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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流域水生态监测有何差异?

当前，我国水生态监测工作逐步走向成熟化和规范化，从水生态监测试点开始，以点带面，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发展到流域监测。

不同流域或区域的水生态监测有哪些不同？如何做到“因河施策”？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水生态监测领域内的多位专家。

评价指标更体现不同水体和区域的差异性

我国幅员辽阔，由南到北、从西到东，江河湖泊众多且区域差异显著。每个流域或不同区域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禀赋、生态禀赋，自然在监测指标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比如着生藻类指标。黄河下游为细泥沙质底质，河流中难以找到适合着生藻类附着的生长基质，部分点位就不具备着生藻类的监测条件。再比如，浮游动植物指标本身适合于湖库监测，但对于中下游河网地区，闸坝众多，水体流速缓慢，也可以将其作为水生态的监测指标之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生态监测业务主管、高级工程师李曌告诉记者。

“其实，不同流域的指标差异主要体现在评价上。”李曌解释，对于监测工作而言，是从能够体现水生态系统整体状况和主要压力方面设置的监测指标，监测项目基本涵盖了水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而水生态评价工作，是从评估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系统影响的角度，基于监测数据，从中筛选出评价指标，确定评估阈值。

李曌表示，评价指标更体现不同水体和区域的差异性。举例来说，几乎无人类活动影响的水体，长期保持自然形态，“自然岸线”这项指标就没有必要作为评价的内容，而植被覆盖度等指标更能反映其岸线生境状况的变化。

评估标准则更能体现不同水体和区域的特点。如源头区高海拔水体，由于自然条件多变，水生生物生长环境恶劣，与中上游山区相比，客观上种类和数量就相对较少，在生态学上这符合中度干扰理论，就不宜利用统一标准进行评价。

以黄河为例，黄河是一条自然条件极其复杂、河情极其特殊的多泥沙河流，黄河流域是我国七大流域中唯一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类生态系统均有大面积分布的流域，也是我国七大流域中生态脆弱区面积最大、脆弱类型最多和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流域。

“这决定了黄河流域水生态监测因子、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考核标准等，与其他河流相比有一定不同，应该更加突出流域整体性、系统性和区域差异性、适应性，更加注重‘三水’统筹，更加重视特有土著鱼类及栖息地、生态流量保障、自然岸线保留、河湖生态缓冲带状况等中宏观尺度指标的选择，更加突出多泥沙河流生物分布特点及环境响应特征，更加关注生物入侵影响。”生态环境部黄河流域局监测信息处副处长王瑞玲向记者介绍说。

点位设置、监测方法等要“因河施策”

除了监测指标和评价指标，不同区域的水生态监测方法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曌介绍，水生态监测技术要求充分考虑到不同水体和区域的差异。从点位设置上，考虑到源头区或上游区人类活动较少，生境差异性也较少，监测点位的数量可适当减少。而对于水生态问题突出的重要水体，为了支撑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在点位设置上会适当加密。

从采样方法上，也会根据不同区域的水生态特点，改变采样策略。“如底栖动物采样，会先进行生境观察，并要求在不同的生境均按照要求采集样方，综合反映采样点位的水生态状况。再比如浮游动物定量采样，中下游初级生产力较高的水体浮游动物密度较大时，采样量为10L—20L，上游初级生产力较低的水体，浮游动物密度较小时，采样量可增加至50L。”李曌说。

那么，围绕黄河的水生态监测，在点位设置和方法选择上有哪些特点？王瑞玲介绍，黄河流域水生态监测在河湖选择及点位设置上，应衔接重大国家战略，考虑流域生态功能与格局总体保护要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一带五区多点空间布局”“一轴两区五极”发展动力格局和“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类生态系统分布格局相协调，关注“一干两区四湖六库十三廊”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及各类保护地所在河湖（河段）。

“在评价方法上，考虑黄河干流宁蒙、小北干流、下游等河段河势摆动频繁，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数量贫乏，代表性和可获取性较差，需要适当降低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等指标评价比重，增加特有土著鱼类、生境、水质等相关指标比重；在采样时间上，根据水生生物生长习性，考虑黄河上中下游不同河段同期温度差异，以及水库调度对水温等影响，需要在5月中旬启动流域水生态监测采样工作，采样顺序按照从河口向上游的方向开展，保证在较小温差下完成全河水生态监测工作。”王瑞玲补充道。

水生态监测是维护河湖健康生命的重要抓手，而监测数据是水生态评价和考核工作的基础。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个流域应根据自身的生态禀赋特征建立对应的监测考核体系，“因河施策”，实事求是。

王瑞玲表示：“目前，黄河流域局正在开展黄河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顶层设计工作，这项工作将在已有流域水生态调查监测基础上，开展多泥沙河流和生态脆弱流域的水生态监测评价技术、方法、指标、标准等研究，建立符合黄河流域特点特征的水生态监测及评价指标体系，为下一步开展黄河流域水生态评估考核工作提供扎实的基础支撑。”

中国环境网2023-5-17

水生态监测指标设定有何考量？

生态环境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林草局等部门近日印发了《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的主要目标，其中在水生态方面指出，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持续改善；127个河湖水体重现土著鱼类或土著水生植物等。

水生态保护工作离不开水生态监测，水生态监测对引导地方开展水生态保护和修复，改善水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具有重要作用。水生态监测主要监测什么？有哪些监测指标？指标设定有何考量？考核指标权重如何设定？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水生态监测业务主管、高级工程师李曌。

水生态监测有哪些内容？

了解水生态监测之前，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水生态系统？李曌告诉记者，水生态系统由水生生物群落以及影响其生长繁殖的非生物环境组成，系统间各要素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等过程，达到动态平衡。而水生态监测，就是对水生态系统开展的监测工作。

围绕“水生态系统”，监测指标就包含在“水生境”“水环境”和“水资源”3方面中。李曌介绍，监测指标一般包括水生生物、水生境和影响生物生长繁殖的理化因子。

理化因子就是常说的水质理化指标。“水质理化指标包括影响水生生物生长繁殖的水温、pH 、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和总氮等，湖库点位增测透明度和叶绿素a。”李曌介绍说，水生生物监测的必测指标一般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着生藻类、大型水生植物等，鱼类、生物体残毒、环境DNA、稳定同位素等暂定为选测指标。

水生境监测指标包括岸带、栖息地和水源涵养区的人类活动、植被覆盖、形态特征等情况，以及水体的水量、流速等水文情况。

指标设定有何考量？

复杂的监测指标是如何确定的？这其中有科学客观而又全面具体的考量。李曌告诉记者，水生态监测指标的确定，主要考虑了5个方面：

第一，以管理为导向。根据水生态保护管理需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监测指标覆盖各类人类活动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第二，科学合理。综合考虑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出发，科学设置监测指标，综合反映水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第三，立足实际。从当前水生态监测能力现状出发，将管理急需、监测方法成熟、监测能力能够支撑的项目纳入必测指标，其他指标暂列为选测项目，稳步发展。

第四，因地制宜。根据河流、湖泊、水库等不同水体类型，以及不同流域的水生态系统特点，设置框架统一、特色鲜明的监测指标。如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监测，适合于河流和浅水湖泊；对于水库等水位变化剧烈的水体或深水湖库等较深的水体，则不适宜开展监测。

最后，与国际接轨。充分调研欧美等国家水生态环境状况评估项目监测指标，确定水生态监测的指标框架和内容。

监测指标动态调整吗？

提到监测指标，很多人脑海里第一反应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水质理化指标。那么，水生态所涉及的监测指标都是一成不变的吗？答案并非如此。

李曌表示：“目前的监测指标是在现有监测能力基础上确定的，未来随着监测能力的不断提升，监测指标体系会逐渐健全。例如，原部分流域由于监测能力限制，不具备开展着生藻类监测的条件，而目前，着生藻类已作为监测指标的必选内容之一。”

随着管理需求的不断扩大，水生态监测的指标也在逐步增加。“在2020年重点流域水生态监测工作中，生境监测指标仅包括现场生境调查，随着流域水生态保护管理工作的不断深化，增加了水源涵养区生态系统质量、水生生物栖息地人类活动等指标。”

当前，部分重点湖泊水华加剧，水生态系统失衡，已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突出短板，这对水生态监测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李曌也表示：“未来，随着监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监测指标会被纳入试点监测范围。比如，水华预警监测、基于环境DNA的水生生物多样性监测、基于高光谱等技术的中小尺度生境监测等。”

生态环境部2023-5-15

加强固定污染源执法监测 助力环境监管效能再提升

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石，是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重要抓手，是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支撑。《“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市县承担，深入推进执法监测机制优化增效。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压实生态环境部门执法监测责任、强化环境监测和执法联动两个方面对固定污染源执法监测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擘画了固定污染源执法监测的蓝图，为进一步规范和强化执法监测明确了方向，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在生态环境部的悉心指导和关心下，上海市积极探索固定污染源执法监测工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和制度。《通知》印发后，上海市紧紧围绕《通知》的落地实施，进一步优化执法监测工作机制，推动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上新台阶，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提升环境监管效能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强化质控，固本培元。质量控制是保证固定污染源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比性的关键环节，是固定污染源监测工作的生命线。上海市高度重视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控制工作，苦练“内功”，在认真执行固定污染源相关监测技术规范的基础上，针对现场监测监管难点及薄弱环节，制定固定污染源现场监测移动端使用技术要求，会同浙江省和江苏省联合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固定污染源废气现场监测技术规范》，切实加强现场监测质量控制；明确环境监测报告技术复核流程，确保监测全过程的合规性、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监测报告的有效性。发布《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从“事前”备案管理、“事中”分级分类监管、“事后”信用评价和激励惩戒机制等方面规范社会化监测服务行为，提高监测数据质量；试点开展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运维机构信用评价工作，有序推进运维机构的分级分类监管。

测管协同，联动增效。《通知》提出强化环境监测和执法联动。上海市印发《固定污染源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市、区、乡镇（街道）固定污染源监管范围，厘清生态环境部门内部监管、监测、执法“三监联动”工作职责，建立“三监联动”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作和市区协同，对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实施全流程和闭环管理，提升监管效能；印发《上海市环境执法监测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执法监测定义、回避处理原则和现场监测、执法联动流程，优化执法、监测协作配合机制，提高监测数据在执法中的有效运用；规范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监管和自动监测数据执法应用，明确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及数据审核机制，进一步规范了自动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组织监测机构及执法机构开展自动监控专项执法检查及练兵比武活动，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和自动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等行为。

科技引领，智慧赋能。上海市重视信息化技术在固定污染源监测管理中的应用，印发《上海市固定污染源信息库建设及动态管理规定（试行）》，建立了固定污染源信息库，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发证和登记情况、生态环境监管需求和监管结果、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等实施动态更新，并与执法部门执法对象库实现了统一；编制上海市现代化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方案，依托上海市污染源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汇集自行监测、执法监测、自动监测数据，加强走航监测、遥感监测、预警监测等技术业务化应用，支撑非现场监管和执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效能。

在上海市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各条线同志的努力下，上海市初步构建了职责明确、协同联动的执法监测管理机制。下一步，上海市生态环境系统将继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执法监测管理，服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是持续完善环境执法监测机制。确保执法监测工作有法可依、程序规范、留痕溯源、数据精准，细化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责任及工作任务。强化自动监测数据的日常审核和执法应用，加强对异常数据的原因分析，继续开展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抽测，对比对不合格且经核实未按相关标准规范运维的排污单位严格执法。

二是不断提高执法监测监管效能。加强便携快速现场原位走航监测、无人机/船监测、遥感监测等新技术应用，推进大数据融合智慧监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充分进行数据挖掘和异常行为分析，提高执法精准性。实现监测技术基础数据的信息化和现场监测的智能化，持续提升固定污染源非现场监管智能分析和监管能力。

三是建设高质量的监测技术人才队伍。加强对监测人员的培训，重点培养专业人才队伍。继续开展监测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大练兵大比武，积极做好应急监测演练工作，不断提高监测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不断强化技术人才资源储备，持续满足对执法监测工作的新要求。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2023-4-30

天津探索湖库水质监测新路径

有着“天津大水缸”之称的于桥水库是天津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之一，它承接河北省潘家口、大黑汀来水，是津冀水源补给路线的重要调蓄水库，其水质好坏直接影响全市的供水安全。

近年来，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紧密围绕生态环境管理需求，科技支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治理，不断提升湖库水华预警监测能力建设，推动于桥水库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有效保障重要水源地生态环境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

持续科研攻关，构建湖库水华监测预警模型系统

“十三五”初期，受气候变化、流域面源污染输入影响，于桥水库水质一度出现恶化趋势，汛期多次暴发蓝藻水华。同时，受数据资料较少、监测手段匮乏、污染机理不清等因素影响，如何有效实现于桥水库水华监测预警成为困扰环境管理部门的难题。“当时我们主要是通过有限的人工水质监测数据来研判水华风险，没有一套综合评估气象、水文、水质、水生态等影响因素的方法，这就很难预测水华的发展趋势。”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水华监测预警团队（以下简称预警团队）负责人梅鹏蔚说。

为有效支撑环境管理需求，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坚持问题导向，专门组建了预警团队投入到水华监测预警技术攻关中。“我们研发的是湖库水华多模式预测模型系统，耦合了多种模型，从流域尺度利用面源污染负荷模型模拟预测暴雨条件下面源污染输入负荷，从湖库水面尺度利用二维水动力水质模型模拟预测主要水质指标空间分布特征和动态变化趋势，从单个监测点位尺度利用统计学模型对任意水质指标变化进行模拟预测。同时，不断收集和更新气象、水文、水质、水生态、遥感等各类数据库……”每说到为于桥水库量身打造的湖库水华多模式预测模型系统情况，预警团队的工程师李泽利总是带着满满的自豪。2015年博士毕业以后，李泽利一直奋斗在于桥水库水环境监测工作一线，用过硬的技术守护着“天津大水缸”。

水华监测预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大量基础数据收集、现场监测到模型选择等一系列工作，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经过3年不懈努力，湖库水华多模式预测模型系统的周预测准确率不断提升，目前已经完成业务成果转化。预警团队据此研制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湖库水华监测预警模型系统，实现了总磷、叶绿素a等主要水华指标的动态预测和空间展示，填补了天津市水源地水华预测预报系统的空白，相关成果获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等奖。

精准“把脉问诊”，强化流域区域污染规律与成因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学习贯彻新发展理念，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已成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天津的有效路径。

“湖库是水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于桥水库的水环境问题需要从流域的角度综合考虑，通过流域模型技术识别和诊断污染物来源，解析水环境污染规律与成因，进而为管理部门提供科学的管理措施。”梅鹏蔚说，要实现于桥水库水华监测预警，获取大量的、可靠的、可持续更新的监测数据是其前提和基础。

据他介绍，近年来，于桥水库及其周边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水环境监测网络，包括固定式、浮船式、浮标式等10余个水站，为掌握于桥水库流域水质状况提供了大量数据支持。但在水库面源和内源污染数据方面还存在短板，为此，预警团队先后实施了库周沟渠暴雨径流、大气干湿沉降监测和库区沉积物调查等多种专项监测，以流域为单位开展系统监测，基本摸清了于桥水库污染物来源。

同时，预警团队组织开展了库区水生态调查监测，利用卫星遥感、无人船、无人机等多种技术手段，全方位、多角度“诊断”水库水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精准把脉”。

现场调查监测，全面掌握于桥水库水环境质量动态

为获得第一手资料，及时掌握于桥水库水质状况及变化趋势，每月两次的现场调查监测是预警团队风雨无阻一直坚持的工作。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距离于桥水库的车程有两个小时，为了能当天把水样送回实验室，预警团队人员一般要在早上7点前出发，上午9点入库，在船上连续作业至少4个小时，以确保下午能尽早将水样带回送交实验室开展分析。

此外，开展汛期库周沟渠地表径流监测也是预警团队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自制了暴雨径流监测装置，每年进入雨季后专门蹲守大雨，冒雨采集沟渠径流样品，分析库周氮磷等面源污染物浓度，作为模型的重要输入参数。”李泽利说。

这些都只是于桥水库水华监测预警工作中的缩影。无论是大雨如注，还是骄阳似火，预警团队全体人员多年如一日，始终盯紧水库水环境状态，2018年以来，累计获取人工监测数据4万余个。

自2018年湖库水华多模式预测模型系统业务化运行以来，已连续5年为于桥水库环境管理决策提供重要技术支撑。2018年—2022年，于桥水库连续5年实现总体水质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汛期没有发生明显水华现象，水质和水生态均有明显改善。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邓小文说：“科技创新是水环境质量改善的关键。下一步，天津市生态监测中心将继续开展河道水质和近岸海域水质预测预警技术探索创新，努力为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创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技术支撑，持续科研攻关助力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3-5-9

超大城市如何构建碳监测体系？

作为全国16座碳监测评估试点城市之一，也是8座开展综合试点的城市之一，上海目前已经初步构建了基于“固定站点+无人机监测+卫星遥感”的多源大气环境温室气体监测体系，编制完成了高分辨率的城市网格化排放清单，推进了多层嵌套城市同化反演技术路线的示范应用。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大气环境温室气体立体监测体系的建设情况如何？对于其他城市又有哪些借鉴意义？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实地采访。

成立“联盟”，实现数据共享，拓展数据分析和应用渠道

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试点？在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伏晴艳看来，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上海有基础。

早在2008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温室气体试点监测。上海作为试点城市，在国控点卢湾师专附小设置了一个CO2监测点位。2019年起，上海市又在崇明东滩、宝山杨行和奉贤海湾开展CO2监测。

在生态碳通量监测方面，目前，上海市共有11个碳通量观测塔，其中湿地类型6个，林地类型3个，农田系统1个，大学城1个，为生态碳通量监测提供了数据基础。

此外，上海市以年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工作为基础，2019年起增加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编制，这也为碳通量模型提供了网格化基础清单。

“上海市高度重视试点工作，虽然有基础，但我们掌握的基础数据信息还不足以支撑试点工作。”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工刘启贞表示。

解决这一问题，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做法是寻找“联盟”。

时间回到2022年6月，邀请加入“上海市碳监测联盟”的首批邀请函被分别送到了长三角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中心、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上海师范大学。此后，包括中科院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林业总站、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内的26家科研院所陆续加入联盟。

“联盟的成立实现了数据共享，也进一步拓展了数据的应用和分析渠道，为试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伏晴艳说。

反复协调，确定监测点位

除了数据的共享与应用，试点工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监测点位的选择。

以城市中建筑顶部碳监测点的选择为例，点位的选择就面临热岛环流、“街道风”环流风场不均一现象导致监测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所以选择点位时，工作人员会使用风雷达绕行监测、雷达连续监测和建筑顶单点气象监测对比等评估和研究方法。

“上海标志性的高楼我们几乎都上去过，俯瞰过上海市最好的景观。”说起点位的选择，杨勇打趣道。

最终，在充分考虑周边地理环境、排放特点、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基础上，上海初步确定了“7+1”个温室气体监测站，其中7个分别位于嘉定外冈、宝山杨行、静安国媒（上海国际新媒体产业基地）、青浦金泽、松江车墩、浦东张江和奉贤海湾，1个温室气体背景监测站位于崇明东滩，作为参照。

这8个站点的设置充分考虑了上海的地形地貌、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以及能源结构、产业布局等社会经济特点，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多方比对，构建监测与核算体系

“建立碳监测体系，很重要的一点是取得国际话语权。”刘启贞介绍，国际上对温室气体排放量通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核算方法，即基于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乘积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技术的提升和形势的需求，通过高精度环境监测与同化反演即“自上而下”的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法，越来越迫切需要获得关键技术突破以掌握应用。

据介绍，在监测网络建设的基础上，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同化反演技术路线搭建完成，已经实现全球同化系统为区域同化系统提供边界限制条件的目标，建立了碳监测反演模型。

监测与核算系统是否科学合理？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与浦东新区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多方比对和验证。

总高为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是上海市的最高建筑。从大厦5层的25米到最高处的632米，上海市布设了9个中精度二氧化碳监测设备。

自2022年8月安装于上海中心大厦各楼层以来，截至2023年3月，这套设备已连续运行8个月，产生超300万数据，为上海市CO2垂直观测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了上海中心的垂直观测，我们还在出租车上安装了监测设备，示范开展了温室气体车载移动监测。中精度监测设备的应用，为的是进一步完善温室气体立体监测，评估、验证监测与核算体系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刘启贞说。

除了中精度监测，高精度的监测与核算准度是试点工作的关键。

据了解，一般情况下二氧化碳在环境中的浓度在400ppm左右，根据国际标准，对背景空气二氧化碳的在线监测可比性要求要达到0.1ppm。“所以，完善监测体系更要提高监测精度。”刘启贞说。

为此，上海市选取了12家不同方法原理的高精度温室气体设备开展比对，并开展了仪器的线性、重复性、精密度以及大气压、温度、水汽影响评估等工作，分析了各种原理技术的优缺点，提出了设备国产化技术研发重点，为全国碳监测设备选型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上海试点工作中还有一个亮点是对电力、钢铁等重点行业温室气体的排放开展了在线监测，以支持实地验证碳排放监测技术体系，提升排放监测的准确性，并对基于监测法和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的排放量定量技术路线进行有效核算与验证。这些正在为碳排放监测的下一步工作积累经验，并为我国碳达峰总量核算提供关键一手资料。” 上海环境监测中心污染源监测室副主任裴冰说。

中国环境网2023-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