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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文物虞弘墓石椁边缘"磕坏"?山西博物院回应

记者王学涛

针对近日外界关注的隋代虞弘墓石椁部分石板边缘发生损伤的问题，记者采访山西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文物造成的损伤深表痛惜，正采取防护措施，预计十二月上旬将再次与观众见面。此外，对文物以后的展示利用将更加慎重，不仅充分考虑其展出的价值和意义，更要采取先进的技术手段，避免再造成损伤。

虞弘墓１９９９年发现于太原市王郭村南，这是中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西亚图像资料的墓葬，被评为“１９９９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墓主人虞弘，是中西亚地区鱼国人。１３岁任柔然高官，曾代表国家出使波斯、吐谷浑等国，出使北齐时被留任。相继在北齐、北周和隋三代为官，北周时曾长期任“检校萨保府”一职，主管来华商人事务。隋开皇十二年（公元５９２年），５９岁的虞弘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家中。

其中，虞弘墓汉白玉石椁外观为仿木构三开间歇山顶建筑。其浮雕并施彩绘和描金，由５０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内容涉及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等多个方面，具有浓厚的中亚和波斯风格。

１１月中旬，山西博物院展出了虞弘墓石椁。然而，有文物爱好者和参观者发现，新展出的石椁边缘，有若干“磕坏”的痕迹，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１９日，刚上任的山西博物院院长张元成在山西博物院官方微博上发表了《珍贵文物的精细化保护永远在路上》的署名文章。

文章中他对石椁损伤原因进行了说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虞弘墓石椁数次入选展览项目，先后赴美国、日本、韩国等地博物馆展出。痛惜的是，由于长时间频繁展出，世界各地气候和工作环境各异，加之在文物包装和搬运过程中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导致石椁部分椁板的边缘出现多次损伤。之后进行了入库封闭和全面保养。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间，石椁间断性赴澳大利亚、美国、北京、敦煌、深圳等地展出，未出现明显问题。

“这些损伤是在１９９９年出土后，长时间多次移动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确实也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针对网民关注的文物“裸展”问题，山西博物院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张慧国介绍说，专家们认为将文物封闭后空气流通不畅，对文物的彩绘等将会有损伤，因此将会继续“裸展”，但防护栏会适当做高、范围扩大，并对展出用到的一些辅助设施进行装饰、美化，使其与文物相协调。

而针对网民提出的修补问题，专家们认为，损伤主要集中在文物边缘，最好不要对文物进行专门修补，因为担心用到的修补材料会对文物造成伤害。

“文物有传播文化的价值，但今后我们将对文物的展示利用更加慎重，不仅要充分考虑展出的价值和意义，更要提高技术手段，避免对文物再造成损伤。”张慧国说。

新华网2017-11-21

这些城市，凭什么“最优雅”

由德国最大时尚电商Zalando评选的2017年度全球最优雅城市排行榜新近公布，巴黎高居榜首，伦敦、维也纳位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城市中，香港与上海入围。

据悉，入围榜单城市的评选标准包括时尚度、建筑、交通、游客吸引力、清洁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可以说，一座城市要做到内外兼修、宜人宜居，方能称得上优雅。在城市建设方面，巴黎、伦敦、维也纳的经验有哪些值得借鉴和学习？

巴黎怎样脱胎换骨

巴黎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过去几十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规模膨胀，若没有合理的理念和规划指导，旧城区的单中心格局和老化的城市功能也难以使巴黎保持优雅。

要脱胎换骨就要下狠功夫。巴黎成立了专门的规划机构，如“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和“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与开发研究所”，负责为地区的建设提出方案、撰写旧城改造白皮书。

首先是减轻旧城区负荷，改变城市的内涵。具体来说，就是不再增加居住密度，将工业、金融业等按照计划迁出中心区，沿着塞纳河向下游地区发展，形成带状城市。比如在玛海区，迁出了约2万人口后人口密度降低，20多栋旧府邸改造成了艺术和民俗博物馆，一些有特色的小店铺被保留了下来，破旧的面目一扫而光，成了吸引游人的好去处。

为了保护好位于西郊的布劳涅森林公园，政府干脆封闭了曾经穿行其间的数条公路，恢复了宁静的森林环境。因为他们认识到，在城市周边确保一些“非城市化”的地段有利于改善城市环境，有利于实现“安逸与雅致”的人性化人居目标。

旧城难免有新建筑要拔地而起，所以说，努力实现新旧建筑的协调亦十分重要。巴黎的早期风貌以不太高的楼房为特色，整个城市的楼房大多在6到8层，鲜见高大突出的建筑物。二战后，对于是否在城市建造高楼的问题出现了两种声音。建高楼派以时任总统蓬皮杜为代表。他认为，在巴黎反对高层建筑完全是一种落后的偏见。“高层建筑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它的位置、它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它的建筑形体以及外表装修。”而后，两派虽然一直在争论，但是在实践中达成了这样一种妥协：允许建设新建筑但要尊重老建筑，尽量保持与老建筑风格上的协调。

而在远离传统风貌保护区的新区，城市管理者们开辟了新空间，让规划师放开手脚大胆设计。比如拉德方斯区，该区位于从卢浮宫、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一直到凯旋门这条轴线的西端，被称作“巴黎的曼哈顿”，集中了法国最大的20个财团中的12家总部，许多外国大公司总部也设在那里。拉德方斯的标志建筑是大拱门，它奇特的造型带领着众多新潮大厦，彻底改变了巴黎的天空。事实证明，这样的新中心功能越是完善，生命力就越强，对传统城市风貌的保护也更有利。

在色彩规划上，巴黎注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升整体城市形象。上世纪80年代颁布的城市色彩管理制度规定，各个临街店面只能把一层作为施展商家色彩魅力的区域，上面几层都不能任意设立广告或公司标牌。如此一来，在城市主体色调的背景下，城市各区域的色彩也显得统一和谐又丰富多彩。此外，新老城区色彩各具特色，增加了辨识度。奶酪色系和深灰色系组成了巴黎旧城的标志性色彩，如拉德方斯这样的新区则采用明朗冷峻的色调，展现工业时代的美学特征。

在文化部门统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巴黎，城市的历史、文化、艺术得到了充分尊重，优雅之城，所言不虚。

相隔几十年的“严丝合缝”

在英国当代知名传记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中，他以79个城市断面，831副市民面孔，把伦敦2055年的历史比作一具复杂多变的人体。在他看来，伦敦好比是一位古老而时尚的绅士，在城市规划上为世界垂范。

事实上，新旧建筑叠加的伦敦造就了独特的城市光影，证明了新建筑和旧建筑可以和谐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城市会像身体一样自然地生长而不会老去。

工业革命以后，伦敦由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向工业社会发展，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布局混乱等令当今很多国家头痛不已的“城市病”。19世纪30年代，伦敦再次发生大规模瘟疫。由此，伦敦彻底审视了糟糕的城市卫生状况，随后制定了《公共卫生法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城市规划的法规，对包括住房、建筑的间隔间距、道路、饮水安全、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和许多国家一样，英国在城市化历程中一度也陷入“要环境还是要发展”的困境。中世纪近代之交，各地热衷拆教堂，造成文物古迹损毁。直至18世纪末，英国对宗教及历史文物损坏的事件仍屡见不鲜。在这个过程中，有良知的知识精英率先站出来阻止，并发起创办民间文物古迹保护组织，促使英国民众养成保护文物的公共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在全社会共同推动之下，政府与议会不断加强文物古迹保护的立法。除了立法外，20世纪初的英国还设立了历史文物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整理记录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建筑物的档案。伦敦及其他古老的英国城市都受益于此。

在社交网站上，有人曾把当今伦敦和七八十年前的伦敦街拍拼接起来，发现在一些街头，两者竟呈现出“严丝合缝的美”，只不过是从敞篷马车换成小汽车而已。这充分体现了城市历史面貌的整体保护之完善。因为伦敦人认为，城市一味“绅士化”后是索然无味的。高楼大厦只能代表全球化的程度，而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市井和草根，他们植根这片土地的厚度，决定了城市文化的深度。

打造下水道风景

维也纳在最优雅城市榜单中位列第三，但它更为人所知的是全球最宜居城市的称号。在美国美世咨询公司发布的宜居城市排行榜中，维也纳曾7登榜首。

这座城市有多优雅，可能恰恰反映在看上去不那么优雅的下水道系统的建设上。

早在2500年前，罗马人就设计建造了发达的下水管道系统来保证城市的健康与卫生标准。公元100年前后，罗马帝国在维也纳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在此建造了完善的下水管道。但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下水管道的重要性被忽视，垃圾被随意丢弃，城市卫生状况恶化、瘟疫横行。

直到1739年，维也纳才重新完善了地下排水管道，一下子处于欧洲领先地位。不过，1830年维也纳及周边地区大雨，城市下水管道系统的落后导致严重的洪涝灾害，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霍乱瘟疫，致使2000多人丧生。这让当时的执政者决心彻底改造维也纳的排水系统。

其中一项重大工程就是将分隔维也纳老城与新城的维也纳河进行彻底整顿，将“锁链桥”至“城市公园”河段进行封顶，使其成为地下暗渠。竣工后，不仅大大改善了维也纳的排水系统，提高了维也纳的防洪泄汛能力，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也从此联通。

1955年，奥地利在战后重新获得独立与自治，维也纳下水管道的重建与扩建工程也自此开始。1980年，位于维也纳11区的废水处理站建成，标志着下水管道系统重建及扩建工程达到顶峰。2005年，Simmering污水处理厂扩建完工，每天可处理污水50万立方米，处理后的污水能达到直接排入多瑙河的标准。

如今，维也纳的下水管道能够处理98%的城市污水，已成为全世界最为先进的下水道系统之一，也是中欧下水道的典范。在维也纳，下水道博物馆是城市的著名景点之一，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下水道旅游的行程共2小时，与相关主题的电影紧密结合，利用文化资源带领游客畅游维也纳的下水道系统，沿着维也纳河的地下河穿行，体验真正的下水道风景、声音和气味，随后对这一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加深了解。

吴越

解放日报2017-11-20

中华慈善博物馆开馆以来接待海内外游客13万余人次

2016年9月1日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慈善法》正式实施，我国首个国家级慈善专题博物馆——中华慈善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也于南通建成开馆。运营一年多以来，博物馆的展览和服务获得社会广泛赞誉，相继接待海内外参观者约13万余人次。

筹建具有历史开创性

《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到，博物馆是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冠名，民政部和江苏省政府共同推进、南通市具体承建的国家级慈善专题博物馆。该馆位于清末状元、近代著名慈善家、中国首家公共博物馆创立者张謇先生创办的大生纱厂旧址，占地面积2654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4858平方米，总投资约1.98亿元（不含土地）。

近日，记者在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下步入展馆，在博物馆展厅看到，古籍、档案资料、捐赠票据、牌匾、陶瓷、书法作品、拓片、乐器、唐卡等藏品不计其数、包罗万象。现今内容丰厚、底蕴充盈的藏品和整体展览效果的艺术呈现，是当日博物馆筹建工作的价值体现，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标志性工程。“慈善是一种精神，而博物馆是实体。如何才能把精神形象地展示给大家看呢？”南通市民政局副局长、中华慈善博物馆馆长陈坚回顾当时的筹建工作仍感慨颇深。

博物馆的筹建工作离不开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慈善公益报》记者了解到，民政部数次召开部长办公会议，协调并会同国家档案局、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在藏品征集、文本论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协调支持工作。南通市委市政府将中华慈善博物馆项目列入全市重点文化项目和市政府重大工程，全力推进，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实施。

在藏品征集落实方面，南通市民政局领导骨干组成筹建队伍，各征集小组的同志跋涉千山万水，克服种种困难，奔赴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史志办等单位查阅资料、深入讨论，连续数月、夜以继日，共征集到各类慈善相关藏品2900多件，图片8300多幅。经过5年多的筹建，2016年9月1日博物馆全面建成并正式开馆。

拓展教育实践等诸多功能

“开馆以来，博物馆运行情况良好，功能作用逐步彰显。”中华慈善博物馆副馆长胡达告诉《慈善公益报》记者，近一年来，博物馆接待了众多学校师生、机关干部、企业员工和市民群众，甚至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地及港澳台游客，社会知名度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今年暑期，博物馆还推出了暑期公益免费讲解服务，让更多的游客深入了解慈善文化。此外，博物馆还努力拓展社会教育功能，着力打造综合性教育基地。据了解，博物馆专门组建了特约研究员队伍，聘任了慈善文化使者，借力开展慈善文化研究，传播慈善文化，不断将慈善文化宣传和研究引向深入。南通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分别将博物馆作为党性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示范基地；市级机关工委将博物馆设为南通市道德讲堂总堂；南通大学将博物馆设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在博物馆设立青少年社会实践与教育基地。

“接下来，博物馆将以打造全国有影响的慈善专题博物馆为目标，努力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更好地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贡献。”陈坚表示。

如今，中华慈善博物馆正紧紧围绕功能定位，积极打造中华慈善文化展示的窗口和先进慈善理念的教育课堂，努力发挥公益慈善事业活动阵地和慈善学术理论研究基地的作用，为传承和弘扬传统慈善文化，促进当代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 权 敬

慈善公益报2017-11-27

在漫长的历史中，看城市如何淬炼成形

我们熟悉的城市书写，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雨果笔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纽约，是传奇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或者，是类似《孤独星球》的旅行指南，不断为你推介非去不可的景点。新近引进出版的一批图书，却在为城市立传。这样的书写建立在丰富的史料之上，又不囿于史料，以不重样的视角勾勒出一座城的骨骼、肌理与精魂，拓宽着我们对于城市的认识。这类图书也正在成为国际出版界热点。

比如，《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以浩瀚城市历史中的21个柏林人，编织出一座城的前世今生；《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将镜头推向文艺复兴后冉冉升起的现代巴黎，找寻这座城市从都市空间到生活模式的魔力；《伦敦传》像写人一样写城，写它的诞生与成长，挫折与重振，写它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这些关于城的书写中总有人。人参与城市的建造，也被城市的特质所影响。翻开书页，纸上读城，城与人的新一轮奇妙对话又将生成。

三四百年前的一场城市规划，让巴黎成为梦想之城

人们为什么来巴黎？研究者发现，前往巴黎的人们，数百年来有着一个相似的理由——为了寻找新的体验，关于艺术、建筑、商业、时尚、饮食等等，一切最新鲜与最前沿的事物。巴黎之所以值得一游，不仅仅在于当地的建筑，更在于当地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丰富的娱乐活动带来的勃勃生机。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试图揭示的就是：巴黎何以成为巴黎？为什么这座现代城市总是激荡着革新都市生活的火花？作者若昂·德让，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也是法国历史与文化的专家。在书中，她将人们的视线牵引至文艺复兴后巴黎现代城市诞生的临界点，借由巴黎在城市建筑规划方面的现代性，画出城市的骨骼，也借由巴黎在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上的革新，画出城市的灵魂。

原来，巴黎的吸引力并非古已有之。16世纪末，这里一度破败不堪、百废待兴，街道上甚至还有野狼出没。是此后历经亨利四世、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等君王一个世纪的努力，巴黎才被重塑成一个“宏伟”的地方。在那段时间里，从建筑师到工程师的各行业专家统统来到巴黎，一场场针对城市布局的“头脑风暴”促成了一个个革新性的公共工程，令这座城市在欧洲引领潮流。

巴黎走向现代的起点是一座桥——塞纳河上建于1606年的新桥。这是巴黎的首个现代公共工程，对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桥上的步行道尤其值得一提。这样的步行道不间断，并且高出路面，防止马车进入，可谓现代社会最早出现的步行道，也是最早启发欧洲人分离人流和车流的发明。在桥上行走，行人会感觉自己是这条河的主宰。徜徉在新桥上，多少人见识了巴黎的现代生活。新桥也是巴黎第一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空间。在桥上玩起雪球大战的，或许就有王公贵族；而在桥下，聚集起躲避烈日的人们，甚至流行起公共沐浴。巴黎由此获得了其他欧洲首都在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体验，那便是陌生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新桥还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旅游景点，并且催生了一个纪念品产业。在埃菲尔铁塔产生以前，人们最喜欢从巴黎之行带回的纪念品上都印有新桥风景，用以回忆在巴黎美妙绝伦的体验。

巴黎整座城市比比皆是的宽敞林荫步道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形成的，这也才有了日后被视为现代性象征的都市漫游者。路易十四用平行排列的榆树替代堡垒，在城市里筑起一堵堵宽度超过120英尺的绿墙。很快，这类空间的防御功能被散步功能所掩盖，成为当时人们最宽敞的消遣空间。到了1700年，巴黎成了史上最早的步行城市，步行不再是一种交通方式，而是一种娱乐。在历史学家德拉马尔看来，这些步行道让巴黎成为“专营乐趣之所”，一座能让人们找到一切和现代都市文化相关的娱乐活动的平民城市，从歌剧到舞蹈，从购物到美食，一座人们只要街上走一走就能找到娱乐的地方。

17世纪，巴黎还拥有了公共交通。那是一种公交马车，路线固定，在规定的时间出发，约七八分钟一班，价格低廉得人人可以享用。1662年秋，这样的公共交通成为戏剧作家让·西莫南喜剧作品《五苏马车的诱惑》的重要灵感。当时，这部剧在老唐普勒路的玛莱剧院上演，观众可搭乘两条不同路线的马车来到剧场。剧中的内容让人们联系到剧场外面公交系统的实际体验。和现实生活中一样，剧中的车夫穿着蓝色制服，而乘客上车时，也按海报上的规定投入车费。

为了让这样的公共交通不会像大多数人的公共生活一样一到夜晚就停运，另一种城市便利措施——街道照明也在巴黎变得普遍起来。私人投资的火炬手租赁服务兴起了，火炬手配备一个巨大的火炬为行人提供照明。至少到法国大革命前，提供火炬的服务没有间断过。与此同时，这座城市拥有了一项规模更大且真正惠及大众的夜晚照明服务——在街道安装永久且固定性的路灯，由皇室和巴黎市政府通过征收“扫尘和灯光税”来运营。1667年末的一天，约3000盏灯一齐照亮巴黎夜色，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时刻似乎是一种姿态，象征巴黎已经面目一新，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不仅减少了盗窃，而且令巴黎人一天任何时候都能出来活动，也就随之带来了夜生活。

“铁血君王”腓特烈大帝的矛盾人生，映出柏林的侧影

城市历史中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人物，是《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一书独出机杼的切口。人与城有着一种微妙的动态关联：人参与整座城市的建造，同时，他们也被城市的特质所影响。作者罗里·麦克林总共选取了曾经走在柏林城中的21个人来衬托这座城市500年来真实而宏大的历史，其中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有土生土长的也有移居而来的，有国王、政客也有画家、歌星，有恶魔般的天才也有天使。书中对于人物的选择全面且精妙，既能把握住当下的历史特征，又能将动态变化的因素以人物故事牵出。由此一来，一座城市不再只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建筑，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

柏林这座城市，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未真正定型，甚至显得有些矛盾。诚如麦克林所感慨的，没有一座城市像它这般，循环往复于强大兴盛与萧瑟衰败之间。没有一个首都如它这般，遭人憎恨，令人惶恐，同时又让人一往情深。

史称“铁血君王”的腓特烈大帝，他的矛盾人生何尝不是柏林这座城市的侧影？因为两个哥哥的早夭，他生而被寄予军事厚望。六岁时父亲就给他组建了一支由131个小孩组成的队伍，由他亲自负责训练，14岁那年则受命管理起巨人投弹兵。偏偏他生性孱弱，内心住着一颗文艺心，向往军营外的世界，梦想做个吟游诗人。他曾经秘密地撺掇起一个书斋，时常坐在窗前阅读，背诵亚里士多德、拉伯雷和博叙埃的作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文学作品中的明媚夏天、纯洁爱情以及青春年少的诗情画意，都让他如痴如醉。白天随军鼓操练，晚上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练习吹笛，最终，他还是按照父亲给他设定的轨迹走了下去，在他想象力最为丰富的时刻，将这个国家推入战火，南征北战，并且比父亲设想的走得更远。若干年后，腓特烈大帝已经成功将普鲁士四分五裂的公国以及被他征服的地方统一成一个完整的国家。而在他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攻击前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时，他总是靠创作诗歌或者阅读莱辛的作品来抚慰自己躁动不安的心灵。他和他的柏林一样，都像是将真实身份掩盖于面具之下。

一战前后的柏林，书中是通过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命运折射出来的。战争中，凯绥失去了亲爱的孩子皮特——根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皮特没能躲过轰炸。从军，未必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久以前，他向母亲列举生存的理由是：打台球，登山，热衷表现主义，深夜遥望星空，还有在五月游览多斯加尼。他喜欢流连于阿辛格的某家啤酒屋，喜欢在普伦茨劳贝格夏季展览会上观赏灯光闪烁的丹麦电影，喜欢和朋友一起在森林里漫步、歌唱。战争将平凡的人们及其家庭卷入了未知的漩涡。皮特的死让凯绥用创作来填补空虚，她不停地画啊画啊，麻木自己，减轻痛苦。她忽而意识到，自己不能只追求艺术上的前卫，而是有责任对当下有所作为，“因为当下的人类太过迷惘无措，亟待帮助”，她要表达世人的苦难，那永无止境的苦难。她刻下《战争》这一系列堪比毕加索《格尔尼卡》的感人版画，其中《牺牲》刻画一位母亲悲哀地闭上眼睛，交出她的孩子，似乎象征着为战争去做的无谓牺牲，《双亲》刻画失去孩子的父母跪着相互拥抱在一起，粗糙有力的双手满是磨难的痕迹。凯绥相信，艺术能够并且应该改变世界。她做到了，她用艺术捕捉人间疾苦，再现母亲和孩子们的苦痛，让柏林人首次感受到不加雕饰的真实自我。

伦敦城里全是戏，人人都爱穿戏服

再现伦敦城上下两千年的泱泱历史，《伦敦传》居然不遵循时间线索，不用编年史。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把伦敦比作一座迷宫，且一直在变化、延伸。他坦言“我们无法窥见全部，而只能把无尽的小巷和过道、庭院和大街当作一片荒野去体验。在这片荒野上，纵使最有经验的市民也会迷路。”而作者叙述本身也像一座迷宫，带领读者纵横驰骋其中，迷失在时间的分岔小径。

书中近80个章节，更像是关于伦敦的若干个关键词，从正史、民间传说到衣食住行、消遣娱乐。人们能看到伦敦历史上重要的时间标记，如中世纪、瘟疫、大火、二战空袭，也能看到世人皆知的伦敦建筑物，如威斯敏斯特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伦敦大剧院、地下空间，就连文学作品中的著名书写也成为线索，如大本钟、查令十字街、帕丁顿。

在这个曾经留下莎士比亚太多足迹的城市，“戏剧”“表演”成了理解伦敦的关键词。阿克罗伊德说，“热闹与暴力、城市自豪感与民族荣誉，全都在伦敦的剧院里寻到舒适的家园”。狄更斯也曾视伦敦为“魔灯”，认为这盏灯令自己的想象力瞥见怪诞的戏剧和陡现的奇景。数百年间，伦敦人似乎人人爱穿戏服或假扮身份。书中记载，18世纪中叶的商人登广告推销货物的传统价值之时，会“戴假发、银膝扣、鞋扣，手腕套着一圈精致的褶裥饰边”。20世纪早期，则可以看见银行收发员、送鱼男孩、侍应生、警察仍然身穿维多利亚中期的服饰，似乎意欲展现其行业的古风的尊崇或体面。在伦敦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街头都可以看到数十年前的服饰和仪态。就连伦敦的市井生活里也全是戏——街头是永恒的舞台，任何“闲谈者”或叫卖的商贩都能吸引好奇的看客。

让人又爱又恨的泰晤士河，也是伦敦挣脱不掉的印记。这座城市的现实景观正是由这条河流冲刷而成的。比如，伦敦的能量几乎就是泰晤士河的能量：泰晤士河每日带进上千船队，河面则挤满了驳船、渡船，载送市民过河。又如，大多伦敦人直接以河为生，或者靠河上运输的货物为生。14、15世纪文献记载的众多泰晤士河职业不下数十种，包括维护河道安全的“护河员”、负责涨潮时河堤或河畔建筑安全的“潮工”等等。泰晤士河也源源不断地激发着文学家、艺术家的想象力。身边流淌的泰晤士河就曾赋予透纳关于光线和运动的灵感，他将一整个伟大的世界尽然展现在这条河上。斯宾塞、赫里克等诗人为泰晤士河披上一抹神奇的银色，却也有文学家写道“泰晤士河那泥泞的潮水，倒映不出任何东西，胸膛里隐匿着数不尽的肮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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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的名城

雨果笔下的巴黎假若你想得到一个古代巴黎的印象，那是现代巴黎不能给予你的，那就请在一个盛大节日的早晨，当太阳从复活节或者从圣灵降临节升起的时候，攀登到一个可以俯瞰这首都全景的高处，去倾听晨钟齐鸣吧。去看看天空一角的颜色——那是阳光照射成的，去听听成千座教堂一下子颤抖起来，起先是一阵丁当声从一座教堂响到另一座教堂，好像音乐家们宣告演奏就要开始一样。……那边是圣马尔丹寺院尖锐而薄弱的歌声，这边是巴士底狱的悲惨而枯竭的调子，另一边是卢浮宫大钟塔的歌唱性男低音。王宫的御钟不断向各个方向抛掷它那华丽的颤音，圣母院钟塔上沉重的钟声均匀地落在它上面，使它像一块铁砧在铁锤下闪出了火花。你时时还听见来自圣日尔曼·代·勃雷大寺院的钟乐三重奏的各种声调，这一雄壮的乐声逐渐散开，让路给突然升起的圣母颂——它像一顶用星星缀成的冠冕一般凸现出来。在下面，在这个大合奏的最深处，你可以模糊地分辨出教堂内部的歌声从拱顶的颤动着的洞孔里传出来，这实在是一部值得一听的歌剧。

狄更斯笔下的伦敦

大雾弥漫。大雾遮盖了流淌于排排轮船和肮脏的污染水源之间的泰晤士河。大雾笼罩着埃塞克斯郡的沼泽与肯特郡的高地。大雾爬进了运煤帆船的厨房，扑向外面的船工，逗留在大船的高帆上，随后降落在驳船与小船的舷窗上。大雾钻进了格林威治那些领养老金者的眼睛与喉咙。桥上的人透过栏杆看到下面的雾，他们笼罩在大雾之中。

菲兹杰拉德笔下的纽约

纽约人满腹傲气地登上此地，却沮丧地看到，眼前的景象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这座城市并非如他所想，路通路街连街绵延不绝，它明明是有边界的……从这栋最高的建筑俯瞰，他第一回目睹城市的边界消失在四面的乡野，融入一片蓝绿之间，唯有后者才真的是无远弗届。这番可怕的顿悟让人进而明白，纽约终究只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整个宇宙，于是他在想象中精心搭建的那一套熠熠闪光的观念体系轰然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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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一点一点亮起，灯光一点一点熄灭：先是有薄薄的雾，光是平直的光，勾出轮廓，细工笔似的。最先跳出来的是老式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那木框窗扇是细雕细作的；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然后晒台也出来了，有隔夜的衣衫，滞着不动的，像画上的衣衫；晒台矮墙上的水泥脱落了，露出锈红色的砖，也像是画上的，一笔一划都清晰的。再接着，山墙上的裂纹也现出了，还有点点绿苔，有触手的凉意似的。第一缕阳光是在山墙上的，这是很美的图画，几乎是绚烂的，又有些荒凉；是新鲜的，又是有年头的。这时候，弄底的水泥地还在晨雾里头，后弄要比前弄的雾更重一些。

记者范昕

宿扬高速扬州段出土千件文物 精美玉器将展出

典雅的青铜器、质朴的陶器、亮丽的漆器、精美的玉器……这些扬州出土的珍贵文物，穿越两千年重见天日，再现了汉文化的深厚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

由扬州市文物局、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仪征市文广新局主办，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承办的“千年穿越——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考古发掘成果展”，今天将在仪征市博物馆二楼艺术展览厅正式与公众见面，将展出玉器、漆器、铜器、釉陶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10件套。

宿扬高速考古发掘51座古墓

出土1000余件珍贵文物

2015年，为配合宿扬高速建设，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勘探和发掘。如今，宿扬高速公路通车在即，为回馈社会各界的关注，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相关部门特意在仪征市博物馆举办“千年穿越——宿扬高速公路扬州段考古发掘成果展”，共展出110件套文物。

考古专家介绍，宿扬高速沿线穿越扬州城西北汉代墓葬区，沿线西湖、杨庙为汉代高等级墓葬埋藏区。在2015年初，宿扬高速扬州段开工伊始，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派出文物工作人员密切关注沿线工地状况，重点跟踪沿线取土区域。

2015年7月5日开始，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一共发掘古墓葬51座、唐代水井1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其中绝大多数古墓葬出土于西湖镇境内，三座位于仪征市刘集镇中心村赵庄组。

墓葬时代从西汉中期至明代

出土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等

据介绍，此次发掘的墓葬时代，从西汉中期至明代，大多数为西汉时期。从墓葬规模上来看，4号墓、5号墓、8号墓、12号墓等汉代墓葬，等级较高，保存完整，为研究汉代扬州葬俗、工艺等提供了重要实物数据。

典雅的青铜器、质朴的陶器、亮丽的漆器、精美的玉器……穿越两千年重见天日，再现了汉文化的深厚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从出土文物来看，墓葬出土玉器、漆器、铜器、釉陶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千余件，尤其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4件漆面罩，纹饰精美，亮丽如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发掘出的汉代铜胎漆盘，为近年来首次发现。考古专家表示，扬州的汉墓中发现的漆器很多，材质一般都是木胎和夹纻胎。同时，汉代的铜盘较为常见，历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出土，但是，这些铜盘大多数为素面，或者錾刻简单的纹饰，而髹漆的做法非常罕见，为研究扬州漆器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新资料。

由于目前铜胎漆盘的保存状况不佳，而且展厅环境不适合它展出，于是，取而代之的是以展板形式亮相，使参观者了解其特色。考古专家称，这件珍贵的文物今后会在适合的时机出现在公众面前。

陶敏

扬州晚报2017-11-21

太和一农民珍藏30件文物 横跨战国至明清多个时代

近日，太和农民韩国宇把自己珍藏的30件文物一次捐赠给了太和县博物馆，系该馆接受农民捐赠文物最多的一次，经专家初步鉴定，这批捐赠的文物年代横跨战国至明清多个时代，包含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等多个文物类别，具有较高收藏与研究价值。

“我是主动捐献的。”11月2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韩国宇自豪地说。由于面临房屋拆迁，文物不好保存等现实问题，韩国宇在家人的支持下，拒绝了文物贩子的购买要求，主动将30件文物一次捐赠给了太和县博物馆。

“我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都跟我说，这些文物一定不能卖给文物贩子，捐赠给博物馆，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文物。”韩国宇说，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捐赠的最大动力；此外，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将文物捐赠给博物馆。

“我是太和县经济开发区友谊社区陈大郢村民组的农民，这些文物主要是村中河道治理和村庄拆迁时，自己留心留意寻得的。”韩国宇说，自从三年前，村中房屋拆迁开始，他便走上了收藏文物的道路。

“当时，老房子被拆迁后，我自己在地里搭建了临时的房子，这个房子靠近村里的友谊河。”韩国宇说，因为临河而居，他经常到河边散步，散步中他发现了不少“坛坛罐罐”的东西，便留心将其带回家；这之后，他总是喜欢在河边散步，希望能够碰到更多的“坛坛罐罐”。

去年夏季，村中开始治理友谊河，韩国宇知道之后，更加留心。挖掘机挖过的地方，韩国宇也曾捡拾到不少“旧物件”，这其中便有陶罐8件、铁器8件、寿州窑碗5件，收获颇丰。

“捡拾这些东西，最开始纯粹是因为‘好玩’。”韩国宇说，他只是一个农民，并不清楚这些文物的价值，也不了解这些文物的年代，捡到的这些文物，他也曾给村中上了年纪的老人看过，有一些大家说是汉代的，但是他自己也摸不准。

“后来，有文物贩子找上门来，想要购买我收藏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卖。”韩国宇说，虽然自己是一个农民，家庭条件也不富裕，但既然是文物，那就一定不能卖。“这并不是钱多钱少的事情”。从那时起，韩国宇便打定主意要将文物捐赠给国家。

11月13日这一天，韩国宇主动将收藏的30件文物一次捐赠给了太和县博物馆。经文物专家鉴定，韩国宇这次捐献的文物藏品，有战国灰陶鈁、战国铜镞、汉代绳纹圜底罐、汉代素面宽折沿盆、隋代黄釉盘口壶、唐代黄釉瓷碗、宋金黄瓷灯、元代铁权、明清铁犁铧等多件器物。年代横跨战国至明清多个时代，包含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等多个文物类别，具有较高收藏与研究价值。

收到韩国宇的捐赠，太和县博物馆馆长金亚东激动地说，韩国宇捐赠的这批文物弥补了该县博物馆藏品的不足，同时，捐献的铁镜、铁权等，更是填补了该馆此类馆藏文物的空白。此外，铁镜和铁权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研究太和地方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韩国宇保护文物的精神可嘉，捐赠文物的行为更令人称赞。”金亚东说，保护文物，人人有责，韩国宇捐赠文物的行动值得社会提倡。

记者 任秉文 实习生 吴春坪

中国文物网2017-11-23

收藏家郭鹏再向河北博物院捐文物

11月25日上午，“郭鹏先生捐赠文物仪式”在河北博物院举行。这次，郭鹏先生再度无偿捐赠的是一度流失海外的北魏大臣祖莹夫人郑氏墓志以及北齐长乐郡长公主高宝德墓志等文物。据悉，这些文物对北朝历史文献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和补充，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捐赠文物只因家乡情结

今年43岁的郭鹏生于石家庄，在保定涞水长大，原任教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现为古代艺术品鉴赏家、收藏家，自媒体节目《观鉴时刻》制片人、主持人，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拍宝》专家评委，还是北京一家文化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早在2015年，郭鹏就曾向省博无偿捐赠一尊唐代白石佛首，使其与该院珍藏的佛身合璧，如今修复完整的佛造像正在省博曲阳石雕展厅展出。

“这次捐回的两方墓志，是我们在海外准备买回的一批北朝墓志的头两块。我们计划一年内争取把这批墓志全部捐回河北。”郭鹏说，这批墓志曾流落日本，他和他的团队已经跟踪这批文物两年多。

据悉，墓志是指放在墓里的刻有逝者生平的石刻，用于赞扬死者的功业成就，表示悼念和安慰。墓志不仅具有书法艺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在郭鹏看来，这些墓志的价值无可取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考证价值。我个人认为，河北是北朝墓志文化的核心文化区。北朝历史极具传奇色彩，但因为当时朝代更迭动荡纷杂，历史资料多有遗失，墓志则是最权威的史料，可解历史谜团、填补史料空白。”

郭鹏说，他之所以将文物捐回河北，还是与家乡情结有关。“这两方墓志的主人跟河北渊源很深，应该就是河北出土，我碰到了肯定要收。更重要的是，这些墓志只有在原地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很多内容可以互相佐证。比如，北齐长乐郡长公主高宝德的父亲就是北齐皇帝高洋，省博北朝壁画展厅就有高洋墓壁画。”接下来，他会陆续将这批曾流失海外的北朝墓志捐回河北，“其中还有北魏大臣祖莹的墓志。”

两方墓志主人挺有来头

在捐赠现场，记者看到了两方墓志，均由墓志盖与墓志身组成，墓志盖有文字注明主人身份，墓志身则刻有主人生平等。其中，祖莹夫人郑氏墓志质地为青石，墓志身为边长64厘米的正方形石块；北齐长乐郡长公主高宝德墓志则是白石质地，墓志身边长为77厘米。据研究，南北朝后期墓志已有固定形制，一般由志盖和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石平面呈正方形，志盖多呈顶形。

郭鹏此次捐赠的两方墓志的主人都挺有来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字经》中有一句“莹八岁，能咏诗”，其中的“莹”就是北魏大臣、著名文学家祖莹。祖莹为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氏，祖莹夫人“安德县君郑氏墓志”不仅佐证了祖莹其人其事，更进一步填补了祖莹及其家庭成员的史料。北齐长乐郡长公主高宝德的父亲就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洋的祖籍在渤海條县（今河北景县），其建都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县）。历史上有关高宝德的记载极少，高宝德墓志则详细记载了其出身、丈夫等资料。

省博将适时推出展览

据悉，在填补史料空白的同时，这两方墓志的书法价值也极高。

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透露，此前省博组织故宫等省内外专家对墓志进行了鉴定。专家们在确认文物为真的同时，也对墓志上的书法给予肯定：“祖莹夫人的墓志非常完整，从书法造诣、风格、谋篇布局上看，是非常好的艺术品”，长乐郡长公主的墓志书法则“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两方墓志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的演变具有参照意义。

罗向军表示，郭鹏先生今后还会陆续捐赠一批北朝墓志，省博将在适当时机对这批文物进行系统展示。“不过，由于墓志内容需要专家研究和考证，需要一定的研究时间，所以预计在2019年前后才能推出相关展览。”

记者 胡印斌

河北新闻网2017-11-27

五件洛阳文物在北京“讲”雄关往事

驼铃悠悠，沧海桑田，当年商人使者的足迹无从寻觅，巍峨的关城化作残垣断壁，怎样才能了解一座座雄关的往事？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在其中留下无数故事。日前，“雄关漫道——丝绸之路上的古关”展在北京中国海关博物馆开展，我市新安县博物馆有五件文物参展。

展览 新安县博物馆为唯一参展县级文博单位

《洛阳晚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由中国海关博物馆主办，将持续至2018年3月6日。

此次展览分为“丝路漫漫”“丝路古关”“关塞千里”“关情民声”“关通东西”五个部分，展示了自西汉至明清的92套109件文物，同时还配有丰富的照片、沙盘、模型等，旨在系统地展现阳关、玉门关、函谷关、嘉峪关等丝绸之路沿线古关的设置分布、机构职能等，总结历代政府对丝绸之路的政策导向和管理模式。

新安县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安县博物馆是参展的唯一县级文博单位。本月初，他们收到了海关总署的公文，公文介绍了展览的相关信息并邀请新安县博物馆参与展览。本月中旬，中国海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到新安县，采集了汉函谷关的相关照片，并将参展文物运往北京。

文物 “关”字瓦当意义重大，铜弩机见证金戈铁马

在此次展览中，新安县博物馆参展的五件文物分别是两件“关”字瓦当、一件“关”字砖、一件铜弩机和一件黄釉男胡俑。

在这几件文物中，“关”字瓦当十分引人注目。它中间有篆书“关”字，两侧伸出羊角形云纹。“‘关’字瓦当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特殊载体的书法艺术品。”该负责人介绍，它表现出西汉时期人们的博大雄浑的思想理念和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不少喜欢古装电视剧的市民会对这样一种兵器印象深刻——它形似现代枪械，射程远、威力大，这就是弩。在此次展览中，新安县博物馆就提供了一件汉代的铜弩机。“这应该是守卫函谷关士兵使用的兵器，见证了当年的金戈铁马。”该负责人说。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函谷关有不少胡风遗韵。此次参展的唐代黄釉男胡俑，留着大胡子，右手好像牵着缰绳，神态气定神闲，它成为当时东西方交往频繁的佐证。

延伸 洛阳为何被称“八关都邑”

漫漫丝路上的雄关和今天的海关有着什么异同？

“当年的关隘也承担着监管贸易、查禁私渡、征收税负等职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但更多还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关隘分为外关和内关两种：外关位于国家的边疆地带，如玉门关、嘉峪关、雁门关等，主要是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内关则位于都城周围，如汉代的函谷关、明清的山海关等，主要是为了拱卫都城。“洛阳被称为‘八关都邑’，函谷关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关。”该负责人介绍。

因为主要在军事领域发挥作用，古代关隘一般建在道路和山河交会的要冲之地，洛阳周围就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所谓“八关”，指的是函谷关、伊阙关、广成关、太谷关、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和小平津关。此外，洛阳附近还有潼关、虎牢关等，它们共同守卫着洛阳的安全。（洛阳晚报记者 潘立阁 通讯员 杨利娟）

相关链接

中国海关博物馆是海关总署直属的国家级行业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号，具有海关文物收藏保护、海关文化展示交流、海关历史研究等功能。此次展览位于该馆地下一层东展厅，展览免费参观，凭身份证领取门票。

洛阳晚报2017-11-28

王军：多渠道、全方位开创文物交流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吹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号角。10月27日，记者就如何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采访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王军。

砥砺奋进 使命光荣

王军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交流中心全体同志在国家文物局党组的正确带领下，在全国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配合外交大局，以“展示中华文明，促进文化交流”为己任，砥砺奋进、改革创新，各项工作取得跨越式发展。

一是积极发挥文物“金色名片”的作用，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举办文物出入境展览近70项，观众达1500余万人，展地涉及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23个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成为中外“交流年”“友好年”“文化年”以及两国建交纪念、我国国家领导人高访等国家外交活动中的亮点。2012、2013年中土文化年，2014年纪念中坦建交50周年、中法建交50周年、中马建交40周年，2017年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等活动中都曾出现交流中心文物展览的身影。2014年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赴法国举办了“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该展被纳入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担任展览监护人为之题写序言并于展览开幕前互致贺词。2016年为配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秘鲁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了我国首次赴秘鲁文物展“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秘鲁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夫妇共同参观了展览。2017年3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共同出席了中心在国家博物馆承办的“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文物展”闭幕仪式并致辞。作为2016年中美元首杭州会晤成果之一，以及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达成的重要项目，2017年中心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承办了“秦汉文明”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为展览开幕式发来贺信。

充分发挥文物资源教育功能，推出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展示。交流中心于今年五月份，在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作为第41个国际博物馆日主场活动之一的“美·好·中华——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从美学角度揭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受到社会各界民众的欢迎。此外，为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积极赴港澳台地区举办了一系列展览。其中，2011年至2016年，为落实国家文物局与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五年合作计划，在佛陀纪念馆连续举办了5个展览，观众总量达到400多万人次，增进了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认同。

二是搭建全方位、多层次文物对外交流平台，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心先后与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法国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陕西历史博物馆等中外文博机构建立全方位合作机制，在文物展览、文物保护、学术研究、人员互访、学习培训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挂靠在中心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展览交流专业委员会不断发展壮大，团体会员已达70个，为国内文博单位资源共享、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交流中心联合相关机构共同研发的“文物带你看中国”3D展示系统，通过与观众互动增加了展示的趣味性，实现让文物“活”起来。该系统目前已在丹麦、法国、老挝、尼泊尔、澳大利亚、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落户，已经形成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品牌。

三是加强文物合理利用，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中心自2015年起连续三年在广州举办“广州国际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博览会”，树立了文物博物馆版权交易展会品牌。利用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会和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平台，组织全国文博单位参加文博创意产品展。发挥外事联络优势，组织文博单位参加“法兰克福国际纸制品世界办公用品世界博览会——中国文博创意”“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品牌授权博览会”“俄罗斯第19届国际博物馆节”等国际展会活动，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交流互鉴 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谈到新时代交流中心如何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王军指出：“我们唯有面向社会、服务大众，在努力挖掘、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延展与创新文化价值、功能、实现手段，创造出更多的文化衍生品，提供更全面的文化服务，才能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

一是充分发挥文物资源载体作用，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配合外交大局和国家战略，推出一批具有中国智慧、中国内涵、中国精神，国际表达、国际视野、国际影响的对外精品文物展览，用文物说话，彰显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双向交流，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积极组织国外文物到国内办展，让我国人民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了解世界的历史，让单向输出变成双向交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供给。

二是挖掘文物资源文化内涵，为社会带来文化共鸣。配合组织实施国家文物局“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充分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扩大受众面，增强互动性，努力让文物“活”起来。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力量，通过组织学术论坛、出版学术成果、开发动漫作品等方式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并顺应时代要求传承创新，让中华文化焕发永恒魅力和时代风采。积极推进港澳台文物交流合作，促进港澳台同胞文化认同。

三是推进文博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为文化繁荣兴盛增添新动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整合全国文博版权资源和文博创意产品开发成果，建设全国文创联盟、线上线下营销网络，发展文创产业，再用产业发展的收益反哺支持博物馆公益事业。组织国内文博机构参加国内、国际展会，搭建文创产品展示与推广平台，让文博创意产品走进大众视野、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推动文博资源与服饰文化、时尚美学创意融合，用好的创意设计让文物活起来，让生活美起来。

优化定位 业务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王军谈到，交流中心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针对文化提出的“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不断探索文物对外交流的新思路、新手段、新举措、新行动，多渠道、全方位开创文物交流新时代。

一是全面落实中央深化改革要求，落实国家文物局系统职能改革部署，深入推进职能改革工作。认真梳理自身资源优势，优化职能定位，力求通过职能改革构建中心文物对外交流事业科学发展新格局。作为我国专门从事文物对外交流工作的机构，也是国家文物局唯一一个专门从事文物对外交流工作的直属单位，中心将立足公益属性，坚持文物对外交流“主航道”，配合国家外交大局，服从文物中心工作，服务全国文博系统，发挥资源、人才、管理优势，推进、统筹、规范、协调、发展文物对外交流各项工作，成为国家层面文物对外交流工作的主阵地。

二是创新文物展览展示手段，科学阐释文化价值。推进实施策展人制度，提高展览国际化水平。加强新理念、新技术、新材料和传统展览形式的有机结合，实现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欣赏中国的精美文物，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加大文物出入境监测鉴定技术开发与投入，加强文物安全防护、防伪以及文物流通过程追踪管理，加大文物点交软件研发力量，推广普及到文物展览工作全过程，在合理利用中加强文物保护。服务智慧博物馆建设，推进数字展览和展览的数字化共同发展，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创新文物交流渠道和形式，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文博机构、科研院所，以及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文化机构建立广泛联系，拓宽国际视野，打造中华文化交流前沿阵地。加深与文化遗产领域国际组织在信息互换、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国际会议、业务考察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文博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和影响力。

作者：高游

国家文物局2017-11-22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激活文化IP 开启文创时代

兵马俑手机指环支架、兵马俑U形枕……从去年到今年，陕西省西安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北京华夏言国际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夏言”)合作开发了500余款文化创意产品。厚重的文化以轻松时尚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文物及其背后承载的厚重文化不再“正襟危坐”“高居庙堂”，而是变得轻盈、生动起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让文物活起来”激活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所独具的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文创产品成为传统文化的完美注脚。

激活文化IP传递文物背后的文明

对于每个城市而言，博物馆既是地域名片，也是地方独特的文化IP。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促进文博单位进行文创开发、推动“文物活起来”的背景下，很多博物馆、院都在积极开展文创开发工作。

“在人们的眼中，博物馆中价值连城的藏品，往往是隔着玻璃窗与人们默默对望。把藏品中的文化带回家是许多观众的心声，包括以藏品为元素的文化创意产品将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助理郭向东表示，丰富的文物资源是他们的优势，只有突破传统思维，将这些文物的资源转化成激发公众拥有欲的文创产品，让这些文物变得更有温度，其蕴藏的文化也能在不经意间走进千家万户，传向世界各地。

1974年3月，秦兵马俑坑被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79年，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建成开放。2009年，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为依托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挂牌成立。面对拥有大量传统文化基因的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文创产品开发上，一直在探索一条有特色的道路。

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公布全国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批准92家博物馆作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单位，其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就在第一批名单之列。

携手文创公司 深度融合发展

“博物院在文创开发上起步较晚，观众参观完后没有纪念品可以带回去，这是一个遗憾。”郭向东表示，在考察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地的文创产品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决定结合兵马俑的自身特色，按照政策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创新发展，开放合作，共创共享，做大做强文博文化产业。

通过招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选择了几家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文创设计公司进行合作，对于选择合作对象的标准，郭向东表示，合作对象必须是专业从事文创产品开发的企业或单位，同时需具有持续研发的实力和能力；开发的文创产品必须紧扣秦陵秦俑秦文化主题，特色突出；对外合作的模式是以我为主，合作共赢。同时，注重品牌打造，保护知识产权；文创产品的知识产权，部分归双方共有，部分归博物院独有。“合作时要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投入，风险共担，利润合理分成。”郭向东说。

北京华夏言是合作单位中一家较为突出的文创公司，据其总经理王琦月介绍，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合作是经授权使用其品牌文化形象，然后通过自主研发设计生产出产品，在博物院内的文创商品店进行销售。如秦兵马俑书签，此款产品以华丽的珐琅彩呈现，轻便简约，不仅是书签还可用于格尺测量，卡通版的人物生动诙谐，情感饱满。

价格亲民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文创产品和传统意义上的旅游纪念品不一样，文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把博物馆带回家”能很好地体现文创产品的价值，让人们离开博物馆后，还能受到历史文化知识的感染和熏陶。“北京华夏言开发的系列创意产品，设计感强、品质高，比同类材质的商品便宜了一倍以上。”郭向东表示，如果价格过高，能够消费的群体就会受限，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针对的都是普通游客，所以一定要走大众路线，只有亲民的价格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力量。同时他也表示，今后也会根据需要开发一些相对高端的国礼产品。

在提到文创产品开发时，郭向东表示，市场需求很高，“文物的复仿制市场非常火爆，如兵马俑，销量很大，但是市面上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不高，但即便这样还非常有市场。在文创产品上，如果正规军不占领市场，粗制滥造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继承是没有好处的。”

同时，郭向东还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兵马俑的国际知名度很高，而在国内不是人人都懂，因此，一方面做文创，另一方面还要重视文化交流，常设展览，利用现代化的展示技术，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互动性，让展览活起来。

华夏经纬网2017-11-21

启功收藏展融入高科技元素 华渔携VR博物馆致敬传统文化

日前，由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启功艺术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在嘉德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两周，所展出的藏品包含启功先生旧藏金石碑帖230余种，也是启功先生藏品的首次对外集中展示。作为展会的合作方之一，网龙华渔教育凭借领先的VR技术实力，为展览量身定制了“启功VR博物馆”，以高科技的形式，致敬传统文化。

启功先生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他精于古代书画和碑帖鉴定，并专门从事中国文学史、美术史、散文、诗选和唐诗宋词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从教逾60年，在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方面成就突出。本次展出的数百件珍贵藏品及作品吸引了不少文化爱好者慕名前来。而展会中另一“神秘”展台前，参观者也是络绎不绝，中国“互联网+教育”领域的领先企业网龙华渔教育，将VR技术与启功先生的经典作品以及现代展会相融合，让参观者可以在“溯古追今”，切身感受启功先生的作品以及其中的蕴意。

参观者戴上VR眼镜，瞬间可以感觉到自己置身虚拟的水墨山川之间，耳边隐约响起丝竹管弦之声，与此同时，参观者眼前浮现出启功先生垂首读书的情景，听“他”娓娓道来毕生广为人知的《痛心篇》、《墓志铭》等作品。“我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对启功先生的作品倾慕已久，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整阅读，能够用VR的技术感受启功先生的‘课’，加深了启功先生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他的经典作品也更加生动起来。”一位刚刚体验过的参观者表示。

短短3分钟时间内，参观者就能将启功先生的传世佳作逐一浏览。据现场华渔工作人员介绍，在华渔用VR技术打造“启功VR博物馆”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使作品原汁原味呈现，同时也要满足视觉上的流畅优美，以达到沉浸式体验及科普传统文化的双重效果，正是因为这样的研发理念，“启功VR博物馆”才被完美创造出来，并且在展会中吸睛无数。在网龙华渔教育打造的一系列VR应用中，网龙独创的101创想世界（http://vreditor.101.com）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款像美图秀秀一样易学易用的VR编辑器产品，并且自带海量资源素材。未来，更多行业领域的VR内容，都能通过101创想世界进行个性化创作，进而打破VR行业的技术门槛，进一步完善网龙打造VR公共服务平台的关键环节。

“这是网龙华渔教育第一次将VR技术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进行深度融合，旨在普及传统文化，提升大众对经典文化艺术的了解与欣赏。”网龙网络公司轮值CEO熊立博士表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我们这些教育行业工作者的职责，高科技的融入是为了让经典更好流传下去进行的不懈尝试与努力。

作为一家领跑“互联网+教育”领域的企业，华渔依靠母公司网龙雄厚的技术实力，致力于通过“互联网+教育”模式和VR、AR、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打造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教学生态系统，并逐步构建起全球化学习平台，让学习真正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更多人都将有机会接触到高科技带来的生活变革，类似“启功VR博物馆”这样沉浸式的知识科普体验，也将逐渐融入更多的行业之中。

飞象网2017-11-27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综述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依托自身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资源，孕育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质优良的博物馆，发展潜力巨大。围绕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这一文博工作的核心议题，通过跨区域的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举办促进共同提升、共同发展的三个“三角”的高峰论坛是必要的，这也是博物馆界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11月12日至14日，由《博物院》杂志社、北京博物馆学会、广东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主办的“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办。来自上述地区近百家文博单位的管理者及相关业务人员参加了论坛。

在论坛中，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作了主题报告；三个区域的六位代表分别从文化创意、海上丝绸之路展、观众研究、文物保护利用、理事会制度实践与思考以及博物业务发展体系建构等作了主旨发言。

单霁翔院长从匠者、仁心的视角阐述了“故宫”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追求与梦想。通过古建筑修复，建立文物医院；赋予观众参观尊严，提升服务，网络售票，扩大开放面积；建立故宫研究院、学院，举办故宫文物回乡展，等等，建立了一套以文物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为历史负责，为文物负责的博物馆运行模式。他的报告引起了报告厅内观众的阵阵喝彩和会心的微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十分重视地域以及民族特色，形成了海洋文化、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茶马古道、一带一路等15个系列的文创产品，吴伟峰馆长说道。展厅内有静态的展示，外有动态的非遗表演，还有风味小吃等美食辅助——馆里的“民族文物苑”有实景演出：每天有山歌对唱，桥下水面上有小船，有少数民族对歌，丛林里面也有乐器演奏。这一切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受到民族文物苑的影响和启发，“印象刘三姐”大型实景演出诞生。同时，设立了广西传统工艺展示馆，有展示也有理念设计，有制作也有产品销售。目前做得比较大的是面向东盟的文化创意，开发了香茶等文创产品，用提炼精油后的渣做成香，植入东盟同声传译器也在研究中。

对口扶贫也渗入了文化创意。探索博物馆和公司合作即“博物馆+农户+市场”的模式参与扶贫项目。通过举办技艺培训，帮助低保户妇女学会民族刺绣、织锦等技艺，她们把产品放在博物馆网站上销售，助其脱贫解困。下一步的工作是把贫困村建成生态博物馆，以文化带动旅游的发展。

中央确立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从2011年开始，福建博物院用三年的时间联合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海南等省，也特邀上海、江西两地，举办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较全面介绍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和转型过程。通过波澜壮阔的航海场景，展现出沿线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2013年“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在博物院开幕，展览荟萃了300余组（件）的文物精品。2014年4月几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5月其精品展赴巴西开展。后在国际上巡回展出，制作的图片展也受到各国欢迎，相继在四大洲18个国家展览。福建博物院副院长张焕新回顾了该院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的办展经历。

公众对博物馆的态度和需求是博物馆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是博物馆文物得到有效利用和传统文化得到发扬的基石。博物馆的服务对象要覆盖广大社会成员，传播方式要全方位多层次，宣传教育的核心是讲好中国故事。博物馆作为代行文物保存与研究职能的机构，其最终目的是要将文物藏品的内核带回到公众的视野。公众更应该是博物馆的主人，而博物馆人只是引导者和激发者。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阐述了该馆以展览展示、公众活动、文化创意产业等途径吸引更多人群走进博物馆，走近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打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博物馆。

正在筹建的上博东馆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现象为切入点，打破展品的门类限制，横向构建体系；展教结合，借鉴国外自然科技类馆的经验，提供更多符合观众需求的原创性展览；推出亲子教育平台，提供涵盖不同需求、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定价合理的亲子活动和未成年人教育，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整合知识、得出结论的能力；自主研发和引进门类齐全的文创产品，结合展览尝试埃及文化形象创意产品，如曲奇饼干、蛋糕、巧克力等，并从局限于具体商品的研发，到融入上下游文化创意产业的系列化发展，提出“大文创”发展概念。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从博物馆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视角出发认为，要让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需要考虑怎么使文物所代表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文明能让观众感受到：

一是让可移动文物来讲好中华传统和地域文明的故事。展览是博物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但不能把文物随便组合，一定要按一定的主题。同样的展品可以做成思想内涵不一样的展览，接展机构必须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设计思想。藏品修复过程也可以做成展览。二是寻找文物组合的相互关系和故事。策展人要做的不仅是把文物的美介绍给观众，更要去寻找文物和文物之间、文物和地域之间、文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个关系告诉公众。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文物的本身，要达到1+1>2的效果。三是让不可移动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要资源和藏品。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将其放在展览里面，比如将大运河江苏段、南方私家园林等做成虚拟展示，能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和文明。四是让文创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如把数字化的展览做成产品，既可以落地展也可以销售，博物馆的影响力会非常远。五是扩大传播能力。通过微信等互联网新媒体的有效传播，博物馆展览能够有几何级增长。

博物馆在搞好工作的同时，要把管理体制问题解决好。我国现行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领导任理事长。理事长由博物馆上级主管部门以上的领导兼任。管理职能重复，政府授权人与理事会授权人不一致，决策效率低，无法形成有效沟通机制，阻碍了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确实是个别有资源的部门因某种原因可以给予工作支持。第二种是专家咨询模式。理事长由专家或馆长担任，完成上级任务要求，与原体制不冲突，可以提供智力支持，但不能进行决策监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事会。第三种是馆长兼理事长（被动型）模式。理事长由馆长兼任，可以形成决策机构，但与原有的馆长（书记）负责制分割不清，没有明确的发展与转化方向。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在调研了部分试点省级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实践后总结道。

对于理事会模式，她给的解决方案是馆长兼任理事长（主动型）模式，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种形态。两种形态的理事长都由举办单位提名，经理事会选举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前者像现在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馆长由举办单位提名，经理事会审议后按干部管理权限任免。后者像现在公司的职业经理人，馆长由理事会向社会（含博物馆人员）公开招募，经一定程序的考核选拔后提出馆长人员，报举办单位审议，同意后由理事会聘任馆长。各级博物馆建立理事会制度，应把握法人代表的连续性原则。罗向军认为，只有法人任领导人的机构，才会真正有决策权。

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认为，目前博物馆策展人团队在人才和观念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以前的业务人员学博物馆历史、考古的多，复合型人才偏少。二是思维观念局限于馆藏文物的内容，只在类别上搞展览，而不是从社会、历史层面，甚至是多层面，包括美学、民族学等。

陈卓结合天津博物馆近几年的活动和展览，就如何培养展览人才队伍提出建议：建立、健全策展人制度，加强对于策展人团队的培养。尝试聘请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客座策展人”，用他们的经验能力丰富完善博物馆展览体系。跳出以往团队专业的局限，要从复合型人才抓起，这几年从书画部着手，扩招美学、艺术史的人才。京津冀一体化目前每年联合做一个展览。除了要结合自己的馆藏，要多和周边，甚至包括珠三角、长三角搞联合，促进博物馆横向、纵向交流延伸。要以展览促进文物学、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博物馆相关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进博物馆学术研究的能力与影响力。以展览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宣传教育等贴近民生的项目要与展览更贴近，通过展览来引领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制作等一系列工作，并成为博物馆业务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次论坛设置了跨区域合作、博物馆文创、数字化以及馆校合作等四个备受关注的讨论专题，主持人、发言嘉宾与点评嘉宾及与会代表互动交流，亮点与金句频现。

跨区域合作

相互借鉴，共同提升是跨区域合作的实质。论坛上，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三家博物馆共同签署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说，合作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京津冀三馆共同培养人才，论坛搭建起覆盖全国的博物馆交流平台，以省级馆为龙头，推动各级各类博物馆的协同发展。北京博物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崔学谙认为，此次论坛融入了文博发展的巨量信息，对于博物馆的实践及跨区域合作意义重大。

发言讨论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琪通过联合办展的实践，认为博物馆的区域合作，不仅是地理范围内馆际联合，更多的是博物馆之间展示、研究、收藏、宣传的文化交集。在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时代，深圳博物馆要不断与港澳地区文博机构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合作深度，在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及文物保护等方面再创合作新亮点，该馆副馆长蔡惠尧介绍说。唐山博物馆馆长鲁杰认为馆际展览交流应从各馆实际出发，多种交流形式并存，“强强联手”或“强弱联合”甚至“弱弱得强”，从而达成战略性运营的集群联盟。

跨区域合作专题研讨

浙江自然博物馆馆长严洪明以跨界合作的理念，对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策展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就跨界融合的展览形式及其展览优势与意义做了阐述。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长胡江从合作的核心价值观、功能定位及项目策划方面，探讨了博物馆跨区域合作发展的理念、思路以及历博跨区域合作的展望。所谓“社交展览”是观众提前介入展览、参与办展过程、分享展览快乐的新型跨行业展览模式，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王丹提出跨区域社交展览是为数量众多的“非主流藏品”创造上展机会的有效手段。

博物馆文创

中小博物馆面临文创工作的困惑，如文物版权等法律问题、博物馆人对文物版权侵权的立场和态度以及文创工作的重点，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副馆长林冠男对此发表看法。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馆长黄海妍认为中小博物馆在文创道路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包括资金投入、开发经营模式、人才配备、自身资源梳理、保护与利用等多个方面。

博物馆文创专题研讨

河北武强年画博物馆馆长王玉鹏结合该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认为文创产品开发必须加强对馆藏文物的研究和解读，找准定位、突出特色，同时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将其打造成为“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一环。浙江省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立足自身藏品和浙江特色，除馆藏精品文创开发外，也为自办和引进的特色展览制作相关文创产品，不断丰富种类，副馆长蔡琴总结道。同样，苏州博物馆副馆长谢晓婷介绍苏博文创产品开发经营至今已逾十年，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团队，同时与展览、教育等业务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大客户平台和“互联网+”优势。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文创统一经营，形成了链条：上游环节对文化资源挖掘、整理和认定，中游环节对文化内涵经过创意设计产生产品，下游环节对文化产品进行营销，文化创意与经营部副主任王婷介绍说。

数字化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通信技术将博物馆管理和服务各领域整合为一体，是当前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文博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行业，应顺应和追踪信息化的大趋势，实现多元化发展。学校是科研教学单位，“馆校结合”有利于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利于博物馆信息化的加快发展。上海大学副校长段勇在发言中指出。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副馆长黎胜昔则介绍了该馆建成智慧安防平台，完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翠亨村的测绘，建设地理信息系统、智慧服务平台，开展孙中山研究信息中心建设项目等情况。南京博物院图书信息部主任张小朋认为，要在认知博物馆的核心业务和充分把握互联网特点的基础上，发展出智慧博物馆的基本模式，促进博物馆工作向精细化方向发展。

数字化专题研讨

广东省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黄青松重点介绍了该馆的项目管理系统，对藏品（物）、观众（人）、业务（事）等各类数字资源与数据进行组合，构建统一的综合应用与服务管理体系。西柏坡纪念馆注重用高科技展示手段传播红色文化，设置了AR（增强现实）智能导览系统，提升了陈展质量和观众体验，该馆信息中心主任梁金玲说。北京自然博物馆书记李建文介绍了该馆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化项目，包括藏品照相室建设、三维虚拟互动课件开发、科普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等。

馆校合作

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介绍了他们“馆校合作”的经验，如开设特色选修课“广府历史文化专题课程”，将“通草画艺术教育课程”引进越秀区少年宫等。厦门市博物馆将“闽南文化进校园”专题讲座作为校馆衔接活动的重头戏，设计开发出更多面向全球中小学生的教育和体验课程，副馆长陈娟英说。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王英翔馆长介绍了以“知识+实践”为内核，立足高校产学研合作和中小学第二课堂平台，资源整合与输出，院校力量进入博物馆经验等。开展“博物馆游学”“爱鸟周巡展”“少年民乐会”“大学生博物馆节”等活动，主动与考试大纲对接，利用苑藏资源为学龄前儿童开展认识自然的感性教育活动，南通博物苑苑长杜嘉乐总结了他们的说法。

馆校合作专题研讨

天津自然博物馆科普教育中心杨柳介绍了他们坚持学校、家庭、社会合作互动，形成育人整体合力的实践以及成立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发展战略联盟，实现区域联动、跨界融合的实践。首都博物馆馆长助理、宣教部主任杨丹丹介绍了该馆打造的“读城”项目——大胆尝试秉承展教深度融合的办展理念，对青少年博物馆展览和教育活动创新进行实践：新的角色转变、新的思维导图、新的互动空间、新的体验模式。

作者：崔波 杨亚鹏

中国文物报2017-11-21

河北博物馆首次实现入馆人次破百万引思考 如何聚人气接地气

11月15日，走过64个年头的河北博物院（前身为河北省博物馆）首次实现年度入馆人次破百万，引发社会广泛热议和思考——

博物馆，如何聚人气接地气

博物馆是城市的名片，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近年来，日益旺盛的“博物馆热”，正逐步把我们引向“博物馆时代”。当下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推动着作为艺术殿堂和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博物馆努力加快自身转型发展，发挥其教育与服务功能的步伐。

亲近博物馆，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最近两年，明显能感受到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在大幅度提升，到博物馆欣赏展览、听讲座正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11月21日，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向记者提供了两组数据：今年农历正月初一，当天逾6000人次入馆参观，系博物院历史上首次单日突破5000人次；11月15日，首次实现年度入馆人次破百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入馆人次增长率达59%。

其实，不仅河北博物院，省内各级国有博物馆和行业类博物馆也均感受到可喜变化。比如开馆仅一年多的临漳县佛造像博物馆，目前已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今年刚翻修完工重新开放的武强年画博物馆，开馆首日就突破2000人次。

从原先的“门前冷落鞍马稀”，变成如今的“门庭若市”，这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博物馆的认可度和日益增长的蓬勃旺盛的文化需求。“与以往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灵需要文化滋润，单纯的物质追求是苍白无力的。而博物馆则凭借其丰富的馆藏文物、精彩的历史展览，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最快捷、最方便的场所。”罗向军说。

记者从省文物局博物馆处了解到，近些年，随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博物馆事业的支持，许多从未走进博物馆的民众也迈进博物馆的大门，参观人数不断攀升，参观群体构成也发生明显变化：外地参观者从原来的少数变为现在的“半壁江山”，社会低收入群体开始大量走进博物馆，未成年人群体也在不断增加……

“可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和热衷传统文化，愿意选择到博物馆开阔眼界，在欣赏中学习和提升自我，现在的博物馆正在向综合型‘社会大学’演变。”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李长华说，在这所免费大学里，课堂生动、气氛活跃、知识无穷。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成为终身学子，可以汲取文化的养分。

有特色有创新，才能聚人气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满城汉墓》……漫步于河北博物院的展厅内，望着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文物，你分明能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燕赵雄风。罗向军告诉记者，对于地方性的博物馆来说，一定要注重打特色牌，换言之，要通过有效整合，用独特的氛围和富有想象力的介绍、展示，让文物藏品和展览“活”起来，让博物馆成为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窗口，品味城市雅韵的精神家园。

近年来，河北博物院根据藏品特色，推出了9大常设陈列展，集中展示河北的璀璨文明。同时，还积极引进外地优秀展览，参与全国各地的文博展览交流，不断扩大文博“朋友圈”，每年推出20多个临时展览，逐渐形成“世界故事”“中国故事”“河北故事”和“自然故事”四个系列。比如，引进《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联展》《紫器观来——宜兴紫砂艺术展》《清孤不等闲——“扬州八怪”书画展》等展览。

与愈加精彩的展览同步，形式多样的文博活动逐渐形成品牌。“快乐学堂”“博秀剧场”“青葵剧社”……尤其是每周日的公益讲座“文博讲坛”，自2014年6月启动以来，一直致力于由国内外的名师大家向观众讲述世界文化遗产，品鉴诗词、瓷器、书画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精粹，目前已推出181期，受众超过25000人次。围绕《金声天韵——河北梆子艺术展》形成的周末剧场越来越红火，田春鸟、彭蕙蘅等艺术家纷纷登台献艺，目前已推出近30期。

“其实，不仅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博物馆、邯郸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等均已成为所在城市的文化名片。高质量、有特色的展览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吸引了不同的群体走入博物馆，乐享文化大餐。”李长华说。

更人性更丰富，才能接地气

“目前博物馆最缺的是优质服务。亲和性、多样性、吸引力——这是现代博物馆必须考虑的三个问题。”罗向军说，正是基于受众的广泛性，现代博物馆更需要在盘活文物的同时，转变服务思路，不断丰富观众参观体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愉悦的参观体验从环境开始。最近几年，河北博物院持续推进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下大力气为广大观众提供整洁、舒适、雅致的参观环境，特别是北区老馆在改造提升后，增设了储物柜、婴儿车以及轮椅等服务设施，安装了直饮水、充电桩、无线WiFi……“整个面貌焕然一新，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所以隔三差五，我和小孙子都愿意来这里逛一逛。”采访中，一位家住东大街的退休老教师告诉记者。

精彩的展览通过先进的设施呈现。恒温恒湿系统、增设轨道灯、进行遮光改造……河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林章芹说，得益于升级改造，该博物院最近两年陆续引进了《天保九如——故宫博物院藏99如意展》《文明之海——从古埃及到拜占庭的地中海文明》等国内外高规格的文物展览，给观众带来了如临其境的体验感受。

硬件不断升级，软件与时俱进。如今，在河北博物院，观众可根据需要选择人工或语音导览方式；讲解员的讲解内容和形式更加活泼生动，为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参观需求，讲解词有不同的版本，分别针对儿童、青少年与成年人；构建了一个由志愿者、正式员工组成的服务队伍；研发出的6大类630多种文物复仿制品、生活用品、服装服饰等可满足人们“把文物带回家”的愿望……

“博物馆的转型发展，就是要摒弃高冷呆板的脸孔，以活力、生机、有趣、高雅为追求，让更多人由衷地爱上博物馆。”罗向军表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政府投资建设力度的加大及自身持之不懈的转型，包括河北博物院在内的博物馆，其服务均在一步步向更人性化、更接地气迈进。

记者 龚正龙

河北新闻网2017-11-24

看博物馆 赏灯光秀 品建筑之城

被誉为“欧洲的后花园”的荷兰，以优美的风景著称，荷兰具备的哪些特点赢得了世界游客的喜爱？尤其今年是中荷建交45周年，2018年是中欧旅游年，有哪些利好政策？北京晨报对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亚洲区总监、中国区首席代表杨宇进行了专访，帮助读者了解荷兰。

春季赏花 冬季品味独特圣诞节

北京晨报：荷兰被誉为“欧洲的后花园”，相比欧洲的其他国家，有哪些独特之处？

杨宇：荷兰有几大之最。其一，是世界上博物馆最密集的国家，伦勃朗、梵高、维米尔、蒙德里安的艺术精华都收藏于此；其二，荷兰是自行车大国，自行车在荷兰是种工具更是文化。这里有丰富完整的自行车骑行路线和专门行车道，荷兰首相也都骑车上班；其三，是世上最大的郁金香生产和出口国。

荷兰设计世界知名，前卫又具实用性，如鹿特丹能看到古典、现代、后现代的建筑。

北京晨报：您更推荐游客在什么季节前来？

杨宇：春季是探访荷兰的首选，尤其是前来赏花的游客非常旺，很多旅行社的春季产品往往在前一年的冬季就已经售罄。

夏天是出行旺季，是吃泽兰省海虹的最好季节。这里的海虹出口欧洲乃至世界。

北京晨报：冬季去荷兰能有哪些体验？

杨宇：冬季荷兰人文节庆活动最丰富，11月开始各个城市的亮点活动精彩纷呈。来自世界的年轻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创意设计点亮埃因霍芬和阿姆斯特丹两座城市。

荷兰圣诞节“圣尼古拉斯节”从11月18日开始将持续到12月5日。与传统西方国家相比，荷兰人过的圣诞节早20天，且形式不同。各大城市还有圣诞集市，推荐南部马斯特里赫特以及周边小镇的地下洞穴圣诞集市和圣诞嘉年华，其中洞穴圣诞市集是欧洲最大最古老的地下圣诞市集。

荷兰人酷爱冰雪运动，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等都有很多室外的滑冰场，当地人喜欢在结冰的海岸线边徒步，锻炼自己的抗寒能力。

冬季也是荷兰最大的打折季，从11月到1月，荷兰最大的女王百货、欧洲最大的打折村鲁尔蒙德奥特莱斯、巴达维亚奥特莱斯，都会有3-7折不等的折扣。

玩转当地 感受古朴田园风情

北京晨报：今年可获得哪些独特体验？

今年是中荷建交45周年，且荷兰鹿特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得益于“一带一路”政策，相信中荷双方在旅游方面未来还大有可期。2017年，我们启动和推广了主题为“荷兰假期 最好的礼物”的活动；4月，象征中荷友谊的两只大熊猫星雅和武雯前往荷兰定居，受到当地的欢迎。

北京晨报：目前在市场上，游客能够体验哪些荷兰的旅游产品？都面向哪类人群？

目前按不同人群和季节设计不同产品。

针对亲子游，我们推出了互动之旅和艺术之旅两种线路。互动之旅是为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和好奇心，如小朋友可以亲密和奶牛、小羊接触；而艺术之旅是为年龄稍大的孩子准备的，这条线路可以让孩子了解世界大师的名画。针对老人，我们建议这类群体春季前往，可赏花、游运河、感受荷兰古朴的田园风情。针对自由行旅客，我们推出全新的旅游线路手册，推荐从3-7天不同城市和主题的玩法，不同季节的亮点。

北京晨报：近年赴荷兰旅游状况如何？

从2011年开始，中国赴荷兰旅游的总人数连年增长——2015年有33万人次；根据今年1-5月的数据显示，已经有接近15万游客前往荷兰，基本是同期最高水平。

2018年中欧旅游年荷兰会更受欢迎。

交通便利 15分钟抵达市中心

北京晨报：目前从中国直飞荷兰的航司情况如何？

杨宇：中国直飞荷兰的航空公司有荷兰皇家航空、南航、东航、厦门航空等，从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成都、杭州六大城市都有直飞阿姆斯特丹的航班，一周超过60个航班。且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有全球第一个机场图书馆、博物馆，不用出机场，旅客可直接从机场负一层火车站直达荷兰各大城市。

北京晨报2017-11-21

江门首家私人博物馆：8万藏品展现岭南民间生活画卷

茶杯、布鞋、鼻烟壶、草帽……来自市井的8万多件老物件，像一个个活化石，静静陈列在蓬江区棠下镇三和村的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里。

这个传承馆于2016年正式成立，是江门首家由个人申请创办的博物馆。传承馆的馆长叫雷伟亮，今年58岁。雷伟亮从16岁开始便走街串巷，奔走于全国各地，专门收藏代表岭南民俗风情的藏品，40多年来藏品已超过8万件。

如今，传承馆成立已有一年多，已接待超过7000名游客。“传承馆的藏品虽然称不上什么宝贝，但能给后代留下些记忆，我觉得心里很充实。”走进其中一间展览室，雷伟亮擦了擦柜台，笑着说。

闲置小学变民俗博物馆

走进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茶壶花瓶、犁耙耕耖、箩筐篮篓等便映入眼帘。这些曾被人们当作“破烂”的旧物品，如今都被雷伟亮收藏起来，成为岭南民俗文化的展品，颇受学生欢迎。

“早在17年前，我就萌生了创建民俗博物馆的想法。”雷伟亮介绍。2016年，雷伟亮利用蓬江区棠下镇三合管理区闲置的小学创办了“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馆内15间课室都放满了记载着岭南地区，特别是五邑地区的文物藏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让人惊叹。

“这里的每一张老照片，每一件文物，都是我自己挑选和布展的。博物馆成立以来，也有不少学校组织学生过来参观。”雷伟亮介绍。博物馆中的大部分藏品为民俗类文物。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明、清、民国等时期岭南地区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收藏品。这里有反映农耕文化的蓑衣、锄头；有读书人的文房四宝；也有反映侨乡文化的金山箱、留声机等……

雷伟亮既是这家传承馆的馆长，也是唯一的讲解员。“游客仅靠自己参观，很难了解文物背后的价值。”在讲解中，雷伟亮努力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贴近生活，都是为了让游客更感兴趣。“你看，这个石像就是宋代的老虎，是守村口用的，社稷之神也是在村口路边的。这些是明代的马槽，用来喂马和放水给马喝。”

在创立之初，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就定位为免费开放的博物馆，这为传承馆吸引了不少的参观者。“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有团体参观的预约。”雷伟亮笑着说。“但我还是想到更多大型博物馆里进行学习运营技术，提高文化传承馆的知名度。毕竟很多人还不知道古民俗文化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

藏品记录华侨奋斗史

“我的外公是印尼华侨。他们的奋斗故事让我钦佩。”受外公的影响，雷伟亮从小便对华侨文化感兴趣。“现在，我家里还保留着一些银信和华侨护照，希望以后的孩子看到这些银信，还能记住先辈们的奋斗精神。”

“五邑地区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雷伟亮的足迹遍布江门的大街小巷，他也通过藏品更好地认识了江门民俗文化。

在博物馆里的陈列室里，不但有19世纪金山伯带回来的“金山箱”“煤油灯”“洋火枪”“衣车”等，还有一大批“留声机”“金山大钟”“医用听筒”等。“从近代开始，五邑地区的台山、新会等地开始出现出国淘金热，后来又有一部分人落叶归根，带回了西方早期的物品。”据雷伟亮介绍，这些藏品，记载了当年五邑地区人民出国谋生，艰苦创业，后来又落叶归根，建设故乡的历史，体现了五邑文化及侨乡精神。

“像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一样的民间博物馆同样可以担当起保护、管理文化遗产的责任。”江门市收藏研究会会长李岩科告诉记者，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而言，公办博物馆数量毕竟有限，而文化遗产形式多样，不可能每一个都涉及到，民办博物馆的建立可以补充这一不足，藏品收藏、运作管理等相对灵活。江门作为中国侨都，拥有大量丰富的华侨文化遗产，民办博物馆的参与也可以更好地加大华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传承，从民间参与的角度扩大华侨文化的影响力。

民办博物馆发展仍需引导

从创办至今，博物馆的建设和运营已投入200多万元。在参观的过程中，雷伟亮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年的场地租金是5万元，安保设施维护是6000元……”

建馆容易维持难，除了难以打响名气外，资金上的压力对雷伟亮来说更为棘手。雷伟亮表示，多数民办博物馆都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有的则是靠企业在背后支撑。岭南古民俗文化传承馆自创建就实行免票，运营费用几乎完全靠个人承担。

此外，人才的问题也困扰着雷伟亮。“一直招聘不到讲解员。每次有客人来参观，我就只能硬着头皮自己解说。没有专业的博物馆运营人员，我就跑到一些公办博物馆，向他们请教运营技巧。”

“办馆时就没想着盈利。但缺少资金支持，我担心运营无法长久维持。”雷伟亮表示，目前自己仍在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办馆之路。“接下来，我准备和一些企业合作办馆。我提供藏品，企业提供运营团队和场地等。通过合作，企业可以获得社会效益，我的藏品可以获得更多的展示机会。”

“建设一个博物馆虽有难度，最难的还是日后如何养活一座博物馆。”李岩科认为，以企业或者大企业家的名义建设的民办博物馆由于资金等资源丰厚，容易生存，而个人创办博物馆，难度则大大增加。“在扶持民办文化场馆发展方面，政府更应做好服务。比如，及时告知各项扶持政策，对民办文化场馆进行调研了解其需求，进行业务培训等，都十分有帮助。”

记者 戴惠甜

南方日报2017-11-21

年参观人数首破百万！揭秘河北博物院里都有啥

导语：11月15日上午，河北博物院迎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七旬老人尹宗兴，成为该博物院2017年度第100万位观众。这也是该博物院64年历史上，首次实现年度入馆人次破百万。河北博物院为何吸引了这么多游客？这里有什么常列陈设、最新展览，还有哪十大珍宝最让人惊叹？别急，且待小编慢慢道来……

☞☞河北博物院的来龙去脉

河北博物院前身是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4月，是河北省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由原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民俗博物馆、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中心、河北省文物交流中心整合组建而成。2014年6月9日，河北博物院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近年来，河北博物院着力于“让文物活起来”，不断丰富观众参观体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了解河北历史文化的窗口，品味燕赵古韵的精神家园。尤其最近几年，观众参观量持续上升。自河北博物院新馆免费开放以来，截至目前，总参观人次已突破256万。今年，参观人数首次突破了100万人次，与去年同期(62.8万人次)相比，增加了37.2万人次，增长率达59%。

目前，河北博物院现有藏品总数为24万件，其中一级文物340(件/套)，二级文物1926(件/套)，三级文物17383(件/套)。展出文物5000余件，记录了河北200万年来承先启后的人类发展史。

☞☞河北博物院的常设陈列

《石器时代的河北》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三层东北展厅

《石器时代的河北》展现河北石器时代的历史，展示面积873平方米，展出文物300余件(套)。展览分为“旧石器时代的泥河湾”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两部分，展览通过大量实物、照片、模型及复原景观，生动再现了史前时期河北先民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场景，展示了人类祖先由蒙昧落后走向文明开化的历程。

《河北商代文明》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三层东南展厅

《河北商代文明》展示面积972平方米，展出文物203件(套)。通过铜铸文明、中国最早的铁器、木盘水井、先民用陶、厚葬习俗、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古老的医疗器具、原始瓷的出现、高超的漆器工艺、台西先民的房屋建筑和中国最早的实物酒曲11个单元，展示河北商代先民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明，展现了商代河北的社会风貌。

《慷慨悲歌——燕赵故事》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三层西侧展厅

《慷慨悲歌——燕赵故事》展示面积1845平方米，展出文物710余件(套)，展现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可歌可泣的历史，追寻燕赵文化的源头，体现河北慷慨豪爽、诚信忠义地方风骨的形成脉络。展览分为两个展厅。《燕国故事》分为燕国故都——燕下都、礼乐之邦、金戈铁马、铁器时代、王者余辉5个单元，通过众多文物、图表、大型绘画等全面展示燕国概况。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二层西侧展厅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示面积1845平方米，展出文物1400件(套)，占用两个展厅。第一展厅“古国风貌”分为国史、国都、经济、文化、征战、王陵6个单元，展示了中山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分为青铜器、陶器、玉石器3个单元，展出了战国中山国带有鲜明游牧民族风格的礼器、武器、日用器具、装饰品、明器等众多文物精品。

《大汉绝唱——满城汉墓》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二层东侧展厅

《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展示面积1845平方米，展出文物1605件(套)。共21个单元，占用两个展厅。第一展厅分为惊天发现、陵山古墓、刘胜其人、棺具、金缕玉衣、玉器、玻璃器、人俑、车马、幄帐10个单元；第二展厅分为灯具、炉具、日用杂器、文具文玩、医疗、钱币、兵器、铁工具、烹饪饮食、石磨和陶器11个单元，全方位地展示了满城汉墓的全貌和那些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显示了高度发达的汉代经济和文化，也表现出大汉王朝昂扬豪放的时代气度。

《曲阳石雕》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一层东北展厅

《曲阳石雕》展示面积729平方米，按时代分为西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现代8个部分，展示了从汉代到元代的曲阳石雕精品132件，大部分为佛教造像，还有石像生、墓志、石雕艺术品等，显示了曲阳石雕悠久的历史、曲阳工匠世代传承的高超技艺和曲阳石雕独特的艺术魅力。

《北朝壁画》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一层西南展厅

《北朝壁画》展示面积850平方米，展出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壁画原件6块、陶俑158件和按原件绘制的壁画摹本400余平方米。其中最壮观的是按原件绘制的长37米、最高点达8.2米的北齐文宣帝高洋墓墓道临摹壁画，表现了53人组成的仪仗队列护送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的出行场景。

展览地点：南区(新馆)一层西北展厅

《名窑名瓷》展示面积873平方米，分为北朝瓷器、邢窑瓷器、定窑瓷器、磁州窑瓷器、井陉窑瓷器、元瓷遗珍、明清官窑精品7个部分，展出瓷器精品276件。这些瓷器时代跨度大、釉色丰富、造型各异、地方特色浓郁，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充分展示了河北古代瓷器的辉煌成就，彰显出河北瓷器在中国瓷器史上的重要地位。

《抗日烽火——英雄河北》

该展览展示了八年抗战期间河北军民的斗争史实，内容包括烽火狼烟、日军暴行、河北敌后抗战和伟大胜利等四个单元，讲述长城抗战、华北事变及标志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残忍成性，野蛮侵略中国的暴行；对河北敌后抗战的伟大斗争精神进行细致表现，热情讴歌了还我河山的胜利喜悦。陈列面积1300平方米，展出文物240余件，历史图片350余幅。

河北博物院的“十大珍宝”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

1968年，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偶然被发现，尘封千年的金缕玉衣重见天日。玉衣用金丝将玉片编缀而成，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这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出土年代最早最完整的玉衣，2002年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长信宫灯(西汉)

与刘胜金缕玉衣一同被发现的还有堪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长信宫灯形状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通体鎏金。灯盘可转动，灯盘的屏板可推动开合，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宫女身体中空，烟灰经右臂进入体内，从而保持室内清洁。

中山王铁足大铜鼎(战国)

1977年出土于平山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九鼎中的首鼎。铜身，铁足。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是目前所见铭文最长的一件战国铜器。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北齐文宣帝高洋墓墓道壁画(北齐)

1989年磁县湾漳村高洋墓出土，壁画长37米、最深处8米。墓道呈斜坡状，在墓道两侧和底部地面都有彩绘图案，面积约320平方米。地面绘莲花和缠枝花卉组成的装饰图案，东西两壁绘制106个真人大小的仪仗人物和41个祥禽瑞兽。

1995年曲阳县西燕川村王处直墓出土，长136厘米、高82厘米。由15人组成，浮雕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盛唐风格，国内仅见。

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战国)

燕国宫门构件。1966年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出土，长74.5厘米，作兽面衔环状。器形巨大，纹饰华丽，形象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系燕国代表性器物，已被用作新馆大厅环境装饰。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战国)

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案面已朽，仅存案座，边长47.5厘米。底部是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集铸造、镶嵌、焊接等多种工艺于一体，复杂精巧，无以复加。

错金博山炉(西汉)

熏香用具。1968年满城县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通高26厘米。通体用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纹。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炉盖上因山势镂孔，雕塑出生动的山间景色。炉柄透雕成三龙出水状，以龙头擎托炉盘。工艺精湛，装饰华美，举世闻名。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战国)

1977年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长51厘米。猛虎身躯浑圆、色彩斑斓，弓身右曲，三足着地，一爪腾起，正将捕捉的小鹿送入张开的巨口之中。典型的战国时代风格。动物腹下刻有铭文，说明制作时间及官匠姓名。

青花开光镂雕红蓝釉花卉大罐(元)

1964年保定市永华南路小学元代窖藏出土。通高42.3厘米。罐体使用彩绘、镂雕、堆贴等多种装饰技法，共有11层纹饰。腹部作四组菱花形开光，开光内镂雕四季花卉和山石，枝叶用青花渲染，花朵和山石用釉里红涂绘。青花色泽浓艳，釉里红颜色纯正，蓝红辉映，工艺高超，为元代青花瓷器代表作。

此外，该院每年推出20多个临时展览，并逐渐形成“世界故事”“中国故事”“河北故事”和“自然故事”四个系列。截至目前，已研发出文物复仿制品、文具用品、生活用品、装饰饰品、服装服饰、书籍出版等6大类630多种兼具艺术性、实用性的文创产品。

☞☞河北博物院参观指南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00—17：00 (16:30停止进馆)，周一闭馆。

参观办法：凭有效证件于南门、北门票务处现场领票或自助取票，免费参观。有效证件包括：身份证、学生证、军官证、护照、户口本、社保卡。团体参观请拨打电话0311—86049534预约。

长城网2017-11-22

合纵连横——中小博物馆生存探索

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拥挤、国家博物馆前排队安检的“盛况”不同，堪称老北京“京师九门”之首的正阳门显得不那么热闹，而这也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博物馆所面临的困境。面对中小博物馆规模不大、观众稀少、资金匮乏、知名度低的问题，京津冀数家中小博物馆试图打破这一局面。“面对高速发展的行业机遇与中小博物馆的现实挑战，三地中小博物馆坚持共融、共商的协同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开拓进取、苦干实干，在基层博物馆文化创意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原馆长、正阳门管理处主任关战修说。

11月12日至2018年1月31日，由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市场推广与公共关系专委会主办、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承办，京津冀十余家博物馆协办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京津冀中小博物馆文化创意展”在北京正阳门城楼举行。从京津冀中小博物馆的携手合作、联合创新到京津冀博物馆联合的代表之作“燕国达人”文创品牌的发展壮大，以及对未来博物馆文创发展的展望等方面，展览展示了十八大以来京津冀中小博物馆的文创发展历程与创新思路。

京津冀自古以来就有“合纵连横”的地缘政治与合作传统，遵循这一特点， 2014年，北京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率先倡议京津冀三地博物馆以“自强不息”的燕文化为载体，通过各自的馆藏文物、历史典故、文化名人等展开合作。

三年多的时间里，京津冀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系列“京津冀历史文化展” 。从2014年9月，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结合本馆馆藏及社科院、首博借入的青铜器展品筹办的“受命北疆——青铜器背后的燕国故事”展览，到2017年，“燕都宴飨——舌尖上的燕国”在河北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涿州博物馆的巡回展出，京津冀中小博物馆努力探索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做更大的事情，大家坚信：“一个博物馆不在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用有限的资源做了什么。 ”

2015年，京津冀多家博物馆共同推出文创品牌“燕国达人” 。经过三年不懈努力，目前，已有天津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涿州博物馆、河北博物馆等11家博物馆正式签约，共享“燕国达人”品牌。“燕国达人”即以京津冀历史文化和三地博物馆文物精品为IP原型，联合推出各馆的动漫形象，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博物馆请来年轻的团队按照80后、 90后认知方式设计卡通形象，“从器物上提取元素，转化其形象属性，对提取特征造型重组，赋予角色时代特征和人格。 ”关战修介绍。

“外交世家”的伯矩、 “天命玄鸟”的北京雨燕、“甘棠遗爱”的召公、 “工匠精神”的布衣、 “鼎力守护”的卫士……这支“燕国达人”梦之队虽然现在还不强大，但“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这个起源于咖啡馆的文化创意，秉承“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的使命，承载着京津冀中小博物馆的期望，它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陈思静

中国艺术报2017-11-22

大唐西市吕建中谈民营资本参与文物保护

今天，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西安，踏上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大厅台阶，那脚下的车辙遗迹、房屋墙基和残存的街道以及厚重的古桥……每一样穿越千年的古迹都在向你细数着大唐的繁盛，还有，守护人吕建中的道义和深情……

访谈录

记者：您好，我们是天津日报的记者，也算有缘吧，我们跑到这么远来与您见面。

吕建中：是有缘。天津的作家冯骥才到我们那去过好几次，他为保护文物也做了很多工作。

记者：据了解，大唐西市遗址是被偶然发现的，当时你们是怎么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吕建中：2001年，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在西市原址上进行复原建设。最初的想法只是要建造一个旅游景点，并没有想到会有新的重大发现。后来我们找国内研究唐史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唐西市太重要了，它有三个唯一性：第一，它是唯一能反映盛唐文化和丝路文化的遗址。第二，与大雁塔、华清池等反映宗教文化和宫廷文化不同，它是唯一反映盛唐商业文化和市井文化的遗址，第三，它是唯一可以以丝绸之路起点命名的遗址。这么重要的遗址被发现了，我们当然很激动！记者：您当时到现场去看了吗？是什么情景？吕建中：遗址是逐步发现的，先发现的是唐代的石桥，桥涵，上水下水管道，十字街遗址，马路啊……然后越发现越多。面对这一重大发现，我们首先设计了遗址保护方案，我当时就提出，由我们企业进行保护。由民营企业保护国家文物，这在全国是第一例！我们自己出钱，进行勘探和保护，后来我们又投资了3.2亿元，建设了一个博物馆。保护方案要层层批准，经过国家和省市文物局以及文物保护专家进行论证同意之后，我们才能按照保护方案出资进行保护。记者：这个保护方案是谁提出来的？吕建中：是由全国知名的文物保护专家制订出来的，然后报国家文物局开论证会同意后才正式实施。前后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

记者：这一发现，使您原来的项目全部推翻，您在经济上是有损失的呀！

吕建中：损失很大！原来的整个工程都停下来了，一开始还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记者：这样的经济压力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能够承受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吕建中：当时国家文物局给陕西省文物局下发的《关于陕西唐长安城西市遗址保护问题的意见函》明确指出，“西市”是隋唐丝绸之路的起点，要纳入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我们是在传承文化、续写历史！所以，我们就把其他赚钱的项目都停掉，把资金集中起来，建了博物馆。我们发现了许多文物，大部分是陶器、瓷器、钱币、石雕等，现在都展示在博物馆里。

记者：这也说明了您的眼光和境界是与众不同的，您在这之前研究过收藏吗？

吕建中：有。接手大唐西市项目后，通过认真研究，我发现它的历史曾经是那么辉煌，对人类进步和文明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能够把它保护起来，给后人展示出来并传承下去，是一件非常阳光的、有意义的事情。

记者：也许这与您从小在西安长大，受这样的历史厚重的古都熏陶有关系？因

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赢，在西安市乃至陕西省起到了示范作用。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民营企业在投入保护国家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类文物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他们面临的诸多风险与困扰，折射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发展的许多共性问题。

民营企业参与文物保护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民间收藏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在国家鼓励博物馆多元化建设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我国民办博物馆完成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问题。

记者对各类有关民营企业投资遗址类博物馆引发的争议进行梳理后发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民营企业是否有资质投资、保护和利用文物遗产，会不会占有文物或者破坏文物？二是民营企业投资保护文物，如何取得回报？三是大唐西市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能否将其成功之处在全国推广？

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彬表示，遗址属于国家保护范畴，从勘探发掘到保护利用，都需要遵循专业规范和相关的法规制度，民办博物馆同样应把握这一原则。

西安市文物局局长郑育林表示，文化遗产属于全社会，政府负有组织领导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可以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去参与保护社会资源。但是政府在相关工作中也应考虑民间资本的回报，为企业营造资本再生长的环境和支持企业将文物遗产转化为文化产业，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认为，大唐西市这种民营资本保护文化遗产的模式，在全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其可复制性和示范意义在于：

一、各级文物机构要提前、主动地介入、关心民营企业保护文物的发展，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特别要帮助企业依照文物法规制度开展建设活动。

二、鼓励企业家规范管理博物馆，真正发挥博物馆教育、研究、欣赏等主要功能。

三、为民办博物馆提供引导性建议和思路，帮助他们围绕博物馆做好相关文化产业，反哺博物馆的正常运营。

利用政策、金融、人才和智力支持发展

2010年，国家文物局联合多部委下发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民办博物馆发展迅速，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着准入制度不完善、扶持政策不明确、管理运行不规范、社会作用不明显等问题。

赵荣说，尽管受限于国家财政政策，无法直接对民办博物馆给予补贴，但在起步和发展阶段，政府可在政策、金融、人才和智力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

博物馆耗资巨大。建设初期，正当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建中为下一步发展资金愁眉不展时，政府有关部门伸来了援助之手。在省市文化部门的推荐下，大唐西市成功入选了文化部向金融机构推荐的首批全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2010年2月，大唐西市遗址恢复改造项目获批贷总金额8．8亿元，化解了资金难题。

为了切实加强业务指导和管理，陕西省文物局创新文物行业人才交流机制，抽调了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陕西省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书记王勇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彬等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在岗领导干部到大唐西市项目任职，确保了文化遗产项目依法进行和有序运营。

吕建中说，正是得益于政府提供的支持和指导，大唐西市博物馆从发掘、建设到运营，贯穿了遗址“保护、展示、利用”的准则，做到了权威设计、科学论证、专家管理和严格保护。

目前，陕西省文物局还专门安排了国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碑林博物馆分别对民办的大唐西市博物馆和关中民俗博物院进行对口业务支持和指导。从理念到推动，陕西省在帮助民办博物馆走规范管理的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

民办博物馆发展呼吁纳入国家体系

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热爱收藏的民间收藏家，收藏品中不乏珍贵文物。与大唐西市博物馆一样，很多民间收藏家也有自办博物馆展示其藏品的愿望。

王彬认为，民营资本投入保护文化遗产，彰显了文化体制创新，对唤醒更多的人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积极的影响，但需要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

她呼吁，可以通过评级、评估等方式对民办博物馆进行认定和引导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博物馆无论民办或国属只是经费来源不同，社会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社会发展，为丰富和改善民生服务的。因此，符合规范的民办博物馆都应纳入国家统筹，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在人才发展上，希望获得职称评定、专业学术交流等与公办博物馆一样的发展路径。

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勇说，民营企业在对遗址保护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主要就是企业资金来源单一和专业技术、人才引荐缺乏，但尚能克服。最需要的还是国家政策上的支持，能够真正给民营企业投资文化遗址保护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才是发展的动力所在。

赵荣表示，大唐西市博物馆在民办博物馆的路径实现上具有参考意义。但对于大多数民办博物馆来说，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企业自办博物馆存在很大风险。因为主体资金来源于企业的运作机制和结果，一旦市场有风险，对文物安全和管理必然有影响。

其次，必须有一批既懂文物又懂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来保护、利用和管理、运营文物。在保护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发掘文物内涵，满足社会群众的文化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又能够对企业有所回报。

第三，就是规范管理，业务上要接受行业部门的管理。博物馆属于社会事业范畴，必须以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利益为前提。一些民办博物馆对此认识不足。很多企业或个人有建设博物馆的热情，但是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不懂得文物展陈、保养、讲解、运营、法治等各方面的规范，结果事与愿违。

为并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有这样强烈的保护文物的意识。

吕建中：应该是。西安是13朝的古都，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把大唐西市保护下来后，成为一个文化旅游景点，人流就旺了，人流旺了，商业价值就高。反过来我们又可以用这些收入来支撑我们的文物保护。这样我们就走出了一条“以商养文、以文促商”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子。

记者：但是，这样的投资回报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考验？

吕建中：对，是的。但它是可持续性的，项目全部建完后，我们可以安排就业岗位3万人，每年向国家纳税五到六个亿。

记者：像这样由民营企业来保护国家文物的，您肯定是中国第一人？我就想知道，您为什么会这样做？一般都是由政府号召才做，而您从心里自发的就有这种保护意识，非常难得。

吕建中：我认为，遗址保护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房子可以明天再建，道路可以今后再修，但遗址保护必须从现在开始。遗址一旦毁了，就再也不会有了。

记者：您是60后，相对年轻，您的这种文物保护的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吕建中：这种意识就是一种责任。在恢复西市的时候，我们就要研究它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可以说，大唐西市是我国文化瑰宝中的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

记者：您是说您被这宏大的历史给震撼了？

吕建中：是的，发现了以后很震撼。要对西市历史进行充分地了解，才能在建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对它的业态布局、商业运营有一个规划。

记者：您是不是经常到那里去感受一些东西？

吕建中：经常去看。想象着盛唐时代的辉煌。对我来说，保护它是一种责任。

记者：我觉得，您改变了民营企业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通常人们认为民营企业家只认识钱，没有文化。

吕建中：你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我就对我们的员工说，我们是干了一件充满阳光的事业，一个可以永世流传下去的项目，也是一种城市的记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有多少财富，而是要看他给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看他有多少用钱买不来的东西。

记者：介绍一下由您发起的“彩绘丝路”文化交流活动？

吕建中：“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丝绸之路万里行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是由中国文联、陕西省政府和中国美协主办，由大唐西市策划承办的大型跨国文化交流活动。该活动已经举行了一年多，已有近百位艺术家从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大唐西市出发，到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进行采风和创作。我们想通过这种活动广泛地宣传丝绸之路、助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同时，这项活动也创新了文化走出去的新模式。在采风过程中，代表团与当地的艺术家和主流媒体交流、碰撞出灵感的火花。每位艺术家都是民间大使、艺术大使，不仅把艺术和文化精品带到了丝路沿线国家，也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步、文明、包容的理念传递给丝路沿线国家，更重要的是把中国和谐发展、和平共存的理念带到世界各地。记

者：都去了哪些国家？

吕建中：艺术家们先后完成了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土耳其、伊朗、印度、尼泊尔、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采风考察，成为国内外文化界、艺术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2011年12月12日，“2012年土耳其中国文化年”在安卡拉开幕，由大唐西市承办的“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作品展”成为了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庆典的领衔项目。艺术家们创作的百余幅反映丝绸之路遗址遗迹、民风民俗和地域特色的精品画作成功展出。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土耳其总统居尔、总理埃尔多安均致信表示热烈祝贺。本次活动的举办，是我们民营企业践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土两国文化交流，促进丝绸之路联合申遗，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能为中国外交做出一点贡献，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记者：文化走出去的点子非常好，做了一个全新的突破，跳出了以往的商业模式，与文化艺术相结合，与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吻合的。吕建中：重走丝绸之路这个活动，还有第4批、第5批，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发挥他们的艺术特长，宣传我们国家和谐、和平、发展的理念。这是一种可感、可视的文化交流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长久，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是很自然的，并且容易让人接受。

记者：请您再谈一下您这次的获奖？

吕建中：作为全国唯一入选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获得“2011中华文化人物”殊荣，我认为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大唐西市全体员工的，更属于全国所有投入到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中的民营企业家。能够获得这一荣誉，是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我和我们大唐西市的团队，积极投身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长年举办公益性的文化活动，促进文化旅游与文化消费所做出的艰辛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是大唐西市成就显著、喜事连连的一年。这一年，大唐西市先后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等殊荣。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区域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能够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发展经济的优势，对我们来说，吕建中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经验。这个模式值得在全国进行推广。

剑客网2017-11-23

大圆祥博物馆：古建珍品中寻找巴渝文化

大圆祥博物馆位于重庆金剑山麓，置身于乡野田间之中，高耸的烟囱、斑驳的老墙、大跨度的车间厂房里，陈列着数万件巴渝古代建筑的各种构件和藏品，足以恢复上百座巴渝古民居院落，以及若干分主题的古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宗教艺术博物馆等。

一扇窗就是一个世界，一张床就是一个家庭，而一座祖屋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望。走进大圆祥博物馆，犹如一场从古至今的穿越之旅，而这一次注定与祖先的血脉有关，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关。这里的每一扇门窗，每一个匾额，每一座木雕石刻，甚至每一块汉砖，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质地，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根。

2017年10月31日，“藏在深山人未识”的重庆大圆祥博物馆迎来了重量级的访客——成龙。在参观过程中，成龙不时感叹“大开眼界”“大饱眼福”，还在“寻根堂”房氏祖宗牌位前虔诚叩拜。参观结束后，他拍着每个工作人员的肩说：“你们辛苦了！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替我们中国，保护好它们！拜托了！”

11月2日，记者来到大圆祥博物馆参观采访，该博物馆馆长刘健谈起当时的情景还十分激动：“作为一个资深古建筑收藏家，成龙大哥告诉我，他收藏古建筑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让开洋车、住洋房的年轻人知道，中国古建筑有多美！”

走访巴渝文化“基因仓”，来一次古建筑穿越之旅

大圆祥博物馆位于重庆璧山城区南约20公里的金剑山麓，置身于乡野田间之中，记者望着高耸的烟囱、斑驳的老墙、大跨度的车间厂房，以及断垣残壁的石雕石像，仿佛到了柬埔寨的吴哥窟。

据博物馆策划总监吴军介绍，这里原是建于清咸丰四年的“天福碗厂”，2014年博物馆正式入驻这片占地50亩的厂区遗址，而随即的保护性升级改造，赋予这片“天福”之地以新的生命——数万件巴渝古代建筑构件陆续入驻，5个数千平方米的车间开始启用，分门别类展陈着海量的巴渝古建筑木雕、石雕等藏品。

推开第一展厅（门神门和匾额厅）大门的那一瞬间，记者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在这2500平方米的开阔空间里，陈列着上千件明清时期的门神门、木雕门、窗棂和匾额等。

大家常见贴在门上的“门神画”，而如此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门神门（分捉鬼类、祈福类、文官类，武将类、道界类等），记者还是第一次见到。它们齐刷刷排列整齐地伫立在你面前，感觉就像威武壮观的仪仗队，等待着参观者的检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在对大圆祥博物馆的藏品进行归类整理时，评价其以门神门为代表的木雕藏品是“木头上的敦煌”，而记者的感觉是——“木板上的兵马俑”。

在木雕家具馆，两张豪华、厚实、精致、保存完好的老木床，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摆在门口的那张半围床，床框上精雕细琢着繁复的莲花、书卷、牡丹等图案。“这些图案分别代表做人清廉、祈求考取功名、一生富贵等寓意。这张床，一直苦苦追了9年，主人最开始不愿出手，最后听说我们将收藏在博物馆，才肯让人从涪陵搬过来。” 刘健说。

一扇窗就是一个世界，一张床就是一个家庭，而一座祖屋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守望。据专家统计，大圆祥博物馆的古建筑藏品足以恢复上百座巴渝古民居院落，以及若干分主题的古建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宗教艺术博物馆等。

“在古老的乡土民居中，我触摸到先辈们世代迁徙、繁衍、劳作、生息、奋斗的脉搏，感受到他们用心血和智慧建造的乡土民居无与伦比的独特风格和无穷魅力。乡土民居是先辈们尊重自然、顺应环境、追循宗法的杰出作品，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发展演变留下的痕迹和文脉，是我们的根！这条根不应被切断，而应该得到精心呵护和长期延续传承。”知名历史文化学者何智亚在他的《重庆民居》一书中如是说。

在佛道造像艺术馆最内侧的砖墙上，由500多尊彩绘木雕观音组成的“千手观音”，再次给记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另一尊镀了金身的释迦牟尼像可以说是镇馆之宝了。据介绍，这尊佛像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被外国士兵带走，最近几年几经辗转才“回归”大圆祥博物馆。梁思成的嫡孙梁鉴先生说：“大圆祥博物馆藏品之丰富、器物之精美、价值之巨大，不仅西南罕见，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一流水平。”

走进大圆祥博物馆，犹如一场从古至今的穿越之旅，而这一次注定与祖先的血脉有关，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有关。此地无声胜有声，这里的每一扇门窗，每一个匾额，每一座木雕石刻，甚至每一块石砖，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质地，犹如一个老者，向你娓娓道来，源远流长……

从商20年坚持“收破烂”20年，复建“重庆祖屋”玩物“尚”志

中午记者来到距离博物馆不远的翰林古庄园，这里也是刘健的家，令人惊叹的是——这里的全部家居、家具都是“老物件”。

刘健讲起他收藏生涯里的一个经典笑话。家里的保姆曾经提出辞职，她向邻居抱怨道：“这家人好穷啊，家里连一件新家具都没有，我担心他们付不起我的工钱！”

岂止是保姆？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曾对刘健一意孤行的“收藏癖”满腹牢骚与质疑，说他这是玩物丧志，而刘健更喜欢改一个字——“玩物尚志”。

20年前，中国房地产改革如火如荼，城市忙于拆旧建新，传统民居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被损毁、遗弃。刘健看在眼里，痛在心中。“正是一次次亲眼目睹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惨遭毁弃、流失，才更加激发了我努力做生意，努力赚钱，以抢救、保护更多‘老东西’的斗志！”。

生于1962年的刘健是地道的璧山人，自幼喜爱传统文化，他从商20年也是“收破烂”的20年。很难想象，一个人走过多少山寨村巷、荒郊野岭，才把这些海量的老物件、被钢筋混凝土掩埋的历史和岁月——捡拾回家。在他人眼里的“建筑垃圾”，在刘健看来都是宝贝，是中华古建筑的“筋骨肉”，是中华祖先的“精气神”！

日积月累，辗转多年，刘健终于为他的这些“宝贝们”安了家，所有积累与付出也渐次 “落地生花”。

在璧山区刘健先后收购了上百年历史的古庄园“翰林山庄”和“天福碗厂”，并投资加以修缮保护，将其作为陈列展示藏品的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2015年刘健的大女儿刘炜从美国留学归来，她创办了“重庆笑脸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始致力于将大圆祥博物馆打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交流平台，目前推出的“重庆祖屋·巴渝传统文化游学之旅”“我在博物馆抄家训”等一系列博物馆文旅活动，备受欢迎。

饭桌上的刘健善谈而又充满智慧。他说自己的商业经是“合起生财”；他向记者展示书法家为他撰写的“我的工作是在侍奉祖宗、服侍神灵”；也谈起家人一改前嫌，认为他是“包浆越久越好”的男人……

“世界将惩罚不改变的人，也将惩罚那些没有定力的人。” 刘健说。改革开放初期，刘健下海了，商机无限，他一直随机应变；财源滚滚，他没有迷失方向，随波逐流，而是将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无限的巴渝古建筑收藏之中。最疯狂的时候，刘健为了这些“老古董”，每年要损失上千万的门市租金。

在刘健身上，记者看到了三颗心——赤诚之心、恻隐之心以及敬畏之心。也突然想起《道德经》里的语句：“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一直以来刘健都有一个梦——复建“重庆祖屋”，为千年重庆，为三千万重庆人“寻根”。而20年风雨兼程的收藏，可谓他个人的“归根”之旅；如今他的“藏品不卖，要打造乡村旅游”，则是大圆祥博物馆的“观复”之举。

2016年12月，刘健及其所属的重庆宝富古院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与重庆两江新区签署投资合作协议，正式确定将“恭州博物小镇”文化旅游项目落户两江。“恭州博物小镇”以大圆祥博物馆收藏的海量巴渝古建艺术品为依托，以重庆千年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挖掘南宋时期宋光宗在恭州府（重庆古称）封王称帝的“双重喜庆”，将恭州更名重庆的历史史实，重点打造开发建设集民俗文化观光、休闲、度假、消费、体验、创意于一体的特色文化旅游景区，向世人演绎千年重庆的前世今生。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记者在刘健微信头像下看到这样一句话：“累了就睡觉，醒了逗微笑！愉快地赚钱，温和地奋斗。”

的确，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记者 胡杨

中国女性网2017-11-23

博物馆藏品有什么魔力让观众控制不住要去触碰？

当你在博物馆漫步的时候，一件艺术品看起来像在呼唤你，这时你会尽可能地慢慢地靠近这件精美的展品。它或许是一个光滑精致的带着闪亮金叶子的碗，或许是一尊张开双臂的维纳斯雕塑。

卢浮宫的一名游客被Canaletto于18世纪的画作《The Rialto Bridge in Venice》深深吸引住。

为什么伸出手去触碰展品这一行为是如此有魅力？

伦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 in London）的博物馆学教授Fiona Candlin已经在20多年前便回答了这个问题。21世纪初Candlin在利物浦泰特美术馆（Tate Liverpool）工作时，恰逢英国残疾法案（U.K。‘s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率先通过。由于这一部新法，英国国内的博物馆都开始深入探讨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展览变得更容易让视障人士接近，但Candlin却对这些探讨的结果并不满意。

“我认为博物馆们这些行为只是徒有形式，”她说。“他们并没有真正去思考观众究竟如何通过触摸来邂逅那些展品”因此Candlin开启了她自己的观察研究课题，即长期在博物馆中观察公众们如何触摸展品。

在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the Museo Archeologico），一个小孩在抚摸一只石狮的爪子

从2004到2005年，Candlin徘徊在大英博物馆，观察着那些“偷偷摸摸、未经允许的触摸”。而这一研究成果最近也得以发布在“理性与社会”（The Senses and Society）。Candlin也撰写了一本题为《艺术、博物馆和触摸》（Art， Museums and Touch）的书籍。在她观察中，这些参观者有的用手指轻敲着碗，有的依靠着展品基座，有的则用手指临摹展品上的象形文字。还有些观众居然拍打哈利卡那索斯马头（Halikarnassos horse），触摸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的腹部，以及尝试去逗弄亚西比德的狗（the Dog of Alcibiades）。在埃及雕塑展厅，一个小男孩则停留下来与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伸出的手臂玩起了云手，走前还不忘互顶一下拳头。

同时，这些不堪其扰的博物馆工作人抱怨说，展厅里禁止触摸的规定被许多观众所无视，他们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展厅里的展品是不允许触摸的。“你阻止了一百人触摸，还有两百人，”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Candlin，“永远无穷无尽”。

大多数博物馆所重视的仍然是视觉体验。展览一般只是简单地进行视觉陈列，即观众需要从阅读文字与图片说明来了解展品背后的历史和艺术。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致力于增加额外的感官体验，例如许多为视障人士提供的导览。更有一些实验性的尝试正在博物馆上演，例如以某些展览为主题制作巧克力或是刮嗅画（scratch-and-sniff versions of paintings，即有味道的绘画）的活动。但是，在今天，这些其他感官体验，特别是触摸，往往则被单独进行展示，比如卢浮宫的触摸画廊（Louvre’s Touch Gallery），或者大英博物馆的动手柜台（Hands On desks）。

在柏林新博物馆（the Neues Museum），一名男子把手放在刻有象形文的石棺上

Candlin则表示，博物馆展品并非一直是禁止触摸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时兴的珍宝柜（通常被认为是博物馆的前身）常常会在人们参观时被打开。Candlin说：“他们会触摸并谈论里面的展品。”这些私人收藏的开放精神影响了当时的公共机构，例如大英博物馆，“十八世纪的人们在参访大英博物馆时可以拿起展品。”Candlin描述道。

但随着博物馆的发展，触摸展品已经似乎变得不现实了。Candlin说：“当博物馆每年面对四百万的参观者时，便很难让每个参观者都去触摸展品。”人们手上的汗渍污垢、戒指手表以及不小心都会对展品带来致命的伤害。尽管小型博物馆有时会鼓励观众与其展品展开互动，但较大的博物馆往往会要求禁止触摸，除非是在可控的情况和地点。

然而，无论如何禁止，人们总是想用“触摸”去一探究竟。摄影师StefanFraschan在其新的微博客汤博乐（Tumblr）上发布了一张照片——满是在触摸绘画作品的观众。有时，这种对展品的侵犯会变本加厉，例如有观众曾经试图修复一幅拥有将近百年历史的荆冠基督壁画，还有观众试图在纽伦堡新博物馆（Neues MuseumNürnberg）的纵横字谜拼贴画上写出答案。

直到最后，我们不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纵使跨越时间和地点，为什么人们依然愿意用手去感知世界？

在柏林Altes博物馆，一位访客用手托着一尊半身像的脸

对此，Candlin的受访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借口。一些人声称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这些展品是真实的。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些展厅并没有设置玻璃橱柜，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可以被触摸的。还有一些观众认为有些展品看起来十分坚硬，触摸不会导致损坏。

但Candlin认为这些借口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们都需要通过触摸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事物。”她说，“视觉和触觉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受访者告诉她，他们想要感受雕刻的起伏，也想感受纪念碑的平滑，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相关的制作工艺。一位受访者指着一个制作精美的石棺说：“我不认为宜家的产品在3000年后还能保存得如此完好。”

有些人甚至认为触摸可以表达与制作工匠的共鸣。在触摸了一件纹路不像看上去那么深的雕刻后，一位观众与Candlin分享了他们想象中劳动者的想法：“天啊，这里很热很辛苦，他们给我的所有报酬仅有一袋大米。”

两名访客在卢浮宫触摸Gerrit Dou的画作《The Silver Ewer》

在这种情况下，Candlin说：“触摸可以更好地感知事物，人们可以通过触摸与过去产生联系。”同时似乎有无数的方式来促进这种联系。她说，最近一位大英博物馆的前保护负责人告诉她，一位游客来到埃及雕塑展厅，把猫粮罐头作为祭品，献给这位狮头女神赛克迈特（Sekhmet）。“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奇妙的触碰”Candlin说。

Candlin回忆起自己在大英博物馆与一把石斧的（被允许触摸）邂逅。“当我捡起它的时候，它真的完好地（在我手中），”她说，“你会感到现在的你似乎正在与过去的人进行一场交流，他们和你拥有同样的一双手。”然而，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你知道吗？这个制作者甚至和你不是同一种人类。”

这把斧子是数万年前制作的，是博物馆里最古老的东西之一。“这个藏品，仿佛跨越了巨大的时间鸿沟在与我对话，”Candlin继续说，“你在时间的这端，而制作者在时间的另一端，而这件藏品却将你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Candlin认为，触摸展品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一种有力方式，“我也总是想触摸这些展品，”她说，“有时我也会这么做”。

新蓝网2017-11-23

古籍的文物收藏价值如何衡量

苏轼《次韵徐积》中说：“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所谓的槐市，典故相传是西汉长安绿茵浓密的槐树林中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之所，也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场所。后来随着太学的解散，槐市随之消失。然而，在日后天地悠长的岁月中，图书市场以“书林”“书局”等名目活跃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槐市书话》新书发布会在北京涵芬楼书店举行，笔者曾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后从事古籍拍卖二十余年，经手过眼的古籍善本、碑帖、印谱、明贤书札不计其数，而这数十年的钻研与探究、经历与感悟、书人与书事，汇集成了《槐市书话》。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一部部古书流转的瑰奇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

笔者觉得，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写书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和思考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脱离作者，成了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书籍一旦流转，不管是抄本还是印本，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成了社会的力量。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稍有不慎就会失传。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坦承国图真正够善本级别的书籍仅有两万种，其中还有许多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剔除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种，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浩瀚文献。《韩非子》《管子》《荀子》引用许多如今已不可见的书，甚至连名列“六经”的《乐经》也敻不可见。《尚书》亦如此，若无孔府鲁壁夹层中的藏书，也在焚书坑儒中失传了，而因传承中的断裂，《尚书》重现后引发的今古文之争扰攘了近两千年。

书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与人文精神之所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类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亚里士多德讲世界七大奇迹，其一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保留大量楔形文字文献;考古发现死海地区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书……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间，书籍已经成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书籍会告诉你从哪里来。当然，考古发现也会告诉你从哪里来，但那是被动、无意识、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的，但书籍却主动而有意识地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半页残纸里的大名堂

笔者认为，古籍的价值看书的“三性”。其一是“文物性”。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个时间的下限，即清乾隆六十年(1795)，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进入古籍善本的范围。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标准也定在1795年，适用于瓷器、书画等各类文物，但当年文物局长郑振铎独将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标准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类下限延长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对古籍的特意保护。

关于“文物性”，笔者曾经手一页残页，上面保留了书名《丹阳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据刻工姓名可判断此书产于宋代江西，然而此书在所有的图书馆里均没有著录，换而言之，这是一本失传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页的古籍，这半页书当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笔者得悉这一残页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宫内阁大库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档案，当时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购了大量宋版书和元版书。其中有一本宋版书的封皮是纸糊的硬壳，经过数百余年的岁月洗礼，浆糊失去了粘合力，硬壳散落后漏出了糊壳的宋代废纸，其中的残页之一就是《丹阳后集》。笔者借这个传奇故事说明，古籍的文物价值不可貌相，半页残纸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献性。这是书籍所共有的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其间的思想和总结，即便是新书也具有文献价值。

其三是艺术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书，后交付刻工雕版。据传，宋代大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就是由周密本人手书上版的;“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早年临写北宋藏经，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笔;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赵孟頫书法的变体字，赵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书版字，所以个个有风味，都是好的艺术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页有“福建林佶手书上版”，也是大家手笔。

艺术性的第二个表现在于版画。清初刻本《三国演义》版画采用八色套印，同时代欧洲先进的海德堡套印术也只能达到四色水平。明代万历年间的版画，水平之高可称绝于世界，比如郑振铎先生曾收藏了万历版《金瓶梅图》，后来转交给国家图书馆，这是出自安徽黄氏家族的写意版画，艺术性极高。

天禄琳琅的流转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许多故事，故事增添其文物价值。文物本身价值可用标杆去衡量，故事的价值却无法衡量。

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乾隆亲书匾额“天禄琳琅”。乾隆秉承了康熙以来的文化喜好，他的藏书精华基本都在天禄琳琅。乾隆六十年传位于嘉庆皇帝，嘉庆二年，乾清宫的小太监在处理炭火盆时引发大火，一路烧到天禄琳琅，里面的藏书均付之一炬，基本没有流传下来。

其时乾隆仍在世，书一烧掉，嘉庆皇帝觉得脸上无光，召来大臣重建天禄琳琅。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却不能再造。嘉庆下令在宫中四处翻找，重汇了几百部宋版书，堆到天禄琳琅。当时为了应付此事，将很多明版书、清版书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偷书偷画，以赏赐溥杰方式将文物盗出宫，首先盗取的就是天禄琳琅里真真假假的宋版书。溥仪盗走这批书后来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又陆续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个高级将领手中。

笔者一次拜访这位将领的后人，看到遗存下来的天禄琳琅藏书，当即判断这是当年嘉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混进宋版书里的清版书。但尽管版本、品相与当时其他通志堂刻本无甚区别，但因附加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卖市场上的价值翻了数十倍。附着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经让它发生了蜕变，甚至让它成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禄琳琅，《槐市书话》里还有许多曲折动人的藏书故事，如顾氏过云楼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劳权抄本《松雨轩集》、宋刻《五灯会元》、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等。书籍本身会制造和创造精彩故事，但笔者并没有在这些传奇上肆意渲染，而是凭借严谨的历史训练和专业考证，不动声色地一一铺陈，并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数十年的心得最终汇聚成这本《槐市书话》。

作者：拓晓堂

收藏快报2017-11-27

对商业的“爱与恨”，博物馆该如何拥抱与选择

导语

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寻求精神方面的追求。看展似乎成为时下最IN的休闲方式。商业机构看中这一商机，一时间商业展览席卷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且普遍拥有较高的票价，然而，相对于高票价，这些商业展览更饱受诟病是其本身质量，被质疑为“假展览，真圈钱”。

而此次在今日美术馆中展出的《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其组织和策划都是由商业公司承担，仅从充满噱头的展览题目和铺天盖地的宣传推广来看，便似乎能嗅到一丝丝不妙。但出于对伊藤润二的喜爱以及对今日美术馆的信任，笔者依然选择花费80元的门票前去参观了这场展览。然而，在满怀失望地在走出展厅后，我不由产生这样的疑问：博物馆是否需要对在馆内举办的商业展览进行质量上的把控呢?

近两年，莫奈、达利、毕加索、米开朗基罗、梵高、草间弥生等艺术大师展纷纷亮相中国，使得“大师展”成为艺术界现象级事件。与以上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师相比，伊藤润二作为漫画家并不为国内大众所熟知，但其凭借细思极恐、想象大胆、细致入微的漫画风格，也为广大漫画迷所推崇，被称为“惊悚制造者”。此次，《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则于9月24日落户今日美术馆，正式拉开伊藤润二全球首次个展北京站的序幕。

此次《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在走过台湾、香港和上海之后，其北京站展览最终选择在今日美术馆展出。相比于台湾站和香港站的展览分别在文创园区和创意中心举办，上海站和北京站则都在美术馆举办。而上海站选择的艺仓美术馆，因为之前举办的《米开朗基罗大展》，一直为业内所诟病，质疑其作为美术馆的专业性与公益性。然而，今日美术馆作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非企业公益性美术馆，一直致力于积极参与并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前进和发展，其现代化的视野、专业化的内容以及规范化的运营一直使其在业内享有良好的口碑。

因此，纵使前几站的展览口碑不佳，但基于对今日美术馆的信任，许多爱好者如同我一般，对这场展览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希望美术馆能对展览的品质有所把控，不只是单纯的商业展览，而有更多的内容呈现。但是，在实际参观后，不论是展览内容，还是展览形式，都让人极度失望，也多了几分对美术馆展览品质把控的质疑。

一场令人失望的展览

关于展品

此次展览的商业策展团队宣称，《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展出了伊藤润二的经典画作，以及12幅由《人头气球》和《魔的碎片》构成的手绘原稿作品。除此之外，伊藤润二笔下的经典人物也将悉数出现在展览之中，使观众得以透过伊藤润二细腻的手绘笔触，以及作品里擅用角色探讨人性的情节，认识伊藤润二最独特的美学。

实际走进展厅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幅手绘原稿外，不大的展厅中充斥着彩绘打印的漫画大图，除了高饱和度的色彩冲击，很难从中欣赏到画家本身充满质感的笔触，欣赏度不高。并且由于只是选取了伊藤润二经典画作中的几个人物形象进行展示，致使展出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只能给观众带来一种过于简单的短暂视觉冲击，而很难体会到贯穿于伊藤润二作品中的恐怖美学。

关于AR体验

关于展览最吸引人的AR体验，观众在现场领取AR眼镜后，将眼镜对准展厅中的经典漫画画面，就会获得短暂的动态体验和声效。不过，动则动矣，其些微摇摆的效果只是将”JPG”格式转化为“GIF”，甚至远不如漫画本身的静态呈现来得更有冲击力，AR技术更多流于噱头。且根据笔者的亲自体验，眼镜未经消毒，反复使用，异味之大只想让人快速结束这场并不愉快的体验。

“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当美学不在，当技术流为噱头，这部展览唯一存在的可能只是“伊藤润二”这个人名了吧……

面对商业展览，博物馆只是“房东”？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博物馆走进商场”这一话题，并认为在当下的政策与经济环境中，博物馆选择与商业机构合作是一种必然趋势，通过商业机构的商业运作规则，去开拓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和文化资源，使博物馆获取更多受众，达到更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以支持博物馆的良好运作与发展。

然而，博物馆与商业机构合作所产生的种种实际问题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商业展览走进博物馆中，博物馆是否有责任把控商业展览的质量也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例如，此次《伊藤润二经典美学AR体验展》并非由今日美术馆所主办与策划，只是将场地租借给商业公司，以此来获取美术馆的日常运营费用。但是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这其间的不同，只认为这是“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展览”，而鉴于这场展览的质量与口碑极差，观众又会理所当然地归咎于美术馆。因此，即使在美术馆完全未参与展览策划的状态下，也不得不为这场糟糕的商业展览背上沉重的“黑锅”。由此可见，承办商业展览，并不只是简单地出借场地，更需要为自身的口碑负责，便也可以理解这场展览的台北站和香港站为何只能选择在创意中心举办。

博物馆需要把控主动性

博物馆必须意识到，即便商业机构的介入使得今天展厅里陈列品更多元，以及缓解了暂时性的财政紧张，但最终呈现的质量和效果才是考察展览的全部标准，而优秀的展览才是促进博物馆长期良好发展的保证。

因此，博物馆在与商业机构合作中必须要掌握主动性，对馆内外举办的、与自身相关的商业展览进行严格的质量把关。博物馆作为非营利性的社会文化机构，在思考如何获取更多元的经费来源时，更应该坚持自身的公益性和责任感，爱惜自己的声誉。毕竟对于博物馆展览而言，能为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教育以及留下什么价值意义才是其使命所在。

否则，在观众接二连三对展览感到失望之后，还会有多少观众再次愿意走进博物馆参观展览呢?没有观众的博物馆又何谈发展呢?

作者：阿蓓

中国文化传媒网2017-11-21

北京文物博览会24日开幕 观众可现场"自助式"鉴宝

一年一度的文物界盛会——“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本周五将亮相保利国际会展中心。今年文物博览会的主题是“文物、科技与生活”，大量与科技相关的精彩文物、展品将在博览会上亮相。淮海战役时，粟裕使用的手摇式电话的“同款”机型、二战时美国人生产的手机“雏形”SCR536的真机、上世纪20年代的大型投币圆盘式八音盒……都将与观众见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古玩西医”的鉴赏家关海森，将带来传统经验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的古玩鉴定仪器——便携式光谱仪，观众可在展会上现场“自助式”鉴定随身佩戴的玉石和珠宝，并当场获取结果。

百件古代精品瓷“成双成对”

古玩鉴赏家、收藏家关海森为今年的文博会带来了“好事成双·古代精品瓷器对藏展”。他告诉记者，“对藏”，顾名思义收藏的都是“成双成对”的瓷器，此次展览共有50对、合计100件百年以上的古代精品瓷器集体亮相。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成双成对’寓意非常吉祥，所以在中国古代许多建筑、器物、艺术品都是成双成对的。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要经历自然地、人为地各种原因的破坏，能够完整地、成双成对地保留下来是非常幸运的。在文物、古董收藏中，如果能将成双或成对的原配器物收齐，价值就会比2个单件高出数倍。”

一对清代的洒蓝釉开光粉彩花鸟纹盖罐是本次“对藏展”的代表性展品之一。盖罐一面绘有一对比翼齐飞的鸟雀，两个瓷罐上的花鸟方向左右相对。而在盖罐的另一面，则分别绘有一只鸟儿独栖枝头，“如果这两个罐子少了一只，这只鸟儿就成了‘孤家寡人’。但一对罐子摆在一起，两只罐子上的单只鸟就又顾盼成双了，这种巧妙的构思令人叫绝。”关海森介绍，这对盖罐是清中期的器物，距今已有约200年了，“这么大的瓷器保存至今已属不易，可贵的是它还是成对出现，最难得的是它们的原配盖子都保存完好。这对盖罐是从欧洲回流来的，真是难能可贵。”

“普通人认为‘成双’和‘成对’是一回事，但在古玩行里‘成双’和‘成对’是有区别的。‘成双’是指两件器物的器型、样式、纹饰一模一样；而‘成对’则指两件相似的器物在表现形式、内容上彼此相对、呼应，体现独具匠心的构思。有些成双的器物不一定成对，而有些器物既是成双的也是成对的；‘成双’代表着一种对称美，而‘成对’则包含着阴阳、雌雄、夫妻等平衡美，因此‘成对’的古董要比‘成双’的古董更可贵。”关海森进一步解释。

本届文博会上，关海森还将展出一件十分珍贵的和田白玉“岁寒三友”砚屏。“这可能是一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贸商品。”关海森介绍，它曾作为国礼流到国外，此次是在丹麦的一位老藏家家里发现的。这块和田玉重1170克，正面刻画着苏轼与两位好友同舟共游赤壁的图景，背面则有松、竹、梅三友屹立峭石之上，与正面的三位雅士交相呼应。这么一大块完整的和田玉已经鲜见，单看它的尺寸、白度和细腻感，即使不加雕琢都很珍贵。而从它大胆和大气的精湛工艺可以看出，它可能出自当年国营玉雕厂大师之手。“现在这么大幅的玉插屏十分罕见。除雕刻难度大以外，太耗费材料也是主要因素，今天市场上高品质的玉石原料都是以克论价的，商家为了保持原料的重量，在加工中尽量不会‘瘦身’。”

作为文物鉴定专家，关海森还准备将自己最新开发的文物鉴定仪器带到博览会现场，观众们可以“自助式”鉴定自己随身佩戴的玉石和珠宝，“用这台光谱仪的探头轻触一下，是什么材料做的当场就能出结果”。不过，考虑到现场秩序，鉴定将采取现场发号、限每人一件的方式进行。记者了解到，结合近三十年的基础研究，关海森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文物真伪对比数据库，收集了各类真假文物、古玩的标本，利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文物进行多维分析与检测。目前，他正在研究将“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在文物鉴定中。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人工智能在文物古玩鉴定中将大有可为，未来有可能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专用软件，轻轻一扫，你手里古董的年代、身世包括真伪都能一目了然。

报道黄继光事迹的原稿现身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此次文物博览会上，“红色之旅——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特别呼应了这一主题。这一展区占地40余平方米，利用流水式展线，将集中展出50余件文物。

展览中，一件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7月编辑的《抗战以来的重要文件汇集》（1937-1942），是陈云同志的秘书杨树生签名旧藏的，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的抗战史料。另一件重要展品则是1953年3月30日战地报社对黄继光报道的珍贵原稿。这篇报道记录了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口，使得后续部队迅速攻占阵地，取得胜利的事迹。

展览中还有一部美国芝加哥电器公司1945年出产的手摇式电话机，淮海战役时，粟裕调度千军万马的主要通信工具就是这款电话机型。目前，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电话原机由南京军区司令部通讯处保存，1959年被移交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被评为一级藏品。岁月变迁，如今这款电话已经鲜少出现；本次展出的同款机型由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收藏并提供，可见其弥足珍贵。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张老照片，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单。专家介绍，这幅照片长42.5厘米、宽29.8厘米，所用的相纸是上世纪30年代的进口相纸。《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记载是1935年5月16日在《电通》画报创刊号上刊出的纸面，这张照片应是当时纸面图案的原照。

一面手机墙浓缩移动通信史

一场名为“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经历的移动通信时代”的展览也将在本届文物博览会上亮相。这个展览是由北京市文物局指导，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北京科技中心、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北京大戚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北京联通电信博物馆、中国电信博物馆、联合参谋部通信兵陈列馆、北京市无线电运动协会11家单位联合策划并推出的，气势十足，格调亲民。

从步话机、无线对讲机、车载移动电话、寻呼机到手机的演化，堪称一部微缩的移动通信变迁史。观众在现场还可以看到手机的雏形——二战时美国人生产的、被称为handie talkie的SCR536的真机，还有1983年摩托罗拉推出的市场化的第一款民用手机——Dyna TAC 8000X。据专家介绍，第一代手机Dyna TAC 8000X要充电10小时，却只能通话半小时；重达一斤半，却只能打区域电话不能漫游。

除此之外，展览里还有大量珍贵的老照片，呈现出科技与潮流生活的主题，描绘了二十世纪人们最开始用收音机、发展到全家一起看电视的场景，展览还将呈现一个集合了百部不同品牌手机的手机墙，力图给经历过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回味与震撼。为纪念中国移动通信发展三十周年，展览主办方还将在本次文物博览会上独家定制并限量发行100个“大哥大”3200模型，该模型完全仿照我国第一代手机3200设计，机身通体为陶瓷。

展览中，观众还能看到很多其他门类的科技类文物。比如早期的古董相机、第一代徕卡相机、大型投币圆盘式八音盒等。借助VR等现代科技手段，观众还可以现场聆听到上世纪20年代留声机的声音，并使用78转钢针唱片，模拟更换唱片，穿越到100年前，体验一把贵族的生活。

北京晚报2017-11-22

安托山将建博物馆群 这三个方面市民最关注

记者 邓涛

“安托山艺术公园与安托山博物馆群”招标公告发布以来，便得到社会各方广泛关注。这座曾经承载着深圳早期建设历史记忆的荒山，未来将建成一个怎样的公园？11月21日，安托山艺术公园暨安托山博物馆群前期策划工作坊在华侨城创意园举行，来自建筑行业的专家、文博学者、市民代表等分别就自己研究的领域对博物馆和公园的主题、定位、设施需求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记者从此前的方案设计前期公众意见征集信息获悉，面对未来安托山公园的规划设计，如何恢复山体生态环境、让市民更易到达、提供更多户外活动场所（如野餐、户外步道等），是市民目前最关心的三个方面。受访者表示，希望未来的安托山公园能够有更多的便民设施，创造出无障碍活动空间与利于儿童活动的场所。

有市民提出“强调艺术性重于历史性，艺术公园不是纪念公园。”因此，对于博物馆及藏品的定位很重要，艺术性是核心，避免一些类似历史题材，民俗文物，甚至老物旧货等只有历史价值而没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不少市民也表达了希望安托山艺术公园和博物馆群进行整体设计、相互融合的期望，充分利用公园内的展馆及户外空间，通过定期举办有特色的国际性公共艺术展会，并让优秀作品永久保留下，使之成为让市民共享的露天美术馆。

“找准博物馆定位”是此次工作坊上专家、学者提出最多的观点。“安托山原与塘朗山脉相连，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这座独立山体。被开山采石过的安托山，是城市的一个‘伤口’，后来者需要带着谦恭的姿态，采用收敛温和的方式，对这段被开采的历史进行阐述和表达。”深圳著名出版人、自然生态记录者南兆旭认为，在处理“伤口”的过程中，以下几个关键词需要考虑——反潮流、反媚俗美学、反城市、反建筑。安托山的设计，需要修建生态的通道，缝合这一被人工切掉的山体关系。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表示，园林的设计和建设除了考虑自然与人文、环境与艺术的融合之外，更应该突出前瞻性。这是一个资源共享的时代，博物馆在地理位置固定，而共享却是由于不固定性才衍生，博物馆可以进行合理的资源利用，提供于各种类型的艺术秀场，让一些博物馆变成流动性展馆，促使博物馆成为市民文化休闲旅游的重要场所。”

都市实践创建合伙人孟岩提出，深圳是一座民间力量非常旺盛的城市，在安托山项目的推进中，是否可以深入挖掘民间的力量？有无可能实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的生长？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人口年轻，呈现出来的观点积极而鲜活。这是一座有着强烈公民参与意识和家园意识的城市，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一定规模以下的设计竞赛对市民开放报名，让竞赛变得“无门槛”；让公共空间成为民间展示的舞台。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首席设计师庞伟认为，别人的成功不是学习范例，而是我们应该避免的东西，因为目前很多博物馆同质化现象严重，没有明确宗旨和收藏边界。深圳现有的公园和文化设施的盲点在于文化品质太低，安托山要有自己的定位与方向。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福田局副局长周红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作坊的成功举行，让人深刻感受到公众对深圳的家园意识，这种力量值得珍惜和尊重。希望这样的组织模式，在未来也可以继续推行。在当下的语境中要有新的价值启蒙，自上而下的造城实践需要有更深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以及反思和重新的建构。

据了解，安托山自1997年起开始大规模爆破挖运土石方工程以来，近一半山体被开挖，自然山体损害和水土流失严重。2010年福田区政府计划以安托山公园的山体修复和景观生态建设为主，在不影响和破坏公园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通过规划调整和用地整合，注入文化内涵，布置约30个民间博物馆，规划建设集生态、公益、文化为一体的安托山博物公园。

深圳新闻网2017-11-23

“矿”世奇才，“晶”美人生 菜百给您博物馆之旅

11月21日， “矿”世奇才，“晶”美人生——百姓身边的宝石博物馆启动仪式在菜百首饰总店一层隆重召开。作为第五届惠民文化消费季中珠宝首饰特设版块，菜百首饰已连续两年成为特色展区。此次展览共展出近200件精美宝石矿标，包含不同特色版块，让消费者了解宝石矿物美丽外观的同时，深层次感受其科普意义。活动由菜百公司携手国土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共同开展，相关领导、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奇珍瑰宝 精品汇聚

菜百公司作为中国黄金珠宝行业内的标杆企业，结合第五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文化惠民”的主旨，汇集众多精美的、难得一见的矿物宝石标本在菜百公司总店面向大众展出：如目前世界上可见到的最大、最完整的天河石晶体、世界第七大水晶球等。矿物标本多达60余种，覆盖范围之广，品类涉及之多，质量水平之高都难得一见，因矿物种稀有罕见、产状特殊、颜色亮丽、寓意丰富、具科学价值等原因，标本独具收藏价值、观赏价值，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具备特殊文化属性的天然艺术品。

七彩斑斓 汇聚缤纷

此次展出不仅让参观者了解展品外在的精美，更通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赋予每个标本情感与涵义。展览共包括奇珍瑰宝、流年岁月、国之大石、十二生辰、同生伴长、七彩斑斓六个版块，通过视觉、文化冲击让参观者全方位立体地了解每一件宝石矿物标本，并将原矿标本与打磨后的饰品对比展示，了解宝石的“前世今生”。菜百公司矿物晶体展品为地质科学研究与知识普及教育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珍贵素材。

文化推展 致力科普

菜百公司公司坚持公益属性，致力打造“博物馆式的鉴赏、专业知识的普及、体验式的购物、个性化的定制”于一体的标杆企业，为群众与矿标爱好者提供近距离了解、感受矿物晶体魅力，提升科学认知的机会，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此次活动，菜百首饰被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正式授予“NGTC珠宝玉石科普文化基地”，并配备国检中心专家团队开展科普讲座。同时，菜百首饰携手心飞扬青少年志愿者联盟，设置“北京心飞扬青少年志愿者服务实践基地”将专家团队的知识传播到更广阔的范围，将珠宝玉石文化科普推广到更远的地方、受益更多人。

百姓身边的宝石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形式向广大群众展示及天地之精华，造物之灵秀于一体的宝石矿物之美与内涵。有些标本，您虽然见过，可也许不曾见其与众不同的另一面;有些标本您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在这里，汇聚了您或许未曾听过、听过未曾见过、见过未必了解，了解却不一定深刻的矿物、宝石，让您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魅力。

中国经济网2017-11-21

“鎏金铜蚕”等丝路文物下周在港展出

记者 李阳波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融合最为生动的文化符号和见证，以“鎏金铜蚕”为代表的167件（组）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下周将亮相香港。

记者21日从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获悉，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首次由中哈吉三国联合举办的《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将于2017年11月28日至2018年3月5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届时香港市民在家门口便可近距离一睹千年丝路遗产的风采。

文物跨越从铁器时代至唐朝

据介绍，此次《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由国家文物局主办，陕西、甘肃、新疆、河南洛阳等地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具体执行。内地参展展品共167件（组），包括163件（组）文物展品及4件（组）复制品。其中一级品97件(组)，占文物总数的60%。展品来自34家单位，不仅种类繁多，涵盖陶器、壁画、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丝锦帛制品、木质品、纸质文物、玻璃器、石刻、泥塑等种类。同时文物跨越时代较长，自早期铁器时代直至唐朝。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两国亦有55件（组）展品参展，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有企业知识中心考古博物馆以及吉尔吉斯的契古历史及考古博物馆。展品种类包括陶器、青铜器、瓷器、金银器、玻璃器、木刻、石雕等。

作为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鎏金铜蚕”亦将一同赴港展出。据悉，“鎏金铜蚕”1984年出土于陕西石泉县，通长5.6厘米，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均完整，体态为仰头或吐丝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为汉代遗物。以铜蚕作为纪念品或殉葬品，这足以说明当时养蚕之风盛行，到汉代时中国养蚕缫丝业达到高峰。西汉丝织品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能途径西亚行销中亚和欧洲，中国通往西域的商路得以“丝绸之路”驰名于世界。

此外，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敦煌悬泉置麻纸文书”也是一件难得的精品。该麻纸文书残片，长6.5，宽4厘米。纸质用麻织物和很细的丝织物制作，上有墨书文字，字迹清晰。该纸张为研究汉代古纸的制作和用途提供了重要物证。

反映丝路活跃的文化互鉴

陕西历史博物馆有关专家表示，数千年来，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商团、使团、僧侣、牧民、工匠等，还有他们携带的贸易商品与运输的货物，以及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在这条东西方要道上不断地交流、沟通、融合、传播。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起亚欧各国的巨大反响。

此次展览充分展示了丝路贸易的繁盛，以及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来自西方的玻璃器、金银器，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等，均是那个时期最为紧俏的货物。从金怪兽、金虎牌圆饰到草原游牧民族喜闻乐见的壮熊、奔鹿、双驼，从乐舞陶扁壶、胡腾舞俑到吹奏胡人俑，既是丝路文化相融的真实再现，同时亦反映了丝路活跃的文化互鉴。

据悉，此次《绵亘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也创新了多项第一：第一次在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成功后，以“路”为主线举办的展览；第一次在“世界文化遗产”语境下举办的丝路展览；第一次由中哈吉三国联合举办的丝路展览。

大公网2017-11-21

《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在萧山开展

11月22日上午，《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在萧山博物馆开展。

上城区政协副主席陈少华，萧山区政协副主席黄晓燕，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山明，上城区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陆峰，萧山区政协文史和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岚，萧山区文广新局局长董茶仙，上城区文广新局副局长陶琴梯，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中国美院教授、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沈乐平，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负责人杨广泰，浙江浣花斋美术馆馆长赵军等出席本次活动。杭州金石全形拓非遗保护发展中心金恩楠主持开展仪式。

上城区政协副主席陈少华在仪式上讲话。他指出，南宋文化是目前杭州市委市政府着力挖掘的重要文化资源，上城区作为南宋皇城所在地，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传播南宋文化的重任。传播文化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和支持，像此次展览正是有了大家不懈地奔走与努力之下才得以呈现，正是有了大家的无私分享，才让我们有机会一饱眼福。

萧山区政协副主席黄晓燕在仪式上讲话。她指出，今日萧山，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的同时，文化力量逐渐显现，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正在成为更加雄厚扎实的软实力。恰逢“杭州市南宋文化节”盛事，上城、萧山两区精诚合作，共同推出的《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为大众奉上了一道文化大餐。今后，萧山将继续探索和实践，加强区域交流，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文化服务。

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山明先生和大家分享了观展感受，对此次展览表示肯定。吴山明先生表示宋文化是我国历史上发展最鼎盛时期灿烂文化的代表，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的高峰，我们要着重研究每个时代的文化高峰，这对于日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帮助。而官印作为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感谢上城、萧山等为这项工作做出的努力和支持。

萧山博物馆馆长杨国梅就《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的筹备工作情况作了介绍。她指出，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海内外藏家的无私奉献和专家学者的辛勤付出，《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才得以在萧山展出，才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欣赏到优秀的传统印章文化。

《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共展出官印实物55方，包含唐、五代十国、北宋、辽、南宋、金等不同时期，会集了海内外10多家收藏单位和个人的珍藏，很多藏品难得一见。

印章，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印面的文字随时代的变化而各具风格。历代官印则是研究历史极其重要的资料，也是我国书法艺术的宝窟。官印本是稀有之物，弥足珍贵，历尽沧桑更是难觅踪影，这样的官印实物展在国内尚属首次。

两宋是印文走向精熟的时代，和战国秦汉印章中某些精巧的类型和汉印中表现机智和功力的作品不同，宋代印文使人感到一种新的秩序。其中北宋中后期，官印文字渐增盘曲，笔划互相串联，为充盈印面而增加叠笔的现象渐为明显，官印边栏加粗成为时代推延的重要标志之一。宋南渡后，官印文字风格继续演进。官印呈现的是一目了然的理性规则，这一风格被金、元二朝所承袭，铸印官进一步将南宋模式推向极致，同时也深深影响了私印的发展。

当天，还举行了现场赠书仪式。现场领导和嘉宾分别向西泠印社、中国美院、中国印学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安阳博物馆、萧山区档案馆、萧山图书馆代表赠送《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一书。

为了配合本次展览活动，特别邀请到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孙慰祖先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专题讲座。孙老师的著述很多，学术活动也很密集，而且每个角度都几乎能代表当代印学的研究前沿和水准，同时，孙老师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两宋时期的印章曾在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关注，所以，今天孙慰祖先生为大家带来的《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专题讲座，具有独特的意义。

《天水一朝——两宋印章的渊源与走向文物展》由上城区政协、上城区委宣传部、杭州市南宋文化节组委会、萧山博物馆、杭州金石全形拓非遗保护发展中心联合主办。展出时间为11月22日到28日，喜欢中国印学文化的朋友可不要错过了。

杭州博物馆2017-11-23

“古建筑的灵魂”——匾额，悠久历史中的珍贵文化瑰宝

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述说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

1.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

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如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到皇宫寺庙的“太和殿”“雍和宫”，就会感到匾额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简称为匾，古代“匾”写作“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即点出了匾额作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牌匾，简称为扁、匾或额。也有说，横写为“匾”，竖写为“额”。中国的古建筑门屏上端，多缀有匾额，其特点为文字不多，一般二字、三字、四字。古代匾额大多为木质，也有石质雕刻的。不论木质或石质的，匾额一般为长方形，尺寸以门面大小而定，多为黑漆金字，醒目端庄，寓意深远，措词文雅，书法遒劲有力。

匾额习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在古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风俗。当部落发展成为国家，氏族首领化家为国，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了国号。我国古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国号为商，《诗·商颂·玄鸟》中曾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中国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匾额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额在建筑物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因此极受古人重视。史载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台礼天，榜名“灵台”，可以说是历史上匾额雏形。自秦始皇统一始，真正意义上的匾额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得以颁布施行。秦《会稽石刻》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其中的“显陈旧章”，确立了匾额的地位与使命。秦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匾额用的字体。

《太平广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国魏明帝时建凌云台，韦诞奉命“题榜”，但“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绳亘引之，使就榜书之”。皇帝为了匾额的完美已经不顾臣子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数十米高，韦诞“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为，悬挂高空去题写匾额，因为恐惧，韦诞头发和胡须转眼间变白了。回到地面，他把毛笔烧掉，表示再不写榜书，并且还将不准子孙学习榜书写入家规中。

2.商铺挂匾额招揽生意

匾额广泛流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临街开店，挂出各自的匾额来招揽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匾额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中能看到汴京街道上，两旁并列着各种店铺、作坊，其中有酒楼饭店，也有金银铺、裱画铺和医药铺，如“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药铺）、“王家罗锦匹帛铺”（绸缎店）、“刘三叔精装字画”（博古斋裱画铺）以及“赵太丞家”等医铺。

俗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匾额逐渐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标，它往往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顾客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比如北京老字号“内联升”中的“内”指大内宫廷，“联升”示意顾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可口可乐的第二任总裁伍德鲁夫曾说过，“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一夜被大火烧掉了厂房和设备，只要给我‘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百草厅”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奶奶以“白家老号”的匾额作为白家私产为由参股。电视剧并非虚构，民国年间的一场大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伙计，闯进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抢了出来，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动，将这位老伙计命为“终身伙友”，并终身“高其俸”。

上世纪30年代，上海老字号童涵春堂曾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把部分产权出售，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80万两白银，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3.祝寿匾额成清代风尚

除了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匾额在古代还是宣扬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一家世代忠良，忠心报国，宋太宗赵光义赐金五百万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并亲笔御书“天波杨府”匾额，下旨满朝官员凡经天波府门前经过，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对杨家的敬仰。宋徽宗还曾赐唐朝大将陈元光之庙以“威惠庙”的匾额，以追思其开发漳、潮地区之功。在当时能获得官府或皇上的匾额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不仅是家族的光荣，能够泽被后代，还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光荣。

明清之际，牌坊匾额成为最高统治者褒奖功德孝贤的重要形式，需经皇帝降旨或恩准才能建造，在正楼檐下和顶枋之上的正中间建有一个小龛，内有一块小石板，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牌坊的主楼写有匾额文字，匾额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者记录表彰的缘由。在云南纳西族“木府”前精工细作的牌坊正中，就安放着镌刻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的匾额。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标志，更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清朝律例规定，匾额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从而使得匾额被广泛运用到祝寿之中。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中所说的：“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 康熙称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为“此吾家老人也”以及为其题写“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匾额，充分显示了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和信任。

据说，乾隆登基后的第一块匾，是赐予山东按察使黄叔琳，因其母吴氏年近九十，赐“德门寿母”额，而且在其执政的六十年中，凡朝臣七十寿诞，要员父母八十、九十高寿，乾隆都不忘题匾赐匾以彰庆贺。他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多位皇帝，使得老人祝寿匾在清代成为一时风尚，至今仍有大量实物留存。

延伸阅读

农村门匾反映时代变迁

农村门匾，也是匾额中的一种。

在农村，盖房子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农民辛苦半生才能盖起三间大瓦房，而大门门楼上方中间的门匾更是重中之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人们修建的大门，门框、门扇、门匾虽全是木制的，但对木质要求却有讲究，门框门扇用杨木即可，而门匾必须用椴木。因为椴木木质细腻，干湿料都不变形，宜于雕刻；也有些人家找不到椴木而用杨木等代替，效果就不能与椴木同日而语了。门匾上的字过去大多为黑色，也有蓝色的。近年来，门匾都是用瓷砖镶嵌，大多是白底黑字，也有红底黄字。门匾上的文字内容由户主确定，通常请村子周围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书写。

浏览农村的门匾，从内容上不难发现，门匾记载着一段历史，也反映着时代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门匾内容大多为“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荣”“厚德载物”等。而改革开放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富裕起来的农民建新房的热情高涨。此时的农村门匾已没有了木质的，街门多是油光锃亮的朱红色大铁门，门匾也都用精致美观的瓷砖镶嵌，看上去既富丽堂皇，又庄重大方。门匾内容有“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贵在自立”“宁静致远”“福居鸿光”“德茂福盛”“惠风和畅”“室雅人和”“钟灵毓秀”等，内容更为丰富。

不可不知

“功名匾”五大看点

在众多用途的匾额中，不得不提一下最为古人所重的科举匾额，也称“功名匾”，是当年士子光耀门楣的象征。中国科举制度的孕育和产生，历经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拔贤才”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愿望。

“品优德厚”“美继秦台”“清标彤史”……科举匾额多为主持科举考试的高级官员题写。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书法造诣极高，榜书大字风格各异，观赏性强，用典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劝勉激励之词。

在北京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共收藏木石匾额五百多方，其中石刻匾额近五十方、明清32名状元题写的匾额四十余方，以及13名榜眼、12名探花题写的匾额。馆长姚远利曾公开对媒体指出，科举匾额有五大看点：

一看科名层次。古人所言科名，类似今日的学历、学位。如举人、进士谁高谁低，贡生、监生属什么学历等。

二看题匾人。匾额如同字画，题属人不同，其文物价值也不相同。

多数题匾人是进士出身，也有不少状元、榜眼、探花。从官职上讲，有宰相、大学士，多为总督、巡抚、学政、主考一类官员。

三看书法。古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很高。这些匾额有不少著名书法家，一睹名人书法，各类书体，当是一大享乐。

四看国学。科举匾额几乎是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激励后学的语句甚多，也可以说对传统美德的赞颂，集中地体现了国学精华。

五看制匾工艺。木匾、石匾、砖匾制作工艺各不相同，集中反映了雕刻、篆刻、纹饰的高超技艺。

仁者见仁

匾额里的“错字”？

在许多著名的匾额上，我们都看到过“错字”，其绝妙之处就在于，每个字背后都有它的历史典故，究竟是对是错，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避暑山庄”的“避”字

避暑山庄正殿大门的上方悬有一块匾，上面写着“避暑山庄”四个镏金大字，为康熙皇帝的御笔，仔细看去就会发现，“避”字右边的“辛”下部多写了一横。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特意加了一笔，是他认为：“此是避暑之避，不是避难之避”。原来，皇上是忌讳“避”字有“逃避”的意思，不吉利，所以大笔一挥加上一横，这样就没有“逃避”之意了。

“明孝陵”变成“眀孝陵”

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明孝陵保护碑上，“明孝陵”写成了“眀孝陵”；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体上写有“此山眀太祖之墓”，这两处的“明”字却写成了“眀”。“眀”这个错字很有来历，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著名的《洛神赋帖》中，“明”字便写成了“眀”。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块匾额叫“明良千古”，其中的“明”就写成了“眀”；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明”字也写成了“眀”；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明”字，同样写成了“眀”。

少了一横的“院”

据说，当年咸丰驾临天津独乐寺，为寺内四合院题写院名，即兴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字写好后，咸丰才发现自己“献丑”了，“院”字少写了一横。一众随行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下的谁也不敢说是错字，正在众人疑惑时，咸丰自我解嘲道：人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划不能写全。

走出国门

日韩深受匾额文化影响

匾额习俗不仅在我国风行，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的一些国家，如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均深受匾额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重要场所悬挂的匾额依然使用汉字。

日本从奈良时代就受到了五台山佛教的影响，圣武天皇仿效中国武则天赐额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圣举，曾将大华严寺的匾额挂在日本东大寺的南大门上。

韩国首尔很多古建筑、钟鼓亭和重点建筑都悬挂有汉字匾额，以显示古老尊贵。作为始建于1395年朝鲜李氏王朝太祖时期的宫殿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最初被命名为四正门，世宗七年（1425年）更名“光化门”，取“光照四方，教化四方”的寓意。1968年，韩国朴正熙政府重建光化门。为恢复光化门的历史原貌，韩国政府经过数年调查论证，于2006年12月4日启动光化门重建工程。经过艰难的辩论，韩国国内力排“去汉字化”的杂音，同意使用汉字匾额，并用数字技术还原了1864年景福宫重建时的汉字字体。

越南河内的文庙——国子监是越南第一所高等学府。文庙殿内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正中现供奉有孔子塑像，两侧分别供奉孟子、颜回、曾子等人塑像。

匪夷所思

这里的“门”字不带钩

紫禁城中许多匾额的“门”字多不带钩，这究竟是为什么？

传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南宋都城临安宫殿被火焚毁，有人认为是门字末笔带钩，是火笔，招致火灾；二是“门”字带钩，“钩”除了可以钓鱼外，还可以钩住一切水生动物，当然也包括象征着天子的“龙”；三是据说中书詹希原书写明朝宫殿匾额时将“门”字的末笔微微钩起，多疑的明太祖认为这是闭塞贤路，于是将其斩杀，后来明朝迁都北京，但旧习传承下来，所以“门”自然而然没有钩。

赵婷

人民网2017-11-21

300件淮盐文化文物亮相个园 一展见证两淮盐业盛极而衰

【核心提示】

中国盐文化高峰论坛将于今天在个园举行，作为论坛活动之一的“国脉盐韵——中国淮盐文化文物精品展”也在个园抱山楼展出，文物展共展出300件盐文化文物。通过这些文物，可以直观了解盐的生产、运输、批发、零售、盐政、盐官等诸多事宜。本次展览从今天开始持续到12月10日。

多款文物

还原盐的生产运输经营

300件文物中，有一批文物与两淮盐业有关，可让人直观了解盐的生产、运输、经营等历史，如水程执照、盐店执照、给商照验、清理盐田执照凭证、油盐纸烛牌匾等。

穆家良介绍，“水程执照”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运输许可证，“过去盐的运输主要走水路，运盐必须要有‘水程执照’，执照中有写明盐运往何处”；“给商照验”就相当于现在的盐业批发许可证，盐商持有这张证才能做食盐批发生意；“盐店执照”相当于食盐零售经营许可证；“清理盐田执照凭证”，其实就是官方对盐田进行普查，普查会颁发的凭证。

张萍说，“油盐纸烛”牌匾，是晚清一家盐店的牌名，而从名字就能看出清未两淮盐业走向衰弱，光靠卖盐是不足以维持盐店生计，还需卖油纸烛等其他商品。

300件文物

都来自一对与盐有缘的夫妻

让人称奇的是，这次展出的300件盐文化文物都来自一对夫妻，他们是穆家良、张萍夫妻。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同从事盐业工作和教学，是一对与盐有缘的夫妻。两人都曾在扬州工作过一段时间。

夫妻俩开始收藏盐文化文物始于1991年。那一年，穆家良要写一篇关于盐城、连云港两地海堤修缮的文章，因此查寻了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许多史料，这些史料大都与两淮盐业有关。不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些史料相互矛盾，而要了解历史真相，通过文物研究是最好的办法之一。从此，他们开始了盐文化文物的收藏工作。

穆家良和张萍都是工薪阶层，收藏都是倾尽积蓄，因此两人常常自嘲是“资深的月光族”，“这次展出的文物，只是收藏的一部分。”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徐湖平评价说，两人在从事30年盐业工作和教学工作中，痴心盐文化文物收藏、保护和研究，利用工作之余，潜心研究和整理盐文化遗存，其中不少藏品弥补了中国盐文化研究的空白。这次展出，将让更多的人对因盐而兴、因盐而盛的扬州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领悟。

4个陶罐

从西周到战国，用来制盐

展品中，有一组陶罐引人注意。穆家良说，这是一组盔形器，有4个，为陶器，年代从西周到战国时期；形状有尖顶的，有圆顶的。

这4个陶器为何出现在盐文化文物展上？原来，这些陶器正是古人用来熬制盐的器皿。

穆家良说，淮盐工艺在任何朝代都是很先进的，唐代淮盐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有“淮盐胜雪”的美誉；清光绪三十二年，淮盐荣获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优等奖牌，这是中国盐业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荣获大奖；清光绪三十四年又荣获荷兰万国博览会金质奖章，民国四年荣获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等奖状。

【展品鉴赏】

五彩圣旨

光绪嘉奖盐提举董云祥

文物展品中有一道“五彩圣旨”。穆家良介绍，这道圣旨的材质是彩色锦缎，颜色有紫蓝、红等5种色彩，因此俗称“五彩圣旨”；文字有汉、满两种文字，竖书；圣旨中间有两方红色玺印。

当然，这道圣旨放在盐文化文物展，主要还是圣旨内容——这是一道光绪二十二年六月颁发的圣旨，用来嘉奖“花翎盐提举衔候选盐运司经历董云祥”，主要是因为他“秉直纯良、持身恪谨”，“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盐务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

张謇为募集资金发行债票

展出的文物中，有几件文物与扬州大学创始人张謇有关，一件为民国十年十一月的“通泰盐垦五公司第一期债票”，这张债票上，张謇与其兄张詧为通泰盐垦五公司“总理”（注：总经理），“发行债票，就是为了募集资金。”通泰盐垦五公司第一期债票，是民国十五年五月间通泰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五盐公司因需资金，经股东会议决定发行的一种债票。此票面值一千元，定额为上海通用银元三百万元，利息常年八厘，每半年付息一次，分五年还清，通泰盐垦五公司总理为张謇、张詧，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银团代表为宋汉章、田祈原。

另外，穆家良还带来了两块木匾，上面“雅集古今、博通天下”对联就是张謇手迹。

扬州网2017-11-25

“故宫男神”修的钟，原来就在鼓浪屿

记者　周思明

去年，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俯首深宫几十年、专注修复钟表文物的王津“一朝成名天下知”，成为粉丝无数的“网红男神”。19日，他应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邀请，带着三名徒弟来到厦门鼓浪屿，来“探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宝贝——那些年在故宫修复的钟表。

今年5月开馆的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展陈了12件主要来自清宫旧藏的机械钟表类文物，分别来自法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生产时间跨越两个多世纪。而这些钟表类文物，用“男神”王津的话来说，“全都是我和师傅手上修出来的”。

修复完成后，这些文物大多一直保存在故宫库房，到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开馆，才“背井离乡”运抵厦门长期展出。由于文物馆位于海边，外界空气湿度很大，因此这次特意邀请王津来检查文物的保护情况。

“文物一点问题都没有！”在文物馆副馆长李士娟带领下，王津看到自己修复的钟表一件件都容光焕发，不禁喜笑颜开：“钟表文物上基本没看到新生锈迹，这说明展馆条件和展柜条件都非常好。这个馆虽然建筑面积不算小，但每个展厅面积不大，便于控制湿度，展柜也都是‘高级货’。我认为长期在这里展出没有什么问题。”

看着眼前这些繁复精美、异彩纷呈的钟表，王津对其中的奥妙如数家珍——“这座钟有两把钥匙，钥匙孔在这里”“这个楼钟肚子里面还有金属唱片，至少有五六张”……当大家都为他的超人记忆力折服不已的时候，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以前没有数码相机，我师傅马玉良就要求我们拆解时一定要记住钟表的构造，包括每一个零件在哪里都要心中有数，不然恢复的时候就无从下手了。”

故宫藏的每一类文物，都有专门的部门修复和维护。而钟表类文物因为岗位所限，长期只有王津和几名徒弟负责修复。因此，王津提到的很多精妙细节，连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第一次听说。

尤其看到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镇馆之宝”铜镀金象驮转花钟，他透露了一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秘密”——这座庞然大物竟然是“双胞胎”。“当时是制作了一对。另外一座现在保存在故宫库房。”王津回忆说，当时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修复这对大型转花钟，修复第二座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两座钟虽然外形几乎一模一样，但里面的机芯结构却有所区别，组装过程也不太一样，“这说明每一件古钟表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

在他看来，古钟表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也是其最大的价值和魅力，“故宫藏的这些古钟表，很多都是根据当时皇帝以及达官贵人的需求定制的，而不是批量生产。尤其是一些大型钟表，连大英博物馆都没有”。

这些凝聚他多年心血的文物在千里之外的鼓浪屿展出，内心会不会难以割舍？王津一如既往的大度和淡定：“这事挺好！以前钟表类文物费半天劲修好了，只是从故宫地面库房转移到地下库房收藏，观众还是看不到，太可惜了。”

因为《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王津成了“大国巨匠”的符号式人物。最近，他不仅作为故宫文物专家的代表之一，向到访故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介绍了钟表收藏，跟徒弟丌昊楠出版的新书也是洛阳纸贵。但，他对这些却极为淡然，“纪录片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其中一个人，沾了点光而已”。相比不断加码的名气，他更牵挂的还是库房中的那些钟表。

“故宫藏有1500多件钟表类文物，还有约三分之一没有修复。而且以现有的人力，只能做到抢救性的修复，日常的保养修复还谈不上。”王津说，现在修复这些钟表的重担就压在他跟几名徒弟身上，这让他感到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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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师从于古钟表修复第二代传承人马玉良，是古钟表修复技艺国家级第三代非遗传承人，已在故宫从事古钟表修复近40年。2016年，他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还先后获得北京青年杂志社“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人民网“年度匠人精神奖”、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全景中国——中美文化交流杰出贡献白金大奖”等殊荣。

王津沿着师承之路，经过系统的严格技能培训，逐渐熟练掌握了古钟表的拆卸、除锈、划线、锉削、钻孔、栽尖、补齿、焊接、装配、调试等多项专业修复技术，修复各类文物钟表200余件，其中包括极为复杂的瑞士魔术人钟、英国象拉战车钟表、瑞士鸟音瓶钟、英国铜镀金翻伞转花钟等数十件馆藏一级文物，这些钟表修复前都严重破损、锈蚀，修复难度极大，但是通过王津的“回春妙手”，它们都恢复了所有运转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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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由厦门市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180平方米，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在地方设立的主题分馆。厦门成为故宫在全国第一个设置实体馆舍、开展文物展览活动的合作城市。

文物馆选址鼓浪屿“救世医院及护士学校旧址”，主要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外国文物，使鼓浪屿异域风格的建筑遗迹与皇家珍藏的异域物品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该馆于今年5月13日正式开馆以来，得到各级领导、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关注。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副院长任万平和鼓浪屿管委会主任郑一琳等多次亲临文物馆指导工作；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该馆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博科娃等各国嘉宾到馆参观。

福建日报2017-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