的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即将面世，一道更加光芒万丈的历史之门，缓缓打开。在新湘博开馆之际，通过采访三位老馆长，湖南省博物馆建馆六十年间的珍贵故事，得以一一重现。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段筚路蓝缕、激动人心的岁月。

壹

建新馆筚路蓝缕，办展览初露峥嵘

1951年3月，正是春寒料峭时节，长沙留芳岭的百琴园内，却充满徐徐暖意。

在这里，湖南省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开启了湖南省博物馆事业的伟大里程。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任职：1983-1985年)

【王启初寄语“新湘博”】

“博学必多识，馆藏乃通神，切磋方实战，琢磨乃功成。少年勤学老来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而这时，一个年轻人刚刚踏出大学校园，进入中南文教办工作，那时的他不会知道，和湖南省博物馆在同一时间站上事业的起点，是多么巧妙的缘分。这个年轻人叫王启初，三十多年后，他的职务是湖南省博物馆馆长。

1956年，长沙烈士公园西门的树荫蔼蔼中，立起一块“湖南省博物馆”的高大招牌。时值“一五”期间，新中国百废待兴，各项事业艰难起步，湖南省博物馆在筚路蓝缕中开始了系统而庞杂的建馆工作。

在当时湖南省博物馆唯一的一幢展馆中，馆员们常常在堆满文物的地上闪转腾挪着。这些文物有的是从各个单位收集而来，有的是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得到，许多文物来源和背景都不十分明晰，而当时文物甄别、录入、造册等基础工作还未形成系统的经验，一切显得紧张而忙碌。

王启初回忆，当时还发现了许多矿物、动植物标本，此后一直在馆中珍藏、展出，直到1971年，湖南省博物馆决定将矿物类标本拨给了湖南省地质局，1979年将动植物标本借给了长沙市第一中学。至此，湘博从建馆之初的自然、历史类收藏展示并重，逐渐向以历史类收藏和展示为主转变。

而令王启初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收集的另一些历史类收藏，特别是楚文物和近现代名人收藏，至今仍是馆藏至宝。

王启初还曾亲自参与联系和收集董必武、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书法作品。“那时我们为博物馆收集了一批很难得的书法珍藏，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王启初认为，当时的文物征集和整理工作，为刚刚起步的湖南省博物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湘博有展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随着馆藏日丰，湘博人开始了一系列的展览策划，好让更多的人来领略文物的魅力、瞻仰历史的宏伟。“湖南矿产资源”、“湖南农业资源”、“湖南手工艺品”、“湖南楚文物”等六大展览在当时一度万人空巷，给新中国相对匮乏的精神文明生活，带来一抹惊艳的亮色。

和王启初一样，年轻的湖南省博物馆经过这一时期的展览和锻炼，逐渐成长起来。

“应该说就是那时，我们开创了湖南省博物馆策展的新模式。”王启初介绍，此后湘博又成功举办了考古类、书画类等大型展览。湖南省博物馆的巍巍气象，在那些年轻而充满激情的日子里，渐渐丰满起来。

贰

文物商店淘“宝贝”，《新湖南报》登展讯

“来啦?”“来了，最近有什么好东西没有。”

很长一段时间，王启初都习惯了以这种开场白，跨进黄兴南路的文物商店和南门口的古旧商店大门。

当时，主要负责字画收藏、鉴定、保管方面工作的王启初，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各种文物商店、古旧商店里。他回忆，那时齐白石的画是按尺寸算的，一尺100元，三尺就是300元。很多有价值的文物散落在各种商店里，“只要是觉得好的书画、文物，我就通过购买、协商等形式收藏到湖南省博物馆。”

裱画店也是王启初经常光顾的地方，店里经常有收藏家拿着个人收藏的书画前去装裱，装裱过程中有一个环节是将书画晾挂在模板上，王启初就在挂满书画的墙边慢慢看，看上了其中一幅，就跟收藏家商量，看能不能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收藏入馆。

当时博物馆有一本收藏册，专门用来登记这些“淘宝”得来的文物，王启初一趟一趟从商店往博物馆“运输”文物，册子也慢慢从空白变得笔墨纵横。时至今日，“淘宝”或许已经不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主要手段，但王启初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文物古旧商店不仅是一个自主经营的场所，还可以成为博物馆收集文物的前沿阵地之一。

除此之外，湖南省博物馆还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文物，这期间也收到了大量来自民间收藏家的无偿捐献，王启初回忆，“比如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刘世杰的浏阳人，主动将大量书画捐赠给了湖南省博物馆。”

馆藏文物慢慢丰富起来，怎么吸引人们来看?

建馆之初的年代，信息传播很不发达，一场展览好不容易策划、布置、开展，很多市民却因为根本不知道展览的消息，导致观展的人数很有限。这让湘博人感到很沮丧。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登报、发海报成为湘博宣传展览的主要方法。在当时，湖南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是由毛泽东亲自题写报头的《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前身)，如果第二天有展览开放，前一天湘博就会在《新湖南报》上登展讯消息，用新闻的形式介绍展览的内容，配合海报进行宣传。

另外，湘博也通过“人带人”的方式，先主动带人到湘博看展，以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口口相传。慢慢的，烈士公园西门的红色大楼，成为了长沙人熟悉和喜爱的文化胜地。

叁

发现炭河里遗址，找回四羊方尊残片

1963年，平静的湖南省博物馆掀起一场不小的波澜。

当年6月，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人员高至喜(1986-1992年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接到一项任务，鉴定一件刚刚发现的青铜器，令人惊奇的是，这件青铜器的器身里装了一千多颗玉珠、玉管。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任职：1986-1992年)

【高至喜寄语“新湘博”】

着力做好人才培养;着力做好藏品增进、管理、保护、研究;着力做好陈列展览;争创世界一流博物馆。

经过仔细鉴定，高至喜确定这是一件商代的青铜提梁卣，他马上联系文物发现人，宁乡县黄材镇炭寨子村一名叫姜世生的会计。7月初，他和姜世生一起前往发现文物的炭河里河流现场进行勘察。

沿着河流一直往上游走，高至喜突然发现一个疑似文物遗址的60厘米深坑。因为当时下了一场大雨，洪水冲刷出来一些陶片，端详着这些器型不一的陶片，高至喜预感，更大的惊喜正等待着他，随着他的进一步勘探，“炭河里遗址”就此发现。这个后来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商周古文化遗址，奠定了一个新的考古学平台，在此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许多成为了璀璨世界的中华民族瑰宝，其中就有曾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传世国宝——四羊方尊。

发现炭河里遗址后，高至喜在宁乡黄材一带开始了大面积的文物寻访。在张家湾的一户老百姓家中，他发现一尊商代青铜鼎，最终花15元买回，在当时，这个价格已经高出市价的4-5倍。随后，发现文物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到高至喜耳中，一天，他收到消息，在月山铺的一个婆婆家里，有20多件商周的青铜器，他立即启程，步行20多里路赶到月山铺，开始一家一户地访问，可惜结果却令人失望。

苦寻无果的高至喜正打算放弃搜寻开始返程，途中却偶遇一个叫姜景舒的村民，闲谈中姜景舒说起他在自家的红薯地里曾发现一件青铜古物，后来上交了政府，不过还留有一块当时不慎敲落的残片。听着他的描述，高至喜断定那就是商周青铜器，来到姜景舒家中，高至喜大喜过望，原来这件古物正是四羊方尊，这块残片的颜色、厚度和云龙纹都完美契合。正是这一次的巧遇，让国宝最终得以完璧。

波澜过后，湖南省博物馆的馆藏日渐丰富、声名也日渐籍甚，而这一切，都源于那群为发现和保护文物不懈努力的湘博人。

肆

人类考古奇迹发现，开启湘博新纪元

马王堆汉墓出土现场

1972年年初的一个晚上，一通来自解放军366医院的求助电话，打到了熊传薪(1992-2000年任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办公室。医院所在的防空洞下，那个奇迹现场的秘密正等着他们去发现。

随后，一场震惊世界的考古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1971年年底，为响应“战备”动员，位于马王堆附近的解放军366医院决定在马王堆的两个小山坡建造地下医院，施工中遇到塌方，用钢钎进行钻探时从钻孔里冒出了呛人的气体，有人用火点燃了一道神秘的蓝色火焰。接到电话后，熊传薪带领同事立即赶往了现场，他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处古墓葬，因为医院工程开凿已经使古墓受到严重破坏，必须马上进行抢救性发掘。

难题很快摆在熊传薪面前，从土堆到墓口有四百多平方米，从上往下挖工程量太大了，经费也大大超出预算。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发动群众!他和同事们兵分两路，一边大量收集、购买锄头、扁担和绳子，一边说动附近的居民参与挖掘，向长沙各个学校求援。最终，经过日夜不停地挖掘，马王堆汉墓一号墓的全貌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任职：1992-2000年)

【熊传薪寄语“新湘博”】

希望新湘博与观众更加接近，利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将我们的湖湘文化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当熊传薪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同事们将一号墓中的文物、辛追遗体陆续运回时，奇迹才刚刚开始。

经过反复鉴定，这批文物来自2000多年前的西汉确凿无疑，更令人震惊的是，墓中文物和女尸的保存完好程度，其中一件漆鼎，打开时里面盛放的藕羹竟然清晰可见其中漂浮的藕片。墓中千余件精致罕见的汉代文物，也成为此后研究古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凭证。

一座宏伟的地下宝库就此现身，带给世界以无与伦比的震撼，呈现出一段灿烂文明。湖南省博物馆也从此开启了伟大的新纪元。

伍

绝招频出取文物，风雪险挖二号墓

马王堆一号墓的发掘，成为盛极一时的考古要闻。而勘探结果显示，一号墓周围，可能还有新的惊喜等待发现。正在国外负责中国文物展览工作的高至喜，被湖南省博物馆提前征召回国，负责主持二、三号墓的挖掘。

打开三号墓棺椁的时候，周边四个边箱的文物都摆得很满，这引起湖南省委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的杨大易，特意批准调一个连的解放军全副武装为挖掘现场提供保卫。由于白天围观群众太多，文物安全得不到保障，高至喜选择晚上作业，率队花了三个通宵，通过照相、绘图、编号、清洗等一系列程序，确保文物得到安全、科学的挖掘和保护。

在取文物时，高至喜还是遇到了难题。在文物取出之前，需要绘图存档，但由于边箱文物太多易碎，根本无法下脚，尤其是墓中的珍贵漆器文物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宽达70-80CM，造成了很大的取物困难。

囿于当时的条件，高至喜想出了一个后来动作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办法：用绳子把人绑住，慢慢放到墓坑中，悬吊在边箱上空，在完成绘图后，再由人抱着文物一并拉上来。而这还仅限于上层浅箱的文物，为了取出下层文物，高至喜现场临时制作两个软梯吊在边箱的两边，再安排人下到底层边箱内，通过传递的方式将文物一层一层取出来。

高至喜回忆，当时边箱里有一卷用绳子捆绑的几百支竹简的古书，因为绳子腐烂严重，很难按照原样提取出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焦急。北京考古研究所专家王振江最终站了出来，他用自制的提取文物工具，先在竹简腐烂交叉的地方用线捆绑好，再一次性将该竹简按原样提取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研究一号墓女尸千年不腐的秘密，高至喜特地请来化工研究所的专家，在专业工具的协助下，通过在棺椁东南角上钻孔收集到棺椁内的气体和液体样本，取得没有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此后极为珍稀的科学研究样本。

在一、三号墓相继完成挖掘后，女尸辛追的身份仍然争议重重，人们将期望投向二号墓的挖掘。

1974年1月13日，长沙正是风雪交加，二号墓的挖掘仍如期进行。为避免因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安全事故，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马王堆挖掘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李振军顶着风雪赶到现场，全程监督整体挖掘工作。然而祸不单行，上有风雪吹打，下面墓坑一经挖掘发现灌满了淤泥。高至喜冒着墓室垮塌的危险，和考古队下到墓坑中，在淤泥里艰难搜索。

很快，有人在棺椁中摸出来两个印章，一个是利苍的御印，一个是“轪侯之印”，可按照历史记载，应该还有一个“长沙丞相”的印章。工作人员搜索无果，发现椁底板之间有几条缝隙，怀疑印章可能从缝隙之间掉到椁底板下面去了。在棺椁文物清查干净后，工作人员将椁底板一一拿开，把底下的淤泥一次性用卡车拖到湖南省博物馆，通过水洗冲刷之后，果然，“长沙丞相”这枚印章就在其中。

正是这三枚印章，让关于马王堆汉墓背景的种种争议尘埃落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年份等信息一一得到了确认。

多年以后人们感叹，马王堆汉墓的挖掘，为世界考古史带来了宝贵的财富，为人类文明贡献了难得的奇迹，而它，也为湘博人佩戴上不朽的勋章。

陆

14年写就《长沙汉墓》，21载盼归皿方罍

对年轻人而言，湖南省博物馆像是一位渊博闻达的长者，可以聆听他穿越千年的历史和感悟;而对王启初、高至喜、熊传薪来说，湖南省博物馆更像一个知交多年的老友，背后藏着的，是历久弥香的岁月和情怀。

如今，器身合一的“皿而全”铜方罍在新馆展厅静静呈放，它的背后，是一代湘博人的锲而不舍和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每个星期的周二、周五，你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办公楼里都能见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总在案前紧张忙碌着，你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年届耄耋的老人。他是85岁的老馆长高至喜，他在做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的课题，研究成果已经准备编纂成书明年出版，名字叫做《长沙汉墓》。

早在14年前，高至喜70岁的时候，他就申报了这一课题，十余年间，课题收录的资料有湖南省内西汉墓1690座，楚墓61座，东汉墓380座，一共2131座古墓资料，仅资料图片就拍摄了4000多张，绘图也有数千张。

“因为有兴趣，才一直坚持做这些事情。我基本没有周末，都在忙这个。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由于身体原因导致半途而废，没有人能插得上手现在这些工作。很庆幸现在身体状况还可以，能继续做下去。”对于现状，高至喜有担心却又很乐观。

他的老朋友、接任他湖南省博物馆馆长职务的熊传薪，也已年届77，如今熊传薪最津津乐道的，是那场历经21年等待的圆梦。

2014年3月，世纪国宝皿方罍的器身，从美国回到长沙，和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皿方罍器盖最终合体，完罍归湘，传为佳话。

这一次合体，熊传薪等了21年。21年前，他得知皿方罍的器身被一位日本收藏家收藏，便前往日本考察，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皿方罍器身，国宝分离，令他心疼万分。此后的多次交涉都无果告终，一等，就是21年。

“新湘博开放后，会正式迎接盖身合一的皿方罍回家。我们要将它作为一个重点陈列，让大众能很好地欣赏它。”熊传薪对于即将到来的新湘博开馆，多了一份期待。

华声在线2017-12-1

丝路三国220瑰宝荟萃香江

“丝绸之路”震古铄今，当中孕育的文化你又知道多少？香港歷史博物馆即日起举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大型展览，将展出来自内地、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约220件与丝路有关的宝物，其中160多件来自陕西、河南、甘肃及新疆的展品中，逾半更是国家一级文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揭幕仪式。她表示，“丝绸之路”是沟通东西文化、推动人类发展的文明之路，两千年前丝路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与现代集思广益的精神前后辉映，认为“一带一路”必会继续“丝绸之路”的使命，促进民心相通，建成文明之路。

大公报记者 李淇（文） 黄洋港（图）

由国家文物局和康文署联合举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大型展览，昨日于歷史博物馆盛大开幕，林郑月娥与国家文化部部长雒树刚、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中联办副主任杨健、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担任主礼嘉宾，为展览剪綵。

为回归20周年活动添亮点

林郑月娥致辞时指出，“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览，正为连串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活动，添上另一个亮点。她说，相信大家对“丝绸之路”这条横越亚欧的通道不会陌生，它不单是运送丝绸香料的贸易之路，也是沟通东西文化、推动人类发展的文明之路。

今次展览将三个国家文物荟萃一堂，展示丝路绚丽文化瑰宝，也呈现其丰富人文面貌。林郑月娥引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五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指“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鑑、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形容这是对丝路精神最精闢的註脚。

与多国文化部长探讨合作

林郑月娥提到，昨日开幕的第10届“亚洲文化合作论坛”，多个“一带一路”国家文化部长聚首香江，探讨文化融合的大趋势下，如何保护歷史文化遗产、推动邻近地区建构文化共融的社会，并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连繫与互动。她认为，“两千年前丝路的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与我们集思广益的精神，可以说是前后辉映。”相信“一带一路”必会继续“丝绸之路”的使命促进民心相通，建成文明之路。

文物局局长：展览创四先河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丝绸之路两千多年来横贯欧亚，连通东西，形成一条集贸易、文化、交流、友谊一身的道路，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他指出，本次展览是以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主题，共动用37家文博单位、220件精美文物，展现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交流文化融合，文明共建的歷史。

刘玉珠又说，今次展览开创了四个先河，包括是三国首次联合的文物展览、将这项世界遗产设为主题的展览、三国联合“申遗”以来首次通过展览方式将工作向国际社会展示，而当中许多文物更是首次公开展示。

大公网2017-11-29

上博拆门而迎的山西古代壁画展开幕

上海博物馆拆门而迎的山西古代壁画大展终于揭开面纱。

除了著名的北齐娄叡墓壁画，复原墓室搭建的《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今天完美展现出其气势恢弘，观众进入其间仿佛身临其境，充分领略北齐绘画之美。

11月29日，上海博物馆与山西博物院共同举办的“山西博物院藏古代壁画艺术展”在上海开幕。本次展览遴选山西博物院珍藏的北朝和宋金元这两个时期的12组（89件）墓葬壁画作品，展品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展出。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对“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表示，此次展览双方共同酝酿策划三年，山西博物院将“心上的宝贝疙瘩”带来上海。而壁画这种文物载体在博物馆的展示可谓是一种挑战，如何将“不可移动”的文物呈现在“可移动”的博物馆空间。此次壁画的展出对于建构博物馆的艺术体系和塑造能力也意义重大。

据悉，因展出《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的复原墓室较窄，为了减少排队等待时间，上海博物馆此次对复原墓室采取现场预约的参观模式。参观其他壁画则不受影响。

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在开幕式上表示，此次展览是两馆合作的结果，作为游牧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山西拥有很多地上和地下的文物，其中寺观壁画24000多平米，山西博物院院藏1000多平米墓葬壁画，此次来到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有180平米，这些壁画比卷轴绘画真实再现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让文物活起来，在壁画保护、修复中山西博物院采取即可整体、又可分块展示的方式，将八、九百年前的文化信息，通过展出呈现在大众面前，也希望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文物保护中。

复原北朝墓室，当日预约取号观展

“天似穹庐”部分展出的三组北朝壁画分别来自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和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

在“澎湃新闻－艺术评论”此前报道了11月8日子夜时分，此次展览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件展品《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壁画》（长3.2米，高3.5米）进入上博的场景，2013年，考古人员在考古现场取出这一壁画时就没舍得切割，而是整体揭取保护，并在山西博物馆修复收藏。当日，为运送这幅巨幅壁画进入展厅上博在闭馆后拆除南侧玻璃门。

在上海博物馆的展览现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壁画》被安放在一个层高5米的独立展厅中。上博提供了观众远观壁画上规模宏大的木结构建筑的足够空间，通过这座两侧有廊相连的庑殿顶三开间门楼，今人可知北魏宫门之概，这也是首次在同时期墓葬壁画中发现木结构建筑。与此同时，观众更可以走进壁画，看线条的韵味和门中顾盼相视的女子的形貌衣着细节。

除了“九原岗”外，此前探班布展时仅见复原墓室搭建雏形的《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如今完美展现出其气势恢弘，展览期间，观众可以身临其境，走进墓葬内部参观，但由于进入墓室的甬道较为狭窄，出于文保的考虑，展览现场设计了一条通透的玻璃通道，顶部隐藏LED灯带照明，以便呈现更好的观展效果，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

《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位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窑子头乡水泉梁村。山西博物院于2008年6月进行了考古发掘及壁画搬迁保护，是国内复原较大型墓葬壁画结构的一大成功案例。壁画主要分布于甬道、墓顶与墓室。墓顶壁画自上而下分为三部分，上层绘天象图，中层为四神图，下层是十二时图。据山西博物院发展部主任梁育军介绍，《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现时因为盗取严重，原地无法保存，采取了整体搬迁实验室修复复原。在修复过程中对于如何复原也做了很多论证，最终制成了和原墓几乎一样的效果。

通过玻璃隔开的甬道进入“水泉梁”复原墓室，此时观众和壁画之间没有任何物理距离，周身被壁画环绕。北壁的夫妇宴饮图，东壁的鞍马仪仗图，西壁的牛车出行图，以及南壁门洞左右两侧的鼓吹图展现眼前，细心的观众甚至可以看到壁画上盗墓者留下的割盗的线条，但夫妇宴饮图上女主人已经缺失，但山西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并未做过多修复，这也体现了中国壁画修复的理念，抬头向上，墓顶壁画的四神图和十二生肖图虽距离观众有些距离，但依稀可见。

然而，出于文物保护考虑，观众想要真正走入复原墓室并不容易，为了减少排队等待时间，上海博物馆此次采取了现场预约的参观模式。每日9时和12时30分，预约在一楼指定地点预约当天上午和下午的参观名额，并凭有效身份证件现场验证，届时需要观众严格按预约时间段，提前5分钟排队等候参观。墓室的展览空间约为7-8个平方，预计每次仅可容纳6人参观。

而展览现场影音室内将播放一段对于壁画发掘和研究情况的视频，不仅排解了等待的时间，更帮助观众全方位的了解壁画。

娄叡墓或为“画圣”杨子华作品，体现北齐艺术造诣

当大众目光聚集在“水泉梁”复原墓室时，对面玻璃展柜内展出的《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实则更不容错过。东安王娄叡是北齐鲜卑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墓室中宏伟壮观的壁画，堪称古代绘画艺术杰作，也为北朝绘画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娄叡墓壁画内容丰富，涉及的事物众多，充分体现东安王娄叡骄奢淫逸的生活。画师技艺高超，善于绘画鞍马人物。此次上博展出的壁画被推测为“鞍马游骑图”中的出行场面。画面线条流畅，画中人物或策马扬鞭，或勒缰回首，或驻马凝视。前后呼应。导从有序。人物形神毕肖。把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物塑造得富有个性。画图中马匹转侧腾跃，扬首缩蹄，翘尾振缨，生机昂然，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的风土人情，戎马生涯。此次展出画面中，有一匹马在受惊的时候，边奔跑边排便的生动场景恰好可对照上海博物馆一件“西汉八牛储贝器”中马的相似动态，而且此马与韩干的《照夜白》相比，也不逊色，足见画家深人生活。观察人微，技艺精湛，画出了浓厚生活气息。

绘画意义上，娄叡墓壁画中包含了顾恺之《洛神赋图》的构图，把人物、马匹刻画得惟妙惟肖，体现了“以形写神”的绘画思想，此次展出中着白袍者枣红坐骑，右腿前伸，左腿屈向后抬，胸部转向左侧，两耳迎向后听，似窥探动向，听命待发，生动地描绘出一匹机警劲健的战马神态。

在此幅的人物表现上，枣红坐骑上着白袍者驻马回首的紧张神情，衬托了红袍长者信马徐行的态势。画家艺术修养的高深可见一斑。北齐国祚虽短，但绘画却颇有建树。著名画家就有杨子华、曹仲达、展子虔等多人，在北朝画家中也占据优势。其中善画鞍马者，也当首推杨子华，《历代名画记》记杨子华画马夜鸣也是其佐证。比较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宋摹本），娄叡墓壁画体现了杨子华的绘画风格，甚至被学者认为是杨子华所作。

无论娄叡墓壁画出自谁之手，但其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尤其是其单线勾勒、重彩填色的中国画特点十分突出，凹凸明暗的晕染法的运用也相当纯熟。而北齐的绘画风格和艺术造诣传入隋唐，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金元墓室壁画，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日常

山西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北朝时期山西由北方草原民族统治，这些壁画中也体现出汉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关系——两者互相融合。经过唐代的大一统，北宋以后狼烟再起，女真族对中原虎视眈眈，入金以后山西不再成为边关。为了逃避纷飞的战乱，各民族又一次涌入山西。到了元代，“马上民族”一统中华。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再次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这个部分的墓葬壁画中大多都会有墓主人的形象出现，他们往往是当地的士绅、富户。

但在墓室壁画中，也可以窥见当时政治的走向，上海博物馆展览部此前金靖之特别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到了《忻州南呼延村壁画墓》，此次在展示的五块壁画中，有三幅是牡丹图，两幅为元代的词：一幅是元好问的词，另一幅是致敬元好问的一首《鹧鸪天》，里面用了张养浩（1270-1329）的名句“无穷名利无穷苦（恨），有限光阴有限身”，来抒发胸中的情感。“忻州南呼延村壁画墓”的墓主人姓孟，但元好问是鲜卑族、拓跋氏，但他在金代做官，金代灭亡后他借诗抒发亡国之情。汉族人孟氏的墓葬中也借助了元好问的词，来抒发复国无望的心情。

而有读者提出，“在该墓葬是元代的，元之前山西属于金朝。孟氏自然生活在元好问之后（元好问也是山西忻州人），虽然孟是汉族人，但他至多是金朝遗民，只能是抒发对金国的亡国之情，为什么会抒发‘宋代灭亡之后’的情呢？”的疑问，金靖之也特别给出了解答：

汉族人孟氏借鲜卑人元好问的诗怀念汉代统治的王朝也是正常的，就当时而言，民族界线并不如现在想象的激烈。就百姓的生活而言，皇城上挂什么旗，并不重要。但孟氏是文人，他的墓室想抒发当时的情感，但抒发之时他并没有在意元好问的身份。

除此之外，在“人亦黄土”中，宋代《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的壁画描绘了墓主人年少时离家谋求仕途，老来还乡隐居故里的理想人生，同时还营造了墓主人仙逝后的来生世界。金代的《平定西关村M1壁画墓》和元代中期的《阳泉东村元墓》墓室平面都呈八角形，墓室主体壁画经修复后共有八块。这两组壁画作品内容较为世俗化，所描绘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有夫妇对坐、备茶、杂剧表演、驮运、马厩等日常画面，旨在营造一座热闹、温馨的“吉宅”来保佑他们的家人安康富庶。

金靖之在向“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解析展览理念时说，“天似穹庐”、“人亦黄土”两部分的墓室壁画皆表达了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因为墓主人身份和墓葬风俗的不同，也似北朝和宋金元墓的规制和大小也不同。山西在北宋后并非政治中心，却成为了经济贸易的中心，所以其中有很多豪商，且因为民族的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墓葬习俗。相对北朝，宋金元时期多为薄葬。虽唐代的墓多为厚葬，但主要在陕西，山西并不多。所以此次展出的山西壁画没有唐代部分。而展览的两部分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了汉文化融入了北方草原少数民族文化后的蜕变和融合。且比起北朝时期恢弘的壁画，宋金元壁画更像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一些生活用具和食物，今天还在山西留存。

日常维护、线上展览、讲座研讨，多维度呈现山西壁画

壁画经过了上千年岁月的洗礼，是一种脆弱易损的文物。虽然壁画经揭取保护处理后初步达到了稳定状态，但它们对环境变化依然非常敏感。为了保证此次展览中壁画的安全，上博文物保护科技中心的技术团队从展柜的制作、温湿度监控、照明调节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保障。在保证展示效果的同时，根据不同展柜的需求，放置了调湿剂和调湿器，让长期处于山西相对干燥气候中的壁画，到了上海也能安然无恙。

此外，为了让更多观众了解山西壁画艺术，上海博物馆官网（www.shanghaimuseum.net）还将推出网上展览，虚拟还原相关墓葬壁画的原状，通过多媒体手段表现这些壁画从发现、揭取到保护性修复的全过程，反映珍贵壁画“重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展览期间，由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复旦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协办的“空间、图像、思想——壁画研究的维度和方法”学术研讨会暨《壁上观——细读山西古代壁画》新书发布会，将于?2017年12月27日至2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外，围绕各地出土墓葬壁画艺术及对壁画材料的解读，上博将邀请业内知名专家举办十几场专题讲座。为了全面展现山西之美，上博“博物馆游艺”项目还将举办“山西古建摄影大赛”、“国宝山西”等各类主题活动，观众可通过上海博物馆官方网站及上博官方微信平台（公众号：SH-Museum）了解活动详情。

澎湃新闻2017-11-30

梁思成发现唐代佛光寺东大殿80年，文物界制定十年保护方案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古建筑，曾被发现者梁思成誉为“中国建筑第一瑰宝”。殿前大中经幢上写：“大中十一年十月卄 建造”（857年），此时正是东大殿建成1160周年，也是梁思成先生发现东大殿80周年之际。2017年11月29、30日，据一直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清源文化遗产”报道，国家文物局相关处室、山西省文物局、关注佛光寺文物保护的专家、佛光寺保护工作组再次汇聚佛光寺，在现场勘察东大殿的保存情况后，于太原召开研讨会，初步制定了一个为期约十年的保护研究工作计划。

佛光寺是世界遗产五台山的重要文化遗存组成。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殿堂式木结构建筑，其现存建筑构件大部分为唐代原构，殿内保存有唐代塑像、壁画、题记，被梁思成先生称为：“四绝”和“中国建筑第一瑰宝”。

根据目前的勘察研究分析，所知的历史上东大殿修缮活动共约16次，平均每隔约70年对东大殿或其像设进行一次重修，约每200年进行一次较大的修缮工程。最后一次对东大殿建筑结构的修缮活动发生在清末到民国初年，距今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根据CHCC团队编写的《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2011年，文物出版社），东大殿部分构件残损较为严重，后檐部分存在明显的沉降问题。部分构件腐朽、开裂等残损较为严重，尤其是草栿内部分槫子存在较为严重的位移与腐朽开裂问题，椽子、望板（栈条），腐朽破裂严重，苫背层出现了多处的空洞。

建国后，虽然山西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定期为东大殿瓦顶进行勾抿除草等保护维护工作，基本保证了多年来东大殿文物的安全。但由于东大殿长久积累的残损问题，安全隐患一直存在。

2017年8月底，五台山地区出现了连日暴雨，佛光寺东大殿屋顶出现渗漏情况，国家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极为重视，立刻来到佛光寺，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对策。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立即组织了对东大殿的屋面抢险遮盖工程，并随后对东大殿瓦顶进行了紧急保养维护工程。2017年11月30日上午，在太原召开的“佛光寺东大殿保护研讨会”，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成了“佛光寺保护工作组”，

工作组对佛光寺东大殿的保护初步制定了一个为期约十年的保护研究工作计划，以及保护方案。

力求通过详细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贯穿整个文物保护工程的全过程。十年保护计划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修编佛光寺文物保护规划。

2. 佛光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

3. 持续对佛光寺内所有建筑保养修缮。

4. 整体安全防护网体系建立。

5. 佛光寺数字化与实物性展示。

6. 佛光寺周边自然灾害治理。

7. 建立“山西早期建筑研究中心”。

8. 开展佛光寺东大殿的保护与研究：

保护工程实施前期勘察研究；

保护设施建设及相关监测研究；

东大殿本体保护方案研究；

保护工程实施过程中的研究及展示；

工程完成后的持续监测、展示与研究成果出版。

佛光寺东大殿保护的五项方案

一、佛光寺东大殿屋面保护设计方案

工作组介绍了从2005年勘察至今，东大殿的残损问题综述。并重点对椽子、望板、苫背、瓦顶的保存现状进行了评估。根据东大殿目前面临最直接的渗水漏雨问题，初步制定了揭顶修缮保护方案， 对东大殿的瓦顶进行修缮保护，重点对苫背材料和工艺进行研究，并对残损严重的构件进行逐一的勘察研究及保护措施，需要根据前期研究成果与监测数据最终确定东大殿整体保护实施方案与研究工作。

二、佛光寺东大殿保护工作棚设计方案

参考借鉴日本在重要古建筑保护工程中建设保护棚的经验，工作组提出在严谨缜密的研究设计基础上，为东大殿建立一座保护设施，为东大殿提供一个相对长期的稳定空间环境，供东大殿前期研究与保护工程开展使用。该保护设施需具备遮风避雨、文物保存、工艺加工、监测分析的功能。在该保护设施内对东大殿所有的文物进行详细的研究记录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制定完善的保护方案，通过符合文物保护基本原则的保护工程最终将东大殿恢复到稳定的状态。保护棚是为东大殿保护研究工程所做，具有可逆行，在保护工程完成后，保护棚即可拆除。

三、佛光寺塑像壁画数字化勘察技术方案和阶段成果汇报

2015年， 受山西古建所委托CHCC团队启动了佛光寺塑像、壁画数字化勘察研究工作，工作对象主要是“四绝”中的塑像、壁画、题记，以及大木构件表面彩画等内容。东大殿内留存了唐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彩塑壁画，其中唐代彩塑34尊，明代彩塑近三百尊，历代壁画内容多为佛教故事，画风极其生动。东大殿内还留存有从唐至清的墨书题记数十处。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东大殿这座世界上最重要木构建筑的历史信息与价值组成。与大木结构相比，这些文物更能反映出东大殿从建成至今一千多年各时期的历史痕迹，在仔细的分析研究逻辑推演下，项目组初步分析了东大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置变迁。还对东大殿营建之初的设计理念、营建尺度、空间格局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初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数字化勘察设定了对塑像、壁画、彩画数字化测量的指标，以及对结构宏观勘察、颜料成分微观分析的方案。期待该项工作在全面展开后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四、佛光寺展示初步设计方案

希望在东大殿保护工作开展后，仍能向游客展示佛光寺东大殿的文物信息，特别是希望通过展示保护工作过程中的发现，向公众传播保护的理念与方法。初步方案包括实地展示、导览系统以及线上展示的系统方案。对整个保护过程进行系统的监测与研究记录，并通过数字化展示的手段，实时直播展示部分保护工作的内容，将保护过程的最新发现与成果向公众展示。工作组目前初步设计制作了一个VR导览器——“与大师相遇佛光寺”，目前投放在佛光寺开始试用，根据使用效果反馈进一步调整展示计划。

五、佛光寺东大殿本体和环境监测方案

目前工作组为东大殿编制的监测方案已经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国家文物局于今年8月公布了批文《关于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文物本体及环境监测设计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17〕1424号，批文中要求对东大殿进行针对性的监测，为下一步保护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监测工作目前已经初步展开，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对比大木结构十二年来的变化（2005~2017）。分析东大殿的构件沉降、形变和残损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根据分析结果对结构薄弱点进行针对性的形变与残损监测。并且同时，在东大殿旁边初步建设实时气象监测设备，分析冻融、雨、雪、风、温度、湿度变化对东大殿文物的影响。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一致认为：

1.佛光寺东大殿价值巨大，无愧于“全国第一国保”的称号，对于东大殿的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2.东大殿的保护工作应定义为：“研究性保护”，所有的保护工作应该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保护工作开展前须明确保护工程的范围、性质。

3.研究性保护工作需要组建强有力的管理、研究机构，保护研究注重多学科的配合，重视工匠的选拔与培养，设定合适的保护管理模式。向国内外类似的文物保护研究工程学习先进的经验。

4.佛光寺东大殿的保护要在理念上采用最科学化的分析研究方法与决策制定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应采用传统工艺技术与现代科学手段相结合的保护技术措施。

5.赞同保护棚的建设，该保护棚既是一座预防性保护设施，同时也为保护、研究、工程的开展提供了完善的平台。建设前需要详细研究东大殿所在台地的基础状况，工程中要充分保障台地的安全稳定。

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佛光寺东大殿恢复健康，益寿延年，并通过保护过程的研究、发现、阐释，将东大殿所蕴含的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价值发扬光大。

澎湃新闻2017-12-2

昆明学院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博物馆：“小”博物馆里的“大”世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将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作为云南省首家湖泊生态文化博物馆，坐落于昆明学院的滇池流域生态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湖泊流域生态文化的挖掘、传承，助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聚焦】

最大程度还原滇池民居原貌、文化

为了彰显“滇池特色”，博物馆入口浮雕墙和大门设计遴选了“龙门、跑马对调、宝珠梨、捞海肥”等生态文化元素。走进博物馆，诵读着被誉为“昆明人写成文字的清明上河图”——《滇池赋》，通过狭长的序厅，立刻就走入展馆的“时光隧道”之中，滇池流域的历史变迁历历在目。那些蕴含在民族民间文化中的生态文化，有关滇池流域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元素，有关居民习惯和经验中的生态认知，不断被寻觅、被探索的湖泊治理与保护的答案等内容，经过系统化的整理正记录和叙述着滇池的变化。

滇池流域在地质学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它的地层层序非常完整，生物化石也非常丰富。滇池（湖泊）污染防治合作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钱春萍告诉记者，整个博物馆按照滇池流域作为建设的特定区域，以“生态文化”作为建设的特定主题，展示滇池流域自然、社会、文化、产业、景观生态等主要内容。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滇池民居原貌、文化，昆明学院的师生们不仅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滇池周边调研水土资源，还深入滇池周边民居，希望把滇池最原始的面貌还原到大众面前。

【聚合】

全方面、多角度呈现出滇池生态文化

据钱春萍介绍，整个博物馆采用了国内外现代生态博物馆的理念，结合传统博物馆经验进行建设。博物馆共分为：1个主题馆、8个分馆、1个信息平台、2个生态体验区和8大类生境现场。馆内模拟设置了地层场景，绘制了各个时期在滇池流域具有代表性的生物，其中包括：筇竹寺的三叶虫、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鱼类——海口鱼等，模拟地层里还放有不少的化石展示。

展区里还专门布置了古人为防治水患而建立的闸道，滇池流域的传统建筑“一颗印”民居被缩小之后搬进了这里，模拟再现的滇池码头的场景总是引人入胜，精心设置的滇池变迁发展纪录片将“变迁”与“传承”娓娓道来，电子沙盘让人既可以平面欣赏到滇池流域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变动展示的形式观看到滇池每一次细微的变化……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直观的领略生命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也可以感受到全方面、多角度的滇池生态文化。

【聚集】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功能日益显现

该博物馆不仅成为培育和弘扬绿色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也逐渐成为激发昆明城市文化自信的一个极为活跃的因子。钱春萍表示，博物馆的建成为滇池治理与保护的宣传教育提供了有效载体，通过对滇池流域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元素，民族文化中的生态个性、居民习惯和经验中的生态认知的发掘、整理和系统化，初步奠定了构建滇池（湖泊）流域生态文化体系的基础，为传承滇池流域生态文化，促进滇池流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博物馆自2014年10月开馆至今，已接待社会各界及校内外师生20000多人，承担相关行业和大中小学的多项参观培训任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功能也日益显现。目前，该博物馆成为云南唯一加入中国水利博物馆联盟的博物馆，已成为“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云南省环境教育基地”、“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九三学社云南省委、昆明市委“科学之光教育基地”和“昆明市环保教育基地”……

鉴于探寻滇池治理与保护的答案，在滇池的防污、治理方面产生持续影响，2008年年末，昆明学院成立了“昆明滇池（湖泊）污染防治合作研究中心”，随后，滇池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成为学院滇池治污研究的突破口，学院也逐步搭建起交叉学科综合研究的平台，通过培养创新型人才及优质科研团队，致力于把该中心建成地方政府和企业湖泊治理与保护的战略决策智库，进一步为湖泊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保障与支持。

南方网2017-12-5

看见历史正在呼吸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的诞生

拂去岁月尘封，回眸历史沧桑。

历史有时是碎片，有时是断章。但这篇文章力图呈现出来的不是碎片，也不是断章，而是一段呼吸着的鲜活历史。

令人惊艳，令人心倾，我们目睹一座电力博物馆的诞生。

古城百年的一个侧影

秦皇岛地区最初有电，是在1912年。

当初，随着满清政府兴办洋务，筹建京奉铁路的需要，在山海关火车站内，兴建了北宁铁路电灯厂，供电范围包括站内办公室和宿舍照明用电，发电设备为直流220伏15千瓦发电机1台。

秦皇岛的第一盏电灯由此点亮。

民国初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秦皇岛地区老电厂、电站、营业所的旧址或历史遗迹，共有10余处。但主体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一处：海港区东港路60号院内西侧，原开滦矿务局秦皇岛发电厂。这也是秦皇岛市现存的最早的电力生产场所，隶属于开滦矿务局。

厂房是1927年动工的，英国人出资，比利时沙勒罗伊市电气工程工作坊设计。电厂1928年投入运行。

当初，工程分两期，到1931年底才全部竣工，负责向秦皇岛港口、京奉铁路秦皇岛火车站和耀华玻璃厂供电。

厂房砖混结构，地上两层，建筑面积1800余平方米。有两台1000千瓦发电机，配备低温、低压锅炉2台，年发电量298.8万度。

38年后的1966年10月，电厂停止了运行，设备被拆除。

此后，原南山电厂院内被三个有关部门的库房所占用。新千年之后，这里先后有三家汽车修理厂、两个小的机加工车间，另有100多位民工长期居住。

时光在2013年定了一次格。

这一年5月，南山电厂的厂房——巴洛克风格的主体建筑，被国务院纳入全国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定为A级文物。

两年后，南山电厂修复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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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供电公司（以下简称秦电公司）一位老员工这样说：

细说起来，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秦皇岛港口周边地区，有一片欧式建筑群。比如，耀华玻璃厂旧址。如今，那里经过修缮已经建成“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那儿曾是中国第一块机制玻璃的诞生地。还有秦皇岛开滦矿务局车务处，墙体也和南山电厂一样，是由枣红色缸砖建成，格调典雅庄重。

近些年《秦皇岛工业遗产保护规划》出台之后，老港口周边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原开滦矿务局俱乐部、开平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办公楼、南栈房、老船坞、京奉铁路桥，包括南山电厂等21处‘近代工业遗产’，申报并纳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雨后天空中飞架起一道彩虹

2014年深秋，秦电公司、秦皇岛市文物局，联合策划了“百年秦电”历史传承文化项目，着手对原南山电厂厂房进行抢救性的修缮，同时对所在院落进行统一规划。

这是一个周末。下了一整天的雨，傍晚时分停了，天空中飞架起一道彩虹。

躲着地上的淤水，五六位秦电公司管理人员在老厂房院落里遛来遛去。

众人围着老厂房，走走停停，指指划划，边走边议。

整整绕了一周后，有人提议：“咱们，再遛一圈儿？”

此刻，晚霞染红了西天，煞是好看。

数日后，经公司管理层一致通过，决定：依托老厂房旧址，打造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并在院落一侧翻建职工培训基地。

2015年春天，秦电公司找到一个有文物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了细致的结构的计算。6月初，土建队伍开始进入现场。瓦工、木工、钢筋工、管工、电工，各工种前前后后来了200多人，施工队伍的管理人员就十多个。

按规定，国家A级文物，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不在现场，一砖一瓦都不能动。

施工的第一个原则：“修旧如旧”。

抢修修缮的第一步：把已经全面糟朽的房顶，挑下来，换新的。

施工过程中发现墙体有不少地方破损严重，需要找些旧砖把墙面的窟窿补上。换句话讲，老厂房墙上的窟窿，没有原来的那种砖，很难达到修旧如旧。

原有的每块老砖，都是文物。这种砖，叫开滦砖（KMA）。

倒退百余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唐山创建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同时建砖窑烧砖自用。1912年，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合并，成为大名鼎鼎的开滦煤矿。

当初，唐山生产一种火泥砖。这种砖采用当地优质混合火泥（陶土），用新式西法制砖机、砖窑加工制烧，成品砖有棕红色、金黄色、咖啡色等。它表面有一层釉面，耐高温，耐磨，耐侵蚀，质量极佳。

这种开滦缸砖，常见于楼宇建造、地面铺设等。民国时期，开滦砖曾是中国出口量最多的工业产品之一， “KMA”是开滦矿务总局英文（Kailan Mining Administration）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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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项目经理这样说：

挖出砖后需要配色，让它的颜色与原来建筑的墙体颜色一致。先要去除原来砖体上面的标号，把标号里面的脏东西都剔出来，再放到背阴的地方晾干，然后从中选出与墙窟窿周边匹配的砖。

按照以前的工艺，先筛沙子，筛黄沙子，晒完以后的沙子配以前的白水泥，还不能按现在的工艺配，现在的工艺与修旧如旧有些距离。干活儿的师傅中，有几位的父辈耍了一辈子瓦刀，我们就让师傅们回家问问老人，原来的工艺是什么样的，然后开始尝试。经过不断尝试、调整，工艺才与匹配的颜色达到了理想状态。老砖毕竟有限，也不够用，施工人员就把老砖切成两片或三片，当贴片儿了。墙体一共是修补了390多处。

三根老枕木与一个火车头

修复过程中，几位在南山电厂工作过的老师傅，提供了一则信息，在厂房院落一侧，也就是在海港区东港路60号院内一侧，曾经有过一条运送煤炭的小铁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铁路受到破坏，电厂工人将其掩埋在废墟里。

这种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

铁路埋了有三米多深，整个都是表层土。这段铁路长度有323米，最顶头还留有3根老枕木。

早在1901年，这里便建成了秦皇岛最早的港口机车维修厂房，这条铁路便铺设于此。兴建南山电厂时，机修厂房拆除，但这条铁路一直保留，用以运输设备和燃料。

施工人员在恢复小铁路的过程中，还恢复出一个小站台。

铁路和站台，在院落里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建馆负责人有了新想法：能不能弄个火车头？

一位上级领导听了汇报后，连夜在网上查询了一下，心里有了底，一句话：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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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馆负责人这样说：

我陪着领导一起四下转了转，陆续也看了几家，也谈了几家。在唐山迁安地域，唐山钢厂所属的一个矿山附近，存放着几台老旧的火车头，一共有六个，我们看中了一台。这个车头是用汽车运输运到秦皇岛的。把车头分了三段，运过来现场组装，用了18天的时间。这个火车头，是唐山机车厂生产的，上游型工矿用小型蒸汽机车，这款机车共计生产了1700多辆，这是第1033号。

一份1925年的手绘厂房原始结构图

南山电厂始建于1927年，出图是1925年，建成于1928年。

这个老厂房的原始图纸在哪儿呢？能找到吗？

建馆的工作人员先后到唐山开滦煤矿的博物馆等处寻觅。他们在博物馆展板上，看见了一些南山电厂的老照片，就托朋友把电子版拷过来了。

这一天，众人到秦电公司档案室，查找资料时，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旧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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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在博物馆征集物件中后期的一天，我们来到档案楼，在一个堆满了杂物的仓库内翻到了一个写着“秦皇岛电力局”的铜牌。这就勾起了大家更多的愿望，我们几个人就分段儿翻找。我分的是短一点的货架，上面有很多图纸，下面看到一个木头箱子，一掀动箱子，盖子就掉了，合页都没了，那个盖子是扣在上面的，搬下来一看,还是图纸。

翻到下面，发现里面的纸张跟别的不一样，背面是白的，有内容的那面是蓝底的。打开细看，就是南山电厂外形的图纸，是手绘的建筑图纸和结构蓝图，上面全是外文，我赶紧拿出来，一看有11张。经过调查，确认这些图纸是比利时沙勒罗伊市电气工程作坊设计的，里面包括他们设计的一个效果图，都是手绘的，非常漂亮……

有的宝物在远方，有的则在身边。

在场馆修缮过程中，发现了七盏灯，是1928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原装灯伞。如今，一盏列为展品，剩余的6盏灯，高悬于展厅上方。

这七盏灯，亦被尊为镇馆之宝。

宝物的存在，有一个前提，两个字：保护。

当初厂房地面铺的是彩色的地砖，是从比利时进口的，如今还保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墙裙，是蓝色琉璃瓦的，历经近百年，依然光彩透亮，珍贵无比。

在展厅上空，还架着一部天车，也是1928年比利时生产的。这个天车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它是与南山电厂同龄的老物件。据老职工回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它还能正常使用。

两张珍贵的老地图

在博物馆的众多藏品中，有两张地图吸引了来这里参观的观众。

一张是日本人绘制的“支那资源点与运输路径图”，另一张是山西省介休县地图，清末绘制，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标有电力线路的地形图，都是珍贵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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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工作人员这样说：

日本人绘制的这张图，是我国煤矿资源的分布图，是手绘原图，是我们从民间收来的。它清楚地记载着每一个煤矿离出海处的距离。

日本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甚至再早几年，就把中国几乎所有的煤矿资源所在地，以及运输道路，最终到达日本的通道、途径都掌握得清清楚楚。

另一张是山西省介休县地图，是朋友托朋友寻找到的。这张图的收藏者在千里之外，我们想要，人家不愿意给。我给人家打了七八回电话，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图，先放在我们博物馆展览，主人什么时候想要拿走，随时可以拿走。

后来，这张图从千里之外，顺丰保价发了过来。

展陈大纲历经18次修改

2015年底，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初具规模。

博物馆最显著的建筑标识，是厂房东侧高大的山墙，酷似澳门圣保罗教堂大三巴牌楼。

博物馆全部占地面积36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110.46 平方米，展陈空间2151平方米。设有历史馆、科普馆及室外展。

博物馆外北侧，为室外设备展区，展示的是一座老旧110千伏老变电站——南李庄变电站的全部室外设备；南侧展区展示原铁路、站台及老火车头。

室内展区以秦皇岛点亮第一盏灯启始，从电厂建设、供电线路建设及机构变迁三个方面，详述了秦皇岛电力百年历史。展品涵盖了清末、民国等不同时期的电力设备、地图、图书、票据等1000余件珍贵文物。

布展工作庞杂繁复，时间持续了28天。

此前，《秦皇岛电力博物馆陈列大纲》历经18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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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电公司办公室负责人这样说：

做博物馆资金很紧，我们请了一家知名的公司帮助设计展厅，他们要的设计费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接受能力。我和这家公司谈了四次。我告诉他们这个博物馆也是以后他们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最后我们终于以满意的价位签下了装修合同。

我们的整个布展方式，都比较现代，没往墙上和地上打一根钉子，都是用展架的形式，内容随时可以调换。整个布展就是简易式的展柜加展板，没有高大上。

这一天阳光明媚

2016年1月10日，无风，阳光出奇的明媚。

秦皇岛电力博物馆，开馆。

秦电公司管理层全体工作人员，站在大门两侧，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人们满脸喜悦地涌进展厅。

在大厅左侧的巨型环幕前，众人驻足，共同观看《秦电百年》专题片。

百年秦电历史，浓缩于此。

随后，众人跟随讲解员在展板前缓缓前行。

也有人在各展厅中疾步穿梭，是想看看自己捐献的老物件在哪个展柜中。

一位身材瘦高的老人拉住讲解员，走到一幅挂图前：“刚才跟别人聊了几句天儿，这段儿没听全。”

讲解员笑了，然后重新讲解了一遍：“这是一张中国电力分布图的复制件，原件现存于国家电网公司档案馆。它是1948年对外发布的，您可以看到，在它上面标注的一号电厂，就是我们所在的南山电厂。十分巧合的是，1998年我们国家再次对100万千瓦以上机组进行梳理统计时，仍然是将一号电厂的位置锁定在秦皇岛，也就是新建的秦皇岛热电厂。”

张文睿 陶蓉

秦皇岛报纸2017-12-4

开馆首日1.3万人涌入新湘博“尝鲜” 高科技互动让你与文物玩起来

开馆首日1.3万人涌入新湘博“尝鲜”

陈列最大特点：这里的文物会“讲故事” 最大亮点：高科技互动让你与文物玩起来

暌违5年，11月29日下午1时，全新亮相的省博物馆(以下简称“新湘博”)正式对公众开放。新馆的陈列展区面积、场馆功能和服务能力全面升级，推出的两大重磅陈列展中，大多数珍贵文物系首次展出，辛追夫人重回世人视线。当天的大雨浇不灭观众观展热情，开馆当天下午进馆1.3万余人次。馆方工作人员呼吁市民错峰参观，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来观展。

抢先看

首日1.3万余人次参观

新馆建筑设计以“鼎盛洞庭”为创意源泉，从鼎的意象、气势和文化精神内涵入手，转化出新馆建筑外形。

得知新湘博29日下午1点正式对公众开放，上午11点，65岁的杨诚老爹爹就早早站在博物馆大门外伸头向馆内张望，不时举起手机拍照。“终于等到它开馆了!迫不及待地来一睹风采。”记者在与他的攀谈中了解到，他家就住在博物馆附近，他常去博物馆里逛逛，儿子和孙子在杨爹爹的影响下也成为了文博爱好者。

从中午开始长沙下起大雨，但是大雨也浇不灭观众的观展热情，记者在现场看到，撑着伞排队等候入馆的人流排到了大门外。

白发苍苍的老人、还不会走路的婴儿、成群结队的学生……馆内人气爆棚，工作人员不得不时时提醒观众“不要停留过久，保持游览速度”。

蒙在辛追夫人棺盖上的红布被掀起，向观众露出她的真容。来自山东的张先生在长沙开会，特意安排时间参观省博物馆。在辛追夫人遗体前驻足良久后，他高兴地说：“这次来长沙，满足了。”

宽袍大袖，褒衣博带……许多汉服爱好者身着汉服来参观展览，其中部分人还在大厅中表演起汉朝歌舞。

据统计，开放首日下午进馆人数达到1.3万余人次。记者获悉，开馆的前三个月为试运行阶段，每日限量观众1.5万人次。

新陈列

复原场景，这里的文物会“讲故事”

在专业灯光的配合下，展柜玻璃远看洁净透亮，近看却“消失”了。文物仿佛触手可及，一下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

新馆重点推出了“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和“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大展览。

“长沙马王堆汉墓”采取讲故事的形式让文物说话，详细解读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帛画、丝织品、漆器、乐器等重点文物。比如在汉代漆器的漆案、漆盘、漆杯是如何摆放的，在布展时就怎么摆放，以便让观众直观了解汉代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体会汉初文明所呈现的辉煌以及在科技等领域的成就。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在“中国大时空”的背景下检索湖南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4000多件(套)文物展现湖南社会生活及文化发展。

道路中古朴的六朝青砖路面，是2012年从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切割而来的。会同古民居，从建筑本身到室内陈设都全部搬进展厅内。大家惊喜地走上前去观看、抚摸。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段晓明表示，新馆陈设的最大特点是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说话，让文物来讲故事。“在‘湖南人’陈列中，说到‘松下半碗茶’，就把这种生活场景通过实物摆出来，看看当时人们是怎么喝茶、聊天。比单单一件器皿，这种展览方式能让观众更有共鸣。”在段晓明看来，不仅让观众看到文物，还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当时的人物怎么用，这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新亮点

高科技互动让你与文物玩起来

在整个展区记者发现多个高科技互动教育区，在这些区域可以让观众与文物玩起来。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展区，记者看到这里有一个互动区域引来众多年轻观众参与互动。原来是博物馆将《引导图》做成了电子临摹图，电子屏幕上一边介绍《引导图》是现存最早的彩绘引导操练图，其上男女老少44人做健身运动，或坐、或站，或徒手导引，是既健身又有治病之效的养生操，一边是动画演示。观众可以在一旁跟着动画学习《引导图》中的引导操。

最令全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出土了辛追夫人遗体的1号墓复原墓坑的投影动画。1：1复原的墓坑高近17米，纵贯3层展厅。动画采用多台投影融合技术，将辛追夫人棺木和T形帛画上的图像投影在棺椁和“墓坑”的墙壁上，恢弘的乐声中，当时人们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永生的期盼跃然而出。而脚下的玻璃地面让有人走玻璃栈道的感觉，观众在观展时还能体验到一点点刺激。

观展

拜见辛追夫人是参观“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压轴大戏了。在见到辛追夫人之前，观众会看到在近17米深的“墓坑”边，通过3D技术了解汉代棺椁陈放设置，再去到展示辛追墓出土的一椁四棺的展厅，最后下到一层才能看到辛追夫人的遗容。

除了布展方面的亮点外，记者从位于博物馆前坪的观众入口进入B1层发现，这里别有洞天。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公交或步行前来的观众一般从大门进入，然后凭身份证在一楼的入口处刷卡进入大厅;而开车前来的观众，则从博物馆大门两侧的车辆入口处进入地下停车场，然后从地下B1层凭身份证刷卡上到一层大厅。

数说

新湘博陈列展览区域面积从原来的5600平方米增加到27265平方米，公众与教育服务区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米增加到21370平方米。预计年观众接待能力将提高到250万至300万人次。

温馨提示

东风路下午3点堵上了

这些地方可以停车

29日下午3点，既不是早高峰也不是晚高峰的时段，长沙东风路开始拥堵，因为备受关注的新湘博开馆了。

开福交警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刘清介绍，由于馆内仅有约400个停车位，远不能满足游客需要，而东风路原本就不宽，全线禁停，部分驾驶员不清楚附近停车场位置，导致车行缓慢。

刘清建议，市民前来新湘博最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开车过来，可以停往附近停车场。“烈士公园西门对面停车场有100多个停车位，体育馆路便河边停车场有约400个停车位，东风路省民政厅对面停车场有300多个停车位。此外，已经开业的CFC富兴时代停车场已经开放了2000个停车位。”刘清说，如果在东风路违停，将面临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电力连线

远程监控保新馆供电

29日新湘博开馆。而在长沙城的另一处，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客服中心工作人员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关注着新馆供电线路运行状况。

为确保该项目如期开馆用电，国网长沙供电公司客服中心提前介入，在优化供电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送电里程碑计划，定期通报情况，临近送电里程碑日前两个月主动上门沟通了解项目用电进展，主动对接和统筹安排等，全程跟踪做好送电保障。

罗诗琪 记者 陈月红

华声在线2017-11-30

回望历史，让博物馆的国宝“活起来”

上周末，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在央视首播。这档耗费两年时间研发制作的节目此前就因集齐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九家最具分量的国家级博物馆（院）而引发广泛关注。开播首期，节目便在豆瓣上取得了9.3分的高分。清华大学新传院教授尹鸿点评说，“文物讲述故事，故事浸透文物，明星与戏剧形态结合，实现了文化类节目从抽象感受到具象表达的转化。回望历史，诠释文化，可以说是真正中国式的节目创新。”

模式设计“混搭”，

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绝非扁平、冰冷的物件，它是沉淀了如梭岁月的记忆之书，它是承载了万象光辉的民族基因宝库。《国家宝藏》这档节目的初心就是“让文物活起来”。

以往人们了解文物，大多是通过参观博物馆的方式。即便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积极升级布展方式和手段，但人们能获取到的信息还是有限。如何才能在一期节目的时间里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最大程度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呢？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和她的团队探索出了这套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戏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

以首期节目中故宫国宝——各种釉彩大瓶这一部分为例，节目组把嘉宾请到故宫博物院陶瓷馆，让真人秀导演给国宝守护人王凯布置任务——寻找“中国瓷母”，跟随王凯在陶瓷馆里兜兜转转，看似漫无目的，但实际上这一环节正是编导精心铺排，为国宝的前世传奇故事做前情铺垫。

在随后的前世故事表演里，王凯扮演的乾隆皇帝与“穿越”而来的雍正、王羲之、黄公望雄辩各种釉彩大瓶是否有过度浮夸的问题。整段演绎台词信息量极大，不仅有对各种釉彩大瓶的介绍，更包含许多和乾隆皇帝生平有关的趣闻轶事。

乾隆皇帝喜欢盖章题跋的这件事，节目组不仅把它引入节目，甚至还大开“脑洞”，“邀请”两位“受害者”王羲之和黄公望前来“现身说法”，一本正经地让九大博物馆（院）馆长一起来评价。正如王凯所说，乾隆硬要把17种烧制工艺运用在一只瓷瓶上的做法看着很任性，但从中透露出的单纯，和想要炫耀国家强盛、工匠伟大的执念却是很珍贵的。经过这样一系列的合理想象和编排设计，那个在博物馆展厅里拥有冗长介绍的各种釉彩大瓶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挖掘人文关怀，

让文物暖起来

如果说《国家宝藏》的第一大看点是镇国之宝和它们背后的故事，那么这档节目的一大惊喜无疑是在追溯完“前世”之后让人看到了它们的“今生”。

首期节目中，国宝守护人梁家辉从国宝石鼓引出了故宫守护人梁家五代父子的故事。1931年，日军侵华，为了保护故宫博物院里的百万件国宝不被日寇洗劫，故宫人决定将一万三千箱文物南迁。梁家第一代故宫守护人梁廷炜辗转全国16年，将石鼓护送到南京。抗战胜利后，他的儿子又将石鼓毫发无损地运回北京。如今，梁金生老先生作为梁家第五代故宫守护人继续守护着石鼓和故宫的其他文物。

从一件石鼓，观众们认识了梁金生先生祖孙五代故宫守护人，若是要把故宫186万件宝物的故事一一道来，这得是多少人、多少家的代代传承？当新老几代国宝守护人一同宣读1931年的《故宫守护队队歌》，几乎没有人能不为这样的画面所动容。

《国家宝藏》节目组对人文关怀的挖掘层层递进、丝丝入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观众的情绪被一点点调动起来，真挚的情感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国宝一脉相连，仿佛冰冷的石鼓也有了温度。

看完之后很自豪，

让文物秀出来

谈及为何选择博物馆作为综艺节目切口，于蕾介绍说，“西方人与博物馆非常亲近，而我国大众的文化生活与博物馆是有距离的。”于蕾认为，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语态问题，“我国博物馆给受众讲解文物的表达不那么有趣，令大家感觉文物封在博物馆里，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做一档节目，让它成为有趣的讲解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原来这么有意思，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这么多‘好东西’。这个‘好东西’，也许就是一块石头，一根竹简，但它代表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于蕾坦言，“它带来的历史变化是叹为观止的，它会告诉你身为中国人的精神维度。”

“希望看完节目的你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我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每一件文物背后真正的价值，不是它值多少钱，而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以及它所代表的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于蕾说。

新华日报2017-12-5

京津冀中小博物馆尝试联合办展

近日，京津冀5家中小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化身为卡通形象 “登上”北京正阳门，总结了近两年来京津冀中小博物馆在“合纵连横”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此外，由京津冀10余家中小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国达人主题游”也作为一个新产品推出。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京津冀地区有200余家各类中小博物馆，但由于地理位置分散、文物少、知名度低、观众不足等问题，独立经营面临很大的窘境。而“合纵连横”成为中小博物馆生存发展的一种新尝试。

中小博物馆也有“明星”文物

在此次展览上，很多观众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这些中小博物馆。

出自于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简称西周馆）的“牛头鬲”，周身采用七个牛头做装饰，构思独特，造型以高浮雕修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中较为少见。很多观众听说过西周燕国外交家伯矩，但没有见过这个历史名人的“鬲”，更不知道这个牛头鬲出自西周馆。

同样，于1966年出土的铜铺首是目前所见我国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铺首，为兽首衔环造型，兽首主体为饕餮，此燕国代表性器物出自于河北的一家小博物馆——易县博物馆。

目前，京津冀地区约有200家以上的中小博物馆，此次参展的中小博物馆中，还有以展示老北京历史文化和博物馆文化创意为特色的正阳门博物馆；藏有近20万件民间工艺品及近现代历史文献的天津博物馆；以展示廊坊6000年历史文化为主的廊坊博物馆；诉说易水之滨8000年人类文明历史的易县博物馆……这些中小博物馆，虽不如国家大型综合类博物馆“藏品多、知名度高”，但都有自己的“明星”文物。

京津冀各家中小博物馆就像是一个个散落在燕赵大地上的文化明珠，虽有独特历史价值，但因为是“地方特色”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并不多。

在这次展览中，以汽车文化为特色的北京汽车博物馆；以世界电话通讯史为特色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以彩陶瓦当为特色的古陶文明博物馆等“主题博物馆”也加入进来。虽各有特色，但很多中小博物馆每年的观众量几乎不及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的十分之一。

独立运营境地尴尬 有些冬季没钱取暖

虽然放在一起看，各个博物馆各有千秋。但每个博物馆在独立办展时，则处于“资金缺、文物少、知名度低、观众不足”的尴尬境地。

与“国字头”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相比，“资金缺”已经成为中小博物馆普遍面临的问题。据了解，很多省级综合类博物馆每年的运营经费都在七八千万左右，有些国字头博物馆则有一两个亿甚至更多的资金保障。而中小博物馆则不得不面对每年将近百万元的运营经费，别说没有文物征集或修缮经费，有些县级博物馆甚至没钱支付冬季供暖费。

除了资金缺，很多中小博物馆还面临“文物少、知名度低”等问题。地处北京房山区的西周馆就是一个例子，即便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北京城的发源地，“但因为是 遗址类博物馆 ，文物稀少，再加上位置偏远，每年来参观的人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西周馆办公室主任刘海明感慨地说。

“中小博物馆之所以小，除了场馆面积小，还因为文物也不多。”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战修介绍说，由于一些精品文物都集中在省级博物馆中，这些中小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屈指可数。同样，易县博物馆，因为目前仍处于试开放阶段，知名度同样不高。廊坊博物馆则因为文物以“廊坊历史”为主，相对来说“比较小众”，观众量也难以突破。

“合纵连横”共讲“燕国故事”

没有珍贵文物，没有足够资金，没有大博物馆的社会名气，大型博物馆“从1到n”的规模化办展路线，在中小博物馆这里是走不通的。想要提供更多展览、吸引更多观众，中小博物馆只能尝试“以展览换展览”的交换方式，增加展览次数。

2015年西周馆与京津冀精品文物展同台办展，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战修当时任西周馆馆长，他通过“借助展板、视频、场景等方式讲述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个月内吸引了3万多游客，接近西周馆一年的接待量。从那时起，关战修决定“游说”京津冀各中小博物馆，以共同的历史主题将各馆展览串联起来，使京津冀博物馆形成系列历史文化展。

京津冀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地缘政治与合作传统，借着“协同发展”的东风，三地中小博物馆“共建合作主题”、“共讲燕国故事”，各馆自选一件“明星”文物，依据文化元素，拟人化设计成卡通代言人——“燕国达人”，并联合开展“燕国达人主题游”活动。每一个热爱燕国历史的观众，都可以自愿加入“燕国达人主题游”活动，沿博物馆路线开展“游学”、“研学”活动。

在同一个主题故事下，观众在京津冀多家博物馆之间互相转、互相看，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展览的故事性与趣味性，这种合作形式就好似现代版的“合纵连横”。关战修认为，“燕国历史故事”是一条文化丝线，把散落在燕赵大地的博物馆明珠穿成一条文化项链，使其社会影响力与文化价值陡然提升。这种跨地域的品牌合作，以共享模式填补了文博界的空白。

记者 刘婧

北京青年报2017-12-3

湖南省博物馆开馆首日：参观者爆棚 文物会“说话”

全新亮相的湖南省博物馆开馆首日

万人竞赴“千年之约”

暌违5年，湖南省博物馆盛装归来。11月29日下午1时，全新亮相的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新馆的陈列展区面积、场馆功能和服务能力全面升级，推出的两大重磅陈列展中，大多数珍贵文物系首次展出，辛追夫人重回世人视线。

上午，长沙的天空下起了大雨。开馆前两小时，从省内外赶来的群众就撑着伞排队等候，队伍绵延近百米。截至当日下午5时，入馆参观者达1.3万余人次。

场景复原+高科技：文物给你“讲”故事

下午1时刚到，省博物馆大门打开，等候已久的人们鱼贯而入，之前空旷的大厅一时挤满了人。

冷冰冰的文物静置在展柜中，往往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两个基本陈列用“场景复原+高科技”的方法让文物“说话”，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频频驻足。

在专业灯光的配合下，展柜玻璃远看洁净透亮，近看却“消失”了。文物仿佛触手可及，一下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

“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在“中国大时空”的背景下检索湖南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节点，4000多件(套)文物展现了湖南社会生活及文化的发展历程。“皿而全”铜方罍首次亮相省博物馆，90%以上的文物系首次公开亮相。

道路中古朴的六朝青砖路面，是2012年从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切割而来的。会同古民居，从建筑本身到室内陈设都全部搬进展厅内。大家惊喜地走上前去观看、抚摸。

“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详细解读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重点文物，让观众了解汉代湖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成就。辛追夫人遗体、素纱禅衣、T形帛画、帛书《五星占》……展出的文物达千余件，有40%以上的文物是首次展出。

墓主人观赏歌舞乐俑复原场景中，放置观席、屏风等出土冥器的一方是墓主人席地而坐观赏歌舞乐俑的方位，对面是表演的歌舞乐俑，两边是日常用的香薰。观众置身其中，仿佛端坐辛追府中，听乐声绕梁，看舞蹈翩翩。

最令全场观众感到震撼的，是出土了辛追夫人遗体的1号墓复原墓坑的投影动画。1∶1复原的墓坑高达16米，纵贯3层展厅。动画采用多台投影融合技术，将辛追夫人棺木和T形帛画上的图像投影在棺椁和“墓坑”的墙壁上，恢弘的乐声中，当时人们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永生的期盼跃然而出。

场馆面积和功能的全面升级，让更多人能听到文物“讲述”的故事。据介绍，新馆的陈列展览区域面积从原来的5600平方米增加到27265平方米，公众与教育服务区域面积由原来的4000平方米增加到21370平方米，预计年观众接待能力将提高到250万至300万人次。

城市需要让人沉静的高品位文化

白发苍苍的老人、还不会走路的婴儿、成群结队的学生……馆内人气爆棚，工作人员不得不时时提醒观众“不要停留过久，保持游览速度”。

来自山东的张先生在长沙开会，特意安排时间参观省博物馆。在辛追夫人遗体前驻足良久后，他高兴地说：“这次来长沙，满足了。”宽袍大袖，褒衣博带……许多汉服爱好者身着汉服来参观展览，其中部分人还在大厅中表演起汉朝歌舞。

文创产品店生意火爆。开馆才1个小时，以省博物馆陈列展览为灵感设计的文创产品就卖出了上千件，养生肥皂、手机壳、文具用品和马王堆汉墓出土过的豆豉姜最受欢迎。

“昨天看到新闻里面说，省博物馆新馆开馆了，我立刻告诉亲朋好友这个好消息，兴奋得一夜都睡不着。”为了一睹新馆风采，上午9时多，53岁的长沙市民吴爱国就从家里出发了。进入展厅的吴爱国很兴奋，由于事先细致了解了开馆新闻，她还主动担任起其他观众的讲解员。

建筑设计、展厅布置、文物保护，省博物馆的方方面面，吴爱国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只有高中文化。省博物馆的展览将高科技和几千年文化融合，免费给市民参观，我如果不静下心来感受感受就太浪费资源了。现在的人都比较浮躁，长沙需要能够让人沉静下来的高品位文化。”

记者 龙文泱

湖南日报2017-11-30

贵港市住建委关于加快推进考古工作的六点建议

贵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郡新城，开展考古工作对充分挖掘贵港历史文化，以史为鉴推动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市考古工作相对滞后，对城市规划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为了充分吸取经验教训，现对我市考古工作提出以下六点建议。

（一）强化考古基础工作为城市规划提供重要依据。建议自治区文物主管部门能够根据我市具体情况指导我市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等重点文物保护区域；并对重要大遗址开展必要的考古调查工作，进一步摸清遗址的范围、布局，为制定我市城乡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选址提供依据。今年我市在推进郁江两岸综合整治工作、堤路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二）A标段等重点项目时，在沿江一带发现贵县古墓葬群。由于考古发掘涉及到考古范围划定、落实考古挖掘经费、开展挖掘工作等程序。预计堤路园棚户区项目挖掘需3个月以上，而郁江两岸项目考古发掘工期需一年以上。由于项目规划前未开展历史文物普查，因此该两个项目合同签订过程中并未将考古事项列入合同，给项目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上述两个项目就是因为考古部门公布的考古范围时间较晚，我市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并未考虑到考古工作带来的影响，在规划和建设方面不尽合理、完善。

（二）加强部门协调以保障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建议自治区文物主管部门与发改、住建、国土、水利电力、交通等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尽早组织开展沿线和建设区域内考古调查和文物影响评估，为工程选址和建设方案提出优化建议。并及时对建设项目涉及文物点的保护工作先期进行统筹安排，确保在建设项目开展前完成各项调查、保护任务。目前堤路园棚户区改造项目（二）A标段已经开工建设，但考古工作却刚开始进行。郁江两岸综合整治工程开工在际，但至今仍未能确定考古发掘范围和经费。这大大影响我市的项目建设。

（三）明确考古审批程序以提高考古项目审批效率。建议考古审批部门进一步明确考古审批程序和申报资料要求，提高审批效率。目前我区考古审批程序不够完善，我委多次与文新广局和广西考古研究所进行协调，至今未得出合理方案。

（四）增强考古工作计划以提高考古调查工作效率。建议承担基本建设考古任务的专业考古机构应当抓紧制定工作计划，尽快调集人员、设备进场实施，应在约定时间内完成考古工作，并限时提出项目的文物保护意见评估。如遇重要发现或其他意外情况无法按时完成的，可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调集省外力量进行支援，切实提高考古调查工作效率。

（五）注重考古人才培育以壮大我区考古队伍力量。目前我区有考古资质的仅有一个考古所，但考古涉及项目多，地域广，就现有力量无法及时完成众多工作任务。建议自治区着力推进考古所等专业机构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同时充分组织利用市县当地的文管所、博物馆等基层文博机构以及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人员力量，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培养人才，锻炼队伍，增强基层文物部门的能力建设。专业考古机构应保障田野考古人员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提高考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要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使用，开展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在技术职务评聘、工资待遇等方面保障其合理权益。

（六）完善考古管理制度以确保考古科学进行。考古工地必须严格执行专人现场负责和统一管理，制定完备的工地安全防护预案、出土文物临时性保管方案；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加强与我市其它部门联系，共同推进考古工作，加快我市城市建设。

贵港市住建委2017-11-30

广博《城标·城史——广州历史陈列》将于12月1日预展

记者黄宙辉

暂别市民3个月后，广州老城标镇海楼以全新面貌归来。广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广博”）《城标·城史——广州历史陈列》将于12月1日开始预展，预展期为两个月。11月29日，记者前去探营，升级后的基本陈列展出了近千件文物，讲述两千多年的广州故事。其中，有约50%属于珍贵文物，多件“镇馆之宝”也与观众见面。

馆藏文物再现广州城市历史

镇海楼始建于明代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建造时间比北京故宫还早，在“老广”心目中的地位不可或缺。成立于1929年的广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博物馆之一，馆址即为镇海楼，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镇海楼内的《广州历史陈列》自2007年开展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逾400万人次。今年8月28日起，广博基本陈列暂停开放，对展厅进行全面的展览提升。文物展柜悉数定制，场内进行了严格的防紫外线防护施工，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纸质类、丝绸类展品的损害。一些重要文物展柜专门设置了独立的安防系统。

广博馆长李民涌告诉记者，与以往展览相比，此次《城标·城史——广州历史陈列》在陈列内容和思路上均有较大突破，力求在老城标镇海楼内讲好广州数千年历史变迁的故事。目前，在历经数百年沧桑充满人文情怀的古建筑内展示城市历史的做法在国内亦属罕见。

新的陈列选取了从史前、先秦时期到广州解放的近千件馆藏文物，再现广州城市历史。展览中充分利用文物本身蕴含的历史意义，附以图版或场景，包括挟秦风而来的秦戈、象征秦朝在岭南设郡县的“蕃禺”漆盒、突显“食在广州”的汉代陶灶等，让观展者犹如身处在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中，一窥当时的社会状况。此外，本次展览更是凝聚了专家学者们十年来对广州地区考古挖掘及资料研究工作的智慧结晶，科学而严谨地再现了广州城市发展的变迁历程。

珍贵文物约占展出总量的50%

广博副馆长罗兴连介绍，此次展览展出的近千件馆藏文物中，珍贵文物占了50%左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为历次广州历史陈列之最。该展览还首次全面展出了近十年来广博文物征集工作的重大成果。其中，以仓储式陈列形式展出了40余件纹章瓷精品，这些精品是从近千件海外征集的纹章瓷中精选。

本次展览按时间顺序，分别于五个楼层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州文物和历史。其中，展厅二楼主要展示秦汉时期的广州，集聚了众多秦汉时期的珍贵文物，其中一处展柜内展出的一级文物多达六件，比如“（秦始皇）十四年属邦”铭文铜戈、鎏金铜女俑等。除以往都有展出的“镇馆之宝”外，还有众多平时较少展出的珍贵文物也在本次展览中亮相。例如平时只能短期展出的元代青花船型水注将长期展出，此件水注是十分罕见的元青花之作，为元代青花瓷的稀有珍品。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10月，为迎接广州解放，长堤的东亚酒店职工连夜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凌晨在酒店顶楼升起，成为迎接广州解放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就展示在五楼的展柜中，彰显这座城市的英勇与赤诚。

金羊网2017-11-29

敦本博物馆：一所陈列展出古陶瓷的私人博物馆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而博物馆则是能够感知城市灵魂的窗户。透过博物馆，我们能清晰地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心跳与情感。近年来，松江区致力打造“文博之府”，推进“人文松江”建设。由松江区文广局组织松江区博物馆、上海天文博物馆、上海地震科普馆、上海中国留学生博物馆、立信会计博物馆、上海国际酒文化博物馆、敦本博物馆等单位，创立了松江区博物馆联盟。本期我们带您走进敦本博物馆。

敦本博物馆是一所陈列展出古陶瓷的私人博物馆，建于2013年6月8日。由中国著名收藏家胡平先生与著名企业家、上海雪浪湖休闲度假村董事长朱相梯先生友好合作而创办。敦本博物馆位于上海松江区新浜镇胡曹路699弄100号风景优美的雪浪湖度假村内，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

敦本博物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布局整齐大气，古色古香；轮流展出的百余件藏品全部都是胡平先生的私人所藏精品。展品的年代从春秋、战国直至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品种涵盖单色釉、青花、多色釉等。敦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制作于十四世纪下半叶的釉里红龙纹大罐。这件器物，经过文物专家的鉴定，已被证明是中国明代初期瓷器中罕见的宫廷珍贵遗物，为收藏界和拍卖机构所瞩目。

展品吸引了周末前来度假的各界人士，包括不少外国友人，特别是一些收藏爱好者。迄今为止，该馆已接待来自海内外的古玩收藏家和爱好者约10万人次，他们对博物馆的馆藏和设施深表赞叹。

敦本博物馆的开放，将胡平先生个人收藏的古陶瓷变成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这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敦本博物馆已被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评为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之一；该委员会于2013年7月1日批复敦本博物馆为“中国博物馆协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

胡平先生的一些藏品已收录到由《中国民间文物艺术品传世工程丛书》编辑部2016年9月编辑、2016年10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文物档案（壹）2015年度卷》（明洪武 釉里红龙纹大罐P.176-179清乾隆 青花粉彩两面开光花鸟纹赏瓶P.194-195) 。国家邮政总局为胡平先生特制、发行了《中华文化名家胡平古陶瓷鉴赏收藏艺术成就邮票、明信片、纪念珍藏册》，其中还收录了胡平先生的一些收藏精品。

敦本博物馆旨在：倡导收藏格局的多样化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促进同行间的收藏心得交流；提升国民的鉴赏水平、文化素养；丰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传承中国的古陶瓷文化；进而促进中国收藏体系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协调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陶瓷制品生产国，中国的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敦本博物馆通过对古陶瓷的展出与研究，吸取从古陶瓷制品中所折射出的历史、地理、文化的内涵，促进古陶瓷研究在国际文化界的交流。

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胡曹路699弄100号上海之根雪浪湖度假村内

开放时间：10:00-16:00 （星期一至星期六）

中国网2017-12-4

从“博物馆”走出的“新”经济——非遗传承开辟产业发展新天地

张辛欣

沥沥雨水中，模特们身着云锦华服，撑着油纸伞随音乐走过，仿佛一幅画卷，又有着浓浓的诗意。在近日于千岛湖召开的首届中国纺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上，这场非遗服饰秀引发人们关注。

精美服装的背后既有传承千年的技艺与情怀，又有产业发展的视角与空间。伴随着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产业外延也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传统技艺走出“博物馆”，开辟出产业发展的新天地。

千年技艺的重“新”相遇

要将千年技艺薪火相传，核心是融入现代生活，在于一个“新”字。随着技术、模式和方法的创新，非遗正在“旧貌换新颜”，与人们重“新”相遇。

共享经济就为非遗贴上了时尚的标签。打造图案数据库，成立互联网平台，聚手艺人、制造者、设计师于其中，依文中国手工坊不仅为数千名绣娘作品在全球舞台上寻找“伯乐”，也让非遗产品变为“新时尚”。目前，依文中国手工坊已与上百家企业合作，非遗绣艺也包含服装、家纺、书本、钱包等产品，有的甚至作为元素吸纳进壁纸、地毯甚至品牌标识中，进行二次开发和创造。

剪纸、篆刻、青瓷烧制……越来越多的非遗技艺因共享经济找到传承发展的“突破口”。

国内奢侈品服务平台寺库创始人李日学说，目前有600余个拥有非遗技艺的原创设计品牌与寺库合作，通过设计、包装、渠道等协同制造，提升附加值。

概念的注入也为非遗赢得更多年轻粉丝。“我们正用年轻人的视角重新定义丝绸。”杭州万事利集团董事长李建华说，万事利将丝绸化为载体和内容平台，变“卖产品”为“做文化”，毛利率超过50%。“不久前与网游公司合作，通过丝绸展示游戏场景，500条丝巾半秒钟销售完毕，这在过去难以想象。”他说。

体验经济也是不少企业的选择。传统手工体验旅游正在兴起，让非遗产品不仅成为人们眼中“看得见的风景”，更是“带得走的情怀”。

“产品越接地气，市场越会做大，企业也将不断加入，人们对非遗就有更多的共鸣。”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陈通说，创新让非遗传承进入良性循环。

“美丽经济”彰显“加法”逻辑

非遗传承不仅是值得尊重的事业，更是“美丽经济”。用好创新法宝，重解“供需”方程，就能带来“1+1>2”的效果。

专家认为，不论是搭建多元化产品体系，还是改变商业模式，无一不将“保护链”与“产业链”衔接，探索“加法”逻辑。

首先是“＋生活”。“传统手工的核心就是个性化制作，代表着精品和匠心的非遗就是消费升级的诠释。”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梦霞认为，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升，个性化产品和服务迎来风口期，非遗要抓住机遇，成为品质生活的一部分。

其次是“＋科技”。非遗的传承引发年轻人关注，科技元素必不可少。通过在产品中引入虚拟现实等方式，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制造商借助科技做好非遗产品，讲好“非遗故事”。“寺库也将非遗品牌提炼概念或文化标识，通过社交媒体争取年轻粉丝。”李日学说。

如果说对需求端的争取是扩大影响力，那么对供给侧的传承则为了留有“源头活水”。非遗项目很多存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扶贫“做加法”也带来了经济效应。国家级非遗蓝印花布代表性传承人吴元新认为，建立“以手艺带农户、以农户带农村、以农村带基地、以基地带销售”的经营模式，可让非遗传承获取脱贫动力。

归根结底是“＋文化”。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高延敏说，非遗中积淀的文化内涵是产业发展的潜力所在。“所有的制造、品牌、模式，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传递。做好文化加法，非遗保护和产业发展将迎来双赢。”

薪火相传还需迈过几道关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认为，对于非遗保护传承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但也存在不少挑战，需要在实践中化解。

留住手艺人，是摆在现实面前的最大难题。要有商业驱动，要让匠人们有获得感。吴元新说，如何平衡个性化生产与大规模市场需求，找到更多生产模式和商业出口，需要政府、企业家、非遗传承人不断思考和尝试。

正确体现非遗价值，也要在创新中探索。非遗凝聚着时间和情感，拥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既需要市场、商业“慧眼识珠”，也要营造尊重手工业的社会氛围。“推动非遗时尚化、产业化、国际化，提升附加值和商业价值，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陈通说，目前非遗的传承开发多以制造业企业、设计师工作室、传承人手工坊为主，需引入更多市场主体，也要将新技术、新模式与其对接。

守住非遗精神，是非遗传承的要义所在。饱含坚守、诚信、执著的非遗精神对一国制造乃至社会发展弥足珍贵。

工信部部长苗圩认为，要将品牌意识、工匠精神、民族文化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与管理实践，夯实基础，补齐短板。

中国信息报2017-12-5

光绪年间股票什么样?这家博物馆可了解中国股票"前世今生"

你是否知道光绪七年的股票长什么样？中国最早的“银行股”是哪一个？还记得人们排队购买上海证券交易所“老八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老五股”的盛况吗？走进位于嘉定安亭的中国股票博物馆，你就能“触摸”到中国股票的“前世今生”。

尽管如今的股票早已搭载便捷的网络技术实现“无纸化运作”，但早期的股票大多是纸质的。在中国股票博物馆里，藏有清朝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的400多万件老股票，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史上最有力的见证者，这些像奖状一样的纸质老股票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时代变迁，见证了中国百年证券发展历程。

老股票收藏尚属“小众市场”

不同时期的老股票能不同程度反映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状况，遗留下来的老股票作为一种见证经济盛衰的实物，显得倍加珍贵。目前，老股票收藏在我国还属于“小众市场”，在上海、北京、广东、深圳等地的古玩交易市场中偶有所见。不过，在股票无纸化交易的今天，实物股票正迎来一阵收藏热潮。

记者了解到，股票和债券一样，是依靠发放凭证筹集资金的手段，追溯老股票的雏形，还得从债券的历史说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统治者向大户举贷，以及王侯给平民放债的先例，这也就形成了最早的债券形式。汉唐时期，国家因为战争、军事所需，临时向富商举借巨款的事变得更为频繁。明后清前，一些投资大、收益高但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如上海沙船业，四川井盐业，已经较多地采用“招商集资、合股经营”的组织形式。而“集资合股”的参与者之间签订的表明权利责任的契约，则是中国最早的股票雏形。

股份公司最早活跃于17世纪末的西方国家，股票就源自这些股份公司。清朝末期1872年，由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上海商人朱其昂、朱其诏正式创办股份性质企业的轮船招商局，并发行了中国人的第一张正式股票。不过，目前国内尚无这一时期股票的实物遗存，只能在史书上看到相关的记载。目前国内存有最早的实物股票是1881年由开平煤矿发行的，仅存三张。

实物股票的收藏价格和其他藏品一样，受发行量、存世量、发行年代、藏品品相、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市场需求、拍卖成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尤以清朝与民国时期的老股票最为稀有。清代的珍稀品种包括开平煤矿、川汉铁路、大清银行、合众水火保险、华成经保险、新中国报等股票，市场价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民国的珍稀品种则有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银行、大新公司、先施公司等股票，市场价值在几万元上下不等。

每张股票背后都有故事

中国股票博物馆位于嘉定区曹安路3916号，由上海任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造，改造装修工作于今年5月完成，博物馆共设五楼，面积一万多平米，收藏了从清朝、民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各类股票、认购券、债券等。

博物馆的五层楼内，展品按时间顺序排放。一楼主要展出的是从咸丰年间的契约股票开始至宣统年间的60余件清朝股票藏品，涉及银行、保险、矿业、铁路、轮船等产业，其中包含了“镇馆之宝”——开平矿务局股分票。二楼、三楼为民国股票展馆，设银行、交通运输、电力、地产、医药化学等主题馆，以及名人主题股票区。四楼展示了从民国至解放初期的保险类股票藏品，有公私合营股票、合作社股票等主题馆。五楼主要展示改革开放至今的股票藏品，分为上海主题馆、深圳主题馆、股票认购证区及各类上市公司的股票实物。

馆方负责人表示，中国的证券历史不过百年余，但无论是证券品类的沿袭，还是股票投资市场的狂热和收敛，都可以从这些老股票中找到原型，每一张老股票背后都有故事。清光绪七年发行的开平矿务局股分票、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丽如银行的股票等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比如，清朝时期的老股票，由于年代的久远性和存世的稀少而备显珍贵。1898年前后，当时的一些中国地方官员在英国“福公司”的诱惑下，说服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山西省孟县、平定州及泽州、潞安两府所属的煤、铁矿藏交由“福公司”开采。山西的绅商获知此事后，纷纷表示反对，并呈诉清廷。经过四年的抗争，最终赎回矿权并成立了“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保矿运动”。光绪30年（1904年），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正式发行股票，而这批股票至今的存世量不超过10张。

民国时期的老股票也有很多故事。“这段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最早由官方开办的国家银行。1908年2月，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由孙中山批准重立为中国银行。“大清银行”的股票，是中国最早的银行股票。

中国股票博物馆彰显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厚重历史，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最近嘉定区上市公司协会也正在组织会员去参观学习，了解中国股票的发展。馆方负责人表示，目前博物馆正在积极和相关组织、部门沟通合作，力图将博物馆建成投资者教育基地，下一步还考虑要“还原历史”，在馆内设立逼真的“实物股票交易场所”，让参观者能身临其境体验以前的股票交易氛围。

作者:茅冠隽

东方网2017-12-1

当代博物馆的认知与趋向思考——《当代中国博物馆》评略

得知段勇先生写一本评述当代中国博物馆的书有一段时间了。初稿先睹为快，进行了研读，感觉该书抓住了很多当代博物馆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期盼出版后的再学习阅读。

《当代中国博物馆》作者段勇先生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科技司） 司长。作为中国博物馆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既体察过微观实务又从事过宏观层面的管理。他整理多年积累的资料、补充记录工作中的见闻、修订充实过去发表的文章、梳理撰写近期最新的思考；在书中他观察中国博物馆运营过程的林林总总，探寻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并配以较多图片，既呼应文字内容，更补充、扩展文字所无，冀使普通读者也能对我国当代博物馆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认知。作者力求冷静观察存在的问题、严肃探寻可持续发展方向，并尽可能把中国博物馆事业放在世界博物馆发展的大背景下来审示和解读。

《当代中国博物馆》一书立足博物馆职能，从藏品、陈列展览、社会教育和公共服务、学术研究以及治理和运营等方面对当代博物馆的方方面面进行述评。整本书及论述体系以中矩之文，行史家笔法，章节题目比较平稳，不生波澜，内容则处处繁花，观点锋芒于行文中自然流露，处处呈现作者的智慧，亮点频现。

具体来说，点评一二：

观点精深。如该书第四章第二部分“当代中国博物馆展陈”中，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展览交流倒挂现象及背后原因进行了层层解析。据笔者多年从业的了解，这种分析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把握和对近年来展览对外交流的深入了解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再有就是对临时展览投入和增值的看法，触及了博物馆运营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作者对于很多当前刚刚发生的事件，在书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点评，极易引起读者共鸣。例如在对革命纪念馆的展陈同质化现象尤为严重、千展一面的叙述和分析中，作者对当今展陈的学术风格、叙述语言、展陈形式、关键节点等问题的概括把握上，言简意赅，切中肯綮，令人看后会心一笑，而作者对此种现象背后的分析又令人掩卷深思。

由于作者的位置和眼界，书中体现的很多思考能够站高谋远，谈到的很多问题值得博物馆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例如关于免费开放政策的认识和分析。实行免费开放政策后，我国博物馆展览和观众数量均大幅上升，博物馆走进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但免费开放政策尚需进一步深化与完善。作者从免费开放政策推行近十年来的成果与暴露出来的问题入手，从观众人数、补助经费、绩效考评办法、博物馆文化创意经营、法律保障等角度，探讨完善免费开放政策，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书中的治理与运营部分也值得一说。博物馆管理，是博物馆发展到当代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课题，然而相当数量的博物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以经验管理来面对当今更为复杂的社会面貌和经济形势。作者拿出相当的篇幅，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内到国外，分析博物馆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对博物馆行政管理部门，还是对博物馆自身，启发都是多方面的。

精彩处处。该书还有许多部分，如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概述，非国有博物馆是与非的论述等等，也是令人印象深刻，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论述了。

另外，在陈列展览这一部分，有一点用词可再明确一下。“我国同胞不出国门就能欣赏到国外高质量的展览本来是好事，但以商业模式举办展览有违博物馆性质，而且我国仍是发展中大国，博物馆经费总体上仍不宽裕且分布不均衡。”在该段后面又讲到，“在入境商业展览有中介公司和其他机构积极推动的情况下，通过互换展览模式和引进非营利学术展览仍是博物馆举办外展的首选”。在这里，中介公司的性质是什么，它们应该在这个展览交流的链条中起到何种作用，商业模式运作的非营利学术展览有没有正向作用，其利与弊，在读者的心里会有所疑问，期盼作者更加详细的探讨。

关于本书整体感觉是，作者行于间，立于巅，立意宏阔，该书9 万多的字数不能完全容纳作者的思想智慧。限于篇幅，在一些方面作者的“述”与“评”均只是点到为止，如果能够有所扩展，特别符合读者的心理预期。建议再版时，有些地方可以再展开论述，比如学术部分，对广义博物馆研究、基础性博物馆学理论与实务性博物馆术可再展开分别加以细述。再如国内互借文物办展的潜规则，作者认为不太符合国际博物馆界的行规惯例。如果这里能用少许篇幅对国际的行规惯例加以介绍，对读者的启发会更大。

对博物馆事业的兢进之心，对博物馆的关爱之情，作者对服务了半生的博物馆思考的厚度，请参照本书一阅。

作者：崔波

中国文物报2017-11-30

大唐西市吕建中关于大唐西市遗址的采访记录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西安，踏上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大厅台阶，那脚下的车辙遗迹、房屋墙基和残存的街道以及厚重的古桥……每一样穿越千年的古迹都在向你细数着大唐的繁盛，还有，守护人吕建中的道义和深情……

访谈录

记者：您好，我们是天津日报的记者，也算有缘吧，我们跑到这么远来与您见面。

吕建中：是有缘。天津的作家冯骥才到我们那去过好几次，他为保护文物也做了很多工作。

记者：据了解，大唐西市遗址是被偶然发现的，当时你们是怎么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吕建中：2001年，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西市原址上进行复原建设。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建造一个旅游景点，并没有想到会有新的重大发现。后来我们找国内研究唐史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唐西市太重要了，它有三个唯一性：第一，它是唯一能反映盛唐文化和丝路文化的遗址。第二，与大雁塔、华清池等反映宗教文化和宫廷文化不同，它是唯一反映盛唐商业文化和市井文化的遗址，第三，它是唯一可以以丝绸之路起点命名的遗址。这么重要的遗址被发现了，我们当然很激动!记者：您当时到现场去看了吗?是什么情景?吕建中：遗址是逐步发现的，先发现的是唐代的石桥，桥涵，上水下水管道，十字街遗址，马路啊……然后越发现越多。面对这一重大发现，我们首先设计了遗址保护方案，我当时就提出，由我们企业进行保护。由民营企业保护国家文物，这在全国是第一例!我们自己出钱，进行勘探和保护，后来我们又投资了3.2亿元，建设了一个博物馆。保护方案要层层批准，经过国家和省市文物局以及文物保护专家进行论证同意之后，我们才能按照保护方案出资进行保护。记者：这个保护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吕建中：是由全国知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制订出来的，然后报国家文物局开论证会同意后才正式实施。前后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

记者：这一发现，使您原来的项目全部推翻，您在经济上是有损失的呀!

吕建中：损失很大!原来的整个工程都停下来了，一开始还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记者：这样的经济压力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能够承受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吕建中：当时国家文物局给陕西省文物局下发的《关于陕西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保护问题的意见函》明确指出，“西市”是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要纳入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是在传承文化、续写历史!所以，我们就把其他赚钱的项目都停掉，把资金集中起来，建了博物馆。我们发现了许多文物，大部分是陶器、瓷器、钱币、石雕等，现在都展示在博物馆里。

记者：这也说明了您的眼光和境界是与众不同的，您在这之前研究过收藏吗?

吕建中：有。接手大唐西市项目后，通过认真研究，我发现它的历史曾经是那么辉煌，对人类进步和文明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能够把它保护起来，给后人展示出来并传承下去，是一件非常阳光的、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也许这与您从小在西安长大，受这样的历史厚重的古都熏陶有关系?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这样强烈的保护文物的意识。

吕建中：应该是。西安是13朝的古都，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把大唐西市保护下来后，成为一个文化旅游景点，人流就旺了，人流旺了，商业价值就高。反过来我们又可以用这些收入来支撑我们的文物保护。这样我们就走出了一条“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

记者：但是，这样的投资回报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考验?

吕建中：对，是的。但它是可持续性的，项目全部建完后，我们可以安排就业岗位3万人，每年向国家纳税五到六个亿。

记者：像这样由民营企业来保护国家文物的，您肯定是中国第一人?我就想知道，您为什么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由政府号召才做，而您从心里自发的就有这种保护意识，非常难得。

吕建中：我认为，遗址保护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房子可以明天再建，道路可以今后再修，但遗址保护必须从现在开始。遗址一旦毁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记者：您是60后，相对年轻，您的这种文物保护的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吕建中：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责任。在恢复西市的时候，我们就要研究它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大唐西市是我国文化瑰宝中的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

记者：您是说您被这宏大的历史给震撼了?

吕建中：是的，发现了以后很震撼。要对西市历史进行充分地了解，才能在建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它的业态布局、商业运营有一个规划。

记者：您是不是经常到那里去感受一些东西?

吕建中：经常去看。想象着盛唐时代的辉煌。对我来说，保护它是一种责任。

记者：我觉得，您改变了民营企业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通常人们认为民营企业家只认识钱，没有文化。

吕建中：你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我就对我们的员工说，我们是干了一件充满阳光的事业，一个可以永世流传下去的项目，也是一种城市的记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有多少财富，而是要看他给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看他有多少用钱买不来的东西。

记者：介绍一下由您发起的“彩绘丝路”文化交流活动?

吕建中：“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丝绸之路万里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是由中国文联、陕西省政府和中国美协主办，由大唐西市策划承办的大型跨国文化交流活动。该活动已经举行了一年多，已有近百位艺术家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大唐西市出发，到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进行采风和创作。我们想通过这种活动广泛地宣传丝绸之路、助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同时，这项活动也创新了文化走出去的新模式。在采风过程中，代表团与当地的艺术家和主流媒体交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每位艺术家都是民间大使、艺术大使，不仅把艺术和文化精品带到了丝路沿线国家，也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步、文明、包容的理念传递给丝路沿线国家，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和谐发展、和平共存的理念带到世界各地。记

者：都去了哪些国家?

吕建中：艺术家们先后完成了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伊朗、印度、尼泊尔、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采风考察，成为国内外文化界、艺术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2011年12月12日，“2012年土耳其中国文化年”在安卡拉开幕，由大唐西市承办的“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作品展”成为了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庆典的领衔项目。艺术家们创作的百余幅反映丝绸之路遗址遗迹、民风民俗和地域特色的精品画作成功展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土耳其总统居尔、总理埃尔多安均致信表示热烈祝贺。本次活动的举办，是我们民营企业践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土两国文化交流，促进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能为中国外交做出一点贡献，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记者：文化走出去的点子非常好，做了一个全新的突破，跳出了以往的商业模式，与文化艺术相结合，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吻合的。吕建中：重走丝绸之路这个活动，还有第4批、第5批，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发挥他们的艺术特长，宣传我们国家和谐、和平、发展的理念。这是一种可感、可视的文化交流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长久，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是很自然的，并且容易让人接受。

记者：请您再谈一下您这次的获奖?

吕建中：作为全国唯一入选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获得“2011中华文化人物”殊荣，我认为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大唐西市全体员工的，更属于全国所有投入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获得这一荣誉，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我和我们大唐西市的团队，积极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长年举办公益性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旅游与文化消费所做出的艰辛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是大唐西市成就显著、喜事连连的一年。这一年，大唐西市先后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殊荣。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区域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能够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发展经济的优势，对我们来说，吕建中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经验。这个模式值得在全国进行推广。

忠州新闻网2017-12-5

北京上海双城记忆：再造城市的方法

2017年11月25日，第二百十二期思南读书会“双城记忆·再造城市的方法”在思南公馆举办。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季剑青、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屏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张春田从季剑青的新著《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发，开启重访旧日北京和摩登上海的记忆之旅。

现代化与“旧京”，景观化与日常

张春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讨论季剑青老师的新书《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这本书论述的是近代以来人们如何通过记忆和书写来再造“旧京”，我们想从这个问题延伸开去，把北京和上海放在一起来讨论，所以题目叫“双城记忆：再造城市的方法”。除了作者以外，我们还请到了瞿骏老师和张屏瑾老师，他们都对民国上海有自己的研究。我们先请季老师来谈一谈他写这本书的设想和他想讨论的问题。

季剑青：我之前跟张屏瑾老师说：“我是到上海来拜码头的。”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从城市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上海的研究比北京研究要丰富和成熟得多。上海研究的著作对我的启发很大。北京和上海确实是中国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的历史比上海更悠久，建都史就有八百多年，上海是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但反而它的研究是更加成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是体现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

近代以来北京也经历了转型，但是它的转型跟上海比起来很不一样。上海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桥头堡。北京则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或者说遗产——的中国传统城市，它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我这本书里谈的“旧京”主要是指民国以前的北京，或者说帝都的北京。作为传统城市，它的优势在于它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这些资源也被一些人看作负担，被认为代表中国落后的方面。这本书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看过去的北京，也就是“旧京”。民国时期北京已经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开始做道路的修建、市政的规划等等现代化的建设。但在这个过程中，它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旧京”。从建筑上说，那些东西都还在，城墙，皇家园林，还有传统士大夫游览的胜地，都很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怎么处理它们呢？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认为，这些东西是落后的表现，最多把它们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就可以了。也有人提出，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发展旅游业等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记忆，这些记忆当时还是很鲜活的。围绕“旧京”所发生的种种讨论也好、方案也好，各种书写也好，都跟当时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和记忆联系在一起，这种情感和日常生活上的联系，我觉得是很有意味的，它启示我们去思考怎么去对待城市中过去的遗产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本书的“旧京”是指民国以前的北京，但是如果放在一个更长的视野中来看，我们会发现北京一直不断地在更新和变化。今天来看，民国时期的北京也是“旧京”，改革开放前的北京也是“旧京”，因为整个中国从晚清到现在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好像每个时期都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起点，一个开端。以前的东西属于过去了，所以我们不断地把刚刚发生的事情推到过去。过去其实还在那里，并没有完全消失掉，它在纠缠着你，这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情感和记忆上的挣扎，甚至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层面，很值得进一步思考。

现在我们把民国时期的北京，把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北京也保护起来了。我们知道建国后北京也是一个大的工业城市，有很多大国企大厂房，现在也被当作遗产被保护，或者把它重新改造为像“798”这样的文创基地。我们在不断地建造博物馆。北京在把过去作为遗产来保护这个意识上面是非常自觉的，因为它的历史太丰厚了，这是它的一个资源。同时，它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搁在一边，把它作为博物馆保护起来就好了。北京不断地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新的定位，过去只好放在一边。这跟北京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地位是有关系的。

在这样一个把过去作为博物馆、作为遗产来保护的逻辑里边，我们更看重的是所谓历史风貌、古都风貌这样的景观性的东西。北京这方面特别明显。民国时期的建筑也好，五十年代以来的旧建筑也好，我们把它保护起来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景观，把它当作一个观看或游览的对象，好像跟现在是不发生关联的。这种把过去遗产化、景观化的态度，不光是针对我说的“旧京”，对包括民国时期、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北京也一样。

上海给我的印象就不一样。思南公馆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来过，我知道它也是过去的上海的一部分。它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花园洋房建筑群。但是它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博物馆和景观放在那里。天津的五大道基本上就是一个景观，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咖啡馆什么的，但是非常零碎。我觉得思南公馆做得很好，非常丰富。我刚才走了一圈，里面有咖啡馆，有书局，有小店，设施很多，并不是一个遗产搁在那里，而是被赋予了现在的生命。建筑也好，空间也好，一定要有人参与进去，它才能成为一个活的东西。这样我们的记忆才能发生作用，因为它是跟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关的东西。我们会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成了我记忆的一部分。对于城市来说，这种日常记忆也是非常珍贵的。把这些城市空间的丰富性一直保持在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张屏瑾：季老师这本书写的是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和记忆，非常强调记忆。我读后很有感触，因为记忆对于北京来讲，确实是非常绵长的，在这个绵延不绝的记忆当中有非常多的文化产品积淀下来。大家可以看他书里面怎么讲陶然亭等，即使文人阶层不存在了，他们的书写本身就能够结构起人们对于这个空间的定位，这是北京非常独特的地方。如果谈上海，那么上海的记忆在哪里？上海的记忆是什么？上海的地标性的地方，思南公馆、新天地、外滩的建筑群、人民公园，都经过了改造，都是在这几十年来新的改造中形成的。今天我们对思南公馆仍然有记忆，但是我们的记忆落实在什么地方，跟北京是非常不一样的。

前两天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说老西门也要拆了。有人做了非常多的照片和帖子，可以从中看到上海的市民对于记忆的表达。我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馄饨铺，每天上下学看到那个大镜阁，以后就看不到了。身体曾经在场的这样一种与经验结合更紧的记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之为“短期记忆”。再比如说永康路酒吧街要拆掉了，很多人都在惋惜。我们对永康路的好感如果在记忆上也能落实，那么那个记忆是谁的记忆？那些酒吧本身也是非常新的东西，它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呼唤我们的记忆？这个跟北京是非常不一样的。刚才季老师说，北京在改造的时候，有很强的负担感，因为它拥有一个绵长的记忆和历史。但如果从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来看上海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没有负担的城市，因为它是完全新造出来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的局势下生造出来的一个城市。借用一个理论的说法，我觉得它的共时性要比历时性强得多，我们记忆的凭据仅仅是一百多年前新造的这么一座城市，我们仍然是在共时性的记忆当中寻找我们生存的依据。这个感觉确实非常不一样。

张春田：张屏瑾老师其实后面的问题提的蛮尖锐的，季剑青老师说了一些上海的好话。张屏瑾老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注意这个记忆是谁的记忆，这个记忆的时间是在哪里，背后牵扯到城市的文化权力或者说更广义的占有城市的权力归谁所有等问题，都挺值得深思的。季老师这本书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讨论历史和记忆的问题。他想讨论城市怎么样承载记忆和表征记忆，历史和记忆正好是归历史学管，下面请瞿骏老师来谈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分裂的城市：如何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

瞿骏：其实剑青兄很敏锐，他上来说的第一个词就是“拜码头”。拜码头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拜重要学者；第二个就是拜上海这座城市。“码头”这个词衍生出上海很多光明的地方，同时也有很多污糟的地方。而北京就不太能够用“码头”这个词来形容，尽管也是车龙马龙、熙熙攘攘。所以我说剑青兄很敏锐地把握住了上海这座城市。

剑青兄的这本书好在哪里？我想首先从书背面的唐晓峰老师的话说起，唐老师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学的教授，他说：“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划为另一类的近代城市，但是绝不能从中国近代史上拿走。北京的近代性更多地表现为非确定性……越是非确定性，越值得书写和讲述，因为，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才含伏着大历史的主题。”

唐老师这段话可以展开来解读的。我还是从上海讲起。我从小是在复旦大学的家属大院里面长大的，复旦的大院里面讲的是复旦的土话，就是由各地方言形成的不太标准的“上海话”。1980年代，复旦大学从行政区划上说还属于宝山县。不要说到思南路和复兴东路这里，到鲁迅公园我们都叫做“进城”，这个指向性非常明显，我们那里也是乡下。所以我从小就对所谓“摩登上海”有一点点怀疑。上海跟中国的联系是什么？近代上海诚然有很多近代中国的“第一”。但究竟是上海有什么，全国就有什么？还是反过来，上海有什么，全国就没有什么？我现在越来越认同后面这句话。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可能真的是上海有什么，全国就没有什么。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经常希望能够更多地去看一看江南地方的图景是什么样子。它当然会受到上海摩登空气的影响，丰子恺画的一些非常有趣的漫画，例如看火车就反映了都市性的扩展，但同时也反映了别的东西，上海和周边的关系，上海作为大城市和小城镇、乡村的关系，正是我们目前要着力做的问题。

北京当然也是大城市，它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近代性？北京和中国的联系是什么？北京有什么，中国就有什么吗？这个问题显然比前面那个上海和中国的关系的问题更难回答。这也就是唐老师说的，不确定性里面反而蕴含着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蕴含着将来形成一种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的可能性。这个大历史的主题是什么呢？当我们行走在思南公馆、陆家嘴这些上海的繁华地标时，我们一定会感受到现代生活无与伦比的魅力。就像刚才季老师说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可能比北京稍好一点的地方，是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紧密的联系，你可以在里面享受到这个空间带给你的愉悦感和舒适感。但是紧接着我要追问一个问题，除非你是在陆家嘴工作，或者你也住在思南路旁边的洋房里，否则你这种愉悦感和舒适感大概是极“短暂”的，甚至是极“虚幻”的。你迟早要回到莘庄、回到七宝，尽管在那里你也是住在千万“豪宅”里面的“上海居民”。因此这个城市是分裂的，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可能也是分裂的，它面临一个长久的紧张的问题，这个紧张的问题就是如何既是现代的同时又是中国的，这既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一个挑战，即陆家嘴带来的现代生活的吸引力，在什么样的维度上能够成为中国的吸引力。而当我们把北京的一些东西博物馆化、景观化，跟日常生活都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它又如何能够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北京是做成了既不现代、又不中国，而上海是现代的，但却离中国却越来越远。这是我读季老师的书后想到的一些具有开放性的问题。

张春田：瞿骏老师从他的角度提出了城市再造背后空间分裂、历史记忆分裂的问题。城市空间的再造，始终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紧张。最近媒体上北京的改造又成了一个新闻。从季老师这本书的后记上来看，他是带着非常赤诚的当代关怀的，但是他使用的方式是进入历史，他用了非常多的史料和文本。接下来我希望季老师谈一谈这本书为什么这样来结构。我知道他这本书改写了好几次，从最初的设想到最后的成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城市书写传统的瓦解：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城市记忆？

季剑青：这本书写的时间确实很长，一开始的想法也不是很明晰，大概就是觉得“民国北京”这一段很有意思，可以作为文化史或者社会史的一个题目，因为材料非常丰富。如果是做专门的城市史研究，可以讨论很多具体的问题，如近代以来北京的市政建设、巡警制度等等。但因为自己是文学出身，我对文本更感兴趣。

我特别关注城市书写本身这个话题。如果大家对中国古代的城市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注意到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城市书写传统。南京、北京、开封，关于这些城市有很多地方志、各种地志和笔记的著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中国人有很强的历史感，但是这种历史感表现在什么方面呢？最主要就是表现在文字书写的层面，这跟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成了很有趣的对照。我们一说到城市的古老，会想到雅典和罗马，在那里还能看到两三千年前的建筑。它们非常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立刻领悟到一种历史感，一种永恒性和连续性。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宫殿早就烧的一干二净了。北京的紫禁城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算，到现在也不过六百年，这是留下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湮灭了。因为中国建筑主要是木结构，非常容易损毁，而且需要不断修缮。中国古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关系，房子坏了再建就是了。从物质材料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看到的故宫可能也就一两百年的历史，但我们没有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古迹。古迹的历史性不是看建筑材料，而看它本身文化和象征的意义，这些意义是附着在文本上的。我们现在看的什么黄鹤楼、岳阳楼，全是后来建的，并不是“假古董”。我觉得“假古董”的概念有问题，真古董留不下来，因为中国的建筑不能保存这么长的时间，就需要不断的更新。彩画你不去重新油漆，它就会剥落的。建筑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更新，历史不断地延续。现在的黄鹤楼和岳阳楼都是依照后来留下来的文本重新修建起来的，文本和建筑本身的关系非常有趣。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兴奋点，所以我就把论题就落实到文本层面。

近代以后这个城市书写的传统面临了很大的危机，现在可以说已经失落掉了，我们不再像古人那样去很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一处古迹的历史。以前有这个传统，所以即便建筑毁掉了，历史记忆仍然通过文字书写在延续。到了现代以后，不再有一个书写传统去把过去的城市保留下来，建筑损毁了可能就损毁了，很多老的四合院的房子推掉以后，就盖起新的楼房来了，过去的东西没有了，没有自我更新了，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建设方式。

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不是帝京意义上的“旧京”，而是建国以后建起来的一批当时很新的建筑，现在也开始老化，也成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保护，还是把它拆掉。我说的是百万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建的第一个现代社区，是按照当时最先进的邻里单元理念设计的，不光是建筑的设计，还包括整个社会空间的设计，因为它里面有住宅区，有托儿所、医院和学校，是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空间。设计者是非常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先生。但是百万庄没有被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所以前几年这个房子开始出现问题，怎么办？很多人在呼吁，要把它列入历史文化保护区。那些住在百万庄的市民，包括以前住户的后代都在呼吁保护百万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书写，书写百万庄的历史，书写自己的记忆，这些文字不是公开出版物，而是在他们的群体内部流传，通过文字形成了一个记忆的共同体。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记忆，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个地方最终被毁掉，我们能不能通过书写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对它的记忆保存下来。

刚才几位老师谈的问题，都涉及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位置和权利这样一个很尖锐的话题。他们把我对上海美好的想像打破了，因为我对上海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其实当代北京的城市改造跟上海并没有太大区别。北京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文物建筑被永久地保存下来，被景观化，凝固在时间中，变成了纪念碑式的东西。同时在这之外的市民生活的空间，跟上海的情况一样，是不断地在被破坏和拆解，在改造。最近媒体很关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个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城市改造的后果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人和空间、人和城市的关系的问题，一个人的居住权利和空间权利的问题。

我现在越来越感觉记忆是个很奢侈的东西。我们对城市中某一个空间或地方的记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跟它要有很长的亲密接触的时间，你要在那个地方住很长时间，那里才会真正成为你的记忆。我在北京的郊区回龙观生活了十年，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书店，我经常去，但是那个书店大概只经营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关掉了，所以我很难形成对它的记忆。我的小区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非常方便，什么都能买到，你想不到的东西都能买到。后来因为整治城乡结合部，去年就被夷为平地。如果我对它有记忆，那个记忆也是很短暂的。有时候你即使在一个地方生活很长时间，然而你并不是你居住的空间的真正主人，那你的记忆也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最近一些在北京住了很多年的外地人都迁走了。他可能在这里经营一个理发店或者饭馆，做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他对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记忆，而且是他生命中是很重要的记忆。记忆越来越奢侈，记忆的背后是权利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保护我们生活的空间，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形成和拥有对城市的记忆。这个记忆既是个人的，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当上海领先北京一小时：世界主义共时性的形成

张屏瑾：我接着再说一点。我们读季老师的这本书，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博雅之趣，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和，但是如果你仔细读进去，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尖锐的想法、追问和反思。比如，怎么样定义古迹？怎么看“修旧如旧”这种保护的方式？旧和新的关系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来讨论的？如果把人的生活的维度引入进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修旧如旧”是可以追问的。还有他刚才讲的现代社会中记忆再造的可能性的问题。这本书处理的正是从“旧京”到“古都”这样一个转型期记忆变化的过程。最后的结论就是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记忆的生成和维持越来越难，受到很多挑战。

我又想到上海，可以举一个现代文学的例子来谈。季老师这本书的开头提到了刘心武的小说《钟鼓楼》。我想到上海的徐迟，他是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位诗人和小说家。徐迟在1935年写过一首诗，叫《都会的满月》。这首诗很有意思，非常先锋。《都会的满月》写的是跟北京的钟鼓楼类似的上海的海关大楼上面的钟。这个钟现在还在，每天我们都可以听到它的鸣响。徐迟的这首诗写于1935年，那个时候江海关的钟已经是第三次修缮。他在诗中写自己看到大都会夜夜都有一轮圆月，而且这一轮圆月一直不亏，比真正的月亮更为夺目。每天晚上看到那个钟的长针在走，短针就像人的影子。在这个大都会里面，明月与灯、与钟是兼有。好像他本来在下面看高高的摩天楼，但上面有一个标志性的钟在规定你的时间，一种现代的时间。当一个人在下面看这个现代时间的时候，看着看着自己好像就飞升上去了，好像被钟表的行走所捕获，于是身体也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规律当中。这是非常上海、非常现代的感受。当时徐迟写这个诗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好像上海的一种共时性或者说是世界主义的一种感觉结构，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形成了。

当时上海和北京的时间虽然都是民国时间，但实际上是不一致的。上海是到1949年的6月份把江海关大钟拨慢了一个小时，于是才与北京时间同步，原来是比北京时间快一个小时。在中国居然出现过两种不同的现代时间，这本身就非常有意思。上海的钟在领先一个小时的时候，那种世界主义的共时性已经形成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用民国时期北京城特有的像公园、古迹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城市。如果是上海，我们一定是用摩天楼、洋房的视角。我想象徐迟写这首诗的时候，摩天楼给他的冲击就是整个的现代时间定义人、定义时间、定义自我的这样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很难形成季老师刚才说的那种个人化的记忆，因为所有的钟表都是同一个时刻。

我第一次到纽约已经是“9·11”发生以后，Ground Zero那个地方已经建好了。当时去看了非常的震撼，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两个深深的黑色的水池，纪念双子楼被撞毁。那个水池设计得非常好，看了觉得很沉重。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这就是共时性带给你的感受，你被这样的时间包裹着，似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同一种东西，这是我们现在的一种时间感。

瞿骏：张老师刚才提到徐迟。徐迟是浙江南浔人，南浔这个地方你说是乡下也可以，说是市镇也可以。但是这个市镇里面有钱人很多，丝绸业、纺织业非常发达，整个经济的体量不见得比杭州差。因此南浔的经验是小城镇和大城市混杂融合的经验。正因为有这样的混杂融合，徐迟到上海以后才会写那样的诗，而不是像《子夜》里面描写的老太爷那样，常年生活在乡下，看到霓虹灯，看到高开衩旗袍露出的大腿就死了。徐迟为什么能这么欣赏上海这个世界？这里面有很多混杂的、多元的东西。

刚才季老师提到记忆变得越来越奢侈，我也有同感。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也都在反映这样的情况。现在有很多贩卖上海饮食记忆的网红店，我就进过一家面馆，说有阳春面。大家猜一猜，多少钱？二十五块。阳春面是个上海饮食记忆的典型，要有猪油才好吃。那家店清汤寡水的，一点都不好吃，但是他在玩那个记忆，在卖那个记忆。一个老洋房，中介一定会告诉你它跟三十年代上海的住宅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有价无市，在上海的某些历史要比北京的还奢侈哦！

各位老师都谈到历史记忆，可能前面隐含的一个主语是“政府”，或者至少是“社会”。但是我想问的是，处在这样一个跟传统大脱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找回历史记忆，可能不仅仅只是依靠政府和社会，还要靠我们自己。比如说季老师书里面提到一个很睿智的观点，就是北京的城市空间是和仪式感、和神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现在认为城市空间能和日常生活有关系，就已经不错了。神圣性在北京城市里更加突出，上海从其历史来看本来就没有什么神圣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历史记忆的有无可能跟你自己本身的文化修养有关系，否则你大概压根读不懂季兄在书中引用的那些诗文。那些诗文里面有历史的记忆，有他们的家国情怀，有他们各种各样对于过去的缅怀和对于未来的期望。里面用了许多典故，讲了很多历史，如果诸位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的话，又何谈重拾历史记忆呢？

第三点跟我们中国的特性有关系。中国的特性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个是人太多，这是没办法的，另一个是地方大。人太多对城市的文化健设来说并不是个福音，上海人多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大英博物馆的展览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时虽然是免费的。但观展的体验是一群人涌进去，匆匆看过，另外一群人在外面排长长的队伍，慢慢等待。而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那些博物馆，里面的联系就更加有机，看得也更加从容。除了走马观花的游客以外，还有那些可能每周去一次、每隔几天就去一次的当地社区的中学学生，还有在博物馆里面对着一幅画看上半天画写生、搞艺术的人。这些都可以看出保存历史记忆的奢侈性和高难度。

季剑青：我稍微再做一些补充。瞿骏老师刚才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到记忆的奢侈性，就是记忆本身可以成一种稀缺的商品。他还提到记忆需要一定的文化积累，需要一定的文化资本。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这本书的对象，确实基本上是精英群体，包括传统士大夫、梁思成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作家，没有讨论民众怎么去看“旧京”的问题。这是由于先天的限制，书中的文本材料主要来自于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确实有一定的文化积累，这样他对历史记忆才会有一种感受。

谈到文人的历史记忆，我想接着回应一下张屏瑾老师谈的时间感的问题。她说得非常有意思，在现代这样的一个均质、空洞和刻度式的时间里面，好像个人的记忆找不到位置，个人很难调动起自己的记忆。这跟中国古人的时间感，跟他们的历史记忆完全不一样。古代的文人可以把遥远的、跟他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历史，纳入到他个人的记忆里面来。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清末一个旗人叫震钧，他有一本书叫《天咫偶闻》，写的是他记忆中的北京。其中写到乾隆年间时期钱载、法式善、王念孙等一帮在北京的学者，冬天晚上喝酒到深夜，出来以后还要在街上谈学问，互相争论不休。然后下面一句话非常生动：“余每冬夜过地安门外，辄忆此段光景，为之莞然。”他冬天晚上经过地安门的时候，就想到一百多年前的这一幕，他用“忆”这个字，然后会心一笑。我觉得太生动了，那个场景虽然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但并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一个共同体的记忆，它居然可以穿过一百年的时光进入到他的内心。我们还能够历史建立这么种亲密的关系吗？我们和我们自己当下的生活，都很难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更不要说历史。古人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让我们去思考如何再造我们的城市，保护和更新我们对城市的记忆的问题。

季剑青 张屏瑾 瞿骏 张春田

90年前的展览什么样？1928年“中外各民族模型展”重现

1928年10月10日，当时河南省省会开封的法院西街上人山人海，人们争相前往河南省民族博物院（河南博物院前身）参观“中外各民族模型展”。这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展览，参观者络绎不绝，参观人数最高时达到四万人次。当时的博物馆面积仅十亩有余，“民众参观者途为之塞”，舆论遂称之为“新式城隍庙”，到该年年底，观众竟达751500人次。

关于这个展览，以往仅在档案资料中见到过只言片语，远不足以表现展览全貌，因展览信息的缺失，甚至有后人以为这只是一次猎奇性的展览。河南博物院保存有1350余张玻璃底片，拍摄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馆初期，近期随着对这批玻璃底片进行保护处理与影像信息的提取研究，发现这是一批记录当时的馆址建筑、展览状况、馆藏文物及发掘现场、文物古迹等的珍贵影像资料，其中有65张拍摄的就是1928年10月河南省民族博物院举办的的“中外各民族模型展”。这些尘封了近一个世纪的影像资料，以其“一图胜千言”的力量与价值，带我们回到90年前的展览现场。

筹办始末

1927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他积极从事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建设事业。当年7月，省教育厅委派中州大学（河南大学的前身）教师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博物馆筹备委员，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开始筹建，即河南博物馆发轫之始。

1928年5月，河南省政府为展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与“世界大同”理想，将河南博物馆改组为“河南省民族博物院”。成立之初，冯玉祥总司令即指示限期举办有关民族文化的展览，并对展览内容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举凡各民族之风土人物、服饰器用等，或用实物、或用标本、或用图表、务期表现其特殊之色彩，使览之者比较其文野，推寻其源流。自原始蛮族至现代文明社会，其蜕变演进之过程历历在目，於以识人群进化之程序，於以启发明创造之动机，於以启发革命思想，於以鼓荡革命精神”。用意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征集展品，1928年6月，河南省民族博物院制订《征集陈列物品简章》，由河南省政府通电各省，请求赞助展品。又由省政府转请外交部各驻外使、领馆，帮助搜集异邦民族物品。全国各界积极响应，捐赠物品，在较短时间内，上海、陕西、安徽等省及省内各县、市、工厂寄送陈列物品400余件，以此为基础举办的“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可以说是聚集了社会各界的力量。

展览在筹备过程中，河南省政府及各机关一直大力支持。冯玉祥将军确定举办民族展的主题，并一直关注展览的筹备，甚至对展示玻璃柜的设计也亲自定夺，7月29日他还到馆视察展览筹备情况。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河南省政府代主席邓哲熙直接参与展览的筹备，除了确定模型图像、数量等，他也多次到馆视察，提出修改意见。

展示内容与展示形式

通过对65张玻璃底片影像信息的研究，我们得知展览通过28幅绘画展版、35组180余座人物塑像，360余件实物展品，辅以历史年表、地图、说明图表等辅助展品，实景式展示中外各民族风俗及生活状况、社会状况，展现了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

据史料记载，“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分布在博物馆不同的展区：后大楼展出中华民族部；西楼陈列室展出世界五种人——红、黄、白、黑、棕模型，以及外国民族部。

中华民族部

中华民族部通过绘画展版与模型实景，展示了从天地人皇伊始，中华民族各朝各代的故事以及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博大精深。选题十分广泛，涉及哲学、军事战略、名人故事、教育思想等多个领域。还对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工、农、学、商、军等各个方面进行了重点展示。

绘画版面内容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为线索，选取了燧人氏时代饮食之状况、伏羲氏时代之进化略图、黄帝时代文化之进步、禹疏九河铸九鼎、商汤伐桀民众欢迎图、孔子退修六艺图、木兰替父从军凯旋图、秦良玉据城破贼图等28幅人物故事。这些绘画是西方素描手法与中国画造型语言的有机结合，水平十分高超。人物刻画生动细致，神态各异，形象的面目情态准确地传达了人物的精神情绪。

中华民族模型塑像分为四个部分展示：

第一部分——中华民族远古时期：通过天地人皇氏，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构木为巢、缉藋为庐，伏羲氏画八卦、结网渔猎，神农氏尝百草创医药、制耒耜教稼穡……五组人物、十六座塑像展示中华民族从生食时代到熟食时代、从野居时代到家居时代、从渔猎时代到畜牧时代、从畜牧时代到农业时代的进化过程。展区用绘画的形式表现远古时期的自然景像，用泥土、郁郁葱葱的植物、生动的动物标本，营造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塑像模型与真人同大，着兽皮，裹树叶，辅以实物用品，生动表现着远古人类的生活状况。

燧人氏时代社会之状况

第二部分——中华民族历史人物：通过开辟疆域之大智略家班定远氏（班超）、尽忠报国大军事家岳武穆氏、郭子仪单骑说退回纥、忽必烈远征等四组人物、十八座塑像，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展区设置长廊式展台，廊檐、廊柱装饰飞龙、卷云浮雕，每一组人物主题间以玻璃木格分隔，背景墙上张贴说明文字以介绍人物概况，人物塑像表情生动，身着与朝代相符的服饰，胸前标识姓名。整组塑像布局主次分明，突出表现主体人物，与背景墙上的文字相呼应，展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与主要事迹。

郭子仪单骑说退回纥

第三部分——中华之民族：通过蜑户部、汉族部、藏族部、回族部、满族部、蒙族部、夷家部、苗族部、青海民族部等十一组人物、四十六座塑像，表现各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整个展区高大宽敞，分置大型木台，将每一组人物塑像置于其上，塑像着民族服饰，表现各具特色的民族风俗。背景墙上悬挂中华历史绘画版面，另外还有历史年表、时代进化图表和各民族概况说明图表。其中“汉族部——农工商学兵及妇女开会式”塑像置于玻璃房中，居中置一方桌，其后站立军人形象塑像，农、工、商、学、兵及妇女形象人物分坐两边，背景墙上悬挂时任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的陈维新所书额联：“世界人类□□，中国民族□□。陈维新。”据《河南省民族博物馆院值日纪录》中记载：“1928年8月4日，借革命纪念馆冯司令像片一架。”而且该军人的形象与冯玉祥总司令非常相似，故可以推断军人塑像是以冯玉祥总司令为原型的。

第四部分——中华民族之各界状况：通过中华民族之工人工作状况、中华民族之农家生活状况、中华民族之学校教育状况、中华民族之商界营业状况、中华民族之军事训练状况、中华民族之妇女进化状况等六组人物，五十二座塑像来表现近代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状况。

展示区域以中华历史故事绘画版面为背景，前置木台，人物塑像置于其上。其中表现“中华民族之商界营业状况”的区域，陈列成商店的形式，将商品摆放在柜台内，并标明产地：苏州音乐（乐器）、江西瓷器、山西纸张、安徽茶叶、山东花生、东三省大豆、河南瓜子等，顾客排队于柜台外等待购买，人物形象生动自然。

另外，通过玻璃底片的影像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该展览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事件。在“中华民族之教育儿童状况”展区悬挂着一个黑板，上面写道：“日本人五月四日在山东济南杀死我们的男女同胞一万多人，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种国耻大仇要报不报？要报！”在“中华民族之军事训练状况”的展区，黑板上写着“我们四万万人的国家被日本四千万人的国家欺负的我们连孙子儿都不如狗都不如猪都不如，我们知道不知道，此次在山东打死我们一万多人，这种仇要报不要报！”是为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国人愤怒之情的表现。

在布展过程中，博物馆工作人员不断调整绘画版面、模型位置、人物服饰等，使之更符合展览要求。甚至人物模型的面部表情不符合展览情绪时，都会重新塑造。如在“中华民族之教育儿童状况”关于济南惨案部分有两张底片，最后布置完成的那张，人物表情较之前一张严肃，老师身体转向黑板，像是在告诉孩子们关于济南惨案的始末，身边多了一个面部表情愤怒的孩子。背景墙上的绘画换成了“苏武牧羊不失汉节”的画面，画面中的苏武在冰天雪地中席地而坐，使节杖插于身边雪地中，手握老鼠以此果腹也不屈服于强敌，以此表现中华民族的气节。

外国民族部

外国民族部通过俄罗斯民族部——列林会议状况、美利坚民族部——南北战争状况、土耳其民族部——凯末尔会议状况等八组三十八座塑像，展示外国民族的生活习俗及重大社会事件。

展示区域用木台做基座，用玻璃或布将每组塑像分隔成单独空间，每个国家的展区上方悬挂着本国家的具体说明，从地理位置、人口、民族、产业、现势、构形、附志等多方面介绍着此国家状况。“意大利民族部——哥伦布探险状况”展示区域别出心裁，在木台栏杆内用棍子支起布蓬，象征着船的形状，布蓬周围用中华民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国旗装饰一周，七座高鼻、大眼，特征明显的人物塑像或站、或立居于其中。

展览另外还有表现西方神话、信仰的部分。如圣经故事中“诺亚方舟”的塑像：一带蓬木船置于土台之上，船中八人端坐其中，一只鸽子停于船头。在船头前有一木板，用文字作以介绍：“洪荒之世，大水横流，说者莫知其是，惟据希伯来史所载，天降洪水之时，世界人类淹灭殆尽，仅诺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得免于难，而今列此模型以待博学者之研究也。”生动形象的展示方式为当时的国人打开了一扇向外看世界的窗户。

诺亚方舟

“中外各民族模型展”是中国早期民族学理论在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首次实践。展览形式新颖、生动，通俗性与知识性完美融合，使观众在参观过程中开阔了视野，了解了国内外各民族风俗及世界范围内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充分发挥了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和教育功能。

另外，这些绘画版面和模型塑像是因为玻璃底片的保存，才得以出现在我们眼前。充分体现了摄影为时代写真、为历史作传的作用。这些影像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甚至政治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凸显出来，成为社会和国家不可再生的财富和资源。

澎湃新闻2017-12-5

宝安文物保护与利用走在广东省前列

核心提示

宝安区被誉为深港文化之根。早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就在这一带设置司盐都尉垒。历史上曾经历四五次大的移民浪潮，留下丰富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等珍贵的文化遗存。宝安迄今共发现不可移动文物达290处，占全市的26%，包括清代古村落、古祠堂、古书室、古炮楼等，在岭南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近期，宝安区在旧版基础上新修订编制了“宝安区文物保护与总体规划”，是全市、乃至全省范围内首个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区级总体规划，依法审批并公布后，将作为全面指导和规范宝安区文物保护利用的法规性文件，并将纳入区城市总体规划和相应区域发展规划，可谓意义重大。

顺势而为，宝安文物保护亟需制定新规范

据悉，早在2008年宝安区即编制了“宝安区文物保护规划”，在梳理调研了全区的历史文物现存情况基础上，提出了保护框架思路，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于文物保护是个系统工程，位于原特区外的宝安区土地权属错综复杂、涉及多方利益关系及管理多头等因素，规划实施情况并不乐观。

此外，多年过去外围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区文物保护格局和大的国家背景方针均有大的调整，文物保护与规划亟需跟上时代步伐——

首先是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新要求。2016年3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拓展文物等要求，发挥文物资源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打造文物旅游品牌；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更加注重实用性，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扩大引导文化消费，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2016年10月18日，国家文物局出台《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注重发挥文物的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功能，坚持依法合规、合理、适度，多措并举，切实让文物“活”起来。

其次，宝安区划调整带来文物保护范围的新变化。2010年行政区划调整，龙华新区成立，宝安辖区面积变为392平方公里，原规划文物点有所调整。

再次，文物家底进一步摸清，需要重新审视。2013年，宝安区完成了第三次文化普查，共登记全区不可移动文物290处，较上版规划涉及宝安区不可移动文保单位及古村落共计103个（扣除龙华新区），新增文物191处。政府部门对文物保护对象有了新的核实和登记。

加派“三道岗”，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近些年，宝安区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文物保护实施情况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2009年至2014年间，辖区内的绮云书室、黄氏宗祠和凤凰古村逐步修复完成，重焕异彩，为全区文物保护传承教育、文化展示发挥积极示范作用。另一方面，规划设计的“六镇一园”也涉及多处历史文物的利用和保护，但其他文物仍然面临岌岌可危风雨飘摇的境况。

据介绍，此次规划对象为宝安第三次文化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290处，重点对其中253处文物进行保护利用规划研究，规划范围为253处文物本体及其保护范围，并为辖区内文物设立三道“加强岗”：

第一道岗，每年组织两次文物专业安全检查。聘请专业安全公司对全区范围内重要文物点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若发现安全隐患将检查情况及时下发至各街道，要求限期整改，消除安全隐患，再由专业安全公司对整改情况进行验收。

第二道岗，将文物安全巡查纳入区网格办巡查体系，加强文物日常巡查。经沟通研究，确定将不可移动文物中235处古建文物安全巡查纳入了区网格办综管员巡查体系。与文物义工巡查形成梯次配置的科学巡查体系，确保了全区的文物安全巡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第三道岗，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文物保护网络，逐级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提请区政府与全区10个街道签订了《文物保护目标责任书》，并要求各街道与社区签订责任书，督促各街道、各社区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加强文物安全巡查整治。截至目前，全区有文物点的60个社区中的59个社区已经完成了责任书的签订工作。

深圳商报2017-11-27

“你好兵马俑”参展故宫 数字新媒体展示秦文化

11月28日至29日，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公司联合举办的2017年“文化+科技”国际论坛在故宫举行。这次论坛邀请了全球文化官员、学者、博物馆专家和科技文化企业，畅谈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的关系，探讨如何推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共同探索以技术力量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式。腾讯大秦网合作推出“你好·兵马俑”项目亮相其中的数字艺术展，带公众与千年前的自己相遇。

科技改变博物馆体验 “文化+科技”国际论坛正式开幕

据介绍，本次论坛包括三个分论坛，分别为“新思维：数字技术下的未来博物馆”、“新路径：数字时代与传统文化的新生”以及“新融合：走入日常的科技与人文暨腾云峰会”。论坛邀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博物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交流促进跨界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满足社会大众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的数字文化消费需求，增强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提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水平。

腾讯大秦网参与针对公众开放的数字文化艺术展。本次展览将于11月29日至12月8日对公众开放，以“传统文化×未来想象”为主题。其中，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展区的展览由故宫博物院和腾讯公司主办，腾讯公司大秦网、奇迹暖暖、博物官、王者荣耀等团队联合谷歌艺术与文化实验室、“teamLab”团队、“国家建筑师”团队共同展出，通过数字形式诠释古典文化与当代艺术，打造文化与科技交融的饕餮盛宴。

人工智能与文化交融 兵马俑千人千面与你相逢

在针对公众开放的数字艺术成果展区，腾讯大秦网推出的“你好·兵马俑”项目成为展区的一大亮点。互动体验游戏“你好·兵马俑”是腾讯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合作推出的首个遗址文物保护类数字化媒体展示项目。项目由腾讯大秦网联合天天P图、腾讯优图团队联合打造，互动游戏基于秦兵马俑各具特色的造型与千人千面的形态，将传统文化与人工智能结合，运用人脸识别技术与图片美化处理功能，匹配与公众体验者最相似的秦俑形象。观众还可以将青少年的面部通过P图技术处理为成人后的样貌，再与兵马俑实现面部比对，获得最相似的比对结果。通过“我是谁”及“我在哪”功能，公众可以了解兵马俑的介绍信息，可以通过地图定位查找兵马佣在一号坑内的出土位置。

强强联手 做互联网+中华文明示范项目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腾讯公司首期合作已于2017年6月16日正式上线，本次合作系“互联网+中华文明”——秦文化传播与创意工程一期的开篇之作，主要以微信平台为载体，实现观看中的场景服务和互动体验。

场景服务功能包含导游预约和在线语音画册两个产品。观众可在手机端自助预约满意度最高的导游服务；自主游览时，随时打开想获知的文物讲解服务。为了让观众更“触手可及”地享受服务，在上线的小程序——兵马俑小助手中，可以即时开启语音服务，并查看兵马俑各场馆的舒适度。

互动体验包含“秦直道”和“寻始皇赐官爵”两个产品。在观众排队购票的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打开小游戏，通过“我为秦军送粮草”、“寻找始皇帝”等游戏，便捷地了解秦直道的历史知识、了解秦国疆域版图和大事件。

未来腾讯公司将借力腾讯网全平台媒体资源，以微信、QQ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以优图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力，以博物官及互动游戏为代表的文化载体，全力支持博物院的“互联网+”行动，革新受众对历史文化的接触方式，在年轻一代中传播好秦文化。

大秦网2017-11-29

《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今实施 广州市域博物馆迈向新时代

记者 黄宙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今年9月1日，《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这是国务院颁布《博物馆条例》后，全国第一部地方性博物馆专项法规。今天起，该《规定》正式实施，也意味着广州市域博物馆建设和发展迈向新时代。

差异化管理不同类型博物馆

《规定》对广州市博物馆的发展与保障、管理与服务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为博物馆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据介绍，《规定》具有五大亮点，包括：细化对国有博物馆的分类、为非国有博物馆等发展保驾护航、推动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博物馆提出规范化要求、理清政府有关部门的义务。

值得关注的是，《规定》针对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设计了差异化的管理规范、资金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这在地方性立法中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探索。《规定》要求市人民政府安排资金用于扶持非国有博物馆和除利用或者主要利用本级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博物馆以外的其他国有博物馆。同时，明确规定可以采取场租优惠、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非国有博物馆的发展。其他为博物馆提供帮助和服务的规定，如提供馆舍和建馆用地支持、教育培训等，同样适用于非国有博物馆和其他国有博物馆。

国家一级博物馆数量居全国前列

广州市博物馆事业起步较早。1929年创建的广州市立博物馆（今广州博物馆）是中国首批公立博物馆之一，也是华南地区第一座博物馆。改革开放以后，广州一些历史建筑旧址得到修缮，考古遗址被重新发现，并建成一批纪念馆和博物馆对外开放。

广州逐步健全和完善了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行业、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成为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去处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据统计，目前，广州市共有博物馆、纪念馆61家，其中，国有博物馆50家、非国有博物馆11家。国家一级博物馆4家，分别是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广州博物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广州市博物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广州市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博物馆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广州市完成南越王宫博物馆、辛亥革命纪念馆建设，完成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一期）整治工程和主题陈列改造。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纪念馆周边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南汉二陵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已动工，广州博物馆新馆、华侨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广州金融博物馆等一批专题博物馆正在筹建。在“十三五”开局第一年，粤剧艺术博物馆、十三行博物馆、广州地铁博物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在“软件”方面，广州市博物馆也创出了“广州经验”。广州市属博物馆转变观念，从守“物”转为关注“人”。2016年，全市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含巡展）408个，举办宣传教育活动450次，接待参观人数达1200万人次。全市博物馆免费开放工作力度不断深化，目前，全市61家博物馆中有53家对公众免费开放。

广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陆志强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要以贯彻落实新颁布的《广州市博物馆规定》为契机，加大博物馆建设力度，发挥博物馆作为服务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服务教育机构的作用，讲好广州故事。接下来，将进一步做好广州红色史迹纪念馆陈列提升和环境整治，挖掘、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制定保护利用措施、提升展览陈列和讲解服务水平等举措，更好地发挥传承红色基因、资政育人的作用。

金羊网2017-12-1

《滨州市渤海老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管理，发挥革命遗址遗迹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作用，传承和弘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的认定、保护、管理和利用，适用本条例。

法律、法规对革命遗址遗迹中涉及文物和烈士纪念设施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革命遗址遗迹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渤海老区形成的各种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的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主要包括：

（一）重要机构原址、旧址；

（二）重要人物故居、旧居及其原址、活动地；

（三）重要事件、重大战斗原址、遗址、遗迹；

（四）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纪念设施；

（五）与渤海革命老区有关的各类纪念馆、展览馆、基地等纪念设施。

第四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应当遵循统一规划、分级保护、属地管理、合理利用的原则，切实保护革命遗址遗迹特有的历史环境风貌，保持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和利用专项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由文化（文物）部门牵头组织，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旅游、规划以及党史研究机构等单位参加的工作协调机制，研究和协调解决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七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工作。

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工作。

市、县（区）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革命遗址遗迹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林业、环保、民族宗教、旅游、规划、城管执法、地方志、消防等部门（单位）和党史研究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研究工作。

第八条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革命遗址遗迹的义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赠等方式参与革命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利用。

第九条 未列为文物和烈士纪念设施的革命遗址遗迹实行分级保护，根据其历史、教育价值划分为市、县级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分别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具体程序如下：

（一）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民政、党史研究机构等单位每三至五年组织开展一次全市革命遗址遗迹普查工作，建立普查档案和名录；

（二）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民政、党史研究机构等单位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对普查成果进行论证，形成论证意见；

（三）市文物行政部门、民政部门根据论证意见，提出市、县级保护单位建议名单，由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民政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对于新发现的革命遗址遗迹或者需要升级保护的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文物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民政部门及时研究，按程序报批、公布。

第十条 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应当自公布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一年内，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等部门编制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规划和实施方案，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编制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规划和实施方案，应当听取党史研究机构等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第十一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一经划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

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等，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进行工程建设的，必须保证革命遗址遗迹的安全，并经批准公布该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党史研究机构的意见。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避开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对革命遗址遗迹实施原址保护。

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级别报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党史研究机构的意见。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批准公布该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设置相应级别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保护标志。保护标志内容应当包括革命遗址遗迹名称、史实说明、公布机关、公布日期、遗址遗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范围等。保护标志制作标准由市文物行政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发布。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涂划、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拆除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标志。

第十四条 县（区）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每年组织开展一次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排查，对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情况，及时记入排查档案。排查结果报市文物行政部门备案。

排查中发现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开展抢救性保护和修复。

第十五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应当确定保护管理责任人。

保护管理责任人应为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不明确的，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保护管理责任人。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需要配备保护人员的，由所在地县（区）文物行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或者服务项目解决，费用在专项保护经费中列支。

第十六条 县（区）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保护管理制度，并与保护管理责任人签订保护管理协议，保护管理协议应当载明保护管理责任人的权利和责任。

第十七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保护管理责任人享有接受培训、阅读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参与制定保护方案和申请资助修缮等权利。

第十八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履行下列责任：

（一）进行日常保养、维护，保持遗址遗迹整洁；

（二）落实防火、防盗、防水、防虫、防坍塌等安全措施，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时，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三）保持遗址遗迹原状，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建、拆除遗址所依存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

（四）配合有关部门对遗址遗迹进行日常检查和保护利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保护管理责任。

第十九条 在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生产、存储易燃、易爆、有毒、腐蚀性等物品；

（二）安装影响遗址遗迹安全的设施设备；

（三）其他可能破坏和危害遗址遗迹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条 对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的修缮维护应当遵循不改变原状、最小干预的原则，不得损毁、改变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在施工前，将设计、施工方案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文物行政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同级党史研究机构的意见。

第二十一条 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所涉及的抢险加固、保养维护、修缮、环境整治、展陈设计施工等工程项目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申报、审批、管理的具体程序和要求，由市文物行政部门会同民政、财政、党史研究机构制定具体办法。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合理利用革命遗址遗迹资源，梳理、研究、编纂和出版革命遗址遗迹、纪念设施相关资料，深入挖掘和展示渤海老区革命文化传统和历史价值，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保证革命遗址遗迹安全和不破坏现状的前提下，将革命遗址遗迹利用纳入本区域旅游发展规划，开发、推广红色文化特色的旅游线路、旅游服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各类教育机构应当加大对革命遗址遗迹的宣传，定期利用革命遗址遗迹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民政、交通运输、旅游等部门制作辖区地图、开发公众服务平台、建设公共交通站台、设置旅游交通标志和设施标牌时，应当包含革命遗址遗迹相关内容。

第二十三条 在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内举办陈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和影像资料的，应当事先征得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利用革命遗址遗迹开展各类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教育的，其展览展示的内容、史料以及讲解词，应当征求党史研究机构的意见。

第二十四条 革命遗址遗迹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日常巡查制度，在巡查中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县（区）文物行政部门报告。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五条 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投诉举报制度，及时受理对破坏或者损害革命遗址遗迹行为的投诉举报。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移交给有管辖权的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文物行政等部门对在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擅自进行新建、改建或者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等与保护无关的其他工程建设的，由市、县（区）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处工程建设造价或者合同价款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责令有关部门依法拆除违法建筑。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涂划、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拆除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单位标志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文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有关文物保护、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管理、城乡规划管理、建设管理、文化管理、旅游管理、民政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文物、民政和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在革命遗址遗迹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中不履行职责或者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情形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滨州日报2017-12-4

“南海Ⅰ号”考古工作见证中国水下考古30年历程

为纪念“南海Ⅰ号”发现30周年，11月25日至26日，“南海Ⅰ号”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阳江海陵岛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希腊、日本、韩国、伊朗、新加坡、柬埔寨等国的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了本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南海Ⅰ号”调查、发掘、展示与研究，中国水下考古的回顾与展望，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国际视野下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等话题展开演讲和探讨。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项目官员Gurung Himalchuli、阳江市市长温湛滨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广东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主持开幕式。

30年前一场有关中国海域出水文物的拍卖会，促进或直接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诞生。与此同时，在被称为中国水下考古元年的1987年，“南海Ⅰ号”的发现与“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的成立，并称为三大标志事件。30年来，“南海I号”以精彩纷呈的考古成果向世人展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采，成为迄今为止我国最为重要的水下考古成果，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的历程。

宋新潮在致辞中回顾总结了中国水下考古30年的历程，“我们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始终秉承合作协作开放的发展理念，始终践行不断实践大胆创新的意识，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情的水下考古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把依法保护的制度体系建立作为事业发展的核心；把队伍建设作为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夯实水下考古发展的坚实基础；把开放合作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基本方略，积极吸收国内外先进理念和技术；把重大项目实施作为提高专业能力和技术研究的重要任务，带动水下考古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把不断扩展业务领域作为水下考古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把大众普及宣传作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途径。

宋新潮指出，中国水下考古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困难、问题和挑战，特别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和文化遗产大国，保护水下文化遗产资源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愿意和国际同仁一起，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共同推动水下考古事业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技术总监孙键、考古研究所所长姜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文化项目官员Gurung Himalchuli分别作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历程”“南海Ⅰ号的发现与研究”“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与研究”和“全球视野下的《2001水下公约》”四个主旨演讲。

宋建忠在总结30年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中国水下考古呈现出的新变化和新气象。机构建设进一步完善、水下考古专用船投入使用、人才培养进一步提升；水下考古从近海到远海、内水考古并进，在数量和类别增加的同时，多学科合作全面加强，水下原址保护的理念得到创新；水下考古研究领域呈现出成系列、有主题和侧重点的特点。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一带一路”建设推向前进，国际间的合作日益深入。

“南海Ⅰ号”历经10年的发掘证明，这是一条满载各类货物的南宋外贸商船。沉没地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Ⅰ号”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其蕴含的信息总量极为庞大。孙键介绍，截至目前已出水文物数量21000余件套、标本2600件，其中以瓷器、铁器、铜器、铜币最为大宗。大量的贸易瓷器是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外销品种；铁器、铜器已经成为输出的主要货物；而铜币的出现，显示出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已经涉及海外贸易体系。对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特殊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传承提供了坚实论据。

与会代表还就海洋贸易与文化交流、水下考古探测技术、出水文物保护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来自希腊、伊朗、日本、韩国、柬埔寨、新加坡的学者分别介绍了所在国水下考古的最新进展。会议还以“《2001水下公约》和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为主题召开圆桌会议，畅谈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国际合作。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的“南海I号”沉船发掘现场，观摩“南海Ⅰ号”出水文物现场保护实验室，并参观“归航：‘南海Ⅰ号’出水文物展”。

本次研讨会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化厅、阳江市人民政府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承办。

作者：李政

中国文物报201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