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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一体化下的轻罪治理路径选择

陈苹

《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要求研究轻微刑事案件出罪入罪标准，促进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新时期，轻罪治理已成为检察机关推进高质效办理案件的重要命题，需要以轻罪区分标准为主线，一体推进全流程适用，实现治罪与治理的并重。

轻罪治理亟需厘清轻罪区分标准的主线。轻罪治理的提出，归因于犯罪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轻罪区分标准缺失则导致实践难于从“轻刑”案件中区分出“轻罪”案件，实体和程序上的共同疑难将影响轻罪治理体系实践运行。一方面，轻刑案件占比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实体上难以认为“轻刑”等于“轻罪”。据有关报道，近十年来的刑事案件审理，84.6%的案件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案件。我国刑法采取“定性+定量”模式，没有类似轻罪、重罪、违警罪的犯罪纵向分层，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倾向于以法定刑作为轻罪与重罪的区分标准，即通常以三年有期徒刑为界。从实践情况看，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中，涉及罪名除了常见的危险驾驶罪，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诈骗罪（包括网络诈骗）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甚至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些犯罪无论是从社会危害性考量，还是从公众认知感受评价，抑或是从社会传统的接受度分析，都很难简单归属于“轻罪”，单纯的法定刑难以承担轻罪区分标准的重任。另一方面，轻罪治理需要对案件进行差异化处理，但程序上难以高效实现“轻重分离”。轻罪治理中，对不同案件的差异化程序处理是关键。浦东新区检察院办理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刑案件中，危险驾驶罪占比最多，达到总案件数的17%，而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的案件，危险驾驶罪更是达到35%。然而，程序上的差异化处理，或者说程序分流标准，仍须以犯罪的实体严重程度为基准，如刑事诉讼法采取“依法可能判处刑罚”的标准，以启动简易程序或速裁程序等程序，在此情况下轻罪区分标准的缺失问题，又导致在程序上难以准确实现“轻重分离”，因此难以实现差异化处理。

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都应当关注轻罪治理区分标准这一轻罪治理体系构建的主线问题，理论研究应当回应司法实践对于轻罪区分标准的困惑，积极开展实证研究应对实体和程序的困境，推动形成清晰明确的轻罪区分标准。

轻罪治理体系应当一体化推进。轻罪区分标准的明晰是轻罪治理体系的基础性问题，落实到实践层面则还要充分考察和保证标准在刑事诉讼全流程的整体协调适用，这是轻罪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当前，司法实践已开展了许多探索。然而，实践的改革探索多处于“点”的层面，侧重各个环节阶段的优化，尚未基于“轻罪治理”这一命题形成完善体系，存在前后、内外的不协调问题，从结构性构建轻罪治理体系考虑，改革需要在“面”的层面实现刑事诉讼流程前后、内外的一体化推进。一是要实现实体与程序的一体协调。轻罪区分标准存在实体和程序上的疑难，并且在标准区分的运用上，存在刑事实体法侧重法定刑，刑事诉讼法侧重“可能判处刑罚”的拟宣告刑，推动轻罪区分标准的落实，应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在效果上实现实体和程序适用标准上的统一。二是要实现刑事诉讼全流程的一体协调。公检法司的职能定位不同，在推动轻罪治理体系构建的认识上可能存在不同倾向，对于轻罪区分标准的采纳也有不同的趋向，应协同推进理念更新和认识统一，一体梳理刑事诉讼各环节的既有标准，推动轻罪区分标准在诉讼中的协调适用，避免出现不同环节的标准矛盾。三是要实现治罪与治理的一体协调。轻罪治理是系统性工程，需要站在社会治理的全局视野，而不能局限于刑事诉讼程序内部，推动轻罪区分标准适用，要重视刑事诉讼的内外一体协调，将轻罪区分标准从刑事司法实务向社会治理传导，从而实现治罪与治理并重。

轻罪治理体系构建应彰显检察作为。轻罪治理存在轻罪区分标准的主线不明和刑事诉讼流程中适用结构不协调问题。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全流程，能以刑事一体化的法律监督视野审视刑事诉讼运行的整体态势。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检察机关在实证分析轻罪区分标准的要素和推动各环节标准适用协调上具有先天优势。而基于检察公益守护者的角色定位，检察机关参与轻罪治理，以依法能动履职能够有效地将刑事诉讼中所适用的轻罪区分标准传导至社会治理层面。在轻罪治理体系的构建上，检察机关能够且应当推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以检察作为实现改革的长效发展。一是推动轻罪大数据分析。随着数字检察深入展开，在推动刑事检察业务数据归集的基础上，应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罪名、罪刑结构进行整体分析，以提炼轻罪区分标准的常见评估要素，通过丰富“轻罪”区分的正面和负面评价要素，为轻罪治理相关立法设计提供论证支持。二是推动轻罪治理的一体化。检察机关可以协同公检法司对刑事诉讼各环节依次进行分析梳理，对立案、分案、轻重分离、羁押必要性审查、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不起诉、刑事执行、社区矫正等制度环节中涉及轻罪的区分标准进行分析协调，为立法设计和司法配套奠定基础。三是推动轻罪治理的现代化。检察机关以检察履职推动立法发展，将轻罪区分标准延伸运用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构建中。深化检调对接，推动实现多元化纠纷化解。加强行刑衔接，以检察建议等手段，促进堵漏建制和犯罪预防。完善前科制度，推动轻罪犯罪者的差异化改造。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优秀公诉人。本文系上海市检察官协会2023年重点课题《轻微刑事犯罪前科封存制度研究（SH2023305）》阶段性研究成果]

检察日报2024-03-12

天祝检察:“1234工作法”助力构建轻罪治理体系

新甘肃·甘肃法治报记者王建庆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近年来，天祝县人民检察院主动适应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积极构建完善轻罪治理体系，推行培育一个品牌、创建两个办案模式、签订三项机制、突出四个效果的“1234”工作法，将司法办案融入社会治理大局，化解基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轻罪治理有深度、有宽度、有温度。

培育亮点品牌实现治理高效能

天祝县检察院积极向上级检察院申报“推进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快速办理，构建完善轻罪治理体系”亮点品牌和轻罪治理实践创新研究课题，结合近年来在开展轻罪治理取得的良好成效，以创建亮点品牌为引领，积极转变理念，从事后监督向源头治理延伸，提升案件办理“三个效果”，实现检察办案与社会治理严密衔接。同时，将轻罪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深度融入具体办案中。通过公开听证、普法宣传、检察建议等方式，做好诉源治理，最大限度帮助案件当事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实现惩治犯罪与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

“按图索骥”模式趟出办案新路子

天祝县检察院通过建立“相对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办案模式，让拟不起诉人通过参加社会公益服务，使其付出应有的违法犯罪成本，深刻认罪悔罪，提升法治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达到惩戒与教育、治罪与治理的双重目的，从源头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该模式推行以来，40名相对不起诉人自愿签署《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承诺书》，监督符合条件的32名拟不起诉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490个小时，作出相对不起诉后未出现再犯罪的情况，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在依照法定程序、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实行“一站式二提前三简化四集中”办案模式，进一步优化了工作流程、缩短了办案期限，提高了诉讼质效。两种办案模式交叉运行，相得益彰，成为推进轻罪治理体系的又一路子。

“三项机制”打破壁垒凝聚合力

“推进轻罪治理现代化，必须机制制度先行，才能确保轻罪治理规范高效、行稳致远。”天祝县检察院检察长陈明德告诉记者，县检察院与县委政法委联合出台了《关于组织轻微刑事案件拟不起诉人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活动的实施意见》，与法院、公安局、司法局签订了《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实施办法（试行）》，联合县法院、公安局、司法局会签《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作配合机制（试行）》，为“相对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办案模式提供了重要依据，打破了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壁垒，进一步简化了轻微刑事案件工作流程，有效缩短了办案期限，节约了司法资源和办案成本，使轻微刑事案件从快办理“不降标准、优化程序、精简流程”，促使“案快结事快了”。进一步完善公、检、法、司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共享、部门会商、联动协作等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依法及时妥善处置，鼓励和引导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协商和解、调解等经济便捷、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的矛盾纠纷化解途径，防止矛盾纠纷扩大或者激化。

“四个突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针对轻微刑事案件事实清楚、社会危害性小、和解可能大的特点，天祝县检察院通过突出高质效办理、突出“案结事了人和”、突出专业化办理和突出行刑反向衔接，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过程中，“当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轻微刑事案件全部迅速准确导入快速办理机制，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通过检察听证、带案下访、刑事和解、追赃挽损等方式，有效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促进修复社会关系。积极打造轻罪刑事案件速裁办案团队和“格桑花”未检团队，进一步打通了各办案单位的沟通联系渠道，办案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前两个月，已适用速裁程序案件3件，同比增长300%。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向行政执法单位依法提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意见，杜绝“不刑不罚”，消除行政处罚“盲区”，实现行刑衔接闭环管理，扎实做好不起诉案件“后半篇文章”，形成依法综合履职、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效应。

甘肃法治报2024-03-20

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治罪与治理并重

专访最高检检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治罪与治理并重

轻罪大幅上升，重罪大幅下降。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轻罪治理成为关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的时代命题。

当前，检察机关在轻罪治理方面已做出哪些探索？取得怎样的成效？从长远来看，轻罪治理还有哪些问题有待解决？全国两会期间，记者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

轻罪案件大幅上升，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

新京报：《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时代背景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苗生明：轻罪治理越来越引起重视，是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的不到55%上升至近年来的85%以上。轻罪案件大幅上升，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这是刑事司法的客观实际和时代背景。

党的二十大强调“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研究轻微刑事案件出罪入罪标准，促进构建治罪与治理并重的轻罪治理体系。

轻罪案件直接关系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显然，加强轻罪治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的轻罪治理体系，推动刑事诉讼模式向更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转型，是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执法司法机关及社会各方面需要共同面对、回应的时代课题。

新京报：我们该如何理解轻罪治理“体系”？为何要“治罪与治理并重”？

苗生明：构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突出体系性，既要关注轻罪的刑事立法、刑罚适用、附随后果、犯罪记录制度等刑事实体问题，也要研究轻罪案件的程序分流、认罪认罚协商机制、证明标准、轻罪转处后的配套保障机制等刑事程序问题，还要研判畅通行刑衔接，推进诉源治理的创新举措。

打击是治罪的基本方式。我国传统治罪模式强调从严打击犯罪，忽视对犯罪原因的分析和对滋生犯罪环境的治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打击、轻治理”现象，不仅造成治理越来越困难，还带来了不少打击“副产品”。尤其对于人身危险性低、主观恶性小的轻微刑事案件，过于强调打击只会带来更多的衍生案件及矛盾。

因此，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界限，依法慎重使用刑事打击手段，防止出现“重打击轻预防”。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目的在于促进少发生案件、不发生案件，老百姓打赢了官司是高兴，不涉案、天下无讼才是幸福。

积极推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新京报：在构建轻罪治理体系过程中，最高检做了哪些工作和探索？取得怎样的成果？

苗生明：总体来看，近年来，全国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主动适应犯罪治理新形势，在推进轻罪治理实践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检察机关将轻罪治理作为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

比如，最高检积极推动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轻微犯罪落实依法少捕慎诉慎押的具体工作要求，刑事案件不捕率从2019年的22%上升至2023年的41%，不诉率从2019年的10%上升至2023年的26%；持续推动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带动一系列主要面向轻罪的政策理念和制度机制创新；印发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会同公安部印发关于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部署开展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试点，指导各地运用数字监管方式提升非羁押强制措施适用效果；制定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等规范，发布典型案例，指导基层一线通过办案化解矛盾、促进治理。

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少捕慎诉慎押指导性意见正在研究中

新京报：应对轻罪化趋势，我国逐步确立完善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在轻罪治理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苗生明：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刑事政策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既强调对一切犯罪分子必须严肃依法惩处，也强调要根据犯罪不同情形，实行区别对待。

二是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处于转型期，刑事案件发案率急剧增多，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为扭转社会治安形势，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针对严重暴力犯罪从严打击的“严打”刑事政策被正式提出。

三是新世纪初期，在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确立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有度，罚当其罪。总体看，我国刑事政策大多数情况下都重视对犯罪行为的区别对待，即便单方面强调“从严”的“严打”政策，起初主要针对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重大犯罪。只是在执行中，这一政策理念被扩大到几乎所有犯罪，当然也包括轻罪，导致实践中不分情节轻重，构罪即捕、构罪即诉的倾向。

应当说，伴随我国轻罪化趋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轻微犯罪也逐步趋向于宽缓，为轻罪治理提供了刑事政策指引。比如，对于轻微犯罪案件以及其他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嫌疑人，特别是社会危害较轻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体现轻缓的政策导向。

当然，宽严相济绝不是一味从宽，少捕慎诉慎押更不是“不捕不诉不押”。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犯罪，必须落实当严则严，依法追诉、从重惩处；对于虽然罪行较轻，但情节恶劣、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要体现从严精神，依法予以追诉。

当前，最高检正立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少捕慎诉慎押的指导性意见，把依法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具体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其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

现行刑法中不存在轻罪和重罪的区分

新京报：对于“轻罪”的界定，目前我国采用怎样的标准？界定标准的不同对于轻罪治理有何影响？

苗生明：相对于具有轻罪和重罪区分传统的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轻罪和重罪传统，现行刑法中也不存在轻罪和重罪的区分。

目前我国关于轻罪和重罪概念是由学界界定或者实务上区分的，并不存在法定标准，相对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把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拘役的犯罪界定为轻罪。

个人认为，以法定刑为标准区分重罪与轻罪具有合理性，也便于司法实践中掌握。而且从长远看，我国立法上还是应当区分轻罪与重罪，通过犯罪分层，适用不同的刑事诉讼程序与处理方式，以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从刑事政策角度，区分轻罪与重罪也有利于对犯罪进行分类、分层治理，更好地实现预防犯罪。

完善违法与犯罪梯次治理模式

新京报：对于构建轻罪治理体系，目前有哪些基本思路？

苗生明：轻罪治理的基本思路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求，坚持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治罪与治理并重。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在实体上，依法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界限，借鉴醉驾治理经验，加强对当前发案量大或者不捕不诉率高的一些轻微犯罪，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等入罪标准和犯罪治理研究，完善违法与犯罪梯次治理模式，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因素。

在程序上，完善轻微犯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实现轻罪案件又好又快办理。针对近年来检察机关依法依政策对微罪不起诉案件数量大、增幅快，尤其需要落实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追究，健全完善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做到对行为人情节轻微的，刑责可免，但民事、行政法律责任必究。

在政策理念上，全面准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依法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办理轻微犯罪案件的具体工作要求，进一步明确其适用范围、标准和程序。

在犯罪治理和社会治理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公平正义的作用，在检察办案各环节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新京报：长远来看，从入罪、出罪到犯罪前科制度，是否需要做出调整，以更好适应轻罪治理体系建设？

苗生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确实存在将一般违法、行政违法行为拔高认定为犯罪问题，反映出对轻微犯罪入罪标准把握不严、出罪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当前轻微犯罪群体越来越庞大，犯罪后不仅要承受刑罚的不利后果，还要承担严重附随后果，如在就业、入学、入伍，甚至子女成长等方面均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这一现状不仅影响犯罪人再次融入社会，也会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接下来，在轻罪治理中，一方面应当遵循我国违法与犯罪分层追责与二元制裁模式，依法准确把握轻罪入罪标准；另一方面要畅通出罪渠道。当前，需要重点梳理评估实践中关于轻罪罪名入罪标准把握是否适当问题，推动修改或者进一步明确部分罪名的追诉标准，避免不应作为犯罪评价的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此外，完善轻罪治理体系还涉及犯罪前科制度以及相关附随后果问题，对于后者如何适应犯罪结构变化，体现罪责自负原则精神，有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推动，社会各界也有呼声，应当纳入完善轻罪治理体系一并考虑。

新京报2024-03-08

襄州区：侦查监督+协作配合 绘就轻罪治理新“枫”景

为积极适应刑事犯罪结构新变化，提升轻罪案件办理质效，襄州区检察院牢固树立系统思维，严格落实上级部署，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以下简称“侦协办”）的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为依托，打造轻罪治理新“枫”景。

优化制度供给

焕发轻罪治理“新活力”

“探索在侦查阶段开展社会公益服务，不仅提升了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办案效率，也有利于修复社会关系、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立面，降低案件附随成本。”

2024年3月20日，襄州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侦协办召开座谈会，就轻罪案件在侦查阶段开展社会公益服务进行探索。

会后，襄州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共同会签了《侦查阶段开展认罪认罚案件社会公益服务工作方案》。该方案首次将社会公益服务关口前移至侦查阶段，适用罪名由危险驾驶、交通肇事拓展至其他轻罪案件，开展公益服务案件范围也从单一的不起诉案件延伸至可能判处缓刑乃至轻刑结果的案件，将犯罪嫌疑人自愿参加社会公益服务的质效作为考量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的依据，旨在实现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促进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

上述做法是襄州区检察院加强轻罪治理实践探索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院针对轻微刑事案件入罪标准把握、立功材料出具等问题，协同公安、法院探索形成《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的协作意见》《关于规范出具立功证明材料的意见》等多份规范性文件，坚持以制度先行，厘清意见分歧，规范证据标准，跑出轻罪治理“加速度”。

凝聚共识合力

释放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新动能”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襄州区检察院坚持凝聚共识、同向发力，依托侦协办组织开展案件会商、同堂培训、联席会议等，加强协商交流，统一执法司法尺度。如“两高两部”出台《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后，侦协办适时召开检警联席会，就刑事立案标准制定、逃逸情节认定、新旧衔接期间案件处理等问题形成一致意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上级部署。

同时依托信息共享机制，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一方面严把轻微刑事案件“入罪关”，坚持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通过侦查监督及时明确取证重点，规范取证流程，补证瑕疵证据，形成完备、严密的证据链条；另一方面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案件，加强检警协作配合，综合考量全案事实，督促引导犯罪嫌疑人主动修复受损法益。如在张某交通肇事案中，因多车连环撞击，肇事者不服事故责任认定，拒不赔偿。

经侦协办联合会商，共同开展释法说理，厘清涉案事实，最终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在案件提起公诉前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促成双方和解。

延伸履职触角

提升协同治理“新质效”

“建议你们加强监管，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防止此类案件再度发生。”检察建议送达现场，承办人叮嘱道。在一起校车司机危险驾驶案中，承办人发现公安机关在吊销犯罪嫌疑人李某驾驶证时未按要求及时将其醉驾信息告知教育主管部门，致使李某未被及时清退，再次醉酒后驾驶校车，给师生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案件办理中，承办人积极能动延伸履职，通过侦协办查询公安机关警综平台相关数据，摸排类案信息，就校车运营监管薄弱环节向公安机关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协同开展专项治理，做好轻罪案件办理的“后半篇文章”。

同时，襄州区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履职优势，强化各业务部门协调联动，依法移送刑事案件中发现的行政违法监督线索和公益诉讼线索，以“1+N”融合履职促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据悉，2023年，襄州区检察院就轻罪案件办理中发现的监管漏洞或倾向性问题，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5件；深化行刑反向衔接，避免“不刑不罚”，针对不起诉案件制发《检察意见书》12份，轻罪案件的同向治理、协同治理初见成效。

通讯员潘峰、丁颖

湖北日报2024-03-26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推动类案普法宣传 强化轻罪诉源治理

近年来，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轻罪案件数量不断增长，刑事犯罪结构向“轻罪化”转变，类型化趋势凸显。面对犯罪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轻罪治理已成为犯罪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主动调整工作理念、思路、方式，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强调宽缓化处理，减小“犯罪打击面”，积极拓展诉源治理范围。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同时，通过数据模型分析各类案件结构情况、案件特点、案件趋势、各街镇案件数量情况等，用数据客观、直接反映出社会治理难点、漏点，精准开展源头治理。

通过数据分析对比，发现每年第二季度故意伤害案发案数量较高，多数因民间土地纠纷及琐事口角引发。为此，检察干警在春耕前深入案件多发区域开展普法宣传，发送“宣传单”，并利用社区街道、村屯网格管理模式，通过微信等通讯工具开展基层普法宣传，激活法治“神经末梢”，打通检察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下一步，北镇市人民检察院将持续深化检察轻罪治理模式建设，在高质效办理每一个轻罪案件的同时，充分开展轻罪诉源治理和社会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不断优化区域法治环境，为助力平安北镇建设和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北镇市人民检察院 2024-03-29

高台县检察院：推进轻罪案件办理新模式 多维度落实高质效办案理念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台县检察院以不起诉轻罪案件为抓手，多措并举深入贯彻落实高质效办案理念，积极探索轻罪案件办理新模式，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坚持宽严相济，强化案件依法办理。本院在办理危险驾驶、盗窃、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轻罪案件时，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积极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罚当其罪。2023年以来，本院依法对76件92名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最大程度减少社会对立面，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

做好行刑衔接，落实非刑罚处罚措施。对轻罪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本院坚决杜绝“一放了之”，而是结合案件全面审查，确需对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托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及时向行政检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审查后发出行政处罚意见书移送行政监管部门。2023年以来，本院针对21名被不起诉人向行政监管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实现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无缝衔接，确保行政监管部门后续处理于法有据。

加强类案梳理，主动参与社会治理。针对办理不起诉轻罪案件中发现的行政监管部门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问题，本院会同农业农村部门深入调查核实，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改进措施，有力推动行政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通过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问题隐患，促进诉源治理。

完善公益服务，推进轻罪治理模式。积极开展拟不起诉犯罪嫌疑人自愿参加社会公益服务活动，明确参与社会公益服务的应当具备的条件和案件类型，设定完成社会公益服务的标准和要求，规定相关单位担负的监督管理责任，将犯罪嫌疑人参与公益服务活动表现作为其认罪认罚态度的评判标准，做到考量具体化、可视化，为检察办案提供依据和参考，积极探索轻罪刑事案件“不起诉+社会公益服务”办案新模式，切实做好不起诉的“后半篇文章”。

高台县检察院2024-03-28