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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浪兴龙寺石窟考古调查

［摘要］兴龙寺位于甘肃省庄浪县通化镇中庄村，石窟始凿于明代、延续至民国，是一座以佛教为主的石窟寺。经考古调查发现有石窟8座，石龛2处，石窟造像16尊，壁画20平方米，残石造像3尊，石碑6通。在5号窟西壁上发现明代正德三年“兴龙寺”石刻题记。兴龙寺石窟所处位置在古丝绸之路鸡头道东段安化峡西口，是古丝绸之路要冲。

［关键词］兴龙寺石窟；石刻题记；罗汉像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04-0030-02

一、庄浪兴龙寺石窟考古调查情况概说

兴龙寺石窟位于庄浪县通化镇中庄村北1.5公里的水洛北河北岸断崖上，原名红崖湾石窟，距庄浪县城35公里。石窟开凿于坐北面南、形似麦垛的独立山峰上，当地人称为兴龙山。石窟东50米处为红崖湾水库，西南40米为水洛北河河谷和庄（浪）泾（原）公路，北为贺家山。石窟分布在长50米、高10~30米的兴龙山东南面石壁上，分布面积约1000平方米。在民国以前，石窟范围内有多座地面木构建筑。在清代同治年间和上世纪60年代红崖湾水库建设过程中，石窟遭到大规模破坏，西南断崖上多座石窟在上世纪60年晚期修建红崖湾水库时被泥沙掩埋。2014年3月至2015年11月，通化乡中庄村村民在清理石窟西南水库排洪渠泥沙过程中，重新发现4座石窟（5至8号窟）和6通石碑。在5号窟西壁上发现明代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兴龙寺”石刻题记。现有石窟8座，石龛2处，石窟造像16尊，壁画20平方米，残石造像3尊，石碑6通。石窟始凿于明代，延续至民国。

兴龙寺石窟此前从未编号，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考古调查，庄浪县博物馆原馆长丁广学曾在上世纪70年代文物普查时到过兴龙寺石窟，因通往石窟的木梯朽毁，故他未能进入洞窟调查，在普查中只发现4座石窟（1至4号窟），因其东北是红崖湾水库，遂命名该石窟为红崖湾石窟。程晓钟在《庄浪石窟》一书中关于红崖湾石窟只有55字的简略记述，内容不详。庄浪县博物馆从2014年3月至2015年11月，先后三次组织专业人员对兴龙寺石窟进行考古调查，结合这几次考古调查，笔者对石窟进行了编号。现将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编号顺序按石窟分布方位从东向西，依次是1至8号。1至4号窟位于石窟东面，靠近红崖湾水库。新发现石窟编号为5、6、7、8号窟，位于整个石窟南面和西面崖壁上。

1号窟，东面靠近红崖湾水库，石窟正下方即水库泄洪渠，距地面高约12米。方形平顶窟，高2.5米，面阔3.5米，进深3.2米，正壁前有长方形石坛，石坛长3.5米，高0.7米，宽1.2米。没有造像，窟口左边有1米多高石块砌成的石墙。石窟东壁残存高1.8米，宽2米，厚2厘米的泥皮，泥皮最外层是白灰层，其上墨书15竖行题记。题记曰：“□□□兴龙山位于□□□□□□□□□／历朝□□至清同治年□□遭□灾古蹟□□／切岁久经□无可考逐□重修始□□□□□□／……静邑人合□□／……”从内容分析，应为清代晚期到民国初期姓合的文人所题。

2号窟，在1号窟西面30米处，距地面高约8米。方形平顶窟，高2.9米，面宽4米，进深3.4米，没有造像和壁画，在窟内石壁上有木桩孔，正壁石坛被今人用水泥封裹。2号窟当地人称为“玉皇楼”，据说在1966年前曾有壁画。2号窟前地面上凿一上下行人的长方形孔洞，孔洞壁上凿有石脚窝，孔洞到地面崖壁上残存桩孔。

3号窟，在2号窟西面下方2米处，距地面高约6米。方形平顶窟，高2.5米，面阔4.9米，进深5.17米。正壁前有长方形石坛，石坛长2.15米，高0.47米，宽0.76米。石窟壁上有木桩孔并残留小面积的云纹和火焰纹壁画。在石窟右侧地面置放两尊残石佛像。其一为坐姿石佛像，灰砂岩质，头和右臂已残失，佛像右肩袒露，披左衽贴身袈裟，左手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形莲台上。残高0.87米，宽0.71米，厚0.31米。其二为站立佛像，灰砂岩质，仅残存佛像小腿以下的衣纹、双脚和圆形莲花站台部分。残高0.43米，宽0.44米，厚0.25米。当地群众近年在窟内设神位祭祀周都督（周瑜），正壁位置有现代小型“周都督庄严神像”一尊。树立于清代光绪时《保平堡布施兴龙山树木人石碑》上刻“顺天一品都督重修”等铭文。说明至迟在清代光绪时期，3号窟被用来祭祀三国时期的周瑜。

4号窟，在3号窟西面上方，高于3号窟3米，两窟相距约20米。方形平顶窟，高2.4米，面阔4.13米，进深3.6米，窟内无造像和壁画。

5号窟，在4号窟西面下方3米处，为方形平顶窟，保存现状较完整，有浮雕石造像16尊。石窟门比窟内室略小，石窟门高1.88米，宽1.6米，窟内室高2.1米，宽2.6米，进深3米。正壁前有长方形石坛，高0.57米，长2.68米，宽0.88米，石坛上无造像，正壁（北壁）主尊造像从残迹判断原有泥造像一尊（已毁）。5号窟内共有浮雕石造像16尊，高约0.5~0.6米左右。石窟门口左右各有1尊造像，其造型为菩萨，西壁造像7尊，从造型判断，为罗汉造像。正（北）壁左侧为1尊弥勒造像，右侧为1尊世俗化的男性造像。东壁造像5尊，皆为罗汉。所有造像均为石胎泥塑彩绘，泥塑为白灰，在白灰上施以彩绘，现泥塑和彩绘均已脱落，只有部分造像表面残留彩绘痕迹，但石胎保存现状较完整。石窟东壁角落凿有一小石龛，龛内有一枚小铁环。在石窟门口左上方有一条石雕的龙，仅存头部及前半身，龙张嘴呈爬伏状，头上有角，身上刻有鳞甲纹，身下刻卷云纹。残长0.45米，宽0.12米。

在5号石窟西壁罗汉像下开凿题记一处。铭曰：“平凉府镇原县雄武□／发心愿主马德妻□□／童男马正禄妻张氏□（位）∕张□□马长僧马报□□□／童女财□梅保金寺／同发心人贺真□□／□贺庆贺廷工□□／□□□□□□□□叩／□寺匠人□真／圆兴师田□师王友良／时正德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吉旦／兴龙寺□□／王□文□进／利茂童男利／连章／祖时昌书□何□□□□／吉地一峰／。”

上述题记内容提供了以下重要信息：一是5号石窟的开凿时代是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距今509年。正德是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他是明代的第十位皇帝，精通佛学，会梵文，是一位信奉和倡导佛教的皇帝。二是该石窟寺在明代称兴龙寺，是以佛教为主的寺院。三是石窟的开凿者是明代平凉府镇原县的马德、马正禄、马长僧、贺真、贺庆等，似为两个家族的人。

6号窟，位于5号窟西面上方3米处，距地面高18米。6号窟内没有造像，仅残存部分壁画。6号石窟为方形平顶窟，高2米，面阔1.63米，进深2.6米，正壁（北壁）前有长方形石坛，高0.73米，长2.22米，宽0.57米，该窟造像不存，只残留部分壁画，正壁（北壁）壁画高1.3米，长2.22米，壁画以白灰为地，绘有黑色边框，图案直接绘在白灰壁上，主尊位置绘红色火焰纹背光，背光下方原有方形泥台座和塑像，已毁。背光左侧图案为一俯身向下腾空飞翔状的孩童，孩童圆首无发，双手相交环拱于胸前，双脚一前一后，腰间系红色围裙，背部绘羽状双翅。该造型当为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佛教里能唱最动听音声的神鸟，在印度人心目中，它是乐神和音乐的祖师。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迦陵频伽最早出现在北魏时期的佛教石窟艺术中，此后该图案和造型多出现在唐代以后佛教石窟壁画和宋、金、西夏墓葬中。在庄浪云崖寺石窟群大寺石窟8号窟正壁残留壁画上也发现一幅迦陵频伽图案，这幅迦陵频伽是人首人身双翼鸟爪的飞天造型，上述两窟迦陵频伽造型风格迥异，应为早晚不同时期作品。大寺8号窟为明代石窟，迦陵频伽图案纤细修长，飘逸灵动，手法娴熟。红崖湾6号窟迦陵频伽图案只是在孩童背部绘有双翅，孩童造型丰满臃肿，形象夸张，具有典型的世俗化倾向。故从图案造型分析，红崖湾6号窟迦陵频伽图案在时代上较大寺石窟8号窟略晚，大致到清代早中期。背光右侧壁画图案较模糊，仅存羽状翅膀，仔细观察也为迦陵频伽图案，与左侧壁画图案互为对称。西壁壁画残长2.1米，高2米，只有白灰地和黑色边框，再无其它图案。东壁壁画全部被破毁。观察6号窟壁画断面，厚度有6厘米，贴近石壁的是5厘米厚的草拌泥层，外层是厚1厘米的白灰层。

7号窟，为方形平顶窟，高2米，面阔1.7米，进深1.5米，无造像，窟顶部绘八卦纹壁画。为清代石窟。

8号窟，为方形平顶窟，高2.1米，面阔1.8米，进深2.2米，无造像和壁画。为清代石窟。

二、结语

（一）石窟的时代

根据石窟形制、石窟题记、造像风格和石碑记载内容等，笔者认为，兴龙寺石窟开凿于明代，以佛教为主的石窟寺，其中1至5号窟应为明代开凿，清代到民国时期是以佛教和道教并存，6至8窟为清代开凿石窟。

（二）关于石窟的命名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全县文物普查过程中，前辈丁广学先生命名该石窟为红崖湾石窟，此后《庄浪石窟》的作者程晓钟也沿用这一名称。“红崖湾”这一名称不见地方史志和残存石碑的记载。据笔者调查，该名称始于1949年前后，是当地群众见兴龙山一带崖面岩石呈砖红色（实为地质学上的丹霞地貌），是望景生名的一种叫法，故一直沿用至今。因为在5号窟题记中明确记载该石窟寺为“兴龙寺”，所以红崖湾石窟应恢复原名，现应改称为“兴龙寺石窟”。

（三）石窟的价值

首先，5号窟保存有较完整的16尊石雕造像，其雕工粗犷但不失神韵，罗汉造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从全国范围来讲，明清时期是中国石窟发展的衰落阶段，保存下来的石窟造像非常稀少，故5号窟对研究兴龙寺石窟历史沿革和明代石窟造像艺术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科学资料。其次，5号窟有非常明确的纪年题记，对石窟的断代提供了准确的考古信息。第三，兴龙寺石窟在明代时影响较大，曾吸引异地佛教信徒到庄浪开窟造像。明代时镇原县属平凉府管辖，现在属庆阳市管辖。庄浪和镇原两县相距较远，在古代交通不便，镇原县佛教信众在明正德三年到兴龙寺请人开窟造像，说明兴龙寺在明代时规模和影响较大。最后，兴龙寺石窟所处位置位于古丝绸之路鸡头道东段安化峡西口，是古丝绸之路要冲，对研究庄浪及陇东地区石窟寺的分布，建寺规模和宗教艺术的传播及发展，以及这一区域古代的交通、地理、对外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

丝绸之路 2022-10-27

河南黄河故道两岸古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探索——以濮阳考古遗址公园片区为例

濮阳市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中心地带。上古时期濮阳被称为帝丘，战国始有濮阳一名，秦汉以降，先后有东郡、澶渊、澶州、开州等称谓，民国时更名为濮阳。新中国成立后，先置濮阳专区，后并入安阳专区，1983年国务院撤销安阳专区，依托中原油田建立濮阳市。

濮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有文物古迹91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国家历史文化名街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余处。2004年，濮阳市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汉时期因黄河决堤，濮阳成为治黄的主战场。宋元时期（澶渊之盟），濮阳成为民族融合的见证地。

濮阳历史文化资源丰富、集中，开发利用潜力巨大，2010 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濮阳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在濮阳市成立田野实习基地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一系列的考古调查，发掘、梳理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以及黄河故道的研究。先后在濮阳市区发掘戚城、铁丘、金桥、马虎屯等遗址，在濮阳县发掘高城、澶州城等遗址，并配合南水北调濮阳支线、引黄（黄河）补淀（河北白洋淀）、龙湖、迎宾馆等工程开展考古钻探、调查工作，通过近十年的实地考察、考古试掘，在充分获得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我们对濮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提出下列方案，不当之处，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二、濮阳历史文化资源构成分析

濮阳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包括为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城址、古遗址、古墓葬、古代建筑、石刻艺术以及近代史迹等；另一方面为丰富而厚重的古史传说与历史记载，可以说上起史前，下至明清，文化遗产脉络清晰，悠远博大，构成这一地区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现存文物古迹

1.古城址

濮阳地区发现的古城址主要包括卫国故城、戚城、顿丘故城、临黄故城、晋王城、澶州故城、濮州故城、咸城等。这些古城址上起龙山时代，下至明清时期，全面地反映了濮阳地区古代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其中大到王国都城，小至普通县治，生动地再现了濮阳地区古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状况。

2.古遗址

濮阳地区古遗址数量众多，包括著名的西水坡、马庄、铁丘、高城、咸城、戚城、文寨、金桥、蒯聩台、程庄、杨干城、瑕丘、历山、徐烟堆、仓颉陵、丹朱墓、马呼屯遗址等。这些遗址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以至秦汉等的各个时期，反映了古代不同时期濮阳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与物质文化。

3.古墓葬

濮阳地区发现有子路墓、仓颉陵、蚩尤陵、李云墓、李亨墓、南霁云墓、王善护墓、宋耿洛墓、闵子骞墓、叶廷秀墓、苏祐墓、张公艺墓、董汉儒墓、王崇庆墓、吉澄墓、史褒善墓、赵廷瑞墓等名人墓以及西水坡东周墓群和排葬墓、杨干城墓群、马庄墓群、蒯聩台墓群等重要墓地。这些墓葬为研究濮阳地区古代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认识濮阳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和丧葬制度等。名人墓的存在为了解名人生平事迹提供了最准确、真实的资料，有助于深度挖掘名人文化，发挥地区名人效应。

4.古建筑及石刻

濮阳地区的古建筑有四牌楼及明清十字街、恩荣坊、八都坊、石拱桥、清真寺、清丰普照寺、南乐文庙、台前古贤桥等。这些古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有助于研究古代人们的居住生活、宗教艺术、建筑文化等。濮阳地区石刻众多，典型的有回銮碑、唐元公碑、八里庙治黄碑等，它们详细记载了很多具有重大价值的历史事件，是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历史文化状况

1.五帝传说

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在五帝中位列第二。颛顼一生多在濮阳地区活动，并建都于帝丘，因此濮阳有“颛顼遗都”之称。颛顼一生功绩卓著，改革宗教，绝地通天，为华夏民族的统一以及文明时代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传颛顼死后，葬于今内黄。

帝舜也是五帝之一，濮阳有“帝舜故里”之称。相传帝舜年少时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就时于负夏。

另外，黄帝史官仓颉在濮阳废除结绳记事，发明文字，使得人类文化得以快速传播，华夏文明化进程大大加快。史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黄帝的弓正辉公因在濮阳发明弓箭，因而被赐以张姓，因此濮阳也有“张辉故里”之说。范县有帝尧之子丹朱陵、蚩尤墓等。

2.夏代都邑与夷夏斗争

夏朝的早期都城，如阳城、斟寻、斟灌、帝丘、西河等都在濮阳及其附近地区，而东夷族是分布于我国山东及江淮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两者相互毗邻，因此经常发生争斗，其中的“后羿代夏”“少康中兴”或与濮阳地区有关。

3.卫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濮阳为卫国的畿内要地。卫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郑卫新声”演绎着华夏大地最美的篇章，“桑间濮上”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美丽传说。《诗经》中有很多著名篇章都发生在濮阳境内，如《氓》《木瓜》等，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民间的生活状况。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十年居卫，方有《春秋》而成，儒学诞世。孔子弟子子路在卫国宫廷斗争中结缨赴难，悲壮如斯，可歌可泣。石蜡忠于国家，大义灭亲，万世敬仰。蘧伯玉、子鱼等兢兢业业，治国爱民，为万世楷模。商鞅、吕不韦等以卫始，横行天下，创立千秋伟业。

4.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深入宋境。宋军在澶州城下射杀辽将萧挞览。辽害怕腹背受敌，提出和议。宋真宗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于十二月间（1005年1月）与辽订立和约。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澶渊之盟”。此后宋、辽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双方礼尚往来、和平共处，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呈现一派繁荣的盛世景象。

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多重大事件也发生于濮阳，如昆吾铸鼎、夏后相迁都帝丘、城濮之战、卫迁帝丘、戚城会盟、铁丘之战、百工暴动、王景治河、高超治河、盐民暴动等。这些历史大事，都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三、濮阳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分析

（一）濮阳丘类遗址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濮阳一带分布有一些与早期文明相关的著名丘类遗址，这些遗址一般呈圆形土包状矗立在平原之上，当地居民多称之为“丘”“堌堆”“陵”“冢”“台岗”“岗子”等。由于黄河河道经过的地区古文化遗址多被掩埋在黄河泛滥的淤沙之下，遗址须经过考古钻探才能被发现，如濮阳帝丘遗址尽管有高达 10 米的东周城墙，依然在3～4米黄沙之下，因此早期地面应在现今地表以下13米左右。目前经过考古发掘的典型丘类遗址濮阳有蒯聩台、马庄、金桥、戚城、程庄、丹朱等遗址等。它们多与古代历史传说有关系，如颛顼之帝丘、清丰仓吉陵、范县丹朱墓、蚩尤冢等，表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濮阳关系较为密切。

（二）濮阳地区古城址、遗址传承、重叠式发展

濮阳地区的文化遗产资源大都经过科学的发掘或调查，保存较为完整，文化序列相对清晰。

戚城遗址位于濮阳市区，从遗址地层堆积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此地开始有人类居住，仰韶时代继续发展，龙山时代建立城址，总面积14.4万平方米，春秋时期修筑外城，扩大城市规模，并成为当时诸侯会盟的主要地点，并且在以后唐宋继续使用。

高城遗址位于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离县城约10公里。该遗址是一处面积约916万平方米的古城址，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殷墟、东周等多个时期。目前已知高城遗址下面叠压着“三座古城”，其中下层为龙山文化遗址，中层为卫国都城帝丘，上层为秦汉东郡城。该城在汉代被黄河洪水毁坏。

澶州古城，该城始建于五代，宋王朝以澶州为京畿重地，对城池大加扩建，面积34平方公里，自宋至清，相继沿用，且历代皆有修整。至今古城的街道里巷布局、名称基本未变。澶州城从始建至今积淀了濮阳城市发展的全面历史信息，体现出历史与文化的整体性价值。在独特性和多样性方面，濮阳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传承、重叠式发展的历史特点，传统的格局和建筑形式延续至今，形成其城市的风貌特色。

（三）濮阳黄河故道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资源丰富

黄河及其支流是流经濮阳地区最大的水系，濮阳地区的繁荣发展与黄河密切相关。《禹贡》所载黄河的河道主要流经濮阳，黄河两岸分布着大量龙山文化遗址，构成了庞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为证明该地区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提供了重要依据。

历史上黄河多次在濮阳地区决口、漫溢。自汉武帝时期黄河改道首次流经濮阳至今，其在濮阳境内大规模的改道迁徙就有8次，小规模的多达100余次。黄河改道迁徙为濮阳留下了多条故道、残堤与沙岗，构成了濮阳独具特色的历史图景，因此可以说濮阳的历史就是一部黄河文明史。

濮阳的文化遗产资源涵盖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遗存，其新石器时代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周时期卫国文化遗存共同奠定了今天濮阳深厚的文化根基，无论是“中华第一龙”还是“澶渊之盟”旧址，都可以说是濮阳发展的历史见证。濮阳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建筑学、环境学等多学科开展研究。除众多物质文化遗产外，濮阳也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民间技艺、习俗、信仰、文学、饮食文化等，也都是富有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值得研究的对象。

四、濮阳古代文化遗产规划保护与利用方案

（一）以戚城遗址为核心，打造“上古文化园”

濮阳市区已经科学发掘的龙山遗址有戚城、铁丘、蒯聩台、马庄，均分布于市区西南部，遗址距离都在2公里范围之内，并都经过考古发掘，出土有丰富的文物。龙山文化遗址密集分布于市区之内为全国罕见，因此科学地整合这些遗址资源，以戚城为中心建立龙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片区，在区域内建立小型遗址博物馆并与将“颛顼遗都”“帝舜故里”“仓颉造字”“张辉故里”及丹朱、蚩尤等传说结合，展示濮阳辉煌的古代文明。“上古文化园”既能保护遗址，也能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进一步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1.戚城遗址公园

戚城遗址位于濮阳市开州路以东、古城路南、京开大道以西、石化路以北，1996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戚城也称“孔悝城”，为春秋时期卫国的重要城邑。戚城遗址文化堆积丰富，包含有裴李岗、仰韶、龙山、春秋等时期的文化遗存。地面现存一座历经龙山、春秋两个时期的古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平面略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形。城内总面积14.4万平方米。2007年在春秋城邑下又发现一座龙山时期的城址，极大地丰富了戚城遗址的文化内涵。濮阳市已依托戚城遗址建设了戚城文物景区，并成立了相应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有效地保证了遗址的安全和健康发展。今后可以对戚城文物景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升级改造，融入本体文化因素，而戚城文物景区丰富的文化遗迹又为升级改造奠定了基础。

首先，要对春秋城墙进行维护与重建。戚城遗址春秋城墙是目前濮阳市保存最完好、结构最清楚的古城墙，是濮阳市区重要的历史文化标志之一。其次，对会盟台遗址进行深度开发。戚城被誉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联合国”，诸侯于此会盟多达8次，因此会盟文化是戚城遗址的核心文化。目前戚城文物景区已对会盟台遗址进行了复原，但是还缺乏深度开发的措施。可以参考《左传》等文献记载，定期举行诸侯会盟表演仪式，使会盟台真正发挥会盟文化的价值，也使游人能够目睹会盟震撼的盛大状况，对诸侯会盟有更加直观、深入的认识。再次，重新对戚城遗址博物馆进行陈列设计。将戚城出土的文物陈列其中，发挥春秋文化的作用。最后，以戚城考古发掘遗址为基础，建设遗址展览馆。目前戚城东城墙发掘基址保护完好，从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戚城双叠城的神奇景观。可在此建设遗址展览馆，向公众展示考古发掘的程序和成果，让人们体会戚城城址的发展过程、建造方式等。

由于戚城遗址和子路墓祠相互毗邻，而又同属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遗存，因此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打造春秋文化园区。子路墓祠属于重新修葺而成，虽然保存完好，但缺乏相应的文化内涵，可将子路墓祠的东西厢房改造成历史文化陈列馆，用实物与图片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子路一生的传奇故事。

2.铁丘考古遗址公园

铁丘遗址位于濮阳市西南约5公里的王助乡铁丘村东，因晋郑“铁之战”而得名。现今遗址地势呈慢坡状隆起，略高于周围地表0.5米。2012-2014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先后三次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文化遗迹和遗物，尤其是发现了汉代时期的黄河故道，对了解濮阳地形地貌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历次的考古发掘表明，铁丘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文化遗址为主，兼有仰韶文化、商周文化、汉代文化的遗址。

经过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近两年的努力，铁丘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已经整理完毕，这为陈列展览奠定了基础。可以这些历史遗物为基础，在遗址公园内建立小型的展览馆，并配以丰富的图片说明，使人们对铁丘的历史文化内涵有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另外铁丘是晋郑“铁之战”的发生地，而“铁之战”是春秋时期的一场著名战役，其结果直接影响了晋国内部贵族士大夫的力量对比，为晋国以后历史的走势埋下了伏笔，同时也影响了卫国公室的格局，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距铁丘遗址不远的西水坡遗址，曾经发现有“铁之战”阵亡士卒的排葬墓，因此可以在遗址公园内建设“铁之战”文化景观区，以雕塑等形式模拟当时的战争场景，也可以通过歌舞、影视的形式展现战争的恢宏、惨烈状况，使人们深刻领略“铁之战”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铁丘遗址的保护利用，可以遗址本体为基础，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打造濮阳县西北部一处市民休闲娱乐的历史文化景观。

3.蒯聩台考古遗址公园

蒯聩台遗址位于濮阳市建设路以东、帝丘路以西，因传春秋时卫灵公之子蒯聩在此避难而得名。遗址平面为长方形，面积约2.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4米。198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遗址进行发掘，发现有仰韶、龙山、殷商、春秋和汉代等时期文化遗存。可以说蒯聩台遗址时间跨度长，文化内涵极其丰富。

目前，蒯聩台遗址南已建成了开放式的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可将蒯聩台遗址的保护利用与南部的城市公园有机结合起来，为公园增加浓厚的文化信息，打造成濮阳靓丽的城市名片。第一，对土台进行加固维护，复原其上的宫殿建筑。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宫殿建筑都建在高大的台基上，如齐国都城临淄的“桓公台”，由此观之，春秋战国时期蒯聩台上面也一定建造有宫殿建筑。因此在对土台进行加固维护的基础上，要参考相关文献记载，恢复其上的宫殿建筑，并把与蒯聩台遗址有关的历史故事以图片、影像的形式在宫殿建筑内展示。在土台的南部设置台阶，供游人登台参观。第二，在土台的北面建设小型遗址博物馆，将蒯聩台遗址发掘出土的所有文物陈列其中，供人们参观。第三，在土台西面、东面、东面的空地上种植草坪，以不同颜色、品种的草坪将蒯聩台发现的重要遗迹，如房址、灰坑、墓葬等形象地表现出来。

4.马庄考古遗址公园

马庄遗址位于濮阳市西南4.5公里的马庄村西，东北距戚城遗址2.5公里。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1983年，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曾对遗址进行发掘，共清理灰坑492个、房址8座、墓葬 84座、窑址4个，出各类器物2000余件。这些遗迹和遗物分属龙山、晚商、汉代三个时期，尤以龙山文化和汉代遗存为典型。

由于马庄遗址位于濮阳市郊区，因此保存状况相对较好，这就为接下来的保护利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发掘资料整理完备的基础上，在其保护范围之内，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将遗址的本体保护与文物展示有机结合起来。在遗址附近，建立小型博物馆，将马庄遗址出土的所有文物陈列于此，使人们能够直接参观马庄各个时期的文化遗物。

（二）以澶州古城为核心，打造古城遗址公园片区

澶州古城建成以后，自宋至清，相继沿用，且历代皆有修整。濮阳古城平面呈半圆形，东西长，南北短；街道呈棋盘式分布，中轴线偏西，形成了“四大街、八小街、二十四条布袋街”的布局。至今古城街道里巷布局、名称基本未变，尤其以中心阁（四牌楼）向四周辐射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两侧，仍保留着清代以来的传统商业店铺。目前保留与城址相关的重要遗迹有德胜渡、回銮碑、御井、四牌楼、十字街、王崇庆墓以及著名的西水坡遗址等。

新旧城区的分离为进一步利用预留空间。濮阳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一大优势是新旧城区的分离，现在的行政中心在濮阳市区，位于濮阳县北，新城区的大规模建设对旧城区影响较小，有利于旧城区的保护，尤其是澶（开）州城城墙以南、以西有较大空间，可操作性强，四牌楼中心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完整，基础较好。澶州古城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众多，分布集中，可以将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按照位置、属性、年代等因素分成不同的片区，并采取相应的模式开展保护、利用工作。

1.恢复澶州古城墙的原始风貌

古城墙是我国古代城市最靓丽的风景，与大多古城呈现方形的结构不同，澶州古城为半圆形，俗称“卧虎状”，独具匠心，别具一格，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澶州古城墙虽然破坏严重，但是西南段保存较为完好。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和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通过对澶州古城墙的解剖，已经全面了解了它的结构和建造程序；另外，清嘉庆《开州志》中有澶州古城详细的平面布局图，这就为复原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复原的过程中，可以借鉴西安、大同等城市古城墙修复的经验。具体而言，要参照《开州志》澶州古城的平面布局图，按照原真性、完整性的原则进行，不仅要恢复城墙的本来形状，更要恢复城墙附属建筑的原始风貌，包括城墙四门及其门楼、城墙东南角的文峰塔、西南角地配文塔等。古城墙复原后，可以科技、艺术等手段将澶州城中发生的历史大事、诞生的历史人物通过影视活动的形式生动形象展现出来，再现古城丰富的历史文化。

目前，回銮碑和御井处建有封闭式院落，并成立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有效地保证了文物的安全。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得回銮碑和御井的历史文化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缺乏亮点和影响力。下一步首先要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大力宣传回銮碑和御井，使广大公众对其历史文化价值有更深一步的了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的包装升级。可将回銮碑和御井所在院落的北屋改造成小型博物馆，收集、征集所有与澶渊之盟有关的实物、图片，将其在博物馆中陈列出来，供人们参观学习。通过对回銮碑和御井的升级包装，使这里成为国内闻名的宋辽民族交流文化园。

以四牌楼和十字街为基础，打造明清“民俗文化步行街”。濮阳老城以四牌楼和十字街组成的明清街区，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街”，保存完好，在我国北方地区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民俗、艺术、科学价值。但是由于街区现在仍以居住和商业为主，人流量较大，局部已经遭受到了破坏，加之缺乏卫生设施及绿化，显得破旧与脏乱。因此应对明清街区进行全方位的升级改造，要以打造“民俗文化步行街”为宗旨，按照“统一规划、整体开发”的原则进行改造，对于影响街区整体环境的现代建筑要给予拆除，不法商业行为要进行制止，使街区恢复原始风貌。在升级改造的过程中，一定要将濮阳特有的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使人们身临其境，仿佛穿越到明清时期一样，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明清文化。同时，在保证不破坏街区整体风貌的情况下，可将街区作为影视拍摄的基地，以更好地发挥街区的社会经济效益，形成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集聚区。

2.以西水坡遗址为基础，打造“中国龙文化景观园”

西水坡遗址位于澶州城内西南部，应当是该区域文化资源的一个整体。1987年西水坡遗址发掘出土了距今6400多年前的蚌塑龙图案，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龙的鼻祖，被学术界形象地称为“中华第一龙”。濮阳“龙”与“虎”的组合出现，奠定了濮阳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核心历史地位。西水坡遗址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引入大遗址保护的理念以及考古遗址公园的模式。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可以西水坡遗址为核心，打造“中国龙文化景观园”。景观园不仅要包括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三组蚌塑龙虎图，而且要将中国所有的龙形象以及与龙有关的传说故事以动静结合的形式融入其中，使人们在景观园中能深刻领略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及发展过程，体会龙文化的深层含义。同时，可以在景观园中建设“西水坡遗址考古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西水坡遗址发掘出土的重要实物资料，使人们对西水坡遗址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五、濮阳古代文化发展利用的展望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我们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要认真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这篇大文章。濮阳所处的河济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氏族社会繁荣发展，早期城址、遗址众多，流传很多“三皇五帝”的传说，是颛顼、帝喾的主要活动地。同时也是夏朝早期建都之地，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而且具有培根固本、凝心聚力的价值和功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然包括对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濮阳历史文化资源还有很多待开发，如黄河是流经濮阳地区最大的水系，濮阳的繁荣发展与黄河密切相关。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司马迁《史记》中的“禹河”，在濮阳西部宣房宫遗址附近发现了汉代黄河决口的遗迹。

古黄河两岸分布着大量龙山文化遗址，构成了庞大的龙山文化聚落群，它们与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系密切。黄河故道贯穿整个濮阳大地，并将濮阳大部分的古代遗址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些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深度开发，建设黄河古河道剖面，规划黄河文化展览馆，将历史时期黄河文明在濮阳地区的形成以及河道迁徙、改道过程，宣传中华儿女的治黄故事，以图片、声乐、实物的形式展示出来，使人们能够更加真实地体会古代先民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治黄精神。

此外，今后以高城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也将是濮阳展示古代文化的一个亮点。高城遗址位于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2018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进行了联系发掘。文献记载，帝丘先后作为颛顼、阏伯、昆吾、夏后相之都，同时又是春秋战国时期卫国的都城以及秦汉东郡郡治所在地。帝丘作为卫国的都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当时文人学士聚集的重要区域，史载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十年居卫。可复原卫国当时重要的宫殿、街道等建筑，将卫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文人学士的传奇故事以及“卫风”记载的民间社会生活生产状况等以不同的手法、形式表现出来，再现卫文化的繁荣景象。

总之，我们相信，通过全体濮阳人民不懈的努力，濮阳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一定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以历史文化资源为支撑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成为助推濮阳经济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成为构建濮阳社会和谐的重要源泉，成为濮阳最璀璨、最辉煌、最具发展力的朝阳产业。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22-11-15

浙江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助推黄家台遗址研究保护利用

黄家台遗址作为全省首个科学发掘的沙丘遗址，是省内目前已知最东北的良渚文化遗址。为有序推动舟山海洋文明溯源，加快全市海洋考古工作成果转化，在挖掘和保护利用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市文保所推动多级联动，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协助系统梳理考古发掘资料。修复一批典型完整器物标本，为后续类型学分类比对和研究打基础；引入科技考古和动植物考古方法，对部分典型样品检测化验，框定时代年限；分类浮选遗迹样本，推测当时先民食物结构；分类鉴定动物骨骼和贝类标本，寻找当时渔猎活动的主要对象。同时依据遗址堆积特征推测考古性质，梳理当地考古学文化架构。

二是指导建议做好遗址本体原址保护。在前期考古勘探与发掘的基础上，探明遗址分布范围，调整保护区域和外延影响范围，通过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方式提质升级，统筹规范遗址各项保护管理措施。在原址保护的基础上优化环境，打造公众参观空间，推动文化遗产社会共享。

三是有机推动考古成果宣传展示利用。在整理修复考古出土文物的基础上分类研究，结合嵊泗博物馆筹建布展时机，将遗址最新发现成果整体纳入到展陈大纲中，作为嵊泗列岛海洋史前文明开端的最重要展示版块。近期，在省市考古部门合作指导下，将一批修复后的文物和标本，包括石器、陶器、骨器和贝壳堆积层剖面、木骨泥块、动物骨骼等有序展示于馆内预定空间，辅以数字化展陈手段，希望将数千年前当地先民生活活动场景最大程度还原展示给公众。

黄家台遗址位于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沙滩南侧，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沙丘遗址，分布面积约4000平方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是当时全县唯一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工程建设影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底，省、市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600平方米，清理采集到大量的生产生活遗物，以良渚文化为主，包含一定的地域特征。该项目被评为2021年度浙江省考古重要发现之一。

嵊泗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22-09-28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续写文物考古工作新篇章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在北白鹅墓地地下考古方舱中，利用可升降的发掘平台采集提取出土文物信息。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为做好文物保护和利用工作擘画了蓝图，提供了指南。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全力做好考古工作。

　　建设全国首座“地下考古方舱”，创新考古发掘模式

　　近年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进大遗址调查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11月29日，我省自主设计的全国第一座地下考古方舱已经在垣曲北白鹅墓地考古现场投入使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梁宪亮指着微信上的两幅图片对记者说，这是2020年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的发掘现场，这是2022年11月下旬发掘现场的模样。一样的考古发掘，截然不同的画风，这种变化需要从北白鹅地下考古方舱的建设说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强化多学科跨领域协同，加强现代科学技术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不断提升考古发掘现场的发现、分析及记录能力和水平，将垣曲北白鹅墓地2022年度考古发掘列为深入推进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试点。该院联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同时，创新考古发掘模式，按照把“工地变成实验室”的考古发掘新理念，在地下4.6米的M1020椁室原位建设考古发掘地下方舱，将墓室整体置于实验室内进行精细化发掘。地下方舱配备了温湿度调控设备、新风系统、超景深视频显微系统、成分分析仪器设备、红紫外相机、多波段光谱仪、远程视频系统、延迟摄影设备及全程影像记录设施等，能够实现温湿度控制、现场科学分析和保护、现场远程视频连线等功能。在地下考古方舱内，借助相关仪器、设备和环境控制技术，对M1020实施了精细化考古发掘，积极开展有机质、无机质遗存的探测、识别及采集等工作，获取了较多有机物信息和资料。相关考古实践对于进一步提升痕迹遗存及痕量遗存的识别和记录具有重要意义，为深入推进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与藏品部主任南普恒称，北白鹅地下考古方舱从去年开始策划，于今年7月启动建设，在11月下旬正式投入使用。这座考古方舱是一个80平方米左右的实验室，是他与同事们的原创设计，和三星堆遗址上的智慧考古实验室不同，这是全国第一座建在4.6米深地下的考古方舱，它把一处正在发掘的大型贵族墓葬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

　　关于方舱考古和田野考古的不同之处，南普恒解释说，考古方舱配有可升降的发掘平台，既方便文物调运，又避免了考古队员和文物标本直接接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出土文物的原始环境和历史信息。如方舱里的多波段光谱探测仪，它可以在被泥土包裹的古老文物上，发现那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神秘信息。

　　2020年4月，运城垣曲北白鹅村发现了一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葬群，勘探出墓葬200多座。两年多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对该墓地中的30多处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500多件套，其中带铭文的青铜器多达50件。该墓葬群的发掘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垣曲北白鹅墓地成功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里的发掘工作一直在持续进行。今年作为全省科技考古精细化考古的试点，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选择把全国首创、全省第一座地下考古方舱建在了北白鹅墓地，随后还将有2.0版的可移动考古方舱投入到全省众多考古现场。

　　把文物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坚持深化考古研究，扛牢文物资源大省责任，不断用考古重大成就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翼城北撖、芮城坡头、沁水八里坪、兴县碧村、闻喜上郭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突破，“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中国文明起源陶寺模式得到充分论证。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各部门紧扣工作职责，迅速掀起“大学习”“大讨论”热潮，多渠道、多载体组织开展学习，深入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

　　11月1日，为探寻文明源头，找寻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山西印迹，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联合山西博物院重点推出了《大政之源》文物考古展，240余件珍贵文物的展出，旨在以考古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科学地揭示山西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探寻文明源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11月16日，“文耀金泉——张颔先生的古币文世界”展览开幕式暨纪念张颔先生诞辰102周年座谈会在山西考古博物馆举行，这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继“大家张颔——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暨张颔先生诞辰百年特展”“着墨家山——张颔先生与他的家乡介休”之后推出的又一个关于张颔先生的专题展览。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晓毅表示，展览选择在张颔先生诞辰之日开展是为了深切缅怀张颔先生对山西考古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发扬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治学精神，把宝贵的文物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新征程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找准考古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科学定位，明晰考古工作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中的职责定位，集聚力量，努力开拓考古事业新局面。

山西日报 2022-12-16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建设中国气派考古学的一次卓越实践

伴随着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打捞迁移主作业船“大力号”抵达遗址现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进入整体打捞迁移的关键阶段。

长江口二号是我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帆船。从目前已经掌握的线索可以得知，这是一艘清同治年间的贸易商船，与上海开埠几乎同龄。作为一座“以港兴市”的城市，打捞长江口二号古船，对于理解上海何以成为上海有着重要意义。而其采用的最硬核的第五代打捞工艺，亦备受业界关注。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在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重要讲话发表两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水下考古权威专家、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队长张威和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带来中国水下考古的最新独家信息。

文汇报：相比陆地考古，水下考古要神秘很多，目前我国水下考古的现状如何？

张威：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自起步至今已35年了，经过35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水下考古已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个前沿的地位。比如，我们拥有一支稳定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和水下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的团队。拥有专门的考古工作船和数个水下考古科研基地。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水下考古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对水下文化遗存的调查发掘工作。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相关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更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如南海一号沉船、华光礁一号沉船、南澳一号沉船、碗礁一号沉船、小白礁一号沉船，以及当下正在发掘的长江口二号古船等。如此大量的水下考古实际工作，在目前已经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国家中首屈一指。

翟杨：2011年，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安排，上海启动水下文物普查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在长江口水域收集了近150处水下文物线索。这些发现表明，上海是世界上水下文物资源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文汇报：据统计，中国水域下“沉睡”着数量不少的古船。在考古界有一种说法，能不发掘的就不发掘！长江口二号古船为何要打捞？它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威：水下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考古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水下考古，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就明确提出“就地保护应作为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首选方案”。但在实际工作中，每一处水下遗址都有自身的特性。所处的环境、保存的状况、保护的条件等千差万别，对于实在不具备就地保护条件且面临极大破坏风险的遗址应允许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同样是考古工作的一个原则。长江口二号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他因素且不说，仅看其所在的地理位置——长江口水流冲刷严重，特别是随着水势流向改变，河床由淤积转变为快速下切，致使古船加速露出河床表面，船体面临严重威胁，“就地保护”是难以实现的。更何况沉船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对它实施抢救性发掘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它将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翟杨：长江口二号古船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从文物本体看，长江口二号是罕见的保存完好的木质贸易帆船，体量巨大，长38.1米，是南海一号的1.5倍。水下探摸情况表明，古船的舱口围、舷甲板、主桅、船舵、铁锚等结构和船用属具保存基本完好。主桅根部仍竖立在船上，高出河床近3米，加上已出水部分，至少有12米高，十分壮观。舵叶仍留在水底，保持了沉没时的原生状态。保存如此完整的古船在以往水下考古中十分少见。长江口二号古船上船货数量巨大，仅小范围清理，就出水600余件完整和可复原的景德镇窑瓷器，仅一件高60厘米的嫁妆瓶内就塞满了50件青花团龙杯。瓷器种类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为清同治时期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标尺。此外，还出水了宜兴紫砂、“时泰”木桶等文物。可以说，长江口二号是关于晚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填补了清同治时期水下考古的空白。

文汇报：从长江口二号古船陆陆续续出水的文物来看，可以获取哪些信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翟杨：目前出水的越南产水烟罐、东南亚的船体木材、景德镇窑瓷器、宜兴紫砂等文物，显示出长江口二号文物与国内、国外更加广大时空范围都有着技术、贸易和文化的联系。但这些文物还只是全部文物的冰山一角，长江口二号犹如一颗“时间胶囊”，尘封了原汁原味的历史，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念、新的技术开展深入的研究。

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实验室考古工程。古船打捞出水后，将脱离原来的开放环境，进入考古大棚和博物馆，在人工控制的环境中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整个过程涉及到温湿度、空气、水环境、生物、微生物控制、船体支撑加固等一系列问题，历时时间长，复杂程度高。

我们的研究工作从打捞之前就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以航道问题为例，长江口二号古船位于现在的北港航道内，自然会认为这条船是从北港航道出海，而通过对比1876年长江口海图，北港航道当时还没有形成。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分析古船遗址埋藏过程和船上聚落景观，对古船建造、航线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开展古船及文物与其生产地、制造地、运输地、消费地社会的比较研究，力求在国内外广泛的时空框架中，充分发掘阐释其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张威：长江口二号沉船保存着大量的文物，历史学、考古学、海外交通史、社会经济史、古代造船史等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长江口二号沉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勾勒出一段清同光时期的历史画卷。

建议主要有两点：一是注意与沉船相关文献的搜索研究。由于年代的关系，过去一些沉船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上找不到与沉船有关的文献资料，比如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等。这次发掘的沉船年代相对较晚，有关船货、运输路线等方面是否有可能会保存一些文字记载？二是沉船打捞出水后，后续的发掘保护工作一定要迅速跟进，绝不可拖延。要学习和吸取南海一号沉船、英国玛丽露丝号沉船以及韩国新安沉船后期发掘保护的经验，千万避免对船舱内的文物造成二次损坏。

文汇报 2022-09-26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融入百姓生活 让文化遗产保护惠及于民

近日，国家文物局网站刊发文章，回顾了文物事业十年成就，其中提到：十年间，文物“活”起来渐成大势，日益融入寻常百姓生活。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开放，游客达3460万人次。可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符合我国国情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和成果，正以多样化的保护利用成果，主动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本端通过对浙江良渚、湖北盘龙城、四川金沙、江西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历程的回顾，报道它们如何在深入发掘遗址考古研究潜力的同时积极融入百姓生活，将遗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为公众耳熟能详的“中国故事”。

浙江杭州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给我一天 还你五千年

徐继宏　 摇慧敏

▲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给我一天，还你五千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来到这里，通过护照印章“打卡”等形式，参与新近推出的“文明圣地 朝圣之路”深度游活动，在畅游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同时，深度了解良渚文明的前世今生、良渚古城的恢宏壮阔。

近年来，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足世界遗产和文明圣地两大定位，深化文化内涵研究阐释、丰富数字化展示手段、系统性开发文创产品、精心打造文艺作品、创新策划文化活动，实现大遗址保护与提高本地居民生活品质的“双赢”，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了创新探索，致力于让“给我一天，还你五千年”成为共识。

▲ 良渚博物院首部儿童剧《来自良渚的想象》 良渚管委会供图

走进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也就是老百姓亲切称呼的“大屋顶”，书香伴随着咖啡香一起袭来。众多市民和游客在欣赏美景、感悟遗产魅力的同时，品味文创好物，观赏展览和演出。“良渚文化村的居民都称呼自己为‘村民’，这是特别有幸福感和归属感的一个称谓。依托‘大屋顶’，衍生了系列子品牌：村民书房、村民创客、村民剧场等，村民变成了一个有尊严、有价值、有文化、有追求的群体。”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的“杭州良渚日”，新开放的老虎岭遗址公园首度与公众见面，老虎岭遗址展示了老虎岭水坝遗址剖面，访客可以于此见识中国最早水利工程营建技术的巧夺天工。申遗成功以来，杭州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共计接待国内外访客超500万人次。

走进良渚博物院，除了固定展陈的3个展厅之外，还有一个临时展厅，常有不同主题的临展开设，让每次参观都有新的惊喜。眼下，“郁郁乎文哉”晋国玉器展正紧张筹备中。据悉，今年以来，良渚博物院已举办“鸟迹虫文：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虚拟体验展”“意象良渚”跨媒体艺术沉浸展，开展“云展览”“慢直播”等活动，让文物通过不同媒介、不同形式“活”起来。除此之外，借助进博会、服贸会、文博会等国家重要战略平台和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推出良渚文化青年传播计划、少儿讲解计划等，让良渚文化持续出现在公众视野，有效提升了自身的知名度与存在感。

▲ 丰收糕 良渚管委会供图

丰收时节，良渚古城千亩水稻成熟，与知味观联名的丰收糕礼盒也受到了热捧，这也是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继“知味良月”月饼之后第二次与知味观合作。一方面，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不断探索世界遗产的多元融合新尝试，带动周边产业的发展，以挖掘良渚美学为主线，联合知味观、王星记、张小泉等杭州本土企业研发跨界联名文创产品。另一方面，积极“走出去”，与百泰集团等大型企业进行授权合作，形成“良渚”系列产品矩阵，累计开发文创产品十二大品类500余款，都在良渚文化天猫旗舰店热销。以“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器物考古”等为主题的考古专题深度研学游也受到热捧。与此同时，联合各大专业机构，创作并推出了儿童情景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舞集、动漫等一系列良渚主题文艺精品……百花齐放的文创产品，让良渚文化走进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让良渚文化的活态利用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追求，让探索遗产资源赋能周边区域发展的路径和模式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我们要持续做好良渚申遗‘后半篇文章’，以提升良渚古城遗址作为中华文明圣地的国际辨识度、世界影响力。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担当。” 杭州良渚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姝表示，管委会要切实扛起世界遗产地的责任担当，运用社会资源和力量，共同放大良渚文化综合效益，让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并启动良博院二期、文创商务中心（暂名）、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等项目，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硬件设施、精神大餐、文化盛宴。”

四川成都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古蜀文化与城市共生共长

本端驻四川记者 付远书

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内秋意悠然，梅花鹿漫步在阳光下，自然与人共生，游客不仅能沉浸式感受距今3000年左右的古蜀时期的生态环境，还能以此探索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演变。自2001年2月发现至今，金沙遗址的保护开发，深深融入了成都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其深厚的文化内核也注入每个成都市民的血液中。

▲ 成都天府立交桥上的“太阳神鸟” 张 艳 摄

从博物馆走出，不远处便是以“金沙博物馆”命名的地铁站。整个车站巧妙地将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十节玉琮等文物元素融入环境设计，而在两侧的通行墙面则绘以《天地礼颂》和《智慧之光》两幅巨型壁画，生动展示古蜀国的祭祀场景、百工技艺和壮阔的生活图景，与比邻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内外呼应。同期开放的还有全国首趟博物馆文化专列“金沙号”主题列车，该车以太阳、神鸟、眼睛三大图腾符号为核心设计元素，满载着青铜立人、黄金面具、太阳神鸟等重要文物符号，自2017年起穿行在成都的地铁网线中，将古蜀文明常态化展示给市民和游客。

2005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年10月，它被绣在蜀绣上随“神舟六号”一起遨游太空。这个承载了古蜀人极致浪漫和无尽想象的符号自2011年12月成为成都城市形象标识的同时，也频繁地出现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融入成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穿梭在成都天府立交桥上，太阳神鸟“闪耀”的金色光芒能让人立刻沉浸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走进成都天府广场，太阳神鸟装饰成为跳动的“成都心脏”，向来来往往的人讲述这座城市的古老与活力；俯瞰成都龙泉山森林公园丹景台，以太阳神鸟为灵感设计的“城市之眼”，将这座公园城市的大美画卷尽收眼底；来到新建开放的天府国际机场，驮日飞翔的太阳神鸟姿态，成为外地游客对成都的第一印象；漫步在世界大运公园，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主场馆上的全球最大太阳神鸟图，仿佛旋转向上，即将让全世界看到来自成都的金色力量。

金沙遗址早在2010年就成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该遗址又同时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成绩的背后，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为公众听得懂、看得明、说得清的“中国故事”，推动成都城市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其中，每年春节以太阳神鸟为文化核心，以文化惠民为服务根本的金沙太阳节便是缩影。

金沙太阳节始于2009年春节，该节庆立足于“世界文明荟萃·国际新春盛典”的品牌定位，每年围绕一个世界级的重磅展览及其背后的文化，用文物展览、主题灯组、歌舞表演以及园林景观等方式，进行活泼动态的全面展示，让游客在观灯、赏花、游园、看表演的同时，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目前，金沙太阳节已陆续与多地文化机构合作，成为成都市春节期间最具国际范和文化味的新春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继神舟六号、“金沙号”主题列车之后，古蜀金沙主题飞机也于今年6月28日首飞成功，有望在今年或明年与乘客见面。“金沙号”是以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客机——ARJ21飞机为载体的全国首架博物馆主题飞机，不仅机身带有金沙文化元素，其内部装饰、乘务员衣着等，都将用古蜀元素进行装点，堪称一架翱翔在天际的移动文化展厅。据悉，正式运营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讲解团队还将定期登上“金沙号”，以文物教具展示、多媒体视频演示等多元方式，为天南地北的观众讲述成都历史、金沙文化。

江西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为文化自信自强永燃“窑火”

王竹青

▲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张子杨 摄

走进景德镇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此出土的数十吨、近1000万片明清时期瓷片述说着陶瓷文化的亘古辉煌，它是生动的考古遗址，让百姓共享考古成果感受陶瓷文化魅力；它是厚重的文化遗产，为文化自信自强注入强大基因；它是融汇古老文明与文化创新的历史文化街区，文旅融合绘就最美人间烟火气。

我国的陶瓷文化有多“硬核”？皇家御用瓷器有多精美？神秘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工作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游客们可以在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找到答案——大家不仅可以零距离参观明清作坊遗址、明代马蹄窑遗址、明代葫芦窑遗址、明代东北角围墙遗址、明清西围墙遗址，了解观看田野考古和文物修复等工作及其成果，还可以游览龙珠阁、佑陶灵祠、御窑纹式展览馆、御窑考古展示馆、景德镇会馆文化展示馆等。

去年5月18日完成复建和修缮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更让游客惊叹于中华建筑美学和文化内核的统一。博物馆特别设计成8个长度不一、大小各异的多曲面钢筋混凝土拱体结构，形似一座座景德镇清代独创的蛋形柴窑。这些窑中珍藏着约3000件（套）复原器，近1000万片御窑标本，是古陶瓷研究者、收藏爱好者和广大参观者了解景德镇御窑发展历史和艺术成就、感受御窑瓷器之美的绝佳场所，并且还是一座充分应用数字技术会“讲故事”的博物馆、一座24小时开放的博物馆、一座文物与艺术融合的博物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自开放以来，精心制定参观路线，包括历年的考古成果展—修复实验室—考古整理室—文物精修复室—文物清理室—历年展览成果—标本室，同时推出一系列丰富的展览和活动，让广大观众能更加直观地欣赏文物、感受陶瓷文化魅力。

今年10月1日晚，“御窑天下·青花秘境”预展举行开幕特别活动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数据为基础，以青花瓷为载体，主展厅分为“瓷的巨变”“微观竞演”“幻花水月”“碎与永恒”4个章节，展现出以青花为纽带的世界文化交流史。不同于传统文物展览，此次特展以全域、跨界、数字共生为核心策划思路，打破博物馆空间局限，将御窑考古遗址展示区及陶阳里历史街区共同纳入展览场域之中，并结合线上游戏程序，实现线上、线下空间互联。“尤其是古代青花文物珍品和现当代艺术创作的碰撞，带领我们触摸历史，感知璀璨辉煌的陶瓷文化，自信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游客李叶说。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御窑厂不仅有丰富文化活动的加持，更通过旅游业态的培育，让历史“活”起来、人气“火”起来，成为陶瓷文化交流的主阵地、老百姓的“城市会客厅”、文化旅游的“网红打卡地”。如今，当地在御窑厂及周边历史遗存的基础上打造出景德镇陶阳里御窑景区，音乐酒吧、咖啡馆、红店街、老字号杂货店、书店、文艺工厂、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基地、传统戏剧演出、候鸟居、民宿酒店等新业态丰富多彩，让古老瓷都焕发年轻活力，再现昔日“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的盛景，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注入文旅活力。

湖北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活化历史场景 让观众亲临“现场”

本端驻湖北记者 瞿祥涛

▲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长江流域已知等级最高、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前期遗址，距今已有约3500年历史，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

随着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开放，盘龙城遗址逐渐成为武汉城市的金色名片，在网络平台掀起了“网红效应”，是武汉文化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吸引全国各地观众前来游览参观。

作为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管理机构，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秉承新发展理念，博物院深入挖掘遗址内涵，不断加强考古成果的转化、阐释与传播，架起公众与考古之间的“桥梁”，致力于打造一个集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休闲、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创新型博物馆，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据介绍，自2019年对社会开放以来，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接待观众240余万人次。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互动区设有授课教室、休憩长廊、文创商店、模拟探方、制陶作坊，市民可在此体验模拟制陶、考古发掘、商代盘龙城先民的生活。每年开设超30场流动展览，将盘龙城文化、青铜器文化、武汉历史等主题展览送进社区、学校、农村。为学校开展特色课程，例如“我的家乡盘龙城”“武汉历史从这里起步”等。培养社区志愿者，提升公众参与度，增进居民和馆方的交流理解，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馆、址一体的运营体系，开创了我国遗址类博物馆展示的新模式。”上述负责人说，该院设置了“博物院—遗址区”展示参观路线，既以文物展览激发观众对盘龙城的兴趣和认知，又以遗址展示让观众亲临现场，加深对盘龙城文化的认同。

此外，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将科技创新落在实处，打造全场景智慧文旅，以科技手段“复活”古老文明，提升“云服务”水平。近年来，该院搭建了智慧博物馆、考古数字化管理平台、AR智慧导览、遗址全景展示、数字展厅等多种智慧平台，大大提高了博物院工作质量，也丰富了公众参观的互动新体验。

在与公众的互动上，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紧抓“公共考古”和“盘龙城文化”两大主题，开发线上、线下多样化的社教活动。其中，“小小考古人考古盘龙城”系列活动，依托上千平方米的互动区，打造科学有趣的模拟考古体验，配合专业考古人授课、资深讲解员解读，形成囊括“田野勘探”“考古发掘”“泥条盘筑”等系列体验课程，成为武汉市知名研学品牌。

自2019年开放以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已围绕考古、制陶、商文明三个主题开发了8门社教课程，立足于以盘龙城遗址为主的商代文化，专注体现遗址类博物馆的特色，根据展览涉及的盘龙城考古研究史、盘龙城制陶文化及商代先民生活习俗等内容，开展相关课程和实践内容。课程制定了展厅参观—教室授课—探方发掘流程，授课内容经过考古专家把关，严格保证课程质量，做到寓教于乐，“学有所得、玩有所乐”。根据不同受众、不同需求开展节假日特别活动、亲子益智类活动、及“童心绘城”“尨尨家的宝贝”“我心映我城”等常设性教育项目。

为进一步挖掘学术深度、拓宽阐释广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推出“盘龙城论坛”，定期邀请考古文博专家为观众带来最前沿、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分享。自开讲以来，每期座无虚席，线上直播热度颇高，引发文博爱好者广泛关注和参与。

致力于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宣传盘龙城文化，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以“互联网+博物馆”理念，实行“两微为主、多线发力、全面解读”的多渠道宣教策略，各渠道线上科普栏目广受好评，吸引不少忠实粉丝。

据介绍，下一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拟将李家嘴贵族墓葬区、小嘴铸铜作坊区等作为展示提升的重点，活化历史场景，真实、科学地呈现盘龙城遗址本体展示内容，力图更生动全面地向公众阐释遗址的文化内涵。

文旅中国 2022-11-03

解读中华文明基因的古老密码——殷墟考古成果探查

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感慨地说。

　　拨开历史的厚土，经过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上下求索，不断涌现考古成果的殷墟正持续传递出跨越三千多年的文明回响。

　　实证商王朝，架构中华文明探源支点

　　初冬，穿安阳城而过的古老洹河涓流淌漾，迎着暖阳，泛起粼粼波光。

　　在洹河南岸，走过仿照甲骨文象形字“门”建造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游人往来不绝，期盼一睹它怀抱的“商王的宝藏”。

　　在洹河北岸，考古工作人员正在为新近发现的一条大型东西向道路而欣喜不已。多条道路组成的路网、由交叉道路形成的“街区”等，让这座晚商都城的城市规划布局更为清晰。

　　如今，提起殷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都对后母戊鼎、妇好鸮尊等珍贵文物如数家珍。然而在20世纪初，人们对商王朝的认知仍停留在《史记》区区3000余字的记载中。

　　1928年10月13日，考古学家董作宾在位于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挥出第一锹，由此拉开中国考古人持续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

　　在随后90多年时间里，一代代考古工作者躬耕田野，推本溯源，钩深索隐，用一锹一铲，层层揭开殷墟的“真容”。

　　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分工明确的手工业体系……系统展现了商代社会文化面貌、商代文明发展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说：“殷墟考古实证了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

　　因为殷墟，中国信史上推至商代。

　　更重要的是，以殷墟为支点，建构起夏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体系，也为探究更早的文明提供了重要抓手。

　　“殷墟的发现和确定，是探索商文化、夏文化及上溯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点和基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表示，殷墟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甲骨蕴文脉，维系中华民族形成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殷墟考察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续建工程和汉字公园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系统展陈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尽显中国文字文化之美。

　　行走在安阳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甲骨文元素，也时刻昭示着这座城市与甲骨文的不解之缘。

　　《尚书》有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文字，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也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小屯村的村民们发现了许多带有刻痕的龟甲、兽骨，便将其称作“龙骨”售卖给药铺做药材。他们或许怎么也想象不到，那些细小刻痕，正是汉字的源头——甲骨文。

　　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偶然发现了“龙骨”上的神秘符号，经研究后认定其为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这才“三千年而一泄其密”。

　　资料整理、分期断代、文字考释、商史研究……12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薪火相传、接续探秘，解读中华文明的古老密码。

　　据相关专家介绍，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总计约15万片，其中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有3.5万余片；单字数量已逾4000字，其中公认已识读的约占三分之一。

　　甲骨文中的商王朝，那样真实而鲜活：有外交征伐，也有饮食宴飨，有婚丧嫁娶，也有流星、日食、月食这样的自然天象……

　　“甲骨文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透视三千年前殷商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从事甲骨学研究数十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宋镇豪说，甲骨文不仅是可以“证经补史”的物质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奠定了汉字的造字方法、方块形态和发展框架，历经三千多年演变而不改其形。它也是世界几大古文明中唯一的“活”到今天的古文字，任风云际会、王朝变换，仍旧生机勃勃。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从殷墟的甲骨文一路而来，到金文、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汉文字，成为中华儿女血脉相通的精神纽带和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符号系统。

　　整装再出发 翻开时代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安阳殷墟的考古研究、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工作，也翻开时代新篇章。

　　考古发掘与研究持续推进。洹北手工业作坊区发现大量铸铜、制骨、制陶生产、居住生活遗迹和分布有序的墓地，小屯宫殿宗庙区新发现大型池苑、水道及与之相关的建筑遗迹，殷墟王陵区发现围沟及大量祭祀坑等，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

　　遗址保护形成合力。去年10月，重新修订的《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从法律层面为殷墟保护提供支撑。据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介绍，当地已建立起公安、内保、协管、网格员共同参与的群防群治体系，打造“大保护”格局。

　　“在29.47平方公里的殷墟遗址保护区划内，2650个高清摄像头、可随时出动的监控无人机、‘智慧殷墟巡更系统管理平台’等，共同构建起‘空地一体’智慧防控体系。”李晓阳说。

　　展示利用更是如火如荼。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殷墟遗址博物馆、考古小镇等文旅项目稳步推进；甲骨文表情包、甲骨文雪糕、殷墟青铜器数字藏品等文创层出不穷；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甲骨文及中国古文字巡展等交流活动连年开展；殷墟元宇宙、全球甲骨文全息影像采集等数字化工程方兴未艾……

　　三千多岁的殷墟，再次“活”起来更“火”起来，主体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样、形式更加鲜活、覆盖更加广泛，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殷墟的价值与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为增进民族自信自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坚强支撑。”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力，全面推进殷墟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

“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打造国家文化地标、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使命在召唤，殷墟在行动。”李晓阳说。

中国新闻网新华社 2022-11-29

长城保护引入考古：共探保护路径，共享世界遗产

经由考古的“检查”与“医治”，北京年久失修的长城点段正逐步抹去灰尘，呈现出完整的遗址样貌。未来，历经数百年风霜的长城将有更多的点段向公众开放，更好发挥文化遗产功能。

北京段长城是中国有长城分布的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保存最完好、工程最复杂的段落。长城在北京自东向西蜿蜒经6个区，墙体全长520.77公里。箭扣长城海拔1141米，因形如满弓扣箭而得名，是明长城最著名的险段之一。

近几个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珩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登上箭扣长城。在他随身携带的相机里，留下了这片山林从初夏到深秋的色彩，也记录着五座敌台越来越清晰完整的模样。

提及频繁登上长城的原因，尚珩表示，不同于以往的“抢险式修缮”，北京正在摸索“慢慢修长城，边研究边修”的模式——2021年，北京把长城保护的工作重心由一般性保护工程向研究性修缮项目转变，选取延庆区大庄科段长城和怀柔区箭扣长城为试点开展研究性修缮。今年6月，启动箭扣长城考古发掘。

箭扣长城的研究性修缮范围是141至145号敌台，以及这五座敌台之间480多米长的墙体。目前，考古发掘已经完成。

走近箭扣长城，记者在敌台间看到，昔日被植被、土堆掩埋的长城墙体、敌台、暗门等建筑遗址已经完整展现在眼前，窗框印记、排水系统等建筑细节也露出“真容”。

石碑、瓷片、箭头、石雷……出土文物显示，本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尚珩介绍，在五座敌台上出土的文物可分为建筑构件、武器和生活用品三类。其中，在141号敌台和143号敌台发现的两块石碑最为珍贵，它们记述了敌台和墙体的修建时间、修建者和建筑尺寸等，成为长城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让研究人员颇为惊喜的火炕、灶台等生活遗迹，证实了古代的戍边将士曾在敌台上做饭住宿，也让人们感受到了长城的“温度”。随着长城承担的更多功能被揭开，保护方案的设计工作更加有据可循。

“我们以往只是在地面上观察长城，并不了解被掩埋的部分，保护方案难以全面、科学。经由考古‘望、闻、问、切’找到长城的‘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尚珩总结道，无论是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现实的保护层面，研究性修缮都有着重要意义。

如今，人们不再把长城当作古建筑来修缮，而是作为遗址来保护、研究。在143号敌台顶部的北侧，尚珩向记者介绍了一处被称为“最美坍塌”的墙体。“像这样完整坍塌的墙面也是长城遗产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为发挥教育、展示功能，一些倒塌的建筑堆积将予以保留，并在长城开放后向公众展示。本次考古发掘还用三维建模技术实现了场景复原，这为还原不同时期的长城状态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便于日后回溯考古过程。

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近日发布的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标志性项目完成进展明确，到2035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将全面建成。通过五个集中展示片区产生的辐射作用，长城管理开放的长度有望达到北京长城总长度的十分之一。这座约占北京30%市域面积的公园将带动长城遗产的保护传承，使公众享受长城大型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

“要动土，先考古。”正如尚珩在采访中反复提及的这句话，考古发掘是长城研究性修缮的开端，随后就将进行设计方案制定和修缮施工。“希望借助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这一契机，更多完成保护修缮的长城点段能走进公众视野，让这座世界上现存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继续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北青网2022-11-05

“荣世子宝”金印出土！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据悉，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有哪些主要收获？

据介绍，通过本次考古发掘，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考古发掘现场

此外，在本次考古发掘中，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为认识战争发生地点提供了新线索。本年度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了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的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对于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综上，有理由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已经很接近发生地点。

百子铳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本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

“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荣”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常德荣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宽4.16、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西王赏功金币

据悉，本次考古工作以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为主要目的，在发掘工作中创新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RTK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了本次考古工作科学、有效的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银饼

下一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对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开展相关工艺研究工作；继续系统开展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并根据工作进度拟定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江口沉银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工作，力争在2023年底建成开馆。

四川发布 2022-11-16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本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万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近日，记者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发掘现场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北距成都市约60公里，南距眉山市约20公里。

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指导支持下，2022年1月至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此前，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已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8000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6万余件，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出水实物，确认遗址的性质是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于1646年发生江口之战的古战场遗址，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本次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抢救和保护珍贵文物、寻找古代战场遗迹、确认遗址边界。从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保护研究来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江口遗址的主体遗存是1644年张献忠大西军与杨展南明军发生江口之战的古代战场，但同时也包含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历代文物的沉积，本次考古发掘，拓宽了我们对遗址内涵的认识。

遗址内发现大量巴蜀青铜兵器和工具，时代上早至西周，晚至战国，种类包括柳叶形剑、无胡三角援戈、荷包形钺、斤和凿等，这批青铜器形制完整，保存完好，尤其是部分西周青铜兵器的发现，对于研究巴蜀青铜兵器的起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遗址内还出土了9万余枚历代钱币，从战国时期的秦半两到民国时期的机制币均有发现，延续2000多年，几乎囊括了四川历代铸造并使用的钱币，对于四川经济史、货币铸造史和岷江内河航运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柳叶形青铜剑

遗址内出现了大西政权官银和兵器集中分布的现象。出土官银数量近600锭，集中发现于发掘区的中部偏北，且发现的官银以张献忠大西政权的税银为主，地点主要来自成都周边的金堂、大邑、简阳、安岳、洪雅、丹棱等地。“推测这批银锭原为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战中一同沉没。”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在大西政权官银集中发现区的东侧，发现了箭镞、火铳和铅弹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铳包括单眼铳、三眼铳和百子铳等不同类型，同时还发现了部分烧熔的金银器，为文献中关于江口之战采用火攻的记载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推测这一区域为江口之战的发生地点或者很接近发生地点。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银锭出水照

“荣世子宝”金印

此次考古发掘，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荣世子宝”金印，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印台边长11.24厘米、厚3.28厘米，残重5915克，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方形印台、印钮缺失，印面铸有九叠篆文“永昌督理之印”六字，印背刻有“癸未仲冬吉日造”和印文的释文。印台边长9厘米、厚0.8厘米，重591.2克。这枚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因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对于研究张献忠、李自成两支农民军关系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钦赐崇德书院”铜印，表面鎏金，长方形印台，龟形印钮，印面篆书“钦赐崇德书院”六字。印台长13.9厘米、宽4.16厘米、高2.53厘米，重1245克。“崇德书院”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内讲学、刻书的重要场所。吉府“崇德书院”本图书，无论校勘、版刻、用纸皆为当时翘楚，亦为后世所重，历来被视为珍本。这枚吉府书院印的发现，对研究明代文化教育，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我们还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和保护，并根据出土文物的类别，同步开展工艺研究工作。”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介绍。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运用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探测手段确定发掘区域，在发掘过程中采用RTK和三维扫描等技术设备记录和提取出土文物的信息，并通过考古工作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保证考古工作科学、有效地进行，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

“接下来，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考古资料整理工作将持续开展，考古报告的出版计划也在拟定中。虽然已基本确定了遗址的南部边界，但北部边界的确立还需要开展更多的考古勘察。”该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表示，相信通过不断的精细发掘、科学规划、系统保护、深入研究，对遗址范围、内涵、价值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澎湃新闻 2022-11-21

兼顾发展保护，新时代江苏基本建设考古成绩斐然

修地铁挖到古墓，高速路为考古遗址“绕行”……如何处理建设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动态平衡”思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省文物部门高度重视基本建设工程的考古工作，一方面加强基本建设工程中的文物保护，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流程，在有效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各地经济建设，逐步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制度先行

　　十年来，江苏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考古工作管理的意见》《江苏省基本建设工程考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建设考古相关服务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推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全流程规范化管理。

　　考古前置

　　目前，全省已有11个设区市先后出台了考古前置相关规章制度，从制度保障了考古前置工作的推进落实。特别是南京市先行先试，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成果斐然

　　十年来，全省共组织实施考古调查勘探项目5000余项，涉及面积6亿多平方米，开展省级以上开发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170多项，涉及面积1400多平方公里。完成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1000余项，出土文物15万多件/套，新发现并原址保护古遗址古墓葬82处，其中10处被公布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扬州曹庄隋炀帝墓、兴化东台蒋庄遗址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镇江孙家村遗址、南京西营村遗址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发现”，樊村泾遗址考古发掘获得2018年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二等奖。

　　先来看看这组“天翻地覆”“旧貌新颜”的保护利用案例：

　　无锡梅里遗址发掘后建成的博物馆

　　梅里遗址发掘现场

　　梅里遗址博物馆

　　宜兴凤凰村窑址展示馆

　　发掘工地场景

　　宋窑遗址展示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十年间，基建工程“催生”了哪些考古重要成果吧。

　　新石器时代

　　泰东河水利工程→蒋庄遗址

　　泰东河水利工程考古发现并发掘蒋庄遗址，获201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局部

　　M100出土玉器组合

　　M158清理后全景

　　常州市漕上路工程建设→青城墩遗址

　　青城墩遗址位于常州市经开区横林镇后青墩村北，2017年8月—2018年12月，为配合常州市漕上路工程建设，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对青城墩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和抢救性发掘。

　　发掘场景航拍

　　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是发现双重环壕、崧泽晚期和良渚早期大型人工土台、高等级墓葬等相关遗迹组成的结构完整史前聚落，并出土了玉琮、玉瑗、玉龙、玉冠饰、玉环等珍贵文物。尤其是崧泽墓葬出土的玉龙，形象完整，造型精美，被专家认定为“江南第一龙”。

　　玉管饰

　　崧泽时期玉龙

　　青城墩遗址是以寺墩遗址为中心的环太湖北部崧泽—良渚文化聚落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目前发现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为探索良渚文化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是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代表性遗址。

　　玉琮

　　玉瑗

　　玉环

　　淮安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黄岗遗址

　　黄岗遗址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乡黄岗村，黄岗文物埋藏区内，淮安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茭陵一站引河段项目用地穿过该文物埋藏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

　　发掘现场

　　该遗址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主体，为我们重新认知青莲岗文化以及淮河故道沿线公元前5000年前后至公元前35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提供了新契机。足够丰富的各类遗存使得青莲岗文化得以“重生”。

　　彩陶

　　彩陶

　　人面像

　　陶釜

　　某房地产开发项目→东滩头遗址

　　东滩头遗址位于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东南部的一处缓坡岗地上， 2018年在原东滩头村区域内进行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时发现，2018-2020年南京博物院联合省内其他单位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约12500平方米，主要发现了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居住区和公共墓地，出土各类文物逾2000件。

　　2019年发掘现场及1-3期房址

　　马家滨文化瓮棺葬群

　　东滩头遗址是太湖西部近年来发掘的一处大规模史前遗址，与骆驼墩、西溪等遗址同属骆驼墩文化。

　　骨刀

　　鹿角靴形器

　　陶器盖

　　玉管

　　大型基本建设考古前置→塘北遗址

　　塘北遗址位于苏州市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2021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型基本建设考古前置中发现，面积200000平方米。

　　塘北遗址范围及2022年发掘位置

　　遗址年代最早从新石器崧泽文化时期开始，经马桥文化、东周、汉代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时期恰是探讨长江下游文明进程的关键时期，对探索太湖地区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苏州地区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鸭形壶

　　墓葬出土陶鼎

　　玉器

　　商周时期

　　京沪高速公路沂淮淮江段扩建工程→高邮佛前墩遗址

　　佛前墩遗址位于江淮东部高邮湖东岸，因京沪高速公路沂淮淮江段扩建工程占压遗址核心区，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2020年10月开始对施工红线范围内遗址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京沪高速铁路扩建工程两侧的遗址发掘现场

　　本次发掘共发现各类遗迹350个（组），共出土了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铜器、骨角器和卜骨、卜甲在内的各类遗物近400件。佛前墩遗址主体为商周时期的环壕聚落，是近年来江淮东部地区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卜骨

　　陶鬹

　　西周铜削

　　城南风貌区改造→南京西街越城遗址

　　越城遗址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西侧，属于南京市“长干里古居民区及越城遗址区”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的核心。为配合城南风貌区的改造，自2017年至2019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西街地块进行了考古发掘，历年发掘面积共计12000平方米，发现壕、路、井、灰坑等遗迹400余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一万余件。

　　发掘区域航拍

　　越城遗址是解决南京建城史和城市发展史的关键，而且遗址时代最早可上溯至商周之际，很可能将建城史提前500年左右。

　　灰陶尊

　　西周早期沟

　　镇（江）丹（阳）高速公路建设→孙家村遗址

　　孙家村遗址位于江苏省镇江市新区丁岗镇，遗址面积约12000平方米，由台地和环壕组成，时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2015年11月至今，为配合镇（江）丹（阳）高速公路建设,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遗址远眺

　　遗址主要地层、遗迹出土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遗物，以陶、瓷器为主，有鼎、鬲、罐、瓿、盆、钵、豆、碗等，出土一批与铸造有关的遗物，证实其为吴国铸铜遗址，极有可能是吴国一个重要的青铜器铸造“工厂”，对于研究吴国冶金技术及地域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铜范

　　出土铜镞

　　铜镰

　　陶范

　　秦汉

　　金马高速（金湖县至盱眙县马坝镇）公路工程建设→军庄汉墓

　　2012年7月至2013年11月，金马高速（金湖县至盱眙县马坝镇）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了古代墓葬，南京博物院与盱眙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M208东边厢上层器物清理后全景（俯拍）

　　至2013年11月野外发掘基本结束，共计清理汉代墓葬170座，车马陪葬坑1座，共出土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琉璃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

　　方形漆奁与盘、耳杯组合

　　漆奁组合

　　六朝至隋唐

　　房地产建设项目→隋炀帝墓

　　2013年3月，在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中星海上紫郡房地产建设项目中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荣获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曹庄隋唐墓M1、M2全景

　　（右为隋炀帝墓，左为萧后墓）

　　隋炀帝墓出土蹀躞带

　　隋炀帝墓出土墓志

　　五佰村地块先期考古勘探→南京伍佰村丁奉墓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五佰村，幕府山南麓。按照南京市“考古前置”的工作理念，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拟出让的五佰村地块进行了先期考古勘探，发现有古代墓葬存在。2020年6月起，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地块发现的遗迹进行了考古发掘。

　　墓葬航拍

　　根据出土的砖买地券，明确为东吴大将丁奉的家族墓地。墓葬共四座，均为土圹竖穴砖室墓，虽均经盗扰但保存较好，出土文物丰富，不仅为研究六朝墓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而且对推动三国历史文化普及提供了直观鲜活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

　　陶骑马俑

　　金翼鸟

　　青瓷槅

　　安德门市场一期建设→西营村佛寺遗址

　　南京市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位于雨花台区凤台南路以东，西营村路以南，宁芜铁路以西，为安德门市场一期建设地块。西营村遗址文化堆积上层为南唐窑业遗存，下层为南朝佛寺建筑基址。

　　佛寺布局

　　本次发现的南朝佛寺遗址，是南京乃至南方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布局最为完整的佛寺遗址，为探索南朝佛寺布局、建筑规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遗址出土相关文物

　　遗址出土的琉璃珠、玛瑙珠、玻璃器、琥珀器等遗物，经检测，均为域外产品，显示出南亚地区的风格，反映出南朝时期建康地区与丝绸之路诸国密切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遗址出土相关文物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二期文物保护控制性项目→泗州城遗址

　　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淮河镇，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二期文物保护控制性项目，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于2010年11月至2015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8500平方米。

　　南城墙、香华门及3号基址航拍（北-南）

　　始于唐的盱眙泗州城遗址，地处淮河下游，汴河之口，是重要的河口城镇，为唐宋时期黄河、淮河、长江水道漕运中转站，康熙十九年（1680年）六月，千年泗州城最终沉没于洪泽湖水下。

　　脊兽

　　泗州城遗址考古为我们研究其兴衰与大运河之间的关系、唐宋时期大运河漕运及社会经济状况、不同时期城市变迁、布局以及城防、防洪、水文气候等一些列课题提供了详实的一手材料。

　　出土抱鼓石

　　宋元明清

　　陆慕老街商住项目地块考古前置→苏州陆慕窑址

　　陆慕元和塘古窑遗址位于陆慕元和街道元和塘两侧。2020年，相城高新区陆慕老街商住项目地块考古前置工作中发现，2021年到2022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古发掘，在元和塘两侧发现了完整的明清大型古窑遗址群。

　　遗址全景（由北向南）

　　该遗址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具有极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雍正五年金砖

Y2

　　搭建保护大棚

　　里运河文化长廊板闸风情街建设→淮安板闸遗址

　　2014至2015年，配合里运河文化长廊板闸风情街建设，南京博物院、淮安市博物馆对板闸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500㎡，清理出河道、水闸、堤坝、码头、建筑基址等5类遗存，收集器物3000余件。

　　水闸正视图（北—南）

　　综合来看，板闸遗址是一处涵盖古河道、堤坝、码头、水闸、建筑基址及地面建筑三元宫、钞关等遗存于一体的明清时期大型遗址。对研究古代水利交通、河道治理、漕粮运转、盐榷税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闸口出土铁质器具

　　闸口出土瓷器

　　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太仓樊村泾遗址

　　樊村泾遗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原太仓市一中地块。于2016年1月中旬太仓市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现，目前已探明的遗址范围达30000余平方米。

　　遗址发掘区域全景

　　2016年5月至2019年12月，为配合当地基本经济建设，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太仓市博物馆，在南京博物院的全程参与和指导下，对遗址进行了持续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发掘15000平方米，发现房址、道路、河道和水井等各类遗迹现象478个，可复原器物标本达90000余件，涉及窑口有龙泉窑、景德镇窑、磁州窑、铁店窑和定窑等。

　　遗址出土文物整理

　　樊村泾遗址是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是近年来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新发现。遗址内出土的诸多窑口瓷器实证了樊村泾遗址是元代重要的陶瓷贸易集散地之一，是江苏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为研究元代陶瓷工艺、海陆交通、对外贸易、太仓城市发展史和配合海丝申遗等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

　　龙泉窑青釉鬲式炉

　　元点褐彩堆塑螭龙纹转柄高足杯

　　华侨城文旅项目→南京官窑山遗址

　　官窑山官窑遗址位于栖霞区栖霞街道。2016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华侨城文旅项目”及周边建设项目，在官窑山附近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西南窑场遗迹总分布照片

　　2016年11月至2019年1月，进行了五次考古发掘，清理了90余座墓葬，40多处窑址，2处疑似码头遗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考古发掘出12座烧制明城墙砖的砖窑，确认了以官窑山为中心的明代官办窑厂的性质和时代，对认识明代窑业技术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窑址北片区航拍

　　官窑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窑场规模最大、窑体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保存最好的主要烧制南京都城城砖的明代官窑遗址。

新华报业网 2022-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