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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延续平稳发展态势

原标题：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较为明显——中国经济延续平稳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1—2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1—2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好于预期。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中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较为明显，一季度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仍然能够延续。

主要经济指标回升

付凌晖表示，1—2月份国民经济恢复好于预期：

——工业生产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2021年12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比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加快1.4个百分点。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制造业增长7.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8%。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4.4%、9.6%，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9、2.1个百分点。

——服务业持续恢复，稳中有升。1—2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2%，比2021年12月份加快1.2个百分点，比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1.8个百分点。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物价看，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低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从就业看，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稳定，1—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4%；从国际收支看，1—2月份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增长16.3%，2月末外汇储备32138亿美元，继续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总的来看，1—2月份经济恢复势头较好。”付凌晖表示，1—2月份，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生产需求较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

经济新动能成长壮大

付凌晖表示，今年以来，随着稳增长政策发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工业生产和投资消费增长加快，进出口增势良好，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积极变化明显增多。

创新驱动态势明显。高技术产业发展向好。付凌晖介绍，1—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42.7%，明显快于整体制造业生产和投资增速。智能低碳产品增势良好。1—2月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50.5%、29.6%、26.4%。新业态新模式增长较快。1—2月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22%。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继续加强。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速比上年12月份加快3.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20.9%，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长。信息服务业较快增长。“1—2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6.3%，明显快于全部服务业生产指数，这是在去年高基数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付凌晖介绍。

高水平开放继续显效。1—2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3.3%，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增长18.3%。“我国进出口较快增长，不仅保障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有力拉动了世界经济复苏。”付凌晖表示，贸易结构持续优化，1—2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达到63.5%，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

一季度保持良好运行有基础

付凌晖认为，在宏观政策发力和市场主体努力的共同作用下，1—2月份中国经济恢复的势头向好，为今年一季度开好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由于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从国内来看，经济仍然处在恢复之中，不均衡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付凌晖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加大稳增长力度，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工业增长，都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以能源供给为例，中国在保障国内能源供给方面还有很多有利条件。“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持续加大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力度，国内能源供给稳步增加。从今年1—2月份的情况来看，1—2月份原煤产量同比增长10.3%，发电量增长4%，比去年12月份均明显改善。这些有利于经济稳定运行。”付凌晖说。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空间广的特点还比较明显，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还有很多有利条件。”付凌晖说，一季度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有基础、有条件。

人民日报2022-3-18

中国经济形势开年如何看? 三位经济学家这样说

2021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进入2022年，应该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市场关心的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近期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稳增长政策预计仍将继续出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将涌现更多投资机遇，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

问：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应该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今年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持续降低的失业率、基本稳定的价格水平、稳中有降的宏观杠杆率、持续强化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强化的人力资本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在不断强化，2022年我国经济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从中长期看，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信心依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重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明政策层面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一般来说，从政策出台到效果显现有一个时间差，但也不会太久，因此2022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2021年下半年，伴随多重冲击交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全年仍实现8.1%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彰显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展望2022年，出口、外商投资、绿色投资、高技术投资、数字经济仍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长期看，随着“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要改革开放任务纵深推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我国经济的活力将持续增强，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稳增长的政策预计仍将继续出台

问：目前市场对于经济领域政策的出台较为关注，应如何看待?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从目前政策出台情况看，“稳”的信号明显：一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进行了适度调整，降准降息等政策已经实施，普惠金融已进一步加力;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前发力，1.46万亿元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提前下达各地;三是目前大部分省市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22年投资增速都高于GDP增速，适度前置基建投资规模;四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商务部确定2022年为“外贸巩固提升年”，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来稳定外需。

彭文生：货币政策大概率会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灵活微调，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是今年稳增长的重点，除传统基建之外，绿色投资、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也是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相信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会持续推出、落地见效，收缩性政策出台将慎之又慎，相关行业监管政策叠加碰头可能性大幅降低。

沈建光：在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要求的引领下，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将逐步完善，有助于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振企业预期和信心。

更多投资机遇将涌现

问：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各方将迎来哪些新的投资机遇?

刘元春：一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必须突破各种“卡脖子”问题，在科技创新和基础研发上重点突破;二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补足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板;三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了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将有序推进实施落地;四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消费领域以高质量、新品种、重服务为特征的需求快速上升;五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将进一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方面都孕育着强劲的投资需求。

彭文生：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机遇。中国制造业将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延续产业升级的势头，逐步从中低附加值产业走向中高附加值产业，“双碳”投资空间广阔;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居民收入更加均衡增长，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趋势值得重视。

沈建光：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良好，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投资力度将持续加大，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先进制造业投资有望不断发力。比如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共享、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机会将不断涌现。

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问：应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风险情况和未来发展?

刘元春：2022年中国房地产将在一系列政策的再调整下呈现回稳的趋势，建立在长效机制基础上的房地产市场必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刚性需求依然旺盛，改善性需求较为强烈，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基本面支撑。

彭文生：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房企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住房按揭投放已明显加大加快，住房销售跌幅随之出现企稳迹象，房价环比降幅亦有收窄等。种种迹象表明，政策发力正在帮助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个别问题房企的信用违约事件不会有系统性的影响，风险正在有序出清。

沈建光：“房住不炒”仍将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主线，未来的政策调控将更好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资本市场发展机遇大于挑战

问：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运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如何?

刘元春：2022年虽然全球金融市场具有较强不确定性，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具有相对独立、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一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打下基础，按照一些机构的预测，2022年中国GDP增速依然将在5.2%至5.6%，比发达国家平均增速高1.3至1.5个百分点;二是2022年的流动性支撑将较为充裕，资本市场整体流动性环境有望好于2021年;三是改革持续进行已为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制度基础;四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美国并不同步，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将保持相对独立性。

彭文生：我们判断2022年中国资本市场机遇大于风险。中国稳增长政策逐步发力、增长逐步改善，与海外政策收紧、增长下行的周期相反;股票市场整体估值不高，流动性环境较为充裕;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等政策有助于激发活力、释放潜力。同时，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下，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上升，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沈建光：近年来，随着“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的不断落实，市场生态不断改善，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其中不乏外资投资机构的身影。未来中国的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中国资本市场将更具投资吸引力，人民币也将成为全球更具价值的资产。

新华每日电讯2022-2-7

中国经济顶风前行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3月份PMI落至收缩区间，疫情缓解后市场有望回暖

中国经济顶风前行

■本报记者 魏 桥

3月3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制造业PMI为49.5%，比2月下降0.7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制造业总体景气水平有所回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4%，比2月下降3.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度降至收缩区间；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8.8%，比2月下降2.4个百分点，表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有所下降。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在解读数据时表示，近期，国内多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加之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中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一定影响，经济总体景气水平有所回落。不过，调查企业反映，随着局部地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受抑制的产需将会逐步恢复，市场有望回暖。

制造业：有所放缓

数据显示，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3%，比2月下降0.5个百分点，高于临界点；中型企业PMI为48.5%，比2月下降2.9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小型企业PMI为46.6%，比2月上升1.5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从分类指数看，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均低于临界点。

赵庆河分析，一方面，产需两端同步走低。受本轮疫情影响，局部地区部分企业临时减产停产，而且波及到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近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一些企业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制造业生产活动和市场需求有所减弱。3月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5%和48.8%，比2月分别下降0.9和1.9个百分点，均降至收缩区间。

另一方面，价格指数连续上升。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66.1%和56.7%，高于2月6.1和2.6个百分点，均升至近5个月高点。

此外，部分受调查企业反映，受本轮疫情影响，人员到岗不足，物流运输不畅，交货周期延长。3月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46.5%，低于2月1.7个百分点，是2020年3月份以来的低点，制造业供应链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不过，高技术制造业保持扩张。赵庆河说，3月高技术制造业PMI为50.4%，虽比2月有所回落，但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从企业用工和市场预期看，高技术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2.0%和57.8%，分别高于制造业总体3.4和2.1个百分点，这表明高技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发展韧性，企业对未来市场发展继续看好。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数据可以看出，3月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情况都不太理想，未来其走势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短期看，如果本轮疫情能够较快得到有效控制，市场会有不错的恢复空间。从长期看，仍看好制造业PMI走势，因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动力值得期待。”

非制造业：回落明显

数据显示，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8.4%，比2月下降3.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度降至收缩区间。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8.1%，比2月上升0.5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7%，比2月下降3.8个百分点。

对于服务业景气水平明显回落的原因，赵庆河分析，服务业受到本轮疫情影响显著，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低于2月和上年同期3.8和8.5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转弱。从行业情况看，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住宿、餐饮等接触性聚集性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商务活动指数均下降20.0个百分点以上，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同时，部分行业景气水平较高，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60.0%以上高位景气区间，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建筑业景气水平小幅上升。随着气候转暖，建筑业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商务活动指数比2月上升0.5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4.7%，高于2月6.1个百分点，升至高位景气区间。从市场预期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3%，虽比2月有所回落，但继续处于高位景气区间，企业对行业发展前景仍比较乐观。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表示，总体来看，3月份，疫情对非制造业影响较为明显，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短期压力较大。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消费相关需求受到抑制。

“但也要看到，消费需求具备一定的内在稳定性。”武威说，只要疫情影响得到明显缓解，消费需求预计恢复较快。未来，继续加快推进投资进度以及加大扩内需的支持力度将是中国经济平稳恢复的重要保障。同时，实施针对性扶持政策，助力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平稳过渡从而稳定市场预期也是当务之急。而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快服务模式创新是接触性服务行业抵御疫情影响、实现持续恢复的重要方向。

国际商报2022-4-1

如何理解“冰雪经济带”构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提到，研究推动在河北崇礼、吉林长白山（603099）（非红线区）、黑龙江亚布力、新疆阿勒泰等地建设冰雪丝路带；支持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支持新疆、吉林共同创建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

从2017年开始，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就曾提出一系列构想，结合中国冰雪运动和资源分布的特点，建议由吉林、黑龙江、河北、新疆、北京、辽宁、内蒙古四省两区一市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协同打造中国冰雪经济带。

在李铁看来，打造中国冰雪经济带，对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旅游消费升级，推动扶贫开发，特别是通过冰雪产业带动北方地区运动休闲度假旅游业发展，促进经济发达地区和寒温带生态优势地区的信息交流、产业互补，为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全面振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今，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带动下，中国已经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后冬奥时代”，中国如何持续推动冰雪经济发展？未来的冰雪经济带有何战略意义？又如何实现《意见》所提出的“构建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的空间布局”这一目标？在李铁看来，当年的想法已经具备了落地的条件，近日，他向《财经》记者讲述了他对冰雪经济带的理解和构想。

《财经》：四年多前，你就呼吁打造冰雪经济带，为什么？

李铁：从一组数据来看，中国已经步入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等收入人口已达3.85亿，中产阶级人数已经在2亿-3亿人口之间。基于14亿总人口规模，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未来城镇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70%，潜在消费者数量巨大。2000年-2018 年，中国滑雪人次从 30 万人次增长到 1970万人次，年均增幅达 26%。

近年来，中国旅游人口的数量稳步增加，旅游消费结构也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度假休闲游转变。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逆城镇化消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居民消费结构中旅游和体育文化休闲消费占比逐年增长。与滑雪产业相关的运动养生度假游，已经成为北方地区服务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因此我在几年前就曾预想，随着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滑雪产业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将会带动更多的人口参与滑雪运动。

《财经》：为什么会提出“冰雪经济带”的想法？为什么提出要跨区域协作？

李铁：其实，我原来的设想比较传统，就是以东北和华北为主，依托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周边已经形成的冰雪产业为基础。在2018年与吉林省发改委方面进行交流时，他们提出把新疆和吉林纳入，连成冰雪经济带的设想。因为当时吉林省和新疆是对口协作关系。根据他们的规划建议，参考了中国冰雪资源分布的特点和空间格局，以及温度、地形地貌、降雪量分布和雪期长等特点，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天然粉雪资源在未来滑雪运动开展中，具有十分丰富的开发潜力，因此我提出，以北纬40度线划分，可形成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基础条件最佳的区域，这一区域在地图上呈“带状分布”。

与欧美日韩相比，中国冰雪资源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同步，因此要开展跨区域协作，不仅仅是冰雪经济带所覆盖的省、区、市之间的合作，还要与未来潜在消费人群地区和投资资源丰富的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达地区对弱势地区的开发和带动。

冬奥之后，如何实现“后冬奥”最大红利，就是通过冰雪运动及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与冰雪资源优势地区通过旅游消费升级带动经济交流的深化，寻求北方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破解因区位条件约束造成的发展滞后的矛盾，带动东北全面振兴和西北地区发展。从《意见》的发布可以看出，促进冰雪经济带的发展已经开始上升为国家区域性发展战略。

《财经》：你提出上述这些建议，依据是什么？

李铁：第一，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冰雪经济新热点。目前全球冰雪旅游经济的中心在欧美，全球年滑雪人次大约为4亿，欧洲容纳57%、北美容纳21%、亚洲容纳15%，其他地区容纳7%。冰雪运动和旅游的特点是需要尝试全新的雪场条件，中国吉林长白山地区和新疆阿勒泰地区尚未开发的天然粉雪资源和自然景观条件，未来将会给全世界冰雪运动和旅游爱好者带来更强的吸引力。因此，冰雪经济带的开发，交通设施的改善，以及雪场和酒店服务能力的国际化，都有助于中国的冰雪资源成为全球的新热点。

第二，冰雪运动能带动的中国全季节生态休闲旅游示范区。根据国际发展现状来看，全球的全季节度假区呈南北两极分布，主要包括以海洋度假休闲观光为主的热带地区，和以冬季冰雪运动带动的度假、运动和养生为主的寒温带地区。

中国的北方冰雪经济带由于冰雪运动发展的滞后，冬季和夏秋两季旅游的衔接还没有充分开发，全季节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会带动冰雪经济带旅游、会议、餐饮和酒店等各种服务业的发展，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三，冰雪经济能带动相关装备制造业、冬季运动服装和与冰雪运动器材以及各种消费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中国的冰雪运动主要在北方地区开展，是冰雪运动相关的雪场设备和滑雪器材、服装等其他产品的主要消费地。在冰雪经济带与冰雪运动开展好并有悠久历史的发达国家进行合作，建立我国冰雪装备制造业基地和冬季服装生产等产品研发基地，有利于培育形成北方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兴产业集群，将中国冰雪经济带打造成带动东北和新疆等北方地区全方位振兴的新兴产业集聚区。

《财经》：冰雪经济带涵盖范围广、涉及领域多，怎么抓住重点？

李铁：我认为，按照梯次推进和突出滑雪带动作用的思路，可以分别设立以长白山为中心的环东北冰雪经济开发带、阿尔泰山脉-乌鲁木齐冰雪旅游带、北京-河北张家口冰雪经济新兴发展区三大核心资源区。

环东北冰雪经济开发带主要包括吉林东部地区的吉林市、白山市、通化市、延边州、长白山管委会和黑龙江的哈尔滨、牡丹江地区。其中，长白山周边为环东北旅游带核心区域的粉雪资源具有雪期长，降雪量大的特点，与当地的原有高山自然资源景观结合，将会是世界级的旅游资源重点开发区域。该区域周边3个小时的交通半径内还集聚了全国开发最早最多的雪场，包括吉林的北大壶、黑龙江的亚布力、双峰，还有近几年开发的松花湖、万峰等，大大小小数百座雪场，可开发的雪场潜力资源极其丰富。 而正在开发的延边州境内的长白山仙峰岭地区，将会是全国甚至是世界最好的天然粉雪滑雪场。

新疆阿勒泰地区的粉雪旅游资源丰富，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属于顶级资源。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时期，由于国内滑雪爱好者无法出国滑雪，可可托海和禾木等天然粉雪滑雪场脱颖而出，成为滑雪的高端爱好者近两年的心仪之地。同时，阿勒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具有众多高山森林，和著名的夏秋季旅游景观喀纳斯湖，全季节旅游开发将会带动新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乌鲁木齐的丝路雪场依托中心城市和旅游开发的带动作用，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滑雪人次最多的雪场之一。

借助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河北张家口和北京利用冬奥优势，在冰雪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力开发，已经形成了都市圈冰雪经济带的重要发展基础。在河北崇礼和北京延庆分别建立的高山滑雪竞赛场地，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未来将会成为京津冀都市圈冰雪消费的最大承载地。

《财经》：除了各类滑雪场资源，冰雪经济还有哪些发展空间？

李铁：除了以上三大核心资源区，在中国北方地区建设冰雪装备制造中心也是可选择的产业发展的方向。

从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近些年冰雪运动实践来看，以滑雪为主的冰雪运动不仅涉及专业化的雪场建设和各种雪场运营设备的制造与营销，而且滑雪运动人员购买装备也会形成巨大的产业链。例如，从各类雪具和服装一直可以延伸到冬季服装和用品的制造和研发。

比如，在中国的冰雪产业链中的一些中心城市都可以作为冰雪产业生产和研发的基地。例如在东北地区，传统的装备制造业就具有优势，而且教科研资源十分丰富。通过老工业基地改造，适应冰雪旅游发展带动的消费和投资能量扩张。在北方一些地区发展中国的冰雪装备制造业，包括雪场设施、滑雪器材等产品的销售、设计和研发以及生产。同时充分利用中国北方地区的冬季服装消费市场规模，建立以冰雪运动服装为引导的冬季服装研发和生产基地，而冬季服装面对的消费者则已经远远超出了滑雪的范畴，这种产业调整的潜力，对改变东北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另外，滑雪运动可以推动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使旅游从单季节扩展到全季节。并且在滑雪资源相对集中的旅游地区，实现在夏秋两季的观光旅游向深度参与的休闲度假式旅游转变。

从现实情况来看，全世界主要滑雪胜地，旅游消费群体的冬夏季比例基本持平。例如，瑞士达沃斯的滑雪游客只占全部游客数量的47%，加拿大惠斯勒冬季游客数量占全年游客量的48%。全季节旅游对滑雪产业市场化投资主体而言，特别是酒店业和旅游地产业，可以不受季节限制，不受时间限制，实现旅游收益最大化。

《财经》：在冰雪经济机会来临的时候，东北和新疆地区如何抓住机会？

李铁：东北具有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吉林、黑龙江的传统滑雪场和一些新兴的滑雪场等将会是中国以及亚洲最重要的冰雪产业发展基地。此外，高铁的发展将使收入水平较高的京津地区到东北这些滑雪场的时间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

高铁向东北腹地的深入，也会减少东南沿海、内陆地区以至于亚太地区乘航班到东北后深入腹地旅游的时间和成本。随着冰雪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观光旅游业的发展。而对于新疆来说，优势是雪期长，天然粉雪资源和自然旅游景观资源十分丰富。重点是如何降低交通成本和时间，更好地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

但也要看到，东北振兴战略以及促进新疆发展，对旅游业的重视程度还需要加强。有数据显示，吉黑两省旅游投资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吉林更是倒数第二。以全国5A级景区数量为例，东北三省5A景区有14家，仅占全国的6%。高铁布局和高速公路布局也相对滞后，通往长白山的高铁刚刚通车。在民航方面，东北地区24个机场共连接全国98个城市，通航区域仅覆盖全国约24%的国土面积、61%的地区生产总值和38%的人口。而新疆虽然有23座机场，但其中阿勒泰机场只开通15条航线，共通航13座城市。

另外，充分利用生态景观资源进行旅游深度开发的意识还不够。

例如，东北地区唯一具有世界级自然景观水准的长白山，是具有观光、养生度假休闲、养老和开展体育度假最好的综合性旅游景区。但就目前来说，仍停留在观光游上，吸引游客的游览时间还不超过一天。如长白山旅游红线附近的山岭的冬季滑雪具有世界水平的吸引力，没有完全开发。长白山的温泉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核心区的温泉资源基本是用来煮鸡蛋，而没有更好地放大利用效率。长白山山脉的山地景观，能够开展各项不同季节的山地体育运动，也还没起步。总体而言，长白山许多可以与九寨沟媲美的自然景观资源，还未被世人认识。

《财经》：近日发布的《意见》将长白山列入“冰雪丝路带”，意义在哪？

李铁：按照景观资源的分布，可以把东北旅游开发分为两个环，内环包括长春、吉林、长白山、延边、白山、集安、牡丹江、哈尔滨等自然人文景观带。外环从大连进入东北或者是从北京出发沿内蒙东五盟，大小兴安岭、沿中俄边境、中朝边境接内环形成环东北自然人文景观带。

内环可以加快高铁建设来推动，目前哈尔滨至牡丹江、长春至长白山将先后通车，如果进一步规划把牡丹江和长白山连接，形成一个依托高铁的环形旅游路线，对于未来无论是冬季还是夏秋两季，在全国旅游都会是一个全新选择。外环则要通过加快高速公路和航空港建设来推动，形成东北沿边界高速公路带，既有利于战略通道的形成，也会加快吸引自驾游。

长白山是环东北游的中心节点，制定长白山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长白山保护区实行分级保护，原始森林部分严格禁止开发，次生林部分限制开发，但可以在保护基础上推进有效利用。加快进行长白山旅游资源调查，充分挖掘长白山温泉在休闲度假养生文化中的潜力，加大与冰雪项目结合的利用水平，这对吉林省以至于东北的冬夏秋全季节旅游都有最重要的带动作用。

财经网2022-3-28

人勤春来早——当前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扫描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全国两会召开在即。神州大地，一片繁忙景象。

面对压力和挑战，各地采取一系列稳增长举措，田间地头抢抓农时、播种希望，各行各业铆足干劲、迎难而上，工地车间紧张忙碌、快马加鞭，传递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积极信号。

不负农时春耕忙

一年之计在于春。在云南勐海县曼洪村，村民们正忙着插秧，波光粼粼的水田很快被一行行秧苗覆盖。

村民老伍今年种了10多亩田地，为了不耽误农时，他选择了机械插秧。“真是方便，两小时就插好了，省时省力。”

保障粮食安全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意义重大。从洞庭湖畔到华北平原，再到河套平原，各地紧抓农时春耕备耕、耕耘一年的新希望。

豫北大地，阡陌纵横。立春过后，一拃高的冬小麦苗迎春生长，绿意渐浓。村民们在田间铲土覆垄，浇返青水。

去年秋播期间，受洪涝灾害影响，河南滑县等部分地区小麦晚播，但这并没让大铺村村民赵德选失去对今年收成的期盼。

“前阵子县里农技人员来看了苗情、墒情、病虫害情况，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指导。”他说，只要春管期间精细浇水和施肥，就能促进“弱苗转壮”。

在黑龙江省三江平原腹地，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司七星农场农户周春曲，正在满是积雪的地里清理田间路，为清雪扣棚做准备。

“今年家里还种300亩水稻，拖拉机、插秧机已检修好，种子、化肥由农场统一采购，只等天气放晴就干起来！”周春曲说。（记者杨静、韩朝阳、杨喆报道）

按下投资建设“快进键”

内蒙古乌兰察布，这两天最高气温依然在零摄氏度左右。市大数据发展局副局长马少明却提前“感受”到了这个春天的暖意。

不久前，“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这里迎来了东部地区建设数据中心的投资大单。

“接下来内蒙古启动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还将给乌兰察布带来更多发展机遇。”马少明说，“我们将努力吸引更多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项目落地。”

为应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各地纷纷按下投资建设“快进键”，助力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2月8日，在老工业城市湖北黄石，总投资达801亿元的17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从黄石到孝感、黄冈、鄂州、咸宁……一季度，武汉城市圈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总投资将突破3800亿元。

能开则开，能快则快。2022年，湖北省将紧盯亿元以上投资项目，全年计划投资增长10%以上。

穿越济南南部山区、7次跨越多条高速公路……国内首条由地方投资建设的市域高铁——济莱高铁建设正紧锣密鼓向前推进，春节假期至今全线未停工。

早开工，早见效。2022年，山东省将适度超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年计划完成投资2700亿元以上。（记者王靖、徐海波、张志龙报道）

创新创业激发活力

2月15日，元宵节。合肥高新区中安创谷的一个实验室里，“90后”孔伟成和团队坚守在研发一线。

“必须争分夺秒，不断缩小与对手的距离。”作为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轮值董事长，他深知肩上的责任之重。

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2年安徽省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计划达到2.5%左右。

“今年我们计划将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出来解决行业难题。”得益于政策资金和场地支持，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赵万华和团队虎年有了新目标。

科教大省陕西不断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这个老问题。2021年，陕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首次突破万家。2022年伊始，陕西省再出台一批支持创新创业的新政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久前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打造高精尖产业主阵地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白菜心”工程，推动关键领域的重大前沿创新突破。（记者马姝瑞、薛天、吉宁报道）

开年消费稳复苏

中国西部首家乐高品牌旗舰店近日在成都远洋太古里开业，成为成都又一家国际品牌首店。“我们很看好这里的发展，其影响力可以辐射整个西部地区。”乐高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黄国强说。

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四川今年将持续发力推动“首店经济”，并将在全省开展“味美四川”熊猫美食体验季等活动。

餐饮，体现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建发大阅城，用餐时间，排队等位已成为餐饮店门口的常态。

支持智慧商圈、特色街区等建设，加大消费券发放力度……银川市近日出台“银十条”，将安排3000万元财政资金进一步扩内需促消费。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掀起了冰雪消费热潮。自雪季开始以来，吉林万科松花湖、北大湖两大滑雪场迎来各方游客，接待人次排名全国前列。其中，万科松花湖滑雪场春节期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72%，收入同比增长166%。

促进餐饮消费恢复发展，加快发展新型消费，扩大农村电商覆盖面……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落地，更多消费潜力有望释放。（记者陈健、段续、任玮报道）

推动改革见实效

大年初二就开工！自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来，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面貌一新。

公司机加车间的工人胡建峰说，现在公司“干到给到”，职工多劳能多得，大家很有积极性。截至2月25日，公司今年新增订单2.4亿元，“起跑”势头良好。

北方重工的“蝶变”，是辽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目前，辽宁已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任务85%以上，今年还将继续深化改革，推动改革举措见实效。

10秒！这是载货车辆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通过卡口驶入指定海关通道的时间。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市综合保税区，这里正在通过“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打造综保区新模式。

土地有限，但优质项目建设需要用地，这一矛盾如何破解？

创新体制机制，上海浦东新区对土地出让实行“弹性年期+有条件自动续期”制度。向改革要空间，实现好项目不缺地。（记者王炳坤、齐雷杰、杨有宗报道）

对外出口步伐稳

在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流水线上一台台机械臂不断挥舞。这家生产电子化学品、化学药剂和新能源材料的企业，大年初七就达到满负荷生产。

“从1至2月看，出口整体形势不错，订单同比增长超50%。”公司海外销售部副总监陈东福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带来了新客户。“得益于关税互免，15%左右的订单来自日本市场。”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面积不到2.3平方公里的洋浦保税港区，已累计注册2700多家企业。

洋浦保税港区圣庄科技（海南）有限公司的厂房里，技术员正在为下一步大规模开展保税维修业务进行设备检测调试。

“我们准备申购20亩地用于二期工厂建设，打造面向欧美和东南亚市场的出口基地。”公司董事长袁胜民告诉记者。

开放，让重庆这个内陆城市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

2月20日，一列装载千余吨精细化工产品的中欧班列从重庆果园港出发，驶往德国杜伊斯堡。现在每周从重庆出发或途经重庆的中欧班列超20列。

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港口，各地紧锣密鼓、不负春天，跑出开放“加速度”。（记者吴涛、罗江、周文冲报道）

助企疏困解难题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不久前的一场政策“及时雨”，缓解了福建卫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资金之渴。

“特色金融服务提供的1400万元融资支持，有效缓解了我们产能受限的燃眉之急。”公司财务总监卞慧颖介绍说，现在新扩改的设备开足马力、订单产品“排队”交付。

爬坡过坎，是当下众多市场主体的切身感受。民营经济大省福建聚焦企业融资难题，通过丰富金融产品、创新担保方式等，让更多金融之水能够润泽中小企业。

友达光电（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耀文的心情也刚经历了一次“过山车”。不久前苏州的疫情让他颇为不安：2022年刚刚新增投资18亿美元，接下来项目能否顺利实施？

江苏省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陆续出台针对生产、零售、餐饮、旅游、交通等行业的扶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如今，友达光电新项目已顺利获批，生产如期推进。

在数千里外的兰州，获知2022年多项优惠政策将延续实施后，甘肃健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任志学舒了口气。

这两年正值企业发展关键期，减税政策有效降低了健顺生物的研发支出压力，仅2021年就减少纳税超2400万元。（记者秦宏、沈汝发、李杰报道）

民生保障再加力

得益于最新的医保政策，31岁的农民热扎克·阿卜杜放下思想包袱，来到吐鲁番市人民医院治疗糖尿病。

“现在正值春种，葡萄开墩也需要我。如果不是先看病再交钱，还能报销一部分，我可能不来住院了。”他感慨地说。

“‘先诊疗，后付费’+医保‘一站式’结算”减轻了患者压力，避免因暂时没钱治病而耽误病情。2月21日新疆召开自治区卫生健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2022年将这一模式由农村户籍人员扩大到试点地区城镇居民。

经济下行压力下，促就业、保民生十分关键。22岁的山西运城姑娘唐亚芬2020年从技校毕业后，一直在打零工，收入不高。春节后，靠政府牵线搭桥，她搭乘免费专车到浙江义乌一家电器企业上班。“每个月能挣到6000多元，还管吃管住。”

2月6日到22日，运城市盐湖区共为江苏南通、浙江义乌“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3500多人次。

天津大力推行嵌入式养老等新型养老方式，规划到2025年，区域型嵌入式机构在街道（乡镇）覆盖率达到100%。这种养老院综合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种模式的优点，能提供更全面更灵活的服务。（记者王井怀、周晔、魏飚报道）

绿水青山勤守护

春寒料峭，地处青海海东市的上北山林场银装素裹、林木青翠。“这几年林场的树越长越高，野生动物多起来，防火、防盗猎盗采工作就更不能放松。”56岁的护林员赵以成一早就开始一天的巡山工作。

“三江之源”青海近年来大力推进植树造林，一大批“砍树人”“牧羊人”变身护林员，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

这几天，在西藏隆子县旁边的河谷沙棘林，数十名护林员忙着清理枯枝、松土，为即将到来的植树活动做准备。这里曾是有名的沙丘地，一代代干部群众努力筑起一道绵延40多公里的连片沙棘林，百姓从此吃上“生态饭”。

“日子好过了，传统不能丢。”隆子县林草局副局长达瓦说，每年4月县里都会组织群众种树。今年还将种植沙棘、杨树等树种3600亩。

春风拂水，位于湘、鄂两省交界处的黄盖湖碧波荡漾。自长江“十年禁渔”启动后，湖南临湘市共有528户、811名渔民退捕上岸，每天都有人巡湖“护鱼”。

如今，这里飞鸟蹁跹，水环境改善明显，重现了胭脂鱼、长须黄颡鱼等多年难见的品种。“生态环境保护不可松懈，需要长期坚持。”黄盖湖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李修阳说。（记者骆晓飞、周盛盛、格桑边觉、周楠报道）

乡村振兴在起步

钳住菇柄根部，轻轻一旋，一株菌菇便拧了下来……天色擦亮，搬迁户杨文龙已在菇棚内忙活开来。易地扶贫搬迁到贵州晴隆县腾龙街道后，杨文龙拥有了自己的“小产业”。

2022年，晴隆县持续推进“山上茶果椒、山下菌畜粮、湖库生态渔”的产业发展，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雨水时节刚过，正值南方番茄上市季节。在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兴城村，村民抢收正忙，一旁采购商集聚在地头。“一亩地的番茄能卖两万多元。”村民黄海燕说。

在浙江安吉县横山坞村，村民吴爱金忙着接待游客。“从腊月忙到现在，一刻都没能休息。”吴爱金介绍说。

安吉不少村子将老房屋改造成民宿、咖啡馆等，村民们口袋渐渐鼓了起来。目前全县正在探索通过组建“强村富民公司”经营村庄，共同富裕之路愈加宽广。

共同富裕，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初春的江西寻乌县岗背村十分热闹。“如今岗背面貌新，幸福小镇幸福人……”手上快板翻飞、脚下舞步轻快，村民们正在排练。

“群众生活节节高，精气神也越来越足。”寻乌县委书记蓝贤林表示，通过广场舞、三句半、情景剧等形式成风化俗，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记者刘智强、徐海涛、方问禹、陈春园报道）

新华社2022-3-2

世界经济复苏得益“一带一路”力助

第四届虹桥论坛发布的《世界开放报告2021》指出，近十年来，世界开放程度总体呈震荡缩小势头，但中国却逆势前行，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力量。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今年2月6日，中国已经同148个国家（地区）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一带一路”合作仍展现出强劲韧性和生命力，在经贸活动、金融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贸易往来越发密切，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挑战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并未停滞。在贸易方面，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达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创8年来新高，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达29.7%。其中“丝路电商”成跨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5%。一系列丝路电商展会在“云端”举行，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新亮点，如中国-中东欧国家“丝路电商”发展高峰论坛、2021“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暨国际合作论坛（厦门）、2021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等。在投资方面，2021年，中国对相关国家直接投资1384.5亿元，同比增长7.9%，占对外投资总额的14.8%。相关国家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额首次超百亿美元，达112.5亿美元。此外，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了对外投资合作模式，截至2021年年底，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简言之，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能够为深化亚太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资金融通”不断推进，金融合作行稳致远。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采取无限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了美元的国际信用受损，使得国际社会对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高了预期。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与22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1年12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占比首次超越日元，跻身全球第四大活跃货币。同时，中国作为重要出资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4家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提供了大规模的资金支持。其中，亚投行在2020年4月启动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恢复基金”，旨在帮助“一带一路”国家缓解疫情对其公共卫生、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2022年3月8日，亚投行董事会批准将该基金融资申请期限延长至2023年年底，资金规模也由原来的130亿美元扩大至200亿美元。此外，中国积极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深入推进“绿色丝路”建设。自2018年11月正式发布以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得到了全球金融界的积极响应。截至2020年12月，GIP将其成员扩大到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37个签署方和12个支持者，这意味着GIP有望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降低了项目推进中的风险，有力保障了资金融通。

基础设施稳步推进，着力打造互联互通。经过8年发展，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主骨架的一批基建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成为欧亚大陆经济合作的新桥梁。其中，中泰铁路、中老铁路、匈塞铁路、泛亚铁路、雅万高铁等重点铁路项目以及曼谷-昆明公路、双西公路、中俄跨境公路大桥、中巴经济走廊公路等重点公路项目建设扎实推进，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等合作港口建设运营良好，电力、油气、新能源、煤炭等领域合作项目取得实质性成果。此外，中欧班列在疫情期间保持稳定有序运行，不仅保障了国际贸易往来的畅通，而且有力支援了沿线各国的抗疫工作。截至2022年1月29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5万列，运送货物超455万标箱、货值达2400亿美元，铺划78条运行线，通达23个国家180个城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多国的海运、空运受阻，中欧班列因此开行了防疫专列运送防疫物资，大力支持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疫情防控和医疗救助等工作。2021年，中欧班列运送防疫物资423万件、2.9万吨，历年累计运送防疫物资1362万件、10.5万吨，在中欧国家之间建起了一条宝贵的“生命通道”。“道路通，百业兴”，基础设施的联通一方面有利于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惠及人民福祉；另一方面降低了贸易成本，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令世界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迸发勃勃生机，传递出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输送“中国力量”。

（作者分别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国际商报2022-3-16

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更趋黯淡

地缘冲突持续发酵 金融市场动荡难休

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更趋黯淡

□沈忠浩

近期，乌克兰局势急剧升级，触发欧盟和俄罗斯相互制裁不断“加码”，这令本已承压的欧洲经济复苏更加艰难。

分析人士指出，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持续困扰欧洲经济复苏。此次俄乌冲突不仅造成欧洲金融市场动荡、短期复苏前景更趋黯淡，还将直接影响欧洲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直接冲击金融及消费

去年第四季度，欧盟经济环比增速大幅放缓至0.4%，远低于此前连续两个季度超过2%的增幅。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的宏观经济预测称，欧洲经济“逆风”加剧，主要原因是新冠确诊病例激增、能源价格高企、供应链持续中断。基于此，欧盟委员会下调2022年欧盟经济增长预期至4%。

连日来，俄乌冲突骤然升级，令本已趋弱的欧洲复苏势头进一步承压并造成直接冲击。

首先，欧洲金融市场反应强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日，欧洲股市遭遇重挫，避险情绪使欧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一个月低点。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地缘冲突的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影响欧洲金融市场。

其次，地缘冲突打击欧洲消费和投资信心，进而拖累内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指出，持续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拖累消费和投资。

再者，国际贸易投资与供应链进一步受阻。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虽然欧盟与俄罗斯的双边经贸持续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但俄罗斯仍是欧盟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分析人士预测，俄乌冲突可能导致俄欧贸易投资萎缩。

能源价格居高不下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发酵，欧盟近期密集出台了大规模对俄制裁措施，涉及金融、能源、运输等领域，俄方也相应进行反制。欧元集团主席帕斯卡尔·多诺霍指出，欧盟制裁俄罗斯需要付出“经济成本”，这些成本将在未来数周至数月内显现出来。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欧盟90%的天然气依赖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欧盟制裁俄方将承受更高的能源价格，进而面临更严重通胀。

美欧宣布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之外。对欧盟来说，动用如此“核武级”金融制裁选项，不仅波及欧洲企业自身利益，还可能引来能源断供。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预测，随着天然气、石油成本进一步上升，欧洲居民消费者价格将随之继续上涨。

美银证券预测，俄乌冲突升级可能在2022年推高欧元区通胀率1至4个百分点。

美国保德信金融集团经济学家凯瑟琳·奈斯指出，虽然俄乌冲突升级带来普遍冲击，但这种影响在欧洲地区“不对称”。例如，德国、意大利等受影响较大，因为他们比法国等更依赖俄罗斯能源。

也有分析认为，能源压力有可能“倒逼”欧洲加快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执行董事会主席马丁·布鲁德米勒表示，“政治家们现在肯定会加速扩大可再生能源，这将减少对天然气供应的依赖”。

中长期发展大受影响

欧洲经济复苏与大规模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息息相关。当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无疑成为欧洲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考量，不仅影响短期增长前景，还可能对欧洲经济中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初步评估显示乌克兰危机将对欧盟经济增长造成压力，但不会令增长停滞。他指出，对俄严厉制裁将对欧盟经济产生影响，“我们需做好准备”。

欧洲央行发表声明说，将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变化，并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的经济前景评估，从而在3月10日作出最新货币政策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局势变化令欧洲央行深陷“两难”。一方面，高通胀压力可能超出央行此前预期，使其加紧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欧元区复苏下行压力和不确定性加大，内部复苏不平衡和分化的问题改善不足，欧元区仍需要央行的流动性支撑。

分析指出，欧盟可能因乌克兰危机进一步给预算“加码”。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包括批准1000亿欧元专项资金，并把每年德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以上。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海涅曼认为，俄乌冲突可能成为德国乃至欧盟预算政策的转折点，未来军备开支可能和气候投资一样成为公共支出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可能加剧欧盟内部的预算分配斗争。

国际商报2022-3-2

上财高研院发布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4月26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数据分析研讨会在线召开，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会上发布主题为“疫情反复与三重压力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

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各研究小组从“家庭流动性与劳动力市场”“全国CPI、PPI、消费与投资”“汇率、对外贸易与国际市场”“金融”“财政”等不同方面对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做了分析解读。课题组报告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建议以系统观念与综合施策化解三重压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课题组提出，从一季度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需求端内需不足、供给端冲击强化以及对经济增长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还在延续，同时多点爆发的疫情也衍生出了一系列需要加以关注的新情况、新变化，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目标任务更具挑战。

对于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有效化解三重压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课题组认为，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工作，经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在国际层面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多，外部需求增长承压的情况下，稳定中国宏观经济大盘要求国内需求稳定增长，而这首先需要稳住和保住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只有夯实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在当前疫情的特殊形势下，做好对企业的服务保障和对民众的民生保障尤为重要，要牢牢稳住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畅通企业物流货运通道，发挥好平台企业在解决“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中的作用，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行业、企业和人群等的金融支持。

研讨会的最后，与会嘉宾和媒体围绕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未来经济增长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文汇报2022-04-26

全球经济预期下调 国际组织呼吁联合行动

在全球通胀高企、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以及俄乌冲突背景下，世界银行等组织近日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呼吁在粮食安全、政策协调、债务减免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以应对重重挑战。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显著下调

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18日表示，世行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公布的4.1%下调至3.2%。

马尔帕斯当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的一场媒体圆桌会上说，债务高企和通胀上升是全球增长面临的两大问题。由于债务高企，约60%的低收入国家已经处于或者有可能陷入债务困境，预计债务危机将在2022年继续恶化。

马尔帕斯对发展中国家状况深感忧虑。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化肥和粮食价格骤然上涨让这些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剧。他认为，政府应制定政策以增加供应、稳定货币，从而降低通胀、提高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说，受俄乌冲突影响，143个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速预测值将下调，这些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6%。

马尔帕斯表示，为应对疫情，世行将在未来几周内讨论一项为期15个月、总额约170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约500亿美元将在接下来三个月内部署。“鉴于危机的影响，这是一项持续的、大规模的危机应对措施。新举措将超过疫情初期时筹集的1570亿美元。”

IMF和世行每年召开两次全体会议，包括春季会议和秋季年会。与会各国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以及专家学者等将就世界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协调、全球发展等广泛议题展开探讨。今年春季会议于4月18日至2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粮食安全受关注

由于俄乌两国是产粮大国，国际社会担忧粮食安全问题将愈发严重，亟须研究对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乌冲突“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无声打击”，可能导致多达17亿人口陷入贫困和饥饿，超过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规模数十年未见”。

古特雷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和大麦产量合计占全球产量30%，两国的玉米产量合计占比达五分之一，葵花籽油产量占比过半。

古特雷斯说，乌克兰局势导致粮食出口受限、供应链中断，进而引发物价飙升。年初以来，小麦和玉米价格已上涨30%，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超过60%，天然气和肥料价格翻了一倍多。

古特雷斯还呼吁进行全球性改革，改变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世界金融体系。

古特雷斯此前还成立了一个危机特别工作组，他表示：“这场冲突正在加剧粮食、能源和金融等三重危机，对世界上一些最脆弱的人、国家和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印尼《商报》17日文章称，未来，除了粮食部门的转型和多样化外，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社会还需要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具生产力的生产体系，以确保粮食安全。尤其当前挑战越来越复杂，不仅是经济危机或政治冲突的风险，气候变化也越来越严重。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19日召开了一个高级别小组会议，讨论制定粮食安全危机的应对措施。耶伦上周首次宣布了该会议计划，并指出全球有超过2.75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

G20应加强合作沟通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于20日召开，为应对重重挑战，各方将就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发展、应对疫情、宏观政策协调等议题进行讨论，商议协作。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日前在联合国大会关于G20工作重点吹风会上发言，呼吁G20将发展作为合作最优先方向。

戴兵说，当前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多领域危机叠加共振，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和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肩负重要责任，应加强团结合作和沟通协调，聚焦经济金融领域重点问题，将发展作为合作最优先方向，共同应对国际卫生、数字、能源等领域的突出挑战。中方认为，今年G20合作应关注以下重点：

一是应对疫情。弥合“免疫鸿沟”、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疫情应对能力应成为G20卫生合作重点。应尽快在同发展中国家联合研发、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就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早作决定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二是经济复苏。G20应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敦促主要经济体采取负责任、可预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负面效应外溢，维护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稳定。G20还应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采取更多行动。三是发展议程。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严重冲击全球发展事业，G20应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领域加大投入，引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四是数字转型。G20应重视弥合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规则，合力营造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挖掘创新增长动力。五是气候与能源。G20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罗马峰会共识，将动员资金和技术作为合作重点。发达国家应兑现承诺，填补资金缺口，消除技术转让障碍。在促进能源转型的同时重视能源可及、能效等问题，有力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

经济参考报2022-04-20

经济形势怎么看怎么办

中国经济稳不稳得住？国家统计局3月15日公布的数据给出了答案：今年前两月经济恢复好于预期。但在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下，A股市场继续大幅调整。

“全面超预期”的经济数据为何未能提振市场信心，实体经济出现了方向性变化吗？降息预期落空后下一步稳增长将如何发力？对此，机构人士认为，在情绪化主导市场逻辑的阶段，投资者信心往往较为脆弱，市场表现可能暂时与经济状况脱钩。不过，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态势不变，投资者不应低估政策促“稳”的决心和能力，更无需过度担忧经济向“稳”的趋势和前景。随着政策力度持续加强，投资者预期与稳增长效果的背离将得到修复。

经济数据好到令人质疑吗

“前两月经济数据太强了，堪称是压倒性的超预期。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甚至怀疑数据能对上吗？”在数据发布后，信达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解运亮如是说。

这样的感受颇有代表性。在研究机构发布的点评报告中，不少使用了类似“全面超预期”“增长数据靓丽惊人”“远超市场预期”等字眼。

数据显示，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于去年12月的4.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2%，高于去年12月的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高于去年12月的1.7%。

生产、投资和消费增速全面加快，且显著高于市场预期。按照Wind调查口径，市场此前对于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的预期为3.2%、5.3%、4.6%。“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呈现出阵阵暖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15日说，前两月主要生产需求指标出现明显回升，经济运行积极向好势头增加，一季度经济运行保持平稳发展态势仍然能够延续。

为何在房企减少拿地和新开工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反弹？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认为，一方面，在销售持续回落及房企违约风险使得外部融资难度加大的情况下，房企面临较大资金压力。此时，房企有加快施工，推动项目满足监管条件，从而回笼资金的诉求。另一方面，房企在并购出险房企优质项目之后，开始加快相关项目施工。

为何消费回升如此迅速？付凌晖解释，春节和冬奥消费的带动比较明显，大宗商品销售和升级类商品销售在加快，网上零售额助力作用比较明显。

为何投资反弹力度这么强？稳增长稳投资政策发力，专项债提前下达并落地较快；多地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大项目陆续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成效明显；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领域投资加大。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预期差”？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问题的关键可能出在对数据环比与同比转化关系的理解上。“2020年以来疫情的影响，使这一问题变得相对复杂，预测难度也变大。”郭磊提示，全社会用电量可以作为观察经济景气度的一个直观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方面经济活动的影响。国家能源局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6.9%。其中，第一、二、三产业用电量分别增长15.4%、14.5%、17.4%。

基本面稳得住吗

无疑，良好的数据表现为经济“开门稳”打下了基础。投资者担心的是，向内看，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短期依然较大；向外看，俄乌冲突事件减缓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全球通胀预期高温不下、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加快退出，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在此背景下，经济基本面能稳得住吗？

从经济企稳复苏的确定性来看，机构普遍判断全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态势，短期并无失速风险，中长期向好逻辑并未改变。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说，由于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宏观调控政策有空间、有手段，通过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5.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就输入型通胀而言，压力总体可控。“今年一系列稳增长措施陆续出台，政策效果有望持续显现，预计输入型通胀影响整体可控。”温彬说，以应对去年部分海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为例，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保供稳价举措，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体看，预计CPI延续温和上涨态势，PPI涨幅可能逐步回落，上下游价格走势更趋协调。

从发达经济体紧缩政策外溢效应看，海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总体有限。一方面，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再单纯是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溢出效应的被动接受者。货币政策有能力、有定力保持以我为主。另一方面，有研究认为，由于美国和非美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的差异性缩小，美联储这次货币政策紧缩的外溢影响可能低于上一轮。

在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看来，中国稳增长政策在解决短期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升中长期增长潜力，特别是在形成新的增长点后，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稳增长力度会减弱吗

经济数据超预期，再加上15日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未调整，降息预期落空，投资者担忧稳增长力度减弱。实际上，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需要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再加上近期疫情反弹，更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对冲。稳增长将一直在路上，并更加强调货币、财政、产业、区域等政策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相关部门近期不断释放“稳”字当头的调控决心和信心。发改委、工信部等12部门联合出台《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围绕财政税费、金融信贷、保供稳价、投资和外贸外资、用地用能和环境等五个方面，打出促进工业经济稳增长“组合拳”。《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实施方案》也于近日印发，明确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大幅提高，综合立体交通网进一步完善，铁路总里程达到1.4万公里”等具体目标、任务。

下一步，降准降息依然是政策选项。当前局面下，央行仍需要通过引导市场利率适度下行，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MLF加量续做也释放了货币政策边际宽松信号。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尽管年初宏观数据超预期，但二季度宏观政策的稳增长取向不会改变。其中，财政发力是重点，货币政策仍有降息降准空间，预计央行可能在二季度下调MLF利率10个基点，同时再次实施全面降准。

稳预期是稳增长的关键。监管部门多次强调，将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控有机结合。专家建议，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涉企政策出台前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政策实施预留适应调整期，政策执行避免“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进一步增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政策的协同性，有关部门加强政策解读和正面发声，释放权威清晰积极的政策信号，不断提振民营企业对增长前景的信心。

挑战不少，但有利的条件更多。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门类、产业体系，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爬坡过坎。

中国证券报2022-3-16

科学应对新形势下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

——基于主要变量及其发展走向的分析

摘 要:入世20多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量增大带动了世界经济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改变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乃至垄断局面。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际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中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出口增速回落，外部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增大，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带来严重冲击等，对此，我国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实施好“双循环”战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人力资本池优势，推进全面数字化改革，以高标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关键词:世界经济 外部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 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逆全球化思潮泛起，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和长期化态势，给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消费等经济活动造成巨大冲击，对各国的深层次影响持续发酵。当前国际环境与政策走向更加扑朔迷离，给我国个体企业、总体对外经贸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带来广泛而严峻的影响。

世界经济总体走向变化

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阶段。纵观近现代，全球化主要是发达国家驱动的，而如今发达国家内部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全球化浪潮，经济民族主义抬头。“脱钩”与“战略自主”成为美欧发达国家的战略重点，美国针对中国和欧洲发起贸易战，意在构筑美国主导的新的国际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架构；欧盟领导层从2020年以来逐步构建“欧洲战略自主”的政策体系，涵盖产业战略、贸易政策、欧元区金融架构、处理美欧关系的战略和增强欧洲主体地位的全球治理构想等，强调确立欧盟自主掌控的“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重新抬头的资源民族主义或许会成为一种长期现象。多边贸易体系WTO上诉机构停摆，WTO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缓慢。

区域经济合作趋势增强。全球范围的多边主义转向区域多边主义或者双边主义。比如，作为当前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APEC海纳百川，横跨太平洋两岸，但是由于其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制度和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成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经济合作进程中的利益冲突激烈，导致合作进程艰难。美国的竞争性多边主义也阻碍了全球化进程。同时，随着各区域内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治理方式出现相应变化，合作性、包容性的区域多边主义趋势增强，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区域合作协议正蓬勃发展。

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这一进程将催生更加丰富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对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产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一轮变革也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缘由在于新一轮的产业革命所依托的变革性新技术尚处于初期阶段，多种技术还可能处在摸索、交织和碰撞阶段，相关规则也仍在初建阶段，新的竞争赛道涌现，这将为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各经济体创造更多的新机遇，也将重塑各国经济竞争力和全球竞争格局。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轨迹与前景。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步入低谷，此后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呈现了速度快、结构重塑、地区轮动复苏等态势。纵观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对于美国，2020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5.0%，遭遇了自2009年以来最大降幅，第二季度按年率计算下滑32.9%，创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降幅；2021年增长5.7%，不仅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还创下其1984年以来最高记录。对于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进出口贸易受疫情的影响首当其冲，连带影响其经济增长。据预测2021整年的GDP约为5.1万亿美元[1]，和2020年相差不多，由于疫情反复、贸易收支出现逆差等原因，经济停滞不前。对于欧盟，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0年一季度经济同比萎缩2.7％，环比下降3.5％；德国一季度GDP环比下滑2.2％，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降幅；法国一季度GDP环比下降5.8％，成为自1949年以来最大季度降幅[2]。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1年秋季经济预测，欧盟经济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速度快于预期，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仍然很高，预计欧盟经济在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将分别实现5.0%、4.3%和2.5%的增长。对于东盟，2020年受疫情影响经济大幅萎缩，菲律宾和泰国分别收缩9.6%和6.1%，其他国家平均比疫情前低5%；2021年总体看，新加坡增长7.2%，是东盟中率先复苏的国家，其余国家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增长缺口，其中越南和印尼4个百分点左右，马来西亚和泰国5个百分点左右，菲律宾高达9个百分点[3]。

总体看，全球经济走向呈现“V”字型。疫情暴发伊始，各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情况极为严峻，2020年全球GDP深度衰退幅度3.3%，遭遇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整体上行进而回归中长期发展轨道，但仍面临着风险。虽然短期内，疫情给各主要经济体带来的创伤巨大，但随着各国防疫措施升级和应对疫情能力提升，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各国快速采取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也推动了经济复苏。《世界经济黄皮书：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21年是全球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幅度衰退以来进入快速复苏的一年。2021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是“强刺激”加上低基数等因素下的报复性反弹，经济增速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全球经济总体收复失地，两年平均增长约1.3%左右[4]。值得注意的是，奥密克戎引爆全球新一轮疫情，世界银行2022年1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1和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下调0.2个百分点，未来全球经济运行仍面临着风险。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和调整。疫情在全球范围暴发后，世界各国普遍受到严重冲击，基于对安全的评估，多国采取边境、贸易等限制措施，严重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国际分工的专业化和细化，一方面导致部分产业链过度集中于某个区域，另一方面导致其分工布局逐步走向局部化和碎片化，进而在冲击面前暴露出全球产业链整体的脆弱性。受疫情冲击，一度造成严重的“断链”风险，出于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以及分散风险的考虑，各国企业采取缩短供应链、扩大库存等方式应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且纷纷加快产业回流的战略部署。简而言之，诸如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冲击，叠加逆全球化思潮，以及产业链竞争在国家竞争中重要性的上升，原先基于效率优先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模式将调整，转向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兼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韧性以及自主可控，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呈现产业链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趋势。未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更可能在全球不同地区区域化或集群化生产，如在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既能实现全球的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生产关系。

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

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压力。2020年下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工业品部门强劲复苏，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供给和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虽然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是我国出口仍逆势增长。随着欧美各国疫苗研发推进和接种率提升，以及各国不同防疫政策的有效实施，疫情第二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1月19日举行的第十次针对COVID-19讨论国际突发事件的会议提出，各国应该取消禁令和限制。自2022年2月1日起，欧盟27国全面开放边境，取消入境限制政策和入境隔离政策；2月1日后，美国不再统计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欧美等世界各国相继宣布疫情结束全境开放。各主要经济体加大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趋势，各国生产逐渐恢复。因此，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需求复苏对中国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较有限，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

外部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大国的经济政策存在国际外溢效应。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增长、刺激复苏、应对通胀而出台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其政策失当或者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中国如今与各大发达经济体紧密相连，因而无可避免地受其政策变动影响。严佳佳和何梅蓉（2021）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引发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5]，吴安兵等（2020）发现美国财政政策对我国实体经济存在动态溢出效应[6]。疫情初期，为实现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非常规、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注入巨大体量的流动性、极低利率和大规模纾困的财政刺激政策。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国经济将逐渐向常态回归，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收紧的可能。随着美国和欧盟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转向，全球流动性从极度充裕逐步转变为充裕或中性，导致利率中枢上移，全球金融市场或面临重大调整，乃至发生市场动荡。英国通胀率上行压力增大，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桑德斯表示要为“大幅提前”的加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由于他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央行可能跟随缩减货币政策刺激，带动金融条件收紧，融资环境受到影响，中小企业、低评级企业融资成本将增加，信用违约与破产风险加大，进而抑制投资与经济增长。同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掣肘。

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带来冲击。经济全球化高潮进入停摆阶段，全球供应链出现收缩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采取各种产业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的趋势。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而且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一方面，疫情会加速中国部分产业链的外迁步伐。疫情前，基于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的背景，中国本土一些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资源密集型产业链、代工型产业链已经开始外迁进程，主要的外迁目的地是劳动力成本和关税较低的东南亚各国，同时还考虑开拓欧洲、非洲等新市场以寻求替代性的需求，以及邻近美国但关税较低的美洲国家以规避关税冲击。疫情后，受产业回流战略政策导向的影响，各国会降低在中国生产的产业链比重，中国的中低端产业链可能继续外迁。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风险。比如，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欧日等近年来签订的若干高标准自贸协定，如《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这些中国并未参加的高标准区域性协定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也会导致中国的产业链面临被排除在外的风险。

技术引进难度增加，科技脱钩风险加大。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引进、消化、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形势下，一方面，随着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产业集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突出作用，以及科研创新生态的不断健全，我国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因此，能够从发达国家引入的技术领域和范围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在技术上的防范心理和措施加大，导致很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在“技术危机感”蔓延于美国政界的背景下，和中国科技挂钩紧密的美国很可能会在权衡贸易利得、本国产业利益的基础上，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有选择性地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甚至在局部领域推动技术“脱钩”，比如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尤其是在与中国存在较大竞争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三大重要领域。一旦西方发达国家实施限制性措施，科技脱钩效应显现，我国众多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这将给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将受影响。

更多更严苛国际规制壁垒的挑战。发达国家未来可能联手制定更高的规制标准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把非碳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等。数字贸易方面，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逐步巩固数字贸易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用户隐私安全、互联网络安全、技术标准等领域的相关规则还不尽完善，统一的规范性的细化文件还有待完善，跨境电商实体对规则的认知参差不齐，且网络技术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绿色经济方面，发达国家将全球气候问题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挂钩，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并以此协调单边主义，如欧盟建立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来解决“碳泄漏”问题。在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不仅加大我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成本，而且严苛的绿色壁垒也给我国未来在国际绿色非碳产品中的贸易管理带来巨大挑战。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挑战的措施

实施好“双循环”战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经济规模和服务业比重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越高。我国幅员辽阔、规模庞大，潜在内需巨大，可以更多依靠国内消费。因此，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一方面，收入分配中增加劳动要素报酬份额，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改革，减少消费者后顾之忧。从而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庞大市场可为国内产业发展升级提供广阔空间，为不断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持续的市场支撑。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健全相关市场的法律法规，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提高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水平和质量，以国内巨大需求市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高质量的企业、产品、服务“走出去”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特色，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建设并服务于国内市场，全面重构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推动中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以创新促发展，充分发挥超大规模人力资本池优势。创新发展方面，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势头强劲，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排名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并且，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位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快速增长。高质量人力资本方面，我国“工程师红利”初现，基础教育巩固发展，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据统计，我国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已超过1.7亿人，每年高等院校毕业生保持在800万人左右[7]。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优秀年轻人出国留学，学成后回国的比例很低。但现阶段，留学生中毕业回国比例逐年上升，并且有一部分早年出国学有所成的群体也加入回流队伍。因而，如果说在早年国人担忧年轻人出国留学造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那么现阶段进入海外人才收割期，国外将成为我们的人才银行（Brain Bank）。这些都为创新发展积蓄了丰富的人力资本池。因此，要推动教育改革，提高人口质量，扩大人才蓄水池，重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为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创造有利的人才条件。大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政策链“五链”融合，从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推进全面数字化改革，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高级化转型升级。数据作为继劳动、土地和资本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将带来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根据有关测算，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32.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1.3%[8]。针对数字化改革，要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其普及水平；并加强网络安全、隐私保护、数字标准等相关规则的制定，规范化市场主体行为。关注大数据时代衍生的消费者新需求，借助数字化互联网平台建设和推广，大力推进数字化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建立健全产业链数字化治理体系，推动产业链整体性、智能化转型升级，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

以高标准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重构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格局，在扩大和优化开放过程中对资源配置进行整体重组。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积极推进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充分发挥在RCEP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参与高质量协议，推动区域贸易投资一体化，有效利用和更好地参与亚洲产业链价值链，逐步提升自身的亚太地区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更高质量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绿色发展、全球价值链深化和调整等全球化重构的背景，新规则与政策的出台与完善迫在眉睫，中国应积极关注新经济、新模式、绿色发展等国际治理领域中的重要发展议题，并积极参与新规则的构建，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同时，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合作，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维护更为稳定、互利共赢的双边和区域经贸关系。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提升投射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未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杭州量知数据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0ZDA103）阶段性研究成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家治理》周刊2022-3-31

高层密集座谈传递中国经济形势三大判断

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主持召开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4月7日，李克强还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一季度数据公布前，高层密集座谈传递出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下一步工作的三点重要判断。

研判形势：坚定信心，正视困难

从两场座谈会对当前形势的研判来看，官方认为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但并不讳言“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且强调要“正视和果断应对新挑战”。

近期中国多地疫情反弹，加之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陆续公布的一些先行数据已经反映出压力。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产出指数均降至临界点以下，表明经济总体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尽管挑战不小，但从两场座谈会强调“主动作为、应变克难”，要求“以稳就业稳物价支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等表述看，官方稳增长、保民生的信心和决心没有动摇。

这种定力源于有备而来。事实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明确“5.5%左右”年度增长目标时就强调“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面对进一步加大的下行压力，3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制定今年宏观政策时，对国内外环境很多变化已有前瞻考虑”，并重申要“咬定目标不放松，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政策基调：靠前发力，适时加力

在两场座谈会上，“靠前安排”“加快节奏”“适时加力”等颇具紧迫感的表述频繁出现。这种紧迫感，已经体现在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上。

例如，最新公布的一季度中国金融数据全面超出预期。当季，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8.3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多增6636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2.06万亿元，同比多增1.77万亿元。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等总量数据超预期增长，体现了金融靠前发力支持稳增长。在金融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下，宽信用效果开始显现。

渣打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表示，考虑到今年前两个月经济表现较预期强劲，加之政策支持靠前发力，或有助于抵消3月疫情反弹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拖累影响。从近期官方表述可看出，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还将加强，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

发力重点：市场主体，重要基础

“越是困难多，越要为市场主体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市场主体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础。”

当前一些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困难多、压力大，必须着力帮扶他们渡过难关。为市场主体纾困，稳定市场预期，成为两场座谈会关注的重点。

从4月开始，今年中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重头戏——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正式实施。这些“真金白银”将有力支持小微企业和制造业等行业发展，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李克强在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强调，要上下协同加快增值税留抵退税进度，让资金尽早落到市场主体账上。

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中国官方近日发文要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中提及增强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说，贯彻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力行简政之道的理念，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生态，将使建设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也成为不断规范政府行为、减少对市场干预的过程。

中国新闻网2022-4-12

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刘尚希：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明年经济工作要“稳中求进、稳字当头”。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怎么稳住中国经济，怎么稳住中国发展？

首先需要我们有一些理念的变化。一个基本的理念变化是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能认识这个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我们过去在科学上发现规律，技术叫发明，那是创造。面对不确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发现要“稳”，我们的确定性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构建，我们不能指望从客观世界中找到某种确定性。

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是在扩散的。这个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不是大自然造成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大家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病毒在不断地演进，这不是大自然造成的吗？其实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济已经全球化了，形成了一种全球的分工与合作，人员、资金都在全球流动，这样的病毒它才会在全球流行。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种大流行会存在吗？它不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是客观世界产生的这种病毒的变异带来的不确定性，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说，它是内生的一种结果。

观察经济形势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风险成本分析法，过去谈的是成本收益分析，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风险会转化为成本，这个成本会变成企业的成本，个人生活的成本，也会变成政府的成本。当这个风险上升的时候，各方面的成本都会上升。当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上三重的不确定性相互叠加在一起，需求收缩，是十分典型的内生的因素。供给冲击，从国家来说可能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带来的，但放在全球、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它也是内生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它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也是人类文明在这个阶段内生出来的。

预期转弱、经济增长，我们平时谈得比较多，经济既有增长也有收缩，但我们只看到了增长，没看到的是收缩。经济增长是净增长，等于增长扣除收缩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经济是在不断地增长和不断地收缩之间交替出现的，发达国家的增长多，收缩少。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不发达的国家，收缩加大，增长减少。

这三重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就归结为风险在公共化，风险在全球化。而各种风险又在叠加纠缠，这是量子力学的概念，风险是一种叠加态、是一种纠缠态。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这个虚拟的现实不能说把风险预测越好，防范风险做得越好，风险就不存在了。你掉以轻心的时候，风险就到了你的头上。所以风险是无法消除的，这跟我们传统经典科学思想的逻辑是不一致的，所以要重新认识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现在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

从中长期来看当前的形势，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三重不适配直接相关，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适配，比如说我们经济转型，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是走在前面的，而我们的社会转型是落在后头的。我们过去不仅仅是有计划经济，实际上还有计划社会。我们计划经济的改革成效非常明显，我们计划社会的改革相对滞后。比如说有户籍的问题，户籍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导致的社会基本权利的一些不平等，还有社会身份的体制，这实际上都反映出社会转型制约经济转型。

市民化制约了市场化，导致资源错位的风险上升，这种资源错配不仅仅是物质资源。首先是人力资源的错位，这个风险在急剧上升。还有物力、财力的资源错位，这导致了成本上升，效率下降。

第二个不适配就是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不适配，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与此相关的。

第三个不适配就是政府转型与发展转型不适配，进入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怎么样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直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但是政府转型发展的转型步伐存在不适配的地方。

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去推动政府转型。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政策的合成谬误，不同的政策从各个部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合到一起出现问题了，这叫合成谬误。还有一些分解谬误，就是这个任务是一个整体性的任务，也是不能分解的，一分解就会出问题了，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需要适配才能消除更多的不确定性，构建新的确定性，才能稳住当前的经济形势。

体制机制梗阻，循环不畅导致成本全面高起。不确定性变成风险，风险转化为成本，这样成本有生活成本、宏观成本、微观成本，现在成本上升，在企业都有深切的感受，居民业感受到了这种成本的上升，政府财政的成本也全面上升，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生活成本压缩需求空间，政府成本压缩财政空间，经济社会在成本上升中脆弱性就会加大。所以我们要提升经济的这种韧性，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要降低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就要构建新的确定性。

如何构建新的确定性？当前的经济运行逻辑、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需要重新认识货币、银行、金融市场，需要我们有体制机制的创新，为什么一直强调直接融资，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难以尽如人意？在这方面是与体制机制有关的。

当前宏观的不确定性改变了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生产函数、消费函数都已经变了，如果还是按照原有的这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去制定政策，来思考对策，那毫无疑问就会导致刻舟求剑。

政策的基本逻辑，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分析进行权衡。现在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七大政策，这七大政策的背后面临着七大风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七大风险，所以提出了七大政策。中央是高瞻远瞩的，看到了风险，用政策去对冲这些风险。

除了这些政策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去构建新的确定性，我们的选择就是权衡风险、转化风险、对冲风险、降低风险，对风险进行全面的治理。

所以对于中长期目标，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因为短期政策解决不了长期问题，更不可能化解长期风险，所以各项政策都应基于治理的要求来制定和实施，应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家来商量。只有按照治理的要求来制定这些政策，这个政策才可能是最为确定性的，才能避免这些政策各行其是，进而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当着眼于中长期持续、深入、全面推进阶段性改革，社会转型之后是经济转型，目前我们面临着结构性的扭曲，我国城镇化按常住人口统计将近64%，但是我们按户籍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只有45%，在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就是反映了就业结构的改变。人们就业的形态变了，但是我们的社会身份的结构却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三个二元结构的问题，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的二元结构。所有制的二元结构不仅仅是国有、民营的问题，还有国有和集体的问题，还有土地，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这都是与二元所有制直接相关的问题。农民是生活在集体的土地上，市民是生活在国有的土地上，农民的财产权利和集体经济、集体土地是绑在一起的，这就是常说的农民怎么样市民化？不仅是进城难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样随身携带跟转移，现在同样面临着体制机制的障碍。

从这点来讲我们国家按户籍人口算，从社会身份的意义上有55%的农民，只有45%的市民。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减少了，市民增加了，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市民化这个过程，也是广义上讲的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变化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如何破解这个二元结构，加快市民化、加快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三，预期管理，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新的确定性，重新找到方向。因为不确定性给大家带来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能就停下来观望、等待了，这个时候要构建新的确定性，找到新的坐标。

针对不同的主体，事先有针对性的应对管理措施，比如说市民化的预期，平时讲消费预期、投资预期，从整个社会整体来看，市民化的预期更加重要。短期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

政府行为的时度效，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确定性出发，可能你得到的往往是不确定性。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十分不完善，政策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可能就是从确定性出发，以为政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对这个政策做预评估，没有对政策输出的过程进行深入的风险的评估分析，所以政策设计不应当，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时度效的把握，要建立在新的思维的基础之上，从不确定性出发才能构建新的确定性。

最后一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财政金融属于相互贯通的两个层次，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血液。但是它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货币是国家对人民的虚拟负债，跟我们平时讲的负债不是一个概念。利率为零时，国家债务等同于货币。怎么运用好国债、货币这两个规律，这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和实体经济又是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刘尚希：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财经纵横2022-2-13

从中美博弈的大格局，看2022年的经济形势

爱因斯坦有一个重要观点——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不可能从问题本身的维度上产生。同样，要全面认识当下的经济形势，我们首先还是得跳出国内经济这个维度，从另一个维度去观察。

这个维度就是中美博弈的竞争大格局。

1/ 美国当前经济形势

站在中美博弈竞争大格局的维度，首先就要搞清楚我们的对手美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形势。

一提到美国的经济形势，中国社交媒体基本就是一边倒的唱衰声音。唱衰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通胀爆表，一个是美联储加息，这两个都是对经济利空的因素。我也不能说唱衰美国经济完全没有道理，然而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美国经济除了上述利空的因素，就没有利好的因素吗？

当然有！第一个利好的因素就是美国老百姓手里捏着很多钱。

大额定期存款一般代表着企业的存款，而其他存款代表着居民存款。虽然目前企业存款看起来快要见底了，但是美国居民存款却创出新高，这当然是疫情以来美国政府拼命给居民发钱的后果。

全世界也只有美国有这个底气向居民大规模发钱，因为美元是全球主要结算货币，超发美元的代价是全世界一起承担的。而其它国家却只能在经济下行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借钱给企业（或者个人），让企业扩大再生产，创造出更多效益之后，再给老百姓发工资。直接发钱的效果当然比借钱模式更好，因为老百姓手里捏着钱就代表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第二个利好因素就是美国企业贷款数据也在变好。

很明显，美国工商业贷款数据正在从疫情冲击下慢慢缓过气来，对于美国工商业企业而言，美国居民消费潜力摆在那里（上一个图），所以企业也开始愿意借更多钱去扩大生产。

一个是消费有潜力，一个是企业增加贷款的意愿在变强，所以美国金融机构对于今年美国经济前景持乐观的态度。比如著名的高盛就在去年年底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长将达到惊人的4.2%，只是在1月20日之后，“奥密克戎”毒株传播如野火燎原，高盛才把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3.8%，这也是美国近20年GDP增长最快的数据。

2/ 疫情与通胀制约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利空因素。

一个是疫情的冲击，让美国大批服务业场所关闭，这就极大影响了美国居民的消费（也是美国居民存款飙升的主要因素，有钱没地方花嘛）。一个是通胀指数节节攀升，12月美国CPI已经突破7%，物价涨得太快，对于消费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但是这两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我们首先来说说通胀。造成美国通胀指数飙升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印钞太多，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美国早已实现产业空心化，主要商品都是靠进口，现在美国国内物价已经很明显出现与国际市场商品价格倒挂的现象，所以导致美国通胀指数爆表决定性因素还是供应链的问题。

供应链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疫情的冲击直接让美国物流环节从业人数急剧下滑，一方面大量货物淤积在港口、仓库等物流环节，另一方面超市货架上却空空无物。

所以，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最大的利空因素，不管是通胀也好，还是老百姓有钱没地方花也罢，归根结底都是受疫情的影响。

那么，美国能否消除疫情的影响呢？能！中国消除疫情影响的模式是严防死守、彻底清零的策略；而美国呢？则是另一个极端。最近美国政府释放了两个信号值得注意。

一个是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奇11日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如野火燎原般蔓延全美各地，每个人都很有可能感染病毒，但打过疫苗的人若感染情况会较好。福奇这个表态有两个重点：其一，未来每个（美国人）都很有可能感染病毒；其二，打过疫苗即使感染，情况会好（也就是发展成重症可能性大幅度降低）。福奇这个表态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信号：1月12日，美国政府要求各大医院不再上报（公布）新冠病毒的确诊数字。两个信号联系到一起，美国政府想做什么简直就是呼之欲出——既然疫情无法控制，那就干脆让美国全员感染！大家都感染新冠，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自然就降为0。

这是一个很不人道，也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但确实是让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的最为有效办法。（看看图一，美国企业存款已经见底了，美国居民存款虽然在高位，但是如果迟迟不能全面放开经济，居民存款无法转化为消费（也就是企业存款），美国将面临史无前例的企业破产潮，这就是拜登政府不管死多少人也要搞全员感染的逻辑。）

目前美国每日确诊数据上百万，但这只是医院监测的数据，实际上美国各大超市都公开出售唾液试纸，很多人不需要进入医院，买一张试纸自己就可以检测，所以美国每日实际感染数字很可能比医院检测数据大得多。假设美国每日感染300万，美国3.3亿人口，全员都感染新冠所需时间也就是不到3个月而已！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美国这种群体感染的模式就不担心医疗系统崩溃吗？不会！美国即使每日确诊1000万医疗系统也不会崩溃。因为美国是实施预约就诊制度，假如你感染新冠了，只要不是重症，医院根本就不会收治，即使是重症，目前很多医院也不收治，这种模式下的医疗系统就永远没有崩溃的危险。

不仅是美国，现在英国也准备学习美国这个“先进思路”了。英国6000万人口，目前每日确诊10万以上（当然也是医院检测数据），现在居然要全面放开社交限制，目的就是加速让全员感染。

英国之后，欧盟会不会跟进这个策略？假如欧盟也跟进，未来西方发达国家全员感染之后，个个都是新冠病毒携带者，他们之间倒是可以打开国门一起跳舞一起嗨，中国十四亿健康的国民反而成为西方世界的另类。届时中国是否打开国门就成为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

3/ 避免差距拉大

回到美国经济的话题。

假如美国很快实现全员感染，届时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就不复存在了，供应链危机逐步得到缓解，服务业也全面开放，美国居民的存款释放出来变成消费，居民的钱变成企业的存款，企业再扩大生产，经济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正循环。

按照高盛的预测，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将达到3.8%，而中国则是4.3%，看上去我们还比美国多0.5%，但是美国经济基数比我们高啊！2021年按照美元计算，中国GDP规模大致是美国的77%，如果我们经济增长只比美国高0.5%，那么美国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将超过中国！

这种情况是我们一定要极力避免的。为什么？这个问题要放在中美博弈的国际大环境来看。现在美国是老大，综合实力世界第一，中国是老二，综合实力世界第二。但是美国这个老大不但单干要整死中国碰了一鼻子灰，就算是招呼小弟准备群殴中国也遇到了麻烦——

欧盟态度暧昧表示中立；

日本反华口号喊得响亮，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地签订了RECP协议；

东盟对于美国的挑拨拉拢根本就不予理会；

新加坡甚至直接向美国喊话，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

最后也就是澳大利亚、立陶宛这些不入流的小国跳出来当反华的出头鸟，结果毫无意外被整得灰头土脸。

为什么美国招呼不动小弟来群殴中国？因为中国上升势头非常明显，中美经济差距每一年都在缩小！一边是日薄西山的老大，一边是综合实力以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速度不断缩小差距的老二，全球大部分国家选择骑墙观望是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如果在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绝对量超过中国，也就是中美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再次扩大，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不排除某些国家（特别是欧盟、日本这类美国盟友）会认为中国最终还是无法撼动美国的霸主地位，然后选择跟随美国站队；不排除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赶超美国的趋势产生动摇，从而调整对华政策。届时我国外部环境可能会恶化。所以，我们要极力避免美国经济总量与中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站在中美博弈的层面，我们既要看到美国的优势，也要看到美国的劣势。支撑宏观经济有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美国经济其实是一只跛脚鸭，原因很简单，三架马车美国有两架都有问题，一个是受产业空心化影响，美国进出口贸易常年逆差，净出口这条腿就瘸了。其次，投资这块美国瘸了半条腿——也就是政府投资这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拜登今年倒是搞了一个基建法案，但是摊到每年的政府基建投资只有区区2000亿美元，这点数字与美国22万亿的经济总量相比实在是少得可怜。美国投资主要靠企业，但是今年在美联储加息的大背景下，企业投资也会大受影响。

支撑美国经济的主要就是靠消费。美国居民消费潜力是很大，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通胀拦路虎挡着，如果美国今年无法解决供应链的问题，通胀指数降不下来，美国居民消费也很难有较大的起色。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经济增长只有高盛预测的4.3%，但是因为美国经济更烂，所以我们也有可能继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总量差距的。我们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假设美国今年GDP增长能够达到3.8%-4.2%，那么如果我们要缩小（而不是扩大）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今年我国GDP增长就至少要达到5%-5.5%，保险一点就是要达到5.5%以上。

那么今年我国GDP增长能达到5%-5.5%吗？压力有点大。

4/ 三重问题

2021年，中国的GDP增长是8.1%，这个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分季度看就不那么乐观了。一季度GDP增长是18.3%，二季度是7.9%，三季度是4.9%，四季度是4%，整体经济处于下行趋势，也就是说，今年我们经济开局的起点不是8.1%，而是4%。

按照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包括——“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也就是说，目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不仅是供需两端都有问题，还增加了一个比较痛苦的“预期转弱”的问题。

预期转弱是啥意思？意思就是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悲观，个人不敢花钱，企业不敢贷款。

给大家一组数据。2020年12月，企业新增中长期贷款是5500亿元，而2021年12月呢？只有3400亿元，差不多打了一个6折。而美国同期工商业贷款2021年年底与2020年相比大致是持平多一点点。所以，管理层也很着急。

1月18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以下表态：“当前经济面临三重压力，“稳”本身就是最大的“进”。在经济下行压力根本缓解之前，进要服务于稳，不利于稳的政策不出台，有利于稳的政策多出台，做到以进促稳。”

“怎么发力？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充足发力，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保持总量稳定，避免信贷塌方；二是精准发力，要致广大而尽精微，金融部门不但要迎客上门，还要主动出击，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主动找好项目，做有效的加法，优化经济结构；三是靠前发力。现在虽然是年初，但一年的时间很短，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们要抓紧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场曲线的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不能拖，拖久了，市场关切落空了，落空了就不关切了，不关切就“哀莫大于心死”，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所以我们不能拖，要走在前面，及时回应市场的普遍关切。”

老实说，央行的上述表态是非常罕见的，很多措辞都前所未有。包括——“把货币政策工具箱开得再大一些，避免信贷塌方”；“金融部门不但要迎客上门，还要主动出击”；“要靠前发力”。这差不多就是直接给银行下命令，信贷人员要跑出去，要主动找项目，不要等项目，要做大信贷！简而言之一句话——麻溜赶快将钱借出去！

央行如此心急火燎也可以理解，在预期转弱的背景下，如果只是靠着央行释放充裕的货币，但是企业与个人不贷款，信用通道不打开，大量货币就会淤积在金融系统，根本就释放不出去！

除了央行与金融系统发力，管理层也准备在宏观层面放出大招。下面我来给大家捋一捋，管理层准备放出哪些大招。

5/ 数字经济

支撑宏观经济有三架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美国跛脚鸭的经济结构相比，中国经济结构更为均衡健康——我们可以三条腿走路的。根据统计局数据，去年中国经济增量中三架马车贡献如下：消费贡献比例为65.4%，投资贡献比例为13.7%，净出口贡献比例为20.9%。

出口贡献超过投资，这是中国疫情控制得最好带来的红利。去年我国出口增幅达到30%。但是2022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外部需求变弱，叠加全球各国陆续复工复产，今年出口增速很难保持2021年的状态，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占比会下降。所以，国家保增长的工作重心只能放在消费与投资者两块上。

首先是消费。消费主要分为三大块：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服务型消费+数字经济消费。服务型消费有两大块——教育、医疗在2022年受宏观政策的影响（教育去资本化、医疗去市场化）将下降很大，所以消费要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就只能在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普通服务业消费、数字经济消费想办法。

1月16日，发改委发布通知，在10个方面部署促进消费工作。包括：线上与线下消费并举，扩大智能零售、推动冰雪消费、提升文旅休闲服务、开拓县乡消费、促进住房健康消费等等。

简单总结一下，为了开拓消费，发改委也算是煞费苦心，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能做的基本都做了，甚至多年未见的“促进住房消费”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一次即使是“促进住房消费”指望房价大涨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受疫情冲击的影响，2022年服务业消费不容乐观，即使拼命挖掘社会零售品潜力，开拓冰雪经济等新的消费点，最多也是对冲一下服务业消费下滑的缺口，未来消费的较大增长点只能在数字经济想办法。发展数字经济不但能在消费端提供新的增长点，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数字经济还能在供给端带动千兆宽带、5G基站、工业互联网、服务器等等新基建的建设——属于一鸡两吃、左右逢源的事情。

6/ 促进投资

拉动经济第二条腿就是投资。

在经济下行结算，加大基建投资是中国独有的逆周期调节的法宝，按照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今年基建投资要“适度超前”。2021年底，财政部提前下达了1.46万亿元的2022年新增专项债限额，使得各省份在今年一季度就可以开始发行工作。

“这次提前下达在额度分配上没有搞‘一刀切’，而是充分考虑了各地项目资金的需求和施工条件，项目资金需求多、施工条件好的地方多分，反之则适当少分。”在去年12月的国新办政策吹风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强调，2022年的专项债券发行要把握好三个字：早、准、快。

基建投资发力意味着融资规模也大，现在我国综合负债率已经达到272%，继续放大负债率光是支付利息就是不小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全社会融资成本就是当务之急。那么怎样才能降低融资成本呢？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1月18日有这样一段描述：“三是推动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继续发挥LPR改革的效能，切实维护存款市场的竞争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

“稳定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也很重要，因为如果存款竞争无序的话，存款的利率就会特别高。比较差的银行、经营不好的银行，拉不到存款，就利用高利率诱惑老百姓存款，这样就会把存款利率带高，别的银行不得不跟上，整个银行存款秩序或者存款的利率水平会被比较差的银行引领，所以存款的秩序很重要。”

“另外，存款利率如果太高，贷款的利率就很难降下来，企业融资成本也就很难降下来，所以我们现在下了大力气，维护存款市场的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推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简单的说就是央行要大力整顿存款市场秩序，也就是要大力打击银行利用高利率诱惑老百姓存款的现象。也就是说，未来老百姓希望获得安全的无风险收益，就只能老老实实在银行做定期存款，其它打擦边球的项目和保本理财产品基本上就没有了。杜绝了银行的高息揽储现象就能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存款的成本，那么降息的空间就打开了。银行贷款利率下降也有利于促进企业扩大贷款，稳定经济。

7/ 总结

最后总结一下。站在中美博弈的层面观察两国的政策与举措，其实也很有意思。美国因为经济结构畸形，社会治理能力跟不上，所以只能剑走偏锋趟“无人区”——具体而言，美国正在做两项空前绝后的社会实验：

一个是向以亿为计的人群大规模发钱，这个对未来经济究竟会造成怎样深远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不管如何，这种社会实验产生的经验也将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是向3亿人群推动全员感染，群体免疫，这个对未来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值得期待的。

与美国相比，中国宏观管理的工具箱更为丰富一些，这就让我们可以不用冒险去选择激进的政策，从容进行逆周期调节。

2021年中国经济大致是一个龙抬头的走势——开局一二两个季度经济走势不错，三四季度形势就不大好了。但是，在今年年初管理层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大招的情况下，2022年大致会是一个龙摆尾的走势，一二季度稳住经济下行趋势，三四季度趋势走好。

制造界2022-1-26

近忧远虑仍存 复苏之路难平——2022年世界经济形势展望

逆风频吹，2021年世界经济在广泛但不平衡的反弹中收官。变数增多，2022年世界经济会走出怎样的复苏轨迹，备受关注。观察人士认为，在经历短期强反弹后，世界经济开始步入中期弱复苏的新阶段，复苏之路将漫长、不平衡且充满不确定性。

新的一年，除新冠疫情起伏反复这一“新常量”持续对全球经济复苏构成威胁外，至少还有四大关键变量交织作用，将对世界经济的形与势产生重大影响。

政策转向影响几何

2021年12月，美联储决定加快缩减资产购买规模，预计提前至2022年3月结束资产购买。美联储决策层多数成员预计，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三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上月宣布上调基准利率，成为疫情暴发以来率先加息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态势渐明，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着手调整货币政策，其溢出效应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值得密切关注。2013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全球市场巨震会否重演?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恶性通胀和资本外流冲击有多严重?这成为笼罩世界经济的一大阴云。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收紧货币政策将导致融资成本上升、金融环境紧缩，不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但据目前判断，其政策收紧的速度和幅度或有限。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则可能带来更严重冲击。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认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将面临巨大的国际资本外流、融资成本上升和本币贬值压力。一些经济缺乏韧性、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经济体可能出现严重金融危机。

专家认为，受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新冠疫苗接种滞后等因素影响，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复苏力度本就不如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或将导致全球复苏分化局面持续恶化。

“断链”危机何时化解

供应链瓶颈导致货运成本飙升，供应商延误严重，集装箱船堵在港口之外……全球供应链危机持续发酵。

表面上，疫情打破全球产业运行节奏，造成生产受限、物流受阻、市场受困、供需错配，导致供应短缺。实质上，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升温，致使国际经贸合作受阻、产业链受到干扰，造成严重供需波动，叠加疫情影响因素，使得强调成本效益的供应链“紧平衡”被打破，部分环节“断链”。

全球产业链历经数十年演进，在分工专业化、精细化基础上，结合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营商环境等因素，形成基础性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中地区、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集中的格局。但在疫情冲击下，现有国际分工格局受到考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商学院教授邓子梁表示，疫情放大供应链危机，或将进一步坚定美国等国家推进制造业回流的想法，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加快产业体系重构。

分析人士指出，即便国际供应链重构步伐加快，但由于相较于需求，供应能力恢复需要更长时间，多国因供应链危机出现的局部和阶段性“短缺经济”问题或将持续到2023年。

通胀压力如何演变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1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8%，创近40年来新高。欧元区、英国、墨西哥、巴西、俄罗斯等多个主要经济体通胀率近期也都创下多年新高。

当前，物价上涨已由之前的少数商品短暂上涨演变为多数商品持续性上涨。2022年，全球通胀压力将逐渐消退、持续更长时间还是会进一步加剧?不同情境无疑将对经济复苏产生不同影响。

通胀上升受多重因素影响，如发达经济体超常规财政和货币措施刺激需求反弹、供给跟不上步伐、疫情改变需求结构、供应链瓶颈导致供给不足等。另外，美国等多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助推劳动力成本上涨，也加剧了通胀压力。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何时消退尚存不确定性，分析人士对通胀高企局面将维持多长时间也看法不一。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近日发布的经济学家调查显示，受需求强劲、薪资上涨、供应链瓶颈等诸多因素影响，美国高通胀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

摩根士丹利公司预测，美国通胀压力将在2022年年初见顶，并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和供应链不畅问题改善而缓解。高盛集团则认为，2022年大部分时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将保持在4%以上的高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尽管大部分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有望在2022年缓解，但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疫情影响更持久，通胀形势将更加严峻。

能源困局能否破解

新年伊始，全球最大动力煤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宣布，2022年1月期间禁止本国煤炭出口，以缓解国内煤炭供应短缺引发的电力危机。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市场天然气、原油、煤等能源价格飙升，多国出现能源紧缺问题。

国际能源署指出，天然气和煤炭短缺导致能源市场价格飙升，可能引发石油市场反弹速度快于预期，这将大大增加高耗能行业的成本，导致工业活动减少和世界经济复苏放缓。

分析人士认为，在碳减排政策改变现有能源结构、疫情反弹、供应链受阻、地缘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能源供求失衡局面或将持续。

能源困局还凸显通过能源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面临严峻挑战。政策制定者既要在短期内应对疫情挑战，确保经济平稳复苏，又要在中长期实现绿色转型目标。如何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化解能源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合理把握转型节奏，对各方来说都是巨大考验。

种种不确定性，令全球经济复苏预期摇摆不定。IMF去年10月预计，2022年世界经济有望增长4.9%。但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表示，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全球扩散，该组织考虑下调全球增长预期。

新华社2022-1-5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进一步发展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由于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增长率普遍偏低，有些国家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平衡，有快有慢，有些陷入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当中。此外，中美关系的演变和突发的疫情带来的危害使各国趋于保守，逆全球化趋势明显，世界经济格局正在重组洗牌。为应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不应该像当年苏联那样与美国硬碰硬对抗，而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迂回作战，避免新冷战的发生。同时，为了迎接新的挑战，中国应该坚持改革开放，并解决好本国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 新格局 演变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体量不断增大，连续超过欧洲几个大国之后于2010年超过日本，从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经济总量在1969年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1987年超过当时的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3倍，占美国的70%以上。就增长率而言，预计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还会保持较高的水平（约5%—6%），而发达国家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因此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且根据预测大约在十年之后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人均GDP还处在中等水平（世界排名60多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还达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世界经济史的划时代变化。近代以来，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曾经一路领先，成为日不落帝国。19世纪大批西欧国家、北美国家、日本等少数国家开启现代经济增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得天独厚资源和优越地理条件的美国超过英国而成为世界第一。这种格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独占鳌头，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虽然中间受到过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挑战，但二者都没能撼动美国的地位。20世纪末叶更是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两个重要事件，让美国得以延续辉煌，一个是苏联解体，意味着不可能再超越美国，另一个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导致日本之后30多年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再加上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也不可能重整旗鼓了。

其次，发达国家出现了相对和绝对停滞。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是主要发达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此后出现了“滞涨”，虽然经过“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改革而有所起色，但经济增长率并不高。当时美国好于西欧，日本好于美国和西欧，然而不久日本经济便遭遇严重危机，唯独美国保持着较好的水平。除了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人力资源条件，还得益于不断地创新以及其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霸权力量。例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美国利用霸权压制其他发达国家的证明。

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不高，这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正常表现。第一，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律的作用，不可能有更高的投资。第二，根据佩蒂·克拉克定理，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的主体，而服务业的生产率一般低于制造业。第三，在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依靠消费拉动经济是不可能有高增长的，因为消费没有投资乘数效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会逐渐衰落，它们依然保持着较高的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这也是它们仅仅是相对停滞的原因。尽管如此，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导致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因此说其有某种程度的衰落也是合理的。

再次，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和调整。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包含面很广，既包括了不发达的国家，也包括发展到了中等水平的国家。当今世界真正的发达国家依然是少数，主要是西欧、北美、日本、澳洲，以及个别其他地区的国家和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剩下的大多数国家通常被分为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最不发达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南亚、中亚、中美洲等地区。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由于独立时间较早，大多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东南亚大部分国家也达到了这个水平。中东产油国虽然人均收入较高，但其发展程度并不高，属于特殊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并没有能够继续前行，而是出现了相对停滞的局面，即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其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但一直没能像“东亚四小龙”那样达到更高水平，大多停留在5000万—10000万美元的水平。可以肯定，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几个较大的国家未来也不太可能有快速的发展。南非也出现了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而且很难在短期内出现什么起色。东南亚几个曾经被称为“四小虎”的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如今的发展也并不如人意。就连曾经与美国争锋的俄罗斯现在的出口商品主要是资源和武器，也面临着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危险。至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更是面临着各种问题，如战乱、种族争斗、军事政变、瘟疫等，在短时间内难以发展起来。我们知道，经济学讲的是供给和需求，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也是如此。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没有购买力，难以购买发达国家高端的机械、医疗设备、药品等物资，这对于发达国家的出口也是不利的。如果更多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其购买力就会提高，对全世界都是有益的。以中国为例，在2000年以前汽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但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国和消费国，其中一半以上是发达国家的品牌，这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好事。这既是国际分工的好处，也是全球化的好处，因此各国都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

世界经济格局演变新动向

上述情况到了近些年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不仅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走向，它给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某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包括出现了严重负债问题的欧洲部分国家，也包括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以及周边国家和经济体，中国也未能幸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受影响的国家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间接地造成了后来的产能过剩，而消化产能过剩则需要较长时间和成本。

到了特朗普执政的时代，美国开始调整战略：

第一，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号召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尽管效果并不明显，但这种做法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企业之所以走出去到其他国家投资，是依据国际分工的理论和经验选择的结果，它们选择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一定是看中了当地的收益高于美国。毕竟资本是逐利的，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组织，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代表的美国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始回归保守，接连退出或者威胁退出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即使是盟友也由于利益关系而撕破脸皮，更不用说针对中国这样的非盟友关系甚至对手关系了。对于中国，美国认为巨额贸易逆差是不公平贸易的结果，于是针对关税问题对中国进行打压，并且不断加码，其理由其实冠冕堂皇，根本经不起推敲。重要的是，美国这种做法不仅不合理，而且对其自身也没有好处。自2018年开始增加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未减少，只是美国已经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在不断增加。换言之，中国并不完全依赖美国市场，可以选择欧盟、东南亚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并不是美国想要的，因为在贸易摩擦当中美国消费者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它们需要面对上涨的物价，也就是一部分关税需要由美国人支付。另外，特朗普政权下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这就导致了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其损失是巨大的。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力图扭转特朗普时代的不利局面，开始拉拢盟友，试图恢复过去的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对付日益强大的中国。这是值得高度关注并且需要小心应对的，因为一个孤立的美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集团：这个集团集中了当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占据着各种有利的位置，掌握着有效的“武器”，包括科学技术、金融、话语权、价值观；不可否认，由于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原因，这些发达国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影响；这些国家习惯了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势力范围，它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对对手进行围堵和打压，绝不会手软。

拜登执政以来，除了努力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点就是打压中国。在这一点上，他与特朗普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别，不同的是“单掐”还是“群殴”，对中国而言显然后者更难对付。值得一提的是，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把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尽管它们没有明确提出“新冷战”的口号，但实际上都在做这件事。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在大张旗鼓地做，包括在中国周边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如美英澳的奥库斯（AUKUS），也包括在印太地区谋划新的经济伙伴关系，如谋划建立印太经济框架。总之，美国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另起炉灶，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多方经济合作组织。

第三，2019年底突发的疫情作为“黑天鹅”事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不仅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导致了超4亿人患病，近6百万人死亡，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20年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呈现负增长。国与国之间不得不进行封锁，货物贸易、人员交往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超出疫情本身，因为它不仅对人的健康造成危害，而且导致世界经济的严重下滑和国与国之间的割裂。更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国家正在利用疫情制造新的矛盾：

首先，个别国家一直想把疫情暴发的原因嫁祸于中国，不惜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国际组织，甚至谍报机构。即使WHO组织各国专家在中国开展了溯源工作，它们依然不满足，想方设法追究所谓的中国责任。其次，疫情导致了货物贸易的中断或滞后，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很多发达国家开始主张本土企业的回归，这当中就包括美国和日本。事实上，这些国家在疫情之前就开始做这些工作，至少希望生产不要过于集中在中国，于是推动企业从中国转移出去。如果是按照国际分工原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一部分行业在中国已经没有了比较优势，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如越南）是正当的行为，但现实是这当中不免夹杂着某些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的敌意。

如何应对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根据以上所述，在下文对如何应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形势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虽然世界经济受到众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不容易也不愿意回到冷战或开启新的冷战。我们能够看到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是获利的，不仅包括占据高端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并从中获得好处，也包括不发达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获得了收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就是市场原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但市场毕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

例如，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导致中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而中国即便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自身也难以实现充足的供给。因此必然到其他国家寻找资源，而那些国家也需要出口资源获得发展资金，这符合国际分工的理论和经验。至于出口资源的国家是否能够有效利用资金，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事实上，的确很多国家没有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也没能使得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甚至陷入到了“比较优势陷阱”当中。最典型的是中东产油国，二战以后这些国家通过开采石油获得了巨额利益，因此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它们是富有的，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将这些资金用于发展经济。总之，我们认为虽然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其正面意义更大，值得大力提倡和推动。中国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已经成为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体现了这种理念。

第二，中国的快速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从而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不遗余力的打压。这种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突破这种封锁和围堵是中国面临的考验。因为，虽然中国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科学技术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突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着很大差距。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国家，我们除了要注重自身的提高，还要更多地谋求合作。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高度开放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也适应了国际社会的规则，并逐渐掌握话语权。中国已经成为继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之后验证“后发优势”假说最成功的案例。因此不论西方国家采取怎样的手段打压中国，中国都应该敞开大门，欢迎各国企业的投资。同时我们依然要大大方方地走出去，虚心学习先进经验，与其他国家和谐共处。

从中国的发展阶段看，与西方对抗对中国是不利的。尽管中国从来没有主动与西方对抗，但西方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当成对手甚至敌手，那么我们如何应对呢？在应对美国打压方面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教训，借鉴日本的经验。当年苏联与美国是硬碰硬，最终以失败告终。日本的地位无法与美国直接对抗，只能采取迂回策略，表面上“唯唯诺诺”，实质上发展自己。当然中国不同于日本，不可能完全照搬日本的经验，但应该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尽量避免直接碰撞，争取时间提高自己。需要指出的是，可能有人认为，日本经济陷入低迷状态也是美国打压的结果，但事实是，日本发展的停滞不前主要是国内因素导致的，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

第三，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对中国挥舞大棒，显然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我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国家感到压力，认为中国这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一旦发展起来，必然挤压它们的势力范围，甚至与他们争夺领导权和话语权。它们难以适应一个东方大国的突然崛起，这应该比一百多年以前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的过程更艰难，也更戏剧，因为美国毕竟在文化和制度上与英国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因素，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属于异端，它们无法容忍一个完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与它们并存，甚至在它们之上。关于这一点，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尽量避免谈论，甚至认为不重要，但事实不会因为不谈论而不存在。而只有正视事实才能想出办法进行应对，回避没有意义。那么，在美国日益与中国为敌的状况下，我们需要调整策略，多一些协调性，少一些硬碰硬。

第四，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关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势必还会延续，但随着各国应对措施的落实和新的疫苗、药品等防护和治疗措施的提高，加上病毒本身的变异情况，估计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得到根本地缓解。虽然目前各国的应对措施差异很大，有的国家防控严格，有的国家比较随意，但相信不久以后会趋同。同时，各国也逐渐掌握了在突发重大疫情的条件下如何应对的措施，目前也正在寻找一个同时适应疫情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最佳方案。

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政府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正确的，作为一个大国要避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不过内循环也是有条件的，需要国内具有强大的市场潜力，而市场潜力是建立在人们收入提高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大多数人收入微薄，就谈不上扩大内需。日本作为岛国长期以来贸易依存度不超过35%，证明它的内需十分强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提高人均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十分重要。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不健康，要提高更多人的收入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的，需要提高人力资源的水平，也就是提高全民的素质和受教育程度。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国家治理》周刊202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