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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贺：整合叙事网络下的社区治理机制
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已成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中之重，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社区范围内畅通官民、邻里对话通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区善治的新命题。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从整合叙事网络切入，探讨新时代社区沟通与治理的理论机制及建设方向。
社区治理的价值之维
“社区”概念包含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较为密切的社交互动及共同愿景（如归属感）等共通性要素。从“社区”定义要素出发，我们可以简要归纳出理想的社区沟通与治理格局应具备的三重价值导向，即实体性、对话性及共同体意识。
一是实体性。
当前我国推进的网格化管理举措正是基于社区的实体性发展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即通过对特定地域空间内特定人口的信息化采集与覆盖，实现社区单元内的信息互推、民情联采、服务联动。特别是随着疫情的发生，社区更是凭借其公众接近性和实体边界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存在感，成为公众自下而上卷入与政府自上而下防控交汇的居间场域。通过社区的联防联控，城市公共卫生防控网络得以建立，极大提高了疫情防控治理效能。
二是对话性。
现代公共关系与组织—公众传播管理视域下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不是组织或公众某一方主导的，其意义也不由任何一方支配；对话是一种相互合作、意义共创、以对彼此福祉的真正考量为前提的沟通过程。泰勒（Taylor）和肯特（Kent）从对话伦理的价值维度提出对话具有相互性、接近性以及共情、风险、承诺等特性，这与社区概念中“互动”“交往”要素所承载的伦理意义不谋而合，而社会交往、互动在实践层面的指向又与对话的过程性实践相互印证，即组织与公众相互的信息敞开、社交关系的建设与维系、彼此福祉的关怀等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
三是共同体意识。
“社区”一词的学术源头可追溯至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1887年完成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他认为，共同体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作为“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完善意志的统一体，包含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三类。社区作为共同体的译文，也继承了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状态和共同追求，推崇心灵生活的相互关系，并鲜明地体现为社区复原力、邻里亲密度、社区归属感等指标。
因此，从传播学视角构建社区沟通与治理机制，不仅需要信息化的社区基础设施，更需要建立双向的社区官民沟通路径、健康的社区邻里社群叙事图景以及和谐的社区共同体意识。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将传播层面的传播基础结构论与治理层面的社区治理制度进行勾连。
社区治理的理论依托
从社区沟通实践及社区归属感出发，美国传播学者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带领其团队在洛杉矶开展了一项课题研究，并基于社区建设中的传播资源，提出传播基础结构论（CIT）。
其中多层叙事系统是其主体内容，他们将媒体、社区组织（如国内的居委会）、公众分别作为该系统中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叙事代理人，其他社区公众通过三者的联结整合而卷入本地逸闻网络的程度，即叙事网络的整合连通性（ICSN），并已通过大量研究检验证实，可作为社区归属感与社区卷入的有效预测变量。
这一理论强调，不同社区主体通过不同渠道展开社区叙事，最终形成可提供或强化社区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传播基础结构，与当前中国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不谋而合。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对此进行理解。
一是强调多元化主体参与开放共建。传播基础结构论中，叙事者层次越完整，公众对社区的归属感就越强，越倾向于采取相应行动卷入社区建构的过程。因此，多元化的叙事主体是构建通畅的社区沟通体制的重要力量。而这一维度恰与社区治理制度的“共建”保持一致，即社区治理不仅仅依靠党和政府，更需要政府以外的主体参与到治理当中，各方共同努力达成共有目标。
二是通过网络化路径促进协同共治。传播基础结构论不再孤立地强调单个叙事者的作用与强度，而是看重整个叙事网络的强度及质量。在理想社区中，宏观的媒体网络、中观的社区组织网络与微观的居民人际网络，形成一个有机联结的整合叙事网络。在此网络中，一个叙事者可以带动其他叙事者谈论社区，进而使尽可能多的社区居民了解其居住地的各项事宜。各类叙事者有机联结的系统性网络，既可以作为社区沟通机制的路径而存在，也呼应了社区治理制度中的“共治”维度，强调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系统协同、良性互动。
三是借助在地化传播，达成人人共享。值得注意的是，鲍尔-洛基奇等人认为，宏观层面的媒体所谈论的多是整个城市、国家甚至世界议题，因此在社区的整合叙事网络中作用反而最小；而公众与邻里间的人际网络则是三种叙事者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可见，能否紧扣“地方性”这一社区根本属性，亦是构建社区沟通机制的重要要素。同样地，这一维度与社区治理制度中的“共享”保持一致，均强调因地制宜，建立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公共机制。
社区治理机制的建设方向
当前，已有诸多学者关注到社区传播与治理的关联。
遗憾的是，我国的社区沟通理论尚未成型，社区沟通与治理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形态亟待理论厘清与指导。基于此，我们结合前文对“社区”定义的共有要素、社区沟通与治理机制的伦理价值与理论导向的探讨，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社区沟通与治理机制的探索提供三个思考的维度。
一是以多元化主体间的对话性为伦理依据。作为官方话语空间与民间话语空间的关卡，社区可被视作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达成对话的居间场域；而多元主体间的对话，又进一步为社区治理与沟通模式提供了伦理依据，即各主体间的互动应是对话性的；且各方主体彼此关注、关心、关切，致力于共建并维系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在伦理意义上，社区治理与对话模式应具备对话性、主体间性和共创性三个特点。
二是以嵌入全时段场景的媒介为技术依托。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公众有限的注意力被泛娱乐化的短视频和过载的社交信息占据，为数不多分配在主流新闻的注意力也多被国内外大事所吸引，本地媒体信息则被习惯性漠视。基于此，可以打造以非抢占公众注意力方式的嵌入式媒介，即将媒介嵌入城市社区楼宇电梯、小区广场、闸机、公告栏等生活场景和基础设施，与社区环境融为一体，“原生性”是其重要属性。通过融入日常生活，与公众建立线下的、实在的物理连接，嵌入式媒介可以实现全天候、不同区域的全时段场景传播，既呼应了传播行动的物理空间情境，又补充了对时间因素的考量。
三是以属地化的信息与服务为内容抓手。属地化信息与服务的实现需要上传、下达两个环节。其中，下达环节重点在于结合社区组织（如居委会）、媒体的议程信息与本社区的文化、历史、现实特征，将官方话语空间的议题、公共资源转化为社区公众喜闻乐见的信息呈现和接受方式；上传环节则是将来自社区公众的声音传至官方话语空间，让坊间邻里的事迹、需求进入媒体议程或政府决策视域。通过属地化信息与服务的上传下达，实现人际传播、社区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呼应了整合叙事理论的系统性要求。
综上，社区沟通与治理机制应当具有实体性、对话性及共同体意识三重价值导向。从整合叙事网络视角出发，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相勾连，强调叙事者开放、网络化协同和在地化共享的重要性。通过嵌入全时段场景的媒介，在多元主体间开展对话性卷入，以建立紧密团结的社区共同体，最终促进社会善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