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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之转轴：淮安城市的历史定位与空间形塑

中国传统城市往往是不同层次的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但随着春秋末期首条人工运河的开凿，以交通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愈来愈多。隋唐以降，在原有区域性运河的基础上首次贯通了长距离、跨区域的全国性大运河，运河沿岸催生出一批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经济都会。淮安地处淮河之畔，泗水自北向南流至淮安泗口与淮河交汇，而沟通长江与淮河之间、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邗沟，也于末口与淮河交汇。便利的交通条件使淮安自春秋时期开始，即成为沟通南北水陆交通的关键节点，后历经两千余年，交通枢纽的地位始终十分稳固，并未像其他一些运河城市一样，因自然水系或人工运道的变迁而兴衰不定。纵观中国运河的发展历史，沿岸之名都大邑指不胜屈，然以长盛不衰而论，或非淮安莫属。更重要的是，无论东西走向的唐宋运河还是南北走向的明清运河，淮河以北的河段始终以淮安为转轴，以一地而牵动运道之全身，亦非淮安莫属。

清江浦景区夜景

泗水入淮处，南边古岸存

早在先秦秦汉时期，淮水和泗水即是江淮地区通往中原的主要水运路线。《尚书·禹贡》在记述九州贡道时，将淮、泗交汇的“泗口”作为徐州贡道和扬州贡道的重要交通节点。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以运输军粮为目的，开凿了邗沟，从邗城（今扬州）引长江水，至末口入淮，再经泗口沿泗水北进中原。邗沟和淮水相接的“末口”与泗口一样，除了有通航功能之外，还成为行旅渡淮的重要津渡。由此，在淮水南岸呈现出末口和泗口——东西相隔约60里的两个聚落发展起点。

秦汉时，泗口作为地区性水陆交通枢纽有了进一步拓展。秦代于此设置了淮阴县，成为淮安地区最早的行政建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对峙，“水陆异路，山阳不通”（《水经注》卷30《淮水》），频繁的军事活动使得淮水一线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西晋时，淮阴县升格为广陵郡郡治，成为地区行政中心。东晋永和八年（352年），北中郎将荀羡镇淮阴，营建城池（《南齐书》卷14《州郡志》）。义熙年间，又在泗口设角城县，在末口南置山阳县，分属淮阳郡和山阳郡。泗口和末口交通要隘和边防重镇的地位愈发突出，充当了南北分界线上桥头堡的角色。而在末口设置山阳县，已经离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整整过去了900年。

淮水东南第一州

隋唐时期开凿全国性大运河，位于南北向的山阳渎和东西向的淮河交汇处的楚州，成为大运河在长江以北的最东点。楚州和泗州变成了淮河运道上东、西两个重要节点城市，处于两者之间的淮阴县地位有所下降。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置楚州，治山阳县，“楚州”第一次作为统县政区登上历史舞台，炀帝时一度撤废。唐武德八年（625年），重新设立楚州，此后楚州城一直保持统县政区治所的地位。

中唐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沟通黄淮的大运河愈显重要，楚州逐渐发展成商贸发达的大都市，城市重心从古淮阴县向楚州城东移。裴耀卿、刘晏等推行转般法，在楚州运河西岸设置了转般仓。北宋时，楚州转般仓仍是向汴京运粮的重要节点。唐代楚州人口显著增长，城市规模扩大，漕、盐转运成为楚州对外经济联系的两条纽带，奠定了城市商业繁荣的基础，大量商货在此集散，通过运河销往海内外，白居易诗中曾称楚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全唐诗》卷448《赠楚州郭使君》）。到了宋代，楚州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四大运河城市之一，商税数额仅次于汴京与杭州。

淮河水运重要性的上升，使楚州周围的河道工程和水利设施开始增多。北宋雍熙元年（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凿沙河，以避山阳湾的风浪之险，使楚州的水运交通职能始有向西北转移之端倪。至北宋末期，泗水下游河道发生变迁，泗口分成大、小清口两处。南宋初年，黄河夺泗水等多股河道入淮，清口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再次凸显，成为阻隔南北的交通关隘，楚州也以战备防御功能再次成为军事重镇。乾道初年，都统陈敏重筑楚州城池，坚固雉堞，被金使称为“银铸城”。宝庆年间，改楚州为淮安军，后改为淮安州，“淮安”作为淮河下游的城市名称从此出现并沿用至今。咸淳九年（1273年），在大清河口设置了清河军及清河县。入元后，淮阴等三县并入山阳县，作为淮河下游沿岸最早县治的淮阴县自此淡出历史舞台。

清口枢纽遗产区风景一角

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大运河从东西走向转变为南北走向，在清口会淮穿黄，废置已久的古泗水河道重新焕发出光彩，成为沟通江淮运河与会通河之间的重要通道。淮安以控扼黄、淮、运三者交汇，成为运道的关键和咽喉，也是国家漕运、河工管理的中心，“河、漕、盐三途并集一隅，人士流寓之多，宾客宴燕之乐，除广东、汉口之外盛景象，虽吴门亦不逮矣”（《清朝野史大观》卷7《清人逸事》）。淮安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逐渐形成了淮安府城与清江浦互为犄角的“双中心”格局。

清江大闸

永乐迁都北京，重新确立了内河漕运，淮安城西清江浦河的疏浚成为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的最后一块拼图。随着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开凿清江浦河，运河从淮安城东改由城西经过，运口也从末口移到了黄淮交汇口，城市商贸活动的重心进一步向西北倾斜。陈瑄还在清江浦河两岸设立了淮安常盈仓和清江造船厂。常盈仓可以储存200万石漕粮，清江厂绵延20里，是全国最大的官营造船基地。成化七年（1471年），在淮河南岸设置了清江坝，运船、商船、民船北行至此，先车盘渡淮到对岸的王家营，再乘车或换马北行。清江浦和王家营分处淮河南北，两地对渡之所逐渐取代泗口和末口，成为黄淮下游最重要的津渡，“南船北马、舍舟登陆”的交通枢纽地位亦由此奠定。王家营镇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淮阴县（区）政府所在地。

淮安城的空间结构也在明代发生重大改变，围绕着运河河道形成了三城相连的格局。淮安旧城自东晋筑城，明清时期聚集了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官等众多军政官署，城内有专储白银的“淮库”，常年贮存和调配的数量达30~40万两，规模仅次于京师银库。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古末口之旁，扼守着淮河的对渡码头，自元代商贸开始繁盛，明代成为大河卫治所。两城之间原不相联属，粮船屯集湾泊于此，后为了防范倭寇侵扰，修筑联城（又称夹城），将新旧二城联为一体。

明中后期以降，因河工的需要，居于清口和淮安城中间位置的清江浦地位进一步上升。先是康熙年间河道总督移驻清江浦，雍正七年（1729年）又在此基础上专设江南河道总督。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河县亦迁治于此。同治年间，因黄河改道废除南河总督，漕运总督吴棠将其衙署迁至清江浦的河道总督署，并在运河南岸修筑城池。清江浦的地位在清末全面超越了淮安府城，成为地区政治中心，并延续至今。

总督漕运公署遗址

在淮安城和清江浦的辐射下，依托河道设施或公署机构，运河沿岸自东而西兴起了河下、板闸、王家营、马头等小城镇，凭借漕运、河工、盐运并集一隅的优势，以商业和服务性行业为主要支撑，与淮城、清江浦一道，共同构成了淮安运河沿岸的城镇群。清中叶，淮安成为运河沿线最大的都市之一，“与天津南北两大镇屹然相对”。

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看，淮安城市的发展与运河关系密切。在漕运、河工、商业等多重动力的助推下，运河既是促成淮安从兴起到逐渐强盛的原因和条件，也是影响淮安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城市重心从秦汉时期的古淮阴县向唐宋时期的楚州城东移，又在明清时期呈现出淮安府城和清江浦并重的“双中心”格局，三者之间既有联动与融合，也有此消彼长的区位转移，在不同时空中形成错位发展的脉络，共同塑造了淮安在运河城市群中南北咽喉的独特地位。

光明日报2021-12-29

中国历史上被当作都城次数最多的城市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文字历史已经有数千年，各大古都的建筑沿革史，就是一部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史，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被当作都城最多的五个城市。

北京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也是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别称 燕京、蓟城、涿郡、幽州、北平，三千多年的历史孕育了故宫、天坛、八达岭长城、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

早在西周时期，北京被分为两片区域，大部地区属于蓟国，西南一角属于燕国，且每一个封国，都会有一座都城，作为封国的统治中心，燕国都城在今房山县区域，蓟国都城蓟城在今北京市区广安门附近，后来燕国吞并蓟国，便将都城迁至蓟城，而蓟城也成为古代北京的中心城市。

秦朝时期，蓟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经营东北的重要基地。

汉代以及三国时期的北京，主要以发展水利、养殖、开垦农田为主。

到了隋唐时期，北京不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而是以其显赫的军事地位闻名。

唐代以后，中原陷入分裂，东北地区的契丹一族逐渐强盛，公元916年，建立契丹政权，不久吞并了华北地区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该国号为辽，并在幽州城建立陪都，称为“南京”。

1115年，崛起于辽国后方的女真族建立金国，在1122年，金联合北宋，对辽国南北夹击，1123年，金军攻陷“南京”，转手把残破不堪的“南京城”交还给北宋，北宋将其改名为燕山府。

就在两年之后，1125年，金军向北宋大举进攻，燕山府守军不战而降，这座城市又被金占领，1151年，金朝开始扩建燕山府，1153年，完颜亮正式迁都，并改称中都，此后，北京开始了作为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

1234年，蒙古灭掉金朝，1260年，忽必烈在这里建都，改称大都。

1368年，明军进占大都，元朝灭亡，将大都改为北平。1644年，李自成起义攻入北平，清军随即入关，建立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并沿用了明朝的北京城，基本没有变动。

1949年10.1日，新中国诞生，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南京

南京是一座经历2400多年的名城，十代建都，在中国古都中若以建都先后论，他仅次于西安和洛阳，南京古名金陵、建康、江宁、石头城、天京、应天、博爱之都、虎踞龙蟠等，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

从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后，楚威王在今清凉山筑城，取名金陵邑，古名金陵，即源于此。

三国时代，孙权于221年，改秣陵为建业，虽在武昌称帝，最后于229年定都建业。

到东晋时，在原来的建业城的基础上，改土城为砖城，改建业为健康避暑山庄宫。

南朝宋齐梁陈时，宫殿建筑更为富丽堂皇，统称为“台城”。

因此在三世纪到六世纪，南京作为六朝首都，成为南方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

隋唐时期的政治重心在长安和洛阳，但金陵仍不失为一座文化古城，许多著名诗人都曾前来吟诗作对，感叹兴亡，写下了许多传颂千古的金陵怀古诗篇。

公元937年徐知诰夺杨吴帝位，国号唐，即是南唐列祖李异，他把都城从扬州迁到金陵，并改名为江宁府。

南唐虽只有短暂的38年，就被宋覆灭了，但后来北宋的江宁府，南宋的健康避暑山庄府，元朝的集庆路，都继承了南宋江宁府的原址。

明代朱元璋统一全国，改集庆路为应天府，号称南京，并决定建都南京，于是南京第一次作为全国的首都。

明初期在南京建都53年，明成祖朱棣与1421年迁都北京，南京却一直保持“留都”的名义。

1851年，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义，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南方各省，1853年攻占南京，定都为“天京”，被称为“东方革命风暴的中心”。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定都南京，虽在位仅仅3个月，却在南京留下了深刻影响。

开封

开封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历史上的开封有着“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天下无”的美誉，北宋东京开封更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开封的古名有东京、汴梁、汴州、东京、汴京、祥符、老丘、启封、大梁。

春秋时期开封一带属于郑国，郑庄公命令在此筑城，去开拓封疆的意思，命名开封。

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由于魏国任用贤士进行改革，就成了当时非常强大的诸侯国，一方面想要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回避秦国的威胁，公元前361年，便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开封，命名为大梁。

战国时期的大梁还是很繁华的，公元前225年，秦朝攻打魏国大梁，由于久攻不下，便扒开浚仪渠引水灌大梁，结果使城毁魏灭，开封城第一次遭到毁灭性打击。

到了东魏时期，便在此地设置了梁州，北周时期，成为黄河与淮河的水运重地，改名汴州。

五代时期，梁、晋、汉、周四个朝代均建都于此，后梁朱全忠升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

后晋、后汉、后周又称其为东京，由于当时常年战乱，使中原地区残破不堪。

公元96年，周世宗调集十余万人开始重修开封，兴建水利工程，扩大开封外城等，并使开封很快成为全国的大都市。

到了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东京，经历九个皇帝，共167年，开封再一次成为全国的经济、交通、政治和文华的中心。

靖康二年，北宋为金所灭，金改开封为汴京，与中京大兴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合称“五京”。

公元1214年，金为了回避蒙古进攻，把国都南迁至开封，这次又使得开封遭受了巨大创伤，开封自从被攻陷后，城市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

蒙古灭金后，在开封设南京路，此后改名为汴梁路，汴梁便得名于此。

元代1291年，开封被划分到河南江北行雀，以汴梁为省会，开封从此成为地方性行政中心。

开封尽管是座名城，但到了建国前夕，由于收到了严重损坏，这里已经变成市容萧条的消费城市，希望开封能够有更好的未来。

洛阳

洛阳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4000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 ，是中国建城最早，建都积年最长的城市。先后有105位帝王在此定都，洛阳古称斟鄩、西亳、洛邑、神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

据东汉经学家何休说“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自周平王以后直到赧（nan）王，历时五百多年，皆定都洛阳。

到了春秋时期，晋国联合其他诸侯国对洛阳加以扩建，秦取洛阳后，设置三川郡，汉在此设河南郡。

东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正式迁都洛阳，广建宫殿和台、观、馆、阁。现存的灵台遗址，便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

东汉末年，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董卓随后在洛阳放起一把大火，洛阳一度遭到严重破坏。

到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篡权自立，重建洛阳宫，并迁都洛阳。

晋代时期，洛阳开始呈现出一片繁荣，当时洛阳有三市：金市、马市、羊市。

在北魏初期，国都定在平城，统一北方后，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

汉魏时期的洛阳不仅是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我国的文化中心。

隋炀帝即位后，改洛阳为东京，不久便迁都于此，隋炀帝大兴土木建造洛阳，使洛阳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

公元632年，唐太宗称洛阳为洛阳宫，公元657年，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以神都为周都。

五代时，梁太祖朱温下令加以修缮，筑南北二城，公元909年，朱温迁都洛阳，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灭梁后迁都洛阳，称洛京，后又改称东都。

宋代虽建都东京（开封），洛阳虽不是都城，但仍旧为学术中心，繁华鼎盛。

元明清三代在洛阳设河南府，1953年以后，洛阳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城市之一。

西安

长安自古帝王都，其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个王朝在西安地区建都（积年为1077年）。 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

古称西京、长安、镐京、大兴等，副省级城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1年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

西安的名称虽然起于明代，但它的兴起和发展由来已久，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汉和隋唐的长安都是它的前身。

春秋时期，秦国占有关中以后，经过几次迁都，最终定都于咸阳，汉朝刘邦称帝后，仍以长安为都城，

汉武帝时期，修建了建章宫，号称“千门万户”。

隋文帝时期，更是修建了一座规模更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名为大兴城，唐改为长安城。

唐代末年，朱温拆毁了长安城，韩建以皇城为基础，重建了一座“新城”，这就是五代、宋元的长安城。

西安是中国著名的古都之一，由于唐代以后失掉了国都地位，城市发展十分缓慢，直到建国后，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已初步形成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城市，境内的秦始皇兵马俑更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相信未来的西安会变得更加光彩夺目，绚丽异常。

最后祝大家不管身在何处，家乡曾经是否是都城，都日子顺心，事业更加成功。

搜狐网2021-4-29

严守城市更新行为规范 保留城市历史记忆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坚持划定底线，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留城市记忆，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城格局尺度。

城市是人类的智慧创造，是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此前，各地在推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大拆大建、急功近利的倾向，有些地方出现了随意拆除老建筑、砍伐老树、变相抬高房价等问题。为此，住建部提出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坚持“留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严管大拆大建，加强修缮改造，注重提升功能，让城市更新行动规范健康发展。

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从历史中走来又在不断迈向未来。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疆域扩张，而是传承历史、开创未来的过程。城市更新不仅是对建筑物等硬件设施进行改造，也是对生态环境、文化环境、产业结构、功能业态、社会心理等软环境进行延续与更新。通知规定，除违法建筑和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且无修缮保留价值的建筑外，不大规模、成片集中拆除现状建筑；不随意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和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不脱管失修、修而不用、长期闲置；不破坏老城区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不随意拉直拓宽道路，不修大马路、建大广场……这些极具针对性的务实举措，旨在全力保存城市记忆。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更新行动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顺应人民需求的变化，始终做到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发展依靠人民、城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鼓励腾退出的空间资源优先用于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防灾安全设施、防洪排涝设施、公共绿地、公共活动场地等，完善城市功能；鼓励建设完整居住社区，完善社区配套设施，拓展共享办公、公共教室、公共食堂等社区服务，营造无障碍环境，建设全龄友好型社区，这些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真正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大势所趋，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平台，是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战场。实践充分证明，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落细落实通知要求，在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不断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

南方网2021-9-2

文博类综艺激活城市软实力 陕西元素还原历史印迹

“碑林是我给每位来西安旅游的外地朋友推荐的第一站。看不完的艺术学术经典，讲不完的人生历史故事。”西安“80后”徐峰坦言。

10日晚，继“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专场”后，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再度开启“陕西之旅”，迎来“西安碑林博物馆专场”。本期节目的国宝守护人通过该馆选送的石台孝经、昭陵六骏、颜氏家庙碑三件国宝，带观众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感受中华文脉的传承。

西安碑林博物馆是陕西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刻、墓志及石刻为主。碑林既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宝库，又汇集了古代的文献典籍和石刻图案，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有“四骏”藏于该馆。

近年来，以《国宝档案》《经典咏流传》《上新了·故宫》《博物奇妙夜》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蕴含人文情怀与历史积淀的文博、文化类节目持续升温，通过情景剧、诗歌、舞蹈、绘画等形式，将严肃的历史文化内容变得“高而不冷”，在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的同时，用娱乐元素激活文化“软实力”。

此前，陕西历史博物馆参与文博节目录制，该馆珍藏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杜虎符等文物相继亮相，吸引了大批民众前往一睹真容，人气爆棚。

“西安碑林是书法爱好者的圣地，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等代表作令人叫绝。”“陕西元素”频现文博类综艺，令书法爱好者李玉斌颇为欣喜，“陕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名胜古迹众多，通过综艺形式向外界进行传播，也让很多受众从观看者变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专家王晓勇说，电视及网络综艺节目呈现出不断细分的态势，文博、文化类综艺异军突起，得益于历史文化内核与创新表现手法的跨界融合，由知名演员演绎文物故事的形式，使文物从冷冰冰的书本、展柜中“跳”出来，通过文物引出历史，感知文物背后的故事和文化元素。

天山网2021-1-13

寻历史文脉 观城市新貌——天津意风区期待与您相知相遇

历史文化遗存是一座城市中宝贵的社会、人文和经济资源。以顶层设计为抓手，平衡好“传统与现在、保护与发展、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创新文化结合形式，擦亮城市文化名片，才能让地域特征、民族特色、时代风貌得到更好体现。

以顶层设计为指引 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天津，地处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扼守北方咽喉的战略位置让这里成为近代中国洋务通商的“兵家必争之地”，也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继承、保护和善用历史留下的吉光片羽成为天津构建城市文化和科学规划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天津海河以北，有人文荟萃之所，也有风貌建筑名区。北洋新政、人文宗教等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城市空间形态，为河北区赢得“近代中国看天津·百年天津看河北”的美誉。

河北区存有多处历史遗迹、名人故居和革命遗址，中国近代由传统封闭型社会向现代开放型社会转变的发展轨迹和近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设计理念从中得到集中体现。天津意式风情区（前身为意大利在华租界）是一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区内拥有保存完整的百年意式建筑一百余栋，具有极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修缮、保护这些“凝固的历史”，并使其融入现代生活，将泽被后世意义深远。

图片来源：天津海河意式风情区管理委员会（意风区历史图）

以典型区域为起点 创新文化结合形式

因位当京畿通衢，天津于1860年开埠通商。上吞九水，中连百沽，下达渤海的自然地缘优势催生了经济的繁荣，见证着城市的沧桑巨变，也为海河沿岸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资产。

图片来源：天津海河意式风情区管理委员会（意租界位置图）

意风区始建于1902年，源于中意签订的《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位于海河北部一个弯曲的地方为天津意租界范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郑颖曾这样介绍，“天津曾有九国租界，但是在这些租界中，规划整体感最强、格局最精致的是1902年的天津意大利租界。”

回望清末民初，那里红楼林立，有洋商富贾寓居地，有军阀政客避难所；那里人文荟萃，小楼走出大作家，《雷雨》过后是《日出》；那里新论迭出，梁公思想存天下，饮冰书斋著万言……而今漫步其中，仿佛时光倒流，在古为今用、特色鲜明、文商相宜的城市街区，探访名人故居，解读历史往事，成为河北区的独特风景。

梁启超故居

近代百余位在天津留下影像的名人政要中，梁启超是绕不开的重点人物之一，他曾参与“公车上书”、推动君主立宪、呼吁救亡图存、领导戊戌变法和北京上海强学会……其天津故居位于河北区民族路44-46号。“饮冰室”系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专为其设计，造型别致典雅，鲜明的表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花园府邸的特色。这里是梁启超完成后期著作的主要居所，也是他与蔡锷将军共商讨袁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百余年岁月价值沉淀，带来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于是有了恢复和振兴历史文化街区的思考，有了探索老城新貌和兼容欧风汉韵的改变。带着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与谦卑之心，2002年，以“统一规划、修旧如故”为原则，天津市委市政府启动对意风区的保护性开发，并于2009年正式运营。

天津意风区

一时间，意风区成了河北区地标建筑的新宠儿，其改造成果带动了全区乃至整个天津的旅游经济。2014年，河北区民族路（博爱道-进步道）实现断交，形成“两横一纵”的步行街布局。

此后几年间，天津多次对意风区进行提升改造。按照“整体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突出重点和特色、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河北区今年主要围绕意风区道路景观和广场景观进行优化升级，探索以文带旅、以文兴商等“文化+”结合形式的创新。

以文化底蕴为特色 擦亮城市文化名片

意风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亚洲最大的意式建筑群落，细观其演变进程，可称之为天津城市文化缩影的一部分，当中引人深思的历史意义加深了城市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区域特色、历史文化、建筑风物是打造城市个性的关键要素，那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与发展就是打磨区域特色、释放城市魅力的根本法则。河北区不断提高规划站位和视野，力求通过高标准提升意风区，着力打造特色优质载体，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将文化与商业有效“嫁接”。

天津意风区

其实在明清以后，文化的勃兴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就已有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这让天津一跃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与文化重镇。意风区作为河北区经济发展的“龙头项目”和“一号工程”，其高质量发展将带动整个大意风区乃至更广区域的整体提升。

目前，意风区内拥有可经营楼宇共计72栋、文物建筑37栋、风貌建筑38栋。自运营以来，这里先后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被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授予“中国特色商业街”称号。

腾讯网2021-3-24

延续城市文脉 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在视察广东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改造老城、开发新城过程中，要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如何让老城市成为激发新活力的沃土，如何让新活力为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赋能？“老城市新活力”是每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永恒课题。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框架下，广州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大胆探索创新，全面提升广州在全球城市中的文化综合实力。

一、深入挖掘广州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独特地域文化价值

作为千年商都的广州，从东汉时期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再到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无不彰显广州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流重要窗口和国际商贸中心枢纽城市的地位。今天，广州面向世界再出发，创造涵盖千年城市文脉延迁、激活广州城市魅力的新时代改革开放新辉煌，不仅可以激发人们对广州老城市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焕发广州新城市的活力和影响力。

历史上，广州作为千年商贸之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创新之都。世界财富的流动与东西方列强的演变，都可以在广州找到精彩注脚。18世纪广州开放对外商埠，设立“十三行”与世界各国进行商贸往来，这在当时为推动世界贸易交流作出了独特贡献。商贸合作交流作为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的一种方式，可以成为构建超越经济自身的文明和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今天，依托历史文化和创新融合，广州应该建立起独具特色、文化鲜明的城市形象，全面擦亮和彰显其具有世界级地位的国际商贸中心形象。

广州要以新时代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姿态，以千年商都历史文化的丰厚底蕴，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等世界一流湾区城市，构建社会开放、经济创新、文化交流的综合城市功能和重大创新平台。尤其是在今天，面临世界贸易纠纷和中美贸易争端，广州如何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发展理念，打造新时代“十三行”，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为中外经济合作发展提供独特经验和解决方案，其探索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推动广州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四个方面出新出彩

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中，广州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城市”，定位为“岭南文化中心和对外文化交流门户”。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是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为广州未来发展提出的新时代课题。对于广州而言，焕发“老城市新活力”，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出新出彩，让更多的人有精神和文化归属感，有可以发挥施展才华的城市空间。

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大力发展时尚产业，推动广州时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在国际设计、全球定制、直播电商等综合城市功能方面下功夫，助力广州走向“时尚之都”“活力之都”“创新之都”。

城市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大力推进岭南文化传承创新，建设广州（荔湾）岭南文化中心核心区，推动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岭南特色鲜明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岭南文化现代创新发展高地。荔湾区是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区，必须下足“绣花”功夫推动永庆坊、沙面、西堤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传承弘扬粤剧粤曲、“三雕一彩一绣”等岭南传统文化精粹，拓展岭南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辐射带动力和强大生命力。

现代服务业出新出彩。大力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重点发展品牌经济，全力打造海心沙国际品牌时尚港。通过文化引领和科技创新，以移动互联网、视频化直播、VR技术、云端人工智能处理大数据，将海心沙打造成为世界时尚品牌创想、展演、创意发布的重要平台。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加强合作开辟新渠道，促进世界经济贸易共同繁荣。

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出新出彩。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打造智慧政务新平台。广州必须持续强化政务服务改革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携手深圳共同推进政务服务互联互通，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推动形成政务服务改革的强大合力，争当全省“数字政府”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南方日报2021-2-1

抢抓历史机遇，看沿黄城市勇于探索实践的“山东之变”

抢抓历史机遇，看沿黄城市勇于探索实践的“山东之变”

大河奔流，铺展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家住黄河边，黄沙风尘曾是老一辈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淄博市高青县内，黄河过境近47公里。常家镇天鹅湖村村民张献峰至今仍清晰地记着当年“十米不见人、张口满嘴沙”的情景。如今，荒地变公园、沙尘变清风。只需穿过几个“袖珍公园”，天鹅湖村村民就可以登上黄河大堤，漫步百里生态绿色长廊。不仅环境变好，钱包也“鼓”了起来。

近年来，山东牢记嘱托，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黄河沿岸，齐鲁儿女切身体会“山东之变”。

发展绿色产业，村民吃上“生态”饭

“原来这里是盐碱涝洼沙地，没有树，没有草。这几年，绿化率达到了85%以上，树木80余种2万余株，负氧离子均含量达10000个/立方厘米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环境好了，鸟也跟着来了。目前，这里吸引了近200种鸟类驻足。”高青县天鹅湖生态国际慢城高青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孟庆吉说。

生态打底、产业赋能。天鹅湖村北依黄河，近年来，该村变盐碱涝洼的劣势为藕虾共生的优势，对池塘洼地实施整体流转，采取“立体种养，藕虾共生”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在济南，章丘区白云湖附近的村民也享受到了“绿水青山”的红利。

初秋的白云湖，风景如画。章丘区白云湖街道苏码村的荷香园内，新采摘的莲蓬成为抢手货。等到秋冬时节，白莲藕上市，一年两季收入。

几年前，这里还是“鱼塘围湖”，大量养殖导致水质富营养化。今年53岁的张洪贵是白云湖北岸张家村村民，靠湖养鱼30年。“2017年开始，章丘区实施‘退渔还湿’工程，21个村的1544个鱼塘全部收回、清理。”白云湖街道办事处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宁华告诉记者，同时拆除1700余处违章建筑，清除156万棵速生杨，湿地面积恢复到1.6万余亩，湿地率达到83.2%。

“退渔还湿”之后，近2000户渔民全部“上岸”。当地政府引导发展特色旅游和荷花产业，让村民靠生态吃饭，靠产业发展。苏码村村民袁方民挖了自家130多亩鱼塘后，通过农业合作社，转种高端香水莲、白莲藕、太空莲，收入比养鱼还好。

转移旧产能为转型升级创造空间

9月15日下午，在滨州市魏桥轻量化基地山东魏桥轻量化材料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正在对新上的设备和生产出的汽车轻量化构件进行最后调试。

2019年底，为寻求高质量发展新路径，魏桥创业集团将203万吨电解铝产能自滨州转移。转移传统产能是为了给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空间。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波告诉记者，摆脱过去传统的低层级加工，轻量化是魏桥未来重点发展方向。“为此，我们与苏州奥杰、广州和德等公司合作建设了魏桥轻量化基地发展高端铝加工产业。”张波说。

来到淄博市临淄区，在这个老牌化工大区，主打大数据产业的高科技企业爱特云翔显得格外突出。

“我们这里集聚了华为、同方、浪潮、阿里巴巴等合作伙伴。目前，爱特云翔大数据产业园二期项目已经完成基建，将达到10000组机柜的算位支撑能力，数据中心可达T3+标准，最高容纳16万台服务器。”爱特云翔董事长阎鹏飞介绍。

淄博作为全国首批老工业城市之一，近现代工业已经走过了110多年历程。在临淄区，化工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占比达到70%，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作为临淄区开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爱特云翔为传统企业的信息化转型、工业互联网节点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阎鹏飞透露，未来该园将以高科技产业集聚、数字经济园区等形式辐射山东16市，形成我省云计算大数据中心集群。

新产业激发新活力塑造新优势

9月17日上午10点，在东营市波鸿轨道交通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历经1280摄氏度的加热环节，第一块试压轧的钢坯被缓缓送出。据了解，1#环形加热炉最多可以同时加热300多块坯料，项目满负荷生产后，约52秒就可以压轧出一个轨交车轮。

“投入量产后，高铁车轮的全链条生产，我们是独一家。”波鸿公司副总经理胡任伟说。

据了解，波鸿轨交将打造高铁车轮‘材料-车轮-车轴-轮对’核心产业链，形成100亿元产值、税收超10亿元的轨交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联合地方国资设立20亿元的高铁装备产业投资基金，积极培育齿轮箱、刹车盘、轴承等配套产业入园。

在禹城市通裕重工风电主轴生产车间内，锻造、铸造和焊接“巧匠”们正站在风电主机上忙碌着，“这三项工艺我们在行业内领先，也正因如此，在国内风电行业里产品品类最全。”公司副总经理张文一一边带采访团参观生产车间，一边颇为自豪地说。依靠实力，通裕重工将上下游企业引来禹城，大大节约了物流成本。

与高端制造业相同，医养健康产业也依靠高端技术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这是我们研发生产的纳纤膜口罩，它的厚度只有100微米，里边的纤维细度相当于人头发丝的1%。因为单向导湿，过滤性、透气性强，这款口罩戴7天无需更换。”滨州市愉悦家纺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平介绍，“这批口罩在东京奥运会期间已经亮相，很多体育记者都佩戴这款口罩进行采访。

山东省政府网站 2021-9-20

浅析回族与天津城市的历史发展

天津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城市之一。它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与繁衍，而有城市的历史更达600余年；它文化灿烂，北方众多古老的民族都在这里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

回族是我国独具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经过千余年的努力，以“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生活、繁衍在中国各个地区，为各地的发展做出自己应尽的贡献。回族是天津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是17.24万人，他们与天津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之繁荣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纪念天津600年的活动中，回族的这种贡献却少为人们所重视，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面世，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仅就天津回族的来源，天津回族对天津城市发展的贡献作粗浅的介绍与研究，以期为彰显回族在天津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回族是我国较为特殊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漫长的形成过程，一般认为它萌芽在唐宋，形成于元明。

回族是天津最早的土著民族之一，在天津刚形成较大的聚落点时，回族就生活和繁衍在这块土地上。海河流域四通八达的网络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善于经商的回族人的青睐，并将自己的根生深深的扎在这里。

元朝不仅是天津城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回族最早光顾天津的时期。据《元史》二十三卷记载，至大二年（1309年）4月，元武宗海山“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直沽，既天津海河沿岸地区。康里军是蒙古贵族统治的一支来自中亚、西域少数民族的军队，主要由康里人组成。康里人原居中亚咸海地区的北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若干中亚民族的称呼，中国史籍上又称之为抗里、杭里。宋代嘉熙元年（1237），徐霆在其所著的《黑鞑纪事》中将抗里人称为回回。回回是回族早年的称呼之一。虽然元代的康里人不能说完全是回族的先民，但康里军戍守直沽后，查遍《元史》等已知的文献则找不到关于他们被召回或调走的记载。《元史-兵制》则记载，元朝诸部族组成的军队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元史-食货志》又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命令一些军队“随地入社”。这是否可以推断，这些康里军士及其后人在天津定居下来了，其中大部分后来和当地的汉族、蒙古族结合成为回族的一部分。天津回族中沙、哈、米、海、丁、马、白等姓氏中，一部分不能说与康里军士毫无关系。[1]

元代，回回军士在某地屯垦后，就成了当地的普通农民是一种很正常的事。

《天津县志》卷四载，在葛沽巡检辖村中曾有“羊回庄”村名，元代回回伯颜察儿的后裔就以“羊”为姓，后改杨姓。另外，北郊区的“达子新庄”，更是元代军士屯垦后形成的，它可能是指蒙古族，也可能是指回回。不过，从明初出现的回族村庄穆家庄与它紧邻看，是元代回回居住地可能性更大。所以说康里军到直沽戍守，也就是回族到天津繁衍与生活之始。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实现了中国政治中心的北移，但其经济上还要大大的依赖于富庶的江南。其结果，作为京畿门户，且处于海、河陆交通要道枢纽的天津的军事、经济地位大大提升，不仅能征善战的康里军到这里来戍守，勤劳的汉族农民来这里耕耘，而善于经商的回回商人也沿着大运河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元代的回回商人，船工，汇同康里军后人构成天津最早的回族先民。

明代是天津城市形成的时期，也是回族大量集聚在这里的时期。元末明初，明朝为了推翻元朝，派朱棣北伐元大都，史称“燕王扫北”。在燕王的大军里有许多回族的士兵跟随。燕王赶走元顺帝后，这些回族士兵就驻扎在燕京周围，有一部分则来到了海河沿岸。天津“八大家”之一穆姓，族谱中就自称是明初军士而落户于城北（穆家庄）的。“天津回民中穆为大姓，始祖穆重和，钱塘人，明初随燕王北上，落户天津之穆庄子（今北郊天穆村）后有一支迁天津城内西北角，经商致富，……”。[2]

燕王朱棣夺取政权后，将都城迁到燕京。天津的政治地位上升，他在这里建立天津三卫，派大量军队驻守。于是，又有大量回族士兵因此流入天津。《天津卫志、职官》载有：“黄回，凤阳留守，明永乐二年（1404）任袭左卫指挥。”史籍中，天津三卫的士兵中有叫“马回”、“米回”的记载，这就是指姓马、姓米的回回人。根据明代的制度，卫所的士兵战时作战，平时屯田，天津三卫中的回回士兵后来大多都变为耕田的农民。

明时作为京畿重地天津卫的经济地位也日益上升，漕运极度发达使大量江浙皖等南方的回回或经商，或运输辗转来到天津。据北运河畔金家窑清真寺的碑文记载：“前明万历二年（1574年）间，皖省安庆回教运输皇粮船帮，沿运河而北，蜿蜒千里，……每当抵津，桓以未有朝拜之处为憾。于是该穆民等有变卖船产者，有凑措资财者，乃在津城东北隅金家窑地方滨河东岸购屋数椽，权作朝拜之天房……。”[3]不久，在金家窑清真寺周围就前来了许多回回商人、船工、工匠等，形成回族居住区。明天启年间，因漕运来津的回回日益增多，一些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的回族商人、船工们，或因船坏、或因经济拮据等不能返回故乡，就沿南运河定居在天津城的西北角之地，形成天津又一大回族居住区。

有清一代，回族来天津的人口分布更加广泛，奠定了今天天津回族集聚区的雏形。

清代，清统治者一方面通过运河漕运，将南方的财富落到京城；另一方面又允许漕运者可“如有商货、盐斤，均准揽载”。康熙初年，清政府开放了海禁，南方各地的“商贾经过登州，直趋天津、奉天。”[4]天津与国内各地商业贸易联系的密切，便利了善于经商的回族涌入，天津回族的人数急剧增加，分布范围向周边各县区扩展。

乾隆年间，武清县杨村镇的回族修建了清真寺，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形成回族集聚区。到20世纪初已达2400多人。

嘉庆年间，有百余户回族定居在塘沽区的南开村。山东韩家营的韩氏两兄弟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来到蓟县的上仓，并发家致富。在他们的支持下，有大量回族落户于此，到道光年间就形成天津又一大回族集聚区。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漕运废弛，无力返乡又失去生计的船工们大量集聚在南运河的大红桥南北地区，形成南以同义庄，北以清真巷为中心的回族集聚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商品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附近的北京、沧州、孟村、大厂等地的回民也不断涌入天津，到清光绪十年（1884）已有天津回已有六千户，三万多人。

民国初年，天下大乱，不堪中原军阀混战之苦，且失去土地的回族民众从山东、河南、河北迁向已成为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又开辟了南开区南门外菜桥子、河西区三义庄等地的居住区。

解放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因工作调动、学生毕业分配，投资经商、等原因又有大批回族来到天津，到2006年，使天津回族的人口数量达到17万多人，并建有一个回族乡、35个回族村，成为天津最大的少数民族。

个人图书馆2021-2-15

宁德蕉城：在城市蝶变中留住历史文脉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时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近些年，宁德市蕉城区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延续文化根脉、深入挖掘文物精神内核、创新保护文物技术手段上展现出新气象。

延续文化根脉

日前，蕉城区在媒体平台上广发“英雄帖”，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集思广益推动蕉城古建筑保护和开发，积极推进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工作。

蕉城区素有“海国斯文地”之称，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据了解，蕉城区目前共有不可移动文物352处，分布在全区16个乡镇（街道办事处）159个村（社区），年代涵盖新石器时代、隋唐、五代、宋代、元、明、清、民国等。

如何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蕉城区近年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

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博物馆日期间，蕉城区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物遗产保护宣传活动，在做好固定展陈的同时，每年均举办3～4期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活动来扩大社会影响。同时，还积极走出博物馆办展览，通过走进乡镇和社区办展宣传文物保护。

2019年，蕉城区专门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财政每年划出50万元作为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我们还通过聘用村级文物安全员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蕉城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钟荣富告诉记者，蕉城区在县级以上木构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村聘用1名文物安全员（木构建筑文物数量多的村聘用2名），并为每位文物安全员每月提供600元补助。

挖掘文化内涵

蕉城区霍童镇早在魏晋时期便被尊为“第六大洞天赤城山洞”。为打造“洞天福地”系列旅游品牌，提升蕉城区文化知名度，近几年蕉城区召开多次关于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霍童“洞天福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崇尚的“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理念符合当今世界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观。

“我们已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对接，制订了申报‘洞天福地’系列遗产地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的三年工作计划。”蕉城区文旅局副局长谢政法告诉记者，前期启动工作已准备就绪，后续工作也在持续跟进，蕉城区将全方位推进洞天文化的保护与研究。

科技助力文保

蕉城区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让文物保护更加彻底深入。

早在2017年，蕉城区就创新文物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建设基于物联网新技术条件下的文物安防智慧管控平台，使用远程监控、热成像技术对文物存放的环境、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全面提升文物防火和防盗的安全级别。

记者在蕉城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天后宫的监控室内看到，监控系统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文物库房或展厅的温度、湿度、烟雾、漏水、有害有毒气体等，一旦某项设定值超限，系统就会根据设定的数值进行预警，可及时扑灭初起火灾，并向个人手机拨打电话、发送短信或微信。

“火灾一直是古城镇和文物建筑最大的安全威胁。有了文物安防智慧管控平台，对文物的防火和防盗都能起到保障作用，经过这几年的运行使用，成效特别明显。”钟荣富说。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市得以追根溯源的精神脉络，而文物则是承载着人类活动轨迹、传承人类精神文明的聚合体。文物保护，让城市的文脉绵延不绝、接续传承。

东南网2021-6-16

城市历史文化宣传的发展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所有城市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其中包括偏远城市也开始扬眉吐气。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城市历史文化宣传的发展特征：

1.影像记录片式的宣传

自从有了互联网技术，人类社会的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时至今日信息技术遍布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都生活在网络环境之中，网络是时代进步的导航器。不同地区都有不同的城市，而城市的文化和形象代表着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这就决定了城市形象宣传的质量对于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促进了摄影行业的空前兴旺，使城市宣传片也变得丰富多彩，各种各样的宣传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像“短视频”席卷屏幕，影像记录片式的宣传更是吸引了大量受众。

例如：作为一部优秀的影像作品，《故宫》的影像记录片的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时至今日，也会在自媒体制作者的创意宣传下变得大众化，许多与故宫有关的短视频也被非官方群体发布，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让千里之外的人们也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了无比的期待和向往。不难发现，在当代城市历史文化宣传过程中，采用“影像记录片式”来提升城市形象，传播历史名城，则是城市宣传的一个突出特征。

2.信息终端载体的宣传

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应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也给个人所在城市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曙光。在数字化时代，要想更好地宣传城市形象，必须以信息技术为主，即信息终端载体也是现代城市历史文化宣传的一个鲜明特征。

首先，当前社会，每个人至少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不用跋山涉水，远在千里之外的人都可以实时了解任何城市的发展动态；或者办公人员也可以在休息时间，通过电脑端浏览网页，查看自己想要去的城市的景观人情。

其次，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不断涌现，比如：电视子、影视软件等都能在电脑、手机的各大平台中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让观众以最快的速度掌握一手资料，充分彰显了其在城市宣传片方面的传播优势。

最后，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和智慧，代代相传，永不间断，这些历史文化往往也是一座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象征，现今基本上都会以各级博物馆作为信息传播终端，经过数字化创新，集视频、摄影、绘画、文字等于一体，极易刺激公众的视觉感，激发其主动了解历史文化，热爱一座城市。

湖南炫迪文化2021-1-13

历史故事：漕运对淮安城市经济发展

周筠婷聊一聊发布时间: 18-11-2916:48在明清时期淮安市连接南方与北方的酒运转输中心。在那个时期，淮安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潜运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对此，《续纂山阳县志》有一段概述:“潜督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亭泊于城西运河。”这虽然是记载的清代潜运在淮安的情况，但明清两代基本上都如此。明清两代都特设大臣于淮安，督理漕政，称作漕运总督，其衙门机关，称作总潜督抚军门衙门。“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一衔尾而至山阳，经漕餐盘查，以次出运河。”为了适应漕运的需要，明清政府特设淮安常盈仓，地点在清江浦。此仓始创于明代永乐年间，创建人是平江伯陈暄。该仓有官厅房屋，并天字形仓廒百余间，储粮常在三十万石左右，是明清时期全国囤积消粮的四大名仓之一。另外，在淮安城还设有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这几处仓旅虽不完全服务于漕运，但也部分地服务于漕运事务。由于总理漕运的机关设在淮安城里，所以大批理槽官吏、卫漕士兵、从潜杂役、装卸搬运漕粮的工人等，都住在淮安城内或城外运河沿岸，因而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量;又由于漕船到淮安后，一律要停泊于城西运河，接受盘查，所以有些随船货物要在此上岸或装船，这就促进了淮安与南北各地之间物资文化的交流，随船押潜官吏、船工水手在此上岸，购买货物，饮宴歇息，则促进了淮安商业的繁荣。几部山阳县志对这方面的情况均有记述，当时淮安城西运河岸边，店铺、饮食摊贩，常常排列数里，河中船满，岸上人满，叫卖嘈杂，买卖繁忙。入夜，仍是船灯满河，沿岸夜市繁忙。可见明清时期的潜运对淮安城市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漕运促进淮安城市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明清之际，淮安出现了一个送别亲人赴漕的地方，叫作清溪馆。此馆位于万柳池畔。当年淮城“南门以西有一水门，凡南来漕艘到淮，俱泊舟南角楼，旗丁粮长俱由此关(即水门，亦称水关)入城。传闻当年漕艘不畏过江，而畏过湖。西风一浪漂溺者无际，是以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国历史故事：漕运对淮安城市经济发展

在明清时期淮安市连接南方与北方的酒运转输中心。在那个时期，淮安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潜运事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对此，《续纂山阳县志》有一段概述:“潜督居城，仓司屯卫，星罗棋布，俨然省会。夏秋之交，粮艘衔尾入境，皆亭泊于城西运河。”这虽然是记载的清代潜运在淮安的情况，但明清两代基本上都如此。明清两代都特设大臣于淮安，督理漕政，称作漕运总督，其衙门机关，称作总潜督抚军门衙门。“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一衔尾而至山阳，经漕餐盘查，以次出运河。”

为了适应漕运的需要，明清政府特设淮安常盈仓，地点在清江浦。此仓始创于明代永乐年间，创建人是平江伯陈暄。该仓有官厅房屋，并天字形仓廒百余间，储粮常在三十万石左右，是明清时期全国囤积消粮的四大名仓之一。另外，在淮安城还设有常平仓两处，预备仓三处、庄仓五处。这几处仓旅虽不完全服务于漕运，但也部分地服务于漕运事务。

由于总理漕运的机关设在淮安城里，所以大批理槽官吏、卫漕士兵、从潜杂役、装卸搬运漕粮的工人等，都住在淮安城内或城外运河沿岸，因而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量;又由于漕船到淮安后，一律要停泊于城西运河，接受盘查，所以有些随船货物要在此上岸或装船，这就促进了淮安与南北各地之间物资文化的交流，随船押潜官吏、船工水手在此上岸，购买货物，饮宴歇息，则促进了淮安商业的繁荣。几部山阳县志对这方面的情况均有记述，当时淮安城西运河岸边，店铺、饮食摊贩，常常排列数里，河中船满，岸上人满，叫卖嘈杂，买卖繁忙。入夜，仍是船灯满河，沿岸夜市繁忙。可见明清时期的潜运对淮安城市经济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漕运促进淮安城市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明清之际，淮安出现了一个送别亲人赴漕的地方，叫作清溪馆。此馆位于万柳池畔。当年淮城“南门以西有一水门，凡南来漕艘到淮，俱泊舟南角楼，旗丁粮长俱由此关(即水门，亦称水关)入城。传闻当年漕艘不畏过江，而畏过湖。西风一浪漂溺者无际，是以姻娅眷属咸送至淮，过淮后方作欢而别。凡随船来者，丛集于淮北馆水亭”，“解囊沽酒以饯北上者。故清溪馆之名传布南北”。

网易号2021-4-1

历史文化街区：传承城市文脉的原生性基因

城市文脉是一座城市地域环境、人文氛围、建筑景观等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有机结合与互动的衍生物和集合体，是城市唯一性特质的重要体现。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拥有不同时期文化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则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着城市的历史演进轨迹，反映出社会生活和文化构成的多元性，是城市文化共时融合和历时传承最直观、最典型的场景写照，也是城市文脉最形象、最生动的外在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城市灵魂的载体，与城市文脉的生成、传承、创新息息相通、休戚与共。

历史文化街区是培育城市文脉的原生性基因

历史文化街区是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历经区域内自然、地理、政治、社会、经济等环境嬗变和时代变迁的综合作用之下，形成的带有一定地域性、时代性的综合文化遗产形态，是城市传统生活场景和时代文化氛围的人文再现与时空标识，更是历史长河与文化母体赋予城市的最古老、最权威的岁月见证以及最醒目、最典型的符号形象，它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又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共同生成和构建出城市文脉的本土基因序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建城已617年，不仅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城厢文化街区，也有作为近代中国发展缩影的五大道文化街区，都已经融入天津文化母体，内化为天津基因片段，是天津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见证者和城市文脉无法割舍的参与者。

历史文化街区是守护城市文脉的物质载体

历史文化街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街道、建筑和景观，也涵盖其承载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民俗艺术等非物质层面的历史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市文化的时代潮流，铸造着城市精神的形式内涵，是城市文脉的另一种隐性成分。天津因海而起，因河而兴，因漕而盛，河海文化和漕运文化带来了妈祖文化，民间之所以流传“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原因当在于此。作为延续天津历史文脉、展示天津传统民俗的古文化街就是以天后宫为中心，扩展成为集中展示天津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街区，仍然保留着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举办“皇会”的习俗，成为守护城市文脉、增强城市文化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场所。

历史文化街区是涵养城市文脉的动力源泉

不同于静置的文物遗址和历史资源，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具备成长的动态性和时代的参与性，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也具备城市社会的功能，不仅可以传承城市原生性文脉，还可以在时代的主题下创新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在重塑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当代文化品牌，延展城市文脉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城市文化的生命力与发展动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金街历史文化街区与意式风情街无疑就是在原生态文化肌体的基础上，被赋予新时代的特征，逐渐衍生发展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成为城市文脉新的发源地与成长点。

科学处理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文脉的保护与传承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明确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辩证地对待历史文化街区和城市文脉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根本遵循。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的凝固与沉淀，但不应作为凝固与沉淀的历史。其作为一个综合的动态体系，是静态历史与活态生活的有机结合。因此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应该是一种“双向”保护和“共生”思维，既要“以文为主”，保证历史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让城市保留“来时之路”，让乡愁尚存“容身之所”；同时更要“以人为本”，保障居民安居乐业的延续性，让街道焕发“时代活力”，让社区乐享“现代生活”。要在传统与现实中找到一种平衡，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兼顾实际；既要传承文化，又要改善民生；既要保持建筑特色，又要与时俱进。在这方面，天津通过历史文化街区功能提升改造、基础设施配套完善、重点建筑维修改建、景观环境更新整治等多种手段来强化街区的历史价值、激发街区的现代活力，最终达到“景观与居民共生，历史与现代并存”。在此理念下对“五大道”地区的综合整修工程不仅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而且使“五大道”地区成为展示天津近代历史文化的窗口和“近代中国看天津”的重要名片。

以“活化”思维处理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对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历史建筑“活化”再利用能有效激发街区生命力，无论是日本豆田町特色木屐产业，还是成都宽窄巷子地方小吃、上海田子坊艺术展卖，都是在保留历史外观、再现文化场景的前提下，对已经失去活力的文化遗产赋予新的生命形式，通过时空延续、功能置换、空间重组、符号提炼等手法，将创意办公、民俗展示、文化展览、摄影艺术等功能嫁接，既保护了历史建筑本身，也赋予了建筑新生命新角色，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重平衡。天津市和平区充分利用庆王府、静园等历史建筑建成一批文化展馆对外开放，并依托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天津军管会旧址纪念馆等革命遗址开展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探索出文物保护单位活化利用的新途径新方式。同时利用洋楼资源，发展洋楼经济、总部经济，着力以五大道为核心打造世界知名历史文化街区、中西合璧万国建筑小镇、高质高新企业总部基地，以文化创意、文化演艺、艺术品拍卖、特色休闲旅游、国际性主题会展等为主题，引进国内外知名文化、旅游企业及文旅项目，走上了以文物保护带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发展促进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轨道。

中国经济网2021-1-4

城市更新：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活力

站在时代风口，一场场宏伟且漫长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多个城市上演。“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首次出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里，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城市更新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道新命题，既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城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必须答好的时代之问。面对这一命题，青岛正谋定而快动，努力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积累新经验、探索新路径。

在存量更新为主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让更新成果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何让“老物件”物尽其用？如何让传统区域获得新时代的生命力？前不久，在青岛举办的第三届山东省城市建设博览会现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伍江以专业学者的视角为大家阐述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本质和路径，并详细梳理精细化管理怎样助力城市实现有机更新。

人物小传

伍江，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等。曾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城市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

伍江长期从事城市建筑历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问题研究。著有《上海百年建筑史》《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与管理》《历史街道精细化规划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五卷本）》等专著10余部。曾获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决策咨询一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教学成果二等奖等重要奖项。

核心观点

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不能用最低限度的配套来实现人民幸福感的，因此需要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冗余度。

聚焦城市有机更新，其目的之一便是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创造最适合于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第二个目的则是使城市更具人性；第三个目的是使城市更具活力；第四个目的是让城市更有韧性；第五个目的是让城市更具可持续性；第六个目的是要延续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需要建立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提高相关立法层次，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形成协调的政策管理体系和非政府监督机制。

常态化的发展模式：

城市有机更新

关于城市更新的本质，伍江开门见山地提到，城市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城市更新是城市生命体永恒的状态和不变的主题。城市更新并非是一个新的题目，但凡城市存在，就一定处在不断的常态化活动中，城市活力正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得到激发，从而显示出城市的生命活力。城市历史文化从来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激发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的历史保护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在于如何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活力。

如今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正在发生着重大转型，国内各大城市逐渐认清过去“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造成“城市病”。“作为一个生命体，城市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更多应该在细胞层面进行，亦即小规模渐进式的，而非大规模断裂式的。手术式的更新改造只是在极其特殊情况下的短期的和暂时的行为。”伍江说。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当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包括市中心衰败、人口流失等问题将出现。只有通过城市更新来提升改变城市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文化和创新要素，打造更加宜人的居住和商业环境，才能激发城市的内在活力，再造城市繁荣。

调研结果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0.6%，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3.9%。这两个关键数据，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由以增量扩张为主，转入以存量更新为主的新阶段。

从客观规律上说，城市的增量型发展阶段是城市初步建设阶段，而城市的存量型发展阶段是城市的维护和提升阶段。伍江认为，就整个城市发展的全生命周期而言，增量型发展阶段是短期的、非常态化的。而存量型发展阶段是常态化的。因此城市改造更新必须尽快进入正常轨道，即城市的有机更新轨道。

城市有机更新的目标：

持续提升生活宜居程度

聚焦城市有机更新，其目的之一便是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创造最适合于居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空间和环境，这是城市的根本价值。“让市民在高品质公共服务，包括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餐饮、休闲等各个方面，不断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从而持续提升生活的宜居程度。”伍江强调，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反思过去在城市建设当中的一些观念，比如“公共服务配套”这一常用观念，所谓配套是指最低限度，也就是最基础的需求满足条件。面对经济社会的全新发展，这种“配套”的观念要有所突破。他认为，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是不能用最低限度的配套来实现人民幸福感的，因此需要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冗余度。

他继而提到，为了更高效地使用空间资源，应倡导城市土地有一定程度上的功能混合，来满足人们在同样的空间中，可以得到不同的功能需求。伍江的这一观点也正暗合了当下颇为引人注目的新型产业用地（M0），后者正是在城市更新行动的大背景下，所提倡的一种用地形式混合成分高、功能需求多元化的用地政策。此外，他还提到，要对大量工业区、开发区进行“二次城镇化”改造，使之具有完全的城镇功能。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二个目的则是使城市更具人性。所谓的城市人性，包括可达性、便利性、选择性、生态化、尺度感、文化认同感、城市街道生活…… “虽然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城市能级不断提升、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我们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机器，而是为了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城市的宜居度。”伍江说道。

事实上，在城市发展中，市民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中所获得的服务是不均等的。对此，伍江特别提到了“正视城市空间的公平正义问题”，他认为，要加快中低收入阶层住宅供应体制改革，为城市弱势群体提供有尊严且可接受的生活空间。当下，全国上下都在加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特别是新市民住房问题。与此同时，在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的过程中，还要正视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加大力度推进城市适老性改造。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三个目的是使城市更具活力。这就要求在城市规划中，防止一味追求平面构图、盲目求大之风。加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的规划建设，重视城市的步行和慢行空间建设，让市民能更容易接近和享受城市公共空间。比如现在的城市规划更提倡“窄马路、密路网”和小尺度街区的模式，让城市内部有更多的人性化元素，让城市空间里存在更多的烟火气。

此外，还要重新认识“城市美化”，适度宽容城市的 “非正式空间”，增强中心城区的活力。“我们的城市要美化，但美化不是根本目的，在美化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城市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在城市美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们也面临很多非正式空间存在的必要性。水至清则无鱼，城市空间不可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干净，只要那些非正式空间在可以承受限度内，它们的存在能让城市更具活力。”伍江说。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四个目的是让城市更有韧性。生命安全与生活安全是城市幸福指数的首要指标，提高城市安全度是城市美好的前提。要优化提升规划建设标准，健全城市防灾设施体系，提高城市抗击各类灾害的能力，加强城市应对各类环境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规划和建设。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寻求更具可持续性、包容性和韧性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选择。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五个目的是让城市更具可持续性。要加强土地的保水性和透水性，恢复城市生态水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力争把70%的雨水在当地积蓄、渗透，进而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与保持城市原有自然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的矛盾，解决传统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造成雨水自然循环能力锐减的问题。“我们的城市生态空间具备多重功能，不仅提供生态平衡作用，还要满足人们的公共生活需求。”伍江说。此外，在城市有机更新过程中，还要确保城市周边有森林和生态绿地，城市中心地区需要足够且便利的公共绿地。伍江还特别提到青岛是一座具备生态优势的城市，因而要更加注重滨水空间的生态效益提升。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六个目的是要延续和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城市和建筑的生命在于使用，遗产保护的根本出路在于适度利用并得到活化。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中的建筑的保护不同于其他文物的保护，常常需要重新植入新的功能。伍江强调，城市更新当中历史保护需要精细规划，更需要政策配套，商业化利用和旅游开发不是历史保护的对立面，关键要守住底线。

历史街区保护的路径：

将保护要求覆盖各个规划层面

结合上海的先进经验，伍江重点对城市有机更新中的历史街区保护进行了全方位介绍。他认为，首先要在观念上转变，即从个体文物建筑保护转变为完整历史街区保护。早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就已提出整体保护观念，之后形成越来越广泛的共识。历史城区 （街区）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历史空间的存在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需求，是城市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历史街区保护有其特殊性，就是要保持原真性和完整性。大量历史建筑遗存是历史街区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整体空间尺度和空间肌理是历史街区最重要的价值要素。“在此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一旦我们对城市更新改造有更多期待时，它的成本就会提高。很多地方之所以出现新的建设与历史传统保护和自然生态保护相冲突，就是因为过分追求就地平衡。如何做好平衡？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规划和政策调节，让赚钱的地方为赔钱的地方服务，也就是发挥市场干预作用。” 伍江说。

历史街区保护的路径和方法是什么？伍江认为，需要建立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提高相关立法层次，健全相应的制度体系，形成协调的政策管理体系和非政府监督机制。此外，细化和完善现有规划体系，将保护要求覆盖各规划层面，特别是法定规划层面。“现在我们的城市从规划到建设，还不够细，所以现在开始提出精细化管理，其实精细化不仅体现在城市治理上，还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伍江说，城市历史街区现在最缺的是各种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比如对更新改造有负担的历史街区，是否应该有奖励制度？或者针对就地平衡无法实现的区域，是否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空间，增强功能行为进而给予奖励或者容积率奖励，又或者实现异地补偿等。“我们要更多地探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让更多市场主体介入。政府通过有限的资源进行杠杆撬动作用，来刺激市场，让市场围着指挥棒转。”伍江说。

对于历史街区而言，城市更新活动更应该以最小干预原则对待，在保护延续历史风貌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或小规模的针灸式改造。这就需要将保护要素纳入法定规划，特别是法定详细规划体系，通过精细化管控落实保护要求，体现有机更新原则。因此，对于历史街区各物质空间要素需要提出一套统一、全面、可行的、可用于日常管理的控制规则，从而形成从规划建设到日常管理导则的完整管控体系。

上海的历史街区保护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规划体系建设方面更有创新性尝试。以前传统的城市改造规划是通过控制性规划来规定容积率、覆盖率和容量等；而现在的规划体系是有控制性规划—控制图则—全要素规划导则三层。“第三层全要素规划导则，我给它起了一个绰号叫作‘城市维护使用说明书’，上海已经实现全覆盖。除此以外，北京和深圳等城市也在实施。”伍江说。

“我们在上海启动这项工作，首先就是针对历史街区做保护规划，把城市街区里面的所有街坊全部做定义，所有建筑一个个分门别类地定义。一旦把城市详细规划做得非常精致，我们会发现全空间覆盖、全要素耦合、多主体协同的机制随之形成。城市建设不再只是规划和建设两家的事儿，而是覆盖所有的部门。”伍江介绍说，上海市要求每个街道和街坊都要有一本城市更新与维护全周期管控指南，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本。

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专业化的管理体制，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建造商的资质管理。“不少地方还有街坊规划师，专门负责对街坊维护说明书进行解读，其中的内容从空间要素到建筑要素到环境要素全覆盖。”伍江说。

城市更新是城市永恒的主题。更新是持续不断的，但也应是小规模渐进式的，是符合生命体发展规律的有机更新。城市不要破旧立新，而要推陈出新，城市的历史文化在持续的城市更新中得以延续并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城市的不断更新又让城市得到持续不断的生命活力，人类的城市文明从而得到不断发展与升华。

青岛全搜索电子报2021-5-7

二十年后再转身，屯溪的城市历史何处寻？

4月7日，黄山市屯溪区政府办发布了《屯溪区关于公开征集文史资料的启事》，称为进一步厘清中心城区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城市历史记忆，传承城市独特气质，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务屯溪经济社会发展。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有关文史资料，敬请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文史爱好者踊跃投稿，或提供有价值的史料线索。

征集主题是挖掘保护文化资源，留住城市历史印记；征集资料形式包括文字、图片、音像、实物、出版物等。

征集内容为：1.原国有和集体所有重要工业企业变迁历史情况；2.红色遗址变革历史情况；3.老建筑、街巷历史变迁情况；4.文化遗物；5.教育变迁；6.老地名（街巷、道路）；7.老字号情况；8.码头、渡口及水上公社；9.其他。

上述内容涉及的大事简记、文化品牌、地方名人、历史掌故、文艺作品（文献记载、诗词歌赋、金石萃编）、民间传说、文物遗迹（古迹遗址 古代建筑、重要墓葬、重要文物）、红色记忆（开创历史和发展概况、革命故事、革命遗址）等方面的文字、图片、音像、实物、出版物等。

此次征集活动，包括捐赠、收购、复制、借用、代为保管等形式。征集时间为自本启事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6月底止。

要求：1.征集的文史资料力求尊重历史事实、线索清楚、考证翔实、真实准确；2.提供史料时请附简要的文字说明：时间、地点、事件、人物、收藏人、联系方式等，以便更好查证、收录。3.所有征集资料由区博物馆负责统一收集汇总，征集到的文史资料一经采用，将视情给予一定报酬。

另据屯溪政府网消息，4月2日，屯溪区政协也召开了“挖掘保护屯溪文化资源 留住城市历史印记”工作推进会，区政协主席吴友训主持会议。会上，各镇、街，部分区直单位负责人对前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吴友训称，为确保“挖掘保护屯溪文化资源，留住城市历史印记”工作顺利进行，目前已成立八个课题调研组。各课题小组要以屯溪区企业、红色遗址、老建筑、街巷、教育、地方标识、文化遗物等方面的变革历史为主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各镇、街，区直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交流沟通，相互配合，继续以多种形式搜集、挖掘、整理“老照片”、“老物件”、“老故事”等，为留住城市历史印记而努力。

短评：20年后一转身，屯溪历史何处寻？

20年来，屯溪湖边滨江路建设需要拆除了一条石板路与一些古民居，留下了几棵大树，还有对岸的古码头，依稀可见当年小船在江的影子；建设大润发超市及现代商业街区时，以打造旅游商业为名，拆毁了柏树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几乎所有文化历史，黄山市最负盛名的清代及民国时期“茶务都会”文化自此湮灭，包括石板街、绝大多数明清（民国）古民居，只有程氏三宅是国家级文保单位没敢拆，却也从此死寂沉沉。

屯溪柏树街历史文化街区，当年被官方主导强行拆除时的场景

柏树街毁灭，（国保）程氏三宅成为城市里的文化孤岛

还是因为滨江路建设的需要，屯溪河街没了，屯溪长干磅没了。因为建设及人为毁坏等因素，屯溪阳湖街很多石板路与古民居建筑没了。屯溪黎阳街也七零八落，仅存极少数古民居了。

屯溪滨江西路的徽州行署楼，该地块保留的唯一一幢近代历史建筑

这些年来，因为城市建设、疏于管理以及现代生活需要等，到底失去了多少城市记忆、城市地名、城市文化，可能只有各地老人们拼凑记忆，才能形成完整的资料体系。

被日本人尊崇为“算神”的屯溪程大位故居，能否避免程氏三宅的命运？

20年来，在这些城市历史消失的过程中，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文化学者、摄影人士、新闻记者，甚至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含退休）等，都极力呼吁留住文化、留住记忆、留住历史过，虽然起到过一些作用，但拆一直是大于保的，毁大于留。

屯溪阳湖，拆迁开发中的市级文保单位百鸟亭

这两年，当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时，当屯溪在内的区县也想启动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时，很多人才恍然领悟，原来文化这么重要，历史如此珍贵，城市的独特魅力离不开历史文化与特色遗存。此时，其实已经迟了太多。

屯溪阳湖老街区域 资料图

黎阳街屯溪一中段拆除场景，资料图。现在，黎阳上街和下街，屯溪区都没理清。

黄山市的文化人多、摄影人多，长期拍摄并保存了很多屯溪历史文化记忆的文字、图片、音像、出版物等。还有一些人出于情怀，留下了一些城市历史实物。所以，征集并不难，难就在于资料的完整性、以及今后的使用效果。

屯溪西镇街道路提升时，发现的以前石板路

2019年，屯溪上新社区牛角巷一幢清代古民居在城市开发中拆除，资料图

总之，屯溪走出这一步，值得点赞。如果以此为开端，今后党委政府能把保护、利用好城市历史文化放在最重要位置，那比征集活动本身，更有意义。毕竟，档案馆与图书馆的资料再多，也抵不上风中街头的一株古树、江畔的一座秋意古亭、城市转角的一处石板街，鲜活的历史，才更让人喜爱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找得到历史与未来。

阜阳爆料2021-4-7

“有福之州”：留住历史文脉 提高城市品质

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福建省福州市考察调研，听取了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介绍，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他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历史文化街区和古建筑是城乡记忆的物质留存，是人民群众乡愁的见证，是城乡深厚历史底蕴和特色风貌的体现。跟随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足迹，《中国建设报》记者采访了福州市相关专家，尝试探析福州市在保护历史文脉过程中的“奥秘”。

“在交流和参观的过程中，我倍感光荣。我深感总书记对文化遗产十分珍惜和重视。我一定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的交流后，福建省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规划师陈亮说。

从“里坊制度活化石”的三坊七巷，到“闽商精神重要发祥地”的上下杭，从“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烟台山，到“近代洋人避暑胜地”的鼓岭，从闽安古村到嵩口古镇，一座座明清民居、西洋建筑、特色庄寨……暖春时节的“榕城”老街上，附近居民和八方游客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观赏着道路两侧的古建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打开了历史的大门，流连忘返。

“榕城”是福建省省会福州市的别称，福州市至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城在山中，山中有城”“三山两塔一条街”的古城格局保留至今，三坊七巷、朱紫坊、上下杭等历史文化街区保存较为完整。1986年，福州市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如何保护这座美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始终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福州市始终认真贯彻《〈福州古厝〉序》的重要精神，秉承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坚持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高水平、精准化地推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持续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探索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理念和实践方法，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守护好闽都文化的“根”与“魂”。

保护修缮：让每处街区都有独特的“三坊七巷”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三坊七巷形成于晋、唐，鼎盛在近代，这里不仅保留了千年坊巷格局，还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林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人物，可谓福州城市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

漫步在三坊七巷，错落有致的历史建筑，一砖一瓦间都有历史的厚重感。很难想象，曾经的三坊七巷竟然遭受过“拆除危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准备拆除林觉民故居的部分建筑建设商品房。刚刚担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要求暂缓拆迁，并对故居进行修缮。自此，福州市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谱写出崭新篇章。

“三坊七巷”的保护为福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按照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秉承对历史文化的敬畏和对文脉传承的担当，福州市从最早实施单一古建筑保护，逐步扩大到三坊七巷、上下杭、朱紫坊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再到中心城区8片历史风貌区、8片历史建筑群以及23个名镇名村的保护。

近年来，福州市又将保护范围扩大至市域范围内的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和城区传统老街巷，形成了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群、名镇名村、特色街区、传统老街巷、文物建筑与历史建筑，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名城保护体系。据了解，福州市投入了300多亿元用于名城、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打造17个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261条传统老街巷，实现了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有机结合。

为创新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福州市还积极探索建设名城保护管理平台系统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管理系统，将全市历史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纳入数字平台。目前，该市已公布的671处历史建筑以及1100多处历史建筑普查成果被纳入该系统。此外，鼓楼区通过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在全国首推四级“古厝长制”，探索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古厝保护利用经验做法。

普查认定：让每段历史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福州市目前已经形成全市域、全体系、全要素的名城保护体系。同时，在新一轮古厝保护提升行动中，作为历史文化要素的古建筑、传统老街巷也得到保护与整治。”陈亮介绍说。

今年2月，福州市印发《古厝认定标准及普查登记规程（试行）》，助力古厝普查登记、核查及分类认定工作。早在2019年，福州市就印发《福州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试行）》，对五城区内历史建筑的认定、保护、管理与利用等作出明确规定，细化后的指导方案适用范围更广、适用的历史文化要素更多。

管理办法中提到，各地按照“应查尽查、全面普查”的原则，组织完成全域范围内建成年代50年以上，或虽不满50年但有特定价值意义建筑的普查、登记，核查不可移动文物（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核查历史建筑、前期已确定的历史建筑普查成果以及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群众反馈的历史建筑普查线索。

对普查登记中纳入普查对象的，未经分类分级甄别的建筑物需要进行分类认定。根据建筑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主要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已公布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此外，普查、复核、复查的不可移动文物、已公布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建筑基本信息及空间定位，应集成至“福州古厝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以协助后续认定、公布、修缮、管理、监督等一系列工作的持续展开，并与“多规合一平台”及“国土空间信息平台”相衔接。

活化利用：让每个居民的生活品质都得到“提升”

近年来，福州市聚焦城市品质的核心要素，在遵循“最小干预”的保护修缮原则基础上，结合城市建设和改造，分类实施保护和整治，让市井文化鲜活起来。

“原来逛公园、带孩子看展览要跑很远，现在家门口的景点和小公园相继开放，一家人一起逛逛，感觉很幸福。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平时散步也很方便。”3月31日，福州市民侯女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福州市各县（市）区结合成片旧屋区改造和历史建筑等保护工作，分别打造一批能够反映资源禀赋、文化特征、文物历史建筑集中的特色历史文化区域，讲述老城故事，体验老城生活，创造城市宜居社区，为人民群众提供承载老城味道、老城记忆且兼具时尚活力的怀旧场所。

福州市积极探索历史遗产保护利用与旧改片区综合更新与开发建设互促联动新模式，在精准旧改中传承和延续城市文脉。在台屿片区的保护开发中，通过将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与台屿河治理、台屿公园建设、台屿片区更新改造联动起来，盘活了整个片区，提升了空间环境品质与活力。

为解决“活化”过程中的资金难题，近年来，福州市明确“市级承担、市县分担、县级自筹、以奖代补、企业参与”5个资金筹集渠道，初步形成“政府主导、民间资金补充”的工作格局，注重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有机结合。

在活化利用过程中，“智慧化”也贯穿始终。以高士其故居为例，游客可以在门前的古厝长公示牌上扫描二维码，进入“鼓楼数字古厝”页面，该页面包含了鼓楼区108处古厝，有语音讲解、电子地图导航、研判优化游览线路、提供周边配套文旅服务等功能。此外，一些平台还提供了全民参与的古厝保护模式。在APP页面，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在线上报、电话上报、建议反馈等方式，反映古厝破坏、损坏、移动、修缮、保护等问题，后台有专人进行问题采集，便于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和处理相关问题。

澎湃新闻20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