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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3年，北京社区垃圾分类现状如何？“重新看到人的力量”
2023年7月11日下午，在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竹溪计划的资助下，在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场地支持下，由天津市西青区零萌公益发展中心主办的“重新看到人的力量——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之观察和发现”交流会在学院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共分为三个环节。首先由零萌公益政策研究员谢新源分享。首先由零萌公益政策研究员谢新源分享，他的分享围绕着零萌公益《2022年北京市城市社区垃圾分类调研报告》的观察。在他看来，多年来北京市垃圾分类还是有明显进步的，目前基本能保障厨余垃圾出社区时的纯度及其分类运输，也有少数小区已经实现大部分居民自主分类。如何才能在更多小区实现居民自主分类，是接下来的重点和难点。
零萌公益《2022年北京市城市社区垃圾分类调研报告》通过定量分析表明，严格值守、即要求居民自己分类后才能投放的小区，平均自主分类率达到73%，明显高于未对居民提出行为要求的小区；而撤桶并站彻底（达到300户/投放点以上）也十分重要。而在访谈中他发现，如果小区管理者将着眼点放在“促进居民养成自主分类习惯”而采取措施，所需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往往远低于预期；而如果没有瞄准这个目标，小区无论是对居民的宣传动员，还是物业、居委会、第三方等小区分类管理者之间的协作，都往往会失焦，最后还是陷入依靠二次分拣的窘境。而没有实现同步推进、允许居民不分类的小区长期存在，让一些依法先行分类的社区管理者和自觉分类的居民产生受挫感。
北京市2020年5月成立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在北京形成弘扬垃圾分类正能量的整体氛围。谢新源老师的发言为参会者提供了更多、更立体的观察视角。
第二个环节，由自然之友孙敬华（莲蓬）老师从“一个市民对小区垃圾分类的观察和参与”为角度出发，讲述了自己投身垃圾分类事业的缘由及自2020年5月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社区推动实施《北京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经历。2020年“五一”之后，她所在小区居委会统一撤桶，小区有4个院子，每个院子只留一组桶站。有居民在微信群询问为什么撤桶，同样作为居民的她主动帮忙解释说这样好管理，而且每个院只有1个出口，还算方便。
紧接着，她成为桶前值守志愿者，向居民说明为什么破袋投放比使用可降解垃圾袋更合理，还帮忙解决了洗手等问题……5月下旬，有上级检查说小区投放点位太少，各院应有2-3组桶站，但增加桶站明显不利于监督。她以志愿者身份，主动打12345说根据北京市要求，300-400户一组桶站是合规的，且便于管理。
居委会、保洁员等多方共同努力了1个半月，她所在小区居民自主分类率达到90%左右，即使后来不再值守，也依然维持到现在。
但她也有疑惑：她们小区的垃圾楼会拒收厨余和玻璃、泡沫塑料、牛奶盒等可回收物，对社区物业起到了有效监督和“倒逼”的作用，但距此仅两三公里的其他垃圾楼却不拒收；有些小区不撤桶，不做居民动员，甚至告知居民不用自己分类。——为什么同在北京，垃圾分类措施差别那么大？她还观察到，物业的“其他垃圾处理费”是定额缴纳，即使分类做得好也不会减费，物业的积极性如何保障？
孙敬华老师还介绍了社区和学校尝试回收牛奶盒的案例。参会者从她的讲述中感受到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的决心，也产生了更多的思考。
最后一个环节，零萌公益理事郝利琼老师作为协作者，从个体行为、社区观察、社会氛围、信心、你的贡献、合作和配合、想法建议及新的发现八个角度为议题，引导参会者围绕“我眼中的社区垃圾分类”开展世界咖啡馆讨论，每桌成员有普通居民、零废弃践行者、高校社团学生，也有从事一线垃圾分类工作的管理者以及对垃圾分类进行研究的学者，3轮讨论过后，每桌桌长与成员分享每个议题的态度、想法和建议。
在个人贡献方面，有一位零废弃实践者分享说原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类，后来参与了一部关于塑料垃圾的纪录片的制作过程，被垃圾污染的画面所震撼，后来开始投身于改变现状，举办观影会，组织互动性更强的桌游、跳蚤市集等，结合剧场，讲讲旧衣里的故事和人生，这样更能打动人。
在个人行为方面，有些参会者坦承自己未能坚持分类，而原因往往来自信息不通畅，例如社区宣传不足导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所居住的是垃圾分类小区，对于垃圾分类的知识存在不同说法从而产生迷惑，看不到分类后的垃圾尤其是厨余垃圾如何进行后端处理，等等。
在社区观察、社会氛围方面，大家对北京垃圾分类的印象差别较大，有些人看到亲戚朋友所在小区分类做得不错，但自己的小区却基本没有变化。有物业公司的参会者说他们小区已经撤桶并站，对各类垃圾也做了数据记录，还会联合街道办一些活动。但也有人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小区，而自己居住的小区撤桶并不彻底，监督员很难对多组桶的分类情况进行有效监督。有人觉得政府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宣传过于形式化，而没有传播政府具体做了哪些事，对于数据也不够公开透明，就会怀疑自己做垃圾分类到底有没有用。
在信心方面，有人分享到，对垃圾分类有信心，是看到现阶段垃圾问题已经太严重了，例如她看到现在海滩垃圾已经非常多，哪怕是游客很多的网红海滩，这就到了必须去解决的程度；垃圾越来越多，最后会回到人体——如果我们更多去分享这个信息的话，会促使更多人参与垃圾分类行动。有学生说自己所在高校楼下有四个一组垃圾桶，但宿舍楼里没有分类，这让他们没有信心；但参加了今天的研讨，看到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想推动垃圾分类，收获了一些信心。
在分工合作方面，很多人提出党建引领和党员表率作用非常重要，垃圾分类效果和居委会书记重视程度成正比。但更多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在转向由物业负责，而这也给物业增加了投放点运维、垃圾收运和处理支出，建议通过其他垃圾“减量减费”的方式减轻物业负担。大学生表示自己在垃圾分类方面是弱势群体——宿舍楼没有分类桶，垃圾投放点完全靠后勤保洁员做分拣，学生就算想有所贡献也没有话语权，如何让学生积极性转化为实际行动，需要学校和其他更多相关方的支持。
在新的发现和建议方面，有人提出，不同的社区都有做考评，为什么一些不分类的社区还能够长期存在？考评机制是否需要进一步优化？有人建议应该贯彻依法治国，《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经规定公民有分类义务，也有人反映对物业、垃圾分类公司执法比较多，但更多普通居民看到的是在实际执行中，对具体个人却很少执法，这影响了垃圾分类在人们心目中的严肃性，也让一些执行分类的人感到不公平。有学者建议在宣传上也可以更有技巧——不管是不是真罚，都应该从传播上制造一种氛围，“如果没有守法就会被罚，这个事是有人管的”，让人们有敬畏心理。
最后，郝利琼老师总结到，这次研讨会呈现了现场40多个人的观察，进而形成参与者的一份对北京垃圾分类的“集体洞察”；虽然不能代表任何组织、媒体，但由于参会者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群体、不同角色，因此在某种程度确实代表了公众的声音，这种声音是非常宝贵的。相信在北京市各行业垃圾分类支持者、组织者、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垃圾分类工作一定能打开新的局面。
网易 202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