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滨:台海变局下的两岸关系:矛盾与问题
一、导言
台湾问题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美及两岸互动的结果,台海局势的演变则直接反映出其中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关系结构的改变,反过来又会深刻影响两组关系。近年来,台海变局的出现源自于中美及两岸在台海一线力量对比的变化,始自于两岸关系,加速于美台合流。2016年民进党当局在台执政后,其两岸政策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直接导致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出现动摇,台海局势日益复杂严峻。随着2018年美国公开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策略,民进党当局乘势调整对美关系策略,并公开宣示所谓“中华民国台湾”的自身定位,两岸矛盾进一步加剧。2019年以来,两岸关系恶化态势没有缓解,政治对立不断加深并蔓延至民众层面,彼此间的“敌意螺旋”不断升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难以为继。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末期着力以台湾问题来撬动对华竞争,美“以台制华”策略与台“倚美制陆”策略合流,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高度紧张,也使得台海变局速度加快,以至于中国大陆方面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失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失”的警示。当然,也正是因为变局加速才进一步使得“主权—霸权”矛盾与“统一—分裂”矛盾叠加态势更为明显,这意味着两岸关系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大为上升。
美国拜登政府台海政策,一方面注重防范冲突风险,另一方面意在重塑台湾的“角色”。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多次举行线上线下会晤,中方不断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红线,双方就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与反对“台独”上形成共识。台海变局的减速意味着中美矛盾一定程度降温,客观上有助于缓解台海当前的紧张局势,也压缩了民进党当局藉中美对立而深化两岸分离的空间。然而中美缓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既有问题,美国深化对华战略竞争的战略路线并未改变,台海一线仍是其布局和争夺的重点,美台在维持台海和平分裂状态上具有高度的利益一致性,两岸互动完全排除美国及西方国家介入和影响的条件仍不充分。为此,民进党当局对美仍抱有幻想和期望,企图延续“倚美制陆”的可能,为此继续加深对美勾连程度,对表拜登政府的新战略和政策,希冀继续绑定美国以应对两岸关系上的压力。因而其大陆政策仍延续“脱钩”基调,不但无意缓解两岸政治对立,甚至升级“两国论”主张。
当前随着台海局势的变化,两岸维持和平稳定的力量在上升,这制约了民进党当局继续操作“抗中保台”、“倚美制陆”的可能,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促进和平统一进程等基本立场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对两岸关系的把握与主导。当然,台湾问题中的既有矛盾和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化解,负面因素所带来的冲击和风险仍然巨大,些许变化是否意味着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大陆和台湾能否把握住机会之窗,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中外部势力深刻影响的局面,恐怕还有待观察。但是不论如何,两岸关系只有摒除外部势力的影响才能真正实现缓和,毕竟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力量在两岸而不在外部。
二、两岸关系矛盾化是引发台海变局的直接动因
当前台海变局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但两岸关系矛盾化无疑是直接动因,而民进党当局加剧两岸对立则是其中关键。
第一,两岸实力差距急剧扩大导致关系结构不平衡化。30多年来两岸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台湾地区相对于大陆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比,从1990年的约43%跌落至2021年的4.363%①。两岸军力总体规模呈现出巨大差距②,大陆军费预算额度已是台湾的10.35倍③。两岸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使得大陆已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同时也必然引发关系结构的变化,绝对不平衡已成为当前最显着的特征。这种局面是台湾当局必不能接受的,而理论上能够选择的应对策略模式不外乎两种,要么务实面对两岸关系现状,加深与大陆的联系与互动,在统一进程中谋求有利地位与空间;要么寻求权力“再平衡”,即以“自助”或“结盟”方式改变当前两岸关系结构。民进党当局选择了后一种模式,即通过“倚美制陆”实现两岸关系“再平衡”,而美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无疑给予其难得的“机会”。美国因素介入到两岸关系之中,无疑加剧了两岸间的冲突对立和不信任感,而此举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两岸间的不平衡性,反而使得台对美失去政治自主性,两岸关系深受其累。
第二,民进党两度执政接力颠覆两岸关系现状是造成当前台海危机的导火索。民进党两度执政都曾谋求在所谓“既有政治基础”上与大陆开展互动,但在其中却通过单方面界定的方式,实质性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与坚持“九二共识”等核心意涵,实则意在利用维持现状之名来行破坏现状之实。这不仅事实性导致两岸关系既有政治基础深受冲击,而且成为他们维持和平分裂和遮掩“台独”活动的工具,为其走向“台独”争取时间、准备和等待机会。④特别是第二次执政以来,民进党当局积极谋求“棋手”角色,利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时机”,采取“渐进式台独”路线和“倚美抗陆”策略相结合的方式深化对现状的实质性破坏。2018年中美对抗公开化,蔡英文在当年“双十”讲话中便正式使用“中华民国台湾”的“两国论”定位,紧跟形势变化以实现“突破”⑤。甚至在美国政党轮替后仍希望藉深化两岸对抗,突显台湾在美战略中的重要性,藉此争取民主党政府对其支持。她在2021年“双十”讲话中提出“四个坚持”⑥,以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来对美要价。同时,民进党当局还积极塑造台湾社会的“命运和利益共同体”意识、拓展对外关系空间等,意图形塑“不独而独”局面。可以说,民进党当局企图改变台海现状成为破坏两岸关系的直接导火索。⑦
第三,美对华战略竞争叠加民进党当局“倚美抗陆”策略加速推动台海变局形成。2018年前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出台三份战略安全文件,公开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将台湾视为可以发展的合作伙伴。同年,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路线即从“徐图改变”转向为“公开对抗”,欲藉“倚美抗陆”来巩固其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结果,妄图迫使大陆就此吞下“苦果”。可以说,民进党当局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是美国默许甚至支持的结果,也契合了美利用台湾问题牵制大陆的意图。特朗普政府台海政策的逻辑在于通过升高台海紧张局势,藉以迫使中国在贸易等其他问题上就范。美台勾连成为台海变局进一步加速的“催化剂”。不过拜登政府执政后,有意让台海政策“回归”传统基调,这意味着美延续对华竞争的同时也有意规避中美在台海的冲突。对此,蔡英文在2021年“双十”讲话中提出“四个坚持”,展现出试探美国底线的意味,在未获美方积极回应后,转而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这种策略的转变本质上还是将台湾牢牢绑在美国战略之上。当前,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形式模糊、实质清晰”,台湾仍被视为对华牵制和消耗的角色,两者互动频繁程度超过以往,美台共推台海变局的情况并未实质改变。
第四,民进党当局希望改变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是当前台海形势紧张的根源。2018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有意藉两岸政治立场的对立而与大陆拉开距离,进而实现与大陆的政治分割,为此,不仅无意缓和与修补两岸关系、主动寻找共同利益和共识基础,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历史文化上大搞“去中国化”,甚至公开提出两岸“互不隶属”的主张。正是在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首次作为与“中华民国”等同的概念而出现。加之民进党当局积极“远陆近美”,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冲击两岸关系政治基础。可以说,除了“法理台独”之外,民进党当局能做尽做。民进党当局希望改变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现状的做法触及大陆的核心利益底线,是引发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还要注意到,美台勾连深化的认知基础在于否定“台湾属于中国”,分离主义与干涉主义的合流,不仅严重威胁并侵蚀到“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与法理基础,而且加大了两岸之间开展自主互动的难度,致使美国成为“台独”势力在否定“一个中国”现状时的助力因素,维护“一个中国”法理基础和现状事实的矛盾,也从两岸之间转移到中美之间。
三、台海变局中的三重矛盾深刻影响和制约两岸关系
台海变局的形成与深化,导致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中原有的模糊性被压缩殆尽,也使得“主权—霸权”、“统一—分裂”、“自主—介入”等三重矛盾突显、叠加,对两岸关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与制约。
第一,“主权—霸权”矛盾是对两岸关系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核心要素。自台湾问题形成之初,“主权—霸权”矛盾便已存在,特别是“美蒋共同防御协定”的签署,一方面意味着美国公开将“台澎金马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美方以划设实际防御范围的方式首次事实性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此后,美方持续希望推动“划海峡而治”以实质性将两岸分裂演化为“两个中国”。随着中美关系的转圜以及两国建交,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政策,在台湾地区主权问题上对华做出明确表态的同时,却以一种模糊化的方式隐藏其真实立场。随着美国推行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中美战略矛盾深化,美国对台真实主权立场逐渐显露。2020年11月12日,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然宣称“台湾一直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定调的立场,其所制定的对台政策两党政府遵守至今已35个年头”。
当前,美国势力介入和干涉台湾问题已成为中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首要障碍⑧,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霸权”矛盾不仅公开化,而且对立态势难以缓解。具体而言,这组矛盾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与美国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本质上是对立的。其次,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必然要以彻底否定美国在台海的霸权为先决条件。再次,两岸实现统一意味着美国维持台海和平分裂局面的终结。最后,美国假台湾问题对华开展战略竞争危及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可以说,“主权—霸权”矛盾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本质性对立的直接反映和表现,在无法将美国因素完全排除于台湾问题之外的情况下,该矛盾的存在就必将长期化,两岸关系不仅不可能绕开,而且该矛盾甚至会产生倾覆性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在民进党当局“远陆近美”的思路下,“主权—霸权”已然成为当前台湾问题中的首要矛盾。
第二,“统一—分裂”矛盾是明确两岸关系根本属性和基本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主权之下大陆和台湾的分治与矛盾,这一方面意味着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区域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表明实现统一意味着主权、疆域和治理体系的统一。“统一—分裂”矛盾的存在是两岸对于国家未来对立立场的直接反映,矛盾的演变决定着两岸关系的走向。21世纪之前,两岸之间对于国家认知的矛盾主要在于大陆和台湾哪一方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双方都在争夺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因此两岸之间的矛盾并不在国家认同上,对于台海现状的认知基本统一于以下观点,即两岸尚未统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方面的认知就在不断倒退,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到“一边一国”论再到“中华民国台湾”,其实质就是在“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间的摇摆与折中,本质上就是要将台湾地区从中国主权之下分裂出去。
两岸分治并不同于分裂,其仍是以统一为指向的,而分裂则意味着从统一的主权状态下的脱离。因此在民进党两次执政期间,大陆与台湾围绕着“统一—分裂”矛盾就不断出现,未来是否会延续下去,取决于台湾方面是否愿与大陆相向而行。倘若两岸意愿相同,那么力量对比对于矛盾关系的影响就较小,反之立场对立,那么矛盾关系的发展方向和演变前景,就会取决于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消长。当前两岸关于是否统一的立场完全对立,而这与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相叠加则意味着,大陆牢牢掌握着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这决定了两岸间的矛盾关系必然依循权力优势一方的主张而变动,相对弱势一方至多可以延缓演进速度,但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局面。近年来,台湾方面藉台美在维持台海和平分裂局面上的“共同利益”将美国因素引入两岸关系,实现对于大陆的权力平衡,然而台美关系也呈现为权力高度不平衡,这就使得台方难以按照自身意愿来决定美方的行为,反而受制于此。2022年“九合一”选举之后,不少台湾学者和社会人士对此公开批评,原因不仅在于台海局势的紧张,更在于台美互动弱化了台方在两岸关系中的自主性,反而让大陆方面引导两岸关系的发展。甚至在数年前,赵春山教授就曾提出面对大陆的统一主张时,台方也应提统一方案,言下之意也在于希望争取两岸关系中的话语权。
第三,“自主—介入”矛盾尖锐是当前台海变局的直观表现。所谓“自主”与“介入”反映的是在台湾问题演进过程中,主角力量争夺其中主导权而形成的矛盾。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既事关两岸,又牵涉到中美,特别是后者涉及地缘政治、东亚格局、区域安全、高科技产业分工与供应链等诸多方面,因而理论上而言中国大陆、美国、台湾都希望掌握台湾问题的主导权,引导局势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然而,客观上只有中美两国能在其中扮演主角角色。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将台湾问题囿于两岸关系之间无疑是对促进统一最为有利的状态,这势必触碰到美国的地缘政治禁脔,即将台湾剔除出美国的势力范围,由此而来的连锁政治影响,被美国视为难以承受之重。
长期以来,美强中弱局面使得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权力地位并不对等,双方也都有意维持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化策略,避免直接相撞。然而在美国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之后,特别是其在台湾问题上主动转向“战略清晰”,积极推行“以台制华”策略,加之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倚美制陆”,美台合流致使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上的“模糊空间”被压缩殆尽。在此背景下,中美争夺台湾问题主导权的竞争逐渐白热化,“自主—介入”矛盾就此浮现,而台湾在其中的角色就显得尤为显着。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处理两岸关系和对美交往时的路线差异使得台湾在中美之间扮演着不同角色。在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关系密切稳定,有着较为鲜明的自主性,两岸和平发展局面得以维系。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与大陆政治立场对立严重,对美依赖不断深化,两岸关系深受中美关系和美台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有着较大影响力。只不过在中美严重对立之前,两国尚能在反“台独”问题上开展合作,对两岸关系形成正向影响,但当中美对立态势严重时,不仅美对台控制和渗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两岸关系自主性面临极大制约和冲击。
两岸关系自主和美国的介入成为深刻影响台湾问题走向的不同行为,随着中国大陆深化推进统一进程及在两岸关系上牢固掌握主导权,两种不同取向行为间的矛盾性越来越突出。当前,台海变局正在打破美国单方面主导台海秩序的局面,中美之间正处于角力吃劲的阶段,“自主—介入”矛盾必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
“主权—霸权”矛盾的制约、“统一—分裂”矛盾的对立、“自主—介入”矛盾的牵制以及三重矛盾的叠加,意味着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困境,特别是诸多现实性问题的存在,无不是推动关系发展所需要克服的障碍。
四、两岸关系在台海变局下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条件
台海变局的出现和主要矛盾的深化导致两岸关系面临核心立场对立、政治互信缺失、政策思路不接、外部势力牵制、民间互动乏力等一系列现实性困境,不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两岸关系难以平稳致远,而且难以重构独立性。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对台政策的延续有效确保台海和平稳定,中美战略关系趋向平稳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台海局势的缓和。
第一,海峡两岸核心政治立场底线清晰且没有交集,矛盾性、对立性突出。2016年以来,两岸政治立场的底线就日益清晰紧绷,双方毫无交集,对立对抗持续升温。大陆方面的主张着重于两个方面:首先,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⑨其次,继续推进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⑩台湾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以来改变前当局的立场,转而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更进一步发展到提出所谓“四个坚持”,其本质就是以“两岸互不隶属”为标志的升级版“两国论”。
可以说两岸政治立场的底线不仅非常清晰、没有交集,而且矛盾性非常明显。这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陆方面基本立场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底线是清晰和延续的;台湾方面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也非常清晰,并持续以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名义掩盖实质性“台独”立场。两岸底线没有交集,导致两岸关系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加之2019年以后,民进党当局操作“倚美抗陆”、“抗中保台”并藉2020年新冠疫情而限缩两岸互动,不仅推高了两岸的对立态势,加深双方的互不信任,而且导致民间“敌意螺旋”升高,增大两岸关系缓和的难度,这成为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和两岸关系不容乐观的主要原因。迄今为止,两岸矛盾不仅没有实质性缓和,而且还在不断加深。两岸政治立场清晰、没有交集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双方没有政治共识和互信基础,大陆和台湾也就不可能有对话,这种局面在蔡英文卸任前恐难以改变,而“台独”势力对美勾连深化,则进一步深化这种矛盾对立之势。
第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基本共识所在,但重启两岸关系的作用尚需观察。尽管两岸之间的矛盾性、对抗性没有缓解,政治互信缺失,但我们仍要看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依旧是两岸的共同利益和诉求。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希望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这一立场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得到强调,明确延续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路线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仍然是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主基调,这充分体现出最大限度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意愿。
同样,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也是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共识。近年来台湾问题成为美国用以撬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工具,推高台海局势成为美方用以塑造议题、争取盟友、控制台湾的不二手法,甚至为了对华牵制不惜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强迫台当局修改军事体制和战略以更符合美国对华战略的需要,甚至有可能在无法阻滞中国发展的情况下挑动台海两岸战争,通过牺牲台海和平稳定的方式来达成中断中国崛起进程的目的。民进党当局对于美方不仅全力配合,而且也乐于局势的紧张以便操作“抗中保台”,藉此来巩固其执政地位。外部势力将台湾问题视为争夺权力的工具,而台海局势紧张和动荡却直接影响到两岸民众的福祉,乌克兰问题便是前车之鉴。
2022年下半年以来,台湾社会和民众对于台海局势紧张的担忧不断增强,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次“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挫败,虽然有其执政失能、黑金贪腐等方面的影响,但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显然是台湾民众不再信任民进党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论是选举中,中国国民党喊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口号,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深刻反响,还是民进党意图操作“抗中保台”手法来转移矛盾、拉抬选情却未能奏效,都很明确地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于维护台海和平和避免战争的高度期待感。可以说,确保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作为两岸的核心利益,不但曾经在两岸关系中发挥过积极有效的作用,更是与两岸民众切身相关的现实问题。当前,两岸对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诉求日益高涨,这既是对美西方图谋的反对和抵制,又是两岸未来重启自主互动重要的共识基础。
不过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台海和平因素的增长有必要客观以待,一方面要重视这种积极因素的增长,特别是当前台海紧张局势并未实质性缓解的当下,台湾社会对于维持和平的反思仍会持续,支持和平的力量和因素在岛内仍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加之两岸间和平互动的历史效应和回忆,都有助于推动和平因素的增殖。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制约性因素的存在、影响和作用,尤其是外部势力与岛内“台独”势力的合流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和平力量会产生较大的牵制和对冲作用,特别是对于岛内具有影响力的和平力量进行分化、诱导和压制极易使得两岸的机会之窗面临被迫关闭的风险。
第三,中国大陆方面更加牢固地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是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和局势不至失控的根本保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一贯坚持的根本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通常,实现统一的模式不外乎和平与非和平两类,对于国家来说,两种模式下的政策选择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依据的是“目标—能力—条件”的匹配,但是对于两岸民众而言,维持台海长期和平稳定与避免军事冲突则关系到自身的生存与安危。因此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如何能最大限度地以和平方式实现就成为大陆政策制定时思考的重点,于是争取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便成为其中的应有之意,由此才能有效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向着国家统一迈进,确保统一目标达成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统一。
主导权和主动权的把握为大陆方面在促进祖国统一上鲜明展现诚心、信心和耐心提供了坚强保证,特别是在台湾方面难以相向而行的情况下,其中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首先,彰显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的和平、民主、善意与共赢的价值,特别是祖国大陆愿意继续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就是诚心的充分表现。其次,实现祖国统一必然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以及外部势力和“台独”势力的干扰,大陆方面为此提出两手策略,既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又要坚决清除“台独”分裂势力和排除外部干涉势力的干扰,这是大陆方面深具信心的表现。再次,争取台湾民心、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仍然是大陆对台工作的职责使命,而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战略环境,不被外部因素打乱我们的统一步骤和节奏,则充分体现出我们的战略定力和耐心。
当前,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外部势力和“台独”势力仍是其间需要防范和遏制的重点对象,特别是防止两者合流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深化两岸政治对立、延缓统一进程以及维持台海分裂局面长期化,就成为大陆方面牢固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的主要目的,由此也可避免因外部势力制造台海冲突、深化两岸矛盾,而导致大陆中断发展进程和被迫采用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风险。因此可见,两岸关系只有在追求和平的力量主导和掌握之下才能行稳致远,台海稳定局面才能得到切实维护。当前,不论是美西方,还是民进党当局,所要的不过是一种消极和平的状态,随时都会因为利益主张的改变而改变,而两岸广大民众和有识之士则是希望建构起能长期维持的积极和平关系形态,这恰恰是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诉求之一。可以说,大陆牢固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成为推动国家统一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和局势不至失控的安全保障,更是推动和平统一目标能够达成的根本保证。
第四,台湾方面大陆政策没有脱离冲突性和对抗性思路,对两岸关系的消极性影响较大,也是造成两岸难以相向而行的症结所在。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采取消极性立场和对抗性策略,动摇两岸关系政治基础,阻碍两岸民间互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当前台海紧张态势,反而容易引发新一轮台海危机,特别是其奉行“一边倒”的对美策略,使其大陆政策所代表的是美国的战略利益,而不是2300多万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当前两岸实力对比具有高度不平衡性,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很高,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两岸的权力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对此,民进党当局所思考的不是如何有效沟通、交流以及化解其中的矛盾,而是将其大陆政策寄托于“倚美抗陆”和“近美远陆”思路,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维持对中国大陆均势的局面,通过深化对美关系作为大陆政策的基础,因此通过积极向美对表来“校正”台当局对美关系,跟随美国战略节奏起舞,进而“修正”大陆政策的内涵。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面对美国深化对大陆竞争的战略节奏,主动恶化两岸关系以向美靠拢,突出所谓民主自由价值属性以争取美方好感,乘机加大对美国会的院外游说活动的力度,积极邀请美国会议员和内阁官员访台,造成台海局势的高度紧张。在此基础上,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极具对抗性,俨然将台湾打造为美国在台海对抗中国大陆的急先锋。民主党上台后,台海政策调整有限,民进党当局一方面急于寻找新的联络管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延续既有策略路线和手法的方式来试探美方底线,企图以台海局势紧张迫使民主党政府延续上届政府台海政策路线,甚至在明知会给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带来极大冲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专项“邀请”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访台,试图像绑定共和党政府一样,能继续绑定美国现任执政当局。在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线上线下会晤后对于稳定台海局势形成共识后,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随即“改弦更张”,蔡英文在2022年“双十”讲话和2023年新年讲话中接连抛出台海和平稳定的主张,这不过是再次随美国战略调整而起舞。
回顾2020-2022年两岸关系的具体面相不难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大陆爆发新冠疫情后,第一时间以防疫为由限制大陆民众入境,随即限缩两岸航点,导致在大陆的几十万台胞难以顺利往来于两岸,有台湾媒体认为大约30多万台胞受困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而无法返台,甚至不少人的户籍都被取消。这既成为民进党当局藉疫情断绝两岸人员往来的直接结果,又成为其在“九合一”选举中盘算选票的心思反映。即便是符合台湾民众根本利益的“小三通”,至今仍难以得到常态性恢复,而其中的主要阻力就是来自于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冲突性和对抗性政策思路是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难以恢复正常化的主要原因,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并非是台湾社会不能接受的,但民进党出于一党私利而罔顾两岸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两岸关系最大的破坏。
第五,中美积极管控台海局势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的对抗性。台湾问题是涉及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关键问题,也是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红线底线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今年举行了多次线上线下会晤和通话,不断就台湾问题表达中方立场,划清了底线红线;美方也多次表示要维持台海的稳定,避免台海战争的爆发。中美对于台湾问题的沟通无疑是有助于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客观上也压缩了民进党当局操作两岸议题的空间,特别是佩洛西访台事件不仅未能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所谓加分效应,反而使得台湾社会反思民进党大陆政策路线的负面效果,台湾民众对于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诉求与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路线的矛盾日益明显。
不过需要注意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总体路线基调仍未改变,台湾地处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前沿,仍是“主权—霸权”矛盾的集中之地。只不过拜登政府相对于特朗普政府更有谋划和章法,在台湾问题上既要防止中美冲突,尤其是将美国拖入一场对其维持现有权力地位极为不利的战争,因此要划设“护栏”,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岛内释放台海要维持和平的信号;又要深化对台湾的控制和渗透,一方面是要将台湾牢牢地绑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战车上,成为美国强化“第一岛链”防御线的关键一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美国台海政策强化“挺台不挺党”的意味,并通过深入塑造台军事体制和战略、按照乌克兰模式有选择性地对台销售武器装备,也意在防范民进党当局制造两岸紧张局势而迫美就范的风险。
可以认为,美方尽管没有放弃将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大陆的工具,在政策上仍不可能走向“弃台”,但其目前希望缓和台海局势的意图和做法,客观上还是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可以看到台湾舆论在“九合一”选举之后谈论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声量越来越高,特别是多位蓝营“立委”、政治人物和学者近来多次公开论述维持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海和平对于台湾的重要性,提出“抗中”不是对台有利的选项。中国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在2022年12月底撰文指出,中美竞争在短中期之内应可缓和,台湾方面应把握机会,降低台海战争风险,将两岸“对话取代对抗,交流取代交恶”视为争取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必要途径。[11]这类舆论的增多恐怕并不完全是个人意见的表达,其中也蕴含着美方希望释放这些声音的要求,毕竟美国对于台湾的影响十分深刻,美方政策基调的修正必然在台湾社会引发反响。
不论是宏观战略形势的变化,还是台湾的切实要求,都意味着两岸关系在未来走向缓和的可能性在增大,但也不应忽视美国因素影响的负面效应。对美国而言,两岸关系的缓和必然是要符合其战略利益,不能脱离其“监管”,因此台方在多大程度上能自主地与大陆开展互动仍需观察,美国对于两岸关系的破坏作用也不容忽视。
五、结语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同时,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问题,足以颠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引发全面性冲突与对抗。台海变局的出现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和两岸冲突的风险,但客观上也更为清晰地认识到其中的根本矛盾。当前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夺仍处于相持阶段,不论是基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是维护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都需要确保台海局势和两岸关系的稳定,这也有助于我国为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进行更好的准备而争取时间与空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岸的问题毕竟还是要由两岸自行解决,外人终究难以依靠,一味地挟洋自重恐怕才是威胁台海和平的祸乱之源。
台湾网202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