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思考(上)
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是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发展迅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几十年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到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且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首要任务。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新型工业化已经成为“十四五”以至2035年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之一。传统经济学一般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大的阶段,其中工业化阶段又可细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三个子阶段,并没有“新型工业化”这样的发展任务。因此,新型工业化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的中国特色发展理论,在当前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下,有必要认真分析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深刻分析新型工业化的新特征,并提出更好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建议。
一、新阶段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新任务,这一新任务区别于世界先行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历程,也不同于我国以往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任务,新型工业化既是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
(一)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而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战略问题,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思想新战略。一般经典理论认为,现代化具有诸多逻辑向度,其核心是工业化逻辑。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它的重要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也就是工业化。那么,从时间进程看,工业化应先于或至少与现代化同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完善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二)新型工业化是我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相较于传统工业化而言,新型工业化强调生产智能化、分工网格化、产品定制化、过程绿色化,在保证分工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通过应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有力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将释放出的效能有效辐射到其他部门乃至带动整体系统,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充分彰显创新、协调、绿色等新发展理念,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换挡转化。
(三)新型工业化是实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保障
习近平曾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按照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200年”找回来,这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虽然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后半阶段,但是还没有全面实现工业化,工业现代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与工业化进程相比较,我国的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还相对滞后,这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目标还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从而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与城镇化协调发展、促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升,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引入了区别于传统工业化的产业方式,是涉及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通过技术创新重构了价值链各增值环节,重组了生产系统中的要素配置,有效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集聚发力,扭转了“脱实向虚”的错误倾向,实现了产业链整体效率提升和竞争优势升级,更好更快地推动构建了具有融合式集群化特征、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动摇。
(五)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在2020年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工业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领域,破解资源约束、符合“双碳”要求是新阶段工业化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新型工业化从根本上摒弃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碳排放,是建立在绿色低碳基础上的工业化,旨在构建现代化绿色制造体系,是我国推进“双碳”工作、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宝贵契机,筑牢实体经济这一根基,强化新型工业化这一引擎,通过涵养内在势能、强化外在驱动,不断开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走好这一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二、新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以2020年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并考虑到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在发展进步,以及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和2020年以来全球疫情的影响,当前我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提出的重大考验。
(一)新阶段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我国新型工业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发达国家全方位打压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内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首先发展的是中低端产业,而发达国家专注于产业链中高端,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分工上总体处于互补关系,这对于我国工业化发展相对有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中后期,我国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发达国家对我国产业发展有可能对其优势产业构成竞争甚至威胁的担心开始加剧,美国逐渐把我国视为其发展的一个挑战。以2018年美国发动中美经贸摩擦为主要标志,美国开启了全方位打压我国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方对我国出口商品大幅度加征关税,打压我国外部市场空间;频频把我国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列入“实体清单”,对这些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软件等进行全面封锁,全方位打压我国重要企业发展;美方开始全面限制我国接触和获得各项前沿技术,从企业合同、科研合作、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设置重重障碍,导致我国技术合作与创新的环境出现恶化;美国不遗余力推动其供应链去中国化,特别是美国联合日韩等经济体开始打造具有更强控制力的半导体产业链,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了巨大威胁。
二是我国面临东南亚等后发国家低成本竞争的挑战。我国产业发展不仅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限制和打压,还面临后发国家的低成本竞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较快,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不断凸显。此外,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品内分工降低了后发国家发展工业的难度,小规模国家也有可能发展起一些以前难以发展的大工业,这些都显著增大了后发国家对我国工业的挑战。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国内成本攀升,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冲击下,我国制造企业外迁数量明显增多,不少企业将生产线迁至越南、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而且上下游配套企业跟随转移使产业链外迁呈现链条化的趋势。在我国产业链外迁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往往一个龙头企业出去,就有一大批配套企业一起转移。比如,三星集团在越南建设生产基地,带动200多家配套企业到越南投资设厂,既有本地企业,也有不少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显示,近年来制造业产业链外迁出现加速的势头。在我国国内产业升级没有完成,中高端产业还没有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产业链外迁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潜在的重要挑战。
三是国内面临产业布局不合理和工业对高素质劳动力吸引力弱的挑战。工业发展是支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我国各地区工业发展中长期存在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的问题,地区之间没有形成高质量的分工合作,很多地区都没有形成本地特色优势产业,这种同质化发展模式导致工业发展中普遍存在各种资源向优势区域集聚、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这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挑战。另外,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工业部门大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工业生产环节对劳动力数量和体力的要求大幅度减少,而对高素质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不少就业人员仍然存在对工业就业、特别是工厂就业的偏见,不少劳动力更愿意从事自由度更高的服务业就业或者灵活就业。此外,工业部门劳动报酬水平也不够高,缺乏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吸引,导致工业部门招工难现象普遍存在,这也是制约我国新型工业化更好发展的重要挑战。
(二)新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21世纪初以来,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革命开始孕育并取得快速发展,正在并将继续对全球工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蕴含着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诸多机遇。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新一轮产业革命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特别是低成本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因素在制造业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弱化,有利于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中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此外,新一轮产业革命使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更加普及,生产企业将更加贴近消费地。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程度上升,以及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很可能逐步转向就地生产模式,即企业向市场目的地扩散,这样会使各国消费规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我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利于加强对相关外资企业的吸引力。
二是中美之间大国竞争全面升级,相关产业迎来新机遇。在中美经贸摩擦之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并不突出,国内企业在关键核心零部件的选择上,往往优先选择更加成熟的进口产品,国内相关产业缺乏市场应用的机会。在美国技术封锁下,我国自主可控水平低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面临着断供的风险,这将客观倒逼国内相关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给相关产业带来新的机遇。此外,中美经贸摩擦有利于促使我国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更好维护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这也将有利于我国推动产权体制创新完善,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三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越来越突出。202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阶段,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是由于工业难以升级,比如难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或者难以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基本实现工业化以后,经济体已经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发展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新阶段,这一发展阶段虽然增长的速度比以前有所下滑,但经济发展的难度显著下降,经济更有可能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新态势。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需求优势将更加显现。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内产品、特别是高端工业品的需求,发挥需求引领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我国市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增强国际话语权,争取更加有利的新型工业化外部环境。
三、新阶段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特征
我国长期高度重视工业化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但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任务,与以前相比在一系列方面都有新的要求,体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一)新的生产技术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的生产技术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全面普及。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新型工业化需要紧跟新技术发展趋势,加快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的生产技术,总体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从引进、模仿、追赶、局部先进到全面领先或全面现代化的转变。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技术发展已经实现了多次历史性、革命性跨越: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时代,生产技术以蒸汽动力、机械生产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时代,生产技术以内燃机动力、电气化技术为主;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时代,生产技术以自动化为主;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时代,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不断成熟;近期欧盟正式提出“工业5.0”概念,将以人为本、可持续、富于韧性等理念融入工业发展过程。当前,我国已经有不少企业具备了工业4.0的水平,甚至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平,但整体生产技术仍然处于工业3.0左右的水平,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生产技术继续进步、成熟、普及和深化将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新的发展目标
产业安全自主可控、产业基础能力高级化、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成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
更加关注产业安全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日益细化,大量关键零部件与关键材料需要从国外市场进口,长期存在过度依赖进口的隐患。中美经贸摩擦后,一些企业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愈加凸显了该问题的重要性。疫情的冲击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深层次和长期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备受关注的芯片、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再到重型装备制造,甚至是抗疫必需的额温枪,都存在对外依赖大、自身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更加重视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是提升产业安全的重要路径。工业基础能力是一个国家整个工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工业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从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长期持续高强度的投入,也需要实施者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单靠市场、企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难以取得突破。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高度重视工业基础能力的提升,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国家意志积极推动工业基础支撑能力提高。对我国而言,产业基础能力薄弱一直是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我国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发展滞后,成为制约工业升级的重要“瓶颈”。新发展阶段,将以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基础材料、新型基础技术、新型基础人才的“新四基”为牵引,加快我国工业基础能力建设。
更加关注提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主要途径。制造业是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其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潜能。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近30年制造业占比快速下降之后,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占比下降趋势明显减缓,部分国家已出现制造业占比上升态势。而且新一轮全球制造业转移可能会打破传统模式,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归并“向下延伸”产业的迹象增强。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外部环境,更需要新型工业化建设保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工信头条 2023-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