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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绵延 古韵新生-北京以文物活化利用促高质量发展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北京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北京将文物活化利用作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途径，作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工作的有效抓手，在大力推进文物活化利用进程中，充分彰显大国首都的文化自信，走出了一条具有北京特色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宛如巨龙的长城、气魄宏伟的故宫、融汇古今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总量最多、最集中的城市，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以及“五四”以来100多年革命史所留下的大批文物，无疑是大国首都最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发展资源。

曾经，北京也有过大拆大建的惨痛教训：2005年北京老城308处名人故居中，有189处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且87处已被拆除。20世纪90年代，北京老城胡同有2257条，而到2003年，只剩下1571条。

加速文物腾退，加强文物保护修缮，立法保护老城风貌。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坚决落实“老城不能再拆了”的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保护、传承、利用好文化遗产，高质量推进中轴线申遗，推进长城、大运河两个国家文化公园和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三条文化带建设，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打造博物馆之城，合理利用好文物资源，实现文物保护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充分彰显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擦亮了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

一、文物活化利用事关“国之大者”

近年来，北京中轴线申遗驶入“快车道”，北京市实施的100多项文物保护工程，助力中轴线上的各类文物“延年益寿”。

其中，备受关注的太庙（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腾退修缮工作取得一系列实质性进展。2018年12月，太庙文物保护区内73户居民100%签约并全部实现搬迁；2019年5月，北京专门出台居民住房腾退后太庙保护利用方案，对腾退区域的保护利用、园林保护及环境整治进行整体设计；如期完成了享殿东西配殿、寝殿东西配殿修缮，有序推进戟门、祧庙、牺牲所等古建筑及汉白玉构件修缮工程。目前，太庙历史文化专题展布设工作已全部完成。

作为北京中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家档案库，皇史宬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藏书保护的优良传统和技术成就。皇史宬分南北两院，由于历史原因，南院成为居民居住的大杂院，院内违建、私拉电线等问题严重。2019年底，皇史宬文物腾退工作完成。修复后的南院将与保存完好的北院合璧，向世人展示独特的建筑魅力和文化风采。

调研组了解到，中轴线上一些高层建筑，如北海医院、天意商城等，在申遗中通过降层，让景观视廊更加通畅，文物的赋存环境因此得到极大改善。钟鼓楼和周围平房再现北京胡同四合院的肌理，老北京的城市记忆得到了留存。

长期以来，作为北京老城主要肌理的传统四合院地区存在人口密度高、风貌破坏程度重、居民生活现代化水平低等现实问题。北京着力创新文物保护模式，在为文物建筑解危解困的同时，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切实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使文物活化利用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屋外有花有草，家里全电厨房，生活有里又有面儿。”在草厂四条胡同，75岁的“老街坊”朱茂锦老人说，“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今天咱北京人的生活，那就是‘惬意’！”

在首都功能核心区，草厂胡同、帽儿胡同、雨儿胡同等大批胡同按照原有胡同肌理进行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缮，老胡同重现古朴风貌；拆除违建、架空线入地、见缝插绿，窄仄破旧的胡同日渐舒朗雅致；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现代化厨卫设施便利又安全。北京将城市精细化治理和社区共建相结合，城市更新与院落共生相衔接。老街坊们共享的，不仅是四合院，更是文物活化利用的“福利”。

作为北京市探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新模式的试点——杨梅竹斜街，改造过程中摒弃了以往大拆大建模式，最大限度保留了杨梅竹斜街的历史原貌，并联合设计师、规划师通过“节点式改造”与“在地再生”方式，为腾退空间引入文化创意项目，让近70%的老住户能够免于搬迁，长久生活于此。在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中，“胡同花草堂2017”项目通过建立“胡同花草堂”，改善胡同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让居民通过养花、种菜等方式相互交流、协作共享，修复与重建老北京胡同文化中遗失的意境。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易认为，北京在文物活化利用中找到了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的重要交汇点，使两者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将文物保护利用寓于新时代首都发展之中，成为诠释“如何正确处理好‘都’与‘城’关系”的生动实例。

二、文物活化利用成果丰硕

中轴线申遗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在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看来，北京中轴线长达7.8公里的空间里，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中轴线城市文化风貌，蕴含着从古到今劳动人民创造的动人的文化与历史。

北京以中轴线申遗保护带动老城整体保护复兴，遗产保护状况与赋存环境持续改善，取得全领域多点突破。钟楼、景山兴庆阁、正阳门箭楼等重点文物有序修缮，社稷坛、太庙、先农坛的核心区办公用房完成腾退，醇亲王府、贤良祠等文物移交和腾退事宜加速推进，钟鼓楼周边申请式退租和第五立面（屋顶）整治成效显著。

“中轴线是北京的城市脊梁，北京在中轴线文物建筑的活化利用上下足了功夫。”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吕舟介绍，为唤起北京老城晨钟暮鼓的时间记忆，鼓楼修缮恢复了券洞历史原貌，首次对公众开放，全新的数字沉浸展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探秘钟鼓楼和中轴线上“时间的故事”。

2022年10月1日，《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明确中轴线文物的所有人、管理人以及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的责任，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来。

随着申遗保护工作影响力不断扩大，百姓与中轴线保护的“亲密接触”越来越多——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北京雨燕分别列入2018年中考语文卷试题、2022年高考思想政治考题；首届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报名作品累计达35433件；文化音乐竞演真人秀《最美中轴线》借音乐助力中轴线申遗。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日益获得全社会高度认同。

历史文化金名片熠熠生辉。拥有长城、大运河等7处世界文化遗产，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始终是北京文物活化利用的“重头戏”。

疫情期间，北京箭扣长城修缮项目重启。此前，一批技艺精湛的老匠人参与了长城修缮，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为了克服疫情防控带来的不便，安全高效地把老匠人都请回来，北京对相关人员进行精准服务，通过定点接送、统一隔离、防疫培训、集中接送等多种途径，确保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匠人全部及时回到箭扣长城修缮现场。此举对于疫情下文化文物修缮项目有序科学复工，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年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八达岭长城被评为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以北京箭扣长城保护工程和八达岭遗产影响评估为代表的长城保护管理实践，为各国开展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大运河流经北京约82公里。千百年来，运河水汇聚于此，凝结成深厚的运河文化。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北京着力恢复和提升大运河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文化传承等功能，开启“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目前，“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已按历史格局完成了近3000平方米的提升修缮，再现“古塔凌云”的壮丽景观。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也是北京的著名文化符号，沿线汇聚了北京千百年来众多历史文化资源。2022年年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中的琉璃河遗址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利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三山五园”是世界造园史上的杰作，是中国文化被世界认知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走向世界，曾对欧洲园林产生广泛影响。近年来，北京通过“数字圆明园”和“三山五园国际巡展”等项目，加强了同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调研组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三山五园”地区水环境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破坏，一度出现缺水、水质污染等问题。如今，通过向圆明园及其周边补水的方式，北京实现了区域内的水系连通，进而恢复海淀丰沛的历史水系资源及“三山五园”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的自然风貌。伴随着未名湖邂逅“荷塘月色”的佳话，圆明园地区再现昔日“蜿蜒清澈”“河湖遍布”的胜景。

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日渐挺立。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北京对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共31处进行保护修缮，迄今已接待近200万人次参观。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双清别墅、来青轩等8处旧址进行保护修缮，建成香山革命纪念馆，推进清华园车站旧址腾退保护，做好“进京赶考之路”保护利用工作。

近年来，北京将赓续红色血脉作为首都重要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全力推进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打造建党、抗战、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

通过深入实施红色文化立体传播工程，北京综合运用影视作品、歌曲戏剧、融媒体产品等形式讲述革命故事。建强用好42家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65家市级基地，使红色资源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景课堂，成为全社会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双奥”遗产后续利用作出表率。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第一个“双奥之城”，北京以讲好“双奥之城”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抓住筹办冬奥重大机遇，推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开放合作、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走向世界，引发广泛共鸣。

奥运遗产的后续使用，属于世界难题。北京超前谋划“双奥场馆”智慧转换和新建场馆建设与使用，将赛时需求与赛后利用统筹考虑。在首钢转型实施阶段，老工业厂房被改造成冬奥场馆，首钢滑雪大跳台与周边首钢园区的工业文化遗址、石景山山水和谐相融。在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首钢园三高炉南广场迎来北京时装周首秀，“冰墩墩”“雪容融”裸眼3D视频首发，焕新升级的首钢园展区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钢片区已从过去高炉林立的形象嬗变为具有活力和现代特色的跨界融合都市型产业区代表，为工业遗产的规划与传承树立起卓越标杆。

三、创新机制护航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围绕文物活化利用，北京在顶层设计上不断突破，在中央部门支持下，建立起了一套具有创新性且切实管用的机制。其中，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牵头推进作为最关键的两大机制，成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事业平稳前行的“压舱石”。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协调机制。依托首规委协调机制，北京与中直管理局、国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建立了联席合作机制，围绕新版城市总规和核心区控规的要求，以中轴线沿线、中南海-长安街周边等为重点，共同解决文物腾退与活化利用、在途项目审批等重点难点工作，持续推动太庙、社稷坛、天坛、北海、大高玄殿、皇史宬、景山寿皇殿等重点文物腾退取得实质性进展，集聚宣传、文化、文物、住建、规划、发改等中坚力量，纳入中轴线申遗保护、三条文化带建设的管理体系，构建多部门参与、协调联动的大保护大发展格局。

充分发挥首规委职能作用是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纾困局、解难题、开新篇的“关键一招”。依托首规委机制，央地、军地协调联动，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文物的共识不断增强，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凝聚起文物保护利用的“最大公约数”。

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过程中，北京设立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协调各方资源力量，共同推动文化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解决了一大批瓶颈问题。

调研组认为，在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机制的组织调度下，北京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文物事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目标一致、全面兼容，实现文物活化利用与国土空间规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多规合一，聚焦文物+城市更新、文物+科技创新、文物+数字经济、文物+国际传播，形成一批示范性成果。

如今，北京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物活化利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覆盖全面、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的政策体系，先后出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年—2035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规划性文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基础上，为稳妥推进文物活化利用构建了一道“护城河”。

四、北京文物活化利用的启示和展望

从文化维度锚定“看北京首先从政治上看”的首善标准。北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老城保护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文物活化利用对做好首都文化这篇大文章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一系列实践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推动文物活化利用的过程中，北京始终注重统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文物活化利用中得到鲜活印证。

调研组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北京还应进一步探索老城保护和有机更新相衔接、内涵挖掘和活化利用相统一的路径，实施好首都核心区控规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发挥文物滋养心灵振奋精神巨大作用，凝聚奋进新时代磅礴力量。北京立足四个文化资源禀赋，以文物活化利用作为重要抓手，依托文物有形和无形双重属性，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引擎，又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深厚而长久的心灵滋养，为文明交流互鉴积蓄动能。以文物工作为纽带，让活化利用成果惠及群众，画好最大同心圆，激发人们传承文化“学起来”“保起来”“用起来”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坚定文化自信，迈向文化强国建设新征程。

推动老城焕发新活力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北京应进一步抓住以中轴线申遗保护带动老城整体保护重大机遇，加快完成太庙、先农坛、永定门等遗产点保护修缮及整治维修，确保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圆满收官。

充分发挥文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提振作用。北京注重将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文化资产。从较长阶段总体测算来看，文物活化利用不是财政的包袱，而是社会、经济效益兼备的“一着活棋”，是“投入小、产出大”“利在当代、益及后代”且能拉动关联产业增长的公益性事业。北京通过文物活化利用，不断打造高质量文化产品，体现文物事业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价值。

最近，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开展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工作的通知。调研组认为，北京文物促进高质量发展可提升空间还比较大，应进一步探索文物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式途径，增益旅游历史文化底蕴，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牛鼻子”，推动文物活化利用解题破局。文物保护不易，活化更难，破解体制和机制问题是关键所在。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一马当先，勇于先行先试，尤其是借助与中央单位沟通的首规委平台，依托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工作机制，通过与国家文物局的部市合作机制，不断破解困扰文物工作难题。加快推进中轴线申遗、重点文物腾退等重点工作，通过机制创新形成了央地（军地）协作、市区联动、多方参与、齐抓共促的生动局面，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活化利用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光明日报2023-05-11

烟台市博物馆高琳：“激活”文物，让孩子们与历史对话

这个“五一”劳动节，烟台市博物馆宣教部的工作人员高琳同千千万万劳动者一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度过。

记者昨日见到高琳时，她刚刚陪孩子们上完一节生动的“秀山画水”课。“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让孩子们自己构思，在特调画液中调配好颜料，充分利用纸的吸收性能，创作形状各异的图案。”她边喝水边对记者说，“一上午没喝一口水，得抓紧喝一口，一会儿还要收拾‘战场’。”

自2011年进入博物馆，今年是高琳坚守的第12个年头。为保证来馆游客能有良好体验，为擦亮烟台旅游城市名片出一份力，高琳放下两个年幼的孩子，选择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用精心策划活动、用无私奉献陪伴着每位来馆参观和参与教育活动的游客。不仅是“五一”假期，其他节假日同样如此。

从幕后到一线

她默默付出

高琳负责的工作很多：青少年活动的策划、后台管理、活动发布、教具材料采买、文博学堂的课程准备，还兼顾协调博物馆志愿者服务岗位的管理工作，分配岗位和沟通培训。

为工作，她付出巨大努力。以“识五谷，贴豆画”活动为例，要提前很久开始策划，多方咨询馆内文物专家和教育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了以馆藏文物“栖霞杨家圈遗址发现的长粒粳稻”为切入点，以展厅参观+小讲座+动手制作为活动形式。在展厅里，带孩子们观察三千多年前的农作物标本，近距离感受古人农业耕作的复原场景；在活动区，精心准备演示文稿和种子样品，教大家认品种，摸手感，闻味道；最后动手用五谷拼一幅精致的小画作为结尾。

“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比较完美地将农业历史与手工游戏相结合，让孩子们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养成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高琳说。

为大家舍小家

她始终无悔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了一个穿着烟台市博物馆志愿者马甲的小学生一直在忙前忙后，时而帮着分发材料，时而帮着其他同学完成手工。问起他的名字，他大方地回应着记者：“我叫颜秉熠，是芝罘区新海阳小学二年级二班的学生。”

正在这时，高琳来到他的身边，边搂着他，边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这是我的孩子。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我放假时陪不了他，很小时就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想到颜秉熠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常常利用假期主动跟妈妈来馆里帮忙。“我会在入口处协助观众取票，会担任小讲解员，我还被评为芝罘区优秀小小志愿者！”他自豪地说。攀谈中，记者得知他还有个三岁的妹妹，“等明年，我要跟她一起参加志愿活动。”

说起家庭，高琳有些愧疚，“别人家的孩子放假都会跟着父母出去游玩散心，我们就只能在馆里度过。儿子大了还好，妹妹很小就一直跟着家里老人，平时也是爸爸带着出去玩。”当记者问起是否后悔选择这一职业时，高琳坦言，“从没有想过这一问题。

我相信，付出会有回报，孩子们也会理解我的。”

参观学动手做

她全情投入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近年来，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愈发被重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孩子们的研学活动和社会实践渐渐多了起来，作为博物馆一线教育工作者，国家在政策方面的引导和鼓励，对高琳的工作产生了莫大的支持和动力。

她和其他同事一起，以馆藏文物为基础，充分利用馆内资源，把“参观学”和“动手做”相结合，策划了“幼玩·博物馆”“识五谷，贴豆画”“瓷画中国”“古风绒花”等活动。“每场活动，都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尽量摆脱以往博物馆内文物讲解比较枯燥的特点。”她说。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还会跟同事们一起，继续探索如何激活文物内在价值，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国风国潮红起来，用灵活深刻又有趣的方式向观众普及优秀历史文化知识，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引导青少年学习与传承中华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青少年。”她说。

劳动者说

我深深地记得《新世纪的博物馆》中的一句话：“若典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护孩子们天生的、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保护好孩子对人类世界的爱，带着孩子们一起探索真实世界，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教给孩子们真正实用的知识和能力，为他们开启探索创新之路打下基础。这是我身为母亲、身为博物馆教育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辛苦又甜蜜的责任。

大小新闻2023-05-04

国家典籍博物馆：邂逅多彩大明，品鉴万历文物主题特展

2023年5月10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在万历文物主题特展观览。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图正在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邂逅·多彩大明1573——万历文物主题特展”将一幅呈现万历年间社会风情与皇家生活的历史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

2023年4月28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在展览上欣赏出土于明十三陵定陵的万历帝服饰——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复制品）。自洪武到崇祯，明代共经历了16帝17朝，国祚之久仅次于唐代与清代。其中，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当数第13位皇帝万历帝朱翊钧，他的统治时间长达48年。在这期间，多变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商品经济，使当时的社会呈现出繁荣的风貌与多元的时代特征，极大促进了晚明文化艺术的兴盛。

2023年5月10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蹲着观看万历皇帝服饰“大碌带”，缝缀了20件嵌宝金饰件。

2023年5月10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在万历文物主题特展观览。据介绍，此次展览共分为“以礼永续”“物里乾坤”“放眼世界”三个单元，以明代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为原点，涵盖了明代宫廷礼仪、日常起居生活、外交贸易等内容，让观众在欣赏明代审美意境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明代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2023年5月10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在万历文物主题特展观览。步入展厅，观众绝对不会错过一口青花瓷大缸，这是展览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展品。青花云龙纹缸是一件陪葬品，出土自定陵，类似的器物还有两件，分别放在玄宫中殿万历帝及两位皇后的神座前。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口大缸是首次走出库房与观众见面。

2023年4月28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观赏展出的青花云龙纹缸。定陵出土了四顶皇后龙凤冠，分别是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和孝靖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其中，十二龙九凤冠（复制品）在展厅中惊艳亮相：龙凤交错，口衔珠宝串饰，之间还插饰着翠云、翠叶。数百年过去，龙凤冠依然不失富贵光鲜，尽显雍容华丽。

2023年5月10日，北京国家典籍博物馆，观众正在参观明代孝靖后凤冠“十二龙九凤冠”。展厅中，一顶金光闪闪的帽子独享一个展柜，彰显了其与众不同的地位。它的官方名称叫“金翼善冠”，是迄今为止我国现存的唯一一件帝王金冠，也是此次展览最珍贵的展品之一。

展出的“孝端皇后谥宝”。本次展览汇聚了多家文博单位共137件展品，涵盖种类包括皇家金银器、玉器、竹木器、织绣、书画、瓷器等，展现了明万历年间文化艺术与工艺水平的发展高度，以及皇家风采与社会风貌特征。特别是明十三陵首次展出体量大、规格高的精美展品，包括金翼善冠、金爵、万历款金箸等，堪称一场来自明代的文化与美学盛宴。4月28日起，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七、第八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将展出至8月29日。

澎湃新闻2023-05-10

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上）

预防性保护是根植于欧洲现代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土壤而逐渐发展形成的专业术语，为英文“preventive conservation”的直译。提及预防性保护，若无特别说明，一般指的是博物馆藏品/艺术品保护领域。1930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一届艺术品保护科学方法研究国际会议上最早明确了博物馆藏品预防性保护的大致工作框架1[1]，但当时还没有使用“preventive conservation”这一术语。基于笔者目前掌握的有限文献，博物馆领域于1970年代开始使用“preventive conservation”这一术语2[2]，考古遗址领域则于1990年代开始使用3[3]，而建筑遗产领域则是21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现今国际上在博物馆和艺术品领域已经构建了一套关于预防性保护的知识体系和规范性参考框架。而在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景观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预防性保护则是相对比较新的概念。

类似于当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有些相关做法则古来有之，结合西方遗产保护历史，也可以发现历史上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与“preventive conservation”相关的学术术语有很多，如：19世纪中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提倡的保养（Care)[4]、1950年代-1960年代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1906-1988）提出的预防性修复（Preventive Restoration)[5]、1970年代乔凡尼·乌尔巴尼（Giovanni Urbani,1925-1994）的计划性保护（Programmed Conservation)[6]、1980年代伯纳德·费尔登（Bernard M.Feilden,1919-2008）的预防性维护(Preventive Maintenance)[7]和1990年代末斯特法诺·戴拉·托雷（Stefano Della Torre,1955-）的计划性保护（Planned Conservation)[8]等。这些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不同表达，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遗产保护界的关注热点和学者所提新概念的缘由，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历史发展过程。2006年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作为专题研究获得欧盟第六科研框架计划（FP6）资助4,2009年“文物古迹遗址预防性保护、监测和日常维护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UNESCO Chair on Preventive Conservation,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of Monuments and Sites,PRECOM3OS）成立，这可视为是国际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里程碑事件，自此与此相关的国际-国家-地方-省市各个层面的研究课题、会议和相关实践项目都得以展开，其研究成果也不断呈现，逐渐形成了当今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体系，其概念和框架还在不断演变和完善。

2011年由东南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联合举办的“建筑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国家文物局、各省（区、直辖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以及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均有代表参加，借此机会预防性保护这个概念在国内建筑遗产保护的管理层和学术界内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于此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是非常有限，与此相关的实践也是处于摸索阶段。近几年，国家政策层面开始逐渐重视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问题，如《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实现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保障文物安全”，在2018年底修订的《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中则明确设立了“预防性保护”专项，这些为国内开展预防性保护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助力。但是总体而言，对于预防性保护，国内目前还是处于概念推广阶段。基于此，本文旨在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结合国际研究最新成果以及国内遗产保护研究、实践和管理现状，谈一下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工作的几点浅显想法，只期抛砖引玉，能够促进更多深入讨论、研究和实践。

基础研究

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和范畴研究

目前国际上关于博物馆和艺术品领域的预防性保护已形成基本被一致认可的定义，而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关于预防性保护的定义还没有统一，一来是因为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自然/人为环境更为复杂难控，面临的社会需求和使用方式更为复杂多样，二来是因为不可移动文物类型众多，如考古遗址、地下墓葬、建筑遗产（古建筑、近现代建筑遗产、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历史（城市/乡村）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难以用统一定义去界定。现今国际上就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景观的预防性保护的概念定义已经形成一些共识5[9,10,11,12]，但尚未有清晰明确的统一定义，学者们在讨论此类问题时也往往偏向于结合本国历史、文化、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等具体因素，就内容范畴和工作框架进行说明。

要给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还需要更多研究和实践的积累，然而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需要不断继续开展，特别是在知识碎片化、遗产保护专业化尚处起步阶段的国内，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显得迫切。在对此类定性问题进行研究时，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需要结合遗产保护整体框架进行界定，明确预防性保护只是保护框架下众多行动组合中的一个，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而全面理解预防性保护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大框架的角色定位，也才能更清晰准确地认知预防性保护概念之本质；二是明确预防性保护这一概念用于博物馆/艺术品领域和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历史文化景观等不可移动文物对象时面对的是不同问题，不可照搬照用，否则会带来很多困惑，也会使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三是不能照搬西方已有定义，尤其是不可移动文物领域，因为国内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型组成、结构材料构成和核心价值等方面，以及保护管理体制均与欧洲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对此类基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基于这些因素，国内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概念范畴研究时，首先需要明确预防性保护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大框架下的定位，目前国际上比较一致认可的是保护可分为预防性保护、补救性保护(remedial conservation）和修复（restoration）这三组保护行动6[13][14]，虽然西方各国在具体界定补救性保护和修复时往往有区别，但此三组行动的分类还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预防性保护的角色定位，因此需要结合国内文物保护行动的既有常规分类纳入和定位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行动；其次需要分别就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的内容范畴和工作框架进行分别研究，如对考古遗址、地下墓葬、石窟寺和摩崖石刻、古建筑、近现代建筑遗产、现代主义建筑遗产、历史文化景观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情况对工作重点进行界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综合各类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积累，剥茧抽丝地总结归纳出定义并纳入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最后还要注意遗产保护定义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遗产和保护的定义也会发生变化，预防性保护必然会跟着发生变化，但是不管怎样，预防性保护相对于其他保护行动，其基于长期愿景的前瞻性始终是其最大特性，因此尤其要以开放的发展观和与时俱进的态度去展开此类定性问题的基础研究工作。

结构和材料的损毁机理研究

我国绝大部分的不可移动文物，其结构和材料构成均有着极其鲜明的地域色彩，对不同结构体系、原始材料和传统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的工作基础。要实现不同种类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其中一项非常基础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技术分析方法，深入了解其结构和材料自然老化以及面对不同环境因素的损毁变化过程，只有掌握了其损毁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出前瞻性的保护行动安排。具体而言，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构造类型的结构和材料自然老化规律研究：对木结构、砖木结构、砖石结构、土木结构、夯土结构等不同类型的构造体整体及其不同组成构件和材料的自然老化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其使用寿命期限以及对不同“生命”阶段的常见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病害类型及其对应的损毁机理等方面。

(2）不同构造类型的结构和材料面对不同环境因素的响应机制和损毁过程研究：对木结构、砖木结构、砖石结构、土木结构、夯土结构等不同类型的构造体整体及不同组成构件的地震响应参数及其引发的破坏机制进行研究，如对垂直构件、水平构件、承重构件、连接构件等方面的地震响应参数的量化；对不同构成材料面对风沙、空气污染物等环境危害因素时的非结构性损毁过程及其随之而来的因材料力学发生变化导致的结构性损毁等方面的研究；对不同构造体的地基基础面对地面沉降、地下水系变化等环境危害因素时的损毁变化过程及其所引发的地面以上构造体的损毁问题等研究。

(3）除了对不同构造类型的原始结构和材料进行研究之外，还需要对在后期改造、加固和保护工程中所添加、修补或替换的新构件和新材料的自身老化、与原始材料和结构的相交或相斥性及其面对不同环境危害因素的损毁过程进行跟踪监测。

该部分的工作需要综合结构学、材料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基础研究成果和基本分析方法进行开展，可以从不同的具体个案着手，通过综合现场专项监测、实验室模型的模拟测试、力学计算等多种方式展开，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科学量化分析、确定各项风险指数（如地震脆弱性指数等）、各种病害生长风险的计算预策（如霉菌生长风险的计算预测等）以及实现降低其风险指数的保护设计方法和确定病害处理的手段、目标和控制等。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在经济学、环境保护学等学科均有比较成熟的应用，现今在博物馆/艺术品领域也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风险分析和评估方法体系7[15][16]，针对世界遗产的风险管理体系也已经逐渐建立，在考古遗址、建筑遗产和历史文化景观领域，均都将风险评估作为开展预防性保护的前提性工作之一，但尚未建立起如博物馆领域能够较为普及使用的评估体系方法，大多数都是在不同的具体项目中结合结构/材料损毁风险分析、环境风险评估以及借用博物馆领域风险评估的部分方法综合展开。如何建立针对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体系，以及如何与现有评估系统和方法相衔接都是值得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通常而言，风险评估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相关信息对风险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主要包括风险识别和风险影响分析两个方面[17]。基于此定义，再结合遗产保护领域的特殊需求，要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风险因素识别、分类和图示研究：可分为自然灾害风险、人为破坏风险和文物本体损毁风险这三大类，其中自然灾害风险因素主要和文物所处地理位置相关，文物本体损毁风险则与所处地理位置和本体结构材料构成相关，人为破坏风险则与日常管理制度相关，关于不同种类的自然风险因素可以通过GIS等工具加以图示，文物本体损毁风险因素则可以在精密测绘图纸上进行呈现。

(2）不同风险因素的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对于自然灾害风险因素的发生频率、可能性后果及其影响程度根据灾害史料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定性结论，但若要完全进行量化分析，还需要基于对文物结构和材料的性能以及面对不同灾害因素的易损性等方面进行实验分析和深入研究才能实现，这些都涉及到与结构和材料损毁机理研究的相结合，最终理想化的是能够量化不同结构和材料在应对不同自然灾害时的脆弱性风险指数及其分级，如砖构承重墙体的地震风险指数分级等。

(3）风险评估的图示方法研究：基于地理空间系统、建筑信息建模工具和数据处理模型等将从大范围地理空间到文物单体的风险评估工作利用不同层次的图纸进行呈现，如：基于GIS制定大范围地理空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自然灾害风险区划图以标出不同自然灾害分布、发生频率和影响范围等，基于三维建模和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等工具对文物单体面临的环境风险因素（如水气、植被等）的分布和范围进行图示等，也可以结合VR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更为生动的展示。

中国文化遗产2023-04-28

杜冠博：为文物考古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考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印象还是深奥的、神秘的、冷门的，有人甚至把考古和“挖宝”“挖墓”混为一谈。那么考古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田野考古发掘？都是什么样的人在从事考古工作？淄博日报融媒体系列报道《考古青年志》将走近淄博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的年轻考古工作者，听他们讲一讲“考古那些事”，让我们也一起感受淄博考古工作的青春力量。

　　2020年，杜冠博通过名校人才特招行动来到淄博工作，那也是他第一次来淄博。但在踏上淄博的土地之前，他却早已久闻她的大名。

　　作为齐国故都，这里地下文物埋藏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重要考古发现频出，是名副其实的考古圣地。转眼间，杜冠博在淄博工作生活已将近三年，这期间经过不同工作岗位上的锻炼，让杜冠博直言受益匪浅。

　　原来，杜冠博在攻读研究生期间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业余时间做些博物馆领域的研究，但对实际的文物管理工作了解甚少。工作之初，他在淄博市博物总馆（蒲松龄纪念馆）从事博物馆研究与管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他在实践中真正了解到了博物馆日常工作的运行机制。“在纪念馆工作期间，我把自己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了人才队伍建设和聊斋文创方面，不断将博物馆学理论与工作实践相结合，渐渐找到了开拓研究领域的新方法，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杜冠博说。

　　2021年初，杜冠博被借调至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科室帮助工作，思维开始由具体业务工作向行政管理工作上转变，谋事创新的格局不断得以开拓。从博物馆建设评审、文物藏品保护管理到重要会议筹备、政策文件起草制定，杜冠博逐渐熟练掌握了相关政策理论，制定措施时考虑的角度更加全面，增强了有解思维和注重协商高效的意识。　　

　　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今年初，杜冠博调至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工作，负责跟进临淄齐国故城遗址申遗、文物区域影响评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等重点工作。3月份，他和同事们对全市部分重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开展现场巡查，紧盯文保单位管理、文物保护措施落实、文物管理机构体制建设等情况进行摸排检查，发现了部分文物安全隐患和典型文物违法问题线索，及时有效防范了相关问题进一步恶化。

三年间，杜冠博经过不同岗位的历练，面对工作他变得更加沉稳，增长了处理不同问题的经验，却依旧保持着初心。“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院是个年轻的机构，也是全市文旅系统中人员平均年龄最年轻的单位，我坚信在我们青年一代文物工作者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中，淄博文物考古事业定将书写出更加灿烂的华彩篇章。”杜冠博对未来工作充满自信。

新浪网2023-05-11

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下）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非常注重预防性的一面，从传统中医的预防保健和防微杜渐到教育为人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都体现了这一点，古代城市/乡镇聚落在选址、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均对在防灾减灾方面有着防患于未然的远瞻性思考，如淮河平原下游村落常挖土起墩形成高地以应对洪水灾害、在城市和镇村中心建立更楼存储消防器材以及入夜后设立打更巡夜制度等，另外针对宫殿建筑、寺庙、孔庙、宗族祠堂等建筑都是采用三五年一次小修、二三十年一次中修到五十年一百年一大修的传统维修传统，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古人在预防性保护方面的思考。因此需要基于史料分析，对中国古代从城镇乡村聚落规划建设中的防灾规划思想和具体的防灾设施建设到防灾管理制度、从城市和房屋建造过程中的预防灾害措施到基于实用性经验的定期维修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古代城镇乡村聚落建设中的防洪措施，城镇中心的防火制度，基于防震思想的结构体系，基于防火、防虫、防潮、防腐的材料选择和工程技术，针对宫殿、寺庙、祠堂等建筑群/单体的大修小修体系以及不同地区的民间房屋季节性维修服务系统等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充满实用理性的预防性保护措施，也便于今后探讨与西方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相结合的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奠定基础。

应用研究

灾害预防

一般来说，自然灾害（如洪涝、地震、风灾等）涉及的空间范围往往区域较大，因此要实现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预防需要从大区域范围的灾害区划研究开始，同时结合现有保护规划体系和针对不同灾害类型的分别对应措施，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宏观层面—区域性（省、设区市、特定地理单元等）不可移动文物的防灾规划编制研究；中观层面—各类保护规划中的防灾专项规划编制研究；微观层面—根据区域防灾规划和保护规划中的防灾专项规划的要求，如何制定针对各类灾害提出应对性的预防措施等方面的研究。

区域性的不可移动文物防灾规划编制工作，可以遵循调查分析8—灾害预策和灾害区划分析—确定防灾目标、制定防灾措施和明确防灾标准—编制区域性不可移动文物防灾规划文本和图纸的步骤，其中灾害预策和灾害区划以及制定具体防灾措施和明确防灾标准要求是研究工作的核心内容。

在进行灾害预策和灾害区划研究时，首先要对灾害危险性进行系统研究以弄清灾害特点、严重程度和频度、可能影响的范围以及袭击的时间和可能持续的时间等，用地点、频度和强度等参数或图形勾画出危险程度，包括危险性描述、参数预测和险势图等，以供规划参考（以地震为例，危险性分析包括：地震目录、地震震中分布图、地震地质构造图、地震区划图等）；其次需要对不同种类的不可移动文物面临不同灾害时的易损性进行研究，分析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灾害时可能遭受损害的程度及敏感性，基于文物本体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和敏感程度，结合文物本体整体结构找出薄弱环节以便有侧重地采用不同防范措施；最后则是对灾害风险区划进行研究，基于灾害类别特征和危险性分析以及灾害易损性分析，确定灾害风险区划，以便统一防灾规划标准和协调防灾措施。

在灾害预策和灾害区划研究基础上明确防灾目标、制定防灾措施并明确防灾标准要求，其中防灾措施的研究可以从结构抗震加固等工程性措施和灾害政策法规建设等非工程性措施这两个方面着手，防灾措施方面研究要从其技术可行性、保护可实现度以及费用预算等几个方面展开，而关于防灾标准要求制定，以防震为例，根据地震区划分对所在区域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抗震设计标准进行专项研究。

最后则是对区域性不可移动文物防灾规划本文编写和图纸制图标准要求进行研究说明，明确文本内容框架、图纸构成、制图要求以及如何与其他规划（如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灾害应急预案和各类保护规划等）的衔接等方面的标准要求。

保护规划中的防灾专项规划编制以及针对不同灾害的预防措施方案制定研究

保护规划编制可以说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体现整体保护观念的策略方法，目前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规划包括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两个系统主管的保护规划，如前者主管的大遗址、文化景观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等，后者主管的历史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的保护规划等，经过数年的实践摸索，这两个系统的保护规划已经自成体系，因此要实现不可移动文物的灾害预防，如何在现有保护规划体系中纳入防灾专项规划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现有文物系统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其专项评估主要包括价值评估、现状评估、管理评估和利用评估，虽然在现状评估中也涉及环境破坏因素9[18][19]，但并没有针对各类突发灾害的专门评估。保护规划编制要求中也有涉及防灾方面的内容，如，在保护措施编制内容中提到：“涉及防火、防洪、防震等急性灾变的保护措施应制定应急措施预案”“涉及古建筑修缮、岩（土）体加固、防灾工程等专项保护工程时，应提出具体规划要求、技术路线、实施方案计划等，注明其对文物保护单位本体的干扰程度……”10[18][19]，但保护规划的一般体例并未包括防灾专项规划，不少保护规划只在基础设施规划里提及防火防盗等部分内容，有些保护规划虽有防灾规划专项，但多仅限于防火防雷方面。

住建部系统主管的防灾保护规划是针对城市或某一区域的人民财产保护的，总体上也涵盖了不可移动文物，但一般情况下其针对性不足，需要对如何编制下一层次针对单个或群体建筑遗产的防灾专项规划进行研究，可以在历史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中纳入不可移动文物防灾专项规划，其编制可参考上述区域性的不可移动文物防灾规划的编制，只是需要注意与保护规划的衔接问题。

在这两个系统的保护规划中纳入防灾规划专项或专门篇章，需要对灾害种类、灾害风险评估、灾害预防措施和应对灾害的专项修缮设计等方面展开研究工作，在其具体的防灾专项规划制定过程中，可以对通用的步骤程序进行分析和界定，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1)根据不可移动文物的地理位置，参考区域不可移动文物防灾规划，对灾害区划和防灾措施进行分析研究；(2)开展灾害风险评估研究以明确文物本体面临的灾害种类并指出各种灾害的发生频率及高发期、可预测的难易度、次生灾害种类及引发率、预防的难易度以及可能带来的损害程度等；(3)根据灾害风险评估结论，对防灾工作计划和防灾重点进行分析研究；(4)就具体的对应性预防措施进行研究，可结合区域防灾规划的统一标准和工作安排，提出具体的要求、技术标准和实施方案。

所有的防灾规划最后都要落实到管理措施或者工程措施上，甚至在相关规划尚未全面编制就先制定部分有效的措施都是可以的，都是比无所作为要好许多，不制定任何措施而在规划层面大谈原则，会有画饼充饥自欺欺人的嫌疑。因此需要结合现有针对地质灾害、气象灾害等已成体系的监测预报以及已有的各类技术规范和标准，对各类突发灾害的预防和防范措施进行专项研究，如针对地震、暴风雨、雷击、病虫害、火灾等灾害的预防和防范措施的专项研究，并对文物主管部门如何整合成一种有先后有秩序、有落实、有责任可追查的预设行动方案进行研究。

目前针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措施以防灾工程为主，进行防灾工程建设时在充分考虑防灾必要性的同时要注意避免防灾工程建设对不可移动文物造成危害，同样道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程也应避免对防灾工程设施和防灾观测环境造成破坏。此外，不可移动文物在做好自救性的灾害预防工作外，还应考虑如何配合并促进所在区域的灾害预防。

应该说，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在区域性防灾规划尚未编制的条件下，所在区域的某个城市先行编制自己城市的防灾规划，根据灾害的类型也是允许和可行的，但对于如防洪抗涝这样的必须全局全区域统筹的防灾规划来说，碎片化的局部防灾难奏效。因此需要加强上述三个层面的灾害预防研究工作，在实施应用层面需要探讨相互之间如何衔接以及如何同管理规划、展示规划等专项规划互相补充共同协调进行的问题。

监测、专业检修和保养维护

监测作为预防性保护体系内一项重要工作，旨在通过系统采集和分析相关信息数据，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材料和结构的损毁变化规律和及早发现不良症状，为科学制定保护方案和保护管理计划提供必要的数据和可靠的依据。监测又可分为系统监测和专项监测，系统监测需要投入的人力财力大，适用于那些保护等级高、价值突出、规模大、结构庞杂的文化遗产，如针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系统监测，现已编制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规划（2013-2020）》以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基础数据采集规则》《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监测年度报告模板》，初步确定了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监测指标体系及对应的系统监测要求，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也已经成立专门的监测中心。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接下来的研究工作重点之一应该放在对所收集的监测数据进行专题分析研究上，根据监测数据的是否可用性和有针对性进而对已建立起来的监测指标体系和监测平台进行评估，评估其科学性、实用性和导向型，以进一步完善监测指标，并在原有监测数据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开发能够服务于促进预防性管理的信息管理系统。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数量更大的保护等级没那么高、规模小、结构不那么庞杂的不可移动文物，实施系统监测是不现实的，也不是很有必要的，应开展如何进行专项监测和定期专业检查相结合的监测工作机制研究。其中，专项监测应包括针对环境灾害和导致不可移动文物本体结构安全隐患因素的监测：对环境灾害的专项监测，如地质灾害、气象灾害、大气污染物等，这类专项监测应交由地质、气象等专业部门负责，文物保护管理部门需对如何根据监测数据制定及时的预防和防范措施进行专题研究；对导致结构安全隐患因素的专项监测，如本体倾斜、裂缝、位移、地面沉降、白蚁蛀蚀、工程干扰、地下开采等，需对如何开展专项监测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包括：确定哪些对象需要进行实时监测、如何制定监测实施方案、监测系统构成、具体的监测实施方法、哪些因素需要进行定期检查11和如何开展、如何实现实时监测和定期检查相结合等方面。

此外，对于不可移动文物的专项监测，尤其要注重监测数据的研究分析工作，无论是实时监测还是定期检查，均要有统一的数据记录规范，定期整理归类并对监测数据进行专项分析，以进一步确定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和了解结构/材料的损毁变化规律，只有在进行充分科学的监测数据分析之后，监测的核心价值才能得以呈现。

专业检修和保养维护

专业检修包括定期检查和小型维修，它和保养维护是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实现预防性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目前保护管理体系下要开展长期有效的定期检查和保养维护工作，需要对设立专项经费、成立专业队伍和制定行业标准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根据2003年《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保养维护工程没有专项经费可以申请，而是“由文物使用单位列入每年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22]，这是导致目前保养维护较少被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对如何进行政策引导（制定行业标准和规定将保养维护工作作为科学管理和文物升级的评估标准之一等）和制定有效的政府资助途径进行研究，可结合目前管理体制，考虑从省（市）一级成立“专业检修”专项经费的可能性，对哪些方面能够申请此类专项经费以及申请/批准程序的规范化进行研究，如：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保养维护工作手册的制定，专业检修和保养维护工作的实际开展，地方上专业队伍（专业人员+配套专业设备）的建设和日常运营成本，试点项目的配套资金和对优秀项目的奖励，定期的培训课程和专业展览以及其他相关研究项目的申请（如对地方维修传统的研究等）等。

对如何在现有保护管理体系里成立专业检修队伍进行研究和试点实验，包括专业人员的构成、人员编制、所需配备的专业设备、日常工作内容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关于专业人员编制可以结合已有的保护体系内现有编制体系进行考虑，而对于其专业设备和日常工作内容则可参考现已在欧洲多国成功实施的“文物古迹监护”模式12[23][24]。

此外，由于专业检修和保养维护工作内容种类多，每项工作的要求又不尽相同，需要对如何制定各类指导手册进行研究，包括：针对不同种类不可移动文物不同材质构件的维护手册，如夯土建筑夯土墙的维护手册、近代建筑钢（铁）制窗户（门）的维护手册、土城墙的维护手册等；针对不同种类不可移动文物常见病害的防治手册，如古代木构建筑的白蚁防治手册、古代城墙外生植被的处置指导手册、古代砖塔外生植被的处置指导手册等；针对通用的设备配置定期保养维护制度，如排水沟的定期清理和保养、电路/防雷/消防/安防设备的定期保养维护等。在制定这类工作手册时，需要考虑操作上的可行性，比如，保养维护尽量使用传统工艺，但由于有些传统工艺已经失传，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现存传统工艺和相关新技术指标的综合运用。

此外，需要对如何整合监测和专业检修结果并与保养维护进行衔接和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体系的问题进行研究。

开发专业工具软件

自1990年代电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遗产保护领域也开始尝试使用和开发各类技术软件，如1990年开始的意大利中央修复研究院的“文化遗产的风险地图”项目开启了基于GIS技术从区域层面进行文化遗产灾害风险评估和区划的先河，1994-1998年欧盟项目“古代砖结构损毁评估专家系统”和“文化建筑外部木构件的保护现状和环境风险评估方法系统”分别开发了砖构类建筑遗产病害数据库和损毁诊断专家系统软件MDDS以及WETCORR持续监测系统和基于GIS的GISWOOD评估系统，这三个项目开发的技术工具软件后来都有进一步发展，并经过多年使用得以推广到各类保护项目中13[23][26]。近十余年随着精密测绘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仪、正射投影、多光谱相机等）的迅速推广应用，很多项目开始尝试将测绘结果与三维建模、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BIM）相结合开发专门针对建筑遗产的历史/遗产建筑信息模型（Historic/Heritage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HBIM），并将之与虚拟现实（Vis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等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以及结合GIS等信息管理系统，开发了从针对历史城市风险评估的数据处理模型到针对文物的单体使用寿命的专家系统软件以及基于各类数字技术的各种集成工具软件，这些技术软件的开发和投入使用能够改善不可移动文物的维护过程并促进不可移动文物的监测和预防性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14[11,27]。

在参考欧洲所开发的技术软件基础上，结合现有国内的发展现状，这一领域值得深入研究。可以利用计算机编程和模型算法，借助互联网、云环境、GIS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针对不同类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开发区域性信息系统、集中式数据库、监测系统、评估系统、专类性专家系统、普及性线上技术支持平台、手机APP等不同层次的工具（软件、模型等），如**省大遗址灾害预防信息系统、石窟壁画病害数据库、砖木建筑遗产材料和结构性能（如地震脆弱性和风险指数分级等）数据库、石质文物病害诊断系统等，实现对具体对象进行基于价值和风险考量的优先级排序、危险预警和有效控制，并同时促进数据积累更新、信息共享互用、专业知识普及和正确到位的管理。也可以开发解决专类问题的各项技术工具，如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各类病害问题，建立不同类型不可移动文物的病害数据库，开发病害诊断的专家系统软件，建立线上病害诊断支持平台，制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不可移动文物的病害诊断手册和APP等（如古代砖塔的病害诊断手册、木构/砖木/砖石/土木/夯土构造体的病害诊断手册APP等）。

在信息技术不断普及的今天，开发能够整合各类数据和进行互操作性的综合性信息系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这类综合系统往往能够涵盖持续监测、基于GIS的风险评估和区划、基于病害数据库的损毁诊断、基于数据统计分析的处理模型、基于精密测绘的3D和HBIM以及VR等多项技术方法，从而为从历史城市中心到建筑单体再到建筑构件材料结构的预防性保护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文物影响评估及传统保护工程中规范要求的纳入

有许多工程活动或社会活动虽然本身不是遗产保护项目，但它们的活动有可能对周围的遗产项目产生影响，例如地铁、高速公路、航道等交通设施的改扩建和新建项目，矿产、拆迁等工程进行时的爆破、震动、污染等都可能影响到遗产的安全，目前在文物保护单位这个级别上的遗产管理上，国家文物局系统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些工程或社会活动进行前开展文物影响评估的工作模式，基于预防性保护理念，期间需要对工程干扰进行区域风险调查和评估，制定工程实施中可能致突发文物危害情况下的应急措施，明确工程实施中、后对重要参数（如地基沉降等）的专项监测和可能的减免恶化的应对措施等。

在传统的遗产保护工程各个阶段中，已经形成规范要求的许多工作在预防性保护体系建立后也需要深化并整合到保护体系中，例如：

-在调查和评估阶段，纳入对历史自然灾害、历代修缮工程和（所在区域同类建筑遗产的）地方维修传统等史料的调查和分析，对所在区域建筑遗产面临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环境污染（如水污染、有害气体污染、放射性元素污染等）、工程干扰、地下资源开采和生物病害（如白蚁、植被等）等进行区域风险调查和评估，对现有检修维护制度、防灾设备、游客行为、安全管理等管理风险因素进行调查和评估，最终形成集价值评估和风险评估为一体的综合评估分析报告。

-在测绘与检测阶段，纳入专项勘察评估，通过各类技术手段，详细勘察建筑遗产的保存现状，尤其是针对传统勘察手段难以明晰的材料、病害（如微生物病害等）、结构变形、外观变化、物理化学性质变化等进行定性定量的勘察检测，评估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和后果，形成专项勘察评估，如某石窟的排水渗水专项评估。

-在保护工程管理阶段，纳入对已完成保护工程的控制和再评估工作，按照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无论是一般项目程序还是特殊项目程序，均缺少对文物保护工程竣工后的控制和评估工作，可以通过评估保护工程原施工方案、实际施工方案、施工方法和所使用材料等方面，探讨延长保护工程寿命的方法和途径，同时对已完成保护工程的文物本体定期进行检查和必要维护，从后期控制这个角度去实现预防性保护。

另外，在规划、修缮设计和管理层次纳入预防性保护的思路和做法，比如，在规划层次纳入灾害区划，在修缮设计层次纳入病害诊断分析和专类灾害防范专项设计，在管理层次纳入监测和保养维护的专项管理等。

提高民众参与和建设预防性保护工作机制

预防性保护要得以成功实施，需要基于这两个“基础”——详尽深入的学术研究基础和广泛的民众参与基础，即强调基础研究、探讨专业知识普及和实现民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等，基础研究在前文已有论述，关于提高民众参与途径以及建设相关工作机制的研究可简述如下：

结合我国的地域特色、文化传统及保护管理体制现状对多样性的民间保护组织及其工作模式展开研究，比如：基于传统宗族组织的民间机构，类似民居合作社的民间组织，由知名人士成立的民间团体、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等，网络虚拟民间组织及其他草根组织等；同时寻找多元化的专业知识普及途径，如通过文化宣传和遗产基础教育、专业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社交平台、专业展览和培训课程等。

在业界内推行“防患于未然”“治小病防大病”的预防性保护态度，强调定期检查和日常保养维护工作的重要性，按照不可移动文物分类和结合结构/材料类型，逐个编制风险防范、病害防治、监测和保养维护手册，形成完整的预防性保护系列技术手册和软件系统，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从程序模块、组织管理和法规保障等方面加以完善，如制定评估和降低不可移动文物地震风险的指南，明确规定所有保护工程都必须对不可移动文物地震风险进行分级（即使在对不可移动文物面对地震的脆弱性风险指数很难进行明确分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结语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遗产保护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仅有学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的放矢地开展研究。预防性保护作为基于长期愿景的远瞻性理念，其研究工作又与一般的遗产保护研究不一样，既要有现实指导意义又要有立足于未来的思考，因此更要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保护问题，不能仅仅将遗产保护看作是某一单独事件或者项目，而是应该将其看成是与社会、环境不断共同演变的一个过程[11,27]，只有基于这样的理解才能正确理解预防性保护的本质，也才能更有效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如何构建起一套兼具科学理性和实用理性的预防性保护体系还需时日，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立足研究问题先脚踏实地地开展起来，至于研究是否有成效还需实践检验。

中国文化遗产2023-04-28

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考古出土各类文物标本2000余件

今年是天津设卫得名的第619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日公布了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考古发现和成果，出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各类文物标本2000余件。

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发掘区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马路与南马路交口。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7年7月，天津市文物局组织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始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发现古代砖墙基础遗迹及明清时期较为丰富遗物。

根据考古勘探与文献记载，推定该区域和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有密切关系。之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多次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

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发掘是自1970年以来，天津卫故城遗址范围内第一次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进行的科学全面考古发掘，为国内“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和样本。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本次考古发掘执行负责人文璋介绍，通过持续考古工作，发掘清理出明清至民国时期城墙基础、道路、灰沟、铁轨等多处遗迹以及2000余件各类文物标本，取得重要考古收获。

据介绍，本次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城墙基础及发掘出土遗物可以推定，天津卫城的始建年代不晚于明初，为天津卫城的始建提供了考古实证。

二是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较为完整地体现出天津卫城历经从明代始建、明清多次重修、1901年拆除废弃等600余年的历史过程，是历史文献记载中天津城建城—修城—毁城—再用的历史缩影。

三是本次发掘在明代早期地层堆积之内，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典型元代钧窑系、龙泉窑系等生活器皿残片和建筑构件等遗物，这表明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所在区域存在着元代甚至更早时期堆积的可能，为今后考古探寻天津早期城市起源提供了重要参照和线索。

新华社2023-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