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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邯郸—古代名都如何在历史的演进中沦为边缘城市？

中国历史上，各个城市的名称总是在数千年历史之中，伴随着帝王的喜好与政区的更迭，展现出循环往复又革故鼎新的变化趋势。然而，在浩荡的历史浪潮中，唯有一个城市在三千余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着它的原汁原味，那就是以成语之乡与都邑汇聚而闻名的古城—邯郸。邯郸城，这个享誉战国秦汉，风靡魏晋北朝的传奇古都，是如何在历史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呢？

　　名满邯郸邯郸城，最早是以一位帝王的出生地而享誉中国，秦始皇嬴政在邯郸廓城（大北城）温明殿以南的朱家巷出生长大，度过了整个少年时光。当时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是黄河中下游与洛阳、大梁、临淄齐名的繁华古都，更是黄河以北毋庸置疑的政治经济核心。不过，邯郸在成为赵国都城之前便已享誉中华古域，《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从商代末期开始，邯郸之名就出现在商王朝的王畿之内，三千余年不变的城市史便就此开始。邯郸之名则是得名于邯山一段（紫山）山石呈紫红色（丹）之意。

邯郸城作为秦军与起义军的战略拉锯之地，屡遭战火荼毒，战国时代的古城池基本损毁殆尽。然而，经过西汉两百年承平之世的发展，邯郸城又很快从战乱中恢复，到西汉末年，邯郸再次成为北方地区经济发达的大都会,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在王莽时期，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是除京城长安之外的五大经济都市。然而，邯郸的五都之位仅仅是昙花一现，在东汉建立的过程中，立足河北的刘秀与王郎进行了惨烈的“邯郸之战”。邯郸城市因之遭到了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刘秀攻克邯郸之后,“因攻城邑,遂屠邯郸”,实行了残酷的镇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洗劫,使这座西汉时期的“名都”毁于兵燹。终东汉一世，邯郸再也没有回复生气。

邺城故事东汉黄巾之乱后，随着邯郸城的衰落，南部魏郡的邺城开始成为了河北地区的政治核心所在。从袁绍开始，邯郸境内的邺城就成为了河北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由于邯郸城损毁严重，日益荒芜，位于漳水沿岸的邺城更加适合立足北方的割据政权，从而达到“南据黄河，北守燕、代，图霸天下”的战略目标。此后的四百年之间，邺城分别作为曹魏、后赵、冉魏、后燕与东魏-北齐的都城的都城，充分证明了此时的邯郸的邺城已经从一个中央统一王朝的经济中心变为了割据关东所必备的政治战略重心。

　　邯郸的落幕当南北朝的战火烽烟消散之后，作为关东割据中心的邯郸城自然丧失了重要的战略地位。隋朝时期的邯郸地区时而为洺州，时而为武安郡，逐渐沦为了州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同样从邯郸市东部边缘略过，使这个古城无法享受到水运的红利。安史之乱后，近邻魏博节度使所在地的邯郸成为中央与藩镇的战场，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五代乱世尤未改变。虽然在北宋时期，邯郸东部的大名县一度成为北宋的“北京”，但是靖康之乱的战火又将邯郸在内的河北之地尽数焚灭。金元之后，邯郸的繁华彻底落幕，只能作为一个落后的北方州府级单位而苟延残喘。

图/北宋时期的邯郸地区邯郸城的衰落与北方城市的衰落基本同步，都与东汉以后的经济中心南移有着紧密的关系。

除此之外，邯郸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更加适合作为割据王朝占据河北一带的的政治中心而非统一王朝的核心地域，当以北京为代表的边疆要地成为中原王朝守御国门的政治都城后，以邯郸为代表的河北城市的衰落便再所难免。

新浪网2023-02-28

中国文脉，现代景观丨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底气

现代化城市离不开城市景观的映衬，现代景观具有生态、文化的属性，优秀的设计规划在尊重自然发展的前提下,与现代城市交相辉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时尚与自然相结合、现代与历史相融合的新空间。

在打造现代化城市“名片”中，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之一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保护它就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能触手可感。2月27日，令人瞩目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济南元代张荣家族墓地入围终评；不仅如此，该项考古还名列山东省2022年五大考古新发现。一时成为文化圈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张荣无疑是济南历史上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 作为济南历史上的名人，这也引出如何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留住历史文脉，并经由现代景观提供全新城市文化生活的话题。

济南的春日乍暖还寒，在华龙路阡陌书店，由齐鲁晚报文旅新闻中心主编李康宁主持，邀请百家讲坛主讲人、文化学者、作家魏新；上景景观设计院设计主创何茜两位嘉宾参与的“中国文脉，现代景观”主题沙龙举办。沙龙聚焦城市的宝贵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

城市文脉是城市的一部文明史，它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品质，也诠释着城市的特色记忆。不仅要保存“过去”，更要把“过去”带到现在以及未来，以首都北京为例，全市现有7项世界文化遗产、3840处不可移动文物、43片历史文化街区、500余处历史建筑（群）、200余项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文化保护理念和现代技术加持下，这些传统文化遗产也通过新方式、新方法“活”了起来。

齐鲁晚报文化事业中心主编李康宁说：“记忆是城市的灵魂，除了外化的物质文化资源，如城市建筑、景观等，还有内化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如人文历史、社会习俗等，这些都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独特记忆痕迹，也是一座城市走向诗和远方不可或缺的底气。冯骥才老师把城市分为一个是精神的城市，一个是物质的城市。他认为城市地标不是那些绚丽的建筑景观，文化才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物质的城市一步步在变老，但是精神的城市就会特别不断的生长，沉淀着历史的记忆，会更有味道。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活着的传统，更是代表城市独特性的历史文脉。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就是为了留住最好的城市记忆，留存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李康宁认为，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就在每个人记忆中，可能就像电影一样，很多长时间的记忆也会变成时间本身，再长一段时间就可能变成历史，所以一个城市的历史是古往今来。一个城市的变迁，就是在回忆与创新中如何传承文脉记住乡愁；一个城市要向心而行，最好的城市记忆不仅存在于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中，更存在于城市积淀的历史和文化基因里。

如何将一个城市独特的历史人文气息和新城的活力结合起来？凯盛上景景观设计院北京公司设计主创何茜和她的团队，承担着济南雪山万科城A13地块社区公园的景观设计工作，她说：“在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创新，要对文化有尊敬和感激的心情，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有着深度的思考。像济南雪山万科城这个项目，我们检索了周边的一些自然文化资源，然后根据它的定位会引入一些文化的元素，包括自然文化、人文文化以及历史文化，也就是对历史文脉的一个体现。现在这个园区里面已经有12,000到13,000平方米的一个绿地，相当于一个城市级公园的规模。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如果对标一个城市公园，它应该有哪些功能？比如，在核心区会设有休息的咖啡吧、有休闲的书吧、有儿童游乐的场地、也有水景、还有供大家开放使用的阳光草坪的区域，以及有能够体现济南当地一些历史文化的景观。它是一个多元的模块集合，有模块的划分，我们在设计建设的过程中，对历史遗存要修旧如旧，这样才能对传统的历史建筑有一定的保护，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据何茜介绍，像济南传统的民居，是有合院的特点。所以她们在做社区景观方案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种传统感受。比如说，在归家的仪式感上会有一些传统的三进制的感受体验：像一进府门入园，二进巷门穿庭，三进宅门登堂。“我们尊敬历史，但不会完全拿过来照抄，会有一些改良和创新，会有一种新的空间的一个演绎，它的符号和形式是创新的。所以时尚的和传统的城市文化是交融在一起的，在创新的同时也要考虑历史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她认为，历史是这座城市的底蕴，并不是我们今天非要按以前的方式去生活，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传统的文化都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说起张荣，百家讲坛主讲人、作家、文化学者魏新如数家珍：“成吉思汗封张荣这个汉人为济南王，他对济南影响很大。今天我们看到的济南城，尤其是明府城，相当于明朝时期济南城市的范围，其实在明代的德王府之前，最早的据说是张荣的地方，是张荣家族所奠定的，珍珠泉群周边最早的规模建筑就是张荣府,所以说张荣对济南城的格局、包括对济南的历史是一个影响特别大的人物。张荣家族当时在济南特别的大、特别的旺，从张荣始，其长子张邦杰、长孙张宏，成为济南的豪门华宗，一门三代‘济南王’。”

对于城市发展与历史文脉的交融关系，魏新说：“这些年济南发展特别快，每次到了东部我就感觉好像换了一个城市一样，但这只是一个城建层面的变化。济南文化底蕴非常深，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但是也可能还有别的空间，可能在第四第五空间里面，李清照就在那里生活，辛弃疾、张养浩都在那里，张荣在这里。正是这么多人在不同的空间形成了济南的历史，跟城市的文化地理又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才让济南这座城更加有魅力。单纯的建筑，是能够让这个城市越来越大，但是文化是能让一个城市变得伟大。所以说，时间是过滤器也是沉淀机，历史的沉淀拓展了我们的时空，也延伸了城市的历史轴线。”

今天，建筑师们正在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去延续历史的文脉和现代景观的交互与融合。历史与现实、未来是交汇的，很多是我们可以贴近也可以触摸的。景观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人的参与度，如果一个人下楼就是植物园就是运动社交休闲场所，那他的生活品质一定是不一样的。

齐鲁晚报2023-03-10

刘士林：“太湖五州”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兴衰规律

太湖流域是江南地区的心脏，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摇篮之一。其中的苏州、杭州、常州、湖州等，不仅代表江南区域文明和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也是当下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圈层。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太湖流域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提出“八府一州”“江南十府”等概念。实际上，这个江南城市的空间格局虽然成熟、定型于明清时期，但也经历了漫长的孕育、生长和积累过程。这里，仅以唐代江南城市为“切片”，为江南区域和城市史补写一章，也为长三角城市群追寻一段历史记忆。

「拓展与丰富“八府一州”」

说“江南好”，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争议。但如果问“什么是江南”，事情就复杂起来了。不要说思想、文化、精神、气质等飘忽不定的方面，就连江南的地理空间有多大、哪个城市属于江南等，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但这又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如果连一个确切的地理范围都没办法确定，其他的一切又从何谈起？

关于江南的空间范围，历史上有多种界说：大可大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小则小到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后者以“八府一州”为代表，即特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这个“小江南”的面积，约为4.3万平方公里。

大体上，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江南”，但它们本质上是不稳定、不成熟和不完整的。只有到了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古代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还在江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确立了主体地位。这是其他相关地理单元、行政区划等无法“喧宾夺主”的。

当然，与“八府一州”在交通、人口、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一些城市，如宁波和绍兴、扬州和徽州等，也应当受到重视。为此，有必要引入“江南城市群”的概念，对“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涵进行必要的拓展与丰富。这一界定与《吴越春秋》中首次出现的“江南”概念，即主要指东周时吴、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最为接近。

由此，以“八府一州”和“江南城市群”为核心空间的江南，可视为在经历从“吴越诸侯国领地”到“除四川盆地以外的长江以南地区”漫长扩张演化之后的回归。这既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肯定。

「深厚地基与绵长文脉」

正如西方谚语所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像这样一个孕育于史前时代（良渚古城）并最终成为长三角城市群地理核心与文化灵魂的“江南城市群”，当然也有着漫长和曲折的演化发展过程。

其中，唐代江南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特别需要关注的形态。甚至可以说，明清“八府一州”在大唐初步长成、英姿勃勃。

由于唐代江南的行政空间大于“八府一州”，因此二者所包含的城市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唐代江南城市可确定为两浙路城市，主要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杭州、越州、婺州。可见，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只有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在唐代被列入江南城市范畴。这说明，苏州、杭州、湖州、常州、润州是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即不管行政区划怎么改变，它们的核心地位稳如磐石。

这五个城市的联系非常密切，共同之处很多，甚至包括它们的得名，也都是在隋初区域行政机构调整中同时获得的。

在唐代的“太湖五州”中，排第一的当属苏州。先后做过杭州、苏州地方官的白居易说：“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又说：“江南诸州，苏最为大。”

韦应物在《登重玄寺阁》中写道：“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骈阗会四方。俗繁节又暄，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

苏州的“大”，不仅指人口和经济体量，也包括人才和文化方面。《吴地记》记载，唐武德七年，管县七，“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文”，以至于时有“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之说。

以进士人数为例，唐代苏州进士约有50位，包括顾胤、陆象先、陆璪、朱子奢、董思恭、张旭、史德义、顾况、归崇敬、归融、沈既济、沈传师、沈询、杨发、杨涉、于公著、陆质、顾少连、顾师邕、陆龟蒙、陆贽、徐岱、张镒等。这个数量居南方各州之首，其中的张旭、陆龟蒙等更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自古繁华的杭州此时稍稍逊色，但仍可与苏州并列为唐代江南地区的双核城市。隋唐大运河开通前，杭州在江南地区的地位相对不高。杭州成为“州”一级的行政机构，也是隋开皇九年灭陈之后的事情。

但此后杭州的发展一发不可收，迅速繁荣起来。隋代的杭州已出现“商贾并凑”的景象；唐代的杭州“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已成为“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的东南名郡。

行政地位的确立，商业经济的发达，直接带动了文化的繁荣。统计显示，唐代杭州共产出进士16人，包括制科及第者3人、常科进士10人、明经进士3人。其中，就有写了“天下三分明月夜”的诗人徐凝等。

湖州、润州和常州也是唐代的江南名郡，如湖州的丝织业、制茶业，润州的漕运，常州的丝、麻织和造纸业等。一个值得记录的细节是，“茶圣”陆羽的《茶经》就是在湖州撰写的。

就人才而言，唐代的湖州是诗人孟郊、钱起的故乡，也出了姚元崇、沈君谅、姚璹三位宰相；唐代的润州是诗人王昌龄、戴叔伦、许浑的故乡，写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代宰相李绅也是润州人；唐代的常州则出了徐仁纪、刘胤之、高智周、秦景通等17位进士。

以苏杭为双核，以吴越为腹地，以唐代“太湖五州”为骨架的唐代江南城市，不仅奠定了“八府一州”的基本构架，还成为“江南城市群”的深厚地基和绵长文脉。

把唐代“太湖五州”与明清“江南城市群”联系起来，为梳理江南区域文明、文化演化确立了两大历史支点，也把当今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文脉向前延伸了数百年，是必要的、重要的。

「繁荣繁华保持千年」

唐代以前，最发达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尤以中原地区为群星荟萃之地。但不幸的是，那些曾经高度繁荣兴盛的城市，一度被战争摧毁了。

举世无双的汉代都城长安，就直接毁灭于魏晋南北朝的连年战乱。在最低谷的时候“户不盈百”，与一个普通的小村庄相差无几。

同样一度毁灭于战火的还有洛阳。公元547年，东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重览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他触景生情、百感交集，决定写一部书把当年洛阳之盛记录下来，于是就有了《洛阳伽蓝记》。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百般悲惨、万方多难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所谓“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大诗人李白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这不是诗人的虚构或想象。在邹逸麟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就讲到元和年间的苏州人口比天宝年间增加了30%。在史念海先生的《中国的河山》中，则把“中原乱离，人口大量南迁”看作唐代第一大城市扬州“蒸蒸日上，如日之中天”的直接原因。

人口转移，不仅是数量和空间上的变化，也包含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盘转移。这本身就是古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的重要特征。

唐代城市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以中原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兴衰规律。城市的兴与衰、发展和停顿，不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也不可避免地要相互转化。但在一定意义上，唐代的江南城市打破了这个铁律，并把自身的繁荣繁华保持了千年。

其间，尽管也有战争的影响，如两宋末年、元初、清初、太平天国等，江南城市不同程度受到重创。但与其他一些古都不同，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很快就能治愈创伤并“满血复活”，表现出超强的韧性。

新华社2023-03-02

漳州古城记：北京路史事钩沉

北京路是漳州市区中心一条南北走向的热闹古街。古街原来分六段，由南而北依次为：东闸口、下营街、少司徒街、市仔头街、十字街、渔头庙街。

民国7年（1918年），援闽粤军陈炯明部驻漳期间，建立以漳州为首府的“闽南护法区”并进行市政改造，将古街段拓宽取直，合并为“永靖路”（后又分称永靖南路、中路、北路）。街道两侧建成漳州风格的“骑楼”，那上楼下廊，前店后坊凸显出“五骹忌”（kakilime）（又称“五脚距”），地方特色十分明显，历史文化氛围浓厚。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党军何应钦部入漳州，因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乃将“永靖路”改称“中正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北京路”（东闸口与下营街之间，原为古城所隔，拆城后，原城墙基地辟为博爱道，并将东闸口与下营街拓通）。

东闸口街是北京路的首段，因东闸于此，故名“东闸口”。据《漳州府志·城池》（光绪版）载，漳州城池，唐五代俱无考。唐贞元二年（786年）州治所自李澳川（漳浦）迁入龙溪县登高山（芝山）下之桂林村（今芗城），并未修建城池，宋初筑土为城，周四里，咸平二年（999年）浚濠环之。

东闸乃城内濠沟之总闸，东南的排水口，小舟从闸口入，可通城内（宋建子城，咸平二年始浚濠环城）。祥符六年（1013年）郡守王冕加浚西濠，又凿西南水门，以通舟楫。及绍兴年间（1131～1162）辟城而大之，而子城之濠皆在城内。绍定三年（1231年）置闸门三，元至正（1341～1368年）陈友定浚濠三百五十九丈，东西作二水关，汇于南门溪。北依山，水不能进，曰干濠。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知府李侨因地方治安不宁，恐水关或有疏虞，特置铁柱锢其中，濠遂不通。隆庆六年（1572年）知府罗青霄撤铁柱，以百户司启闭。清雍正七年（1729年）巡道朱鸿绪议开浚城内濠沟未就。乾隆六年（1742年）知府张廷球始疏瀹之，从西闸引水入西桥历西姑池、观桥转硕仁桥，过北桥，复历丙申桥、太古桥折而东，由东闸出，入于溪。乾隆十三年（1748年）知府金溶重修濠沟，有文记之。

漳军制始于唐，陈元光奏立行台于四境。宋设禁军、厢军、留守本州者额六百人，明初有卫兵五千名，清设驻防官兵，比迭更不一，有镇标、中营、左营、右营、城守营等。这里自唐以来乃兵营屯驻之处，因此名营，遂为下营街街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一些仁人志士为了推行新文化，开始兴办出版报纸，《闽南新报》就是漳州早期出版的报纸之一，发行处就设在下营旧街段的门牌54号，民国8年（1919年）一月创刊，四开四版白报纸双面石印（漳州在不同时期，出版了两家同名的《闽南新报》，一是本文述及的在1911年出版的石印版，另一为1937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军157师黄涛部入驻漳州时接办，1934年原第九师李延年部创办的《复兴报》所更名的《闽南新报》铅印版。这两家报纸虽然同名，但时间和办报人完全不同，办报目的也不相同。）

在报社隔壁，有一家石印社，承印各种商标、单据、表报和政府布告等石印印刷业务，每日也为《闽南新报》印报。

下营是漳城最早建有放映电影的地方。二十年代中期，当时有泉州人购置一部电影放映机，在下营街东侧的一个龙眼园露天放映场进行营业，虽然是无声的默片，但配有字幕，观众也能了解剧情。

起初业务不错，但是露天放映就有白天或雨天不能营业的问题。后来改与姓林一家合伙在今“温泉疗养院门诊部”地方建一室内影院，名“泉漳影戏院”，规模不大，有三百左右座位，设备简陋，初期业务尚佳。

后因片源不继，他处又有新设的戏院出现，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业务逐渐冷淡，后来宣告停业。

清道光末年（1850年前后），这里就有鸦片烟馆出现，供人吸食。

据说，当时涉此者多为官宦士绅、富家子弟以及衙署佐官衙役之流，他们躺在烟榻上，手捧烟枪，吞云吐雾，悠然自得。

后来，吸食者日益增多，清末民初，漳城已有烟馆二十多家，下营就有三家（其中一家是在下营与东闸口街的隔邻处）。这些烟馆的门前都挂有一席竹帘，上面用红漆写上店号，屋檐上挂一盏方形玻璃避风灯（俗称“气死风”灯），涂写红字为标帜。烟馆里烟雾迷茫，一幅令人感到十分无奈的情景。

各家烟馆，大体上都有厅有房，分为统厅和雅座，一般都摆设无帐烟榻数张，大榻可供四、五人，小榻二、三人，横身躺卧吸食，各置烟盘一盘，配有烟枪、烟灯、烟杆、茶具等。烟枪是以甘蔗套上竹筒所制，附上烟嘴、烟斗即成。当时有两句形容烟枪的顺口溜：“甘蔗套竹广（筒）、吸了才会爽”（漳州方言音）。

国民党统治时期，对鸦片“寓禁于征”。鸦片烟馆“挂羊头卖狗肉”，改头换面，旧瓶新酒，可在一夜之间，所有“鸦片烟馆”变成“戒烟所”。鸦片烟馆生意复杂而且龌龊，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军队更迭，政令多变，朝令夕改是常事，令人很难捉摸。

民国12年（1923年）前后，军阀张毅统治漳州那一阵，“鸦片烟馆”可以公开经营。民国20年（1931年）福建省成立所谓“禁烟查缉处”。

鸦片税额招人承包，到民国23年（1934年）又改为“寓禁于征”，这期间大半都是在躲闪或“半掩门”的情况下经营的，不敢公开。但因社会腐败，当时鸦片生意或明或暗仍不断经营。

在下营街区，除了烟馆，还有娼窝。

这里有几家茶室，事实上是专营拉皮条，这里的娼妓属于下流货色，充斥肮脏和丑恶，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才消失。

1938年厦门沦陷，原设在东门街的民营龙溪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民国26年（1937年）被福建省建设厅收归官办，发电设备大部分迁往龙岩开办“龙岩电厂”。漳州留下一台老掉牙的机器勉强运转，电灯亮度不够，供电线路缩短，南门一带一片黑暗。

于是国民党三青团乘机在下营（今工人疗养院门诊部、前“泉漳影院”旧址）创办“青年电厂”，专门供给南门一带的照明电灯。四十年代中期，漳州盛行二块招牌，一为“青年”，一为“社会”，例如“青年服务社”，“社会服务处”。许许多多商店字号，都冠上这两个字眼，有社会相馆、青年相馆、社会粮店、青年盐店、青年医院。

人们揶揄说，只差没有“青年棺材店”。这就是当时国民党时代所谓“党”营和“团”（三青团）营事业。

作者简介：黄叶沱，漳州文史专家。

民国时期《江声报》《南靖新报》编辑，1949年后当过教师，1984年退休。退休受聘为漳州市、芗城区政协文史研究员。著有《史事钩沉话漳州》。

网易网2023-03-07

学习“三秦楷模”禚振西：坚守初心，与耀州窑相伴60载

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

禚振西先进事迹

坚守初心，与耀州窑相伴60载

1961年秋，英姿勃发的禚振西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踏进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大门，开启了她为之奋斗一生的文博事业。在资料室整理标本期间，她被耀州窑刻、印花青瓷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所震撼，对散落在铜川大地上弥足珍贵的青瓷文化遗产产生了研究保护的强烈使命感，萌生了到铜川去揭开耀州青瓷富蕴千载的神秘面纱。一念既出，终生相倾。60年来，她全身心地扑在耀州窑这方土地上，风餐露宿，孜孜以求，为耀州窑的发掘、研究、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无负一名考古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与担当。如今的她，已成为“国宝级”的古陶瓷专家、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中华第一人、“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妇女代表”、“铜川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

忠于心，学以致业

黄堡窑址发掘现场

1973年春，铜川市灯泡厂在搞基建时挖掘出了大量的陶瓷碎片。铜川文化馆把瓷片装入口袋，背到西安，找专家进行鉴定。在省文管会，专家们看到重见天光的耀州窑瓷片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禚先生，让她把这些瓷片按年代分开摆放。12年前，禚先生在资料室工作期间就对青瓷的前世今生有所了解。此时再次看到了富集先人卓越智慧的青瓷文化名片，找到了自己学以致用挖掘研究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让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扬起来的使命所在，可谓是满眼光芒，心情激动，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青瓷碎片排列工作。

早在1953年，在建设北京广安门火车站时出土了一批龙凤纹饰的皇家青瓷，北京考古队难以确定其窑口产品，请来中国陶瓷考古大师和奠基人陈万里、冯先铭做鉴定。专家看后认为，既不是越窑产品，亦不是龙泉窑产品。他们查阅文献发现，耀州窑曾上贡过青瓷。1954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三位专家专程赴耀州窑考察。在耀州窑遗址，陈万里捡到了一些瓷片仔细看后认为确实和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一样。这一重大发现，让耀州窑青瓷横空出世，蜚声国内外。耀州窑青瓷也由此铭记于后学者的心间。

与原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冯先铭在窑址考察

有心人必做钟情之事。省文管会对灯泡厂出土瓷片的惊人发现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遂决定派禚先生任领队组成3人考古队到铜川黄堡进行实地挖掘研究。这一决定促成禚先生实现了夙愿已久的梦想。

当时，禚先生的爱人也在外地搞文物勘察，自己还要带着一个8岁一个3岁的两孩子，怎么办？为了自己钟爱的耀州窑陶瓷研究事业，她断然决然地将孩子托付给街道李大妈看管。第二天临走前，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小儿子，就到李大妈家去看看。李大妈将她挡在门外说“不能见”，见了孩子就哭着不让你走了，她只好站在房外，隔着窗缝偷偷看。

托管孩子的李大伯是工厂的电工，为了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在孩子睡觉的床上安装了一串小灯泡。当禚先生走进窗前时，看到微弱的灯光下，躺在床上一天一夜不吃也不喝的孩子，呆呆的望着屋顶，断断续续地喃喃着“妈··妈··”！此情此景，做妈妈的心都碎了！可为了黄堡那片在地下沉睡千年的耀州窑，她不敢推开门进去抱一下自己的孩子，狠着心、哽咽着跑出院子，流着眼泪头也不回地奔向通向铜川黄堡耀州窑的车站。母亲之爱，家国情怀，天地可鉴！

上世纪70年代，从西安去铜川的客车，一天只有一趟火车。7点的火车5点就要起床，中午12点坐到铜川尼古村，走到工人文化宫到文化馆报到，文化馆没有房，禚先生和一名女同志、馆长刘本奇的爱人挤在一张床上，将馆长赶到办公室去凑合，第二天陪考古队几人走到黄堡，去灯泡厂进行发掘。此时的黄堡，村庄良田，一片荒凉。加之“文革”，国家经济困难，灯泡厂是边基建边生产，住宿就是难题。厂里仅能给考古队提供工具室的半间房子，住文化馆来的男同志兼考古办公和堆放出土标本用。省上的两位女同志就挤在女工宿舍。灯泡厂一个女工宿舍三张架子床、住6个人。虽然安排了住宿，但并没有多余的空床，只能睡在三班倒上班空出来的床上。常常是先睡到中班女工的床上，到零点中班回来了，再起来让床，又到后班女工的床上去，就这样轮换不休。那段时间，简直就没睡过一个囫囵觉，直到现在没有改掉夜间醒来的习惯。由于是文革期间经济困难，经费严重不足，这次的发掘工作仅仅雇佣了四个民工，考古队的三个人全部参加发掘劳动。由于经济困难，灯泡厂职工灶伙食差，几乎吃不到青菜，杂粮比细粮多。就是这样的条件，禚先生带领的考古队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动手洗瓷片、写发掘日记，直至深夜才去女工宿舍换床睡觉。

苍天不负有心人。这次发掘成果丰硕，在113平方米遗址中：发现了一列并排3座的宋代窑炉，出土了2万多件(片)瓷片和窑具；首次找到了宋代烧瓷窑炉火膛下的落灰坑和埋在地下的通风道，确定了耀州窑鼎盛时期以煤为燃料的窑炉结构；出土了以釉裹足为特征的五代青瓷，为后来解决耀州窑五代烧瓷提供了线索；出土了唐代的茶叶末釉、白釉绿彩、黑釉剔花填白彩、低温棕彩及宋代的黑釉酱彩等瓷釉新品种，为耀州窑日后的考古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发掘工作结束后，禚先生带着出土“瓷片”向市党政领导汇报，市革委会主任张铁民看到后大惊“铜川的祖先竟能烧出这样好的瓷器！我们也要烧出来！”此次发掘的成果，一方面促成了耀州青瓷复仿烧制的开始，同时为日后大规模考古发掘和研究提出了思路和待解决的问题。

1990年4月李瑞环副总理视察耀州窑考古发掘

这一年，禚先生对耀州窑有了真切的感受，更加坚定了置身耀州窑陶瓷考古研究的决心和信念。也是由于这次黄堡耀州窑陶瓷遗址的实地挖掘研究，奠定了禚先生与中国古陶瓷的不解之缘。1976年，禚先生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倡议并组织的中国第一本陶瓷史即《中国陶瓷史》的编写工作，担任陕西编写组组长。有此良机，先生走向全国，踏遍各陶瓷窑口进行时代考察，同时，结识并获得了国内外陶瓷界文博、科技、工艺和美学各领域顶尖学者的指导，使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学识，明确了方向和使命。肩负起了让中国古陶瓷、让耀州窑陶瓷面世光大复兴的艰辛之路，开始了她的人生逐梦之行，这一走又是46年！

践于行，孜孜以求

禚振西主持玉华窑发掘期间对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文物考古研究事业是神圣而伟大的，需要超人的毅力和艰辛的付出，更需要夙夜坚守的定力和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身为耀州窑考古队的领队，禚先生走在前面，干在前面，用自己的努力践行着考古队长的使命，彰显了一代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知难而上、勇于拼搏、坚守奉献的奋斗精神。

不能忘记，1974年的盛夏。玉华村民在修农田时发现了瓷器和窑具，当地根本没有丝毫文献涉及耀州窑玉华窑场。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发现文物就是集结令。先生立即带领铜川文化馆工作人员奔赴玉华，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考古发掘。

由于发掘遗址区域不明确，发掘工作量浩大。禚先生请求政府协调后，形成了由企业职工、农村劳力、驻铜部队组成的“亦工亦农”学习班式的考古队。这些人员是吃得了苦，出得了力，任劳任怨，但都是考古发掘工作的“白丁”。74年的玉华，交通不便，发展落后，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更可想而知。队员分别住在生产队部和农民家中，生活没有水，就要到玉华河去挑水，要去山涧里接泉水；夜间工作没有电灯，就用蜡烛和煤油灯清洗白天挖掘到的标本，记录发掘场景，撰写研究报告。这不算难，难的是一天工作结束后，还要轮流做饭，队员多是下不了厨房的、没有碰过米面油的人，做出的饭，质量确实不高，现在想来依然感到不易，也真难为了那些年轻人！

要带好“亦工亦农”这支队伍谈何容易。白天，禚先生要参加高强度的发掘工作，晚上还要给队员讲授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常识。先生深知，这些队员不仅仅是玉华窑的挖掘工作者，更是铜川市各乡镇和建筑部门文物保护工作未来的基础，一定要让铜川的文物考古保护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一定要把队伍带好！

不能忘记，1976年，唐山地震，很多地方都在防震减灾，而禚先生的发掘工作依然如火如荼。队员们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搭起简易的三角形窝棚，地上铺一层麦草，两边扎两个草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个窝棚里，棚内潮湿闷热，呼吸都非常困难，只能和衣躺在窝棚里，这样一“窝”就是几个月。在这两年多的日日夜夜，考古队没有用一个民工，“工、农、兵、学、干”人人动手，精准发掘玉华窑遗址460平方米，出土了宋元时期的窑炉5个（其中一个为元代的母子炉）、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玉华窑发展史及其与黄堡的耀州窑中心窑场的关系，扩大了耀州窑的范围、规模和内涵。耀州窑玉华窑场的成功发掘，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铜川成立了玉华文管所，建成了耀州窑的第一个遗址保护厅。从此，千年玉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了科学化道路，为玉华宫景区后来的开发建设和文化旅游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百业得以兴盛。

1984年夏，黄堡镇村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时，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个角，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省文物局遂组成由禚先生任领队的考古队奔赴黄堡，为了加强领导，第二年又派来了由禚先生的爱人杜葆仁同任队长，开始了两人共同主持长达15年的耀州窑址考古发掘工作。

时至夏末秋初，阴雨连绵。禚先生利用雨天，向学员们讲授唐宋窑址和瓷器知识，让学员一片片辨认各时代的耀瓷标本，结合有关耀州窑的文献记载和相关陶瓷考古文章，对大家进行陶瓷考古的培训工作。这一时断时续的考古知识培训，使大家了解了耀州窑和耀瓷，成为后来遗址发掘和室内整理中的主力军。

指导耀州窑考古修复

10月下旬，发掘工作全面展开。禚先生带领经过培训的近20名队员和铜川市文管会与博物馆的6名专业人员及上百名窑址附近的民工坚持奋战在发掘现场，放弃节日，昼夜不息，白天发掘，晚上洗瓷片、做探方日记，一干就是一个多月。首战成果辉煌：一是发掘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窑炉、堆料场和堆煤场，尘封800年的古瓷场家庭作坊，保存的如此完整，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二是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搞清了耀州窑鼎盛时期窑炉结构的革新和完善化。三是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发现了珍贵的唐三彩、唐代低温单彩、唐三彩作坊和3个烧制唐三彩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发现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其中，发掘出了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此举为我国首次考古发现。四是在发掘出的唐三彩作坊中，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瓦件的发现，进一步确认了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出土的绿釉琉璃瓦为唐代制品。

由于此次成功发掘，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工作受到了国内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受到了国家和省市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1986年《耀州窑遗址考古研究》成为国家“七五”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重点考古项目，由禚振西任项目负责人。1985年经省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由杜葆仁任站长。该考古工作站为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立并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

铜川考古工作站

考古站的建成，为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提供了有力保障。可由于建站经费要从发掘经费中硬挤出来，住宿、办公、整理资料的条件就非常简陋。没有桌椅，大家就支起床板当桌子，堆几块砖头当凳子。没有文物架和修复案子，大家就将瓷片摊在地上，进行拼对和修复。当时水、电都不正常，往往十天半个月都没有水，几乎都是半夜才来电。禚先生就带领大家就地打了一口水窖，将院内的雨水引入窖中使用，就这样解决了生活用水问题。没有电，就点蜡烛，自制煤油灯，往往早晨起来，大家鼻孔都是黑絮絮。时间久了，禚先生发明了一种特有的照明法：点上一支蜡烛，在蜡烛后面放一面镜子，镜面反射回来就成了两支烛光，既明亮又节省，大家戏称为“禚氏照明法”。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禚先生带领考古队写出了多本耀州窑考古报告和研究文章，打开了耀州窑考古发掘的大门。

在耀州窑考古站，没水、没电不算难，难的是要为考古报告拍摄照片。没有办法，想办法。禚先生和她的考古队员，只能到午夜时才可以工作，摄影师、协助拍摄和编写器物记录人员就要从午夜工作到天亮。禚先生和她的团队，就是这样将数以万计的文物照片一张张的拍摄出来，拍摄一本报告的照片就是一个月时间，几本报告就是这样拍摄完成的。整夜拍摄的工作人员十分辛苦，偶尔站上还会向他们奖励两个荷包蛋，让他们补补身体。久而久之，“两个荷包蛋”就成为陕西考古界的一段佳话。

不能忘记，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考古经费异常困难。极其有限的经费，往往是迟到半年才到账。就是这样，禚先生带领考古队员，白天在窑址上勘探发掘，晚上写发掘日记、清洗当天挖出的瓷片，辛苦而忙碌。没有经费，就欠下队员的工资，大家没有怨言，依然努力工作。有一年，考古站实在揭不开锅了，召集全体队员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是停工放假，还是自力更生想办法？队员们的回答是“自力更生，继续工作”。从禚先生到临时队员，都或多或多少地从家中拿来钱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撑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工作，尽早整理好发掘出的资料，尽早编出耀州窑的考古报告。这些学员中，大部分仅仅只是临时性的技术人员，永远没有转成正式职工的机会，但他们不计得失，功成不必在我，为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出了了极大的奉献和牺牲，绽放出了那个时代最美的光芒！

杜葆仁、禚振西伉俪在耀州窑主持发掘及研究

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发掘的兴盛期，也是禚先生最难忘最闪光的日子。在这15年中，禚先生夫妇以站为家，一年离开考古站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潜心聚力，夜以继日扑在耀州窑的发掘、整理、研究、展示工作之中。也是从那时起，禚先生的两个儿子开始了自理生活，他们自己上学、吃饭、洗衣服。特别是小儿子，从初中一年级到大学毕业工作，几乎都是自己管自己。没有大人管，只能多学习、多做作业。各门功课，每章节后面的作业题，不论老师布置多少，他们一定是全部都做，他们的寒暑假期也都是在考古站度过。在这里，禚先生的孩子除了学习外，还参加站上的洗瓷片和整理出土文物的工作,从小培养孩子能吃苦、爱劳动、热爱文物、喜爱中国历史文化。原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副局长到耀州窑考察时，曾感慨地对当时陪同前来的孙达人副省长说：“文物考古界能常年坚守工地的，别处也有。但像他们夫妇将家放下不顾，两口子都一起坚守工地，我们还没见过。”还开玩笑说道：“你们这个考古站是个夫妻店。”从此“夫妻店”的之名不胫而走。

对耀州窑窑址的此次考古发掘，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成果重大。截至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是二十世纪中我国古瓷窑遗址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800多年的发展史，不仅为耀州窑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科学的资料，而且对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

在此发掘中，首次找到了我国陶瓷考古中有明确地层依据的五代和金代的瓷器产品，出土了数以十多万计的五代和金代的青瓷标本，不仅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代三个朝代，解决了我国古代最受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找出了由五代耀州窑所创烧的一大批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器的瓷片标本，为当时我国陶瓷考古中的空白区——五代和金代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

由禚先生夫妇主持15年的漫长考古发掘工作，搞清了耀州窑千年名窑的根脉。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获得全国首届田野考古奖，被评为二十世纪全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禚先生因此荣获东方古陶瓷学会“希尔金奖”。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禚先生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为耀州窑遗址和耀州窑历代陶瓷器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和2004年，终于在耀州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分别建起了耀州窑唐宋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窑址保护厅；1994年，位于十里窑场的耀州窑博物馆建成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成为北方青瓷遗址保护、文物陈列展示、耀瓷文化研究的典范，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

传薪火，甘为人梯

央视《大家》栏目制作耀州窑《残瓷寻踪》访谈

文物考古研究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需要几代人的接力奋斗，需要业内人士、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需要集体智慧的同频闪耀。禚先生在忘我奋斗之际，时刻不忘文物考古工作亟需的考古发掘、修复、绘图、整理、研究人员和文物保护展示宣讲人员及陶瓷工艺的传承者等的培养指导工作。

早在玉华窑、黄堡耀州窑考古发掘期间，禚先生忙里偷闲，利用晚上、下雨天为“亦工亦农”和年轻的省市考古专业人员进行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物修复和耀州窑从唐至元各时代器物特征和制作烧成工艺的发展与区别等方面的知识讲授。通过专业知识讲座和实地教学，边学习边实践，一些缺乏文博考古知识的队员很快提高了专业理论和技能水平，较好地开展了各项文博考古工作。禚先生时刻不忘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在考古工作站和耀州窑博物馆，曾多次进行中国古陶瓷和耀瓷的鉴定教学，还担任了国家文物局咸阳培训中心和西北大学、西安交大、陕师大、西安美院等院校的陶瓷鉴定课和十多名国内外的硕士、博士的指导工作。她多年来一直精心指导省考古所和耀州窑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撰写文博研究文章，携手一道撰写考古发掘报报告，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专业论著。昔日的“学子”，已成为铜川文博事业发展的奠基者，有的走上文博工作领导岗位，有的成为文物考古研究专家，其中光省市考古专业人员获得高级职称就有十多人，为铜川文博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日本讲演耀州窑考古发现

近十年来，禚先生走出办公室，离开研究所，走进陕西科技大学、铜川陶瓷科研所，走进陈炉陶瓷厂、耀州窑文物复制厂等科研院所、耀瓷生产第一线，授业解惑，指点迷津。如今的禚先生已成为西北大学、陕西科技大学、深圳大学艺术学院、上海金城文博学院的客座教授，频频受邀到日本、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际和地区讲学传业，为国家和世界培养出了一大批陶瓷科研人才、陶瓷工艺大师、陶瓷创业能手。

为了振兴铜川市陶瓷业的发展，提高当代耀瓷的知名度，在她的宣传、推荐、力主下，铜川市的唐宋陶业公司被评选为“当代十大名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事事要躬行。禚先生为了给国家陶瓷工艺大师写篇文章，不嫌其烦，广泛查阅文献资料，深入实地查看，遍询陈炉、黄堡等制瓷企业，详细了解学生家中瓷坊的发展历程。历经了解，悉知这家制瓷已久，其祖父是民国时期的改良派，曾打破“三行不乱、四户分离”旧制，其家瓷坊还是改革开放后铜川第一家制瓷作坊。文短情长，却饱含了先生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高度负责态度。

2018年夏天，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员王芸博士慕名到耀州窑博物馆，向禚先生请教青瓷文化研究知识，一学就是20多天。回国后，王芸博士撰写了“致敬宋瓷文化的解密人”的实习感言。长篇感言由衷地写道：“感谢禚振西老师为我点明考察方向和悉心指导，并对我诚恳地提出希望，希望我坚持实地考察窑口，学习宋代各窑口独具特色的时代文化性，这一点也是对我学习方法的肯定和指导。耄耋之年，轻松之姿，榜样如炬！”短短数语，饱赞了先生独到的授业方法、高尚的师者风范，架起了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民间桥梁，不啻为中加两国文化交流的时代佳话。

与儿子杜文在铜川陈炉窑考古调查

知先生者谓先生心忧，不知先生者谓先生何求。2000年秋，62岁的禚先生带领自己的孩子，开始了陕西地区古瓷窑遗址的自费考察，用了4年的公休、节假日，深入陕北、关中、陕南三秦大地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40多个窑口。尤其是发现澄城县尧头窑，倾力撰写了6篇考察研究报告，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掀起狂热的尧头窑考古研究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尧头窑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开展。如今尧头窑遗址已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此次之行，禚先生深感慰藉，她的儿子因此次窑口考察之行痴迷上了文物考古研究工作，历经不懈努力，先生之子已成为陕西文博工作的佼佼者。此次之行，意味深长，先生实现了让儿子致力文博事业的心中夙愿。先生献了青春献子孙，为文博事业聚才、为国家发展聚力的良心可鉴，高山仰止！

主持编写的部分成果

和风浩荡，漆水泱泱。半个世纪以来，禚先生倾力躬身考古发掘工作，不懈致力文物考古、遗址保护、传承发展的研究工作，呕心沥血撰写研究文章。目前，由她主持编写已出版的《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立地坡·上店耀州窑遗址》等考古报告以及《陈炉耀州瓷精粹》《中国耀州窑》图录和《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日文版《耀州窑瓷》专著达8部，发表专业论文近200篇，其中，荣获陕西省历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次、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8次、三等奖5次、陕西省文物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已成为中国考古报告编写著书数量最多的一个人。煌煌学术著作，已成为当今研究耀州窑文化、考古发掘文化、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指导文物工作开展的母本，成为文博人才培养的宝钥，这些珍贵的学术研究成果已被录入高校教材。字字珠玑，句句要义，凝聚了先生60年的智慧和心血，已成为先生勤学善思、学以致用、甘做人梯的真实写照。

感恩情，砥砺前行

陈炉窑调查

1998年5月，禚先生从省考古研究所退休，作为一般人来讲，颐养天年，享受晚年时光。但禚先生退休不退岗、退休不褪色，依然坚守在耀州窑博物馆，常年居住在耀州窑博物馆工作室，担任起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担当起耀州窑遗址全面考古研究工作，开始了她耀州窑考古研究事业的再度起航，这一干就是22年。

2002年3月，禚先生再度领队，与耀州窑博物馆有关人员共同主持陈炉地区立地坡、上店、陈炉三大窑址考古工作。三大窑址地形复杂，间距7平方公里。为了尽快完成考古发掘，向世人澄清耀州的文化脉络，考古队一个月跑遍了窑场遗址所在地及其周边山地的梁峁沟坎，每天步行数十里，勘察出陈炉窑场烧造区14处、立地坡烧造区13处、上店窑场烧造区6处，发现了三大窑场30多处烧造区，采集到各时期瓷片标本1万件，抢救性征集了一大批明清和民国时期陈炉地区烧造的瓷器。2004年，她牵头编写出版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诠释了黄堡耀州窑中心窑场东移的时间和路线问题，确立了耀州窑1400年的烧造辉煌史。

耀州窑陶瓷展赴山东展览时接受山东电视台访谈

让耀州窑走得更远，让世人爱上耀州窑。禚先生在致力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之时，不遗余力的让耀州窑发扬光大，积极投入到耀州窑珍品巡展活动中，参加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日本的大阪、爱知县、萩市3个城市博物馆举办的耀州窑陶瓷展。近年来又参加了在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北、甘肃、山东、宁夏、广东、北京等地举办的耀州窑瓷展，并在这些办展的博物馆进行了耀州窑和耀瓷的讲座，将耀州窑的影响发扬光大，多方位地展示和传播耀州窑的考古成果和耀瓷所代表的优秀中国文明。

路漫漫其修远兮，逐梦之行不曾停兮。在漫长浩繁的耀州窑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征程中，禚先生不知疲倦，不畏艰辛，铿锵前行，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先后被授予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鉴定中心顾问、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名誉理事、景德镇东方陶瓷研究会顾问、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铜川市荣誉市民、陕西建国50年十大杰出妇女代表、铜川市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知名专家，已成为陕西文化旅游界的骄傲。然而，先生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没有畅享奋斗带来的荣光和美好。

铜川建市60周年杰出贡献人物表彰

先生常常讲：“我时刻感恩耀州窑，是耀州窑成就了我，耀州窑的博大精深让我今生念念不忘。现在所获得的荣誉让我很不安。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团队的功劳，我不应该一个人来享受现在的学术成就。几十年来，省市领导、各界群众，特别是耀州窑博物馆的领导和同事给予我很莫大的帮助和支持，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要坚守初心，努力为耀州窑发展竭尽所能，用有限的时间多做些事情。”

先生常常讲，与她在耀州窑共同奋斗了14年的爱人在临终时曾嘱托“要抓紧！我们要对得起耀州窑！对耀州窑的研究不能画逗号，也不能画分号，你要想尽千方百计，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画上句号。”“他的嘱托和愿望我永远也忘不了，我要努力去完成未竟的工作，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同心同力为耀州窑历史的精彩和今日的传承尽力工作”。

今年，在市政府领导的关注下，在市文化和旅游的积极努力下，禚先生牵挂已久的耀州窑陈炉窑址和玉华宫肃成院考古报告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禚先生激动不已，夙夜未眠，她动情的说道：“有愧耀州窑、玉华宫肃成院考古发掘的同志们，他们不畏艰辛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我却迟了这么久才编写考古报告，我要以百倍的努力高质量地完成报告编写工作，告慰曾经考古发掘工作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让耀州窑、玉华宫肃成院真实的历史风貌走进国人的视野。”

禚先生，以60年的践行，完美诠释了用心守望耀州窑、为耀州窑驰而不息奉献的一生，实现了坚守初心、努力奋斗、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崇高理想，彰显了一名有3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高尚品质，为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增添了一抹绚丽的霞光。

富平科普2023-03-07

陕西：馆城融合焕发古都精气神

近年来，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频频出圈，到无数个新颖、奇特、小众的博物馆纷纷亮相，西安“博物馆之城”建设不断释放创新活力。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走进博物馆，我们可以触摸沧海桑田、乡愁记忆、城市流年。综合看来，西安的博物馆，至少可以总结出五大特征。

一是类型齐全。西安有159座、40多个类型的博物馆，可谓中华文化的“百花园”；

二是惠民务实。西安博物馆免费开放比例达95%以上，全市平均每8.28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三是体系完备。西安博物馆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行业博物馆为骨干，民办博物馆为补充，量大面广有景深；四是布局合理。

主城区整体集中、城郊局部分散，形成了北部自然科学区、主城区历史文化区、南部自然民俗区三大博物馆区块，与全市文化旅游“一核两廊八板块”的发展格局相对应，与“南控、北跨、西融、东拓、中优”的空间发展战略相呼应；五是融合度高。

“馆城融合”是动态过程，博物馆与西安血脉相依、荣辱与共，博物馆已经成为西安城市文化的有机构件。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打造“博物馆之城”、深化馆城融合，西安责无旁贷。

深化馆城融合的根本要义在于，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深化馆城融合的理想场景在于，实现博物馆与历史街区、城市景区和现实生活有机融合、相得益彰。

深化馆城融合的有力抓手在于，牢牢扎根城市文化、深入挖掘城市根基、认真诠释城市内涵，突出西安特色、讲述西安故事，做好活化文章、彰显老少咸宜。

可以预见，深化馆城融合，不断创新博物馆与城市高质量发展“良性互融”的新方式、新路径，就能有效盘活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焕发千年古都精气神。

搜狐网2023-03-14

临武：追寻历史真相 探秘渡头古城遗址

漫漫历史长河，掩盖了许多先辈们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痕迹，而考古则可以通过实物洞见历史的真相。在临武县，因为渡头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原本争议不断的古代县治地址变得有据可考。近年来，随着“渡头古城邑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专家们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后世的人们能够穿过历史的迷雾探究真相。

渡头古城遗址位于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武水河南岸，距离县城大概有13公里，是一座以渡头古城为中心、周边环绕大量古墓葬的古城邑聚落遗址，距今大概有2000多年的历史。遗址原本被茂密的马尾松、樟树等灌木所覆盖。

遗址发掘现场。

在1986年全国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发现，1989年—1990年，县文物管理所对城址进行了复查，在城址外围发现护城壕、椭圆形台，在北面城墙外围发现有较多的秦汉时期绳纹板瓦、筒瓦残断，并初步认定古城基本为长方形，夯土城墙残高3～7米，长约130米，宽约120米，主体面积15600平方米。自2016年12月起，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组织专业考古队对渡头古城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陈斌表示，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经历八个年头了，现在的收获就是对这个古城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

考古工作人员收集散落民间的文物。

遗址中出土遗物较丰富，有陶器、青瓷器、铜器和铁器，以陶器为主，其次为青瓷器。其中出土陶、瓷器文物标本50余件。经专家考证，渡头古城遗址采集的板瓦和筒瓦与中原地区西汉时期板瓦、筒瓦的纹饰、质地以及形制基本相同。采集的个别陶罐口沿、细方格纹和圆圈纹等均与广州汉墓西汉时期同类器基本相似，而陶钫是西汉时期比较常见的器物。

出土文物陶瓦。

在渡头古城遗址文物的库房，这里是琳琅满目的古文物，这些文物里面，其中的人面瓦当成为了考古工作人员们鉴定该遗址年代和作用的重要线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陈斌介绍：“它很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这个是东吴三国时期的。因为在三国时期，东吴会用这种人面瓦当，在东吴管辖的范围，比如说在武汉，南京，大量发现这种瓦当。当然，我们渡头那个古城遗址也属于东吴时期的管辖范畴。”

人面瓦当。

“它是用在什么建筑上面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陈斌:“我们基本上认为它是用在比如说政府，或者比较高等级的地方，不是平民老百姓常用，等于是过去的县衙或者更高级一些的建筑。因为我们在临武，只有在这座城里发现，说明这个城它可能就是县衙。"

考古人员根据城址外围出土的半两钱和大泉五十以及城内外均不见两晋以后的遗物推断，渡头古城址应始建于秦代至西汉早期，一直使用到东汉，东汉之后就被废弃了。2022年3月—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继续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共布设5×5米探方16个，揭露灰坑53座，灰沟9条，排水沟1条，房址3座，柱洞45个，水井2口，进一步还原了当时古人们的生活环境。

渡头古城遗址古水井距今约1800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 陈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水井，这个水井比较特殊，它是一个砖井，它是我们目前通过发掘，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先挖一个圆形的土坑，然后再往下挖到底，目前挖了有13米。他挖到底以后再从底部用砖砌，它是两块一层一砖，就是我们说一钉，一顺一丁这样砌上来的。距今大概有1800年左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 陈斌：我们发现这个城址有房子、基槽，基槽里面一直在延伸，里面都有垫砖，除了这个地方有垫砖之外，基槽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前面还有，这里是一直延伸过去的，这个井应该是在这个房子的北侧一端，在房子里面。这边有小碎石铺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揭露的这个区域，能了解一个建筑，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出土文物筒瓦。

据了解，渡头古城遗址是我国湘粤古道上仅有的一处保存完整的古城邑聚落遗址，年代明确，使用时间长，它的设立与使用，为湘粤古道的开发以及维护大一统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了安全保障作用。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渡头古城遗址项目负责人陈斌：第一个是历史价值，临武当时说，西汉到六朝时期的是县城、衙府城、县治在哪里，其实是有争议的，我们现在把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争议、毫无疑义。像现在的城市一样，每个城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发掘与考证，考古人员确认渡头古城遗址是临武汉至六朝时期的县治所在地，也是汉、越民族文化重要的物质载体，为研究古代南方边疆地区的人口迁徙、民族融合以及华夏民族文化多元一体进程提供了珍贵资料，也让临武成为湘南地区文化的一颗“明珠”。

考古的意义，并不只是为获得惊世文物，而是要理清这些遗址和文物背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脉络，这是对中华文化最大程度的解读、还原和传承。

红网2023-02-23

陕西考古：助力中华文明探源 再续“承古开今”新篇章

过去的2022年，陕西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书写着证古启今的历史新篇章。近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获悉，蒋刘遗址、太平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等11项重要考古发现已被公布为“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

一年以来，陕西石峁、太平、西头、周原、秦雍城、秦始皇陵、秦咸阳城、栎阳城、下站、汉长安城、汉霸陵、隋唐长安城、清平堡以及石窟寺等20余项主动考古项目持续开展，发掘面积近万平方米，发掘各类遗迹百余处。石峁高等级贵族墓地、太平龙山时代环壕聚落、西头西周时期大型城址、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重要发掘、清平堡长城遗址等刷新着考古界的认知，成果显著。

史前遗迹 探寻中华文化起源

在“2022年度陕西重要考古发现”中有多处史前文明遗迹，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提供更多佐证，也进一步明确了陕西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区域的历史地位与考古意义。

陕西泾阳蒋刘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仰韶晚期的环壕和墓地，另外还发现灰坑、陶窑、房址等遗迹100多座。

“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王红英表示，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

“宝鸡的仰韶晚期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的发掘是关中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地区时代最早的排房建筑，在其之后的排房要到龙山时代晚期山西碧村遗址、临潼康家遗址、泾水流域打石沟遗址中才出现，其发掘是研究仰韶晚期宝鸡乃至关中地区房址的建造方式、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材料。”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胡望林表示，此次发现的5座地面式排房建筑遗址，总面积108平方米，平面呈长方形，房址建设时原始地表经平整处理，房屋地面经料姜石粉末涂抹处理，先后有3层，表明曾反复使用。

“成排墓葬及围绕墓葬所建的整齐石墙表明石峁文化的高等级墓葬已有成熟的规划意识和墓上标识性建筑，具有墓园的雏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邵晶表示，石峁遗址皇城台高等级墓地目前已发现确认石峁文化时期墓葬19座，其中土圹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墙多道，确定为一处高等级贵族墓地，为目前所发现等级最高的石峁文化墓葬。

太平遗址确认为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年至3700年。遗址内发现形式多样的居住建筑，表明史前先民已拥有高超的建筑技术。

“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表示。

持续发掘 遗址考古再添新彩

对遗址的长期不间断发掘或阶段性再发掘，让其面貌渐趋完整和清晰，往往随着挖掘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总有喜人的新收获。2018年就开始发掘的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经拉网式区域性系统调查，确认西头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为探索周文化起源与早期发展提供了新基点，也为寻找文献所记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

秦兵马俑名扬中外，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发现陶俑、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共计千余件（组）。第三次发掘的一些重要发现也刷新了人们的认知。无论是俑坑建筑结构、俑的等级与军阵、车属遗迹方面，还是武器装备、陶俑制法方面，都使考古人员的认识更为明晰，尤其是彩绘保护与文物修复取得新突破。

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围沟1处。考古表明，该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应是一座大型独立墓园。

“围沟内已发掘217座十六国北朝至唐代墓葬，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有着明显的规划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间距基本一致，应为一处有规划的独立的大型墓园。”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柴怡介绍，北城村墓群具有完整围沟，围沟内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齐，延续时间较长，但发现的陪葬品较少，使其具有强烈的独特性。其性质可能为北朝时期前所未见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类特殊身份人群的集中丧葬地。

此次考古对研究北朝时期墓葬形制演变、墓地规划设置和相关祭祀制度及该时期人群构成、民族交汇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文化传承 融合交流辉映古今

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同时也是明蒙之间互市的场所之一。考古发掘对城内展开了全面勘探。“通过考古发掘，对清平堡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结构、保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定位是兼具军事和商贸二重功能的，营堡内及周边发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显应宫清理出土的典型蒙古服饰泥塑与典型汉族服饰泥塑则体现了北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于春雷表示，营堡外侧与护城墩并立的寺庙，也进一步说明以清平堡为代表的长城遗址在使用过程中具有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功能。

严公贶墓出土柳公权撰并书严公贶墓志

柳公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也是“唐书尚法”的突出代表之一，其书法名扬天下，以至“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唐严公贶墓出土的一方墓志被证实为现存唯一经考古发掘、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并书的墓志。

“该墓志不仅补充了缺载的严公贶生卒年份、仕宦经历等信息，完善了冯翊严氏家族谱系及其与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也为研究柳公权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陈徐玮介绍。

该墓志长76.7厘米、宽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线刻十二生肖，兽首人身，每面3个，墓志正面阴刻正书42行，满行45字，共1769字。墓志中对严公贶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详细记述，为严公贶逝世后，长子严脩穆请其舅柳公权撰、书，此时柳公权已71岁，尽显其书法造诣，为现代书法艺术提供借鉴与参考。

“陕西2022年完成配合建设工程考古项目1100余项，发掘古墓葬、灰坑、房址等遗迹1万余处，遗址近6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约5万件（组），蒋刘仰韶大型环壕遗址、柳公权撰书墓志、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等重要发现使古代历史风貌重回大众视野，也为政府规划决策提供了依据，取得了良好效果。”陕西省文物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魁英说。

中国文化报2023-02-17

这规划、这引水，5000年前的 石家河古城有多先进

30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因山势而建，南北相连、独具匠心；3条水系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可防洪蓄水、灌溉农田。记者22日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最新成果，新发现的大型城址及城内水利系统，将进一步深化对石家河古城以及长江文明的认识。

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界前辈严文明、赵辉、张弛等在石家河开展系统考古发掘，随后公布该遗址为一处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推断为距今约5000年的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聚落。此后的30年间，对于石家河古城遗址的研究从未中断。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天门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对石家河古城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其间，当地遭逢大旱，石家河古城的护城河以及遗址范围内的稻田、水渠等基本干涸，考古队对石家河古城布局以及城壕、外郭城和水利系统等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

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确认的石家河古城东、北城墙与1992年公布的西、南城墙可以基本衔接起来。城墙宽80米至100米，宽而坚实的城墙，可应对南方雨水多的防护需求，并具备了一定的规制。城墙依自然岗地与山势而建，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匠心。保存较好的一段京山坡城墙朝北向的坡度较陡，具有明确的防卫目的。

史前大型城址一般由内城、城壕、外郭城组成，石家河古城是否存在外郭城？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石家河考古发掘的参与者，方勤带领新团队寻求答案。

2022年9月以来，经大量实地调查、勘探及局部试掘，考古队发现，沿城壕外侧分布着一些高岗，连起来大体绕城壕一圈，且与石家河古城属于同时期文化遗址，由此认定为石家河古城的外郭。“外郭是古城的附属设施，和城壕一样，有拱卫古城内城的功能，是石家河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勤说。

考古队据此确认，石家河古城城壕内面积为224.8万平方米，包括新确认的内城面积177.5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总面积为348.5万平方米，在1992年发现的120万平方米城址的基础上，提升了一个量级。石家河遗址确认为长江中游同期最大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规模相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对北城墙严家山段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堆筑的土方含有石块，石块大小不一，直径在20厘米至40厘米左右。石块以含硅质岩、石英碎屑的灰白色白云岩为主，部分石块有明显的取料切割和加工痕迹。这与浙江良渚筑城时铺石头类似，是长江流域平原地带筑城时为了加固墙体采用的做法。

石家河古城位于岗地上，地势较高，用水如何解决？考古队探明，从大洪山南麓到石家河古城北部有3条水系、2座拦水坝，并初步厘清了其水利系统——引河流进入护城河、外郭城上修建堤坝以缓冲抗洪、城内兴建小型水库蓄水抗旱、引水入内城以满足农业和生活用水。

同时，考古队在西河附近发现一大片低洼地，与西城壕水源相互利用，推测这一区域为稻田所在。石家河古城遗址发现大量的相关遗存，也是发达的农耕文明的佐证。

“这些新发现均反映了距今5000年的长江流域先民对于水资源的管控与利用，进一步深化了对长江流域古城城市规划和布局的认识，是长江水利文明发展高度的体现。”方勤说。

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授史良胜曾参与石家河古城遗址水系的考古工作，他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着重分析石家河的古水系和现代水系的泥沙颗粒物，进一步还原石家河城址古水系的分布及历史年代。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曾发现大型祭祀遗址、大量精美玉器、大批量生产的红陶杯等。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指出，最新确认的石家河大型城址，进一步佐证了石家河在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中的主导和引领地位，见证了长江中游不断与其他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交流、融合，最终融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廊坊日报2023-02-28

两会声音｜迟子建：集束打造城市历史文化的靓丽名片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如何在城市发展中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迟子建带来提案，建议整合历史文化街区资源，建立数字化联盟，促进各地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化、协同式发展，提升中华传统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力，积极带动文化旅游业全面发展。

关于整合历史文化街区资源，建立数字化联盟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迟子建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具体看法：

一是有利于促进各地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化、协同式发展。2020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让迟子建印象深刻。她谈到，许多国内知名景区已初步完成旅游资源的数字化工作，但对于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历史文化街区而言，互联网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度还不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比如，历史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相对分散，各街区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不同历史文化街区的主题特色不够鲜明等。建立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化联盟，有助于打破传统认知壁垒，通过学习借鉴先进的发展模式，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和经验共享，促进各街区间的整体化、协同式发展。

二是有利于提升历史文化的传承力，促进各民族间的互信与融合。历史文化街区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多设有特定场景和时段的现场表演，能较直观、完整地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但迟子建表示，由于受场地、时间和表演方式等方面的限制，此类文化活动的传播力往往不够广泛。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数字化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由此，她认为，建立各历史文化街区的数字化联盟，通过技术手段，将历史事件、民间故事传说、民俗文化传统等进行场景影像重现，实现网上观看，能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历史文化的传承力度，促进各民族间的互信与融合。

三是有利于带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化联盟，将街区生动地还原到互联网上，针对游客的兴趣点推荐路线，提供个性化方案，能够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受。迟子建谈到，尤其在节假日等旅游高峰时段，通过数字化联盟，也便于对游客进行有效疏导，避免超出街区的承载能力，能够优化公共服务，进一步促进和带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据此，围绕建立历史文化街区数字化联盟，迟子建提出了三项具体建议：

首先，由文旅部等相关部门牵头，构建省级统筹建设与管理机制。迟子建表示，组织力量深入挖掘街区所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加强对各街区一类建筑和不可移动文物等的梳理和保护，丰富沉浸式消费体验业态，优化历史文化街区的旅游配套服务，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统筹推进各街区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提升街区的整体活力，集束打造城市历史文化的靓丽名片。

其次，打造数字化联盟资源服务平台。大力开发数字化应用场景，提供场景地图、语音讲解、线上体验式历史文化展厅等服务功能，实现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数字化呈现。迟子建认为，通过手机APP或扫描二维码，实现掌上浏览，可使远在千里的游客足不出户便能感受街区的历史记忆和城市魅力，也能为科研和学术工作者提供相关的史料参考。同时，开通街区文创产品、特色食品等线上购买渠道，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遗产，以此激发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第三，要加强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品牌宣推工作。迟子建还告诉记者，我们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应该充分发挥广电传媒、新媒体等作用，依托央视和各大网络视频平台，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公众参与度高的文旅活动，如推出《中国历史文化街区大赛》等，在提升各历史文化街区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受访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

中国作家网2023-03-10

《天津的近代》：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探讨

吉泽诚一郎撰写、万鲁建翻译的《天津的近代：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终于面世了。吉泽诚一郎教授这本论著的日文版是2002年由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的，距今已经二十年了。该书出版时，即得到作者的馈赠，我立即研读了全书。如今，吉泽君这部论著中文版的问世，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与吉泽先生不仅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而且是长期进行学术合作的同仁。

20世纪90年代初，我经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的介绍结识了即将博士课程修成的吉泽君，当时他专门以近代天津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我参加了几次相关的讨论会，对吉泽君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了解。1991年，在日本我还与吉泽先生等日本学者组建了“天津地域史研究会”。该研究会聚集日本对中国史，特别是天津历史颇有研究和兴趣的学者，每年开一次以上的学术讨论会，吉泽先生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还共同撰写了《天津史——转型中的城市》，系统探讨了天津这个港口城市开埠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变化，吉泽先生撰写了第六章——“租界：微观的国际社会”，论述了天津各国租界的设立、租界内外国人的社会与生活、政治、民主等活动，触及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

20世纪末，我和吉泽先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日本文部省的项目：“20世纪前半期日本对华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影响”，这是一个由中日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21世纪后，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团队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世界经济史年会，又一起合作了三年。而且，我们还经常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不期而遇。三十多年来，我们曾经研究工作计划、讨论学术问题，交流观点和研究方法，也曾经一起实地考察、饮酒叙谈学问与生活，对吉泽先生的人品和学者风范十分欣赏与钦佩，是学术研究的伙伴和贴心的朋友。

研读吉泽先生的著作，以往的思绪与今日的感触交集，随之生成一些感想。

首先，对我触动最深的是“近代性”，也是吉泽先生在书中十分强调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着眼点。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内学术界正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讨论，城市史研究也是刚刚起步，尚处在探索阶段。就城市史而言，学者们就如何梳理研究城市史与地方史的趋同和差异进行论证，对很多概念尚不十分清晰，如“城市近代化”“近代城市化”“早期城市近代化”，甚至什么是城市化等等，近代城市史如何阐述，涵盖什么内容等也是众说纷纭。普遍认为，研究近代城市的发展与变化，需要论述西方器物、精神文明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带来的变化，要研究城市的近代化，总结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与规律，仍然颇具冲击与反应范畴的痕迹。

吉泽先生的专著则以“天津的近代”为主线，确有较为深刻的立意。其原创性就是，从天津开埠后诸多事件的视角，研究政府的城市管理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民族主义与爱国意识、文化启蒙、民俗变迁中的“近代性”。

专著没有将一些新的现象用预设的固化、简单、抽象的概念以近代化进程统而贯之，而是通过对运动和群体事件、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灾荒与应对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抽离出在政治、社会、国民意识、民众文化的“近代性”。

同时，在关注传统的延续与差异的基础上，论证新与旧、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分析其变与不变，总结中国近代的发展与变化。

而且，吉泽先生通过对城市迅速发展带来的政治结构革新、社会统合和文化变革的研究，认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和分离，是清末以后的时代特征。

这些，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具有指导性，推进了城市史的理论构架的初创，对城市史的研究内容也有一定的指向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二十多年前以“近代性”为立足点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如同一股“清流”，学术界有关“近代化”与“近代性”的讨论随之而起，有助于近现代史研究理论体系的重构。

天津紫竹林教堂旧址，天津租界历史即开端于这一带。

其次，吉泽先生具有广域的视野和举一反三的研究路径。

该专著是从天津城市近代的变化入手，但作者的视野和研究初衷并非是一个城市，而是对中国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剖析，鞭辟入里，从现象直击演变的内核。比如，当时盛行探讨在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其作用和意义何在？

吉泽先生并没有囿于理论的探讨，也不拘泥中外的比较，而是综合分析团练、火会、善堂与20世纪以后的政治运动、群体活动、各种团社在一些事件的面相，深入探讨城市管理机构和民众在地方防卫、社会统合等方面的行为与价值判断的变化，以及所谓“爱国”等理念的初成。再如，研究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并没有限于机构的创建、结构的革新，而是从地方自治、社团、法治和捐税等角度，探究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其中体现的公共性和公权力，以及公权力沿袭与下移的趋势。

这些思路和观点，具有前瞻性和指向性，也启发我的研究思路，比如开展中国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制的研究，探讨城市捐税与公权力的下移等等。

值得肯定的是，吉泽先生对中国近代诸问题的研究是成体系的，视野开阔，集腋成裘，在展现自身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构筑其观点和理论体系，旨在于逐步实现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该专著不仅将对天津城市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史、地域史的范畴，还有整体意识和全球史理念。

作者认为，各区域发展方向与方式的不一致，不仅有普遍的传统因素，亦源于自身的差异和国际性契机的相互作用。

专著以一定的篇幅论述政治运动、群体事件，以及文化启蒙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关系，梳理社会意识的归属与重组，明显地是在构思中国近代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的理论架构。

吉泽先生的观点和理论在以后的研究中越发的显现。如从地理、生态和交通发展的视角研究“西北”概念的演变，以论证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多样性；再如，研究清末以后爱国主义的缔造、抵制外货等政治运动等等。

吉泽先生的研究成果既传承了日本学者资料扎实和论据严谨的学风，又着力于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典范。

日本学者历来强调对史料的不懈追求，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每一项成果都可谓是集资料之大成。

吉泽先生得日本学者之精髓，该专著是日本学者严谨学风的完美体现。为了研究天津近代的演变，吉泽先生对中文、日文、英文资料进行了全方位的地毯式挖掘和整理，如赴英国查阅英国王家档案馆和亚非研究中心的档案、到台湾地区的“中研院”等，也不放过天津的旧书摊。这在二十多年前互联网尚不普及的状况下，其精力的付出是巨大和难以置信的。

所以，通过吉泽君的论著可以看到档案资料的系统、完备与详实，成为研究天津史的资料指南。更重要的是，吉泽先生的专著和研究成果十分注重理论框架设计与探索，十分注重理论层次的构建，明确地阐述对诸问题的看法与观点，进而形成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无意间读到吉泽先生一篇关于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论述清末剪辫论的文章，也是如此，既有几乎穷尽的资料展现，又从民族主义、爱国、男子发型、风俗等视角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研究特色。吉泽先生将严谨扎实的研究作风与不断创新的理论探索，合成了近乎完美的“自我”，这一点更令我刮目相看。

当然，作为吉泽先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出版至今已逾二十年，今天看来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比如，“近代性”在制度建设层面是如何体现的？区域或城市发展多样化形成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自然和人文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以及我一直都十分感兴趣的，各种运动和群体事件是否也有一些地域的特点，其中与政府行为是否有一定的关联。瑕不掩瑜，即便现在来看，仍旧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城市近代化著作。

澎湃新闻2023-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