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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博物馆成为乡村新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近年来，一座座各具特色的乡村博物馆悄然兴起，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这些乡村博物馆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而且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建议，进一步合理化建设乡村博物馆、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又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打卡博物馆成为年轻人旅行途中的新时尚，但提起博物馆，一般人印象中只有大城市才有，乡村普遍缺乏这样的文化场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吉林、山东、浙江等地均纷纷扶持培育了一批类型多元的乡村博物馆，有以当地人文历史为底色的，有以非遗文化为主体的，有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不一而足。

2022年3月，文旅部、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为乡村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同年4月，浙江省发布了《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提出“十四五”期间该省将建成乡村博物馆1000家。

有业内人士指出，乡村博物馆填补了乡村文化“洼地”，在保护在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村民文化生活、促进文旅融合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众所周知，山西是文物大省、文化大省、传统村落大省，有大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广布在乡村。

长期奔走在文化遗产保护一线的杭侃认为，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建设乡村博物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探索路径。晋中市榆次区后沟村的农耕文化博物馆，陈列了丰富的传统农具、传统生活物件，与古村落有机交融，呈现出北方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形态。

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乡村文化记忆博物馆，故人、故物、故声、故俗、故念五个单元的展陈立体展示了一个村庄的历史人文脉络。

建设一个反映这个村庄独特禀赋的特色博物馆，为农民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乡愁有“物”可载、有“根”可寻，莫不是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引擎。

乡村博物馆植根于乡村，与其他的乡村文化设施一样，务必在“建、用、管”上做好文章，避开同质化、形式化等误区，吸取一些乡村文化场馆热闹开、冷清守、无声关闭的经验教训。杭侃建议，无需照搬“大馆模式”，要发挥在地文化遗产资源特色、贴合在地文化需求，努力做到“小而精”。

同时，要将乡村博物馆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总体规划布局，加大政策、资金扶持，提高建设水平和运营能力。

除此之外，突出博物馆的体验功能、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也至关重要。以浙江省永嘉县的瓯忆文化博物馆为例，该博物馆不仅展示了500多件古今瓯窑瓷器，而且在馆内开设非遗体验区，让人们既可以了解瓯窑历史，也可以领略制瓷技艺，同时带动周边业态。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敬畏”指出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博物馆既可以承担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也可兼顾在地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期待三晋大地上更多的乡村博物馆能建起来、活起来、火起来，成为乡村文化新名片，更好赋能乡村振兴。

山西日报2023-03-27

王勇强：以文旅文创融合推动乡村博物馆发展

乡村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两个主要方面，河南地处中原，作为传统农业大省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乡村文化遗产丰厚。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我省农村、农业、农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散布于广大农村的传统乡村文化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许多宝贵的乡村文化遗产在此过程中湮灭，文化的同质性抹杀着差异性，现代性吞噬着传统性，“乡愁”越来越淡，“老家”渐行渐远，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情况危急、刻不容缓。近年来，随着“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各种乡村博物馆在中原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在乡村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存在着诸如总体上数量偏少、以非国有为主、发展资金不足，藏品不足、陈列单一、研究不深，对外交流偏少、专业人才匮乏、宣传推广不到位、民众认同度不够，展览吸引力与社会影响力不足等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的需求，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根本在于发展乡村博物馆的动力不足、活力不够、能力不强。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为河南十大战略之一，力主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为基本路线和主攻方向，坚持供给需求两端发力，以场景为核心打造文化展示体验新空间，以创意为手段塑造内容创作生产新体系，建设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中心。以文旅文创融合为指导，可以有效解决乡村博物馆动力不足、活力不够、能力不强的问题，推动乡村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传承与利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助力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

以文旅文创融合为乡村博物馆发展添动力

动力是乡村博物馆发展的源泉，动力充足不仅可以使现有的乡村博物馆实现可持续发展，还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吸引力，催生更多乡村博物馆的出现，使更多资源投入乡村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中去。乡村博物馆的发展动力总体上可以归结为资金和政策两大项，资金来源于政府或者市场，政策来源于政府。文旅融合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文化具有公益性、市场性双重特点，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企业提供的有偿服务；旅游则是一种商业活动，主要是满足客源市场的消费需求。

在文旅融合视角下，乡村博物馆获得资金与政策的能力取决于政府对乡村公共文化需求的紧迫性、供给布局和文化市场、旅游市场的容量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乡村博物馆发展的动力取决于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和发展所需资金，以及从文化市场和旅游市场上获取资金的能力，取决于乡村博物馆在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分量、职能的发挥和对文化市场、旅游市场消费者需求满足的程度。

政府关于乡村博物馆职能和贡献点的关注可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寻找答案。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之一；“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文化公共服务是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从以上摘录的二十大报告相关表述中大致可以提炼出乡村博物馆满足政府关切的努力方向。乡村博物馆应该在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履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城乡社会与精神文明建设、保护乡村文化遗产、促进文旅深度文化等方面发力，并做出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如果乡村博物馆能够在上述这些方面有所作为和贡献，应该大概率地能够获得政府的关注与重视，获取更多的政策扶持、资源支持和资金投入。当然，政府也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激励乡村博物馆在这些方面发力，通过减免税费、提供免租场地、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给予乡村博物馆政策支持，以及给予前期资金补贴支持和后期绩效奖补资金等方式推进乡村博物馆履行这些公共服务职能，更加积极主动地服务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

文旅融合催生动力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消费市场，文化消费市场和旅游消费市场。乡村博物馆应该成为当地居民文化消费和旅游客源市场旅游消费的“打卡地”，在市场消费满足的过程中获得一定利益。

博物馆虽然是非营利单位，具有公益性特点，但是可以通过扩展服务和延伸产品满足人们的文化与旅游需求“捞金”，获取发展资金，确保博物馆日常运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乡村博物馆大多数是非国有博物馆，政府资金支持普遍不足，乡镇经济情势不同，有些地方政府虽有心发展乡村博物馆，但是未必有足够的财力发展或者把发展乡村博物馆作为优先选项。相对于国有博物馆和城市中的非国有博物馆，乡村博物馆资金压力会更大一些，更需要树立经营与开发的意识，加强文旅文创融合，拓展文旅产品，发展延伸服务，增加资金收入，实现“以馆养馆”。

乡村博物馆要积极融入乡村旅游和文化振兴大局中，注重“享受博物馆”理念，“把博物馆办成可以让人待着不走的地方”。

要依托产品发展文化衍生品，打造博物馆文化IP，为顾客带来丰富多样、精美雅致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可以设置顾客咖啡屋、书店、乡村文化礼品店、乡村土特产店和乡村特色饮食店，打造乡村特色休闲空间，顾客可以买书、休闲、品尝特色美食、听文化讲座、购买乡村土特产、文化礼品与纪念品，提升参观的趣味性、公共参与度，营造雅致优美的文化氛围，增强顾客的体验感。加强乡村文化研究与宣传，包括创办刊物、出版相关书籍、策划学术研讨，甚至要做乡村文化普及。引入“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相关理念，丰富建馆形式和办馆思路，推动乡村博物馆灵活经营、综合服务，提升服务质量，增强市场吸引。要强化文化展示与沉浸式体验，开展农事参与、民俗表演、手工体验、拓展教育等，比如某丝绸文化博物馆就提供机会让游客亲自动手参与制作，让顾客到养蚕室喂蚕宝宝，再到织绸、染色示范厂动手学习织绸和染布，然后到真丝丝巾手绘、制衣室为丝巾绘上自己喜欢的图案。某陶瓷艺术博物馆举办了“我型我塑”比赛，让顾客亲身体验陶艺创作制作过程。融入到乡村旅游与文化振兴大局中去，与乡村康养、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乡村相关旅游产品融合发展，成为乡村文化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文旅文创融合为乡村博物馆发展激活力

文旅文创融合一个方面要加强文旅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做好活化利用，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吸引。另一方面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创新创意创造作为文旅发展的逻辑起点，强化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促进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省在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指引下，依托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具有中原特色的国潮国风文化旅游业态出圈出彩，河南电视台“中国节日”红遍全网、河南省博物院文创产品空前火爆，刮起了一场文旅文创出圈出彩的“河南旋风”，激活了河南文旅发展的活力，展现了河南文旅品牌的魅力。

河南在文化传播、文创开发、文旅演艺、主题公园等领域持续出新出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实现了“快进一拍”“先进一步”。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在广大乡村地区乡村博物馆也不能缺席，而且其中似乎一般还存在着乡村博物馆创新发展的需求更紧迫，面对的问题与困难更多、更大，创新发展的任务更艰巨、路程更长的情况。乡村博物馆要进一步强化以创新激发展活力的理念，坚持“文化创意+科技创新”发展主线，塑特色、强内涵、优服务，把乡村博物馆打造成为乡村文化展示体验新空间。

文旅文创融合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博物馆藏品的文化资源优势，以“旅”为载体，以“创”为手段，加强传统文化挖掘和利用，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人的生活，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传统文化故事，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文明建设。笔者认为应该从“文、创、融、特、专、亲”六个字上下功夫。“文”，即注重文化内涵挖掘。文化是旅游产品的核心，是旅游吸引的关键，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探究文化内涵并做好文化展示是基础性工作，当然这恰恰也是乡村博物馆的短板。乡村博物馆要注重藏品的文化内涵挖掘，从历史、艺术、精神、文化、社会、工艺等层面进行研究，在“小文物”中做出“大文章”。

“创”，即注重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和文化展示手段方式与文旅发展模式创新。要做好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工作，做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基础、是前提，创新是关键、是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服务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要不断创新文化展示形式、载体形式和文旅发展模式，在文化遗产资源活化利用上、在文旅场景体验空间打造上、在文创产品设计上、在文化资源保护开发与管理机制上大胆创新、创意、创造，使用包括数字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和虚拟呈现等现代技术，满足不同游客多元化的文旅消费需求。“融”，即注重与其他经济文化发展要素的融合，融入到现代社会生活与现代人的物质、精神世界中。

乡村博物馆要主动融入乡村社区，融入乡村旅游、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大局中，为乡村振兴与和美乡村建设做贡献。要推动乡村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发展深度融合，让乡村博物馆成为乡村旅游产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推动乡村博物馆要创新文化展示与文化体验手段与方法，推进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让传统文化与青春时尚“联姻”，让乡村博物馆的传统味儿呈现出时尚范儿，让传统文化“潮”起来，借助乡村旅游、融媒体宣传、文创产品让乡村文化遗产“活”起来、“火”起来。“特”，即特色化。乡村博物馆一定要因地制宜，反映本地文化特色和资源优势。

不可否认，乡村博物馆到处都是传统农耕器具、传统民俗物品的展示，特别是在同一地域农耕器具和传统民俗差异化不大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展品雷同、乏善可陈的现象，乡村个性化、特色化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出来，造成参观吸引力下降。相对于那些大型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乡村博物馆更有条件在塑造特色上做文章。“专”，即专门化。乡村博物馆一般规模小，展览面积不大，各方面资源有限，难以做到“小而全”，要做专门化展示，不能面面俱到。

每个乡村博物馆要结合所在乡村的文化资源特点，坚持“一村一馆一品”，确定一个文化主题，走专门化发展道路，不能游离主题、偏离主责。“亲”，即亲民。乡村博物馆是村民自己的博物馆，是依靠村民建设服务乡村文化、文明建设，满足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是村民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自信自强的依托，记录着村民们的生活、凝聚着村民们的关注、承载着村民们的文化自豪。乡村博物馆不能“冷冰冰”“高大上”，要有温度，要融入社区，与社区群众打成一片，零距离接触、高情感互动，要融入村民、走向大众。

以文旅文创融合为乡村博物馆发展增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乡村博物馆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支专业化的运营队伍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了乡村博物馆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本地遗产活化传承和文旅融合、乡村文化振兴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进而大力推动乡村博物馆建设，但是在快速城市化冲击下，乡村博物馆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规模偏小、管理不规范、专业性不足、资源梳理与研究不够、文化展示不力、专业人才匮乏、参观吸引力弱等问题。

总而言之，乡村博物馆的专业质量不尽如人意，主要是专业人才匮乏。文旅文创融合强调乡村博物馆为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赋能助力，突出文化与经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供给与市场、创新与发展的结合，为乡村博物馆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利于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要素向乡村倾斜。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散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传统文化遗产星罗棋布。当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乡村“空心”化日益加剧，乡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同质化、被破坏或难以传承与维系的境地。传统文化的根基保存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让全省上下更加深刻地看到了建设乡村博物馆，挽救、保护、研究、传承展示乡村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乡村博物馆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战略和政策机遇，极大地促进了包括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文化资源要素“下乡”助力乡村博物馆发展。

同时，文旅文创融合将文化创意与文化传承结合在一起，强调了文博单位的发展方向转型，促使文化和旅游消费成为拉动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文旅文创融合，不断放大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市场潜能与“破圈”效益，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与创新展示为乡村博物馆发展提供了理念支持与思路遵循。

文旅文创融合强调供给需求两端发力，要求乡村博物馆围绕消费需求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乡村旅游和乡村文旅事业的发展为乡村博物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乡村康养、乡村休闲、乡村旅居、乡村研学等需求持续升温，“民宿+”为乡村旅游开辟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和推进河南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增长极，以民俗为核心的微型乡村度假综合体在全省各地遍地开花，乡村旅游示范村、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人文旅居乡村建设等助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也为乡村博物馆争取各种建设资源、提升发展质量水平提供机会。

乡村博物馆增强发展能力关键在人才，在专业化的指导。一是政府牵线，加强相关高校、国有博物馆对乡村博物馆的帮扶指导，建立乡村博物馆与高校、国有大型博物馆的联姻帮扶对子，积极开展专家“下乡”、理论“下乡”活动。二是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力度，可以“硬引进”与“软引进”相结合。三是落实“归雁计划”，吸引外地人员归乡创业或服务家乡发展。四是培养“土专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训培养。五是聘请外埠专业团队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与服务。六是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加强与合作单位的人才交流与业务互鉴，提升博物馆发展质量与服务水平。

大河网2023-03-17

全国人大代表吴华侠：建议建立国家级“老字号”数字博物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副经理、都一处烧麦技艺传承人吴华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老字号”具有独特的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在国家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中，有近一半企业的技艺与文化获得了国家级、省级非遗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前门都一处餐饮有限公司副经理吴华侠

今年初，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与历史文化资源联动促进品牌消费的通知》，支持“老字号”题材博物馆建设。各“老字号”企业在政策的指导扶持与现实需求下，积极打造自身的博物馆，“老字号”博物馆加快发展步伐。

“‘老字号’博物馆迅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须解决。一方面是博物馆规模有限、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组织、管理、规划和传播，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社会知名度不高，投入大于产出。另一方面，在数字渗透生活、赋能生活的今天，‘老字号’博物馆主要限于线下建设和发展，展播无法超越时空、难以突破圈层，参观者以实体店消费者为主。”吴华侠说。

为此，吴华侠在今年两会带来了关于建立国家级“老字号”数字博物馆、运用数字技术助力文化产业品牌发展的建议，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依托“老字号”协会、博物馆协会、旅游协会等社团组织，统筹规划、系统设计。围绕“主题散点串联式文物”的传播、展示，以创新为源，整合资源、串珠成链，同时发展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业态模式，推动“老字号”博物馆集群式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打出知名度，叫响“老字号”博物馆群品牌，促进“老字号”产业振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文旅融合。

二是依托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第二批入库项目中华数字艺术城统筹建设国家级数字化“老字号”博物馆，将“老字号”博物馆集群搬上“云端”，通过数字技术，推动“老字号”博物馆多样化业务开展和大数据生产、传播、应用，开展云典藏、云展览、云交易、云美育、云场馆等新业态，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新平台。

三是依托“老字号”协会会同工美协会、设计学会、餐饮协会、服装鞋帽、轻工协会等社会组织，指导成立“老字号”博物馆文创产品设计研发联盟。围绕“老字号”产品特色和产业特点，紧扣当今文化消费新需求，发挥“老字号”品牌优势，产品特色优势，瞄准文创产业新需求，研发设计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文创新产品，同时推动数字文创发展，满足群众消费需求，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提升“老字号”文化品牌价值。

新浪财经2023-03-09

北京文物“摸家底”：唤醒沉睡的宝贝

今年伊始，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传来消息，2023年将筹备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计划用3到4年的时间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情况，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为系统廓清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依据。”

截至目前，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共进行了三次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

“前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而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是从2012年开始的。”原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解释。资料显示，文物可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可移动文物指的是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

去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名杰出席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时表示，“北京作为世界著名古都，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7处世界文化遗产，3840处不可移动文物，还有501万件（套）文物藏品。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就是讲好文物故事的最好素材。”

简短几个数字，凝聚着几代文物普查人员的成果。对于北京这样一座千年古都来说，文物普查可是一件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第一次“亮家底”两项全国第一

“北京的文物有几个特点：数量多、等级高和覆盖面广。无论从文物总数还是珍贵文物的数量来看，北京都属于全国领先。”北京博物馆学会秘书长哈骏说，“就我自己而言，能够经历一次全过程的可移动文物普查，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有机会接触如此多精美珍贵的文物，几乎每一个大型博物馆的库房我都去过，特别幸福，能学习很多东西。”

2012年底，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当时，市里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和支持，成立了工作专班，累计投入近九千万元，采取了社会招标的方式，最终中国文物信息咨询公司中标，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当时的哈骏，是这项工作的责任处室负责人。

“招标结束后，工作人员就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工作中。由于数据量巨大，需要梳理清洗，任务异常繁重。第一次摸底，我们把朝阳区作为试点，发出了五六千张调查问卷，得到的反馈是一些中央单位、大型博物馆、企业都有文物藏品，最终锁定了文物收藏量较大的200多家重点单位，作为此次普查的重点对象。”

哈骏表示，普查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数据汇总。“5年前网络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时传一组数据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数据来了，工作组人员就要加班加点清洗入库，还要做细致烦琐的检查工作。在公布普查数据前，甚至连续工作24个小时，确保向社会公布的数据准确。”

经过近4年的摸底，北京晒出了亮眼的成绩：新发现、新认定文物藏品总数2884873件（套），其中文博系统内新发现有1947767件。北京藏的珍贵文物数、新认定文物藏品数均位列全国第一。

一些亮点文物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故宫博物院发现22463件殷墟甲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材、昆虫也分别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和国家动物馆被找到。同时，北京还发现了34件《兰亭序》拓本。

哈骏表示，尽管这些新发现的文物让人欣喜，但并非毫无心理准备。“在普查之前，我们也大致了解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曾经对马王堆出土的医书进行过解读，在调查走访时，了解到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过程中，参考了马王堆汉墓医书里关于青蒿素使用的记载，进一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首钢工业遗址被纳入第三次文物普查

相比之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要早得多。20世纪50年代起，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那时普查规模小，不规范，没有留下统计数据。2007年至2011年，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开展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那时，北京正值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文物普查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一方面，我们要对过去已经列入的文物进行复核，数据规模大；另一方面，文物保护单位的变化也很大，有消失了的，也有拆改、迁移等情况。”时任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的王玉伟说。

数据显示，“三普”中，北京共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3840处，其中古建筑数量最多，达到1556处，其他还有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1219处，复查不可移动文物2621处。

普查过程中，首钢旧址、茅台酒厂、长春一汽制造厂等工业旧址都被登记在案，引发广泛关注。王玉伟介绍，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此前也有，但很少。“相比之前，‘三普’的范围和类别都有了很大扩充，基本‘拉开网了’，向着全面保护的方向前进。”

时任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副主任的刘小和表示：“首钢旧址年代比较久远，其保存下来的锅炉等设备，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中国最好的钢铁冶炼技术，所以应该加以保护。与其等这些遗址濒临毁坏或消失后受重视，还不如现在就保护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从2006年4月开始，北京市历时两年多，途经35个乡镇、143个行政村，最终完成了明长城北京段的调查测量工作，共调查长城敌台1510座、烽火台165座。为此次文物普查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的长城总体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

“大家有时双休日也在工作，整理资料到很晚，加班是常态。有时还要下到属地，身处荒郊野外，当天根本回不来。”时隔十余年，王玉伟还能回忆起当时的细节。

文物保护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

“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远郊区难点是地形复杂，点比较分散；近郊区的难度是管理单位比较复杂，涉及中央单位、机关学校、部队、工厂等。”王玉伟表示，为了顺利完成普查，常常要和不同的单位打交道。

“一些部队属于保密单位，既要符合人家的规定，又要达到普查的要求，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有些文物属于个人，你跑到人家家里去调查，要和人家沟通好，讲清文物普查的意义。”他说。

哈骏同样表示，沟通是前期的主要工作。“因为是第一次进行可移动文物普查，不知道文物的分布情况，只能采取‘广撒网、重点收获’的方式，我们几乎把每个街道乡镇以上的单位都筛了一遍。”

“有些单位你不知道人家有没有（文物），只能靠上报，一些单位的负责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家有没有，上报起来就很困难。我们要耐心细致地跟人家解释，争取对方最大的支持，才能如期完成工作。”哈骏说。

在大量走访、调查中，王玉伟认识到，有时光讲生硬的政策不行，还要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帮助别人解决实际困难。

“比如，有些老房子要修，你告诉人家要按照文物的标准来修，什么都不能动，但人家没那么多钱，这都是实际问题。政府部门能解决的，我们都尽量去帮助，实在承担不起的，列入计划给予支持，还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比如帮助对方解决‘漏雨’问题。”他说。

王玉伟深刻体会到，文物保护中，宣传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下一步就无法推进。“宣传过程中，首先要让别人了解文物普查的意义，其次，要让他知道作为管理使用单位和使用人，需要尽到哪些义务。”

“过去我们总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自己的事，这次普查，我们体会到，文物保护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他说，“在普查中，我们加大了宣传力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全民化、社会化，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

清点可移动文物如同“库房里考古”

在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过程中，文物鉴定是一项难点和重点。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单位的文物藏品一时说不清是仿制品还是真迹，需要逐一甄别。”哈骏表示，然而，有些文保单位成立时间不长，缺少文物鉴定专家，一时间需求上升，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好在局里有很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接触文物比较多，在文物鉴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北京的一个优势所在。”

据了解，可移动文物包括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再加上本身北京文物资源较丰富，工作人员常常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物资料中，开展“心细如发”的工作。

“比如，现代文学馆当时大概有十几万册书籍、报刊、杂志、手稿等，而专家以前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古玩、字画。为了解决这方面问题，我们采取了‘以老带新’的方式，让老同志和新同志一起干，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说起来很简单，看一个人的手稿可能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哈骏表示。

由于文物判定标准的变化，王玉伟同样也面临一些问题。“焦点在于一些碑刻、石构件、构筑物，区别起来有一定难度。比如碑刻，以前的普查中，有些列入不可移动文物，有些列入可移动文物。此次普查过程中，我们明确了标准，已经进入博物馆的，认为是可移动文物，不在此次普查之列。”

“此外，过去的普查比较粗线条，有些文物在平面图中没有标注，一些文物建筑里不是文物的附属建筑也画上去了。这次我们就要求清晰标注出哪些是文物，哪些不是文物，为以后的文物保护规划提供支撑。”他说。

在哈骏看来，普查的过程，其实和考古有点儿像，不过是在库房里的“考古”。“在普查中，我们发现，有些书本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整理过，在这个契机下，博物馆逐渐完善了规章制度，将没有做过基础编目的文物梳理出来，重新做了汇编；一些昆虫标本多年来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通过此次清点，规范了保存环境和条件。”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博物馆的“平时功夫”，对这次普查助益很大。“大型博物馆一般有一套严格的藏品管理制度，包括征集、入藏、登记、保管等，工作基础好，数据准确，对此次可移动文物的普查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哈骏介绍，“例如，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一个科、种、目的动物标本就有几百上千件，如果没有平时的数据登记基础，想在短时间清点清楚是不可能的。”

“摸清家底”走出文物“活化”第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深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怎么让文物“活起来”？哈骏觉得，首先要让人们知道文物的存在。“好多文物在仓库里一睡就是几十年，不经过普查，大家根本不知道有，更谈不上利用。这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第一步。”

“文物普查是最基础的工作，家底都不清楚，保护起来难度就很大。”王玉伟说，“在普查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哪些建筑保存情况较好，哪些比较危险，从而尽快制定抢险修缮计划。通过普查，可以将对文物的‘被动性保护’变为‘主动性保护’。”

普查之后，首先要保护文物的安全。“比如，一些碑刻在偏远地区，叫‘田野文物’，如果没有安全问题，我们尽可能采取原址保护的方式；如果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先把它集中保护起来，放在博物馆或者文物保护所，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措施。”

“一些新的文物，发现以后先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即‘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不能随意拆毁，之后再深入研究文物的价值，依法确定是区县级、省级还是国家级文物。”王玉伟表示，定级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逐级上报，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也可能保存环境改善了，够国宝级标准了，最终被定为国家级文物。”

据了解，在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北京还为每个文物发放了“身份证”，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全面、准确的国有可移动文物数据档案和大数据库，进一步健全了文物登录备案机制和文物保护体系。

“有了身份之后，文物的管理、使用和保护就有了数据支撑，今后在对文物进行修复时，也有了依据。”哈骏说，“对于博物馆来说，能够让文物以崭新的面貌进行展览，更好地发挥其文化传承的作用。”

“以前从来没留过影像资料和相关数据的一些珍贵文物，通过这次普查，既保留了影像数据，又保留了一些特殊信息，如采用三维扫描技术进行扫描，可以制作成各种数字产品。”哈骏表示。

下一步，北京还将在全国可移动文物登录网逐步公布文物数据，逐步公开符合公开条件的一般文物信息，定期公布文物资源总体情况，发挥已登录数据在文博创意产业、智慧博物馆项目、博物馆展陈、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北京地区现存民族文字碑刻保护调查研究工作启动。北京将摸清16区存在的民族语言碑刻“家底”，掌握碑刻文物的保存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建立北京民族语言碑刻的基础数据库，制定保护措施。未来两年，专项普查将一直持续，更多数量的碑刻文物将纳入普查和保护范围。

“文物保护最终目的是利用，把文物保护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让文物回归大众。”王玉伟强调，“把‘文物放在仓库里关上门’，不放在博物馆里展示，那是一种‘冰冻式保护’，文物的价值没有发挥出来，最终还是要让文物成为激励人们爱国主义情怀、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使它成为地方社会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新京报2023-04-02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博物馆应该怎么做？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全党全国上下正迅速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3月22日至25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赴山西省调研文物工作，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水平。要推动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转化，提升博物馆展陈质量，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调查研究文物保护的真实情况

文博机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应该调研些什么？首先当然是摸清摸透文物的情况。要把博物馆、考古院（所）馆藏文物的实际情况弄清楚：有多少数量？分别是什么等级？来源是哪里？保存的状况如何？展出的状况如何？此外还有文博机构本身的情况：有多少展厅和库房？分别能进行什么类型的展览和保管？已经有什么设备和人才？还需要什么设备和人才？数字化的程度如何？等等。如果连自己的“家底”都不清楚，大量的馆藏文物长期深藏在库房里无人知晓，又怎么能让文物活起来呢？

经过几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努力，相信绝大多数文博机构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到位的。适逢和平盛世、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历史文物得到妥善的保管和收藏，这实在是全民族的幸事。但同时也要看到，文物保护工作在全国的资源和投入又是不均衡的，有些地方历史古迹和出土文物数量多，但资金保障捉襟见肘，大量的文物藏在库房里得不到展示和利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则馆藏文物较少，且种类单一，想要办展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就是要摸清楚各地的文保真实情况，做到全国一盘棋，互通有无，资源互补，让文物保护、文物利用真正活起来。

调查研究社会公众的真实需求

除了要调查研究清楚文物的情况，还要调查研究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博物馆使用的真实需求：当前的场馆够不够？展览展示有没有做到雅俗共赏？文物展出有没有突出地方特色？学术性、交互性、教育性如何？是否融入了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信息资源是否足够公开？预约等服务是否便捷？观众更希望在博物馆里看到、体验到什么？

随着近年国家加大对文化的投入，各地纷纷建成了更新更大的博物馆、美术馆，人民群众去博物馆越来越方便了，也越来越多了，“打卡博物馆”成为人们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群众对博物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不仅想要看到文物，还想通过更多维度来体验历史文化。据

《探元计划2022—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报告》显示，68.1%的受访者曾通过手机软件游览遗产地。在数字时代，人们对文化数字化体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也对博物馆的数字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调查研究有助博物馆数字化建设

如中央的工作方案所说，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通过调查研究所发现的问题，可以让博物馆更加实事求是地进行数字化建设。

说到博物馆数字化，有的人以为照搬一些优秀博物馆的成功经验就可以了，其实不然。因为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果照搬照抄，就如同穿不合脚的鞋，吃力又不讨好。而且每个地方的博物馆首先是服务当地老百姓的，各地的观众都有独特的口味，“千馆一面”的做法必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广州龙联科技研发的“龙联数字化博物馆云平台系统”具有突出的成本优势，该系统符合国家文物局《文物统计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并严格执行《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标准》，是通用的博物馆管理后台，能以较低的成本满足大部分文博机构的需求。除了标准化的基础功能，该云平台系统也可以根据不同博物馆的独特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助力打造与众不同的、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数字博物馆。可以说，“龙联数字化博物馆云平台系统”就是解决博物馆数字化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在文博工作中我们要把调查研究做深做透，从而更好地为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服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为新时代的文博事业开新局、谋新篇、创新绩。

搜狐网2023-04-04

湖北：考古与博物馆的奇妙碰撞，开启对话历史的新窗口

考古研究是严谨的科学，博物馆的展览是感性的表达，但当高深的考古遇上越发“年轻态”的博物馆，他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从业三十余年的考古学家深耕博物馆赛道，究竟会为观众带来怎样与众不同的文化体验？由考古学家策展的博物馆跟平常所见到的博物馆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专访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湖北省考古博物馆馆长方勤，让这位考古文博届的“斜杠青年”给我们带来答案。

考古视角的仓储式博物馆

眼前这个宛如文物仓库一般的展厅，正是湖北考古博物馆。方馆长表示，这样的展出方式有助于文博爱好者或者相关专业人士研究文物，读懂其背后的故事。例如这个组合——鼎对壶，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特色文物。如此展出，观展人便可一目了然地知道文物所属的宗族。这么说来，湖北考古博物馆当真是一处名副其实的“荆楚文化基因库”。

方勤认为，博物馆的展品不仅仅是物品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让博物馆拥有更加丰富的展品和故事。同时，考古学家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也可以为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他为我们介绍了展厅内两个非常有特点的文物，一个是石家河时期的陶罐，罐上的人物手拿一把钺、头顶一个“冠”，这些标志性物件代表了他的王权和军事权力，被考古学家们推测可能是四千五百多年前的国王。

另一个是杯把上有兽纹与龙眼的陶杯，这样的特点证明它是二里头时期的产物，尽管出土于一个当时看来较为偏远的鄂西山村，但由此可见夏王朝的影响范围。将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结合起来，不光是看文物的热闹，更要看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故事。

考古揭秘的一个鲜有记载的诸侯国

故事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展品所代表的历史和文化。而考古学家恰恰擅长于讲故事，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挖掘历史文化遗产，还原历史场景，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体验历史。

在湖北省博物馆，我们与方勤一起来到了现场展示的一个车马坑。纵使经历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时马车的痕迹：车辆的模样、车轮的形状，还有许多当时摆放在车马坑附近的青铜构件。这样的场景为观众提供了无限遐想，原来春秋时期的车辆就已经拥有如此规格。不仅如此，通过对这个坑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掘，一代代考古学家们揭示了一个在周朝几乎失载于文献的重要封国—曾国，他们纯粹用考古材料还原了一部将近七百年的“曾国通史”，丰富了湖北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情境。当在博物馆中观看考古现场的时候，一种身临其境之感油然而生。我们既佩服五十多年来考古学家的执着与坚守，也钦佩策展人用这般展出方式把考古成果呈现给每一个观众。

博物馆的青春浪潮

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方勤认为，博物馆可以邀请考古学家参与到展览策划和解说中，让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这不仅可以为博物馆带来更多的活力，也可以让观众更好地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的周围，有很多年轻人。博物馆已成为了年轻人必打卡的一项标配出游目的地。“当我们考古人的成果被大家所认可的时候，我们的激情也会被不断激发，这是相互促进的过程。”方勤感叹道。

关于博物馆的发展，方勤表示，博物馆需要多元化，以此来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需求。这也促使他在展出语言上向着更好、更亲民、更丰富的方面迈进。

在谈到湖北考古博物馆的未来规划时，方勤表示，湖北省考古博物馆将继续深化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的结合，探索更加多元化和创新化的展示方式。同时，希望打造出更多的户外场景，例如：考古探方、瓷器制作等。让观众可以更深一步体验考古的趣味和文化的魅力。

湖北省博物馆2023-04-03

从“小学生”到“诺贝尔奖常客” 贵州如何炼成桥梁博物馆

作为“诺贝尔奖”常客的贵州桥梁，近日，这张“中国名片”受到了包括雅虎财经、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德国Pressportal、英国One News Page、西班牙Europa Press、日本共同社、韩联社等海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一篇题为《贵州如何炼成桥梁博物馆》的文章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上进行播发。文章介绍了贵州桥梁从小学生到“诺贝尔奖”常客，再到成为“桥梁博物馆”的故事。

外媒以领奖台上的贵州桥梁工程师为“第一个镜头”开始，阐述了贵州桥梁当前的成就，然后介绍了几十年前贵州桥梁的困境，困难之巨与成就之大形成了鲜明对比。文章还探究了贵州桥梁赢得世界美誉的原因，比如，有以“桥三代”工程师为代表的桥梁人才的坚守，更有当地人民在设计与工艺上的智慧，使得贵州桥梁作为桥梁建设的典范，不仅成为西南地区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还把环保理念和“要致富先修路”的价值传播到 “一带一路”沿线。

检索结果显示，该文章除了英语外，还被翻译成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 泰语、马来语、印尼语、越南语等10种语言进行海外传播，已覆盖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挪威、荷兰、丹麦、瑞士、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韩国、土耳其、卡塔尔、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孟加拉国、菲律宾、印尼、印度、新加坡、越南、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新西兰、黎巴嫩、泰国、巴林、叙利亚、索马里、也门、科威特、约旦、埃及、尼日利亚、阿曼、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等48个国家的媒体，落地链接数为600个，曝光量超过1.8亿。其中，包括包括雅虎财经、国家广播公司、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德国Pressportal、英国One News Page、西班牙Europa Press、日本共同社、韩联社等主流媒体均予以报道。

下文为中译全文：

贵州如何炼成桥梁博物馆（Guizhou's journey to a "museum of bridges"）

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IABSE）在瑞士苏黎世举行2022年杰出结构奖颁奖典礼上，听到现场主持人宣布“杰出基础设施奖”的获得者是贵州平塘大桥项目的时候，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杨健激动地在舞台上欢呼雀跃。

平塘特大桥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平塘特大桥首次获得国际大奖。它可以说拿到了世界桥梁奖项的“大满贯”，包括素有工程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金奖。因为连续在国际舞台上拿奖，IBC评委在评选的过程中甚至感叹，“贵州桥梁又来报奖了，好像这次又会是它获奖。”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诺贝尔奖”常客在桥梁建设上曾经落后于其他国家。交通上的瓶颈曾长期制约着贵州的发展，作为中国西南的地理枢纽，由于山高谷深，道路艰难，其枢纽功能一直未能发挥，曾使贵州当地人民深受困境之苦。几十年前，贵州开始了桥梁建设的学习，甚至从国外先进的桥梁项目“取经”，比如日本、德国等。然而，因为贵州特殊的喀斯特地貌以及90%以上为山地地形，导致贵州没有多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贵州桥梁建设集团花江特大桥工程师刘豪是一个大山里的“桥三代”。“我记事以来，就很少见到父亲，母亲说父亲在交通很差地方帮助那里的人建桥铺路。我从小就对桥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比同龄人更了解建桥的过程，长大后我一如既往的选择了桥梁工程专业，从此开始我的大桥梦。”

现在，在崇山峻岭中贵州已建成桥梁近3万座，在建高速公路桥梁2千余座。贵州已实现悬索、斜拉、拱式、梁式类型全覆盖，几乎包揽了当今世界上全部桥型，赢得“桥梁博物馆”的美誉。全世界十大顶级山区峡谷特大桥中有五座花落贵州。

而且，环保理念已渗透进桥梁的设计和工艺中，这也成为贵州获得国际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贵州首个“提篮”式公路桥梁的花鱼洞大桥，曾是一座需要拆除的小桥，杨健团队提出了“先建后拆”的解决方案，不仅避免了爆破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还实现了旧桥的废物利用。

现在，贵州的桥梁技术、工艺和设计正在被国内和国外同行借鉴和学习。比如，已建成的河南跨黄河的项目，并有望在蒙古、格鲁吉亚拿下重大项目。

如杨健所说，“我每次去看我们的大桥，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常开心。”现在，贵州桥梁正在成为桥梁建设的典范，不仅成为西南地区不可或缺的交通枢纽，还带着新时代的环保理念的“要致富先修路”的新价值，沿着“一带一路”在走向世界。

环球网财经2023-03-20

榆林市“小”博物馆也有“大作为”

在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期间，榆林古城展览馆与榆阳名人展览馆相继对外开放，有限的展陈空间里，各类藏品、影像资料一应俱全，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提供了感受榆林古城魅力的新途径。

近年来，榆林各地涌现出的一批中小微型博物馆，扎根在城镇和村庄里。从地域特色浓厚的黄河船夫馆，到展现行业、产业剖面的算盘博物馆、陶瓷博物馆，这些“小而美”的博物馆，既吸引了大批外来游客，同时为建设当地文博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博物馆虽小，却展现出大作为。

建设“小而美”的博物馆，是对保存珍贵历史文化资源工作的一种重要补充。

大型博物馆虽“海纳百川”，但也并非无所不包，加上其对展陈内容的历史文化价值有着一定的门槛和要求，使得一些“小众”的民间文化资源往往“难登其堂”。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小众”文化资源没有留存与传播价值，例如一些县区、村庄的红色历史、产业变迁、风土人情史料，对展示当地风貌和文旅产业发展都有其意义。

正基于此，小型乡村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可有效利用和盘活民间闲置文化资源，让无法踏入大型博物馆的文化资料、藏品也得以就地保存。

此外，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如果说大型博物馆是对外展示的“城市会客厅”，那么中小微型博物馆就是游客来访的“休憩小花园”。

这些中小微型博物馆用丰富的展陈主题、灵活巧妙的展陈方式，充分展现当地的历史文化魅力。比如赤牛坬村的陕北民俗博物馆、高西沟村的米脂小米博物馆，就通过收集展陈乡村老物件，充分展现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特色，不仅留住了乡愁和回忆，也对本土旅游产业起到了带动作用。

如今，“小而美”的博物馆在榆林乃至全省遍地开花，这启示我们要进一步打开思路，既要鼓励、支持、引导和规范各类博物馆发展，同时，要坚持开门办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博物馆资源向基层不断延伸，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公益属性，将其打造成提升群众思想文化的重要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围墙的学校”。此外，在现代传播技术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建议各地将博物馆展陈“上网”，让国内外游客各取所需，方便参学。

媒体滚动2023-03-27

湖南有望建中国语言博物馆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今日下午，第六届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论坛在中南大学举行，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高校的代表就所在地区和学校的语言文字特色工作开展进行了交流。记者从论坛上获悉，为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我省将深入实施“童语同音计划”，并遴选部分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开展幼儿园普通话骨干教师培训。此外，我省正在积极申报建设中国语言博物馆。

论坛上，省语委办主任张平介绍，2022年我省制定了《全省语言文字事业“十四五”发展提质行动计划》，创新开展全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水平监测工作，2022年监测全省乡镇幼儿园教师2071人，普通话整体合格率为93.19%，有10个市州合格率超过90%；持续推动全省大中专院校学生全员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2022年全省高校建站率达99.2%，测试量超39.5万人次，测试人数位居全国第四。开展了2022年湖南省公费定向师范生汉字应用水平监测工作，共有湖南师范大学等15所省内高校近1万名公费定向师范生参加测试，测试量位居全国第一。他透露，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教育部、国家语委基本同意在湖南建设中国语言博物馆，目前该项目申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023年，我省将全面推进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达标建设，力争2023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率达到60%。

长沙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处处长王海军在论坛上分享了长沙的经验和做法。他介绍，2017年以来，长沙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有序推进，全市共验收学校3036所，达标率为93.4%，基本实现“达标校”建设“全覆盖”。2019年，明德华兴中学成为挂牌“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唯一一所初中学校；2022年，雨花区枫树山中航城小学、岳麓区博才梅溪湖小学（南校区）入选首批省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今年，长沙教育学院、明德麓谷学校入选第二批湖南省语言文字推广基地，扩大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社会影响力。在2022年省级教师普通话水平抽测中，长沙市优秀率、合格率均位居全省前列。通过“普通话+职业技能”培训等各具特色的活动，线上线下宣传联动，结对帮扶多方联动，巩固拓展推普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据悉，2023年，我省将全面推进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达标建设，力争2023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率达到60%。确保在2025年之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此外，我省将深入实施“童语同音计划”，继续遴选部分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开展幼儿园普通话骨干教师培训，鼓励、支持地方将普通话培训纳入“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与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有关的培训项目，继续开展全省幼儿园教师普通话监测。

长沙晚报社2023-03-25

每5.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建设博物馆之城 锦绣太原更“好看”

“锦绣太原城”是集成概念，既涵盖经济社会发展，也体现历史底蕴的传承。

太原上下5000多年文明史，丰富的文物文化遗产，为2500年的悠久城市注入灵魂。

触摸这颗“灵魂”，不仅在课本上、在讲解词里，更需要脚踏实地，从窦大夫讲起、从晋祠看起、从雕塑和壁画说起。让文物走近百姓，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人、滋养人。

太原日报社与太原市文物局携手合作，开设“晋阳风华录”专栏，结合传统历史文化和现代审美趣味，通过多种形式讲好太原历史故事、红色故事、文化故事。在传播本土灿烂文明的同时，加强文物保护，做好活化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涵养城市气质，筑造精神家园。

3月初，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1年全国博物馆名录，共有6183家博物馆信息公布。其中，国有博物馆4194家、非国有博物馆1989家。山西共有各级各类博物馆197家，其中，太原38家。

加上61座类博物馆，目前，我市各类博物馆总量达99座，实现每5.4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横向对比一下：北京市提出到2035年，实现每10万人拥有2座博物馆。

丰厚的历史底蕴、先行的政策引导、数量与质量并进的博物馆，太原建设“博物馆之城”底色初显。

厚重历史深植文化自信

“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指导我市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

秉承历史文脉和城市建设相交融、内涵挖掘和活化利用相统一、古城特色和现代文明相辉映的发展理念，我市立足保护第一、考古为基、学术为本，将博物馆作为文物活化利用的突破口和主阵地，倾力打造经典、智慧、群众、革命四个博物馆。

2月中旬，“匠心晋韵，巧夺天工”多福寺明代壁画精品展，在昆明市博物馆开展。作为太原市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早期寺观壁画作品，崛（山围）山多福寺壁画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展览携带着锦绣太原的历史文化基因，“秀”出太原博物馆的丰厚内涵。

太原独特的风物风貌，积淀了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太原现存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237处，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41处，包括国保38处、省保28处、市保143处、县（市、区）保332处。现有各级各类博物馆99座，包括备案博物馆38座（国有博物馆21座、非国有博物馆17座）、类博物馆61座。现有各类馆藏文物18198件（套）、250703件，其中，珍贵文物3485件（套），包括一级文物140件（套）、二级文物786件（套）、三级文物2559件（套）。

这些珍贵遗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体现着文化厚度，成为太原市建设“博物馆之城”的文化源泉。

政策合理引领文化创新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是“锦绣太原城”的历史见证和重要支撑。

建设“博物馆之城”，太原有强大政策保障。我市在省内率先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政府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我市连续出台博物馆领域政策法规。202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博物馆领域地方性法规《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树立博物馆领域的太原标杆；2021年，出台《太原市非国有和行业博物馆市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2022年，出台全国第一个《太原市类博物馆培育发展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类博物馆培育计划，规范引导社会力量创办博物馆、纪念馆等特色主题博物馆，61座类博物馆集中涌现。

2月18日，“时代印记—幸福生活的一百个瞬间”展，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开幕，图片和实物展品记录了太原70多年的发展变迁。承办方“太原城市记忆馆”就是我市一家类博物馆，展品全部由市民自发提供，携带着鲜活的个体生命记忆和丰富的社会信息，其文化创新模式引起关注。

锦绣太原博物馆集群正在形成。以太原市博物馆、北齐壁画博物馆为主线，历史类博物馆全面展示晋阳文化特色。以晋祠博物馆为龙头，山西晋韵砖雕博物馆、古建筑模型博物馆等为补充，古建筑系列博物馆凸显古建大省特色。以晋商博物院为核心，亨升久旧址博物馆等为补充，晋商系列博物馆尽展晋商文化。以太原兵工厂工业博物馆为主线，各工业工厂展示馆为补充，展示太原特色重工业遗产。

四个博物馆打造空间构架

太原“博物馆之城”的基本构架初步建立，即以历史类博物馆为基础、专题性博物馆为特色，以国有博物馆为主干、非国有博物馆和类博物馆为补充。

建设经典博物馆，打造文旅融合发展高地。喜迎天龙山石窟佛首回归，推出“复兴路上，国宝归来”特展，荣列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重点推介项目。发出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第一个聚焦石窟寺文物的文件“天龙山倡议”。以黄河文化为纽带，打造黄河寻根问祖、石窟寺和晋商文化“三个联盟”。全国首座墓葬壁画专题遗址类博物馆北齐壁画博物馆，开放在即。

建设智慧博物馆，打造文物科技创新高地。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巡展，成为国家首批“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推广项目。建设太原市文物保护大数据云服务平台。

建设群众博物馆，打造文物生态治理高地。开放普光寺、唱经楼等府城文物十余处，成为文物古建筑活化利用典范，打造小而精、小而美的群众博物馆和城市会客厅。晋祠国风文化节，入选2021全国文化遗产旅游优秀案例，成为我省唯一。

建设革命博物馆，打造红色基因传承高地。依托牺盟会太原市委旧址等重要革命旧址创新陈展，打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成为人们聆听红色故事、致敬英雄模范的“打卡地”。创新革命文物展示方式，推出红色情景剧展演、红色情景微课堂、红色研学等。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入选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在文化长河、时代脉动中，博物馆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走进博物馆，历史的流脉就明晰可辨，文化的衍变即生动可感。太原建设博物馆之城，逛博物馆成为人们的生活新常态，走走看看中，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深入人心。

太原日报2023-03-21

博物馆走进广东“百县千镇万村”助力文博服务高质量发展

近日，广东省博物馆按照省文旅厅的部署，由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具体落实“文博服务进百县千镇万村”工作，以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做好乡村文化振兴工作，缩减城乡文化服务差距，发挥文化精神推动力，助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在高州市大井镇文化中心举办“虎虎生福—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联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基于这一理念，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决定启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向着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被列入今年的十项重点工作之一。广东省博物馆正是按照省文旅厅的部署，安排流动博物馆具体落实文博服务进百县千镇万村工作，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添砖加瓦。

在化州市学宫（孔庙）广场、杨梅镇莲花小学、石湾街道李山小学等举办的“风雨同行——鲁迅与共产党人”展

如今，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已经取得丰硕成果。2022年，流动博物馆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向乡镇、中小学、社区共计巡展251场次，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惠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该项工作得到省内成员单位的精诚合作，以基层博物馆为据点，文博服务向镇村一级延伸。

在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举办“追求与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印记”图片展

未来，广东省流动博物馆将持续发力，进一步落实“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2023年，广东省流动博物馆计划以巡展为落脚点，通过向全省文博单位推出巡展的方式实施文博服务进基层，以“文博助力乡村振兴”“次级节点工作”等为抓手，不断加强与县级基层博物馆和村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资金、专业和技术扶持的方式，把流动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乡村、社区、学校，激活基层文博活力和乡村文化的神经末梢。

搜狐网2023-03-20

“叶开泰”来汉口了！博物馆里边看中医边“穿越”时空

“看名中医不用再过江，下个楼走几步就能看好病。”3月12日正值周末，江汉区江汉人家步行街热闹不已。拥有386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叶开泰在此已开诊数日。68岁的江汉人家小区居民秦玉梅激动感叹：“叶开泰”来汉口了！

暖阳照耀下，一座三层的叶开泰国医堂汉口馆古色古香。“治病必求于本，用药定当在精；并蓄兼收益人长寿，遵古酌今损己无欺”等堂训宗旨在墙体醒目处熠熠生辉。诊室里，王平、尚儒彪、陈陶后、韩乐兵、邱明义、杜新平等中医大咖为市民朋友望闻问切。以徐鹏翔、曾超、吴久斌、张祚源、赵凯林、高蓉蓉为代表的青年中医专注地接诊开方，深受居民热捧。居民秦玉梅说：“以前去汉阳的‘叶开泰’，坐地铁、换乘公交，一去一回要2个小时，如今，‘叶开泰’从13公里外的汉阳来到身边，我出个门、下个楼，5分钟就走到了。中医专家为我看得过细，诊得明白，药材品质又好，我的身体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不仅能看病，还能在中医药历史隧道里穿梭，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同步在此安家。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医馆由内到外风格古朴清新，遒劲有力的正楷字匾额、微微清香的原木梁柱、镂空雕花的柜台门窗、厚重精致的青石地板，生动还原了老字号中医馆的历史原貌，居民们“穿越”时空，在博物馆里久久驻足。

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里，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医书古籍、制药器具、施治工具静静躺在展陈柜中，迎接着一批又一批居民纷至踏访。一份1956年签订的《师徒合同细则》引起大家关注，合同里工整地的正楷字约定了十条对师徒的具体要求。其中约定，师傅应尽可能用空余时间给学徒讲授生产上的关键知识，并应大胆地逐步培养独立生产能力，学徒在学习技术中对改进生产和其他方面，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师傅应及时研究，报请行政支持。合同末尾，签订人、见证人共13人盖上个人印章。67年前，叶开泰的制药师徒对工作的精益求精跃然于纸上，令现场参观者称赞不已。

知名中医专家与青年中医齐聚叶开泰。

“叶开泰，好得快，医药界，她为首，金字招牌传九州。”居民李福清坦言，看到馆内墙壁上的《叶开泰儿歌》，他的童年回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浮现。他激动地说：“这是武汉在全国叫得响的中医品牌，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据了解，这是叶开泰自2018年在汉阳开设第一家中医馆以来，开设的第二家中医馆，主要为市民提供中医诊疗、康复理疗、道地药材、古法煎药、丸散膏丹古法炮制、名医讲堂等服务。

今年1月，叶开泰18套中医药文物、2套特色药剂入展国家博物馆，在“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展览中吸引全国观众聚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在为《荆楚医学流派名家系列（第一辑）》作序时专门提及叶开泰给予肯定。“叶开泰传统中药制剂方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中医药文化（叶开泰传统中医药文化）”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叶开泰传说”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叶开泰”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武汉三镇的居民将在武昌、光谷、江汉、汉阳等地，享受到“叶开泰”更全面、细致、特色、纯正的中医服务。

武汉发布2023-03-14

北京故宫和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谁的世界影响力更大？

不知从何时开始，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航天员在太空里，能看到中国长城与北京故宫。

但根据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所述，他搭乘“神舟5号”飞船绕行地球时，并没有看到任何一处单体建筑。包括“神舟6号”和“神舟7号”的航天员们，也没有看到中国长城和北京故宫，那这则传言便不攻自破。

北京故宫在世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更是许多外国领导人和旅游爱好者来到中国，必须要参观知名景点。

除了北京故宫之外，陕西西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同样有着悠久历史，也是第一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接待过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如果非要在北京故宫和陕西兵马俑中挑出个好坏，那这两处景点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哪个更高一些呢？

2020年12月，一家专门通过媒体舆论聚焦、网络口碑、评价运营能力等方面数据，研究中国景区影响力的机构，发布了一份2020年历史遗址景区品牌百强榜单（因图太长，我就截取了前27名）。

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颐和园、拉萨布达拉宫景区位列三甲。颐和园、故宫博物院、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边寺庙景区在各细分维度表现较为优异。

从这份榜单来看，北京故宫博物院力压其他景点登顶榜首，比第二名的颐和园还多144分。从这份榜单我们不难看出，至少从现有的数据、用户关注度等互联网领域影响力来看，故宫博物院还是首屈一指。

当然，这家机构所给出的数据榜单到底靠不靠谱？信息来源又是否详实可靠？还是未知数，所以这份榜单仅供我们参考。 那如何衡量两处不同景点在国际上的舆论影响力？

每年接待的游客人次，肯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北京故宫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至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落成。

据相关数据显示，故宫目前对观众开放的面积超过80%，每年接待中外观众超过1700万人次。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年，暨故宫博物院成立95年，大庆之年，景区相继推出一系列的精品展览。

但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所有知名景点的接待游客人数呈腰斩。这是大势所趋，更因为防控需要。

我们再来看看，西安秦始皇兵马俑每年要接待多少中外游客？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位于西安临潼，是在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遗址类博物馆，也是现如今中国古代最大的军事博物馆，立足于景区自身的深厚历史文化基地。

兵马俑博物馆最近几年通过联动周边景区，借助网络直播或数字化方式，提升景区整体美誉度。

据统计，早在2017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共接待中外游客达685万人次，它是继北京故宫之后，中国第二个年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的博物馆。

如此说来，故宫博物院每年接待的游客次数，还是要远远多于秦始皇兵马俑。 有句广告语是这么说的：不看广告看疗效。

故宫与秦始皇兵马俑，这两处历史景点平均每年接待的游客人次的数据，便能直观地展现出故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是要远远超过秦始皇兵马俑。 毕竟，一个历史旅游景点不可能人为造假。

国内外游客之所以会慕名前往北京故宫与西安兵马俑，就是因为这两处旅游景点拥有着极其浓厚的历史底蕴。

除了衡量接待的游客人次，还要考评故宫博物院和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这两处历史景点到底有何独特的历史底蕴，以及文化影响力？

故宫总占地面积达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有楼宇房间9000余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宫殿型建筑。故宫博物院也是明、清两代皇家宫殿，乃中国最大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其实，故宫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无需赘述。故宫有许多“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二者相辅相成。国际文化旅游界将故宫建筑整体看作是一件精美文物，故宫博物院是集中华文化于大成建筑，其中包罗历史、艺术，及各种中华传统文化。

无论从哲学、艺术、历史等各个角度，在国际上都应占据一席之地。 此外，故宫博物院共藏有180万件藏品，囊括全部门类，一多半为“清宫旧藏”。

近几十年，通过征集调拨等方式，又取得数10万件精品文物。比如大家熟知的陶瓷、玉器、珐琅器等文物，这些在各个省份的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的文物，放眼整个故宫博物院比比皆是。

故宫博物院还分为“原状陈列”和“文物陈列”两种亮点。除了这些琳琅满目文物种类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有类似于钟表馆、书画馆、陶瓷馆、雕塑馆等种种特展。近年来，故宫与国际上其他博物馆合作举办了不少引进展览。

2015年，故宫博物院发行的文创产品营业额就已达到10个亿。 作为中国第一批被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评委会对中国故宫的评价：“紫禁城是中国五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权力中心，它以园林景观和容纳了家具及工艺品的9000个房间的庞大建筑群，成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

回头再来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就是秦始皇的陪葬品。秦始皇陵始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历时38年。

1974年，考古队发掘秦始皇陵上方4座兵马俑坑，总面积约为23,380平方米。 兵马俑坑是中国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讲究，且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寝。秦始皇兵马俑坑已出土的4座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布局非常严谨，结构奇特。

作为世界考古史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兵马俑陪葬坑也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兵马俑让后人可以清楚地了解，在公元前2世纪时，以秦国为杰出代表的中华文明，已经能够达到世界领先的高度。

兵马俑制作工艺，是当时中华文明艺术层面的巅峰。在兵马俑的制作规模上，完美地展示了秦国庞大的强劲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集大成者。

兵马俑坑曾经出土了一把长91厘米的青铜剑，此剑千年不锈，锋利无比，反映出秦国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程度。

同时期出土的铁兵器中（无论欧洲还是中国），都比不上这青铜剑漂亮、锋利。 冷兵器时代，冶炼技术和武器装备决定战斗力。

在外国人眼里，大秦帝国是神一般的存在。兵马俑正好重现了大秦的军事盛况，自然而然也成为了许多欧洲游客必须打卡的中国景点之一。

可说来说去，兵马俑只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加上封建时期实行“人殉”，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秦始皇驾崩后，兵马俑制成兵马、战车的形状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

因此，单从故宫博物院和兵马俑坑这两处历史遗址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具体用途来看，故宫博物院还是更具魅力。

因为故宫作为集中西方文化集大成的建筑，其本身单体建筑就是一座不可移动的珍贵文物。故宫里面包罗万象，有许许多多大家想到或想不到的文物种类，拥有更加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反观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只能代表战国末年秦国及其秦始皇陵寝的气势恢宏。兵马俑坑应该归属于考古发现，而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巴黎卢浮宫、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世界五大博物馆。

所以个人觉得，故宫博物院和兵马俑陪葬坑进行类比，应该是故宫博物院的影响力要更大。 但话又说回来，无论是故宫博物院还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与其说故宫博物院的影响力比兵马俑随葬坑更胜半筹，倒不如说有人喜欢故宫博物院的包罗万象之美，也有人则更喜欢秦始皇陵的厚重历史之感。

如果一定要比较这两处历史遗址，谁更出色？估计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搜狐网2023-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