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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打造更多实用实战标志性成果 以数字化引领开创渝中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月1日下午，渝中区召开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区委书记黄茂军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各项部署要求，加快推动全区数字重庆建设点上基础更加巩固、面上拓展蔚然成势，奋力打造更多具有渝中辨识度的实用实战标志性成果，以数字化引领开创渝中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渝中区委副书记、区长谢东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何积光，区政协主席王志宏，区委副书记黄孝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南，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蔚传忠出席。

会议听取渝中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对接全市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区治理中心建设2023年工作进展及2024年工作重点的汇报；数字社会专题组、基层智治专题组作现场发言，其他专题工作组作书面发言；区应急局、区教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石油路街道负责人围绕数字重庆专项工作作交流发言。

黄茂军指出，数字重庆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维度，是为现代化新重庆增动力、添活力、防风险、促发展的全新实践探索。去年数字重庆建设开局以来，全区上下坚持边学边建边用，按照最快系统部署、最小投入代价、最佳实战效果、最大数据共享要求，紧盯“一年形成重点能力”目标，在制度设计、项目建设、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渝中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一套运行系统”基本成形，“两级治理中心”初步建成，“三个核心绩效”取得成效，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效能显著提升，为全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黄茂军指出，通过近一年的探索实践，数字变革实现了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改革创新制度优势和数字时代技术优势的有机统一，正有力推动渝中加快进入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现代化轨道。对于全方位纵深推进数字变革和数字重庆建设，有4个方面的收获体会：

观念思维要“变” ，跳出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牢固树立改革思维、数字化思维，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各领域流程再造、规则重构、制度创新。

目标任务要“明” ，在规定跑道内创新创造，确保工作的规范性、推进的持续性、改革的深入性。

方法路径要“新” ，把V字模型工作法作为数字化改革和数字重庆建设的核心方法路径，将“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贯穿到数字化改革的各领域、各方面、全过程。

工作推进要“深”，沉心静气、积极主动、系统推进数字化集成改革，将多个部门相关联的“单项事”整合为“一件事”，持续推动全区数字重庆建设跑出加速度、跑出好成绩。

黄茂军强调，今年是数字重庆建设“三年形成基本能力”的关键之年，全区上下要立足去年的扎实基础，明确思路目标，加快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各项任务。要积极接入用好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强化数据归集、编目、共享，构建动态变化的统计指标体系，用好IRS数据资源，推进国土空间数据综合信息系统（GIS）运用，积极参与能力组件建设，承接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为全市“一个平台”建设提供助力。

要建实建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聚焦六大板块点上突破、城市体征指标专题库和三级投用、区带街道格局基本构建提速发力，进一步推动体系架构、工作机制、典型应用实现三级贯通，支撑六大系统综合场景贯通运行，全面提升感知能力、发展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

要深化拓展六大应用系统实用实战成果，主动对接市级应用落地，做好全区六大应用系统开发，努力在更大场景中整合资源、综合集成、重塑体系，引领撬动重大改革攻坚突破，切实推动六大应用系统对应领域工作水平整体跃升。

要持续拓展基层智治体系实战效果，承接贯通市级成熟应用，接入贯通区县特色应用，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积极探索整体智治新路径，着力构建扁平一体、条抓块统，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的基层治理体系。

黄茂军强调，全区上下要对标对表数字重庆建设新目标、新任务，在理念破圈、能力迭代上持续深入，在统分结合、统筹兼顾上持续深入，在完善机制、狠抓落实上持续深入，立足渝中实际，加快打造数字重庆实用实战更多标志性成果。

要注重思维层次“跟上”“超越”，注重方法手段“更新”，注重价值取向“对齐”，以人民为中心，沉心静气，深入研究，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在干中研究、在研究中干，不断迭代提升数字重庆建设理念、思路、方法、手段、技术。

要加强统筹，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领导小组切实担负起牵头抓总职责，领导小组办公室充分发挥协调各方、联动发力的作用，各部门、各街道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争当改革的领跑者、实干家，切实将具体责任落实到领导小组、各专题组、各级各单位责任人，专班化、专业化运作，高质量、高效率推进。

要进一步深化例会推进机制、督查检查机制、考核比拼机制，动态更新任务台账，切实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推动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谢东指出，要深化认识，聚焦聚力、实战实效、彰显特色、形成能力，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取得更大突破。

要系统谋划，精准把握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方法路径，强化支撑，拓展成势，实战实用，以数字化手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聚焦重点，巩固基础，破题发力，实现由点上突破向面上拓展，奋力交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高分报表。

要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强化培训，深化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广泛凝聚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强大合力。

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政协秘书长；区委各部委，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市级驻区各部门，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各管委会，区属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区数字重庆建设7个专题组、区城运中心专班全体成员；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街道人大工委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专班全体成员和各社区党委书记在分会场参会。

重庆渝中2024-3-3

数字政府“跨省通办”的实践发展与优化策略

【摘要】为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跨省通办”服务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以“跨省通办”议题出发，从逻辑、价值、工具三个维度剖析数字政府“跨省通办”由政府中心转向人民中心、由结果导向转向成果导向、由电子政务转向数字政务的治理转换机理。从战略层、综合层、基本工具层三个层面对省级政府“跨省通办”政策实践进行定量研究，以探索“跨省通办”多元治理、协同治理与数字治理的应然走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互联网+政务”数字化时代下，“跨省通办”是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善民生与惠企利企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跨省通办”所蕴含的治理转换

❖ 逻辑性转换：由政府中心转向人民中心

治理动因从政府供给向公民需求转换。传统政府管理是自上而下，以政府职能供给为中心的治理逻辑。而“跨省通办”作为数字政府治理的变革之道，利用数字政府大数据、算法推送等数字方式分析判断公众的多样需求，以公众需求为内驱动力，构建应用场景。“打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模式”形成公众有什么样的异地办理需求，政府便围绕高频事项的办理诉求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催生自下而上的变革动力。

治理力量从政府作用向市场作用转换。随着政府职能不断优化，我国政府已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社会治理主体不再是一元的政府主体，而是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跨省通办”在数字治理中更加侧重市场作用，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力量。在数据运营方面，以政企合作的模式推进企业与政府的技术协同合作，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激发数字经济发展，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治理评价从政府评价向社会评价转换。传统政府绩效评估多为组织内评估模式，将上级部门的命令要求作为开展考核的重要标准，但随着评价方向的重要转变，政府绩效结果评价由内部控制转向外部监督，公众参与、社会反馈成为现代治理的核心标志。我国数字政府“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中，不断优化畅通群众监督投诉渠道，构建多元主体评价的绩效监管体系，实现评价主体由内部主导向外部为主的机制转换。

❖ 价值性转换：由结果导向转向成果导向

治理意蕴从技术主义向人本主义转换。在电子政务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结果导向的效率提升，一些地方政府更加依赖技术的专业性，限于算法逻辑与工具思维，同时“数理化赋权逻辑隐藏着‘数据歧视’的可能”。而“跨省通办”在政务服务价值导向上，不仅注重审批的高效结果，还追求群众满意的服务成果，以优化服务为路径，优化场景应用，实现时空协同下技术与人本需求互动融合，彰显人本主义价值导向。

治理取向从部门利益向整体利益转换。传统电子政务存在碎片化特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政务服务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部门利益导致数据困境。“跨省通办”在数字政府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打破部门边界，构建整体性政府治理机制，实现跨地区、跨部门政府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从全局性角度加强政务服务领域制度建设，构建“大部门制”的数字治理共同体。

治理定位从区域发展向协同发展转换。“跨省通办”是“区域通办”的延伸与扩展，“区域通办”具有明显属地特点，“属地管理以地域或人为的物理空间划分治理责任边界”受限于地域视野。而“跨省通办”治理定位“全国一盘棋”，通过大数据平台构建全方位协同机制，以业务大系统与数据大集成推进全国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建设，促进全国大跨度大范围地协同整合，实现从区域发展向协同发展的成果转换。

❖ 工具性转换：由电子政务转向数字政务

治理手段从数据管理向数据治理转换。传统电子政务通过数据管理一定程度上缩短办理时限，提升服务效率。但是数据管理的流通范围大多仍局限于部门内部，且存在数据重复收集与处理，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而“跨省通办”不再单纯将数据视为一种效率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增效模式。将数据流通的范围由垂直化的物理空间，延伸至横纵交错的网络空间，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智慧政务新模式。

治理技术从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转换。传统电子政务的电子技术侧重数据的单向传递，表现为单一部门“串联式”流程优化，而非多部门的数据共享。而“跨省通办”在治理技术上基于区块链分布式数据存储及处理技术，对大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交互分析，推进区块链技术与政务数据深入融合，实现数据互联与数据共享，促进政务服务在治理工具上从电子技术向数字技术的创新变革与深度转化。

“跨省通办”的实践发展

2020年9月以来，各地省级政府部门纷纷出台“跨省通办”实施意见与实施方案等地方性政策，以贯彻落实国家“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将省级政府网站公开的35份“跨省通办”政策文本整理后导入软件，然后对35份省级政府“跨省通办”政策文本逐行编码，得到1706个参考点。从总体上看，省级政府“跨省通办”政策文本综合使用了战略层、综合层、基本工具层三种基本政策工具。其中，综合层政策工具参考点为910个，占比53.34%，战略层政策工具参考点为436个，占比25.56%，基本工具层政策工具参考点为360个，占比为21.10%。由此可见，当前省级政府“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中最为偏好使用综合层政策工具，而“跨省通办”战略层政策工具与基本工具层政策工具则有待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分析可知：

第一，从战略层政策工具来看，“跨省通办”战略规划有待完善提升与细化落实。首先，“跨省通办”服务深度与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需求回应”参考点数量为223个，占比13.07%，说明“跨省通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群众与企业异地办事难题，但其仍处于试点阶段，非高频服务事项与基层服务事项尚未横纵贯通，难以满足企业与群众个性化诉求；其次，“跨省通办”服务建设尚未充分发挥企业的参与作用。从数据上看，“政企合作”参考点数量为4，占比仅为0.23%，总量极低；最后，“跨省通办”绩效监管需要细化落实。“绩效监管”政策工具运用频次为209次，占比为12.25%。说明各省已经初步建立了绩效考核体系以促进“跨省通办”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政策工具使用上仍需细化与落实。

第二，从综合层政策工具来看，“跨省通办”服务能力强，但仍需强化制度机制与协同治理，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其中，“优化服务”使用频次多达494次，占比28.96%，成为政策工具中使用最多的方式。但“制度机制”与“协同治理”政策工具相比而言，则运用频次较低。两者参考点分别为241个和175个，占比分别为14.13%、10.26%。表明“跨省通办”在“制度机制”政策工具上仍不全面，尤其在审批制度上仍存在审批风险与法律风险。在“协同治理”政策工具上，虽通过“地域协同”与“部门协同”积极打破地域阻隔与部门壁垒，但“业务协同”与“数据协同”仍相对滞后，原有条块分割结构性矛盾尚未消除，数据资源无法及时共享。

第三，从基本工具层政策工具来看，“跨省通办”的着力点仍需在“政务平台”与“数字技术”上持续发力。从“政务平台”数据上看，“政务平台”政策工具已有一定建设基础，参考点数量为209个，占比12.25%。但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平台多为自建，由于不同省份信息化水平及数字化基础条件发展不均，导致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垂直业务系统与地方政务平台无法互联互通。此外，部分省份“跨省通办”移动端平台建设滞后，移动应用与平台网站存在一定的跨端障碍；从“数字技术”数据来看，其政策工具参考点为151个，占比仅为8.85%，折射出现阶段我国数字政府“跨省通办”在数字化技术建设及其应用上仍面临着挑战，面临着信息泄露、计算机网络攻击等安全风险。

“跨省通办”的优化路径

一是“跨省通办”需要强化多元治理，实现数字政府的战略目标。“跨省通办”治理主体不仅是各级政府部门，还应引入企业与公众的共同参与。首先，政府方面要进一步扩大“跨省通办”服务范围。精准感知公众需求与企业诉求，扩大服务半径，通过业务再造与资源整合打通各级政府业务审批链条，使服务办理不断向基层延伸；其次，企业方面要进一步提供“跨省通办”的技术支持。通过“政企合作、管运分类”的模式，以多元化合作伙伴关系为各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跨省通办”建设提供建设力量；最后，要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参与力度。加强公众“跨省通办”网上申请与移动应用的使用意愿，引导公众通过“好差评”反馈机制“在同一空间共同讨论治理的公共性议题”，为“跨省通办”服务质量改进提供宝贵意见。

二是“跨省通办”需要优化协同治理，提升数字政府的综合服务。其一，要统筹地域协同，提高整体服务。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保障与协同机制。由国家政府审批服务部门加强工作调度，牵头各省市多地形成“跨省通办”合作联盟，按照国家“跨省通办”时间表与路线图有序推进，确保各省政务服务高效联动。其二，要优化业务协同，提升专业服务。统一办理标准，加强业务系统互联，实现“跨省通办”线上线下无差别办理。其三，要推进数据协同，提供高效服务。加强政务数据补录工作以及数据库的建设工作，优化公共数据资源配置，不断完善大数据立法与数据信任机制，提升公务人员数据素养与协同意识，打造“跨省通办”优质服务。

三是“跨省通办”需要深化数字治理，推进数字政府的技术创新。一方面，加强“跨省通办”政务平台与移动应用建设。整合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各省级政府“跨省通办”服务专区与全国一体化服务平台全面对接。同时，扩展政务服务移动应用，将高频服务事项纳入便民惠民APP、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移动应用建设，优化“跨省通办”服务终端。另一方面，加强“跨省通办”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保障。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各类业务数据智能对比核验与共享跨区互认，强化数据安全管理；此外，在数字技术上不断创新智能化技术成果应用，积极推广“跨省通办”自助服务机覆盖和自助查询使用，强化线下自助操作现场服务与指导，实现多端融合相互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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